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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篇小说《腿里的蛇》(原载《当代》2010年第3期)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6 14:37
标题: 中篇小说《腿里的蛇》(原载《当代》2010年第3期)
中篇小说《腿里的蛇》(原载《当代》2010年第3期)
作者:桢理

  



郑玉在桃源镇采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插曲。采访对象要她超越采访,帮助他。这是一位参加工作不久,又有很大理想的小记者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省城,也就是女孩子的工作单位所在地,市民已经把记者,城管和中国足球队员,并列称为三种人,差不多想人人喊打;在桃源,老百姓看她的目光,还象看观音。

这真让人感动。

其时女记者面对男英雄,正想到一个词——葱管。对方笔直纤细,洁白如玉的一个鼻子和十根手指,给人印象深刻。即使在教授中,能长十一根葱管的男人,也不多见,何况,他只是一个施工员,更让人好感翻倍。

钟文明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在县城的一家私立建筑公司搞现场管理,有天下午,一块预制板从几米高处滑落,砸在了他的下半身,把他砸成了终生坐轮椅的人,和一个不能再做男人的人。工友们把昏迷的他送往医院后,纷纷作证,那一秒多时间内,钟文明除了大喝一声“闪开”外,还一把推开了自己一个手下,该工地上年龄最小的泥瓦工。泥瓦工不到十四岁,是劳动法界定的童工。出事后,老板就地把他打发回了家,自己则代替被救的男孩子,向县城电视台绘声绘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男人在镜头前抹着眼泪说,舍己救人的钟文明同志,永远是我们大发建筑公司的骄傲!

这句话后来刷在了他们工地的围墙上,醒目震慑着路上的行人。

在信息摄取过量的公众看来,此事也许不算新鲜,对于当事人来说,却不啻是人生最大的转折。钟文明很久以后还有点迷糊加虚脱,一个人的时候,老学了电影里的镜头,使劲咬手背,咬出一个椭圆的“手表”后说,痛了,痛了,我真的残废了。

口气很奇怪,猛一听起来,倒象是欢欣。

他住院期间,接受了省市各媒体共八次采访,出院回桃源镇后,又接受了县里和乡里各一次采访,加起来,刚好十次。十次后生活象打完水漂仗的池塘,归于家长里短。后来的一年多,除了亲朋好友还记得这个事,连镇上十米开外的邻居,也很少提起了,所以两年后的今天,省报记者郑玉因为做《英雄们,今安在》的大型选题,登门采访他,不仅令照顾他的姐姐慌张跑出去,说要到镇外三里的舅公家,捉虫子养的乌骨鸡煨柴火慢汤,款待女孩子(尽管女记者按照职业道德,一再企图阻止力气象牛一样大的钟大姐冲出门去),就连跟颁发见义勇为证书的副市长握过手的英雄,都象没见过世面的人一样,激动得清鼻涕直流。

郑玉体贴地掏出一包餐巾纸,撕开递给他,眼睛却尽量不看最大的那个葱管。而另外十根小葱管,一直在深蓝色的毛巾被上不停揉捏。毛巾被好象很久没洗了,搭在英雄萎缩的双腿上,灰蒙蒙的深蓝凸显了葱白。

你的皮肤真好。女孩子突然冒出一句,作为从“过去”转入“今安在”,或者刹住什么的引子。

嘿嘿,天天在家捂的。钟文明终于轻松了一些,葱管们放开了毛巾被。

郑玉又说,看了我们主任两年前写的报道,你当时说,嫂子人美心更美,在医院的几个月,端屎端尿,比七仙女还善良。女记者话还没说完,背后的光线却突然一暗,一股鸡屎混合口臭汗臭,伴随喧闹杂乱,铺天盖地而来。她转头一看,原来是钟大姐提了一只活蹦蹦的鸡子,杵在堂屋门口,大声说,不要提那个婊子,世上最毒,就是妇人心!





最大的葱管象开闸的泄洪口,一瞬之间,仿佛涌出了一个男人所有的生命汁液,也没能阻止姐姐翻云覆雨的嘴唇。两姐弟的长相反差太大了,女记者在心里问自己,这是不是民间传说的男生女相,女生男相?

在传说中,两种相都是好命的相,可面前的人却在愤怒控诉他们的命运。

显得弱势的弟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奈。他“哗哗”流着眼泪,“哗哗”流着鼻涕,虚弱地喊着,姐姐,姐姐,不要说了。这是记者,说了什么,都会被写在报纸上的……

做姐姐的便停下控诉,转过头来,顿号似的呵斥他,闭嘴,我就是要跟记者说,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晓得,那个婊子的心,有多黑。

姐姐,姐姐,你还是不要说吧,我……我……我还没想好……我……我……

钟文明的虚弱阻拦,竟有了点怂恿和怂恿之后又害怕的意思,至少女记者觉得。做姐姐的果然就更加铁了心,又呵斥他说,其实我也没想好!只是记者同志都亲自上门了,证明老天爷就是要让我胸口这闷气出出来,给我伸张正义。这是天意了,我还怕什么!

女记者注意到,她说了“我”,而不是她弟弟。

水性笔犹豫着,没有写下什么。双脚绑了谷草扔在角落的鸡,却继续挣扎乱叫,象在对抗他们的话。钟大姐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下嘴,走过去,一脚把鸡子踢进了厨房,“哐当”关上门,然后端了个小板凳,迅速走过来,“啪嗒”一下,坐在了郑玉旁边不到两尺处,把刚才断掉十几秒的话头,重新拣了起来。记者同志,那个婊子对我弟弟,简直是惨无人道。

呵呵,钟大姐,能不能不说那个词,直接说对方名字。郑玉微微侧了侧身子,温和地提醒旁边的“铁塔”(对方那个男相里面,包括一米八左右的身高,黝黑结实的肌肉,超过正常范围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体重等等,难怪女记者想到了铁塔。)

可以,可以,不过,要是不说婊子,我……我就好象说不下去了。

好,好,那你说。我也不是外人。以后,要是有别的记者来采访,还是说对方姓名才好。

我明白,我明白。谢谢记者同志。我就是晓得你不是外人,才这样说的。钟大姐说完,趁势推了一下郑玉。很家常,很亲热的轻轻一推。

但是,在接下来两个多小时的控诉中,她一直在不停地推着郑玉。她的肩,她的胳膊,她的乳房的上方。

女记者开始还显出了一些不适应和挣扎,不过,她想到以后跑基层,可能还会碰到更多一边说话,一边推你碰你的女人,也就忍了下来,算是工作之初的一种磨练。

而那个故事的男主角,见义勇为的英雄钟文明,却一直在旁边嘤嘤哭泣,间或响亮擤着鼻涕。他无助地看着口才了得的姐姐,象看着大人在切自己六指的孩子。知道该切,顺从伸了出来,放在砧板上,却又好象不知道切对了没有,或者,切了后会不会溃烂一样。唯一没考虑“痛”似的。好象六指已经打了麻药。

郑玉倾听记录之余,也不得不发现,那个最大的葱管,真是矿藏太丰富了。尽管,她在钟大姐叙述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三处,自己的鼻子,眼睛,也冲动地贡献了不少矿藏。

地上一片白花花的餐巾纸团,分布有致,天然成图,里面暧昧不清地藏着若干合理而肮脏的东西。那毛巾被的皱折里,也分担了一些。惟有钟大姐面前,什么都没有。

作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同情心也许是最紧要的。郑玉刚安慰完自己,那个钟大姐却想起什么似的,急刹车般,猛地停下了所有反复翻转,曝光,咀嚼的细节(关于另外一个女人的若干细节),大声道,哎哟,都一点过了,记者同志,我这就去煨鸡汤。女人立马站了起来。郑玉也就站了起来,一合本子说,不行,我还有事。


鸡汤到底没有喝成,女记者却了解了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一位身有残疾的英雄的伴侣,推卸了她应该负的责任。

只是这个推卸,来得太早了一些,按照以往的经验,至少要在五年甚至十年以后,正义和善良的激情,才会被日复一日残酷的生活消磨掉。等到那些本来的伴侣,或者男人成为英雄后出于崇拜主动上门要求做伴侣的女人决定逃离,被抛弃的一方一般选择的是隐忍,甚至不知真假地说着感激,说对方“的确不容易”,所以,这个普通的不义故事里面,又有两个不普通,那就是对方选择下手的时间太快(据说出院就开始了),出手太直接(那若干叙述的生活细节就是证据),由此激起了另外一方的愤怒。

尽管这愤怒,是由姐姐来表现的。

郑玉说有事情要处理,其实也是莫名地要“逃离”。逃离葱管,餐巾纸堆,还有鸡汤,或者铁塔,甚至无数的碰和推。她自己也说不清。来之前,女孩子已经在电话里很干脆地推掉了县里,乡里一切对口部门的接待。连住的桃源招待所,也是自己的差旅费支出。这让她显得象来挑桃源毛病的包青天。实际上,她不过是来宣传一个人,歌颂桃源的人杰地灵。

郑玉在弥漫着一股霉味的房间里给自己泡了碗方便面后,决定了一个事实——不把那个派生出来的故事,写进稿子。她吃完面坐在手提电脑前,还是按照主任的意思,在文章里暗示读者,英雄在和谐社会的大怀抱里,如鱼得水,生活充满希望。为了曲折表现这个意思,她在倾听中敏感接收到,钟文明回乡后,也有过几次到舅公家的养鱼塘钓鱼的事。这是一个腿残人最佳的运动方式,也是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和人民最好的证明。尽管花鲢白鲢们最后是舅公的网打上来的,但钟文明毕竟(不,肯定)笑了,而且吃了红烧鱼头,顺便还喝了柴火煨的乌骨鸡汤。

