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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教师之友网》管季超陪您读-张中行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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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49
标题: 《教师之友网》管季超陪您读-张中行
张中行：（1909.01.07-2006.2.24），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吹牛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　

　　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士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老头有骨气”。
　　张中行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等人被称为“民末四老”
　　张先生的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 。
　　一篇题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等学术网站上广为流传。作者张中行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痛批了被称为“学兼儒道释”的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论语别裁》，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该文的副标题“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更明确表示了对出版社的质疑。　
　　张先生的婚姻：张夫人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平生兴趣
　　“左手书”与“半百砚”
　　张中行兴趣广泛，自认主要有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他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了不少书法及书论，后多有临摹。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后来，张中行说自己“学书不成”，是由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而张中行收集名砚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曾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半百砚田老农”，藏品数量可见一斑。
　　■爱妻如是
　　与“姐”厮守半个世纪　　
　　张中行夫人李芝銮乃世家独女，清秀温婉，长他一个半月，两人都属猴，张中行一直叫夫人为“姐”，两人相濡以沫厮守了半个世纪。张中行曾经说过：“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他还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张中行女儿们回忆，“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不久前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酒色”笑谈
　　“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
　　据说张中行平日爱酒，且节俭尤好“二锅头”。曾有人因景仰而送他一瓶“人头马”，可张中行没见过，很不在意地随手置于墙角。后来张中行从报纸得知这样一瓶酒竟要1800元，便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180块”，实在难以下口。
　　据唐师曾回忆，有一次张中行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师曾答不出来，张中行就自曝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张中行还曾说过“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
　　■生前语录
　　“舍不得的是生命”
　　记者：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记者：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张中行：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记者：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张中行：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记者：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记者：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张中行：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记者：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张中行：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记者：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张中行：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记者：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张中行：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记者：在您一生中您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张中行：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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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50
张中行年谱简编
　　
　　1909年，1岁
　　1月7日，生于河北省香河县河北屯镇石庄一户张姓农家，有一兄一妹。张家有田百亩以上，为石庄富户，祖父张伦，俭约勤勉和善，父亲张万福，直率暴躁，好客好赌博，能写恭整楷书，母蓝氏，性隐忍。
　　
　　1916年，8岁
　　春，始就读于地方大绅士本村石显恒所创镇立小学之初级。白天读共和国教科书，习国文、算术，晚上被刘阶明老师选中，听讲《孟子》，刘据《尚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为之拟学名璿字仲衡。
　　
　　1921年，13岁
　　就读镇立小学之高级。此时长兄张璞字一真业由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在香河县立小学教书。张中行从王法章老师学语文，得以文字通顺。小学期间，广泛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尤爱《聊斋志异》，以其文字雅训，其中很多故事可以寄托感情和遐想，因《聊斋志异》而获得了读文言的能力，并相信人间会有温暖。
　　
　　1924年，16岁
　　7月，从长兄主意，往通县投考师范，青龙湾大口哨决口，断绝交通，计划作罢。
　　
　　1925年，17岁
　　考取通县京兆师范学校，通县城郊有明李卓吾之墓，结识老师孙楷第、同学刘佛谛。通县师范校风宽泛自由，课上学习新式知识，课下阅读新文艺作品。
　　
　　1926年，18岁
　　冬天，与“娃娃亲”所定下的武清县沈氏女成婚，该女缠脚，不识字。
　　
　　1928年，20岁
　　北洋军阀政府由国民政府代之，京兆师范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校长由无党派的刘汉章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校内开始有党部。
　　
　　1931年，23岁
　　从通县京兆师范学校毕业，进京，考取北京大学文学院，入读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年8月暑假末尾，结识杨成业。杨十七岁，反对包办婚姻离家谋独立，托人请张中行谋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书信往来定情。9月入北京大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与同学南下南京示威。在北京求学期间，广泛阅读中国古典作品，受北大学术风气熏陶，在治学上学会了怀疑和追根问柢，毕业前后确立志向探讨人生哲学。
　　
　　1932年，24岁
　　春，杨成业由香河回北京，与张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租房而居，张求学穷困，杨仍出去工作，二人常因琐事争吵。杨改名为“君茉”，又改名为“君默”。五十年代发表《青春之歌》时署名“杨沫”。
　　
　　1935年，27岁
　　从北大毕业，仍用仲衡，但去人去鱼，改名为中行，语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狷狂乎。”至天津开滦煤矿投考中学教师，体检医生云有肺病，不中。8月16日至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结识韩文佑，学生中有黄宗江，同在南开中学教书的还有何其芳，但张“感到道不同而远之”。
　　
　　1936岁，28岁
　　得知杨君默在香河与马君过从亲密，遂将杨接到天津，“已经有了隔阂”，不久张被南开中学解聘，携杨回北京，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与杨提出分手。回北京后在私立进德中学代国文，与杨分手，即去保定私立育德中学，学开车。10月10日与李芝銮相亲，12月上旬回京成婚，复回保定教书。
　　
　　1937年，29岁
　　暑假携妻至北京游玩，“七•七事变”爆发，保定陷落，育德中学毁于战火，存物一扫而光，遗失1928年暑后起近10年的日记。不能回保定教书，生计无着落，至北京某杨宅教家馆，月工资二十五元，甚贫苦，同学和培元夫人陈玫怀孕亦寄居其家。
　　
　　1938年，30岁
　　春，由白塔寺迁居往鼓楼西的鸦儿胡同，至北京鼓楼唐家桢主持的民众教育馆（属市教育局）就职，任阅览部主任，半年后，改任教学部主任，期间主要阅读西方思想著作，并为张子杰所编期刊写文章，文皆不存。
　　
　　1939年，31岁
　　　　继续在民众教育馆任职，但每周一至慈型工厂附设土木学校兼课四小时。
　　
　　1942年，34岁
　　春，民众教育馆解散，托人谋至周作人主持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任助教。
　　
　　1945年，37岁
　　6月22日，与韩文佑去上海助有日本军部背景的林快青办《新闻报》，不成，后出三期《上海论坛》，8月日本战败，颠簸回北京。与南星筹办“烛龙”书店，不成，重回北大文学院教课，北京光复后陈南屏、郑天挺接收北京大学，表示继续留用。
　　
　　1946年，38岁
　　北大正式恢复，张离开文学院，至第四中学教国文，同时在广化寺为僧人讲授逻辑、国文、英文，并且为北京南星主编《文艺时代》写文章，在天津《新生晚报》开专栏“周末闲谈”（后改为“一夕话”），文皆不存。
　　
　　1947年，39岁
　　年初，辞去四中教职，至贝满中学教初中修身课，后渐改教高中国文。开始以一人之力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7月印成第一期。家乡土改，全家逃难来京，生活负担更重。
　　
　　1948年，40岁
　　春，积劳而患胸膜炎住院，10月《世间解》出至第十一期，停刊。
　　
　　1949年，41岁
　　年初，父母等回乡。2月参加迎接解放军入城，10月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1951年，43岁
　　1月下旬，离开贝满中学到出版总署任编辑，后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在其检查科任职。5月29日，“一生最亲近”的同学梁政平病逝。在五十年代，忙里偷闲，写了《顺生论》第一分（文革之风起时烧掉）。

1952年，44岁
　　1月1日父亲在家乡病故。“三反五反”开始，因每月取得大众书店所办《语文教育》的编委费三十元，被定为“贪污分子”，停发工资半年。

1957年，49岁
　　整风运动开始，“理智分析对待”，未被划为右派。
　　
　　1962年，54岁
　　所参编的《古代散文选》上册出版，吴伯箫主持，隋树森定稿。
　　
　　1963年，55岁
　　所参编的《古代散文选》中册出版，吴伯箫主持，隋树森定稿。
　　
　　1963年，55岁
　　2月10日，母亲去世。夏季，周叔迦居士约为锡兰百科全书写“佛教与中国文学”条目。
　　
　　1964年，56岁
　　　　初夏《佛教与中国文学》五万字完稿，以太长未被锡兰百科全书采用
　　
　　1968年，60岁
　　开始离开正常工作岗位，在社内扫厕所，干零活。
　　
　　1969年，61岁
　　1月好友刘佛谛服毒自杀，6月下旬，在昌平县的浮村劳动，被通知下放五七干校。7月19日，去张家口长女张静家，21日抵家，8月5日起程去凤阳，充当过基建工人，干过收麦、采石、积肥、卸石灰、稻田插秧、挑水等活。11月，北京的家被人占房，被迫搬往北京大学8公寓二女儿处。
　　
　　1971年，63岁
　　在凤阳，开始被派烧锅炉，曾自称“炉行者”。4月22日，离开干校回北京，由退休改为退职（即等于开除），5月户口还乡，10月14日还乡改造，自此，连续五年之间五次还乡，累计在家乡住有一年多，遭受重重困难：天寒、鼠扰、孤寂、做饭生火不顺；曾拾肥积粪而得以行走自由，在乡间读杂书，写旧诗，并重写出《顺生论》第一分的九个题目。
　　

1972年，64岁
　　　　10月，在乡间被要求劳动，轧场牵驴，后又被免除。

1975年，67岁
　　8月24日，急病，后挣扎至表弟家，解除危险。9月最后一次离家乡。

1976年，68岁
　　4月5日天安-门事件，4月7日由北京出发，途经天津，与郭翼舟、王芝九等游南京、苏州、杭州、无锡、扬州等地，历四十七天，5月23日返北京。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家乡老屋被毁，至此再未还乡改造。1971至1978年间，除在乡间居住，在北京生活则以探友、杂览书籍、练毛笔字、作诗词为主。每在北京期间，则须办理临时户口，颇多烦扰。
　　
　　1978岁，70岁
　　落实政策，恢复退休待遇。
　　
　　1979年，71岁
　　1月15日回社里工作，移住香山饭店，主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并写附录《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上、中册谈字词也是张写），2月，户口回京，3月初，由北大朗润园8公寓迁居到11公寓，11月30日，入住西苑饭店工作，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新楼建成，即入新址办公.
　　
　　1980年，72岁
　　　　年底，《古代散文选》下册编注工作结束，开始编《文言文选读》
　　
　　1981年，73岁
　　6月28日到7月13日，往哈尔滨参加"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会老友黑龙江大学的吕冀平等；9月23日到10月7日，到上海看《古代散文选》下册清样的改正情况。
　　
　　1982年，74岁
　　完成《文言津逮》，9月写成《负暄琐话》的第一篇《庆珍》。
　　
　　1983年，75岁
　　　　4月，开始在《中学语文教学》连载《作文杂谈》
　　
　　1984年，76岁
　　人民教育出版社始予"特约编审"的称号，5月，《文言文选读》第三册完稿，吕叔湘约请主编《文言读本续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文言津逮》，年底，《负暄琐话》完稿。
　　
　　1985年，77岁
　　年初，结集出版《作文杂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佛教与中国文学》，7月，出版《语文论集》。年底，《文言读本续编》完稿，开始编《文言常识》，写作《文言与白话》。
　　
　　1986年，78岁
　　　　年中，《文言与白话》完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负暄琐话》
　　
　　1987年，79岁
　　　　3月，动笔写作《禅外说禅》。
　　
　　1988年，80岁
　　《文言读本续编》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文言常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文言与白话》，4月《禅外说禅》完稿，8月开始写作《负暄续话》，夏写作《顺生论》三个题目与原写成的九个题目构成《顺生论》第一分，"天心"部分。
　　
　　1989年，81岁
　　　　5月，《负暄续话》完稿，10月开始写作《诗词读写丛话》，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附收《说梦草》，系自选诗词二百余首。11月，开始患心脏病。
　　
　　1990年，82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负暄续话》，7月游呼伦贝尔。
　　
　　1991年，83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禅外说禅》，4月，开始写《顺生论》第二分。
　　
　　1992年，84岁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诗词读写丛话》，5月，《顺生论》完稿。
　　
　　1993年，85岁
　　　　年底，《负暄三话》完稿
　　
　　1994年，86岁
　　1月15日，动笔写作《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顺生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负暄三话》，弟子范锦荣女士助编《谈文论语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5月游郑州。8月游承德。10月由北大11公寓迁居至北郊马甸新楼。
　　
　　1995年，87岁
　　　　徐秀珊女士助编《横议集》，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张中行选集》。10月游石家庄。12月2日，杨沫去世，张未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1996年，88岁
　　　　徐秀珊女士助编《说梦楼谈屑》，北京出版社出版，9月，游山西，11月《流年碎影》完稿。徐秀珊女士助编《张中行自述文录》之下卷《留梦集》。
　　
　　1997年，89岁
　　《张中行自述文录》下卷《留梦集》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卷《写真集》由北京大学出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流年碎影》、《散简集存》等《张中行作品集》八卷。
　　
　　（主要根据张中行《流年碎影》整理而成，2004年3月）
2006年,98岁
　　2月24日凌晨2时40分,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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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51
午后阳光里的絮语[转]

——写给张中行先生



那天傍晚正在择菜准备做饭，先生手里拿着晚报进了厨房，叹了口气，说：“张中行没了。”
我说：“是吗？”
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知道他身体已不太好，听了这个消息，便觉得终于是这样了。
依然接着做饭，然后吃饭，都收拾完之后，一个人拿着报纸到厨房，安安静静地看完了整版内容。
心里也没有太难受。一直是看他的文字的，他很少在媒体露面。他走了，文字还在，依然可以看，便不会觉得他不在了。
这两天看报纸上他的照片，是普普通通九十多岁老年人的样子，小眼睛，慈祥得有点像老太太。


最早买的他的书，是《禅外说禅》，1993年买的。那书只看了十分之一吧，就看不下去了。现在想来，是因为那时年轻，还不到三十岁。世上有好些东西，需要时间和经历，才会知道好，他的文章就是这样。
再读他的文章，大约是七、八年之后了，渐渐上瘾，渐渐成为常会翻看的书。
每次读他的书，就会心静，就会觉得自己的渺小。


启功先生在《＜禅外说禅＞读后记》里写到张先生：“先生喜玩砚台，也喜收些文人手迹，既不同于争奇斗富，也不同于沉溺搜罗。手里把玩一件东西，总是像可买可不买似的。东西被别人买走了，也不见他后悔，听说远处有什么，也不见他上赶去看。”
总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有几个人能那样呢？


还是小的时候，在老家，从收音机里听苏州评弹，居然听完了全本的《青春之歌》，自然对余永泽相当不齿，印象里是个猥琐的形象。后来才知道居然与张先生有些瓜葛，而张先生则坚称是小说，决不辩解。
这件事让我懂得的是，我们眼中能看到的星光，也有可能是多少万年前发出的，我们看到星光的时候，那颗遥远的星早已死去，所以，渺小的我们，到底能知道多少事情背后的真相与脉络呢？
但真相是在的，即使不愿意说，清者也必自清。


我的先生是学数学的，向来对我喜欢的作家不感兴趣。一日闲聊，跟他讲了一个从张中行先生《刚直与明哲》一文中看来的故事：“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二十八，乙说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于扭打，到县太爷那里打官司。县太爷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来问责打的理由，县太爷说，‘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甲叹服。”先生听了之后，如醍醐灌顶，从此成为张先生的拥趸。


3月2日是张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生平第一次想去八宝山，想去送他。可刚换了新工作，才几天，不敢请假。后来想想，张先生不是讲究这些的人。
一个人，活着，能让人深深敬重；去了，能让别人想着念着，就是活得好的了。


那天的晚报，除了有关张先生的文章外，还有一整版内容是关于季羡林先生的，他们同被称为未名湖畔的“雅士”。季先生九十五岁了，在301医院已经住了三年。我想起季先生曾有《我眼中的张中行》一文，在文中他称张先生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二老有段时间同住燕园，早晨散步，也能碰面，见面时，经常“只是抱拳一揖，然后各行其路”，现在想来，真的有些仙风道骨，令人神往。


张先生走了，以后当然会经常看他的文字。
那样的一个老头儿，那么有学问，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冥思苦想了若干年人生的意义，在八、九十岁的时候，写文章告诉我们：“所得呢？是不能证明人生有什么意义。但还活着，并舍不得死……”怎么办呢？“顺本性活下去，而不问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义是也。”
想起他的慈眉善目，我信他的话，也打算像他说的那样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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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54
张中行先生书目

以下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网页资料：http://www.pep.com.cn/gzyw/jszx/ ... 20060227_247951.htm






第一辑

包含各种先后出版再编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中行作品集》，收入到1996年的几乎所有文章。其中合集只出到第六卷，第七、八两卷作单行本出版。按选入作品集的顺序排列。

*文言和白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04-01

*文言津逮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06(以上第一卷)

诗词读写丛话 中华书局，2005-04-01

作文杂谈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07-01(以上第二卷)

*禅外说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佛教与中国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09-01(以上第三卷)

*顺生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09

*说梦楼谈屑 北京出版社，1996-03(以上第四卷)

*负暄琐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09-01

*负暄续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01-01

*负暄三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01-01(以上第五卷)

*横议集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11

*月旦集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11

*说书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2，高莉芙编(以上第六卷)

*流年碎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05-01(第七卷)

*散简集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03-01(第八卷)

第二辑

包含各种不断重新组合的文集，按出版时间排列。

*观照集 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02-01

*谈文论语集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05

留梦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01-01

关于妇女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09-01

桑榆自语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01-01（名人名家书系）

张中行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12-01（百花散文书系）

留梦集 作家出版社，1997-01-01(张中行自述文录下卷)

写真集 作家出版社，1997-01-01(张中行自述文录上卷)

张中行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04(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

张中行近作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0-10

补学集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01-01（读书阅世丛书）

闲话八股文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01-01

张中行卷 华文出版社，1998-01-01（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话说老北大 人民中国出版社，1998-10-01

张中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01-01（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民贵文辑 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06

张中行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2

张中行卷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中国文学名家散文随笔保留作品集)

步痕心影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01-01

*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 群言出版社，2000-03-01

旧燕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03-01

不衫不履文钞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05-01，方成插图

张中行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07-01(世纪老人的话)

开卷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01

读书学问碎语

说梦草


2006-02-27





张中行作品总览

以下据华夏经纬网转载之新京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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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2006/10:29 华夏经纬网

　　张中行认为《顺生论》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1.《文言津逮》福建教育出版社

　　2.《作文杂谈》人民教育出版社

　　3.《佛教与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4.《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5.《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8.《诗词读写丛话》人民教育出版社

　　9.《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负暄三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1.《横议集》经济管理出版社

　　12.《月旦集》经济管理出版社

　　13.《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散简集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群言出版社

　　16.《说八股》（与启功、金克木合著）中华书局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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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55
http://www.shuku.net/novels/zatan/zhangzhongxing.html
电子书包括：《文言和白话》 《禅外说禅》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作文杂谈》 《诗词读写丛话》 《文言津逮》
http://www.eywedu.com/Zhangzhongxing/
包括：《作文杂谈》、《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禅外说禅》、《佛教与中国文学》、《顺生论》、《流年碎影》以及别人纪念张先生的《怀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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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56
百度百科的张中行词条
　　张中行：（1909-2006.2.24），原名张璿，字仲衡。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吹牛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　
　　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士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老头有骨气”。
　　张中行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等人被称为“民末四老”
　　张先生的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 。
　　一篇题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等学术网站上广为流传。作者张中行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痛批了被称为“学兼儒道释”的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论语别裁》，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该文的副标题“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更明确表示了对出版社的质疑。　
　　张先生的婚姻：张夫人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引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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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艺术的张中行词条

姓名 张中行
　　
性别 　　
出生日 1909
出生地 河北省香河县
逝世日 2006年２月24日
逝世地
国家/地区 中国 　　
身份 作家 　



张中行：（1909-20062.24），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吹牛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　

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士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老头有骨气”。

一篇题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等学术网站上广为流传。作者张中行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痛批了被称为“学兼儒道释”的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论语别裁》，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该文的副标题“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更明确表示了对出版社的质疑。　

张先生的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 。

张先生的婚姻：张夫人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取自"http://www.wikiart.org.cn/index.php/%E5%BC%A0%E4%B8%AD%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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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57
转自 庞旸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312459010002mw.html

关于叶圣陶和他的家人

2002年1月1日

今天是元旦，下午去看望了行公。

起因呢，一是送去新出版的《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我当初写这本书时，得到过行公的支持，不仅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叶老，讲了他与叶老交往的故事，还借给我不少宝贵的资料。本来行公答应为这本书作序的，但终因病重没有写成，改为请袁鹰先生写。书出版了，理当给行公送一本去。二是，前些日子开“作代会”，我们宴请几位外地来的儿童文学作家朋友。席间徐鲁告诉我：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你是张中行的“关门弟子”。这消息令我有点不安。行公那么大学问，我从来不敢妄称是行公的弟子。何况行公“女弟子”众多，我也无意跻身这个行列。不知写这文章的人是谁。但既然有人这么看，过年了，倒该去执弟子之礼，也不枉担个虚名。

