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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我的书房“沉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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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28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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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我的书房“沉思斋”
叶永烈:我的书房“沉思斋”
2010年02月20日 作者:叶永烈 来源:中国教育报
科学与文学之间,似乎总是隔着一条鸿沟。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今天的青年中,重文轻理的不少,重理轻文的却更多、更普遍。历史已经证明,这对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叶永烈
第一次投稿的影响力
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写书的人——作家,这得从我11岁时第一次投稿的故事说起。
我的家在温州市中心。离我家不远处,是《浙南日报》社(今为《温州日报》)。报社,门口有一只绿色的大木箱高挂着,上面写着“投稿箱”三个白色大字。我常常从那里经过。我不知道这“投稿箱”是什么意思。听别人说,只要把稿子投进箱子,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登出来。我不由得心动了。每当我走过那只投稿箱前,那箱子仿佛在向我招手。
正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我,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写了一首小诗。写好以后,我踮起脚,把稿子悄悄地投入那只在我看来颇为神秘的箱子里。
过了几天,我收到平生第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铁井栏29号,叶永烈小朋友收”,下方印着“浙南日报”四个红色大字。我至今珍藏着那个信封以及那封信。信的正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你的稿子收到了,已经读过,很好,我们要把它放在下一期报上(《人民生活》副刊)登出。登出以后,一定送一张当天的报纸给你,好不好?还有稿费。希望你以后多多写稿子寄给我们,我们十分欢迎。稿子写好后可以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或者你自己送来都好。你在什么学校读书?几年级?有空望多通信,把你自己的感想告诉我们。”
我看完这封信,心儿怦怦跳着。我真想去见见给我写信的人,可是,我年纪小,胆子小,不敢去,也不知道给我写信的,究竟是编辑叔叔、伯伯,还是编辑阿姨。我只看见信末盖着长方形的蓝色公章。我写了一封回信,回答了信中的问题。信,还是扔进了那只神秘的大木箱。
10来天之后的1951年4月28日,我放学回家,爸爸笑容可掬地唤我:“阿烈,快来看报纸。”
啊,见报了!这首小诗总共只有70个字,今天读来,就像见到自己小时候嘴里含着手指的照片一样。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顺口溜,是按照温州话押韵的,而且充满着当时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毕竟是我创作生涯的起点。
这首小诗,也就成了我的处女作。后来,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入会表格上有一栏“何时开始发表作品”,我就写上“1951年4月28日”。这首小诗的发表,成为我一生创作的起点。
第一次投稿,就幸运地遇上一位热心的编辑,就顺利地发表在报纸上,这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游书池”和鞋店老板的幽默
我的藏书太多,胜过一家普通的图书馆。
我看中现在所住的这套房子,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开发商送了一层顶层,上面有一个带屋顶的30多平方米的私家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可以放水一米多深。
在洗净游泳池之后,我并没有用来游泳,而是把这个私家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朋友们戏称为“游书池”。这样,我除了有书房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室。
我把几万册藏书,存放在这个私家游泳池里。在我看来,既然这个游泳池可以承重一米多深的水,当然也就可以承受几万册藏书的重量。
把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在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之中,我大约可以算是唯一的一个。
我在这个藏书室里放了一张可以半躺的沙发,专供空余时读书之用。在搬家时,我把所有的书整理了一遍,发现在我的藏书之中,还有不少好书来不及读。我把这些书堆放在沙发旁的条几上,读过之后才放入书柜。
在游泳池里读书,成了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在那里,我大有“日坐书城”之感。沙发旁的条几上,放着墨水笔。看到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我用笔做阅读记号,或者把那一页的页角折起来,便于日后查看。
游泳池里原本空空如也。为了能够藏书,起初我买了10个两米高的现成的玻璃书橱,但还不够用。为了挖掘潜力,我决定再定做10个书橱,分两排放在游泳池中央。
这一回,定做10个书橱,闹了个大笑话:我把上次做过的书橱的图纸,给了另一个家具公司。我以为,反正上次已经做过,只要照图纸做,错不了。
当那个家具公司把书橱运来,却令我傻眼了:我曾精确计算过,按照图纸做,书橱里正好竖放一本大32开的书,可是,这一回做的书橱,却无法放进大32开的书,只能横放了!
为什么呢?因为家具公司擅自修改了图纸,给书橱装了脚,而高度不变,这样就使每一格的高度缩短了。
家具公司为什么不征询顾客意见就擅自修改图纸呢?
家具公司老板的回答,语出惊人:“我以为你是开鞋店的,定做鞋柜!”
