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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经典哲理语句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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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1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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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经典哲理语句摘录
周国平经典哲理语句摘录
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时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在我看来是道出了哲学的根本使命，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
苏格拉底的结束语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哲学家的幽默和达观跃然眼前。莫洛亚引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话说：“爱情的十分之九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
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爱和孤独都是享受。莫洛亚这本书的结尾句是说得很精彩的：“若将幸福分析成基本原子时，亦可见它是由斗争与苦恼形成的，唯此斗争与苦恼永远被希望所挽救而已。”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把这个观点运用到读书上，爱默生提倡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记当作注解；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几乎一切创造欲强烈的思想家都对书记怀着本能的警惕。蒙田谈到“文殛”，即因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力。叔本华把读书太滥譬作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一个愚钝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对他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不过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
每人都是一个神，然后才有奥林匹斯神界的欢聚。
爱默生说的漂亮：“当一个人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时候，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够浪费在别人阅读后的抄本上。”
有两种自信：；一种是立志上的狂妄自大，永远自以为是，自我表现感觉好极了。
半人半神走了，神就来了。
人类精神的逆反形式：大智若愚、大善若恶、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严肃若轻浮。
丑角也许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
正经不是严肃，就像教条不是真理一样。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灵性是心灵的理解力。有灵性的女人天生慧质，善解人意，善悟事物的真谛。她极其单纯，在单纯中却有一种惊人的深刻。
寄旅和漫游深化了我们对人生的体悟：我们无家可归，但我们有永恒的归宿。
艺术境界和魔术境界都近乎游戏。区别仅在于，在艺术境界，人像孩子一样忘情于游戏，现实融为一体。在魔术境界，两者的界限是分明的，就像童心不灭而又饱经沧桑的成年人一边兴致勃勃地玩着游戏，一边不无悲哀地想，游戏只是游戏而已。
诚然，和历史、宇宙相比，一个人的生命似乎等于零。但是，雪莱说得好：“同人生相比，帝国兴衰、王朝更迭又算得了什么！”
一味执著也和一味悲观一样，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著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但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我们宁愿怀着从容闲适的性情玩味它，而不要让过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占有了我们，使我们不再有玩味的心情。
不过，深刻更在于，无论获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内心蕴藏的悲观，因而终能以超脱的眼光看待这成功。如果一种悲观可以轻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断定那不是悲观，而只是肤浅的烦恼。
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头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
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
由此可见，无聊生于目的与过程的分离，乃是一种对过程疏远和隔膜的心境。
生命害怕单调甚于害怕死亡，仅此就足以保证它不可战胜了。它为了逃避单调必须丰富自己，不在乎结局是否徒劳。
神话衰落，哲学兴起，人要自己来解释和安排一切了，他几乎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就发现了自己力不从心。面对动物或动物般生活着的芸芸众生，觉醒的智慧感觉到一种神性的快乐。面对宇宙大全，它却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不得不承受由神性不足造成的痛苦。人失去了神，自己却并不能成为一个神，用爱默生的话说，只是一个破败中的神。
我们终于怅然发现，与时光一起消逝的不仅是我们的童年和青春，而且是由当年的人、树木、房屋、街道、天空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中也包括我们当年的爱和忧愁，感觉和心情，我们当年的整个心灵世界。
塞涅卡说：只有不愿意理屈才是被赶出，而智者愿意，所以“智者决不会被赶出生活”。蒙田说：“死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等候我们，让我们到处都等候它吧。”斯多葛派哲学家完全听不见灵魂的呼声，他们所关心的仅是人面对死亡时的心理生活而非精神生活，这种哲学至多只有心理策略上的价值，并无精神解决的意义。