上次见行公是在几个月前。那时他身体状况很差，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倒下昏睡了。他女儿说他成天这样昏睡，也不吃什么东西。而这次却很有好转。行公坐在床上，和我谈了好一会儿，且头脑清晰，谈吐清楚。话题从《叶圣陶和他的家人》谈起。他说，看到这本书，就想起叶老。叶老为人是没的说的，温柔敦厚，大有长者之风；但与同时代的郁达夫是两个类型（郁属于才子型）。他还说，叶老下一代中，叶至诚比较有才。他当年去叶家，见过叶至诚的妻子姚澄。当时就很惊讶，哪来这么个漂亮人物？原来是锡剧名旦。他还说，去过叶老的故乡甪直。甪直保圣寺中的塑像是个叫刘兰的人塑的——西安门不是有个胡同叫“刘兰塑”吗？就是从这儿来的（我从小就在“刘兰塑”胡同一带转悠，今天刚知道它的来历）。行公还说，这甪直的“甪”字许多人不认识。一次中学课本付印，校了多少遍都没错。付型快印了，一个工人发现“这儿还有个破字呢！”楞是把“甪”换成了“角”，真让人哭笑不得。这可不能怪编辑！行公还说，当年从苏州坐船，走了50里水路到甪直，那风光，真令人怀念啊！看水乡，还得去甪直！言语间，神往之情溢于言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当说到叶至善时，行公的三女儿在一边插话：“ye zhi shan，是不是那个小胖子？”她指的是叶稚珊，《群言》杂志编辑，作家徐城北的爱人。张老曾在一篇文章中称她“小胖子”。显然，行公的三女儿并不熟悉叶至善。“唔，叶至善的太太姓夏，是挺胖的”。行公用玩笑岔开了这个话头。也许他觉得，没必要跟不搞文史的女儿掰扯文坛这点事吧。

谈笑风生间，时间很快过去。我暗暗赞叹94高龄的行公还这么风趣，思维这么敏捷。这个年过得很快乐，是一个睿智的老人带给我的快乐。（后来证明，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行公这么聊天了。以后虽又看过他几次，但已不可能这样畅快地交谈了）



昏睡中的张中行

2003年8月7日

这个熟悉的楼房已很久没来拜访了。3032的主人，张中行老已衰病多年，闭门谢客。二三年来我只是偶尔来探望或打电话问候。楼门的防护措施更严密了，加了对讲防盗门，有保安值班。这次造访是事先约好的，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蔡瑛的约稿。他约我写一本关于张中行的传记，我觉得还应征求一下张老本人的意见。

电话里，张老的家人征询他的意见，回答是欢迎我去。我如约在下午4：00到访。张老的大女儿（也已是六七十岁的妇人了）热情接待了我，把我引进张老卧室。床上，张老仍在昏睡，床边小几边有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据说是朋友的孩子，前来帮忙的）正在做功课。大姐连唤张老，告知我的来访。但昏睡中的张老，似乎并不想醒来，只含含糊糊地说：“谢谢你来看我，我现在没有精神接待”。大姐似心有不忍，仍想把他唤醒。但屡唤不醒，那句话倒是重复了好几遍。我感到来的不是时候，退到客厅，与大姐交谈。我觉得尽管张老处在这样不便见客的状态，但张家还是欢迎我的来访的，也许是希望来人能刺激一下张老的精神，以免他老是昏睡。现在这种昏睡状态，已成了张老的常态。大姐说，他一天里对家人也说不上几句话。我还注意到，前几次来时，张老也是睡在床上，但旁边还有他的夫人。两个相守一生的九佚老人，晚年就这么并排地病卧在一起。而今天，床的那一半却是空的。我冒昧地问大姐，老太太是否还在，大姐说，她母亲是于5月份去世的，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但一直瞒着张老，只是说在医院里打点滴。张老有时还问：你妈怎么还不回来？但我们都猜，他心里一定明白。大姐说，父亲心里一定不好受，这也是他整日昏睡的一个原因吧。

说到写书的事，大姐说，她一直在外地，对家中的事不太了解，这些事都是她大妹妹负责，约我下次再来与她谈。

我觉得，张老虽衰病至此，但仍保持着尊严。那句“谢谢你，我现在没精神接待”，体现了一个处在他这种昏睡状态下的老人所能守住的最后一点尊严。想起以前在他的书房促膝畅谈的情形，确实令人感伤与惆怅：当年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的张老已不复存在，但他的学问人品，他的思想之光将长久地留在世上，留在人们的心里。我想写这本书，就是想写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这一个”。

张老终于跨过了这个千年，又在21世纪生活了3年。他的生命贯穿着整个20世纪。在这漫长的90多年里，他与中国一起经历了社会的大动荡大风雨，文化的大冲击大碰撞，经历了生活的变迁与坎坷，而他，始终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介平民学者，一个好夫君、好父亲的身份立于世间。他长久地被历史遗忘，默默无闻，低调地生活了多年，却终于在80年代，一夜之间成了“出土文物”，刮起一股文坛旋风，成为老生代学者散文的代表，享誉文坛十几年。如今，张老成了各个年龄段文化人所景仰的对象，甚至成为一些青年人心中的偶像。这种大起大落，被称之为“张中行现象”。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是很诱人的，但我也不是没有顾虑。首先是，我有没有资格写这本书？张老的精神追随者很多，其中不乏学富五车，妙笔生花之人，许多人与张老的接触、了解也多于我。我不一定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人。另外，张老身上有很复杂的一面，经历如此丰富跌宕，又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泛泛地写，写不出一个真实的张老，而要尽可能写得像，又不伤及他人，谈何容易。因此我颇费踌躇，甚而望而却步。

其实早在六七年前，我就萌生过写张老传记的想法，也向张老本人提起过。记得当时他并不鼓励我写，说：我就是一个常人，不值得写传。后来张老的自传《流年碎影》问世，我也就打消了班门弄斧的念头。这次蔡瑛力邀，又钩起了我以笔记形式写张老的想法。但能不能写成，真的还是个未知数。

（后来，我越来越陷入编辑事务堆里，又见辽宁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以采访形式写张中行的书，就把蔡瑛的约稿推掉了。行公仙逝后，靳飞告诉我：行公生前曾对来约稿的人说：“要写我，找靳飞；靳飞不行，就找庞旸！”如果行公果真说过这句话，是不是可视为他的“授权”呢？也许将来我能写成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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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58
我看《张中行别传》
读书偶得（原创）
来自：春江花月夜的博客
http://sxx1956215.blog.163.com/b ... 479220104543522949/
2010-05-05 16:35:22

我对张中行先生仰慕已久，对他的《流年碎影》已是百读不厌。看到孙郁先生的《张中行别传》，心里即冒出了这样的念头：有了张先生的《流年碎影》，孙先生的《张中行别传》如何写法？孙郁也承认，因为有了《流年碎影》，写张中行的传记确实有点困难。要了解他的生平，他的那本自传已经很完备了。但这一本书的写作，却是独辟蹊径，评述多于史料的 勾勒，感受漫过了时光之野，如其说是一本人物传记，不如说是一本读书心得。

打开《张中行别传》，我的第一看点是：张中行和杨沫的特殊关系。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中行和杨沫即有一段为人所知的恋情。两人分手之后，遂在人生道路上各奔东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青春之歌》出版之后，杨沫由此名声大噪。她的作品问世之后，主人公林道静与前夫余永泽便成了两个有趣的典型。前者乃革命的象征，后者系落后的典型。杨沫把自己的生平糅进了林道静的形象里，而张中行的影子也和余永泽的形象叠印在了一起。 在杨沫的潜意识里，林道静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冲破旧的生活秩序，向外寻找真理。在张中行的眼里，革命不过政治的更替，人性的恶的一面不易更改，社会政治只能解决社会表层问题，无法影响人的心理结构。某个夏日，孙郁和张中行谈到《青春之歌》时说：我如果生在那个年代，也要去革命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其时认识的路不止一条，社会也是这样”。人生之路的终点不过是坟，关键在于怎样的走法。穿山越岭是一种走法，平地独行也是一种走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抗争的路；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素，是顺生的路。哪一个更好呢?也许并无答案，起码不应只有一个答案。1995年，杨沫去世。有人问张中行可否出席追悼会，张中行想了想还是拒绝。他对女儿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第二个看点是：张中行的文章和文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张中行在文学界鲜有其名。1979 年1月，张中行已是七十岁高龄，人民教育出版社破例将他召回，搞课本编著工作。工作之余，为了摆脱内心的凄苦，竟然动手写作起来。他动笔之际，心里有所顾忌。当下不好说，同代的事亦有禁区，那么就动笔写写旧人旧事吧。1986年，他的《负暄琐话》出版之后，文字突然走红，新著不断流入世间： 《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文言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 988年版；《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I 990年版； 《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文言常识》，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诗词读写丛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负暄三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 994年版；《留梦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中行晚年著书，在气脉上暗袭前人，既是从金石里流出来的，又沐以西哲的光泽，还杂有旧诗文的风采。他喜欢鲁迅的雄健，欣赏朱自清的清秀，赞佩庄子的飘逸，又看重荀子的严谨。康德的和罗素的哲学意绪暗自闪烁，穆勒的逻辑学亦渗入其中，有一些老子的盘诘和庄子的恣肆，也有一些周作人的从容和废名的幽玄。文思四通八达，文字流动多致。他的文字很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安宁里透着清冷。记人记事，有古风，像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晚明小品的笔意，很有苍凉的况味。张中行在八十年代形成了自己的文体，季羡林认为张是鲁迅之后少有的文体家之一。

第三个看点是：张中行的朋友缘。张中行像个特殊的磁场，周围形成了特殊的朋友圈子。在这些朋友当中，既有老友，也有小友，还有数量可观的女友。启功是张中行的老友，生于1912年，雍正第九代孙，著名的书画艺术家。张中行在人民教育社出版工作的时，启功是顾问式的人物，被其幽默和智慧所吸引，遂成为好友。靳飞是张中行的小友，对张中行的晚年生活很是了解，第一个在大众传媒深度介绍了张中行。在张中行的小友中，来往较多的是陆昕，铁杆小友是刘德水。张中行对这些小友有一种舐犊之情，即像对待朋友，亦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他和这些年轻人在一 起，忘记了自己已是耄耋之人，心中很是快乐。张中行并不漂亮，像个乡下老农。认识张中行的人都知道，他是很有女人缘的。 学问大而没有架子，清贫而不失赤子之心，这是许多女子对他的印象。唐师曾讲到自己的情感生活，涉及美女对自已的吸引时，张中行坦然说道：虽然自己老了，见到漂亮的女人也要多看几眼。他谈的女性，有美人和才女之分。他写的才女很多，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但那些文章却没有肉麻的地方，清清朗朗有君子之风。他历史上的才女几乎都留意过，对一些人还做过深入研究。他在《负暄三话》里写了许多才女，丁建华、赵丽雅几篇写得最好。他和赵丽雅的相识是因为《读书》杂志的关系。那时赵在《读书》做编辑，经常约他的文章，彼此结识。古人里，他对女词人李清照大为佩服。李清照的精神没有被杂色所染，能在高远的地方盘旋着，写出了男人写不出的奇妙词句。奇怪的是，他对新文化的几个女性作家关注不多，或说不太喜欢。冰心、庐隐、萧红等当红作家，都没让他心动。 隐隐地觉得，他对新文学是失望的，好看的文本在他眼里并不多。晚年他对杨绛好评有加，一是出自对钱钟书夫妇学识的敬佩，二是欣赏杨绛不与俗世为伍的选择。