不需要更多的点,也不需要更多的想象和添油加醋,仅仅这些,足够完成主任赐给钟文明的版面,不超过一千字的方块。郑玉把稿子发回去后,想了想,又给主任的邮箱补了一封信,说自己要晚几天回去,算出差算请假,都行。

她当然是留下来帮助钟文明的。





按照钟大姐提供的地址,郑玉很快找到了郑琼花在县城的住址。

这是一个水泥和石块砌成的平房,躲在一长串跟它一样的,敦实,但不太成方圆规矩的平房中间。水巷子在县城的名声并不太好,它孤零零丢在城的边缘。里面的住户,也几乎百分之百是挤不进县城的临时居住者。水巷子的名声,被他们中部分人过于自由的生活带坏了。郑玉关于水巷子的知识还是来自钟大姐。钟大姐说,县城人都说,水巷子的人把你卖了,你还帮她数钱。这话似乎让钟大姐找到了某种铁证如山的东西。

郑玉在水巷子四十五号前,看到了整条巷子唯一抢眼的东西。一盆开得非常艳的粉红香水月季。绿叶红花被朴实地安排在屋外的墙根,阳光静静照耀着,竟有种很细节,很时光缓慢的意思。然后,郑玉就看见了她要找的女人,英雄的前妻子。她穿着颜色混沌的旧棉绸睡裙,披散着长发,手里拎着塑料花洒,正出门来浇花。郑玉忘记了先介绍自己,却直接问,你没去纸箱厂上班?那女人就说,今天我倒班,休息。郑玉就说,看来我运气很好。女人就放了花洒,淡淡说,进屋坐吧。

好象她早就知道郑玉是谁,也好象她早知道对方这个时候要来找她。

郑玉在小小的堂屋坐定下来,才问,你知道我?那女人就摇摇头,说不知道。郑玉就很诧异了,是不是经常有记者,或者什么组织,比如残联的人来找你?那女人还是摇头,说没有。郑玉就叹口气说,这就奇怪了。叹完,才想起介绍自己,掏出记者证,递给对方,要她看。那女人却摇摇头不看,说你都讲了,还看什么,未必我还不信你。说完,她自己也端了个小竹凳子,在郑玉对面坐了下来,然后很镇定地低下头,寻找着睡裙上面的头发,线团之类,一一摘下来,裹成小球球,放进旁边茶几上的垃圾小桶里,既不看郑玉,也没想到要起身给郑玉倒杯水什么的(更不用说煨乌骨鸡汤了)。郑玉看了她半晌,竟感觉到了跟门外的粉红香水月季一样的气场。很细节。很缓慢。在某些地方,比如中国的成都,或者欧洲的布拉格,这种东西也被命名为小资。

小资?郑玉环顾了一下四壁空空,却分外干净的租住屋,又看了看对面一直低着头的,刚走出田野的农妇,竟在心里莫名地笑了。笑过,却突然放下之前的一切意气纠结,平静得跟门外的月季花似的。她清了清嗓子,说,郑琼花同志。

跑基层几个月后,女记者就知道了农妇们最肃然起敬的称呼方式。她掏出纸笔,做出很正规的样子,说郑琼花同志,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跟钟文明同志离婚?

女人嚯然抬起头来,说我,我没有要跟他离呀,是他们,他们一定要跟我离。

郑玉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又问,那,你为什么在离婚的时候,要把钟家唯一的骨血,哦,就是你们的女儿带走呢?你明明知道,他不能生育了,而你,你还能。女记者说完,狐疑地打量着对方若隐若现的胸部,臀部,还有散乱的头发。

那女人又从细节和缓慢的状态中一惊,竟说,我可没有男人哈。现在还在做尼姑呢。是他们不要女儿的。

郑玉没想到,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人这样敏感,把她心里一闪的念头都回答了。她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想了想,才讪讪重复了一句,你说是他们不要钟中的?

钟中?不,她现在已经改名字了。跟我姓,叫郑玉。

郑玉?女记者睁大了眼睛。

是啊。玉石的玉。我希望她能够成为一块美玉……我……我只有她了……

话还没完,门口就突然出现了一张雪白的,小小的脸,仿佛冲出胞衣的嫩嫩蘑菇头。妈妈,我回来了。女孩子看起来只有七八岁。那女人竟又一下从缓慢和细节中,进入了被针刺了,被开水烫了的状态。

郑琼花不等女儿话音落地,就弹跳起来,一把把女儿拉出门外,用身子挡着女儿,不让郑玉再能看见第二眼。母女俩窃窃说了几句什么,女儿就被鸽子样放飞了出去。郑琼花紧张的样子,好象坐在里面的是拉登,是来绑架她女儿的。这令郑玉非常不愉快。

做母亲的拎着孩子的书包刚进屋,郑玉就冷着脸站了起来,一边装本子和笔,一边说,看来,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本来是来劝你们和好的。

和好?郑琼花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笑。这令女记者更加恼火。她甚至有点怒气冲冲地走出了门,刚走两步,却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回过头来,说,你,对了,你最好给女儿重新取个名字。女人不置可否地看着她,不说话。

在郑琼花来不及探照的感觉方向上,对方隐隐约约叫记者。天下所有记者都一个名字似的。她并不晓得人家跟自己女儿重了名。郑玉感到更气恼了。她一走进巷子,就找了块闲置的预制板,狠狠踢了一脚(当然,她嗷嗷叫了)。

在诊所给脚指头敷药的时候,女孩子再次痛得大叫。这名字和碘町的双重刺激,足以令她确定:自己一定要留下来主持正义,做观音。





之前,郑玉赶往县城找郑琼花前,其实很兴奋。

女记者跨出门又特意弯了回来,拉开旅行包,掏出一瓶小小唶哩,走到镜子前,非常细心地塑造着她的短发。其实她一直是素面朝天,不好打扮的。她拈着自己的发丝,犹如奔赴战场的男人:手指上夹个烟卷,或者别的(总之一定是具体的东西),心也象轮船扎了锚似的镇定。

女孩子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工资,首先去报社门口超市买的,就是唶哩。她晚到二十三岁,才彻底想对付短发上面那些刺猬般的东西,让它们卧倒埋伏下来。而在学生阶段,当早自习或者晚自习,郑玉抱着一捧书,头发七翘八拱地冲进教室时,男生暗地里给了她一个外号——怒发冲冠。

女生们一直帮男生隐瞒着这个外号。尽管她们努力在往相反的方向(简单说,就是淑女的方向)走,她们却乐得郑玉终于走向了另外的目标——假小子,或者男人婆。谁叫郑玉父母都是教授,而且都是正教授呢。女孩子求学过程中,一直是班上第一号来自书香门第的学生——人也不能把好处都得全了。

是的,作为一个女人,郑玉一直是凌乱粗糙的。雀斑和黑头在脸上大张旗鼓摆着;好象世上的衣服,只有牛仔裤和厚薄不一的T恤加风衣;头发从来没有超过两寸。她不是不知道自己没有女人味,可能是她研究女权主义的母亲从小就唠叨,女为悦己者容,是可耻的。母亲不仅也凌乱,还有腰臀不分的肉身。这是因为她研究学术之余,每每想要节食,都骄傲地阻止了自己。母亲深深相信,她和女儿都有绝对的自信不在乎外表。

只有来自底层的妇女,才追求美貌。母亲轻蔑地说。

瘦小的父亲似乎从来没在意妻子的话。他整天钻在他图书馆一样、排排书架列队、不得不动用了专业建筑师来计算承重,差点压塌楼板的书房里,直到肝硬化去世,都没有弄出一部自个满意的作品。他很沉默。不沉默的时候会对着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甚至一朵野花唏嘘,并且幼稚地以为没有人知道那些唏嘘(用跟钟文明一样洁白细腻的十一根葱管)。郑玉几乎记不起父亲一生说过什么。从做父亲的角度来衡量,他大多数时候象是一个关于“父亲”的幻影。这个外星人去世的前几天,却突然在医院里对女儿说,孩子,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我一直希望,你成为一块真正的美玉。郑玉就说,你不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说过了吗?父亲就很惊讶,说我说过了,我怎么不记得?郑玉就说,是呀。我读大班的时候,有一天你来接我,牵着我的手,在路上说的。对了,当时天上还有个喷气式飞机在飞,拉了好长一条白线呢。做父亲的听了,就非常茫然地看着女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郑玉没有对父亲说,在看到那架喷气式飞机前,她就用自己的方式在成为她的“美玉”。打班上一切欺负弱小,或者不听话的男生女生。打得小朋友们最后推举她当了班长。这个班长,竟从幼儿园当到大学毕业。不过,小学以后她学会了用嘴皮子代替拳头,她甚至在放学的时候,有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寻找差生家长的习惯。她找到他们后,一般这样说,某某今天上课打瞌睡了,晚上让他早点睡。她说完就溜走了,泥鳅一样,又去寻找别的家长。被批评的大人都对她既感激,又敬畏,还觉得非常有趣。他们总说,看她小大人的样子,到底是教授的女儿。

这似乎成了一种兆头,预示她日后要靠企图干预什么来吃饭。

女孩子刻意回避了不去跟父母讨论自己的人生方向,也就是那个“美玉”的具体意思。他们以为她晓得,他们要她做学科带头人那种。她却害怕他们晓得,她从小就希望不要跟他们一样,一辈子坐在房中,绻在书里,让体型过于硕大,或者过于干枯。让时光在原地打圈圈。那是她的噩梦。

等她报名考了报社,母亲才恍然大悟。那个女权主义研究者已经有点说不出话来。她舌头打结了。原来,你,你没有准备读研究生?她说到一半,就在女儿冷静精明的目光前刹住了。做母亲的猛然发现,自己一直认为毫无发言权的丈夫,如果还健在,他的气场会促使她说出那些压在舌苔下面的词语。