他怎么会把我当成鞋店老板呢?
原来,此前有一位鞋店老板,曾经向他定做了一批鞋柜,式样跟我定做的柜子差不多。于是,家具公司老板就以为我也是开鞋店的。鞋柜是有脚的,所以他就做成有脚的。至于这么一来缩短了每一格柜的高度,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因为放鞋子嘛,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
家具公司老板来到我家的游泳池之后,看到有那么多的书柜,这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误。他自言自语道:“我想不到,你定做的柜子是用来放书的。除了图书馆之外,谁家里会有那么多的书,会定做那么多的书柜!”
怎么办呢?这位擅自修改图纸、想当然的家具公司老板,抓了抓头皮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擅自修改图纸。这样,我再做两个书柜送你,算是道歉吧!”
我答应了。对于我来说,反正书橱多多益善。就这样,游泳池中央的书橱增加到12个。加上游泳池三面的17个书橱,竟然安放了29个书橱。
从此,我在家中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书城”。
学问要专,读书要杂
从借书、读书、写书,到成为作家,我的一生始终与书为友。
书,人人都读,但是读书之法各有不同。我对于不同的书,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
通常,我把要读的书,分为两大类,即泛读类和精读类。我的读书方法是泛读与细读相结合。
泛读类的书籍,大都是“闲书”。我这人读书甚杂,什么书都喜欢翻翻。读这类书,我的阅读速度很快,可以说是“一目十行,快速扫描”。我阅读开“特别快车”,开着,开着,有时候来个紧急刹车,细看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待仔细看过了,再开“特别快车”。因为要读的新书实在太多,有时书只能这样泛读、略读。
我也喜欢看惊险小说,只是我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看这类书,我往往倒过来看——先看末尾,知道了“谜底”,再从头飞快地看下去,看作者如何又独运匠心巧布迷阵。我要看“门道”,而不只是看“热闹”。我读克里斯蒂的小说,大致上都是这么倒着看的。
有参考价值的书,我起码看两遍。第一遍泛读,有个总的印象。过些日子,再看第二遍。这一遍偏重于看“门道”。一边看,一边想: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人物?为什么这样结构故事?
读名著,我手中总拿着笔,随手画下各种阅读记号。有时,把最重要的几页书角折起来,便于今后查阅。有的文学名著,如《红楼梦》等,已看过好多遍,闲时常爱“跳读”——随手翻几页,细细揣摩一番。下一次,则翻看另几页,每次看一点,犹如看“折子戏”。
至于工具书,我买到之后,着重看目录,知道书的内容以及查阅方法,然后“养”起来。要用的时候,拿出来查阅——“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我几乎每天要查一两次《辞海》。《新华字典》、《英汉辞典》已经翻烂了。很多人以为《新华字典》是给中小学生看的,作家怎么也看这种书?我却以为,作家也常写错别字,而作家写错一个字,会影响成千上万的读者。所以只有常查《新华字典》,才能尽可能避免讹误。
我以为,一个人千万别囿于自己专业的狭窄范围,不能只看专业书。有空,随手翻翻各种闲书,拓宽知识面,会有收获,会有好处。学文的读点理,学理的看点文,力争文理兼优。
《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这句话移来形容文学与科学的分与合,也是十分恰当的。
在古代,文学与科学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人集作家、科学家于一身: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既是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学家,又是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医学家。他既写了《政治学》、《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也写了《物理学》。
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象仪(也叫“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但他也是作家,写出了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二京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等。
明代的李时珍是著名的医学家、药物学家,却写出了《过所馆诗集》,还写了《唐律》一书。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他的油画《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又是一位贡献颇多的科学家。达·芬奇在解剖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军事、水利、土木、机械工程等方面,都有建树。
十八世纪俄罗斯学者罗蒙诺索夫,在文理之间穿梭,学识极为渊博。他既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矿物学家、医学家,又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乐家、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科学与文学之间,似乎隔着一条鸿沟。人们总是把它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界”——科学界与文学界。就连报考大学,也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科”——理科和文科。
分“界”、分“科”是需要的,但绝不是分“家”。科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对于正在走向成才的中学生来说,应当文理并重。即使是大学生,学理的应当懂点文,学文的应当懂点理。文理相通,只有懂理又懂文,成为全面发展之才,才会在事业上获得丰硕的成果。在今天的青年中,重文轻理的当然有,重理轻文的却更多、更普遍。历史已经证明,这对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叶永烈)
《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叶永烈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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