第四个看点是：张中行的人生选择。在张中行突然走红火的时候，微词也随之到来。一些有一定政治高度的老干部提出疑问：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宣传这样的落后文人?只会顺生的人，不愿和恶势力斗争是卑怯的吧? 人有高低，地分南北，声音不同，实属必然。对张先生的种种看法，在我看来不必大惊少怪。人选择什么是一种自由，革命与否不是评价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不革命也许是怯懦的选择，如果这种怯懦还不失人性并不害人利己理应无可厚非。人生选择这个问题，即宽泛又复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范围无法讨论，在士大夫的道德框架里也难以说清，后来的人们也许会看得更明白。张中行晚年的情形，大致算是超俗之人。虽然晚年爆得大名，但涛声依旧不显山露水。据说北大百年校庆时，各层领导出席，季羡林等学术名流也都安坐台 上，学校也请他登台，老人拒绝再三。他拒绝别人，不是一般意义的清高，多少有些思想贵族的余韵。张中行既未从事过崇高的事业，比如抗日、革命、造反，也从未有过无耻的行为，例如告密、投敌、整人，坚守的是为人之道。从他的一生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崇高是难得的，人甚奇之；而远离无耻，亦是难得的，人亦应奇之。生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看到了无数英雄式的人物，悲壮者如瞿秋白、胡风、顾准等，沉潜者如熊十力、马一浮、钱钟书等。较之于上述诸人，张中行属于另类，他不是思想的独异者，也非殉道的勇士，他保持了传统中国人的素朴之心。 一个老人的文章能有这么多人看，也许不是他的本事多么高强，而是人们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存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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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1:59
张中行论
文：孙郁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29591
１
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张中行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刊和杂志上。我那时读他的作品，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不是一位当代人，他像“五四”那代学人一样，以平和、扎实、厚重的文字，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文化难题。张先生不是那种正襟危坐地谈论学问的人，他的修养很深，对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又因为受到鲁迅、周作人的影响，他的精神状态一直有别于当下的文人。以文化的、艺术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观照文化和艺术，这种思路的特异性，至少对我这样生于５０年代末的人来讲，是新鲜而又极富有引力的。
我在《读书》等杂志上，陆续地读到了他大量的文章，被他的文风和渊博的知识吸引着。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冷静、沉稳而超然地呆在京都的一角，指点古往今来诸多趣事，不故作惊人之语，更无趋时之态。他的苍劲、古朴的文风，和饱经忧患的情思，使他的作品散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自周作人以来，我们许久没有读过这样清淡、疏雅、博杂的文字了。张中行的出现，使我们荒疏了几十年的文坛上，出现了旧式的、然而又具有“五四”个性主义类型的人。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存在，他让我们看到了流行了四十余年的文风的孱弱性。与他这样沉浸在东西文化之海的文人比，当代轻薄的文人应感到惭愧。至少，这位文化老人，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独立的人文品格，对我们当下浮躁的文坛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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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１９０９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１９３１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１９３５年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并办过佛学研究杂志。１９４９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不是以职业习惯写散文的人，而是一个杂家。这种杂家，非班固所云“漫羡而无所归心”者，而是兼哲理与艺文、形而上与形而下，且又颇有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者。在当代众多的散文家中，张中行是少有的一位哲学意识浓厚的人。他对罗素、培根的研究，对老庄、孔孟、佛学的思索，其成就均令人仰视。他晚年所著的《顺生论》，被誉为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论语》。那弥漫着广阔、深邃的文化意绪的哲思，亦可当做一部优雅的散文来读。他似乎无意去写散文作品，写作的时候，更多地是在关注人生难题。他像一个哲学家，在无休止地拷问人生，追述理性的大限。这很像庄子，也类似孔子，和“五四”后的周作人也有相似的地方。很难说他喷吐的思想都是前无古人的标新立异——人的一生能在一两个问题上，为社会提出崭新的解释，已实属不易了——他讲述的，既来自一种学术上的内省，又来自一种独有的生命体悟。这种内省和体悟，排除了近半个多世纪的一切先在的理性干扰，一切都是原原本本的，来自于一种孤独的文化咀嚼时的偶得。像李叔同坐禅时的冥想，又类似丰子恺那样远离尘海时的冷观，同时又如同闻一多、朱自清那样去直面人生。在张中行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平淡的。他以布衣之身，在生活底层，一直穷追人生哲学中最困难的一隅。生命有意义么？如何生存才是合理的？什么是“存在”？“存在”是顺从意志的必然呢，还是顺应天运的必然呢？他研究国学，但后来又跳出国学，不是信徒，成了外观者。他研究逻辑学、哲学，但非食洋不化，而是消化为东方式的体悟，用启悟的文体，去表达思辨的内容。张中行的兴趣广泛，不像有些文人那样一生只钻研一个领域的问题。他自称为杂家，并谓“样样通，样样松”，自嘲自己的路子铺得太多。其实也正因为如此繁杂，他的思维就显得比常人活跃。他喜欢书法、字画，对诸种骨董兴趣很高。又熟读经史子集，儒学和儒学之外的东西涉猎甚广。他留意于野史，于山林野叟中常得到些有趣的话题。这一点很类似明末一些文人，不拘于礼法，思想不定于一尊，博取种种杂学之外，注重于性灵的东西。我特别注意到他对佛学的态度，这里可见出他思想的主要东西。周作人曾说，在中国，看一个人学问和思想如何，先是看他对佛学的怎样解释，次看其对妇女的态度。张中行于这两点中可说是用力很大的。尤其对佛学，真真是熟得很，诸种典籍，如数家珍。但又不像某些佛学学者过于钟情于佛法，而是从中绕过，以西洋的逻辑学，人文精神，和怀疑主义东西反观诸物。于是便有了《禅外说禅》这样的大作。把国人的心理结构和信仰意识，谈得头头是道，真正像一位高人在戏说人生。他很留意各种文化现象，衣、食、住、行，风俗人情，典章制度，等等，均在思索范围。多而杂，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便是：论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于司空见惯之事中，总要说出异样的声音。这便是杂学的力量。他写文章，意在明理，明理在他那儿，已不再简单的是儒生的现实理性的顿悟，而是带上了西洋哲人式的东西。如同培根追问人性本体，康德反思人的思维结构，张中行在诸种思想的吸收、碰撞中，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表达式。这在当代文人中是少有的。所以，这是他特殊的贡献。他把洋人的形而上的东西，与东方人体味的东西，较好地杂糅在一起，于是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像禅又不像禅。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有真的内容隐在其中。读张中行的作品，你必须认认真真地揣摩，兼哲学与美文于一体，正如先秦散文一样，杂而有序，洋洋洒洒，散淡冲荡。世间尚有此类作家在，无论如何，是读者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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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谈及张中行时，赞之为“玩文物那么有兴趣，讲学问那么广博，生活上悃愊无华，行事上那么取予不苟，无疑的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读张中行的作品，你会觉得，启功的感叹是不无道理的。张先生不是唯美主义者，写作乃是他思索人生哲学时的一种情思的外化。他一生所思者，是精神的悖论。“你爱它，他会给你带来苦；你恨它，却又躲不开；你同他讲理，讲不清楚；不讲，决心胡混，又会惹来麻烦”。这很类似康德的某些观点，康德就觉得，人的先验认知方式有限，以有限来穷尽无限，便走进“二律背反”，故彼岸不可知。这是人类的宿命，张中行也看到了这一宿命。他绝不说人的思维达不到的虚妄的东西，例如对某些宗教问题的存疑，便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理性达不到的地方，那领域的事情，多臆造之处，不可信。怎样消解这一认知的困惑呢？他提出了顺生而行的观点。《顺生论》云：
我们生而为人，站在人类的地位说长道短自然是难免的，不过要讲包括其他在内的大道理，那就应该眼睛睁大，心情冷静，这样，我们会很容易地认识，所谓善恶，是人类以己身为本位来评价事物（严格讲应是评价人的行为）的一套概念，推到人类生活以外是行不通的。而讲到善恶的本原，其实也简单得很，不过是人生有“欲”。人类乐生，于是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于是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其他衣食住行等等事物的评价都不过如此。这里也许有人会想到更根本的问题，即“欲”的价值问题。这当然很难说，有所欲是已然的事，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反正是既成事实，除了顺受之外，又能怎样！前面说，有的人不安于生命之徒然，这是想给“欲”及其派生的一切找个理论的靠山，以证明人事上的种种琐屑是理合于天。这种意图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有所得，也未必没有用，如《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一类。但是这类领悟，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用它自悲或自欺都可能有大用，如果竟以为这就是真理，定而不可移，那就与相信鬼神没有分别了，夭道远，人道迩，人生有涯，人力有限，我们最好还是不舍近而求远吧。
每每读到他对人生某些无奈的叹息，我便对他的大悲苦之心，有了一种亲切之感，我们同在一个无奈的时空里，社会观念的幻像常常把一切置于一种全能的精神解释之中。但张中行一直清醒地提示着我们，什么是人的有限性，人的精神可抵达的地方在哪儿？他的散文，这种玄学的特点，亦常流露其间，既深味“红尘”，又不遁入空门。鲁迅式的反抗绝望，同周作人式的“绅士”气，与他均不适宜。于是便选择了康德、罗素式的人生态度，以哲学之眼光，冷冷地看人生，品味人生，像一个超脱凡世的道人，但又颇有布衣、“寒士”之气。食五谷杂粮，谈天文地理，一生不与官场结交，老老实实做一介书生。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见吧？因为谙熟于子史经集，他写文章显得大气磅礴；又因为一生在社会底层生活，在炼狱中少顺多逆，故对人间悲凉体味很深。看他回忆诸亡友的文章，听他谈论古今文人的故事，让人思绪顿开。我在与先生的多次接触中，多次感受到他来自心灵深处那种悲楚意识。他对人生悟得太深了，一切世俗的幻像都在他那儿被粉碎了。这让我想起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他像苦雨斋主人一样，背负着巨大的文化负荷，把人的一切苦痛都吞在自己的肚子里。但又不是一个神经质、绝望的人，他以自己的超然、冷静、平和之心，将种种苦难，转化为一种征服人生的精神自娱。既然天下之事多不如意，人生苦境甚多，与其哭哭泣泣，不如以平常之心待之。《顺生论》中说：“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常常处于两歧之间：对于有些事物不能求甚解，但又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选择一条道，向前走。”无奈与乐观、忧患与通达，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但在他那里被调和得很好。张中行是位求知的人，但求知的目的，在那儿已不简单的是去找什么人生的出路，而是让自己和周围的朋友，更清楚地看清社会与人自身的某些深层东西。说宿命，他确实不相信一切先在的理性主义，即先验的东西；说通达，他又不盲目地皈依于一种信念。他一生都在苦苦地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靠独立的判断去把握人生。他的迥别流俗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吧。
这里，他的精神体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科学的理性意识，他一生都在关注科学哲学，对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抱有兴趣，这使他未能滑入旧式文人的复古之路。他的鲜明的人文主义情绪使他即使浸在旧文化的审视之时，也依然抱有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例如他对中国人陋俗的警告，对当代迷信之风的冷嘲，对复古思潮的不满，是深得“老北大”的科学主义传统的。张中行倡导科学精神，旨在由此而引发人们对人生的正确态度，其立脚点，还是在人生哲学上。无论是看重培根，还是小弥勒、康德，根底在于人的解放问题。这思路，属于鲁迅那代人的，他很好地继承下来，并有新的感受。他的作品，常可以看出这些东西来。其二，是存疑意识。这在他那儿一直占着不小的地位。他习惯于对事物的反思，对被世俗认定的东西，总要细究一遍。一贯如此的，便合理么？鲁迅、胡适那一代人，注重分析法，存疑意识很浓。张中行不像鲁迅那样有“魏晋风骨”和“托尼文章”气，也不似胡适那样长久热衷于实证主义哲学。在思想启蒙的方面，他对当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张中行的存疑意识，还是在知识论的层面上，他无意将此转化为一种思想运动。因此不像过去的鲁迅和当代的王蒙这类作家，那么引起广泛的注意。他的存疑意识，大概是受到休谟、罗素等人的影响。培根说：“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张中行对此有独有的感受。是否有“终于信仰”的一面，难说；但“起于怀疑”，在他那儿是确实的。例如谈佛教，他对其中的某些哲学是佩服的，但又觉得其中逆人生而行的方式不妥，便与它既近而又远之；论及儒学，他亦兴致勃勃，且身上残留许多儒家的精神印迹，可一旦与现实人生联系，便对其非人道的一面嗤之以鼻。他采撷了许多学派的学说，却未有“终于”一方的。这看似有些驳杂，似乎在知识的获取上过于相对主义，但细究一下，还是很有其意义的。存疑的结果，便是：“生，来于天命，我们抗不了，于是顺；顺之暇，我们迈出几步，反身张目。”人都在一种灰暗的精神洞穴之中，要真正看清人自身，倘不跳出洞穴，难而又难。张中行跳出了这一洞穴了么？他的散文，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跋涉。尽管依然存有困惑，尽管也难解析斯芬克司之谜，但他的悲壮的前行之中所洒下的汗水，是令我们这一代人深感敬佩的。这位文化老人的默默工作，给当代文坛所带来的启示，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言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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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以为，才会真正理解先生作品主要价值和意义。他是带着欣赏人生的目光，究天人之际。上及远古，近逮自我，一觞一咏之中，多洒脱、智慧之音。他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写人物的，很有“世说新语”之味，又带有笔记小说之调。写起来从容得很，比时下写人物的散文要老到得多。例如《梁漱溟》、《胡博士》、《启功》、《王世襄》等，已经超出一般俗套，那里简直是一部个体的精神史。形与神，意与境，气韵非凡地散发出来。二类是状物的，这一类很特异，是显示他非凡悟性的领域。例如《酒》、《城》、《桥》、《户外的树》、《灯》、《晨光》、《螳螂》等，已不简单的是传统写赋书怀之作，那是哲思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交织，看似摹物缘情，实则勾勒人生哲理的隐喻，这样的作品，即使在“五四”那时的小品文中，也不多见。张中行把一种特有的哲思与东方的杂感交织在一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散文文体。三类是言理的，这一类他写得最多。如《我与读书》、《月是异邦明》、《临渊而不羡鱼》、《错错错》、《王道》等。他近来发表在报刊上大量的作品，属于这一种。这些作品深得鲁迅、周作人散文的精髓，很有“文明批评”的味道，也带有玄学的色彩。在这里，他表现了对生活极其广泛的兴趣，小及日常琐事，大至天理人道，举凡人生所涉的领域，均有冷眼静观的态度。仿佛一个历史老人，以苍凉、浑厚的声音，向我们诉说历史的旧迹。在这些冷静、古朴、深邃的美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博杂的知识，和“笃近而及远”的人生趣味。以博杂而开启读者，以情趣去陶冶人们，读此类作品，你会觉得，其品位，不是一般文人可以做到的。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骨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味，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具，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新凤霞，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顿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谧、超然的境地。
很能体现张中行特有智慧的，是写物的那一类散文。我以为那是他散文世界中迷人的园地。《酒》、《城》、《桥》、《晨光》等，已不简单地雷同于明清的写景小品，亦不同于周作人关于茶、船、杂食的美文。这类散文的诗性与理性是极强的。说有诗性，乃在于他于现象界中可以捕捉到特有的东西，很像古人作诗，有禅味在；说有理性，乃因为不同于苏轼、欧阳修、李贽，乃至于俞平伯、朱自清等泛泛的人生感触，而是多了一份康德、培根、罗素式的意向。要在灵感之中，捕捉产生灵感的理性与知识机智，要问一声：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晨光》是一篇很妙的作品，看似写习见之景，但却有认识论与价值论的东西。他写道：
……我当年未疯学疯，念穆勒，念休姆，念罗素，才知道围绕着归纳法，也可以提出疑问。穆勒的疑问是枝节的，他在所作《逻辑系统》里说，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正确的归纳判断，什么样的事例不能，他就是最聪明的人。这样说，他是承认自己还办不到，但至少理论上，也可能办到。可是到休姆和罗素手里，疑问就成为根本的，那是：归纳判断的可靠，要以自然齐一（永远如此运行，不变）为条件；何以知自然是齐一的？由于信赖归纳判断（赵大、钱二、孙三、李四都死，所以人都要死，等等，由部分如何推断整体如何），这就成为连环保，其结果必是都靠不住。记得他们还以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为例，也说是来于归纳判断，并非绝对可靠。这使我的思绪变为哲理与家常两半。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家常，如傍晚，我从众到奶站去取牛奶，因为不疑惑明天必来，就还要吃牛奶。问题是还有那万分之一，通常是早起，忽然鳖见晨光的时候，哲理就闯进来，像电光一闪，引来感慨万千。这感慨，化为疑问是，难道我们的宇宙是规规矩矩，可以永远托靠的吗？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感谢吧？感谢谁呢？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就这样，我常是始于怀疑，终于慨叹，慨叹存在的神秘，己身的微弱。
……天很黑，出村，几乎对面不见人。走出六七里，到村名大新庄的东侧吧，韩大叔牵着驴在前面走，我步行跟着，忽然觉得昏暗的程度稍减。我停住，转身，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由微明反衬，参照新学来的一点点天文地理知识，用目光远扫上下左右，然后缩到脚下，　清楚感到，原来我们置身于其上的大地，真是个飘动的圆球。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无知觉，无目的。我呢，与它相比，太渺小了，也在动，却有知觉，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明天，因不知道明天怎样而惶惑。就这样，村野的晨光曾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
写这类题材的散文，笔法完全是一种诗化的哲学风味。没有相当西学修养的人，能从中悟出其中的玄机么？张中行是个很有情感的人，但却不放纵它，而常常用理性的东西去存疑，求知。这样，像《晨光》这类作品，便蒙上恍兮惚兮的神秘感，以及力求从中超越感觉，以智慧去体味感知大限的神异色泽。既有庄子式的诘问，又有笛卡尔式的内省。写感觉，已经很诗情画意了，但又不止于感觉的体味，遂上升于哲学的盘诘，犹如罗素式的逻辑推理，义理博而大，精而深。这是先生散文独到的地方。像《信》、《户外的树》、《灯》、《桥》、《螳螂》等，也有这一特点。看似写身边旧物，但内中却流着思想者不竭的情思。忽而远古，忽而域外，忽而现实人生。在他那里，时空阔达得很，上下古今之典籍，有许多被信手拈来，一切物的存在，均被罩上人文的语境。物与我，虚与实，苦与乐，都自然地纠缠在一起。你甚至会觉得，在他的世界里，东西方哲人的思绪，被有机地熔于一炉。虽有时不能篇篇达到化境，文字有时有老人式的琐碎，但那种独有的智慧达成方式，确实大大丰富了当代中国的散文艺术。
言理的杂感之作，是张中行影响较大的部分。这一类散文写得十分活泼，也最能见出他的学识和人生态度。中国旧式文人，渐入老年，复古而远离现实者颇多。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者，均未能像林纾那样免俗。张中行八十余岁了，文章却常留意于现实，不见迂腐气。国学根底厚，却不以古人是非为是非；西学知识广，又不西崽气。例如评社会风气，商品经济，谈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问题，民主、法律问题，思路都很清楚，与平民的情感十分接近。《月是异邦明》写中国文化的弱点，一点也不温吞，这是很不易的。他在许多地方，明确表明对儒、道、释某些东西的不满，也有一定深度。苏轼论及韩愈时，批评儒生“君子之为学，知其人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美学耶”？张中行属于“知其人所长”又“知其蔽”的人。他论及国人文化心理，优劣分明，反省的也较为深刻。读他评析现存社会的短论，文人气过浓，不及鲁迅那样沉郁悲慨，火气完全隐在背后，以至给人一种隔岸观火之感。但细品一下，却有很现实性的东西在。其实，以他的思想而言，抨击时弊并不难，只是因把世间看得较透，不愿陷得更深而已。这既有批评意识的一面，又有悲观的一面。因此也就缺少了鲜明的锐气。张中行太圆熟、老练，他写世相种种，往往并不直面，而是绕着走，峰回路转后，回到目标中去。这使他的“文明批评”，有了厚重感。于汉末、唐宋、明清文人状态里，他看到了中国人心理多年不变的东西，又从当代人的习俗中，领略到古代文化某些长恒的因素。于是，谈论生活，已不是单纯地就事论事，而往往把古今的东西揉在一起。像周作人谈论自己一样：“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中国当代某些议论散文，多单线条地就事论事，此风已久，文章“道弊”四十余年了。张中行式的作家出现后，人们猛然感到，学识与智慧是不可分的。只有智慧而缺学识，文章就显得瘪，失去了味儿。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所以气势不凡，乃因为身后有博大的文化背景所支撑。旧式文人的此种特点，目前越来越少了。张中行使我们看到了它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化修养，科学与理性，对东方文化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源头。我在张中行颇有现实感的散文之中，领略了其中的要义。
　　５
张中行写诸种散文、随笔，透着智者的情思。他的文体所以诱人，乃是人生的境界与修养使然。他曾经说：好的文章，许多都写得十分轻松，并不给人一种用力去写的感觉。在读了张中行的大量散文后，你会发现，先生的文风亦如他所说的那样轻松自然，是任意为之的，很少见他装饰自己的文字，都是大白话。但认真品味，却有深奥的东西在。这正如大书法家挥毫创作，水到渠成，天然成趣。有真骨在，何需外饰？也如化妆的女子不及天姿丽影的少女，一点缀，就少了真，少了深。文章的写法，庶几近之。
张中行身上，具有着成熟的艺术之美。他的作品，其实就是聊天式的精神漫游，把历史、玄学、人生，都用平平常常的话说出来，开创了当代文化散文的新路。探索人生，未必都用学院派的论文表述，用传统的散文笔法冥思达理，大概读者会更多一些吧？所以，他把中西的知识结合得很好，把雅俗的东西也结合得很好。什么人都可以读他的书，他把深奥的、台阁间的东西，移到大众中，以清淡平实的风格，笑谈人生。前人曾说，宁静方可以致远。但这“静”字，并不是装扮一下就可做到的。张先生的“静”，得之于他对人生哲学的深省，对人间的苦楚、对生之有限有他特有的看法，故不为外界风雨所动。人为什么要活着，它的意义何在？世俗的功利能够拯救人生的宿命么？中国旧时文人，对于世俗社会想得太多，而对生命本体，思之甚少。虽然也有杜甫式的苍冷，苏轼式的悲郁，但那毕竟是由事功而后对生命的玄想，免俗却难。“五四”以后，西风东渐，我们总算有了周氏兄弟那样的作家，张中行继承了周氏兄弟的某些传统，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理性的局限他思索了，情感的局限也看到了。但他没有走向尼采，他知道那是有悖于生命价值的；同时，也没有走向佛门，那里面，亦有他所觉得的虚妄的东西。张中行选择的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似乎是一个中庸的选择，但也恰恰是这种选择，给他的文体和思路，带来了一种前不同于古人，后有别于来者的风格。这风格既古拙，又宁静；既超脱，又深沉。如山谷间的足音，清脆而神秘地缭绕着。也如刘勰所云，作家的神思应是“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张中行在高风跨俗式的跋涉中，把一种散淡、平实的美，留给了当代文坛。
其实，张中行作品的耐读，除了哲思的高古之外，主要的，还是那悲欢之后的情思。他曾称自己的写作，颇似弗洛伊德所言的“白日梦”。《留梦集》的序言曾说：
多年以来，我涂涂抹抹，不断用到“梦”字。用，取义常常与本义不同。本义是睡在什么地方知觉还在活动，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也。这样的梦，如意也罢，不如意也罢，醒后都是一场空。我的所谓梦不然，是想望（或竟是幻想），是希冀，是爱慕，有时也许朦胧，但并不无力；于是之后是或移近，成为梦的现实，带来惊异甚至欢娱，但更多的是远离，成为现实的梦，带来怅惘和愁苦。这样的梦是未入睡时有的，是情之所钟，在生涯中占重要位置的，我视之为梦，或称为白日梦。
……正面说，对于其中多写白日梦的，我总是有偏爱。原因有浅的，是我复读，能够重温旧梦，再过一次值得眷恋的生活，哪怕只是片时的。原因还有深的，单说写时候的心境，是含着眼泪写永远放不下的深情。人的一生是复杂的，有是非，有苦乐，有成败，如果桑榆之年，有兴趣算总帐，把经历分为值得重温和不值得记忆两类，我以为，划入前一类，并占首位的是白日梦，至于俗世的一点点名利，背后的几声咒骂，至多如路旁的几丛宿草，不管也罢。
张中行对人世间的“情”，看得较重，属于乐生派的人物。他的生命意识里，对真性情，是认可的。他写启功、张守义，带着常识的爱；写柳如是、丁建华、汪大娘，带着友善的爱；记“红楼”旧事，情系于科学、民主，其中大多是眷恋的爱……这种爱意被历史感搅动着，你可以从中领略出他对远逝的生命足迹的天边的感怀。人生只有一次，每一次欣然的相逢，每一种甜蜜的交往，每一回真切的期盼，在他的笔下，被真诚地记录着。张中行每每写到人生的爱与友情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淡淡的苦味。这不和谐的颤音，使其作品散出无奈的情思。一方面是真实的情感涌动，另一方面是悲凉的叹惋。一切都在逝去，逝去，生命不过也是如此。人真能达到超越自我的精神永恒么？张中行散文中的苦涩的情致，大概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吧？其中的魅力，或许也缘于此。
当下学人中，钱钟书式的文笔，高奥不可攀，深邃博大自不必说，世人也景仰久之。张中行与钱氏不同，他的身上多了一种贫民化知识者的气质。所以他治学与为文，与书斋中的钱钟书差异较大，走的是另一条路。即用散文随笔的方式，写出既有学理，又有性灵的东西。这并不是说，钱钟书的路是险、奇、高的远离人间的怪路，而是说，做学问，途径是不同的。读钱著，觉得是智者的挥洒，是纯书斋气的精英文本，先生的淡泊、幽默、超拔之趣略可感到。而看张中行的文章，则如一友人所谈，像一介“寒士”，以非贵族化口吻；道出了高深的学问。这样的人，在本世纪，大约并不多见吧？远离着研究院和大学，但却从事着大学教授同样的研究课题，没有任何功利的东西，都是为人生而发出的叹语。俨然是一个高僧，世俗之情，均被视为过眼烟云，一飘而散。无功利，为文与为人，就自然，就洒脱，写起文章就不多用力，但那清幽深邃的境界，却在不知不觉中托出。如同一幅名画，看似几点几线，但空白与画面之间，却气象万千。古人评王维作品的成功，乃“得之于象外”，此语赠之张中行，当并不为过吧？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９日于北京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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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0
张中行：一生坎坷 晚年风光
2010-02-25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叶兆言




　　说起学习古文，我经常翻阅的不是《古文观止》，是人教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这套书。一共三本，据说是编给中学老师看的，经常翻阅，所以也顺带知道了张中行。所谓知道，是知道个名字，与吕叔湘和王泗原相比，家里人很少提及，偶尔会听到一两句，如果不是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成了北大赫赫有名的“未名四老 ”，他也就是一个有点能耐的退休老编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偶然读到了《负暄琐话》，随手一翻，竟然不想丢下，于是就把张中行送给长辈的那本书据为己有。那时候，知道他的人很少，渐渐地小圈子里开始议论，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不错的散文集，作者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青春之歌》是个可以用来定位的坐标，一说起余永泽，都忍不住会心一笑。那年头，这位杨沫小说中的人物家喻户晓，自然要比张中行的名气大得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张中行晚年的行情之好，让所有熟悉的人目瞪口呆。他的著作开始占据各种排行榜，男女粉丝众多，文化人都以读他的书为时髦。尽管和北京大学没什么关系，只是在这学校读过书，后来作为家属在燕园长期居住，他却成了北大的标志性人物。也不过十多年时间，张中行真正地火了。

　　“文革”后期，张解职还乡，孤身回到河北香河老家。有一次来北京看妻女，住西郊的北大公寓，其实就是女儿的宿舍，忽然想到要去八条看我祖父，兴冲冲进城。恰巧祖父出门，没见到，就留下一张纸条。祖父回来看到留言，立刻去信表达未能相见的惋惜，同时为他的不幸遭遇感伤。祖父误以为住的公寓是客舍，想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年，老来却无家可归，沦为住旅店，不由得忿忿不平。

　　除了晚年无限风光，张中行一生确实有很多不如意。如果没有最后的十多年，我们大概根本不会去说他的故事。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在同一代人中间，张的薪水会一直那么低，从1951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工资竟然从未变过，退休前是125.5元，退休后打七折，只剩下94元，还不够一张大票子。当然，上世纪50年代初期，能拿到一百多块钱，工资也不算低，早已超过了劳动人民的标准。不过钱的多少总是要比较，老一辈人的开销与现代人不一样，一个人工资要养一大家，张中行太太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有一个岳母和4个女儿，这点钱自然不够用了，因此读张的文章，会发现“伤哉贫也”经常在字里行间游走。

　　张中行被解职还乡，其中牵涉的话题很多，个中原因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反正好事没挨着，倒霉都让他给碰上。他本不是个会据理力争的人，只能逆来顺受，老老实实服从命运安排。

　　张中行在凄凉中告别了妻女，一个人回到了乡下，伶仃孤苦地住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一住很多年，冬天没有暖气，房间里是零下3℃，夏天酷热，室内气温已高达33℃。这也不是随便乱说，他带着一个可以算作古董的老式温度计，千真万确地记录在案，都写在了日记上，并不是后来的回忆。

　　最惨痛的记忆还是没有北京户口。今天这都不是问题，当年却是头等大事。张中行成了闲杂人员，去首都探望妻女，必定遭受几番羞辱。首先要乡间的大队开路条，证明他不是坏人，这路条开与不开也没个准，要看有权者高兴不高兴。有了路条才能在北京报临时户口，最多3个月，到日子还得续，能不能续又得看当权者的情绪。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碰到有权的，如同秀才遇到兵。张中行如果潇洒，有点玩世不恭，就不会受这个罪。那年头赖在城里不走，不走也就不走了，未必真会押送下乡。

　　当然张中行做不到这些，他顺从惯了，习惯了夹尾巴做人，既不会挺直了腰杆说不，又一定是有钱也舍不得花，毕竟已没有别的生活来源。这钱必须留着养老，今日有酒今日醉，显然不是他的人生态度。在乡间的这几年，他老人家退而不休，度日如年，虽然不至于再去做重体力的农活，但是背粪筐捡个粪，轧场时牵牵毛驴，这些农事还得敷衍。多少年来，我一直会忍不住想到张中行的这段经历，过去常说作家要去体验生活，这个说起来大约也可以算标准的体验了。