可是他不在了。

做母亲的势单力孤地看着女儿迈着富有生命力的步子,提前走出了学院的象牙塔。又看着她一年后,去了桃源镇。但她不知道她在那里,想做另一个郑玉的观音。






郑玉在县城和桃源镇之间来回跑了几次,运用软硬兼施,旁敲侧击,穷追不舍等问话方式,终于从三个当事人那里,了解到了离婚的大致过程。

钟文明从医院出来后,家庭生活出现了很多矛盾。这主要体现在,钟文明认为郑琼花打扮得花枝招展是想红杏出墙,郑琼花却说自己是为了让对方爽心悦目;钟家所有人认为没有性生活的婚姻必然破裂,郑琼花认为这样想侮辱了她的人格;钟家于是在他们婚姻发生变故前,提前做准备,委托老姑娘钟大姐介入了弟弟的生活,并且掌管了弟弟的伤残赔偿金三十万元(被大发公司宣传到全世界都知道的那三十万)。一家三口的生活,变成了一家四口,形成了两派势力。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都成了拉锯战,那怕一盘菜放盐还是放醋。做女儿的因为从小由妈妈一人带大,自然跟父亲有点疏离。当钟中,也就是后来的小郑玉只要一看见父亲蒙着毛巾被的双腿,就尖叫着躲开后,做父亲的和他的姐姐,情感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们认为,孩子每次的尖叫,不过是母亲内心最真实的反应。为了让生活更加清洁,简单,姐弟俩拥抱着哭泣着商量了好一阵,终于痛下决心,把他们早就知道的惨痛结局,人为提前了。

把母女二人赶出钟家时,即使是出事前钟文明交回来的两万元家用,姐弟俩也一并要了回来(用一个残疾人在道德上的先天权力)。事情仅仅如此,也就罢了。郑琼花母女离开钟家不到半年,钟大姐却突然查出了高血压,高血脂等好几种病。女人捏着病历,踉跄奔走在回家的路上,才恍然大悟,四十七岁的自己,根本不可能陪三十八岁的弟弟走完一生。她在半道找了个岔口,走到小镇外的河边坐了大半天,最后终于撕了病历,丢进了清澈的小河,决定剩下的日子里,无论如何,也要把钟中追回来,给弟弟求个保障。只有亲生的孩子,才能伺候父亲一辈子。钟大姐为自己的弟弟抹着眼泪,也为自己伟大无私的姐弟情抹着眼泪。她永远想象不出,世上还有比自己更爱弟弟的姐姐。尽管她曾经清走了弟弟身边另外的亲人,也掌管了弟弟的全部财产。

可是,钟文明姐弟却完全没有想到,即使诉诸法律,即使后来开价至五万元以上(更多,就超过所有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了),郑琼花也不愿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她拿出鱼死网破的勇气,说自己就是终生不再嫁人,也决不放弃最爱的女儿。钟大姐却说,她不相信一个骚货不愿意嫁人。她不过是故意报复他们。

不管是报复还是别的,每月回来一次的钟中因为了解了对她的争夺,再也不愿来看父亲了。郑琼花说,他们亲眼看见的,我没有空口说白话哈。孩子一看见父亲,就象要疯了一样,吓得发抖,不停尖叫。孩子要真的疯了,怎么办?钟大姐却说,这么小的孩子,我还没听说有疯了的。都是当妈妈的教唆的,演戏!我弟弟行动不方便,她们不来,他就看不到孩子。我们已经没有精力去打官司了,我们只希望,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至少能看到孩子一次。我们都退步了,还不行吗?郑琼花却赌咒发誓说,记者同志,真的是孩子不愿意。孩子都要疯了。我要撒谎,天打雷劈。

而那个英雄,还是每次都哭泣,每次都不停擦葱管,丢餐巾纸。他说记者同志,我已经好几个月没看到女儿了。过去在外打工,忙着挣钱,没看见也不觉得。后来出事了,人也懵了,以为孩子是残疾人的包袱。现在姐姐帮我一分析,我才晓得孩子是我真正的依靠啊,比那三十万元还管用。我越分析,就越想看到孩子。我每天想钟中,连吃饭都没有滋味,一天哭好几次。我现在才发觉,自己好爱她。没有她,我……我活不下去了……

做姐姐的就走了过来,帮他掖了掖毛巾被,说文明,你在讲什么,你不是现在,你一直都很爱女儿。你过去是怕自己拖累她,才让她跟着妈妈走的。

是吗?弟弟停止了哭泣,可怜巴巴看着姐姐。姐姐就说,我这辈子,什么时候骗过你。你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弟弟沉吟了半天,才说,姐姐,原来我比我想象的,还更爱她。

郑玉这个时候就叹口气,站了起来说,法院那边我跑了好几趟,他们维持原判,也是因为你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估计想把孩子要回来,很难了。我还是回县城,劝她们经常回来看你。钟文明同志,其实按照法律,不管孩子抚养权判给谁,还是两个人的孩子。郑……哦,不,钟中永远是你的女儿。

钟大姐就在旁边大笑了起来,高声说,怎么可能?记者同志。我们这里只要离了婚,孩子判给谁就是谁的了,永远都跟另外一方没关系了。你这种说法,我还是头次听见呢,太可笑了。





再次坐在郑琼花租住的小屋,郑玉面前多放了个凳子,上面有个黄色的塑料杯子,里面装着凉白开。郑玉借喝水的机会打量了一下对面的女人。她感觉她象沉默的火山,看起来寂静,实际能量都在里面储积,排队等候,寻找出口。

郑玉没有时间跟她斗了。报社那边已经在催她去采访邻县的一个小康村。从情感上说,郑玉不赞同无性婚姻,尽管她从没看父母亲热过。甚至在想象中,都无法让他们亲热。犹如想象一只麻雀和一条鲫鱼的爱情。不过,他们一样陪伴了一生,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她也赞同法律。只要女方有抚养能力(尽管只是私人纸箱厂工资七百多的临时工),孩子当然是优先判给母亲。

郑玉放下杯子说,郑琼花同志,事情我也了解得差不多了。客观说,你和钟家的矛盾,也不是哪一方的责任。现在我们不讲对错了,只讲良心。请你看在残疾人的份上,经常带孩子回去看看父亲。听说都四个多月没见到了。残疾人心理很脆弱,不要弄到出什么事,你也负担不起。过几天我就要走了。我已经委托残联的同志陪你一起去,给你壮胆,好吧?

女人沉默着,低头不说话。郑玉看她样子,晓得她根本不会执行。

郑玉有点恼火了,提高了声音说,你也是个读了点书的人,知道现在没有谁能绑你去,连法院也不会为这点小事,耗费人力物力,强制执行。你晓得法院还有很多大事要处理。我只是说,你也是个人,请你讲良心。讲良心!

女人也就抬起了头来,也大声说,什么良心!光对残疾人讲,不对孩子讲吗!你知不知道,只要说去见那包谷儿……

郑玉呵斥,看你是怎样教育孩子的!

女人就红了下脸,咽了口口水,继续说,好几次说第二天要回去,郑玉就发高烧了。有次烧到四十度。你还小,你不懂心疼孩子,别看你是个文化人。

郑玉就更恼火了,我就是因为心疼孩子,不要让她从小学会恨,才管这事的。我并不只是为了钟文明。谁都看得出来,孩子是被你吓成这样的。是你,是你在背后把孩子的父亲,说成了魔鬼。你以为全世界都是傻瓜,看不出来!

我没有,我没有。我还劝过她去,免得那老妖婆总到纸箱厂来闹。我这个当妈的,软硬对她都不行。你知道什么!你啥记者呀?这样冤枉人!算了,算了,我懒得接待你了。你走吧,我们家的事,不要你操心。你走!

那女人终于抖起了狠,站了起来,做出逐客的样子。

郑玉被臊着了。她想了想,也站了起来,显得很镇定地,冷冷说,好,我走,不过,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无法无天了。我去别的地方采访完了,还回来。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王法,没有正义了。我就是要管到底。要是你一意孤行,最后你可以看到,全国人民都会站在你的对立面。

女人恨恨看着她,眼里象要流出血似的。她咬着牙说,我晓得,我在电视里经常看到,你们这些报纸,就是最大的是非婆,可以管很多事。正说着,那小女孩子又回来了(这可能跟桃源出发到县城的班车时间有关)。郑琼花刚听见背后喊了声“妈妈”,马上就停止了跟郑玉的对恃。女人立马闭了嘴,倏地转过身,飞快拉了女儿,跑出了门。眨眼就不见了。

这一次,连她自己都跑掉了。郑玉叹口气,只好帮她掩了门,还去隔壁找邻居帮忙看着家,才讪讪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下了点小雨,窗外的法桐叶子在青灰的晨气中,显得有点愣怔。郑玉刚收拾好行李,就听见有人笃笃敲起了房门。她以为是县委宣传部派来送她的司机,一拉开门,却看见郑琼花穿了一身素净的灰色连衣裙,笑吟吟站在门口。

你怎么来了?郑玉有点惊讶。

我跑了好几家宾馆,才找到这里。那女人又自作聪明地回答了女记者心里的疑问。

我是说,找我有事吗?对了,别站门口,进来坐。郑玉把她引了进来,安排在了窗户边的椅子上。自己则在床上坐下,跟她面对面。

她也不给她倒水。

郑琼花却一反常态,很谦恭,很讨好地说。记者同志,我,没有,没有事。只是昨天听说你要走了,来送送你。嘻嘻,对了,我一直都还没有问你的名字呢?

郑玉淡淡说,我叫郑玉。

女人就尖叫起来,郑玉!是哪两个字?