人人都得死，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呢？大约是两点：第一，死是公正的，对谁都一视同仁；第二，死并不孤单，全世界都与你为伴。
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本能地把世界看作他的自我产物，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他的自我有一天会毁灭，而作为自我的产物的世界却将永远存在。
对死的思考推动人们走向宗教，而宗教的实际作用却是中指这种思考。从积极方面说，宗教倡导一种博爱精神，其作用也不是使人们真正相信不死，而是在博爱中淡忘自我及其死亡。
面对永恒的死，一切有限的寿命均等值。随想：哲学总是在以各种神秘的姿态诱惑着我们人类思想的前行，而哲学背后的指示者就是世界。然而一旦诱惑成功，它却又立即嘲笑人类智慧的愚昧与无能为力，它让我们矛盾，在矛盾中悲观，却也滋生出超脱；悲观的便成了可怜的无谓的牺牲者，超脱的便成了它手中不安分的精灵。
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人为，爱名声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尚可激励他们上进，对于成年人就不合适了。
能被失败阻止的追求是一种软弱的追求，它暴露了力量的有限。能被成功阻止的追求是一种浅薄的追求，它证明了目标的有限。
圣徒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智者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诚然，抱着过时的信仰不放，或者无信仰而装作有信仰，都是可悲可笑的，不妨调而侃之，哈哈一笑。可是，当我看见有人把无信仰当作一种光荣来炫耀时，我再也笑不出来了。
昆德拉：“明天当自然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谁会发现呢？……末日并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许没有什么比末日更为平静的了。”我知道他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和自然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整个心灵生活。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图自救、不复寻求生命意义的那一天到来的。
活着的往事——这是灵魂之所以具有孕育力和创造力的秘密所在。
圣埃克絮佩里创作的童话中的小王子说得好：“使沙漠显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
未完成让很多东西看起来很伟大很完美。包括文学作品，也有婚姻爱情。很多东西如果停止了追，就失去了意义，魅力也随之而去。
不要试图求得别人的理解也不要试图去完全了解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失尊重的。在我看来，后者倒像是把对方当成了研究对象。所以倒不如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给予对他人的信任，岂不落的双方都轻松？
未完成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未完成的心态中和死亡照面，他又会感到突兀和委屈，乃至于死不瞑目。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人生中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无论死亡何时到来，人生永远未完成，那么，我们就会在生命的任何阶段上与死亡达成和解，在积极进去的同时也保持着超脱的心境。
死神喜欢蹑行，当我们听见它的脚步声时，我们甚至来不及停住唇上的生命之歌，就和它打了照面。
沉默是绝望者最后的尊严。沉默是复仇者最高的轻蔑。
……又问他（苏格拉底）葬礼如何举行，他笑到：“如果你们能够抓住我，愿意怎么埋葬就怎么埋葬吧。”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时，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亚里士多德说：“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的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
殊不知在人类历史上，以救主自居的世界征服者们造成的苦难远远超过普通的歹徒。
我甚至相信，人最接近上帝的时刻不是在上帝向人显示奇迹的时候，而是在人认识到世上并无奇迹却仍然对世界的美丽感到惊奇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渴望爱？我们心中为什么会有爱？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都是孤儿。
韩愈把毁谤的根源归结为懒惰和嫉妒。
有两种自卑。一种是面对上帝的自卑，这种人心怀对于无限的敬畏和谦卑之情，深知人类一切成就的局限，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忘乎所以，不会狂妄。另一种是面对他人的自卑，这种人很在乎在才智、能力、事功或任何他所看重的方面同别人比较，崇拜强者，相应地也就藐视弱者，因此自卑很容易转变为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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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20 01:50
性情周国平
本报记者 雷玲
“活出真性情。”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阶段，周国平总是用真实的所作所为有声无息地、执著地、超脱地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决不说假话，对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
根本的诚实
这是一个不能用年龄来界定的人。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包括我自己。”再过8个月就60岁的周国平说这句话时，神态像孩童般诚实无忌。如果你读过他的书，或者有机会与他面对面交流，你会有同感。