　　退职还乡的张中行百无聊赖，只能依靠三件事来打发时光。一是写毛笔字，用旧报纸抄碑临帖，虽然有些旧底子，最终也没成为书法家。二是读书，所读之物无非是一些常见古文。三是写作，除了小说什么都写，反正不为了发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结果幸亏了这个第三，当时随便写写，却把埋藏在深处的写作热情给挖掘出来，本来打口井取点水喝，没想到一下子冒出了丰富的石油。

　　有人把张中行与张爱玲的遭遇进行比较，这两个人都是作家中的极端。一个少年成大名，25岁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该写的好文章都写了。一个是文坛老旋风，快到80岁才突然成功。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成名要趁早”，而张中行显然也不是故意捱到80岁才张牙舞爪，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偷偷写作，只要有机会就贼心不死。上世纪50年代写过，60年代也写过，可是真正能畅所欲言，真正百无禁忌，则是在“文革”后期。据张中行回忆，他的《顺生论》和《负暄琐话》中的一些文字，就写于这个特殊时期。

　　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新时期文学已开始萌芽，张中行是个例子，后来风行一时的朦胧诗，写作年份基本上也差不多。新时期文学的大趋势中，张中行走红有个十分明显的慢热过程，比朦胧诗晚，比伤痕小说更晚。他的成功也印证了一个最浅显道理，文章首先得写出来，写总比不写好，好文章只要写出来，迟早都会有人看，是金子自然会闪光。

　　当然，作为张中行的读者，我更喜欢他未成大名时的文字，喜欢那种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淡定和从容。他的功力显然要比年轻一些的汪曾祺更好。与上世纪50年代的右派作家相比，汪曾祺明显高出一筹，与张中行较量就有差距。只是相差了几岁，情况就会完全改变，一方面，青出于蓝胜于蓝，后生可畏；另一方面，庾信文章老更成，生姜毕竟老的辣。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02-25 09:44）

相关链接：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注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2006年2月24日凌晨两点去世，享年97岁。



附录：


　　拓展阅读：

张中行顺生论（节选）

　　顺生论·生命

　　从生命的性质方面看，人与羊显然相距不远：也是糊里糊涂地落地，之后，也是执着于“我”，从“我”出发，为了饮食男女，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甚至口蜜腹剑，杀亲卖友，总之，奔走呼号一辈子，终于因为病或老，被抬上板床，糊里糊涂地了解了生命。羊是“人杀”，人是“天杀”，同是不得不死亡。

　　人是生命中最顽固的力量，无论是被抬上屠案，或被推上刑场，或死于刀俎，死于蛇蝎，都辗转呻吟，声嘶力竭，感觉到难忍的痛苦。死之外或死之前，求康强舒适不得，为各种病害所苦，求饮食男女不得，为各种情欲所苦，其难忍常常不减于毒虫吮血，利刃刺心。这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无怪乎佛门视轮回为大苦，渴想涅磐到彼岸了。

　　有不少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因而君子应自强，生生不息。我们可以说，这是被欺之后的自欺。糊里糊涂地落地，为某种自然力所限定，拼命地求生存，求传种，因为“想要”，就以为这里有美好，有价值，有意义。其实，除了如叔本华所说，为盲目意志所驱使以外，又有什么意义？

　　天地未必有知。如果有知，这样安排生命历程，似乎是在恶作剧。对于我们置身于其内的“大有”，我们知道得很少。可以设想，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它存在于无限绵延的时间之中，其中的任何事物，前后都有因果的锁链联系着；二、它是无始无终的全部显现的一种存在形式或变动形式，前后的时间顺序，只是我们感知它的一种主观认识的形式。如果是前者，则从最初（假定有所谓“最初”）一刹那起，一切就为因果的锁链所束缚，所有的变化都是必然的，就是说，其趋势是骑虎难下。如果是后者，则一切都是业已完成的，当然更不容有所选择。总之，死也罢，苦也罢，都是定命，除安之若素外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顺生论·育人

　　人，由呱呱坠地算起，得生于自然。自然付于的资本不少，可见者为肉体，不可见者还有本能、资质之类。但为了能活并且活得好，他或她就还要取得应付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的多种能力。这多种能力，首要者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知和德。或者换个说法：人生来都是野的，为了能在已然的社会中活得好，就必须变野为文。变野为文，要靠身外的力量以文明化之。这化的大业，由社会方面说就是育人。

　　育，要有方法，或兼有设施。育者教，受育者学，形式可以集中（时间、地点、规模等），可以不集中。我们可以称集中者为狭义的育人，典型的为各类学校、各类训练班之类。这狭义的育人，特点为明确、整齐。而不集中的广义的育人是个大杂烩，大大小小，各种形式，凡是受育者知见上所得的都是。举例说，幼儿初次看见驴，呼为小马，妈妈告诉他，是驴，不是马，这也是育人；大街上吐痰，受罚，自然也是；甚至投稿，字迹不清，审稿人批个“字多不识，故退”，同样是育人。这广义的育人，重要的是一些大类，也说不尽，容易见到的如宣传（典型的如各种广播）、出版、社会风气，直到通过各种规定和措施，让玄奘去取经，李清照去填词，等等，都是。但目的则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无论就个人说还是就社会说，都是求变野蛮为文明。

　　人类过群体生活，置身于社会，凡是社。这里会都是有文化（可高可低，可好可坏）的社会，所以就个人说，想在社会中生活，就要融入某种文化。如何融入？要经过历练成为熟悉。熟悉，或提高说是造诣，又程度之差。算作举例，可以分为高低两等。低是能够靠自力存活，或说具有“必须”具备的过社会生活的能力（这是就一般成年人说，病残除外）。比如会说话，能够从事某种劳动以取得工资等就是。高是除了过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能力之外，还具备某种或多种非必须的可以为文明大厦添砖加瓦的能力。比如说在科技方面或文学艺术方面以及其他技能方面有超出一般的成就就是。

　　无论是低的造诣还是高的造诣，都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或说以某些最基本的文事为基础。这文事，最基本因而也就最重要的是知识和品格。

　　培养拔尖的人才，困难就更大，因为不能专靠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人的兴趣和才能尚未显露之前，怎么能够经过分辨，让杜甫去学诗文，让李时珍去学本草。这里只能说个原则，是想尽办法（规定、措施等），让人人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譬如有那么一个人，本来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可是喜欢音乐，并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就要使他不很难地从农村跳到某音乐的单位。显然，没有适当的财富、人事、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条件，这是很难做到的。

　　张中行的文化自白书

　　在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4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90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85岁时才分到房子。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三居室，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是半新的，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谎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我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您这样看重男女之情，您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的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您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转自http://news.163.com/05/1208/14/24F72K9N00011E4B.html ）

　　张中行女儿忆父亲

　　张文：爸爸离去不是“喜丧”

　　尽管人们都将一个寿终正寝的老人去世称为“喜丧”，可张文却不这么认为，她说父亲去世给她带来莫名的伤痛，“我希望爸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张文眼里，父亲不仅学问深，而且人也好，“父亲很重情，很善良，除了对我们精心呵护好外，还乐于帮助他人，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家养过很多流浪猫。”张文说：“父亲的古文造诣很深，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读不懂的，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老朽’，小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自然科学知识。”

　　张文认为，父亲对她们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教育是西方式的，完全自由开放，甚至放任不管。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家长会，我们读几年级他都不记得。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而对于外界评价他是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他都不认同，他只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湖涂、不盲从。他曾告诫我们要‘多念书，少信宣传’”。

　　张文说，父亲一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他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选自《京华时报》2006年02月25日）

　　龚艳平 ：顺道而行——读张中行的《顺生论》 　　

　　断断续续，终于读完了《顺生论》（中华书局，2006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不是一本波澜壮阔的书，相反，它平静到极至，却不时给你以启迪。

　　《顺生论》是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的一本讨论人生哲理的著作。书稿酝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补写了一部分。后又搁置多年，于1991年4月决定续写，最终完成于1992年5月，整个成书过程达40年之久。先生认为，在自己的所有作品中，《顺生论》是他最费心血，也最喜欢的一本。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曾感言：“私思张氏《顺生论》，可谓一部近代社会《论语》。”

　　这是一位近百岁高龄的文化老人洞察人生、广参学理的智慧结晶，既有他孜孜不倦苦苦思索、读书明理之所得，又有他饱经风霜的人生体验。作者将儒、释、道融为一体，所阐述的内容是严肃而深刻的，但是它既不是八股式的死板教条，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强制灌输，更不是冠冕堂皇的高谈阔论，而是一位饱经沧桑、博通经史的老人在与你促膝谈心。作者把人生的方方面面梳理为“天心、社会、己身”三个方面的六十个问题，从古今沟通、中外比较的角度条分缕析，推本溯源，以散文化的笔调，将思考的过程和探索的结果娓娓道来，谈得入情入理、浅易平实，启人胸襟。读完此书，更是有感于唐师曾所说：“不读张中行的书，不知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张中行的书，更不知他的学问有多大了。”

　　《礼记·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活着比死了好，快乐比痛苦好，顺着本性去做，任其自然，随遇而安，这是生活之道。作者在书中易古人的“率性”为“顺生”，率性是道，顺生同样是道，这道即通常说的人生之道，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怎么样活才好。

　　其一，要“顺生”，或说“顺应”。也就是要顺乎天命和人的个性、性情，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也不要强己所难，要量力而行。其二，要“乐生”。“生”是一切事物的根本目的，人的很多活动，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活动，都是为了“生”这个目的。作者提出了“小民乐生”观点：“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顺受天命，要‘生’，求‘善其生’，就不能不把‘乐’看作十分珍贵的事物。既要贵生，又要重德，遇事就事论事，勉为其难，不幸而未能尽善，安于差不多而已。”其三，要“贵生”，因此要“尽人力”。一个人一方面是己身，一方面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要学会与别人共处，并求共处得合情合理。“率性”并非目标，它只是通往目标的桥梁，目标是“为”。“顺道而行，重视增补而求生得更美好，更丰富，更如意。去日苦多，而人间万有，所以要及时努力，善自利用之”。

　　大家写小书，方见功力。作者长期接受传统儒道文化的浸润熏陶，又眼界开阔、博学多闻，广泛吸取了外来文化的丰富营养。他满腹经纶，而不故作高深，“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他张弛有度，真诚坦白，既不回避问题，也不高自标榜。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忠厚实在，察往知来，不以先知哲人自居。书有“禅”意，但不作“禅”态。读这样的哲理书，使人觉得亲切而富有生活气息。可以说，《顺生论》堪称大家小书的典范。

　　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用来形容张中行先生再恰当不过。一个老人的记忆，就像是岁月摊开的画卷。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可谓五味俱全，正反新旧，聚于一身。诚如其本人所言：“世间的道理，知不易，行更难。何不信顺生之道理，尽向善之人事。”

　　人如其文，文也如其人。《顺生论》实为张中行先生的风骨写照，是他一生行为的原则。晚年为文，他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季羡林曾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用“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来形容这位老友。张中行的人生哲学是顺生、乐道、安己、宜人的仁爱哲学，自言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过对不起人的事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无怪至交启功定义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

　　西谚有云：“失去一个老人，等于烧毁一座图书馆。”如今，斯人已逝，只留下文字在诉说。 （来源： 大江网-江西日报http://www.jxnews.com.cn 2007-08-24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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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1
张中行先生的自信

转自：http://www.zhongxing100.com/?action-viewnews-itemid-159

我很喜欢阅读中行先生的书籍文章。因为自己以前多年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五四以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先生的著述读得最多，兼及其他重要作家和文学流派的作品，所以对那个时期作家、学者的情况，了解较多。而张先生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等书中，恰恰描写了那个时代许多知名人物，写得生动活泼，饶有韵味。所以对先生充满钦敬。这些人物故事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引起我极大兴趣。

没想到，我居然幸运的结识了张先生。那是九二年与友人去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拜访到了中行先生，那时先生已经八十出头年纪，瘦高个，背微驼，长脸，细眼睛，穿着朴素，面容和善，仍然显得精神矍烁，坚持上班，而且耳不聋、眼不花。说话也是和霭可亲。这第一次见面先生就签名赠我一本《负暄琐话》，令我非常激动，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回来虔心拜读先生字字珠玑的著作，甚至有些爱不释手。

以后十余年中陆续与张先生有了较多的交往，成了忘年交。从对先生所知甚少，到认识日渐加深。九八年夏冬季节，先生两次被接到家乡－香河县城交通局后边一个四合院小住，我们有了几天朝夕相处、对面长谈的机会，有些什么疑惑、问题都可以当面请教。对先生的学问文章、为人品格和惊人的记忆力有了更多的了解，愈加钦佩和崇敬。不自量力的说，在心灵深处也与先生产生了较多的共鸣。

诚如陶文鹏先生所说，和张先生聊天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他日常聊天比写文章要少许多顾虑，也自由、机智多了，经常是妙语连珠，充分展示出其博大精深的学识，丰富坎坷的人生阅历，九十余年智慧人生的幽默、恢谐、轻松，能更直接流露出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与真知灼见。限于学识，觉得先生讲的有一些能够理解，有的只是一知半解，还有一些根本就不懂。不过和先生一起更多感受到的是亲切随和，充满乐趣。夏日傍晚，我们坐在小院中，我问先生“您在动乱年代是怎么度过诸多劫难的？”先生立刻笑着回答：“我是靠说假话活过来的！”一句话逗得我们周围几个人都乐了。是啊。那个年代，多少人因为说真话而被扣帽子，挨批斗，蹲监狱，受尽凌辱，以至屈辱的被害或自杀啊,和张先生特别亲近的是他最好的好友刘佛谛，也是因为想不开于六九年寻了短见。他的同时代多少熟悉的作家学者，比如老舍，傅雷等等，均未能躲过浩劫，令后人扼腕叹息！社会变得畸形，许多人心理、行为、人格也变得畸形。许多人疯狂的陷害别人，动不动就无限上纲，完全无视别人的尊严和生命。中行先生当然却永远恪守一个原则：任何时候，不会陷害别人，比如文革中，有人找张先生调查杨沫，如果张先生也象许多人一样信口开河，随意编造，那么杨沫自然会雪上加霜，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不过令调查人员失望，令被调查者杨沫也深感意外的，张先生不单没有按要求揭发她，甚至还说她一直是革命的、要求进步的。

张先生不愿害人，当然也不愿被人陷害，所以他采取的是少说话，甚至不说话的策略。达观乐观，顺生贵生，从没有在逆境中产生轻生的念头，被批斗后，还能微笑着去食堂吃饭。他之所以得享高寿，并且从七十六、七岁以后多本著作受到抢购热评，掀起文坛“老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当时心中就暗想，先生文章和谈话中多次提到在凤阳干校当排长的这个“姜君”究竟何许人也，文革结束后此人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说起来，对张先生最突出的印象有两点：一是张先生平时对人平和、谦逊，不过在写作文章方面却非常自信；二是先生生活极为简朴，到了令我很惊讶的地步。

写文章的自信体现在两个方面：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务求“言自己所信”，不信的不写。这是说所写内容有所选择，严格取舍。从《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所写的人物和事情等内容来看，都能深切感受到。另一方面是坚信自己扎实的文笔功夫，追求至高境界，字斟句酌，经得住推敲，站得住脚。轻易容不得别人再改动了。比如，先生笑谈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件小事：南方某知名报社的一名编辑，乘飞机进京向先生恳切约稿，而且当时就付了稿酬。由于先生的文债较多，过了一些时日，经再三催促，终于撰文交稿，可是文章刊出以后，先生一看愕然，原来文中有一个词语“娑婆世界”被责任编辑未征得先生同意就信笔改成了“婆娑世界”。不过这一改意义就大相径庭了。“娑婆”世界，是佛教用语，指世界众生，堪能忍受十恶及诸烦恼而不肯出离，故名“堪忍世界”；而“婆娑”有三种解释（1）盘旋舞动的样子（2）枝叶扶疏的样子（3）眼泪下滴的样子。先生于是去信说，这个改动是错误的，并且说明具体原因。可惜未见对方有公开道歉的诚意表示，感觉是对作者不够尊重，对读者不够负责，后来就不再给该报供稿了。这使我想到，作为晚生后学做学问应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境界，做人要谦虚真诚，有错就正确面对，并立刻改正和弥补。

说到简朴，先生吃饭崇尚节俭，喜欢家乡特色小吃；穿衣也很朴素节俭。在家乡就喜欢吃香河肉饼，烤白薯，喝玉米渣粥。吃饭时，围坐在饭桌旁，别人发现了什么笑说“你和张先生用筷子都是左撇子啊”，我和张先生互相一看，可不是吗？我开着玩笑说：“哪能和张先生比呀。张先生是金左手，不仅能吃饭，还能写书法作品；我的手可就太笨了……”

张先生反对讲排场，更反对铺张浪费。而社会风气是，人们往往不由自主的讲究抽名牌烟，喝高档酒，吃名贵菜，攀比之风日盛。说来惭愧，我虽然不喜欢讲排场，不过也未能免俗，在与人交往中往往身不由己的应酬，时常顺着人家讲浮华排场的心理走。所以看到先生这样成功的学者、作家，保持着彻底的简朴，朴素，感到惊愕，感到深度惭愧。

先生一直特别热爱家乡，热爱人生，热爱学问事业，更经常发思古之幽情。如今，不知不觉先生已经作古有快三年了。留给我的是深深的怀念、莫大的遗憾、怅惘。我还有许多关于文学、文化、文坛的疑惑没有来得及请教。常常觉得人虽离去，音容婉在：慈祥、和霭、亲切。智慧哲人会永远珍藏在我们这些后来求索者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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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2
张中行：淡泊一生真名士

http://www.56.com/u76/v_MTY1OTc4Mz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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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3
十年寂寞金克木

■叶稚珊

因要外出，为打发候机和飞行途中的时间，要随身带一本篇幅不大但含金量高的书，随手拿了书架上金克木先生的《蜗角古今谈》。金先生的书在我的书架上几乎占了整整一层，在距我书桌最近最醒目拿着最顺手的位置，一直想细细读慢慢看，想了很多年。

这本书显然我是已经看了几遍了，一些篇章很熟，但再次读来仍旧兴味不减。扉页上金先生的题赠用的是出水不畅的钢笔，落款“一九九七，十二”。那熟悉、随意、亲切的金体，我在看书的过程中反复几次翻回到这里，久久看着这几个字，想起精灵活现的矮个子金先生，想想和他同住一楼的季羡林先生身后纷扰，不禁感叹。今年8月5日，金克木先生走了整整十年了。而8月14日是他的生日，金先生是应该再多活一些年的，今年他当98岁。与季先生只相差一岁。连生日都同在八月。

名人身后，多数是寂寞的，不寂寞的只是他的财产、声名、地位或是秘闻轶事，热闹的炒作、争执或是堂皇的冥寿、诞辰纪念活动，皆由此而来。金克木先生身后的寂寞应在意料中、情理中。原本他的学问就不是所谓的显学，非静情素心者流不会跻身其中，他的弟子也多数和他有着同样的品性，不会借此张扬。况且他的世俗声望和地位远没有他的学问、才情来得令人惊叹。所谓的只识皮相不识骨相，只识金面不识佛面。世风若此，也怪不得世人眼浅。

金克木年轻时身体就不好，总是咳嗽，有人说他活不过30岁。后来体检肺上有七个钙化点,医生问他什么时候得过肺结核,他说不知道。现在看来这一定与他年轻时的咳嗽有关。怕引发咳喘宿疾，最后几年金先生几乎连楼都不下了，就医是儿女用自行车推着从朗润园到北大校医院的。路上见到熟人，坐在后车架上的金先生点头寒暄，并不多闲聊。有一些年张中行先生住在朗润园女儿家，他与金先生常有往还。有次在路上碰到金先生去看病，张先生认真地关心问候，不知说了些什么，金先生竟一直记得并感激。张先生本不在北大授教，但和金先生有着知遇相惜之谊，当年是金先生将张中行的文章推荐给三联《读书》杂志的编辑赵丽雅的，赵丽雅很喜欢，后来就有了张中行的红火和张旋风的出现。张中行先生2006年故去，享年97岁，金先生小他3岁。金先生的女公子金木婴几年后还和我谈起张中行先生的关心问候。

记得2006年3月，金木婴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在电话中谈了很久。我的感觉是，她有和父亲一样好的记忆力和博览的习惯，而且还有母亲相当多的遗传基因在她身上显现。金老生前身后她不仅是尽了孝道，还是尽职贴心的助手。她对父亲的认识理解不逊于学生弟子，只是没有承继父业。很感叹有多少名人之后默默无闻在理解回味感念着自己的亲人，却没有诉诸文字。而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却在写着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这其中的差别不仅是仁者、智者之所见的不同吧。