郑玉又淡淡说,跟你女儿一模一样的两个字。

真的吗!女人又尖叫了,试图站起来似的。她屁股离椅子一寸,却又坐了下去。哎哟,我们真是有缘哪。看来,我今天过来送你,是送对了。

我不是说了,我还要回来的吗?郑玉冷冷说。

阿玉……阿玉,请让我象叫女儿一样叫你(郑玉皱了皱眉头)。阿玉,我这么早来,就是要跟你说,我想通了,我会劝郑玉,不,劝小郑玉回去看他爸爸的,您不用操心了。

我怎么相信你?你不是说孩子根本不听你的吗?

我能,我能。我有办法了。我可以找她班主任帮忙。孩子最怕她了。

算了,什么都别说了。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心做事吧。

郑玉说完就沉默了,有点忧郁地看着对面的女人。那女人的眼睛却很惶恐地看着她。

半晌,椅子上的人咳嗽了两声,竟急急说,这……这点小意思麻烦您收下。郑琼花说完,就起身扑了过来,把一个东西猛地塞到郑玉手里,然后,她迅速走向了门口,慌慌说,阿玉,一路顺风,祝您好人有好福!

事情发生在短短几十秒之内,郑玉感到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袭击了(是那种夜市上写着“金毒药”,或者“夜巴黎”之类的水货香水的味道),然后又被强大地抛弃搁浅了。

郑琼花都走到房门口了,女记者才反应过来,她手里被入进了一张钞票——一张一百元的,裹成筒状,半新不旧的,散发着猪油,或者大葱气味的人民币。

郑玉脑袋一“嗡”,马上追了上去,要把钞票还给郑琼花,郑琼花却坚决不收回。于是,两个人在房门口“打”了起来。

就象女记者通常看见的,那种好客的家庭主妇在公汽站送客人时,一定要在汽车开动前,把车票钱突然塞进客人的荷包。如果对方也恰好是热情崇礼的家庭主妇,两个人就会因为车票钱“打”起来(哪怕是几元几毛)。这种礼节性的妇女扭打,肢体动作都比较夸张,暗劲十足,一边你来我往地胶着战斗,一边还要假意虎着脸,呵斥对方——不要推了!再推我就要生气了!

郑玉真的在“扭打”过程中,虎着脸呵斥,不要推了!再推我就要生气了!

对方也就在“扭打”过程中,假装虎着脸说,再推我也要生气了!

郑玉一听,就发狠甩掉那女人的手,捏了人民币在自己手上,举在胸前,喘着气说,郑琼花同志,你有什么资格生气!你完全是在侮辱人。你以为钱可以打瞎一个记者的眼睛吗?

她本来想说“一百块钱”的,那数字到嘴边,到底吞下去了,只说了“钱”。

那,那你……你要多少?郑琼花看出对方是真生气了,也害怕起来。她嗫嚅着问,情急之下,竟又把对方没说出的话回答了。

告诉你,给座金山,这个事情,我也管定了。郑玉冷着脸说。

郑琼花呆呆看着女记者,想了想,脸也慢慢冷了下来,然后,她很勇敢地抬起下颌,唰地抢回了郑玉手上的钱,乜斜着女记者,低低说,没想到你这么小,良心就被狗吃了。她一说完,就哗地转过身,“噔噔”走了。甚至刻意走出了一种类似坚强和高贵的东西。

郑玉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有点哭笑不得,我……我良心被狗吃了?嗤。





关于“郑玉”这个名字,女记者从来没跟自己的父母深入讨论过。她其实一切事情都很怕跟父母讨论。她晓得自己的问题会象魔术师手里的绳子,不断地拉出白旗,红旗,蓝旗,拉出兔子,鸽子,玫瑰花,拉出台下越来越大声的尖叫,甚至,让人很担心,全世界都被魔术师的绳子串了起来。或者,那绳子还会拉出另外一个她。郑玉真怕啊。她不跟父母讨论,却猜了个七七八八。她的训诂学家的父亲,一生是在故纸堆里,走古人制造的迷宫。如果她的名字是他取的,那这个“郑玉”,八九不离十跟郑国某个很生僻的,关于玉的典故有关。这典故,一定还跟象征,人格等若干与玉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有关,还跟他父亲暗暗自矜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眼泪有关。甚至跟他父亲发现鲜有人了解这个典故后的骄傲有关。她庆幸看到飞机的那天,匆匆打断了他。也可能是他晓得那天的女儿,还听不懂这个曲里拐弯,藏了太多东西的典故。但是,如果,这个名字是她的母亲取的,那恰好相反,母亲终生要做的,不是要走别人制造的迷宫,是自己一直在用抽象的,泊来的词语和概念,制造巨大的迷宫。做女儿的长大后的某一天,很惭愧地在书房里,从一种奇怪的角度去理解了自己的母亲。她惊讶地发现她一切具有冲击力的,佶屈聱牙的,所谓女权主义的文字里,都在控诉,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是如何地希望半夜一翻身,她的大腿,能搭上另一条强健的大腿。

这个发现太荒唐,太不孝道了。它难堪得足以成为她带进坟墓的终身秘密。

而那个小郑玉,也许她不用问,就晓得这个“玉”的意思,就是要竹枝化龙,要上重点大学,要嫁另外一个阶层的男人,要把晚年的母亲接进电影里才能看见的豪宅养老,要睥睨把她们赶出了家门的人,等等。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最有底蕴和最直白的名字,竟殊途同归了。

女记者自己的“玉”,却是以为自己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人文思想,以为自己最愿意为一切弱势群体热心奔走。尽管,坐在车上假装欣赏县城街道和人群的她,并没有发现,自己没有跟父母,或者跟郑琼花仔细交谈,就这样武断地认定了他们那个“玉”,恰好是最不人文的表现。甚至,她没有跟报社每个同事接触,就深深以为自己在他们中最特立独行,也是玉上有瑕的事情。

她没有这样想。她的思绪,总繁忙飘荡在世上一切需要她关怀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她从不分析自己。车的前头,县委宣传部派来的司机一边开着车,一边热情地介绍着风土人情,她在后面嗯呀哦的,却根本没有听进去。

郑玉,郑琼花,钟文明,钟大姐,犹如落入四个角的星星,联系牵扯起了一种命运格局,等她去解读,等她去干预。

车拐进了一条小马路,郑玉一看见前面的红鱼路小学,就猛然下了决心似的,前倾了身子,大声命令,师傅,我还要去办点事,过几天再走,麻烦您把我的行李运回宾馆,放在总服务台。我就在这里下车。

司机刹了车,有点惊讶。他回头看了看女孩子,才问,那些东西,也放总台吗?他早上过来接她,把县里送她的一大包土特产,也带了过来。这个县的人民跟世上所有的人民一样,为打发千百年漫长的日子,琢磨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大多跟吃有关。比如,把鱼放馊了晒干了吃,把豆腐搞霉了再放进地下埋个十天半月什么的。其中还要穿插一些严苛的,不知道有没有用的条件。好象一种酒一定不能让处女膜破了的人来酿一样。这些迂回曲折制作出来的东西,就叫做土特产。为了解释看起来有些变态的它们,人民又发明了一些传说和典故,赋予它们文化的内涵。过去在别的县,女记者收到土特产的时候,还会收到很多印着传说和典故的精美印刷品,而这天,司机说完后,却下车绕过来,从裤子荷包里掏出几张折叠成豆腐干的A4打印纸,递给她说,这是我们部长昨天晚上亲自打的,是袋子里那些东西的最佳烹调方法,她怕您回去不知道怎么煮。郑玉吃了一惊,接过来就“扑哧”笑了,说,部长……嘻,真是的。说完,她更想马上下车了。


记者证在学校比在个人那里,管用得多。郑玉一亮出它,就受到了符合自己隐性期望值的待遇。不过,这“玉”一般的待遇,毕竟跟郑玉的“玉”理想恰好相悖。女孩子在内心羞愧地按下了它们。

校长如临大敌地调兵谴将,整个学校似乎骚动起来(尽管在校长的命令下,连树上的麻雀都选择了跟骚动相反的方式,回避到了天远地远)。一切不过是为了腾出一个房间,一段时间,腾出指定的人(也就是小郑玉的班主任),满足女记者的谈话要求。

班主任在开始之初,也惊讶了女记者和女孩子的重名,郑玉“嗯”了一声,脸上现出淡然的神色,班主任就不再把名字的话题深入下去了。这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妇女,看得出来,是思虑过重,脾气不好的类型。过于强的责任心,消耗了她的能量,使她保持了少女一般的清瘦。仿佛她晓得自己有种让人想冲动认错的气质,所以又剪了时尚的波波头,穿了韩版的可爱型衬衣,化解了它们一些。

在校长特意让出来的单人办公室里,班主任童老师好象听说世界末日来了一样,把眼睛瞪得赛铃铛,听完了钟家的故事。郑玉在叙述中看见对方不断张合的嘴唇,以及,起伏不均的胸脯,甚至,屋子里显而易听的重重呼吸声,简直有点怀疑,那女人是以夸张的手法,表达她对自己话语的彻底重视。

但是,她又发现,自己好象错怪对方了。女孩子为自己的刻薄感到了羞愧(尽管只有一秒钟)。童老师是真的震惊,愤怒。还有哀伤。因为,她在女记者话语的若干地方,都痛苦地流下了磅礴而隐忍的眼泪,间或还插嘴说,怎么可能呢,这孩子除了爱撕本子外,我一直没发现她别的缺点。

爱撕本子?女记者也停了下来。童老师就说,是啊,三十页的本子用到最后,总是只剩十几页。只要被老师打了叉,或者自己写了个错别字的那页,一定要撕掉。怎么批评都改不了,全班就她本子最薄。

郑玉就说,真奇怪。嗨,算了,先不说本子的事了,我们还是说主要的。她看见童老师点了头,刚舒展的眉毛重新皱起,刚收的泪光重新闪起,她就很受鼓励地,又说了下去。十五分钟后,郑玉看了看对方手里已经绞成一根棍子的餐巾纸,说事情就是这样,我很想从孩子这里找到切口,把事情解决了。

童老师一听,大大出口气,方才解放了自己沉重的悲伤和沉默,她说,好,我一定尽力配合您。不过,首先,我还是要向您道歉,是我工作没有做到家,才让我们的英雄,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我太对不起人民教师的称号了。我向您道歉!