“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这是周国平80年代后期先后结识的两个画家朋友刘彦和广义对他的评价。这俩人如今一个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安心地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一个已成为中国现代画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依然与周国平保持着多年的友情。
“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周国平说。
“我相信我显得年轻主要不是得益于外貌，而是得益于心态。”周国平还未出来就引起众多媒体大势炒作的自传《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的自序《我判决自己诚实》中，向人们这样解读。
今天说起这本书，周国平已然很平静：“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盯着书中的隐私部分大势炒作，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我“自炒隐私作卖点”，有说我“不甘寂寞作秀”，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是很严肃地来做这件事情的。我相信喧嚣过后，读者会自有公论。”
“正像我在序中所写的那样‘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称作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我的目的是给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个坦诚的交代。”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决不说假话，对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这不仅是我写这本书的态度，也是我做人的准则。”
其实，这些观念，在周国平早期的随笔中就可窥见一斑：
“我最憎恶的品质，第一是虚伪，第二是庸俗。虚伪是一种冒充高尚的庸俗，因而是自觉的庸俗，我简直要说它是有纲领、成体系的庸俗。单纯的庸俗是消极的，虚伪却是积极的，它富有侵略性。”
“在不能说真话时，宁愿不说话，也不要说假话。”
“如果不说话也不能呢?那就说真话吧，因为归根到底并不存在绝对不能说真话的情况，只要你敢于承担其后果。”
周国平的根本诚实还可以从生为上海人的他谈上海中得以佐证：“许多上海人强烈地留恋上海，相信全中国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没有这种上海情结。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从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当时我还缺乏对比，但我肯定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上海的某种缺陷。比如说，周围的乘客在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我感到的不是亲切而是隔膜。尽管我讲了十七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讲普通话自如。每当我试图用上海话表达内心体验或哲学思辨时，我就会因为辞不达意而结巴。上海话是一种市井语言，只宜用来谈论衣食住行，不适于表达精神内容。”
于是有人说，周国平是一个有孩童心灵，有少年敏感，有青年激情，有长者睿智的人。
▇“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
与命运结伴同行
“我跟在一个灰色的人影背后走人生的路，这个人影就是郭世英。我从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转过脸来，脸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痛苦的。”在北大读书时，周国平写过类似一篇短文。
在周国平的自传中，相当重的一笔都在谈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
“他是影响我一生的人，我的精神的追求方向是在他的影响下奠定的。”“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他本是一个孩子般赤诚的人，只因对于精神事物过于执著，才常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宁愿像他那样痛苦，也不愿像别人那样满足，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是充实，别人的满足其实是空虚。”无论是在周国平的书中，还是与他交流，他都反复表达了同一种意思。
时隔40多年，回忆起1968年4月得知郭世英死的情形，周国平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2岁以前我从来没有经历很亲近的人的死亡。他的死让我感觉到什么都没有了。可以说他的死标志着我的青年时代的结束。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更坚定了我追求精神生活的信念。“
绝望的他烧掉了22岁前的所有日记，艰难地从零开始。
从23岁到33岁，整整十年，周国平生活在南湾湖农场和广西的资源县。“那时，我的心情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迷惘，悲哀。”周国平说。
“公路上走来一男一女，男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肩扛一袋大米，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走着，女的背一个破书包，手拿一瓶食油，跟在后面。这是我和我的妻子吗？我们就这样地走下去，一直走到老吗？”——这是周国平自传中描述资源那段日子的一个片段。
“我当时真的以为我会一直这样下去了。在当时的环境中，我所面临的危险是双重的，既可能被环境改造成一个像动物那样活着的庸人，也可能主动地适应环境去追求表面的成功。”这段历史显然给周国平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所以周国平向记者讲述的时候，似有万千感慨：“我真的很感谢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开放。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可能仍在资源过那种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的日子。”
其实，作为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周国平一到当地就显露出不凡的才华，他是当时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中总结材料和文书写得最好的，也因此颇受当地领导的看重。可是整天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对周国平来说太难了。所以，当他同批去的同学一个个从小县城升到了市里、省里时，他却从县委“下放”到了县党校。