金先生去世后的两三年，我曾写过一篇《花雨尘埃旧巢痕》，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金木婴说：“妈妈看了很喜欢，但很希望能补充上：妈妈上世纪60年代也翻译过《摩柯婆罗多的故事》，根据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英译，金先生校并序。80年代中青社重印四万册都卖光了。妈妈希望能重印。妈妈是2004年11月去世的，享年84岁，死前没有什么痛苦。妈妈兄妹五人，除在新加坡的二舅外，都是84岁去世。”

她还提到：金先生不止一次评价过几对比较年轻的学者作家夫妇，如陈平原夏晓红、葛兆光戴燕夫妇等，他的评价是女的聪明，男的用功。比如作家型和学者型。这话金先生也对我讲过，话语间很能看出先生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

金木婴还谈到当时正有韩素音翻译奖在评选中，其中一项是将金克木先生的短文《老来乐》翻成英文。我们都认为：要将金先生老来看似随性俏皮的文章翻好，很难！

当今天“仰望星空”已成为跨越自然和人文学科，从诗意演化为与人生的理想追求相连的常用语时，我总会联想到金先生，不知他算不算最早最真诚“仰望星空”的学者。上世纪30年代初，金先生20岁出头，就翻译了英国天文学家秦斯新著《流转的星辰》，著者用通俗的文笔描述天象解释宇宙膨胀学说，而此时的金先生只上过正规的小学，其他一切都是自学的。资质颖慧的清华学子侯硕之（侯仁之先生的弟弟）约他看星谈诗整整一夜，同学少年惺惺相惜。

30岁在佛教圣地印度的鹿野苑修行，跟随著名学者骄赏弥和迦叶波法师研修佛教经典，一面阅读汉译佛藏，一面学习巴利文、梵文。老居士骄赏弥在他不大的茅舍中单独授课，有时也同时为两三个弟子讲授佛典。两三个学生肤色也是两三样，手中拿的书更是同一部书却三四种文字：白皮肤的学生拿的是罗马字本，锡兰的学生拿的是僧伽罗字母本，金克木拿的是印度天城体字母本。老居士在大床上盘膝而坐，金克木半盘膝半跪着，白皮肤的学生则坐在小凳子上。东西两个半球正烽火连天，这幅乡野圣地苦修图近乎仙境。竟日苦读，天黑以后，躺在茅屋法舍遥望暗夜中的星斗推移，是每天最后的功课。他年轻生命的全部活力都浓缩集中在分外活跃的头脑中，思想在尘世的纷争和佛教的清净中跳跃，净土的星空给了他精神信仰和学术方向，也是他终生对物质生活无欲无求的奠基。对星空的仰望和对知识的探求终其一生。

2000年8月先生去世，而在四五月间，金先生让女儿借来了霍金的专门谈黑洞的天文学作品，并在电脑中留下了遗作《黑洞亮了——从译泰戈尔诗赠徐迟谈起》，整整两年后霍金到访中国并引起轰动。电脑中还有他加了新注的当年在印度写的寓言诗《风信鸡》、《知了与蚂蚁》、《青蛙与黄牛》，还有《汉字书法艺术史话引子》，是为准备撰写的新书草拟的条目，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印。当时《读书》杂志正在续发他的《秦汉历史数学》，也未及在作者的名字上加黑框。

他还正在亲自将怀人的文章选编成集，书名已经拟好：《云天望故人》。

我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感觉，金先生嘴很痛快，脑子很热闹，但心里很寂寞。离开鹿野苑求学仙境，离开武汉大学可疯可狂棋逢对手的“珞珈山下四人行”，五十多年间他的真性情似乎再没有畅快淋漓释放过，他写过这样的话：“……只剩下一屋子广阔天空，任我独往独来，随意挥洒。”在率性潇洒的意境中，我看到了一种孤寂，但绝不是指门前冷落。也许，是以他的智慧，这多风多雨的几十年，谨言、自缚是安全的屏障。也许，酒无知己棋无对手，除了孤独他别无选择。

《蜗角古今谈》的最后一篇文章署名“尹茗”。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为刊物专栏“专家学者访谈录”，约先生稿，为有别于一般的记者访谈，体现学术水准和专业深度，都是由被访者本人推荐学生或弟子访谈并记录整理，唯有金先生的《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通篇问答是自撰的，他可能是不愿意麻烦别人，也可能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清楚地理解和表述自己。

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先生自己写好了《告别辞》《自撰火化铭》。

可见，金先生的寂寞生前已有，不止身后十年……

金先生没有泰斗、大师的头衔，到晚年填表学历一栏都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而他的思想、著述、信仰和追求，要世人理解，尚待时日，不是一个十年、两个十年能等到的。

金克木先生的《告别辞》最后一句是：“但愿有时记起我的人在回忆的春天里发出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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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4
“燕园三老”：不朽的记忆

来源：南方日报
转自：http://news.sina.com.cn/o/2006-03-03/09268350677s.shtml


　　亲友口述张中行与金克木季羡林的交往

　　中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张中行先生24日逝世，享年97岁。昨日上午10时，略显寒冷的八宝山告别厅里，身穿素装的400多人默默为张中行送行。

　　人们熟悉的“燕园三老”中，金克木先生2000年就已仙逝，季羡林先生卧病在床，未名湖畔再也见不到“燕园三老”散步的身影。人们惟有从书中景仰他们的人格、敬叹他们的学识；从后人对他们的讲述中追忆他们的音容。

　　记者将电话打给张中行先生的大女儿张静和二女儿张文，她们强抑悲伤，回忆起父亲与两位老友的交往。聊到后来，张静无意中说起曾经有一位年轻人打来电话，自我介绍时说“我是写《未名湖畔三雅士》的那个人”。她还说，“燕园三老”得名的由来，固然由于三人都是国学大师，都住在未名湖畔，却也与这篇文章有着很大关系。记者辗转联系上此文的作者段海峰，请他与张老的女儿一起，复原雅士的风流、大师的风采、老人的风貌。

　　家人眼中的“燕园三老”:

　　君子之交淡如水

　　讲述:张静(张中行大女儿)

　　张文(张中行二女儿)

　　金克木从没来过我家

　　在张静、张文印象中，金克木没有去过她家。有一次，金克木派自己的小孙女来送书给张中行。三老写文章时需要的书往往是书店买不到，图书馆也借不到，而他们又很了解彼此的藏书，因此经常相互借书来用。

　　一次张老开玩笑说，前不久看了金克木写的一篇文章，反复看了3遍也没有看懂。张中行说很多文人都是越老越怪，写的东西越来越专业，能看懂的人越来越少，也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

　　张老只去过季家一次

　　张文回忆，三老都住在北大朗润园8—13公寓。张中行跟季羡林交往比较多。两个人的生活都很简朴，外表尤其朴素。季老还当过副校长，但从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一些不知道的人管他们叫“工友”，还以为他们是传达室的老师傅。

　　张文说，父亲只去过季羡林家一次，还是被安排的。当时，85岁的父亲终于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便从朗润园搬走了。之后，北京电视台一个叫《北京，你早》的栏目要做一期父亲的节目，在拍完他的新家后，又让他去季羡林家坐坐。导演要求两老聊一会儿，问问彼此的近况，然后又要求季羡林把父亲送到门口。

　　季老是个博学的人，张文说，“我们后辈对他很尊敬，但他是名人，也不好意思跟他打交道。再说，我学化学出身，我们家就我这一辈没有学文的，路上碰见了似乎也没话好说。”

　　张中行和季羡林都在文章中写过对方，季羡林的那篇叫《我眼中的张中行》。

　　后辈眼中的“燕园三老”:

　　名士风范也平凡

　　讲述:段海峰(《未名湖畔三雅士》作者)

　　段海峰是内地某杂志主编，与“燕园三老”有多年交往。他告诉记者，他在1992年写那篇文章的初衷，只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三位名士的风范告诉大家。却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会被《读者》杂志转载，造就了一段“燕园三老”的佳话。

　　张中行:提倡节俭的左撇子

　　段海峰还记得走进张中行家中的情景:“那时张老住在北大朗润园他女儿的宿舍，房间特别小，一进门就是床和桌子，好像就没什么东西了。后来他搬到华园，也还是什么布置都没有，没有装修。”“我去拜访他，如果谈话超过午时，他总是提出请吃饭。”段海峰说，老人家提倡节俭，饭菜不多也不少，每次都是正好吃完。

　　张中行的幽默，也让段海峰印象深刻。张中行是左撇子，不过，有一次吃饭时，他却用右手执筷。于是，段海峰就开玩笑地问他:“可不可以用左手？”张中行眼睛一闪，说:“我表演给你们看！”随之用左手毫不费力地夹起一粒花生米，脸上露出孩子般得意的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

　　然而，最让段海峰景仰的，是张老悲天悯人、和善豁达的修养。他回忆，去北京时，他没有住的地方，张老总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老和妻子睡床，我就搭个行军床，睡在二老的旁边”。

　　金克木:见了季老不打招呼

　　金先生住未名湖畔最西，与季羡林住同一幢楼，但早上散步他见季羡林却不打招呼。他的理论是:打招呼是说废话。他把这种理论再推进一步，甚至读者想请他在书上签名他都不干。

　　有一回几位读书人买了他和张中行的书，想求签名，先到张中行家，张老签了，但几位拿了签名本却说还想请金先生签名，只怕金先生不答应。张老一听，说:“我带你们去。”率先下楼，后面跟着几个手捧小本本的人，向西百米，二楼，敲开金克木家的门。

　　几位说明来意，金克木果然摇头:“不签不签。”张中行不吃这套:“人家买我们的书，是对我们的抬举啊。谁带钢笔，拿来。”把笔塞到金克木手里:“签！”金克木虽然不情愿，但只好签了。事后，张中行说:“我在金先生面前还是有面子的。”

　　季羡林:读者来信每封必回

　　季羡林住在一楼，北大分给他两个套间。最初，段海峰去拜访他都会先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来他却发现，到季先生家，从来没有人挡驾。直接敲门进去，他就在屋里坐着，有时还是他亲自开门。

　　说起季羡林的认真，那是出了名的。有一回，段海峰供职的刊物要介绍季老，打电话询问他的职务，他竟认真地把年龄、籍贯、职务等介绍逐一相告，连挂名的10多种职务亦不例外。他的意思是既然你问，我就要说清，含含糊糊有悖治学之道。

　　有位读者在报上读到季老文章，对其中一词不解，于是要了季老地址，修书叩问。不几天，他就收到季老回信，解答他的疑问。后来张中行先生对段海峰说:“季先生的精力我比不了，他每信必复，这得需要多少精力！”

　　人物档案

　　张中行的一生

　　1909年出生于河北香河，1931年入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毕业后，先后在中学及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编辑工作，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散文随笔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六卷。

　　学者张中行:最像是思想家

　　人们会说张中行是文学家、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家，因为他治学61年，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谙详西方哲学，纵观古今，无论哪一方面都成就斐然。他被认为是继周作人之后最出色的散文大家；让几代人受益的中学语文教材，就由他编纂。

　　不过，张中行认为自己最像思想家；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是哲学著作《顺生论》。他自认为是思想使他一生中不糊涂。

　　男人张中行:最舍不得情人

　　张中行曾说:“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而我舍不得的是生命，当然如果我有情人，最舍不得的是情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中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最让人留恋。这是人的自然要求使然。”

　　和《青春之歌》作者杨沫有过一段感情的张老，却最终与夫人李芝銮相濡以沫，厮守了半个世纪。李芝銮乃世家独女，清秀温婉，长张老一个半月，两人都属猴，张老称夫人为姐。

　　张老把婚姻分为4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大部分是“可过”加一点点“可忍”。他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张老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几十年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杂家张中行:最爱写书藏砚

　　张老一生有两项嗜好，一是书法，一是藏砚。其书法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的作品一起展出。他谦说自己“学书不成”，并“归罪”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对砚，他有独到眼力，还辅之以手，，从石质、形制、款识而辨识出高下。

　　生活上，张老一生清贫，85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唯一的嗜好是在晚上喝点二锅头。一次，一个晚辈给他送来一瓶“人头马”，张老看报纸上说“人头马”值一千八，想喝了吧，但一想到喝一两就相当于喝掉了一百八十块钱，实在下不了口；这竟然成了张老一件烦恼的事。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陈祥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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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5
张中行诗词答问 http://www.tysswz.com/Info_Show.asp?ArticleID=351

张中行，字促衡，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於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大学任教。和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一起，人称“未名四老”。在中国文化界被称为“布衣学者”。他一生著作颇丰，季羡林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并用“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来形容这位老友。张中行出身农家，一生始终保持着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不贪热闹，不慕名利，不钻官场，不经营自己。从心底里把自己看成是“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下面，把他和采访者的问答节录转载，与大家共赏。
问：您当初是怎么写起诗词来的？
答：吃饱了，闲着没事。
问：上大学的时候写诗吗？
答：没写过，不敢动。谈何容易。后来念多了，熟悉了，瞎哼哼几句。
问：现在的生活怎么拿旧体诗表现？
答：什么体裁无所谓，主要看情感的表达。关键还是念多了。杜甫他们就是念多了，写起来就很自然了。
问：最喜欢古代谁的诗？
答：没什么高下。只允许挑一个人的话，就是李商隐。念古典的，没有不喜欢陶诗的。从时代上说，《古诗十九首》当然很好，后来的人都写不出那味来。
问：现代的青年人还有读诗的必要吗？
答：当然有。古诗的味，用后来的话写，怎么都赶不上那个韵味，语言又精练。买瓜好吃，还是买桃好吃，没什么分别。诗词就是写自己的感情。
问：现代人写诗词有什么用处？
答：现代人有什么感情想发挥，用这个形式表达。
问：您觉得写诗词好玩吗？您是否把他当成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答：念古典的念多了，就想模仿，有什么严肃不严肃的。
问：您有过含着泪写诗的经历吗？
答：含泪，是写生活的阴面。你爱过人家，人家不爱你，就含泪了。
问：您这本书是金针度人。
答：连银针也没有。
问：书里都写什么？教人写诗？看了这个就会写诗了？
答：没那么容易。
问：那看这个书有什么用？
答：看这个书，用处就是耗费点。
问：现在人花钱都要有收获，有回报。人家买你这书要得到什么？
答：念多了，给情人写一首，情人很高兴，就是最大的获得。
问：情人一看，看不懂，还得再买本您这书。一看您这书就能看懂古诗吗？就能瞎诌几句？
答：比不看好一点。就现在说，用古体写，比白话好像好一点。
问：您过去说过，现在的白话诗您不会写，还不如写古体的容易呢。
答：那是啊，这个念多了，有一个规矩，有格式。写白话比较难，只能写一个“我爱你”。
问：如果我想学古体诗，要求也不高，看什么书合适？
答：那也没有别的，两个字，多读。
问：您这样的谈写古体诗词的书，有喜欢的吗？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答：那是专一体的。
问：还有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
答；这些小书，有点用，用处不大。
问：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
答：他那是应付大学生的。
问：那您这是应付谁的？
答：应付一般读者。只要喜欢的，就能看。凡是写文章都是念熟了，随便哼哼。
问：对现在那些为数不少的喜欢古诗词的年轻人，还想说点什么？
答：愿意写古体诗，也没什么别的好办法，多念点。

（转引自《好书》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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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6
从学问杂家到学术大家——晚辈学人眼中的张中行先生

王岳川







北大未名湖后湖的朗润园有四位世纪老人，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和张中行。四位老人我都有幸多次专门拜访过。今天，张中行老人也走了，四位老人中只有季羡林老先生住在医院。我重新走进冰天雪地的朗润园，一种人去楼空、大师谢去的悲凉不由涌上心头。季老当年评价张中行先生说的话想在耳畔：“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文如其名，名如其人”！



从被边缘化的杂学家到学术大家



张中行先生的文化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化”中走出来，逐渐变成一个杂学家，最后变成一个学术大家的过程。第一次被边缘化是在“五四”时期，也可以说在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先生的文化形象颇为不佳，他曾成为了余永泽的“原型”。读过杨沫《青春之歌》的人都知道，余永泽成了当时保守、僵化、守旧的代表，与当时激进的北大思潮格格不入。当小说拍成电影后传播进了千家万户，可以说那时候他成为了一个反面的形象。但张中行作为一个学者，与当年作家杨沫的分手，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在“信与疑”不同理念中的分手。分手后，张中行没有了情爱的羁绊，也不参于是非的争辨。因此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被不少人认为是电影中余永泽形象的原形，但张先生却没有正面为自己辩护，他相信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他是要做事业而不是要做是非，他要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经过长期努力和灵魂磨难，他的学术形象逐渐从反面性走向正面，并且以自己的诸多著作成为学界的学术杂家。

张老这辈子出了10多本书，他早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最早出版的书大抵是文言文翻译方面的。我记得那还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为学习古汉语需要了解文言文方面的翻译技巧，我读了一些文言文翻译对照本，我发现张先生的翻译最为生动、清晰、准确，而文字又往往出人意表，传达车古文的精神神韵。但是先生没有满足于成为一个古汉语家，不满足于精通了虚词实词然后把古文章流畅地翻译出来，而是从国学中的“辞章之学”走入“义理之学”。

大抵上说，辞章之学、史传之学、义理之学，即文史哲加起来构成了国学的主体。张先生早期研究的偏向于辞章之学，但最后他从一个语文家、古典文学家进入更旷阔的思想领域而成为学术大家。看看他写的书就能理解这一过程：《文言文选读》（合编读本续编》（合编），著作《文言津逮》、《作文杂谈》、《负暄琐话》、《文言与白话》，《诗词读写丛话》，这些大多属于语文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又写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顺生论》、《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等这些大都是哲学思想宗教方面的著作，其后还出过一些回忆录和散文集。这可谓广学博识，澄明古今，著作等身，巍然大家。



由细到处入手做学问的途径



老一辈的治学态度，在今天能够保留和传承下去的已经很少。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国化，因此似乎只要是向美国学习的就是很先进，坚守中国自己的文化就是保守落后。这种太多的文化误读使得中国文化不断被边缘化。实际上，当今西方文化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过分的强调竞争导致尖锐化的斗争，最终演化为层出不穷的战争。而张先生的《顺生论》讲禅和佛学，是希望世界的和平，使这个硝烟迭起的世界多一些东方的和谐和平精神。

现在一些学生动辄就喜欢大话，研究大而空的东西。而张先生治学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他善于从语词句篇章的细处入手做学问。他从翻译文言文到书写自己的思想，其学问是由小及大，有具体而广博。张先生不仅仅是个古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东方文化和中国思想的重建大业，站在中国立场上为中国文化发展做贡献。

回头想想，四位老人为什么被称为“未名四老”？季羡林老先生是东方学家，金克木先生是印度学家，邓广铭先生是历史学家，张中行先生是中国古文献或者说古文学思想家。他们都坚持中国立场，东方身份，中国精神。今天，“未名四老”对中国学者最大的启发，就是要用中国身份和立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做贡献，这也是张老未完成的事业。中国的文化输出包括，文化信念的确立，文化形象的修复，文化经典的输出。谈到中国国粹，中行老人做了重要的事，他想说的是，古文中已相当多地承载了刚健清新的文化精神，中国的佛学禅学当然具有人类精神和世界意义，是“生生不已”的具有绵长的生命力。中国文化输出，首先需要学者们确立中国立场，进而提升中国眼光，保留自己刚健有为的文化，而不是妄自菲薄。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使仍有生命力的东方文化成为人类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四位老人，已经终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经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国学者需要重新创造的新文化。他们大多有留学背景，张老虽然没有真正留学但是他研读了很长时间的西学，他们在文化的比较中，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衰败淘汰的文化，而是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刷，成为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不能苛求他们的是，由于历史的灾难和炼狱使他们在生命的黄金时代中断了研究达十年之久，他们没办法将自己的重要著作译成英文，或者拍出美仑美奂的文化片，去培养成千上万的西方学生，形成东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这些工作需要后人去完成，而老人们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将使新一代学者继续前行。

张老非常珍惜光阴，他的文集近10卷，一位长期被“边缘化”的学者，能有如此多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无边界，由于受现代学科分类的影响，不少学者从事教学开始到退休就研究那么一点东西，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象张老和季老都是跨多领域的大家。季老研究的领域包括印度古代语言文学、吐火罗文、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而张老也在古文字、古代汉语、古文翻译学、中国文学、书法艺术、佛学、禅学、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拓展，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而终成大家。今天我辈学者，应该象这些世纪老人，努力打通文史哲考古的研究领域，尽可能打通中西，否则只守着自己狭小的领域只能成为专门家。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品格



《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大抵张中行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在“未名四老“当中，张先生走路最轻最迟缓，语言也最少。也许因为，第一他没有“洋”博士学位，第二他没有“土”博士学位，他只是跟随导师胡适之先生做些保存国故的工作。其他几位老师都是北大的教授，而张先生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在中国文人的光谱上，编辑和教授是有些差异的。一般认为，编辑编审主要看别人的稿子，替别人修饰语言，出版发行是其日常工作；而教授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内在生命语言去思考天下大事，去创造新的理论和思想框架，大致属于创造型和研究型。但是在编辑中的大学问家实不少见，如张中行先生、周振甫先生等皆为大家。