女教师说完,就“唰”地站了起来,向郑玉鞠了个标准的九十度躬。郑玉也就惊得站了起来,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女记者想,自己的语言其实非常客观,节制,对方怎么会这么武断地判断出,自己是在批评小郑玉呢?她正纳闷着,女教师却已经风风火火走到了门口。她一边走,一边说,您稍坐,我马上把她找来。

话音还没落,人就不见了。





小郑玉再次出现在面前,女记者又想到了刚冲出胞衣的蘑菇头。她的小小脸蛋和细长脖子,那么洁白,那么柔嫩,简直有种能把周围背景褪到黑暗里去的感觉。郑玉不由得心疼起了这个跟她同名的小女孩,她在心里决定,无论如何,她也要帮助“小蘑菇头”(她已经给了她这个爱称),指导这孩子走一条高尚的人生之路。

现在是三人对六面在校长办公室了。两个大人坐着,一个小女孩子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童老师恨铁不成钢地看了她的学生一眼,清了清嗓子说,郑玉,哦,不,郑玉同学,你认识这位阿姨吗?女孩子抬起头,怯生生看了眼一脸亲切的女记者,点了下头,又马上勾下了头。童老师继续说,记者阿姨今天带来一个消息,说你已经四个多月没去看你爸爸了,而且,你爸爸是个残疾人,还是舍己救人的英雄,是不是?女孩子不敢抬头,也不敢点头了,却把头挖得更深了。小身子有点发抖。

郑玉,抬起头来!童老师突然一声暴喝,大小郑玉都吓得抬起了头,挺直了腰杆。女记者看见,那个跟她重名女孩的眼睛里,一瞬之间,汪满了泪水。

Stop!童老师看来很崇拜日韩剧里的麻辣教师,竟开始学着她们,用英文暴喝了。做班主任的非常强硬地命令到,把眼泪收回去,好好回答我的提问,否则,把整本书抄十遍。

小郑玉于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努力仰起小蘑菇脸,拼了老命忍泪水。

郑玉一直听报社同事说,现在的小学老师特别狠,只要孩子犯点错误,就把家长叫去,一训训几个小时。也许是现在的孩子太难管,也许是现在的家长太关注教育把老师给宠的,总之,同事说,小学老师都跟灭绝师太似的。郑玉倒是真的见识了,那会儿流着善良的眼泪,唏嘘不已,把餐巾纸痛苦地绞成一根棍子,沙哑着嗓子,对她鞠躬致歉的童老师和这会儿挥舞着砍刀,大喊“八格亚路”的法西斯(这是女记者的幻觉),是多么不同呀。也许,就是要一点狠劲,才镇得住四十几个小皇帝的堂子吧。

童老师的声音还在继续,好,我现在数一二三,三声以后,眼睛上要彻底干透,然后,老老实实回答记者阿姨的所有问题。我开始数了,一……二……

小女孩子慌着用手背擦着眼泪,眼睛惊恐地偷看老师,偷看郑玉。郑玉心都碎了。

“三”还没有出口,女记者“唰”地站了起来,冷冷说,童老师,我先把她带出去,单独谈谈,好吗?


女孩子一直埋着头,走在郑玉后面,女记者几次回身牵起她的手,她都很狡猾地滑了出来。这让郑玉有了点惆怅。她带着她,闲闲在街头走了半天,问了些不着调的话,才灵光一现,说,那,阿玉,我们到河边公园去走走吧。她曾看见那里有孩子们喜欢的旋转木马。

不是节假日,时间又早,旋转木马好象专门在等着她们两个人。郑玉几乎没有问小蘑菇头坐不坐,就买了两张票说,我们一起坐,还是分开坐?小郑玉也没有想到还有可以不坐的选择似的,有些羞涩地微笑说,分开坐。

女孩子指了匹白马,让郑玉把她抱了上去,同时还帮女记者指了匹棕马,要她跟在自己后面。原来,她不象看起来那么柔弱和没有主见。

木马旋转了起来,一上一下,一前一后,在巨大的阿拉伯风格的大伞下,两个骑手模拟着草原上的驰骋。配乐是《红蜻蜓》。正是小时候父亲带去郑玉骑木马时的背景歌曲。多少年了啊,竟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出现了。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童年时代遇见你,那是哪一天?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采撷桑果放入竹篮,难道是幻影?

一曲下来,女记者竟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无法命名的诸多情绪,繁复交杂在一起。令她走神,令她羞愧。多愁善感一直是她瞧不起父亲的隐秘原因,今天,她在歌曲中发现了跟父亲的相通后,却分外觉得,对不起那飞走的红蜻蜓了。

郑玉怔忡之间,却猛然感到一只小手拉住了她。旋转木马早停了下来,女孩子站在地上,仰着脸,手正伸出来,轻轻拽她。

哎哟,你怎么自己下来了。郑玉慌忙滑了下来。小女孩子不说话,却面有得色地看着她。

两个人的手一旦拉上了,女记者就不愿意放下来。她说,走,阿姨带你吃冰激凌去。女孩子就说,好。一大一小慢慢走在河边的林荫道上,背影仿佛母女。郑玉正在心里斟酌思想工作类的词语,那小女孩子却突然问,阿姨,你刚才为什么哭了?郑玉一惊,停了下来,望着她笑,嘻,你说什么,我哭了?女孩子就用手指了她的脸说,眼流水还在呢。郑玉一抹,果然弄了一手的潮湿。郑玉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她放了对方的手,掏出餐巾纸擦着,自我解嘲地笑着。她一直以为自己是男人婆,是跟感性无关的啊。

那女孩子就又很认真地问,您害怕了?郑玉愣了一下,马上就说,是呀,是呀,我刚才是害怕了。

机灵的女记者借着这个话头,趁势蹲了下来。她注视着面前这个小瓷人,假装无意地,轻轻问她,你有没有害怕的事?女孩子就说,有哇,有哇。比如,狗,蛇,魔鬼,童老师……说到这里,她笑着吐了下舌头。女记者就一把抓了她的胳膊,急切问她,宝贝,你是不是很害怕你的爸爸?女孩子一听,就愣住了,然后她马上低下头,又不说话了。那样子,好象昙花一现灿烂,重新归于萎靡;又象做了天大的坏事,被人赃俱获,拿了个正着。

女记者赶快把她拉到旁边的条椅上坐下,她感觉小蘑菇头的手又在她的手中挣扎了。不过,孩子到底没有扭过大人。

两个人排排坐在人迹稀少的河边树林,郑玉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旁边一直低着头看小草的女孩子,清了清嗓子,然后很沉着很严肃地说,郑玉同学,你马上就要上三年级了,而且,你还是少年先锋队的小队长,你也明白,老师,还有我的提问,不是你不回答就能过关的。这好比在考场上答卷子,不回答,是不行的。你……毕竟还想回学校读书,是不是?

女记者对自己的威胁红了下脸,偷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又温柔下口气,继续说,阿玉,告诉阿姨,你怕不怕你爸爸?

小蘑菇头点了点。

为什么会怕?他打过你,骂过你?他对你不好过?

小蘑菇头又摇了摇。

那就奇怪了。你为什么要怕自己的爸爸呢?世上的小朋友都知道,爸爸是最亲的人,何况,你还不是普通的小朋友,你是二年级二班的小队长啊!

这个身份让小蘑菇头微微一震。她想了想,终于抬起了脸。不过,女记者看见,女孩子的眼睛里,已经又蓄满了泪水。阿姨,她哑哑喊到,我不是怕爸爸,我是怕他的腿。

为什么?你应该怜惜,心疼他的腿啊?

不,女孩子痛苦地喊到,我老觉得那里有魔鬼,还有蛇,要跑出来咬我。

那是你的幻想。

不,老师,不,阿姨,我夜里老做这样的梦。

郑玉看着她痛苦的眼睛,隐忍着颤抖的小身子,呆了半晌,才抚了她的背说,宝贝,原来是这样。看来,阿姨应该带你看看心理医生。

不,我不看。小郑玉抖开了大郑玉的手。

看不看,以后再说。阿玉,今天咱们撇开魔鬼不谈,我只是要请你想想,你害怕一些幻想中的东西,很可怜,但是爸爸的腿断了,爸爸很痛,爸爸更可怜,是不是?爸爸没有腿了,你还不愿去看他,爸爸就成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了。你想想,要是一只小鸟腿断了,我们都会心疼地帮它包扎,可是爸爸的腿断了……

我不会帮小鸟包扎。要是小鸟腿断了,它就应该去死。我决不会帮它包扎。女孩子打断了她。

郑玉张大了眼睛,丫头,你,你说什么,你说小鸟应该去死?要是你……对不起,阿姨只是假设,假设你的腿断了呢……

我一定去死。女孩子很坚定地说。

女记者倒吸了口凉气,你……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这想法太……太不可思议了……

女孩子就又打断了她,他们再也变不回原来的样子了,为什么不去死?

女记者越来越冷了,阿玉,阿玉,你这么小,开口闭口死,你懂不懂什么叫做死?

孩子就低下头,掰着指头,盘成老姜的形状,闲闲说,就是消失了,不见了嘛。

消失?女记者有点冷笑似的,消失到哪里?