1978年10月，周国平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研究生，重返阔别了十年的北京。这对周国平来说是一次新生：“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然而，两次婚变和女儿妞妞的死，90年代，发生了出乎周国平意料的事，他成了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妞妞的灾难，因为婚变，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对于磨难与成名，周国平淡然评价。
“回过头去看，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广西那段日子，我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那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定力。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处境恶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磨难和转折，使周国平对人生和命运有很多独特的感悟：
“命运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也就成了本质上不同的遭遇。”
“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
活出真性情
“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这是一次看到对一个女学生不公正处理时周国平冲着一个劝解他的朋友怒骂的。
在周国平的信念里，一个人，应当是活生生的人，一个真实的人。
尽管人生已经走了大半辈子，周国平的人生观自始自终没有变过：“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
在他看来，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因此，无论是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在他的为人处事上，始终向人宣扬着一种淡泊的信念。
“我每次哪怕争自己合理的权利的时候，人家不给我，我要去争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难受，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理障碍大极了，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周国平说，那些争权夺利的东西，他永远也学不会。
但周国平还是向记者“交代”了他“争”过的一件事：
“从社科院硕士生毕业，我一直与一个同事同住院里的一间地下室里。可是1983年这位同事的爱人调到北京来了，逼得走投无路的我就撬开了对面的那间地下室的门，结果一住就是五年，也没人来过问。最后我真正分到房子后，这间本来不属于哲学所的房子还因为我的占用而变成哲学所的了。从这点上说我还为哲学所争了间房子。”说起这段逼不得已的“争”，周国平开心得像个孩子。
因为这种不争，1994年就被评为研究员的他至今不具备带博士生的资格。“我也申请过，因为有人很认真地向我提出过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可是我申请之后没有下文，后来我就不再提了。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
对于为什么不让他带博士生，周国平仍很坦然：“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
因为这种坦然，对写作带来的名利效应，周国平如此形容：“一点儿没想到，就跟白捡的似的。”
“对于我来说，写作便是一种训练内在视力的方法。它促使我经常睁着内在的眼睛，去发现和捕捉生活中那些显示了意义的场景和瞬间。惟有灵魂君临才能把一个人的生活形成为整体。所以，我之需要写作，是因为惟有保持着写作状态，我才真正在生活。”在《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中，周国平这样写道。
在他看来，只有拥有了心智生活，一个人“才真正在生活”，才“活出了真性情”。
“不过，要是没有市场经济，我想我今天仍然是个倒霉蛋。”准60岁的周国平用6岁孩童顽皮的语调说。
采访手记
穷“追”猛“打”周国平
第一次见到周国平，是在北京二中的礼堂。他来给二中的学生们做“怎样拥有心智生活”的讲座，由于我迟到了一小会儿，我走进礼堂时他已经坐在台上开始他的讲座了。远远望去，一下子被他不太流畅的语调、略为局促的神态和稀奇古怪的手上小动作（看似他的手本来是要去扶一把眼镜，到了眼前却又变成了滑稽、不安地撸头发的动作）抓住，这与他睿智、灵动的文风极大的反差，加重了我对他的好奇——那些深邃的文字经历了怎样的思考和磨砺才流淌出来的？
讲座一完，我就随着一群学生涌了上去，好不容易挤到他坐的讲台前，却被无数拿着他的书排队等他签名的学生隔开，一等再等之后，终于瞅准一个机会上前去，举着一张名片介绍了自己，并提出了想采访的要求。他很认真地从刚签完名的书上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那你先发一个采访提纲过来吧。”
几天后，当我把采访提纲发过去之后，他却对我说他马上要出差，采访的事要等出差回来后再说。
在他说的回京的第一时间我的电话又打过去，约下了采访时间。到了约定采访的前一天，我再次打电话确定第二天的采访，却被告知，明天他要搬家，采访只能再往后推。没等听完他断断续续的解释，我打断他：“周国平老师，我是很认真地来准备这个采访的，您怎么能说变就变？”我听到一个老小孩儿急促、执著地申辩：“可是我真的是要搬家，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改采访时间的。我拒绝的采访很多，但我答应了的就肯定要守约。如果你不嫌我搬家乱，我们就定在后天吧。”
按约定的时间，我提前到了他家楼下，坐在车里正忐忑于是否提前上去，楼道里出来一个匆匆的身影。是周国平。我心中暗喜“这下你可跑不掉了。”我迎过去。他有些惊讶，“你已经到了？”又随和地说：“我去买包烟我们就上去。”
一进屋，他就对妻子郭红开玩笑：“我一下楼就被她截住了。”我被这话逗乐了，也开了个玩笑：“这叫穷追猛打。”
在他被搬得七零八落的家里，他全然没有那天在北京二中时的局促不安，“我一看到人多就紧张。”他很放松地告诉我，“在人少和熟悉的环境中我很健谈。”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的小女儿啾啾一直安静地在旁边独自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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