张老和季羡林老人很要好，他们的性格也很相似，木讷而忠厚，不善言谈，但谈起学问来却一针见血，用一句话就能把事情的本质揭示出来。中行老人和季羡林老人差不多，穿着极为朴素，在他的衣服上有时候能看见饭渍或者是茶叶的痕迹。张先生非常节省，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书，虽然他自己就在出版社，但见到好书时买书却是不遗余力。张先生眼睛不大，不像朱光潜先生那样炯炯有神，也不象三松堂冯友兰先生的美髯飘动，也不类似季羡林老人自比荷花——季荷的高洁，中行老人则更像未名湖畔一朵静静盛开飘着淡香的槐花。

20世纪末，张先生以近90岁的高龄为学生们讲“孑民论坛”讲座，声音细小但是思路分外清晰，宽厚仁慈地评介历史而人格魅力四射。70年前的老北大的故事能讲的大约已经没几位了，张先生本人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活传记活字典。风烛残年的他来的教室给莘莘学子讲“过去的故事”，而不去谈他的《顺生论》，不去谈古文翻译，而讲北大老学者的学问人品，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襟抱，几代知识分子做学问的独特方法和一生所悟之道。这是一位世纪老人在烛已见跋时，把自己一生精神财富和中国学问的道统学统在绵长的话语中传给后辈。

前些年，我每次到朗润园，季羡林先生都对我说：“张先生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从前几乎每天我都能在未名湖和他见上一面，有的时候停下来聊几句，有的时候打个手势，有的时候四目相对，互相看看点点头，有些时候遇到大的问题，两人站着或者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可以谈上一两个小时，他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未名四老”关系十分亲近，张中行老人搬家了，季羡林老人很忧伤地说，邓广铭先生走了，张中行先生搬了，我很伤心。由此可见他对张中行先生的眷念之深评价之高。如今，仍在301医院治病的季羡林先生，知道了老友已经辞世，当不知有多么悲凉伤怀。

张中行先生走了，定格在我心目中的是，每次辞别先生而他目送我走远时的那慈祥而苍凉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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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7
黄伟林 ：
亦史亦诗　亦哲亦痴 ——张中行记人散文论
http://www.zqao.com/guanlitizhi/200807/29-289597.shtml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张中行记人散文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张中行不仅是创作家，而且是文章家，对文章品格和文体技巧都颇有研究，其记人散文记“可传之人”，既述成就，亦张性格，既写品貌，亦寓深情，无论内涵还是技巧，都有可供圈点玩味之处，具有沉潜的史传品格和深婉的诗意蕴涵，表现出厚实的文化功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将在中国20世纪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 　　
关键词 记人散文 史传品格 诗意蕴涵 　　
作者简介 黄伟林1963年12月生，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张中行自1984年春天开始写“负暄体”散文，(注1)写的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注2)周汝昌说《负暄琐话》“主要内容是记人”，(注3)启功认为《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写人具有“勾魂摄魄之功”，(注4)徐秀珊索性称张中行为“写人物的高手”。(注5)种种评价，都说的是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本文拟从具体作品出发，对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深入的分析。 　　
迄今为止，张中行写“可传之人”的记人散文大多收在《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四部集子中，不确切统计大约100篇左右。张中行不仅是创作家，而且是文章家，对文章品格和文体技巧颇有研究，(注6)他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诗”和“史”两个字，很有分量，简洁地凸现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的品格和技巧。因此，本文的分析也从史与诗两个方面展开。 　　 　　
一史传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可传之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皆知的文化名人，一类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记人散文，必须达到一个目的，即通过对人物所作所为的叙写，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揭示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类”的差异，决定了张中行在叙写这两种不同类型之人时“史”的不同侧重。 　　
写文化名人，必然要涉及所写人物的文化成就。文化成就多属于客观史实，可用辞典或教科书的列举法来记叙。张中行并不回避这种方式，这体现了他对“史”的重视。当然，在列举时，张中行尽量追求语言的畅达明晰，语感的亲切随和，避免了列举的单调枯燥。然而，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体现张中行品评人物的过人之处。实际上，张中行自己就是一个功力深厚的文化名人，由他来写文化名人，属于行家品题，内行说内行，其最大特色应该是独到的识见。这种独到的识见，在张中行这类记写文化名人的散文中俯拾即是。 　　
《陈寅恪先生及其著作》一文，张中行首先表明自己对陈寅恪的学识、才华、为人“五体投地”，对陈寅恪的著作无比重视，接着引出陈寅恪的重要著述。行文简洁自然，决不给人拖沓之感。再接着谈读陈寅恪著作的感受，一是人皆有的共同感受：博闻强记，材料多而思路细，常能见人之所未见；二是自己独有的个人感受：不只是开眼界，增知识，而且是领悟治学方法。寥寥数十字，既有客观评价，又有个人体会，既不失于主观，又决非人云亦云，显然，学养不深不能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以个人的体会品评所记人物的文化成就，尤能体现作者的识见之力。张中行写《刘半农》，有两段话是对刘半农文化成就的精妙概括。其一，“半农先生的学术研究是语音学，最出名的著作是《四声实验录》。这部书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不同声调的所以然，使南朝沈约以来的所有模棱解释一扫而空。”这段话属于共同评价，张中行写得明晰而有气势。其二，张中行自己听刘半农讲课的感受：“对于声音的美恶和作用，其他讲文学批评的教授是只说如此如彼的当然，如五微韵使人感到惆怅之类；半农先生则是用科学数字，讲明某声音的性质的所以然。这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这番评价属于个人感受，精微独到，更为传神。 　　简而言之，张中行品评文化名人的文化成就，不限于陈述共同评价，尤注重阐发个人感受。这种写法往往能发人之所未见，体现作者本人的学问修养，以个人语感取代那种“代神立言”的权威口气，文章因此而平易近人，平添个性魅力。 　　
文化成就固然是文化名人主要价值所在，但是，就记人散文而言，或更应该注重所记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化名人大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更常常与众不同，多具有一种特殊性格——怪。 　　
章太炎怪，不仅有一种怪，而且有多种怪。张中行写：“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举例说，章太炎“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个自我评价“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辜鸿铭怪，是“有名的怪人”，“十足的怪物”。怎样怪？张中行分文章之怪、性格之怪、思想之怪几个层面来说明。文章之怪在“有意避俗，求古求奇”，性格之怪的突出表现是“喜欢骂人，表现为狂”，思想之怪有尊君、维护专制，为纳妾辩护，“中国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不好”之类。种种怪异，张中行娓娓道来，栩栩如生。 　　
其他如张守义的怪，“是个怪人，不吃饭，专靠喝啤酒活着。”熊十力的怪，“是怪人”、“确是有点怪”，“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刘叔雅的怪，被认为“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被“视为疯子”，如同“三国的祢衡”。还有邓念观的怪，“奇特”、“太懒、太怪”，有女儿却在寺里寄食，“不近人情”，等等。 　　
显而易见，张中行对人之怪情有独钟。他的《负暄琐话》把章太炎列在第一位，《负暄续话》把辜鸿铭列在第一位。如此顺序，固然因为章、辜二人名声之大、学问之大，但恐怕也因为章、辜二人性格之怪。如《章太炎》一文，张中行开门见山，“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辜鸿铭》一文指出辜鸿铭是“有名的怪人”之后，赶紧强调，“对于怪人，我总是有偏爱”，这些表白，说明张中行对人物的怪颇具慧眼、兴趣盎然。 　　
文化成就代表了文化名人正的一面，庄重的一面，而性格之怪代表了文化名人“邪”的一面，谐趣的一面。由此可见，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亦正亦邪，亦庄亦谐，既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又是特立独行的性情中人。 　　
对文化名人成就及个人性格的客观评价和精妙观察，必然牵涉到作者的评价立场。张中行写文化名人，追求的是理解、公正以及个人化的立场。 　　
就理解的立场而言，张中行分析辜鸿铭的怪，开头：“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结尾：“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真成为广陵散了。”这样理解辜鸿铭，自然就超越了表面的怪，而进入了心灵的层面以及社会人生的层面。 　　
就公正的立场而言，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有褒有贬，有扬有抑，但绝不闪烁其辞，不偏不倚，而力求实事求是，旗帜鲜明。 　　个人化立场指张中行对文化名人的评价均出于自己的观点，既非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众，而以自己作为常人的姿态对文化名人作真诚的评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当张中行取个人立场，呈常人姿态，就可能把文化名人与自己作某些比较。比如他写钟叔河，认为自己只求独善其身，钟叔河却能兼济天下，从而对钟叔河产生“高山仰止之叹”。这里的比较已成为衬托，一种语出真诚的衬托，衬托出钟叔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梁漱溟》一文中，张中行认为：“他（指梁漱溟）与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在《熊十力》和《废名》两篇文章中，张中行也描画了这种“坚于信而笃于行”，“最认真，最自信”的性格特点，进而把梁、熊、废三人归于理想主义类型的人物。这里的理想主义是与张中行本人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相对的。张中行表示对熊十力的结论“不能不怀疑”，对废名的坚信“不能同意”，对梁漱溟的迂阔则觉得“近于可笑”。尽管如此，张中行也诚恳地表示钦佩熊十力的治学态度、成就，对废名的认真怀有敬意，对梁漱溟的迂阔则持可敬可怜的态度。这种比较，涉及世界观的底蕴，揭示了作者本人和所记人物的思想分歧，但这种分歧不是对异类的扼杀，也不是对名家的衬托，而是一种平行比较，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和而不同的状态中显现文化名人独特的文化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另一类人物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而能进入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其处世为人自然有独特之处。张中行笔下，这些“可传”的普通百姓为数不少，其为人处世的独特之处亦各有千秋。其中，张中行尤其关注的是这些人物的德行之美和怪异性格。 　　
最能体现德行之美的人物应该是凌大嫂。这是一个“活着完全是为别人，所以想不到自己的病苦”的人。她出嫁以后，伺候公婆、养育儿女、辛勤耕种、劳累一生。作者评论她的一生：“算生活之账，是只有劳累而没有休息，只有忍受而没有享受，由旁观者看，是只有苦而没有乐。可是凌大嫂则不以为意，或者说，朝朝夕夕，年年月月，总是很坦然。这是因为她有个未整理成为系统的甚至自己并不觉得的人生哲学，是：劳动，吃苦，为别人，是天经地义。”这种人生哲学发挥到极致，是一种令人惊愕的至善至美。凌大嫂的婚姻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文中记载，当她去世之后，其丈夫凌公“还谈到她下世前的一些话，是有一次，她问凌公还记得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谁先说的话。凌公说记不清了。她说是她先说的，因为她听说，谁先说话谁先死。”写到这里，作者以自己的感想结尾：“我听了不禁愕然，想不到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坚守传统的礼，刚一面就准备为人舍生。她真就先死了，留下什么呢？只有罕见的德，也只能存于少数人的记忆里。少数，能够记住过往的也好；至于未来，再找这样的人恐怕就太难了。”在这种至善至美面前，除了惊愕、除了感叹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汪大娘》中的汪大娘是张中行故居主人李家的用人，文章塑造了一个勤勉、朴实、正直、善良的劳动妇女形象。文革期间，一些对李家居心不良的人数次去找汪大娘，问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你伺候他们，总吃了不少苦吧？”汪大娘却回答：“一点不苦。我们老爷太太待我很好。他们都是好人。连孩子们也不坏，他们不敢到厨房淘气。”汪大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却在人心堕落的时代，显示了她金子般的灵魂。 　　
《王门汲碎》中的李太太不仅善良、兼爱，有“普度众生”的情怀，而且坚执、有勇气。在人人低头的文革时代，李太太以非凡的勇气维护了她父亲王铁珊的形象，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操守。 　　
文化名人的性格之怪往往为文化名人增加一种锦上添花的娱人魅力，普通百姓的怪异性格却多半隐藏了难以索解的人世沧桑。《怪物老爷》中的怪物老爷堪称张中行笔下普通百姓中的第一奇人，他“懒怠又无进取心”，幸亏祖上余荫，能过上“饭来张口”的生活。他的人生哲学与世俗观念截然相反：“只管今天，不问明天；只管自己，不问子孙。”追求的只是“吃得好，睡得足。”漫长的一生，他除了吃就是睡，不事生产，依靠卖田卖房过生活。他这副人生姿态，引起作者的深思，疑心“他的思想深处，总当藏有比《红楼梦》中《好了歌》更为深沉的东西”，猜想“他名虽然是怪物，实质也许竟是胆大的叛逆。逆什么？是逆天命。常人，绝大多数是立德、立功、立言，总之都是一切顺着；他呢，除了甘其食以外，是一切都拒而不受。”看来，普通百姓的人生，同样可能蕴藏着深邃的、复杂的人生奥秘。 　　
《家乡三李》中的乞丐醉李，住他乡祠堂，终日喝酒，无时不在醉中。数年后乡人意外得知醉李竟出身豪阔之家。醉李家人们专门用一辆双套轿车接醉李还家，醉李竟然谢绝，仍住在祠堂，仍终日喝酒。这等人物，反常人生活之道，怪异至极，究其根由，谁能参出？连作者也只能描摹其形状，对其中就里，也只能缄口不语。 　　
《银闸人物》中憨气十足的老邓，自以为生活在杂剧世界中的东房女客人，《刘舅爷》中永远没有笑容的刘舅爷，《张寿曾》中含而不露、装疯卖傻而躲过历次运动迫害的张寿曾，诸如此类的性格怪异的人物，常能在张中行的笔端纸上出现。怪异性格不仅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更能唤起读者对人生沧桑的复杂感喟。 　　
如上所述，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记的是“可传之人”。一个“传”字，已显露张中行记人散文“史”的精神。这“可传之人”又可分为两类：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张中行在记写这些人物时，笔墨主要集中于人物的文化成就、德行之美和怪异性格。文化成就、德行之美不失为“正”，可谓“正史”；怪异性格失之为“野”，堪称“野史”。如此看来，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作为史，似乎正野参半，比例中和。其实不然。正史执主流立场，借权威口吻，需官方钦定。张中行记写“可传之人”，取“篱下谈天”方式，(注7)这是方式之野；关注怪异性格，这是视角之野；坚执个人立场，这是态度之野。因此“三野”，足可称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为“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汝昌所谓《负暄琐话》为“笔记野史闲书”，实在是深得其中三昧。周汝昌又说“野史亲切得多，有味得多。”(注8)而作为“野史”，张中行的记人散文的亲切有味，自是开卷可知。 　　 　　
二诗意蕴涵 　　 　　
张中行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的”，周汝昌称此话“中有深意，读者幸勿一眼看见史，另眼迷却诗。”这里的诗，恐怕更多指的是“文化内涵”，“文化之至美”，指的是“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注9)本文不打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诗”的概念，而把诗理解为一种融感兴情怀和形式技巧于一体的艺术内涵。 　　
在形式技巧方面，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充分显示了他写人的高妙技巧。这种技巧具体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善写外貌、善抓细节、善烘托个性、善归纳品格。 　　
好的外貌描写必须具有形象性、生动性、特征性和表现性。形象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造成画面感觉，唤起读者的视觉想象力；生动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有生气，有动感，蕴含内在生命力；特征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有个性，要展示与众不同让读者一眼就能捕捉得到的外貌特征；表现性指的是能通过外貌描写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揭示出来。简单地说，善写外貌指的是能用最简洁的笔墨勾画出最能表现人物个性心理的外貌特征。 　　
说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善写外貌绝非夸张。《两个美学家》写宗白华：“大路上有个衰朽老人，中等身材，略丰满，黑面白发，穿得很旧，有时很破，腋下夹着一根手杖而永远不用，走路有特点，是鞋底不离地，发出连续的擦擦声，面目和善，总是带着笑容，看对面走来的人。”这段外貌描写，有声有色，有静有动，面容、身材、姿势、动作，方方面面描画都很细致，形象性和生动性已在其中，而腋下夹着的手杖以及总是挂在脸上的笑容则把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栩栩如生。《赵丽雅》写赵丽雅：“衣是我眼见的，不只陈旧，且不合身，以鞋为最，像是总比脚长半寸。脂粉、唇膏之类当然更没有。总之，是名为青年妇女，外表却像个蜷伏街头的流浪汉。”寥寥数语，不修边幅、事业进取、略带男子豪放气的女文人形象立刻跃然纸上。还有《胡博士》中的胡适：“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拿这段外貌描写与《温源宁》中的温源宁对照，“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却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真可谓相映成趣。胡适和温源宁两人都是英美留学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张中行各用数十字，一长袍，一西服，一年轻，一成熟，一学士头，一古典味，极见神韵，各呈风采，两个文化名人风格趣味的差异，个性气质的不同昭然若揭。启功说：“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深能入骨三分，远能勾魂摄魄”，这番话用在张中行的外貌描写上，实不为过。 　　 　　善抓细节指的是善于抓住最有特征性和表现力的细节并能以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一细节表现出来。这里所谓特征性是指细节的独特，表现力是指细节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心理。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在善抓细节这一点上是相当突出的。他写熊十力和废名的坚信和固执，专门写了一段两人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这段对话往雅处说与庄子惠施“子非鱼”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往俗处说则应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或俗或雅，而熊十力和废名坚信固执的思想性格已活灵活现。他写邓念观的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专门描画了一个场面：“拈花寺的小屋，残破，每降雨必漏。有一次，我去看他，赶上下雨，屋里不断有滴水击盆声。我一阵阵觉得，像这样艰苦实在难忍受，可是看看他，却处之泰然。”一个场面，准确地表达出邓念观“万法皆空，定中有慧”的修养境界。张中行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有过一些私人往来，对周作人的思想性格较为了解。他曾引用别人的话称“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这个概括的确经得住玩味。张中行写周作人习惯“坐在书斋，喝清茶，与客人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上天下地，却几乎从不臧否（时下）人物。”这样境界，非大锻炼不能达到。周作人竟然达到，堪称圣人。但张中行紧接着写道：“我只听到过一次，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这意思对比着说，显得尖刻，也许就是偶尔不在意，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吧？”看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周作人的圣人气质既然不是天然生成，而是后天修养，那么总免不了会露出马脚，毕竟修养也有瞌睡时。于是，一个细节，于周作人一团和气、冲淡平实的表面戮了一个窟窿，暴露出其“叛徒”、“流氓”的基因。这倒不是对周作人的有意刻薄，它只证明周作人是人而非神，是修养的圣人而非天生的圣人。细节描写能深刻到如此程度，实在不算多见。 　　
善烘托个性指的是善于以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性格心理。中国古代诗歌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写物常常就是写人。在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中，《季羡林》、《张守义》和《范老板》三篇都专门写到所记人物的家中陈设。醉翁之意不在酒，写家中陈设之意在写家中主人。 　　季羡林的家：“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有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张中行认为季羡林是一个朴厚的学者。显然，季羡林的家中陈设与“朴厚”、与“学者”都十分默契。 　　
张守义的家：“屋子很小，他很为难地表示请坐，因为不只没有坐处，是连立的锥地也没有。架子上、桌子上，不要说，都被乱书和杂物占满，就是仅有的一个沙发，两个椅子，上面也是堆满书籍杂物。”与季羡林的家中陈设相比，张守义的屋子里除了书还有许多杂物，书的“乱”和物的“杂”，准确生动地烘托出了一个“情痴”的艺术家形象。 　　
范用的家：“范老板的住处在朝阳门以南，一条南北街路东，一座花园式的小楼，推想是外国人建造的。楼两层，他住楼下，房间不少，面积很大。一进屋就吓了一跳，一间最大的，布满书架，由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古旧的不多，文学革命以后，文史哲方面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另几间，墙上挂着书画、照片，都雅而美，可说是艺术味十足。还有个柜，挂的都是罕见的酒瓶，也很美。”如果说季羡林和张守义的家中陈设显示出他们纯粹的文化人形象，那么，范用的家中陈设则表明范用已不囿于文化人的角色，“吓了一跳”的观感是很传神的，张中行本人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他被“吓了一跳”，说明范用已超越了纯粹文化人的格局。或者说，季羡林和张守义性格中几乎纯粹是专家的成分，范用则于专家的成分之外，又添了“老板”的气度。 　　
三种不同的家中陈设，反映了三个主人不同的性格，表现了三种不同的趣味、境界和生存方式。在张中行笔下，季羡林、张守义、范用都是文化名人，都是有真情有真气的可交之士，即便如此，张中行仍然通过细致的观察细腻的描写，含蓄贴切地烘托出了这些可敬可爱者的同中之异。 　　
记人散文，除了形象传神的描写和生动有趣的叙述之外，也常常需要一些简洁准确的议论。这里的议论主要不是指对事件的议论，而是对人品的议论，所谓归纳品格，即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一个人的整个精神特征、个性气质、修养境界准确、生动、有力地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形象传神的描写和生动有趣的叙述都是铺垫，它们使整个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这时候，一个简洁准确的词汇不失时机地对所记人物作“画龙点睛”式的议论。这种议论，是前面所有描写和叙述“水到渠成”的升华，同时，它又反过来照亮了前面所有的描写和叙述，使之从晦暗变为明朗，从暖昧变为明确，正是在这种描写、叙述和议论的有力配合中，人物形象赫然独立。 　　
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尤其善于归纳人物品格，比如朱自清的“清”，辜鸿铭的“怪”，梁漱溟的“迂阔”，叶圣陶的“有德”，季羡林的“朴厚”，钟叔河的“情热”，张守义的“情痴”，陈寅恪的“至性”，林宰平的“温和”，马幼渔的“以忠恕之道待人”，俞平伯的“其学可及，其才难及”，范用的“既有真情又有真气”，以及周作人的“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等等。这些品格归纳非凭空而来，皆有实可据。张中行总是耐心细致地举出一些事例来证明这些品格归纳的“实事求是”、“有理有据”。表面上看，这些概括性的词句貌似信手拈来、随意点染，得之全不费功夫；实际上，它们都经过张中行思想的过滤，语言的推敲，斟酌再三、玩味再三，因此，才能取得“一言既出，尽得精髓”的效果。的确，张中行记人散文对所记人物所下的断语，总是那么深刻、准确、贴切、明晰而有分量。 　　
写外貌、抓细节、烘托个性、归纳品格都是围绕所记人物服务的，属于张中行记人散文写人的技巧，偏重于形式特点。此外，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还有幽默、感念、哲思等偏重于感兴情怀的风格因素。可以说，正是形式技巧和感兴情怀的和谐相融构成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特殊的诗意蕴涵。 　　
幽默是张中行散文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张中行记人散文中的幽默主要表现为善于发现和表现生活中的幽默细节。 　　
张中行笔下的幽默细节往往与人物性格有关。这并不等于说张中行笔下的人物具有幽默性格。其实，张中行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文化名人抑或是普通百姓，性格中严肃庄重的成分远大于活泼诙谐的成分。这些人物之所以会使读者产生幽默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存姿态与生活环境的不协调。他们一本正经、我行我素地行事，毫无制造幽默的意识，可他们的行为却使旁观者发现了幽默。的确，张中行笔下的人物实在太有个性，与世俗反差太大，正是这种个人性格和世俗环境的反差造成了幽默。所以说，张中行笔下人物的幽默是一种与人生观相联系的幽默，是一种与生存方式相关的幽默。 　　
张中行写熊十力：“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这里的幽默显然来源于生存方式和世俗观念的大相径庭，幽默中有人生哲学的底蕴。 　　 　　
《刘叔雅》一文的刘叔雅：“只有一次，他表现为明显的言行不一致。不知从哪里说起，他忽然激昂起来，起立，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举例中有有人坐车、有人拉车云云。同学听了都惊讶而感动，想到像这样一位神游六朝的人物忽然注意现世问题，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意味。说完，下课，有些同学由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旧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有人坐车’的人。”这段叙述，最后一句仿佛“包袱抖开”，前面所有的庄严和感动突然落空，所谓“蓦然回首是幽默”。这里表面似乎是在说刘叔雅的言行不一致，实际上写出了一种“忘我”的性格。一个深深沉溺于想象世界的人，在现实问题上破绽百出，自相矛盾，虽令人发笑，也易获宽容。 　　
《两位美学家》写宗白华买菜回家，“见他擦擦走回来，不知买了什么菜，大概是忘了带装的工具，急中生智，用伞代替，撑开，头向下，大面积小用，惹得不少路上人的笑。”对理念世界的专注和对现实世界的淡忘恰好形成令人忍俊不禁的对比。这里的幽默仍然与所记人物的生存方式、人生哲学有内在的联系。 　　
其他如《刘舅爷》、《邓念观》、《银闸人物》、《祖父张伦》、《汪大娘》、《怪物老爷》等文章中的主人公皆因个人性格与世俗规则的脱节或反差，造成了妙不可言的幽默效果。显而易见，张中行记人散文的幽默决不是插科打诨的热闹开心，而是有所超脱看人生的智慧觉悟。幽默中有深沉的情感蕴藉以及隽永的理性反省。 　　
感念即感唱和怀念。张中行记“可传之人”，蕴“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吕冀平称张中行记人散文中蕴藉着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注10)叶稚珊也说张中行的文章总是浸漫着一种看似淡然却很浓烈的“感伤”。(注11)但我认为，信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顺生哲学的张中行易感而不易伤。(注12)对人生，他有诸多感喟；对人物，他有诸多怀念。无论感喟和怀念，都来自张中行的深情。吕冀平称这种深情为“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注13)徐秀珊认为这种深情是“对人生的珍视和品味”。(注14)确实，没有爱，没有珍视，不能有深情。启功称张中行是痴人，(注15)我理解为未能忘情的痴人。有情而爱，有爱而痴，因痴而写出一批集感唱和怀念于一体的感念之文，张中行记人散文的感念，渗透着他对生命的执著与珍惜。 　　
感念有时来自友情。《刘佛谛》一开头，“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感念有时来自深深的遗憾。《马幼渔》写马幼渔爱国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文章结尾，“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谁读到这里，不会被张中行渲染的感念之情深深打动呢？ 　　
其他如对叶圣陶待人以德的感激之情，对俞平伯难尽其才的遗憾之情，对赵荫堂命运不佳的悲悯之情，等等，可以说张中行的记人散文无一篇不有情。情构成了张中行感动读者的文章底色。启功说张中行作文“每在无意之中自然透出热度”，(注16)这热度，该是感情的热度，即情热。张中行写钟叔河专门提到“情热”。钟叔河的“情热”发挥到极致，令张中行有高山仰止之叹；张中行的“情热”物化为感念，则令读者唏嘘再三，嗟叹不已。 　　
启功说张中行既是哲人，又是痴人。(注17)我理解启功的意思是张中行既有执著的深情，又有通达的哲思。实际上，深情和哲思在张中行记人散文中常常是彼此衔接甚至融为一体的。有时候，深情感念往前进一步就成为通达哲思；有时候，通达哲思与深情感念难分彼此。也就是说，这里的哲思并不仅指深刻的思想，而是指一种融人生思考于其中的情感体认，一种从情感出发由情感构成的人生体验。 　　
《老温德》中的老温德以高龄辞世，他的身世之谜引起作者的许多遐想，当作者从老温德的故居经过时，“总要向里望望。先是花圃零落了；继而西房像是无人住了；至多四五年吧，西房和北房都拆掉，小院成为一片废墟。人世就是这样易变，从小院门外过的年轻人不少，还有谁记得在里面住几十年的这位孤独的人吗？真是逝者如斯夫！”睹物思人，由一个人的命运联想到人世沧桑，发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感唱，这究意是情还是理？恐怕应算是情理相融了。 　　
《故园人影》中的长海舅舅是一位精神上被冷落物质上想吃一顿饱饭也做不到的孤苦老人。“我有时想到他，那落魄无告的样子仍然清晰，心里就不能释然……，不能不慨叹，人生，长也罢，短也罢，幸也罢，不幸也罢，总的说，终归太难了。”这里的慨叹显然超越了感念的层次，上升为一种复杂难言的人生体验。在这里，浓郁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难舍难分的。 　　其他如《魏善忱》关于“知人之难”的慨叹，《赵荫堂》关于“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的联想，《祖父张伦》关于“兴家梦想之破灭”的思考，如此种种，都是被充分感性化了的哲思。它们表明张中行不仅具有对人生执著珍视的“痴人”的一面，同样有对人生咀嚼品味的“哲人”的一面。于是，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不仅能唤起读者情感的激荡，而且能引发读者理智的沉思。 　　
以上，我们分史传品格和诗意蕴涵两个方面探讨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的特点。在史传品格方面，我们对张中行笔下不同类型的人物及张中行对这些人物的独特把握方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在诗意蕴涵方面，我们对张中行写人的技巧和为文的风韵作了比较细致的阐释。显而易见，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功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必将在中国20世纪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这里，我们不妨模仿张中行擅长的品格归纳方式对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作一个品格归纳，那就是：亦史亦诗，亦哲亦痴。 　　 　　
(注1)张中行称自己的散文是“坐在向阳的篱下”谈旧事。迄今，张中行最流行的散文集是《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其中近200篇散文具有明显的文体特征，我称之为“负暄体”。 　　
(注2)(注7) 《负暄琐话•小引》 　
　(注3)(注8)(注9) 《负暄琐话•〈负暄琐话〉骥尾篇》 　　
(注4)(注15)(注16)(注17) 《负暄续话•读〈负暄续话〉（代序）》 　　
(注5)(注14) 《月旦集•编后记》 　　
(注6)张中行是语文专家，出版有《作文杂谈》和《诗词读写丛话》等有影响的专著。 　　(注10)(注13) 《负暄琐话•序》 　　
(注11) 《张先生》，载《中国作家》1996年第2期。 　　
(注12)张中行著有人生哲学专著《顺生论》，系统阐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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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09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陈洁
转自：http://www.chinaqw.com/news/2006/0313/68/20124.shtml