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阿玉,你根本就不懂死。我跟你说,死不是消失,不是看不见,是眼睛,鼻子,嘴巴,全部烂掉,臭掉,是全身化成灰,埋进泥土里……是……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人了。郑玉想到父亲,哽咽了一下。

小蘑菇头抬起头,慢慢张大了眼睛和嘴巴,看着她。

郑玉突然低低问,你是不是叫你爸爸去死?每天都叫他去死?女孩子点了点头。郑玉就叹口气,说怪不得呢。刚说完,她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女记者听从班主任的请求,带着女孩子刚回到校长办公室,就发现了对方那控制不住的兴奋。童老师的眼睛比她们走之前亮了一百倍似的。

做班主任的想说点什么,又突然发现学生还倚在门边,怯怯望着自己。女人就说,郑玉,你马上回教室去,我要跟记者阿姨谈点事。

孩子应声就消失了,快得象魔法杖点走的。童老师却转过头,满面桃红地问沙发上的郑玉,记者同志,不,记者老师,你们谈得怎样?郑玉淡淡说,不怎么样。童老师就不合时宜地大笑了两声,很快活地说,我早料到了。这些小毛头,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她拉了个凳子坐到女记者旁边,凑近她,压低声音说,我搞了个特殊的班会,麻烦您参加一下。郑玉不经意地缩了下身子,说,我还有事。童老师就又逼近了一点,说,要不了多少时间,也许只要二十分钟,主要是为了帮助郑玉……郑玉同学。

女记者听到后面半句话,想了想,就说好吧。

其时正是上课时间,走廊上没有人迹。班主任一边窃窃跟郑玉说着话,一边把她往自己的班级引。郑玉在简短的谈话中,知道童老师是想通过班会的形式,让全班同学,都来帮助“思想有问题”的小郑玉。女记者正想说点什么,童老师却转过身,把手指竖在嘴上,无声地对着她“嘘”了一下,郑玉就晓得,目的地已经到了。

二年级二班教室临走廊的一面,有扇低矮的,巨大的窗户,童老师在到达窗户前两步处,突然停住了脚步。她回头看了女记者一眼。这一下,不用“嘘”,女记者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她不想让学生知道她们来了。童老师要暗中观察孩子们在自由状态下的真实个性(呵呵,这本来是女记者小学班主任的把戏啊,多少年了,跟那个《红蜻蜓》一样,还活在别处)。可是,顺从停下来的女记者分明从闹哄哄突然转为安静的教室,明白学生早就发现她们了,为什么童老师还要那么弱智地认为,人家没有发现呢?

郑玉有点哭笑不得地看着童老师躲在窗户旁边,倾斜身子,悄悄窥视着鸦雀无声的教室,犹如革命电影里进二退一,正在跟踪吊砣的地下党员。她越过班主任的肩膀,却看到小郑玉好象非常惊恐地坐在第五排正中的位子上,头发散乱,脸上有抓痕和泪痕,很显然被人打过了。而前面的黑板上,有非常专业的粉笔艺术体,写着几个大字——感恩的心(当然是童老师的杰作)。“心”字周围,又用粉红和大红,画了很多拟人化的心脏。它们或流泪(鲜血样的红泪),或蹙眉,或长了两个狠狠下撇的嘴角。那些假装正在看书学习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都越过书本,用幸灾乐祸的目光,看着失魂落魄的小郑玉,又转过眼,顺便看了看那些粉笔画的心脏。

难道,她因为父亲的事,被同学集体欺负了?

女记者刚揪心一想,那童老师却突然取消了地下活动,很正常地在教室外面现身出来。她假装刚刚抵达,不看教室里的孩子们,却往前面一指,回身对郑玉说,您看像不像?我可是在网上查了新闻图片,再根据您的叙述,以及我的想象,设计出来的。

郑玉看见,走廊深处,有个女学生推着轮椅走了出来(帮助他们出场的大人退了回去)。轮椅上坐着一个皮肤白皙的清秀男生,仿佛还流着鼻涕。他远远望着两个大人,笑得很灿烂,很骄傲。那男孩的腿上,盖着一床深蓝色的毛巾被。

轮椅还在“哗哗”前行,郑玉却头一“嗡”,一个箭步奔上去,把它拦截在了二年级一班和二班教室中间的无窗地带。郑玉回头问童老师,这是干什么?童老师就礼貌地走过来,跟她解释说,是这样的。我设计了一个情景剧,目的是用直观的教学方式,加强教育的效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郑玉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她。女记者指着停下来的轮椅上的男孩子,想问什么,又不知道问什么,唾沫咽了几咽,自己要被自己口水梗死似的。那童老师就宽容地微笑了一下,亲切地擦身越过记者,一边用餐巾纸帮男孩子擦鼻涕,一边说,是这样的。他扮演的,是郑玉同学的父亲,除了这个剧,我还安排班上的几个干部写了简短的话,在短剧的后面,上讲台去发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共同帮助郑玉同学。

她们正说着,教室里却此起彼伏喊了几声,童老师,童老师,郑玉昏过去了!女记者一听,惊得马上停止了对话,一转身,快步冲进了教室。那个时候,所有装做看书的孩子都解除了伪装,蚂蚁一样,乱哄哄涌在教室的中后段。

她看不见她的小蘑菇头。


小郑玉躺在校医务室静静流泪,等待妈妈的时候,大郑玉终于跟童老师发生了冲突。她非常直率地指责,童老师的班会,太操之过急了。她说童老师根本不懂儿童心理。毕业于地区师范学院的童老师深受伤害,她告诉女记者,师范类的专业课,就是教育学和心理学。而那些文化课,反而不叫做专业课,叫做基础课。外柔内刚的童老师没有控制好自己,她甚至忘记了郑玉是握有舆论权,县领导都要让三分的无冕之王,她杵她说,那你来学校当老师试试看。

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就很丰富了,弄得女记者最后说话的腔调,也变得很丰富。校长及时出面劝阻了她们,但在女记者冲出红鱼路小学的时候,没有人去送她。

这是郑玉来到世上最大的一次滑铁卢。她过去一直以为自己很成熟,也绷着成熟的神经,做成熟的样子。无论在学校还是报社,她总被人感觉是最阳光,最葳蕤,最有办法的生命,如今在小小的县城,却遭遇了自己为鱼肉的感觉(也许该捂嘴不说的是,她过去一直以为,世界在她面前,是供她解剖的鱼肉)。

这感觉真的很不好,它促使女孩子在县城乱窜了好几条街道,然后又找了仿肯德基店,假麦当劳店,一气乱吃了不少不健康的食品。令她母亲大呼“My God”的食品。

快黄昏的时候,女孩子才蔫蔫地回到了宾馆。她刚掏出房门卡要往匙孔里插,斜刺里却突然冲出了一个人,“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狠狠吓了她一跳。

时间不到三秒,她就看清楚了,原来是郑琼花。郑琼花给她磕了个头,又磕了个头,然后用哭嗓说,记者大人,求求你,不要再去学校了。你要再去学校,我们就只好离开这里了。我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在村里,我们要走了,谁每个星期去看她。郑玉也不喜欢到外地去,一说去外地,孩子就发抖,她还太小,不喜欢挪窝。她喜欢这里的凉面,还有,还有麦芽糖,南门桥的万花筒也喜欢。不要去了,不要。

郑琼花还在语无伦次地说着,走廊里却跑过来两个保安,不由分说地,左右夹了她的双臂,把她拖了出去。郑琼花在保安的夹肢窝里哑了一会,却在走廊拐弯处,最后伸出头来,大大喊了声,记者大人,放过我们吧!我们不喜欢到外地去生活。放过我们吧!

这呐喊中再没有哭音了,倒显得很理智。郑玉突然明白了,原来她是故意来酒店造舆论的。她也是自己的无冕之王。

走廊安静了半天,郑玉才回过神来。对方不哭了,她却想哭。女记者一边乱开门,一边想,本来自己是来帮助人民的,刚才的一幕,却好象她成了恶霸地主。

真他妈的。她踢了屋子里的椅子,床,甚至落地灯。然后,她就突然想起了自己一直厌倦,逃离,看不起,放不下,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母亲。她花了不少的长话费,急急向母亲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向母亲求助。即使仅仅三岁,在寒冷冬天玩盆子里的水打湿了衣襟,她也只是浑身发抖地,默默看着母亲(母亲总说她的眼神很神秘)。

意外的母亲在电话那头拼命压抑住狂喜,用很理智很知性的声音,对远方陷入混乱的女儿说,孩子,中国有句古话,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事情的关键。还有一点,我想告诉你的是,在社会后天的道德规范确立之前,谁会喜欢生命的残缺呢。那个和你同名的女孩子,正是不懂得身体残缺和精神残缺的区别,她毕竟还小啊。

郑玉“哦”了一声,她的母亲就及时挂断了电话,很优雅地。她不能让女儿的软弱过多找到依靠。她终生有暗中训练她的责任。然后,那个女权主义研究者就挺了腰臀不分的身子,踱到自家窗前,眯起眼睛,深沉地注视着暮色中的教职员工宿舍区。

那些明亮而繁忙的厨房。那些暧昧不清的卧室。


十一


女记者暗地里盘好自己,很完整地回到桃源镇,又很委婉地向钟文明表达了小蘑菇头母女的境况(糟糕的是,这境况主要是精神上的,似乎超过了英雄姐弟的理解能力)。男人有了一刻的静默,然后,他突然“哗哗”推着自己的轮椅,迅速撞向了青砖砌的墙壁。

钟文明用手,甚至用头狠狠敲打着墙壁,大哭大闹起来,不,不,我一直在等你带来好消息。你答应过我,肯定有好消息。你骗人!骗人!你是省报记者啊,你连省长都经常见到,你有什么办不到的啊……你骗人。

那个最大的葱管,一瞬之间,仿佛又涌出了所有的生命汁液。

郑玉惊得目瞪口呆。她感到英雄的所有动作,语气,都仿佛是电影里某些画面的翻版。但那些画面所表现的,并不是英雄,而是另外一种人。女记者迅速意识到,钟文明比较前段时间,已经越来越戏剧化了——他终于把自己想象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如果之前仅仅想象成一个弱者,或者一个普通不幸者的话)。

难道是我让他发现了命运的不公,并且迅速养大了它们?