2006年2月24日上午的阳光稀薄而浑浊，我在风中接到电话：行公溘然长逝了。

　　并不吃惊，还是觉得突然。赫然想起那萎了一地的百合花。

　　一直没有跟人说起过。去年春节前一周，我去305医院采访张先生，在胡同口买了束香水百合，十枝。店主说，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因为与美编约的时间快到了，我慌慌张张地横过马路，闯了红灯，结果一辆灰白的私家车嘎的一长声刹车，还是和我撞上了。没有伤，但花已尽在轮下，揉碎红颜。

　　我后来两手空空、很不成礼节地拜望了行公，他一直懒怠说话，但还是勉力给我题了字。我应该是行公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他给我题的字，或许也是他平生写的最后几个字。而我居然两手空空。

　　那时行公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身体并没什么毛病。前不久的1月7日，他刚过了97周岁生日，虽然没怎么说话，但还下了地两个来小时，高高兴兴的。他就是“很怪地”不愿吃东西。我亲见看护人员耐心地哄他：“喝点水，就一点，好不好？”他固执的摇头，看护人员干脆把杯子端到他嘴边，他紧紧地抿着嘴、咬着牙、摆动头部、再用手推开。他的身体也在拒绝外物，营养液通过静脉输入，却不吸收，手腕上鼓了好大一个包，换只手再打吊针，还是一样。

　　我当时就想到禅林里的很多高僧，俱是预知了自己的大限，屏退左右，绝食枯坐，独自面对终点。我自来就是怕死鬼，那一刻，心里却于凄婉中升起肃然庄重。

　　过完年，张文在电话里说，全家在医院过了年，挺好的，已经给行公作了皮下静脉埋管，再不至于出现打不进针导致营养严重不良的情况了，人也比我看见的那时胖了一点，润泽多了。我不禁为张老高兴，也暗骂自己的胡思乱想，以张老的恬淡性情，便是茶寿也不为过。

　　哪里知道，天地到底不仁，先生终究仙逝。305医院内三科的陈士良主任和王小冬副主任介绍说，行公前几天受凉了，肺部感染，24日凌晨突然恶化，看护和护工通知了家人。医院抢救到凌晨2点40，到底回天无术。行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意识清醒，而且安详平和，只是一贯地默然。也许对先生来说，沉浮恩怨都随风，不留片语在人间。

　　行公简易的灵堂当天就在他家搭起来，不断有人前往悼念。送去的花圈中，有部分是以红色系为主花的。据说这是有讲究的，上了七十，花圈里才能配红色花。

　　行公一生，概而言之：读书、买书、编书、写书而已。书以人立，人以书名。纪念行公，自然也离不开书：书里的人生，书外的世界。

　　书里人生

　　行公编书：

　　1951年，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有编教材的任务，需要人手，经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的介绍，张中行调到出版总署担任编辑工作，他就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编书生涯。在散文创作出名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语文教材和文史读物的编写工作，曾主编《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合编《古代散文选》(三册)、《文学读本续编》等，因为历史的原因，多数都没有公开署名。

　　行公初到出版社的任务是编高中语文教材。他语文功底深厚，加之工作认真，他编辑的书质量都很高。当时叶圣陶具体分管教材编辑，他通文史，又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凡是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都要亲自细心审读，发现不妥的地方就亲自动笔改。而凡是经行公之手编订的教材，他基本上都没有改动。

　　因为长期工作的原因，行公始终关注语文教育问题。他认为学语言的秘诀只有一个字：熟，不断重复，熟就能生巧。他曾告诫教材编者和教师，不要对教材抱太大的奢望。最好是只把课本当作范例，不要让学生以为学习课本上那一点就够了。而且，在语文学习中，语法等语文知识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靠熟练而不是靠知识。

　　但是强调多读多写，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要实行起来有困难，一是读物供应不足，二是师资问题，三是学制需要大变。相对于教材而言，行公更注重语文教育的师资问题，他曾表示，教师高明，教材再差甚至没有教材也能把语文教好。

　　行公对于编辑教材有相当的使命感，他曾说，编教材是一件苦差事，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他在选择可以当作范文编入教材的文章时是非常精心的，也比较开放，他认为课本应该好坏文章都选，好文章告诉学生为什么好，以期“取法乎上”；多病的文章“作用相反，教学生如何避忌”，另外，他还很推崇古文和古典诗词的阅读学习。

　　本着将上课由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的教育理想，行公曾编写过很多课外读物，以弥补“读物供应不足”的问题。比如80年代早期的《文言文选读》。三册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按照历史顺序，排定180个题目，三百篇文章。行公在选文时力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性强，不仅注解详细，而且重点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学生在读了这三本书后，还能够有兴趣找别的相关图书进行更广泛的阅读。行公为了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的爱好，可谓煞费苦心。

　　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行公对语文教育、教材编写的众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想法并不能付诸现实。如1962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了《古代散文选》中册，其中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在送呈某部审查时，部长却说要选《正气歌》。他只想到了政治第一，而没有想到《正气歌》根本就不能算散文，可是当时竟然没有人敢去提醒。于是，“散文选”中却收了一首五言古诗。

　　1998年前后，社会上兴起了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而其中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是争论的焦点。行公对此一直比较关注，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参加了1999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召开的“语文教育与语文教材研讨会”。

　　行公为人谦和，和共事们相处颇为融洽。比如他与同事蔡超尘合作得很好，工作中没有什么争执，每每一本书很快就编完了，顺利通过审查。张厚感是6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与行公共事多年，在《诗词读写丛话·前言》中，他写到行公“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

　　也许是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和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的尊重。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原稿，曾说自己“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而后来行公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娑婆”世界改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行公写书：

　　行公说到自己写书撰文时，总是很轻快，声称“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其实他写作极其严肃，坚持“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用张厚感的话说：“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日本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代表、特任教授靳飞曾在行公生前为其撰拟挽联“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并于行公病榻前诵读，行公亦不以为忤。正是有了这样恬淡的心态，行公笔下才能龙走蛇游，文思泉涌。

　　行公文革后从“发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字。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还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

　　行公的文章有五四遗风，启功对《流年碎影》评价甚高，说是行公的自传，而且是“写思想的自传”，“一般的自传都是写事，张先生的自传却是写思想。”张厚感曾感慨行公“动手晚了”并表示惋惜和遗憾。行公听了沉默片刻，轻轻地说一句：“那时能写吗？”

　　相比而言，行公对自己著作的“经济效益”却一点都不关注。2005年的10月，有编辑告诉他《诗词读写丛话》销售情况很好，马上就要重印了。行公却顽皮地眨眨眼说：“我的书还有人读？没让你们赔钱吗？”被人问到他的书有什么用时，他总是幽默道，他的书最大的用处，就是让读书人多耗费一点钱。

　　除了散文，行公还喜欢作古诗词，有代表作《说梦草》为证。他称自己当初是“吃饱了，闲着没事”才写起诗词来。学着诌几句古诗词是很苦的，但如果能得到甜的回报就不苦了。佳人高兴了，付出的努力就值了。哼哼几句古典的诗词，骗现在的佳人，也能骗上。写情诗来几句古诗词，比翻来覆去“我爱你”这样的大白话要好些吧？

　　行公的女儿曾说，写作是父亲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需要。直到一个月前，他还曾与看护聊天，说，等自己病好了，还要再写点文章，稿费给老妻治病(行公的妻子2003年去世，家人怕他受刺激，一直瞒着他。)看护问他写什么，他说，还是写散文吧，散文读者爱看。他对于人生的祈愿，除了男女之情，恐怕也只是继续写文章而已了。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

　　行公最重要的两本书：《顺生论》(用力最多)，《流年碎影》(最完整的“自传”)，都是白烨责编的。白烨与行公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说起来，白烨第一次编行公的书还是“无心插柳”之举。90年代初，白烨供职于位于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科出版社，而行公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审，每周去沙滩北街上两天班。正好是白烨每天骑车上下班的必经之地。遇到行公上班的日子，白烨总早点下班去他那里小坐。

　　白烨回忆说，大概是1992年冬天，一次聊天时行公说起他有本写了几十年的书叫《顺生论》，最近被出版社退稿了，原因是“没有引征马列主义的言论”。白烨好奇地要求看看，结果一看就难以释手了。《顺生论》很快作为1993年的重点书推出，在读书界广获好评，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和“现代版《论语》”，初印的一万册很快告罄，又连印了好几版，风靡一时。行公很高兴地在赠白烨的《顺生论》上题签：“无其鼎力此作难面世也。”

　　此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愉快而有意义的合作，白烨先后策划出版了《流年碎影》、《散简集存》和《张中行作品集》(计划8卷，已出6卷)。白烨说，他最敬佩行公的就是他清醒不糊涂、敢于说真话的耿直风范。

　　行公于2005年与中华书局签订的再版《诗词读写丛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的合同，是先生生前最后签约的出版合同。樊玉兰是这三本书的责编。她说，24日得知行公谢世的消息后，她一整天都在忙碌，到出版部查看当天就要发印的《禅外说禅》、《顺生论》两书的正文片子，去美编室商量两书封面的最后改动和用纸，和市场部、发行部讨论行公著作的整体营销方案……这两本书，再过几天就可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躺在读者面前了。而她的内心，却一直无法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少许平静。

　　就在行公去世前三天，即2月21日，樊玉兰还见了他最后一面，她去医院送还用于新版《禅外说禅》和《顺生论》的照片，当时行公已经患了肺炎，正在输液，明显瘦下去，喉咙里发出艰难呼吸的嘶哑声。樊玉兰印象中的行公，是一个讲究礼节的平和的文化老人，一个认真坦诚的谦谦君子，更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气的老人。他很有老式文人的讲究，比如有客人来，他必不肯拄四角拐杖，而一定要独立迎接。即使是在医院床上的时候，也要催促家人将他扶起身来，穿好外衣，坐在沙发上跟客人说话。

　　樊玉兰真诚地希望大家都静下心来好好读读行公的文字。她说：“大家都说张先生是文化老人。文化老人是什么样的？对先生最好的了解，不是来自媒体的介绍和家属的描述，而是对先生文字的阅读。先生的语言平淡而有意味，《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等古典文学知识读物在爱读书的人中间流传，而《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讲述人生哲理的书，最适合我们在心浮气躁的时候读一读，让我们重新想想生活的目的。”

　　写行公的书：

　　行公一生最大的成在其思想成果、国学修养和散文创作，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与杨沫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对此两人都有过回忆文字，老鬼前一段出版的《母亲杨沫》里也有相当详尽和客观的描写。

　　1931年，20出头的北大学生张中行与17岁逃婚在外的杨沫相识。当时的张中行已经在家庭的安排下与一个相貌平平、裹脚不识字的沈姓旧式女子结婚5年。杨沫在张中行的帮助下前往河北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不久回到北京，两人开始同居，这是两人都弥足珍贵的炙热初恋。杨沫很快怀孕，她感觉到张中行对她的冷漠，搬出去独居，并独自在小汤山生下一个男孩萍，孩子寄养在农村，一岁多时死于白喉病。对杨沫来说，这是她终生不能释怀的一件事，她到了晚年还曾把自己比作《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张中行却曾对他和杨沫的女儿徐然解释说，“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负心，冷淡了她……”

　　后来张中行和杨沫又一起生活了5年，其间杨沫与革命青年马建民相爱，同时受妹妹白杨影响，于1936年离开张中行，当时她已经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徐然(马建民和杨沫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生育了一个男孩马波——老鬼。马建民去世4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张中行随即与传统型女子李芝銮结婚，两人厮守了半个多世纪，并生育4个女儿。

　　杨沫和张中行在建国后还直接间接打过交道，比较重要的几次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影响很大，作为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生活受到影响。杨沫曾当面向张中行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张中行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写。后来李芝銮曾表示要找杨沫，被张中行以“不过是小说”制止；文革期间，专案组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问题，张中行顶住巨大的压力表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为此杨沫很感动；1987年，黑龙江的《小说林》杂志第1期登载了《杨沫的初恋》，涉及粗俗的一面，为此引起杨沫激愤的“名誉权纠纷案”，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文章的来源是文革期间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杨沫却怀疑是张中行暗中指使或者主动爆料，而张对这样的人格猜疑亦难接受；1994年，杨沫与徐然在学苑出版社出版《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录了杨沫的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张中行感觉严重受伤。以至于1995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或敬重，或情牵”，而他现在两者皆无。