女记者怔忡之间,钟大姐飞快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当然,她只是在里面做自家两个人的午餐)。铁塔样的女人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弟弟与墙壁分了开。她呵斥道,你干啥!你对得起我一天三顿给你做饭吗!你对得起我端屎端尿吗!钟文明听了,就“嗷嗷”两声,趁势扑进姐姐的怀抱,停止了对女记者的控诉,继续哭泣着。

他不再用词语说话,只用哭声。世上最凄惨的哭声。做姐姐的就叹了口气,掰开他泥里雨里,额头上已经有些血迹的脸看了看,对郑玉说,记者同志,你怎么不把他拉开,要撞昏了……哎,算了,我不说了。我只说,我弟弟本来过去都绝望了,认命了,自从你来了,看,看你干的好事,你看,你把一个好端端的人,弄成什么样了。我现在天天劝他,他都不听了,非要把钟中要回来。

女记者就嗫嚅着,半天才说,我……我……不是你们请求我帮忙的吗?她显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笨拙。钟文明听到这里,却一下止了哭泣,抬起头来转向郑玉,看着她。那英雄抹了把脸,吞了口唾沫,抖狠般,低低说,记者同志,我想好了,如果你帮不到我,我就自己来。我也是条汉子,别看我瘫了。我可以给各个部门写信求救。给纸箱厂写,给红鱼路小学写,给县长写,我甚至可能给胡主席写。我秋菊打官司,孟姜女哭垮长城。我还要买台电脑上网,到网上去写。我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站在我这一边,共同声讨郑琼花。我,我还不要她带女儿来看我了,我要彻底把女儿要回来,天天放眼前看着。实话告诉你,我不把钟中要回来,死不瞑目。对了,你,他用指头点着郑玉说,你可以走了,我自己来。记住,我不是一般人,我是英雄,英雄。

姐姐,送记者大人走!钟文明大声喊。

郑玉惊讶而尴尬地看见,男人的眼睛里闪烁着希特勒那种目光。他本来就皮肤苍白,眼窝深陷,眉毛压眼。他本来就徘徊在忧伤与疯狂之间,是她推了他一把。

女记者几乎被撵了出来。

这日子真是变得比剥光衣服还难受。她本来以为自己是侠客,却在四面八方,都成了小人。她本来以为自己智能高超,足以对付高知分子(比如她的父母)和底层社会,却不小心发现,仿佛人人都比她聪明。她还是黄毛丫头一个。这比芙蓉姐姐接受自己不美的事实,还让人钻心地疼痛。

郑玉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县城宾馆的。女记者刚走上宾馆大门的台阶,四下里却涌出几条汉子。那些汉子都背着鼓鼓囊囊的黑帆布通勤包,有的手里拿着本子和笔,有的胸前挂了个相机,还有个只是拿了把花雨伞。不过,他们从四下里突然出现,神兵天降般把女孩子围起来的情景,倒又是象极了某些电影画面。

是电影比照生活,还是生活比照电影,或者,是电影和生活相互影响了。郑玉正在发呆思考,就听见那些汉子噼里啪啦,纷纷自报了家门。原来他们都是郑玉的同行,当地县市报纸电视电台的记者,毛毛一数,好象有五六个人,个个都把名片递了过来(相比省报的男记者,他们的手指短促而粗壮)。

郑小姐,您能说说您是怎样在帮助钟文明父女团圆的吗?

郑小姐,他们具体见面的时间,确定了没有?到时一定通知一声,我们也要去采访啊。

郑小姐……郑记者……

郑玉好想好想本性彻底发作,跟他们好好打一架,但她又深知得罪记者的利害。她想了想,就挂了苦笑在脸上,恳求说,各位大哥,我还有点事,改天再约,好吗?对了,我一定告诉你们时间,一定。她说完,就把他们手上的名片割韭菜一样收了,兔子撒腿般,迅速撤向了宾馆的深处,完全不管后面此起彼落的叹气和招呼。

女记者一进房门,马上就拨通了那个送菜谱的宣传部副部长的电话。她喘着粗气,择其要点,结结巴巴把自己遭遇的困难说了。她说她工作还没做团头,她要求县里能够继续帮助钟文明父女。她撒谎说省报有非常重要的采访任务要她离开此地。她在电话里代替钟家提前对各级领导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好象她是钟文明的亲妹妹,小郑玉的亲姑姑。

女部长在电话那边微笑着(郑玉感觉到了),平静听完她火热得语无伦次的叙述,半晌,才温婉地感谢了郑玉。好象她是钟文明的亲姐姐。女部长说,小郑,这种家务事,由组织来出面,就太可笑了。正是有你这样有良心的,关心人民疾苦的大记者到来,这个事情,才出现了曙光。不用怕,小郑,我们会在背后支持你。你可以采访任务完成了,继续回来操作。这个事情,我还不允许别人插手,专门留给你操作。我正打算以此为突破口,好好宣传,树立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女部长突然问,小郑,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郑玉警觉反问,什么报纸?女部长就说,当然是我们县的报纸。你好好看看。看了再跟我沟通。其实,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一看就明白我要干什么。这个事情只是个引子。我那个庞大的宣传教育计划,可能还需要你聪明的头脑,帮我点化一下。

郑玉一放下电话,就马上通知客房部送了张当天的报纸来。服务员一转脚,郑玉就赫然发现,第二版上印着她和钟文明的大幅照片(幸好这一步还没有小蘑菇头的);旁边的主题是——让世界充满爱;副标题是,美女记者人美心更美,为弱势群体热心奔走呼告;而在版面右上方,不经意的地方,有“和谐社会新风尚系列报道”的小小字样;那小字旁边,还有又象红旗,又象彩带的专门LOGO。

郑玉差点昏倒。她呆了半晌,才急急忙忙拨通了母亲的手机。不凑巧的是,高雅的女教授正在菜市场跟鱼贩子讨价还价。母女二人都意识到了这不是深入对话的时机,做母亲的就说,简单讲,有什么事?郑玉就说,妈妈,我被绑架了。话音一落,那边突然传来“哗哗啦啦”的水声和旁人的惊呼声,郑玉马上高声纠正,说我是打比方,打比方哈。


十二


当天晚上,郑玉没有如约打电话,向母亲深入请教。她甚至带着一种自虐的快感,把母亲的手机和座机暂时设为了拒绝呼入的号码。她知道母亲会有多么担心。但她仿佛觉得,自己是为大半辈子没有性生活的父亲,做最后的审判。当然,也将是唯一的一次。

哦,父亲常年沉在书桌阴影下的双腿里,也有蛇吗?

女孩子在初夏的夜晚,紧闭门窗,把自己全身脱光,粽子一样严实包在被子里面,连头部也囊括在内了,而过去,她是最怕深入沾染宾馆寝具的。母亲也多次叮嘱她自带床单被子出差,如果不是这建议太具有不可操作性,她早就照办了。现在,这个连沟沟壑壑都紧裹的身子,看起来象一个巨大的,白色的,瑟瑟发抖的蚕茧。

她忘记了这是千百人用过,还可能发生过很多不敢琢磨的细节的被子。

早上五点过的时候,女孩子全身大汗地从被子里钻了出来。她听见县城远处有了隐约的鸡鸣。她冲进卫生间,痛痛快快大洗了一番,走出来的时候,已是早上七点。她打开窗户,一阵微凉的晨风吹来。她打了个寒噤,切切实实感到,全新的一天开始了。

然后,女孩子出了宾馆,循着街道,问了路人,找到本地最出名的口水凉面馆,填饱了肚子,又在街沿边,叫挑担子卖麦芽糖的老汉,给自己敲了整整一斤糖,攥在手里,又往南门桥赶了去。

没想到,南门桥的万花筒,已经不是郑玉童年时那种变出四方连续,二方连续图案的万花筒了,不是《红蜻蜓》一样不变的了。女记者通过窥视孔,看到里面不断更换的,竟然是各位明星的相片。周杰伦,蔡依林,甚至还有潘长江。

女孩子感到了犹豫。还有别的吗?她问。老板就说,只有我们文具巷有,全都一样。老板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这种就是最高级的了,你还想要哪种?女记者吞了吞口水,说不出话来。

她知道郑琼花这阵轮到夜班,她果然在水巷子香水月季旁的屋里,又看到了她。不过,粉红的月季变成了金黄色。不知道是不是那盆,还是她看错记错了。

女记者主人样,自己找凳子悄悄坐了,把手里的麦芽糖和万花筒悄悄放在茶几上(她过去狮子样勇往直前,第一次送礼讨好人,还有点害羞),然后,她对着一直低头织毛衣不理她的郑琼花说,对不起,可能我还是太年轻了,本来一片好心,要帮助双方的,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反而让你们增加了烦恼。

郑琼花变得深水静流般,不动声色。

女记者又说,我这次是真的要走了。走之前,麻烦你做通女儿的工作,我带你们去看一趟钟文明。

女人还是织毛衣。

女记者又说,你看报纸没有,不去是不行了,全县的人都晓得你们不去了。我要走了,口水都会淹死你们。

女人就停了手上的活,抬起头,愤愤说,既然全县的人都晓得了,我们更不去了。

原来她已经看了报纸,或者看了报纸的邻居工友,已经告诉了她,或者怎么样她了。女记者就说,你不要面子,小郑玉还要嘛。

女人便一下站了起来,扔了毛衣在椅子上,大声说,少来!你既然把我们母女逼到这一步了,我走,我们走,走了让你们现世报,还不行吗?实话告诉你,大记者,这几个月孩子没去看她爸,除了不愿意,也有别的原因,并不等于她永远不去。好了呢,现在你两头一挑拨,事情闹这么大,想整死我们一样,我还真不服气了,我还偏不去了。实话告诉你,过去离婚的时候,他们钟家出了十几个包谷儿在法庭外杵着,秋风黑脸的,都没吓倒我。我是吓不倒的!

郑玉就讨好地说,看得出来。

女人又气得愣怔半晌,然后想了想,很心烦似的,“哗哗”冲进了堂屋旁的卧室,从里面放话出来说,算了,你本来也是个外人。我不想跟你说,你走。你快走吧。

郑玉也站了起来,在堂屋里有点凄惶地转了转,想了想才说,琼花姐,不要生气了。这个事情,算我对不起你。你一走可以了之,我却有点下不了地了,你帮帮我,我也帮帮你。

里面闷闷说,你能帮我什么,帮倒忙还差不多。黄瓜才起蒂蒂,装什么老姜。

这句话点到了女记者最大的痛处,她恨不得冲进去扁那女人,不过,她到底忍住了,为了大局,个人的,钟文明的,宣传部长的,甚至省报的,或者社会风气的(呵呵,女孩子还是习惯以为真理和正义在握)。郑玉用几乎是就义般的口气,继续耐心劝说对方。她说琼花姐,我知道你要走,但肯定还没有很好的去处,是不是?还很害怕背井离乡,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可以帮你。如果你走之前,愿意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去看他爸爸,照几张相,我可以帮你在省城找到住处和工作,还可以帮你女儿联系上学的事。当然,工作只是什么营业员,推销员,美容助理之类,房子是平房,房租也需要你出,学校当然不是重点。但是我保证你们母女能够在省城生存下来。只要你保密,不告诉任何人是我帮你逃走的。说实话,我也不愿趟这个浑水了。

女记者竟然说了“逃走”这个词,她自己,甚至郑琼花,都没有发现。

里屋沉默了。外间就抓紧机会说,我要是说话不算数,不帮你,你可以到报社来闹。你不是很会闹的吗?你一闹,领导一批评我,我就害怕了。明白了吗?

里屋更加沉默了。外间就赶紧补充了一句,我最多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女记者一说完,赶紧走了,好象那个郑琼花已经答应了。她生怕她反悔似的。


十三


没有用到两天,一切迎刃而解。郑琼花母女去看钟文明的日子,飞快确定了下来。好象力量的各方,都希望尽快画上句号。只有钟文明姐弟以为这是个逗号。

在女记者的努力下(主要是以照顾孩子心理为借口),这个事情排除了别的人参与。比如宣传部,比如各媒体,比如钟文明的娘家残联等等。出发那天早晨,郑玉看到了,除郑琼花母女和她外,只有宣传部派来的那个司机和童老师(据说小郑玉最后投降,有一半是童老师的功劳,另外一半,当然是她的妈妈)。

上面包车前,女记者想伸手去牵另外一只手一直牵着自己母亲的小蘑菇头,那孩子却躲瘟疫一样,惊恐躲到了郑琼花身后。她穿着童老师指定的,喜气洋洋的红色连衣裙,脸色却对比得很苍白。女记者明白,她与她的隔阂,再次放大膨胀了。幸好以后在省城,她还有机会跟她重修旧好。而孩子的母亲,却在上车门的瞬间,悄悄侧身对女记者说,我很不容易的。郑玉就淡淡说,我晓得报答你。

一路无话。先前热情如火又冰冷如水的童老师,现在也跟郑玉保持了礼貌的距离。

车停在钟家一百多米远的马路上,从马路有一条小路直通钟家后门。他们刚下车,就发现钟文明姐弟已经一高一矮,造型成雕像般,等待着他们了。最让女记者头大的却是,姐弟俩旁边,还站着一二十个邻居,男女老幼,一律沉默着讪笑。

小蘑菇头一看这阵势,就马上一扭头,转身又跑上车,死活不愿下来了。大人们只好重新上车,苦苦劝说。即使母亲百般恳求,童老师千种威慑,也无济于事。最后没有办法,郑琼花只好尝试去抱她。孩子却又踢又咬,使出了罕见的野蛮来抗拒,力气比郑琼花还大似的。

童老师非常恼火,她吼道,郑玉,你要是不下车,就不许回学校了。

孩子就说,不回就不回。

童老师就说,小毛头,我还不信我们几个大人,还弄你不下去。司机同志,你们男同志力气大,来帮个忙。童老师说着就走过去,推开郑琼花,要自己去拖她的学生下车。这个时候,女记者醍醐灌顶,不知道为什么,竟突然认为,宣传部和媒体的介入,其实是红鱼路小学的计划(某个工作计划中的一环)。女记者想到这里,就有点愤怒了,她也变了野蛮的样子,冲了上去,一把推开童老师说,孩子不愿意下去,就不下去。我去把他爸爸推过来,隔着车窗看看就行了。话音刚落,大家却感到了不对劲,面包车周围一下变得闹哄哄的。原来,是钟大姐推着弟弟,以及后面跟着的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主动走过一百多米长的小路,来到了马路边上,面包车下。

车上静了下来,车下也静了下来,舞台让给了父女俩。大家看见,钟文明十根小葱管捏着一大把餐巾纸,不停地擦着最大的那个葱管。他涕泪四流,在车窗下面仰望着女儿的半个脑袋,凄切地呼唤——

女儿啊,宝贝啊,你终于回来了,回来看你世上最可怜的爸爸了。女儿啊,宝贝啊,你知不知道,爸爸有多想你啊,为什么你到了家门口,都不愿意下车来看爸爸一眼啊……

仿佛天地都沉默了,只有马路上偶尔飞驰过去的汽车,与他的声音伴奏。无论是车上还是车下的人,却都没有陪伴他抹泪。或者是大悲看起来有点象大喜,大家都挤不出眼泪来。

女儿啊,宝贝啊,爸爸需要你的爱啊……

钟文明还在呼天抢地,一切都象在背某部琼瑶剧的台词。女记者私下了解过,过去的钟文明,情感是十分内敛和羞怯的,“爱”字都说不出口。现在,他爱的表达也破了胆似的。犹如一个处女泼了。

女记者冷冷下了车,对着他说,钟文明同志,你先停下听我说。钟文明马上止住了悲声,凄凄惨惨看着郑玉。他听见她说,钟文明同志,不要把自己想成世上最可怜的人。这个世界上,每分钟就有好些个人饿死,把自己想得太悲惨,对你的身体不好。她刚说完,却看见郑琼花已经把女儿拖了下来。那女孩子不再反抗,却半躲在母亲背后,瑟瑟发抖,而母亲的目光,却仇恨地看着前夫,好象要杀死他似的。

人群“嗡嗡”响起了杂音。这个时候,那个钟大姐就开口说话了,她说钟中,既然你下来了,就跟爸爸抱一个,今天抱一个就算了,以后……

她的话突然被一辆呼啸而过的警车打断了。大家只看见她嘴皮动,也不知道后面说的是什么。

警车过了,大家才听见,小女孩子也在母亲后面哭了。她一边哭,一边喊着,不,不抱,不抱。小身子瑟瑟发抖。那个宣传部派来的司机实在看不过去了,便从车窗伸出头来,说,不抱就算了。部长要我马上回去,就这样吧。那个……那个啥英雄,今天你就忍了吧。

这个时候,童老师却拿着相机,从车上跳了下来,对大家说,来都来了,一定要跟爸爸抱一个。她转向郑琼花母女,大声说,你们这个样子,太丢红鱼路小学的脸了。来,今天一定要把功课做完了才走。郑玉同学,郑玉同学,STOP!抹了眼泪,过来抱爸爸。

人群喊了起来,过来抱一下,抱一下嘛。自己的亲爸爸嘛,未必还害羞!

郑琼花就挺身说,她怕他的腿,她说里面有蛇。女记者到此也彻底服了气,她赶快装上笑脸,帮着请求,童老师,今天就放过她吧。

做班主任的于是狂笑了两声,说太可笑了,怎么会有蛇?枉自你上了两年学,我白教你了,一点知识都没有。郑玉!童老师走过去,一把拉出女孩子到人群中间,大喊了一声,抬起头来!女孩子惊得马上抬头,惴惴看着她的老师。然后,那个多次被评为“百年树人优秀骨干”的女人就一跨步上前,猛地掀开了钟文明腿上深蓝色的,肮脏的毛巾被。

看看有没有蛇!看看!女教师大声说。

一瞬之间,女记者听见了女孩子的尖叫;接着,她看见小蘑菇头瞅个缺口,飞快冲出人群,转身跑向了马路的深处;再接着,女记者又听见了郑琼花的尖叫,还听见了钟文明和他的人群此起彼伏,交叉重叠的尖叫;又接着,女记者就看见马路尽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飙出了好几辆车。

仿佛马路刚才的静默,只是为了此刻的爆发。

蓝天上白云朵朵,有马,有象,还有小狗的窝。那个跟她同名的小姑娘穿的是红蜻蜓一样的红连衣裙。她奔跑的姿势昂首挺胸,象世上最勇敢,最骄傲的战士。她显得快活无比地冲向了它们。她要切断它们!

它们是——

拖着钢筋的大卡车;合着窗帘的双层旅游车;裎亮乌龟一般的奥迪车;以及,违规载了一车唱着《香水有毒》的村姑的农用小四轮车。

黄的车。白的车。黑的车。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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