　　老鬼是从记者的电话里听说行公逝世的消息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可惜啊，他是个好人。”其实老鬼并没有跟行公打过交道，从来没有。惟一的一次间接交接，是他去年写《母亲杨沫》，想用一张行公的照片，通过出版社的一个熟人转告行公的女儿，再转告到本人，回答是不同意。“所以我的书里没有他的一张照片。”老鬼坦言他对行公的逝世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彼此很陌生，但他对行公没有任何恶感，很中立的。他说：“印象中我妈妈指责他很多，而他很少说我妈什么。”“解放后他们的每次见面都以吵架告终，没有一次例外。就连那次他文革外调时说妈妈革命，妈妈事后知道了，很感动，给他写了信，还送了照片。回头见了一面，最后还是吵。”如果先走一步的是行公，杨沫可能也不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遗憾的是记者没有采访到徐然。老鬼介绍说，爸爸(马建民)对姐姐(徐然)一直很好，她在河北老家一直长到8岁才被接回北京。直到文革中大家互相挖互相咬，才揭露出她的身世。40多岁才知情的姐姐大哭了一场。1978年，她第一次给生身父亲写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后来，妈妈和李叔叔结婚，徐然与李叔叔性格不和，此后十来年，她一直没怎么跟我们来往，包括妈妈捐献版权的仪式、90周年诞辰活动等，她都没参加。其实爸爸死后，姐姐挺想找她亲生父亲的，挺愿意跟他交往，他们父女俩一起吃过饭、说过话，可他对她很冷淡，不怎么理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93年，他也从来没见过她的孩子们，老鬼说：“我觉得他不缺女儿，如果姐姐是个男孩子，他对她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也可能是《青蓝园》的原因。杨沫再婚和《青蓝园》出版两件事，徐然都隐瞒了张中行。现在，年近70的徐然在美国亚特兰大，跟她女儿住在一起。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报道，她通过记者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哭了。

　　不管怎么说，恩爱情仇都随风，行公自己也曾说过，“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错，是人生旅途的一个段落，一种水流花落的境，应该珍视，也值得怀念”。如今两位老人都已谢世，而两人留下的或隽永冲淡、或激情革命的文字，却将更长久地流传于世。行公一生不过一介书生，作为读书人，书里的行公才是真实的行公。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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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10
从“度苦”到“顺生”

作者：孙　郁
转自http://maerdongfeng.blog.hexun.com/27283006_d.html

　　四十年代后期的北平，京派文化日渐式微。但《世间解》的问世，似乎像京派文人最后的余晖，留住了那个时期精神的碎片。该杂志的发起人是张中行，地点在广化寺。现在无法了解杂志酝酿的具体过程，只知道事情由他新认识的续可法师张罗，废名等人曾到寺里热烈地讨论过办刊思路。至于资金的筹划等细节，据说是天津的一位居士赞助，在张中行后来的回忆里谈得简略，我们也无从知晓。《世间解》在沉闷的旧都的出现，想来也没有多少读者关顾的。总计出版了十一期，发行量并不太多，知识界后来很少提及于此，似乎并不存在过。可是我读过这本杂志后，还是颇有兴趣。因为无论学识的深还是文笔的好，都是颇让人感念的。
　　《世间解》第一期出版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是以佛教文化为题旨的杂志。张中行是唯一的编辑。从初版的情况看，很有雄心壮志。他在创刊号“编后记”中明确地说：“本刊是一个讨论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毋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多。”张中行后来回忆说，办这个杂志时，对学术的兴趣是超出对宗教的兴趣的，即通过人生的思考去解决心灵的问题。那时他对佛学的兴趣旨在对苦楚的超越上，想借此开一个园地，聚来同道，阐佛学之幽微，释玄学之广大。第一期的作者、文章都不错，有来自印度的师觉月《佛教在印度人民生活中之地位》，废名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顾随的《揣龠录》，俞平伯的《今世如何需要佛教》等。第二期的作者增加了任继愈、吴晓铃、慧清等，任继愈写的是《理学探源序》，吴晓铃则是《奈都妇人画像》。后来熊十力、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王恩洋、南星等都成了他的作者。文字都很温润儒雅，学识和趣味交织着，在精神的深和文采的平实上，都高于一些人文杂志。文章都很好读，即便是熊十力的《读智论抄》，也仍然亮光闪闪。泰戈尔的诗，禅宗的语录等，都在流动着心绪的亮色，照着人间的灰色。我相信编出第一期时，张中行是暗自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出一种思想的平台，可以说，京派的意绪和学院里的高妙汇聚在一起了。
　　当时的佛学杂志很多。浙江的《海音潮》，汉口的《正信》，上海的《觉群》、《弘化》、《觉讯》、《觉有情》，镇江的《中流》，湖北沙市的《佛海灯》，广州的《圆音》，新加坡的《人间佛教》，台湾的《台湾佛教》等，在佛学界都有影响。是专门化的杂志。不过张中行办刊，有一点杂色的意味，也将非佛教的学说引进来。比如文学作品，译介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诗与散文。还有谈科学与宗教及社会关怀的杂感之类。像吴晓铃对甘地的介绍，南星对文化理论的翻译，王恩洋《知识与文化评论》，丁文的《自由平等新解》等文字，加进了现代的感受，科学理念的随感也夹杂其间，显然是有些生气的。哲学与佛学的理念，还有诗人的内觉，悠然而岑寂地流在字里行间，比文学的期刊多了理性，比理论杂志又多了趣味。文章呢，有冷有热，可作美文来读。顾随的高远辽阔，熊十力的玄奥深思，废名的苦涩和灵动，朱自清的清澈隽永，俞平伯的古拙老成，对读者的吸引是不必说的。
　　在第二期，张中行发表了一篇文章《度苦》，述说着他喜欢谈佛的原因。那是十一年前与杨沫婚姻失败后，他在绝境里与佛学的一次意外的相逢。而这，改变了他的生活，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极度绝望和灰色里，佛的语录像微弱而亮亮的火，把他的死去的心温热了：
　　大约十一年前，正当我的生活经历一次变动以后， 我开始看到《心经》。那是同学李君给我送来的。那时我借住在大学宿舍的楼上。正如同学李君所言，我当时是有烦恼，所以他送来《心经》，他说《心经》可以去障。那是一个红红的小褶本，字印得清楚而大。我第一次念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菠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里竟觉得大受感动。但对五蕴皆空的事毫无所知，度苦厄云云自然就更谈不到了——但这也是比较而言，李君是信佛法甚笃的人，他是怀着度苦的大心愿常到我屋里来。那时我的心情正在寂寞动摇的时候，他走来，穿着蓝布长衫，坐在窗对面的小凳上，看我一会，于是又重复一次：“打破那个烦恼障吧！”我也看看他，也看看放在床头的《心经》，心里感到一些温暖。这温暖一部分从友情来，一部分由佛法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开篇的寥寥几句颇为动人。他的佛学因缘就是由此所得的吧？在张中行看来，人的苦有两类，一类来自本性，一类来自社会。社会之苦遮蔽了本性之苦。那是更大的苦。而要灭这个苦，就要有安身立命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宗教。在他心的深处，宗教的力量似乎可以观照到内心之苦。从死灭和绝境里走出，佛的力量也许是最重要的。不知为什么，喜欢西洋哲学的他，没有走向基督教的世界，而是从东方的哲学里找到慰藉。他快慰于这一慰藉，因为思想的乐趣，是可以驱走悲凉的心绪的。
　　有趣的是，编者对己身的体验，只是个案地处理，并不特意搜求类似的文章，对别的作者写什么是不强求的。这一本杂志的问世，对废名这样的人来说是个新的平台。自周作人入狱后，京派文人的阵地是萎缩的，他的寂寞也自不必言。不仅帮助设计内容，还对编辑理念出了诸多思路。他给张中行的信里，多是鼓励的话，显然还带有二十年代时的热情，似乎回到了与周作人、俞平伯讨论问题时的兴致。废名对佛学的看法很怪，与熊十力的观点还每每反对。他在《世间解》发表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体与用》等文，偶尔与熊十力开点玩笑，锋芒是可见的。废名的文字里流出的思想渺乎如林中云烟，冷彻的凝视里不乏诗情的闪动。对俗世的冷嘲也含着周作人的风骨。他的研究佛学，不是张中行那种从己身的苦出发的诘问，纯粹是精神的静观，讨论问题是有点神秘的色彩的，玄学的东西颇多。他甚至把孔孟、程朱的思想也放入佛学的语境里讨论，把哲学与宗教的话题一体化了。废名在文章上的特异与这种玄学的低语有关，他在对存在的因果问题的思考上走得很远，与当时读书人的兴奋点是大为有别的。连张中行也颇觉奇怪，孟子不知佛，程子反佛，放在一起讨论真会拓展思维的空间么？
　　《世间解》的作者里，顾随是个有分量的人物。按辈分，顾随是张中行的老师，张中行认识他，却是大学毕业后。因为那时需要谈佛的文章，谈佛，就不能不涉及到禅宗，而在张氏接触的学者范围里，还没有这类的人物。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前海北岸南关口。张中行第一眼看见他，就有了良好的印象：
　　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唯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地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龠录》。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又是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吧，像似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部科技，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名其妙。莫名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其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
　　这个评价确不为过。顾随的学生周汝昌、叶嘉莹也有类似的描述，对老师的印象几乎是一致的。学识高又有善良的心，自然是很有引力的。由于他的催促，顾随写出了惊世之作。他催稿是热而急的，两人的交往留下了许多故事，成了《世间解》背后的最让人怀念的一页。顾随在那篇大作的结尾篇里就这样说：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大约民十顷发表于《北京晨报》之副刊。而副刊的编者则是孙伏园。后来，鲁迅追记当时的情形曰：“那时伏园虽然没有现在这么胖，然而已经笑嘻嘻地颇善于催稿子了。”看其语气，颇若有憾于孙公者然。《正传》尚没有登完，这之间，孙公不知为了什么事而告假回南了。代理编辑的一位某公，史无明文，其胖与瘦虽不可得而知，我想定是不那么笑嘻嘻地善于催稿子，于是鲁迅就将阿Ｑ枪决了，而《正传》也就以“大团圆”收场。鲁迅于此曾说：倘若伏园不离开北京（那时当然还没有“北平”这个名称），他一定不让阿Ｑ被正法。现在，我们感谢孙公之善于催稿，同时，我们也憾于其告假，以致阿Ｑ竟在《正传》之第九章绑上了法场；如其不然，阿Ｑ底寿命一定更为长些，而《正传》也将有第十章或第十七章了。然而过去底事究竟是过去底事，说什么也挽救不回来，正如人死之不可复生。如今且说苦水之写《揣龠录》，自其开端之“小引”，一直到现在写着底“末后句”，没有一篇不曾受过中行道兄之督促，就是道兄自己也说苦水写此录是“逼上了梁山”。于此我必须声明：中行道兄永远瘦，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一定是，虽然苦水并不懂得麻衣相法。在编辑的途中，道兄积劳成疾，还生了一次不轻底病：肺炎。记得我去看他的时节，虽已十愈八九，但他仍须躺在床上和我说法，看其面貌较之平时也并不算瘦；其时我想道兄大概平时早已瘦到不能再瘦的程度了罢。至于道兄之善于催稿子则绝不弱于孙公伏园，即使苦水并非鲁迅，而且他也并不笑嘻嘻。他底面貌永远那么静穆，语音永远是那么平和，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永远不着急，不起火。这使我想：道兄真不愧有道之士也。其静穆底面貌与平和底气语却有一种“逼人力”，即是说：他让你写稿子，你便不能不写，不好意思不写；即使是挤（鲁迅所谓挤牛奶之挤）也罢。多谢道兄：以苦水之无恒与无学，拙录竟托了谈禅之名出现于佛学月刊底《世间解》上，得与天下看官相见；而且一年有半的期限之中，竟写出了十有二篇。
　　顾随是出色的鉴赏家，在三十年代已颇有些名气。他长年生病，写的文章不多。可偶一为之，便有不俗的气象。因为是外语专业，对域外文化的了解较深。可是无缘出国，兴趣也渐渐向国学转移。他谈旧诗词，灵思闪闪，冷观深切，道他人未道之言，比王静安毫不逊色。言佛理与儒学，亦深思洒脱，目光如炬。他本来能写很好的小说，旧体诗词亦佳。可是后来退到书舍，以教书为业，遂放弃创作，埋头到教案的写作了。不过他似乎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文字，动笔渐少，许多思想都消失于精神的空洞里了。张中行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自己也多少受到顾随的影响。多年后写那本《禅外说禅》时，多少还是能看到《揣龠录》的影子的。
　　同是出身于北大，顾随喜欢鲁迅，张中行偏爱知堂。两人对周氏兄弟的看法有同的一面，也有异的地方。顾随文字婉转清俊，亦热气腾腾，似乎学鲁迅；张中行平淡幽微，乃知堂笔法。不过在对传统的看法和诗词的鉴赏方面，两人相近的地方多。前者对宋词有精妙的体悟，后者浸于唐人的清幽流畅的意蕴里，可谓古风习习。他们都在传统文化里用力，却又没有方巾气，意识里是现代人的洒脱。对国民的批评和反省，是异乎寻常的。顾随热的一面，是张中行少的地方。所以一个忧愤过深，以至伤体。一个不温不火，就岑寂得很，竟得高寿。张中行回忆自己的友人时，常常惦念的是这位高雅而热心肠的人，因为彼此在对精神的幽怨的存在的看法，毕竟还是有诸多相近地方的。这就是人生来大苦，唯有艺术能超凡入圣。他们对旧的诗文的敏感和有趣的阐释，现在能与之比肩的不是很多。
　　《揣龠录》是难得的奇文，张中行对此评价很高。我一直觉得它对张氏的影响是内在的。或者彼此在对佛的看法上心有戚戚焉。比如书中对怀疑问题的感受，就非禅似禅，似哲非哲。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学佛要信；参禅须疑。”真是悟道之言。而且也认为，一切归创造：“佛佛不同，祖祖各异。则亦以其为是创作故，非模拟故，非剿袭故。”这就把佛学的存在流动化了，绝无教条的痕迹。他看经典，思绪是动的，乃智者的内省，时见耀世之灵光。如：“窃为凡一切为学，必须有两种精神：一曰取，一曰舍。而且取了舍，舍了取。舍舍取取，如滚珠然；取取舍舍，如循环然。”至于如何取舍，顾随回答得大气淋漓，即倜傥分明也，往来自如也，不为物所累也。《揣龠录》是哲人的独思，意蕴仅在周氏兄弟之下，有时亦多奇思，翻滚摇荡于江河之上。他从佛的意蕴里，看见的不是静止的遗存，而是动的精神。“一种语言中，倘若没有了否，则便只剩下是；而只有是的语言只有印玺和保守，而更不会有革新与创造了。”此种观点，张中行都心以为然。你看他的文章，不也多是类似的意识么？
　　虽然是佛学类的杂志，但后来有关佛学的文字却被文学与人生哲学的话语代替了。因为作者群中，信仰佛教的人太少，只是把此作为话题而已。而张中行的兴奋点也渐渐向罗素那类哲学家的路径靠拢，文章的编辑就与周作人式的趣味接近了。其实在编辑该杂志时，他对佛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生出怀疑来，《心经》所云“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用逻辑学的观点看，前者违反排中律，后者违反矛盾律。他觉得，重要的也许不在于对与错，而是引起对生死问题的冥想。佛学大而深，接近它而非迷信之，能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在那些人眼里是理应如此的。人生是个漫长的度苦之旅，但那力量有时不在外力，而多在自己，回到自身才是悟佛的一个归程。
　　废名谈佛有禅宗的意味，不妨说带着神秘的期许。顾随则有点禅外的哲思，偶能窥到内心的清寂与冲淡。俞平伯讲佛的时候，内心却有孔老夫子的中和之音，自己还在佛门之外的。以顾随为例，在内心深处是最有悲苦意识的，其诗词里就多有空漠的意象。可是偏偏以非正襟危坐的语气面对禅学，未被禅意所累。众人谈佛却不入佛门，乃是对人生有别样的看法，儒者的智慧也是有的。佛学的吸引张氏，是因为意识到了内心的苦，是有动因的。所以他既没有神灵飞动的一面，也没有安详如梦的心绪。看到了佛说的苦的根源，自然有大的欣喜。但人的生命源于欲，竟然以消灭欲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是有自身的问题吧。他在与佛学深入地接触之后，发现只用释迦牟尼的思路是不能解决所有的困惑的。于是思路又回到罗素的怀疑主义那里，从笛卡儿式的沉思里直面悖反的难题。他后来写《顺生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即从佛学出来后，怎样对待“逆”和“顺”的问题，这时候他与佛家的距离就很远了：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以佛家的轻视私爱之情，可是不舍“大悲”，修菩萨行，要普度众生，这即使应该算作空想吧，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想总不比不想为好。二、逆常人之道以灭苦的办法，如果真能够信受奉行，精进不息，禅悟而心安理得，这种可能还是有的；修持而确实有所得，这条路一定不如常人么？似乎也不容易这样说。三、定名的网罗，疏而不漏，跳出去，大难，不幸有疑而问其所以然，又常常感到迷蒙而冷酷。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道家的办法近于玩世不恭，只是不闻不问地混下去。佛家则不然，他们认真，想人定胜天，沙上筑塔，其精神是“抗”。胜利自然很难，不过，正如叔本华所推崇的，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可以当做人对自然的一种挑战。这用佛家的话说是“大雄”，结果是螳臂挡车也好，这种坚忍的愿力，就是我们常人，想到人生、自然这类大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淡漠置之吧？
　　上述的思想能看出他的关于信念与否的核心。前人的信仰，是对外在理念的执著，信他。张中行起初也是这样的。至少办《世间解》的时候还残留着这种期盼。可是读来读去，发现有许多理论和自己的体验有别。就是说，再好的理论都有一些盲点的。不过这一发现，并不能让他走向无信的虚无主义的路，或者尼采那样的孤独自行的险境。即也隐隐地相信生命能够自己支撑自己。读他的文章，总觉得背后是有一种奇异的信念在。几乎感受不到极度空无的那种存在主义的惊悸。这使他既没有走鲁迅的路，也没有走胡适的路。和周作人那样完全书斋化的选择也是有别的。天底下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呢？用胡适的观念，采用实验主义的方法，什么也得经过检验才能理会的。张中行在理论的层面，早就解决了价值论的问题，一生都没有变。可是生命的爱与苦，哲学里没有解决，佛学也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归隐？尼采的流浪？他都没有选择。因为他自知不是大哲，没有庄子的洒脱；也不是陶渊明，没有明暗之间起落的反差。那是一个小民的独思与独乐，困苦而能于衣食住行间消解之，无奈可麻醉于诗文的吟哦间。生是“无常”，而艺术却可以使人抵达永恒之路，即“常”。他自己是深以为然的。在“无常”与“常”之间，他以旧式文人的情怀和怀疑主义哲学渐渐去解决它了。
　　小民，也就是布衣之族的信念是什么呢？衣食之无忧，儿女之无患之外，是爱欲的表达与诗意的栖息。诗意的却不是俗态的，在他是个闪光的地方。比如玩玩古董，做做旧诗，谈谈哲学，都是。一切为了己身之乐和他人共乐。在百无聊赖的世界倘能开一绿洲，种着自己的园地，既不欺人，也不骗己，岂不是一种快慰？于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点有益的事，从古老岁月的遗绪里打捞一点精神之火，照着昏暗的路，也是幸福吧？回到自己，顺生而行，这个信念，后来就从没有变过。
　　顺生，其实就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小民的生存，一般的情况，要么顺从奴态，要么叛逆而行。张中行自己，不选择这样的路，而是清醒地顺人生的路走。顺生，不是奴性，而是寻找自然的状态。根据自己的心绪理性而从容地设计自己。流行的存在不能吸引自己，卑琐的享乐也不能占据内心。逆人生的路走是不好的，放荡的日子自然也该放弃的。关键是充分地显示个人的价值。一个甘于边缘的人，生活的简单却无法制止其精神的高远，他从“无常”的世界里，展示了自己的“常”，小而渐大，旧而弥新。在存在的方式上，他其实和废名、顾随、俞平伯等走着相似的路。不同的是，他把此意从人生哲学里突现出来，说“顺生论”是那一代人的一种体悟，也是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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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11
张中行的怀旧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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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2006/10:12 华夏经纬网

　　张中行老先生现在是大名人，著作等身，寿高笔健，应该算是中国文人史上的一个奇事。他是什么呢？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一个旧学根底很深、很博学、带有怀旧情结、也许是无意于功名的文人。我有时曾想：如果在封建时代，假设张老考取了功名，大概也不是那种正统的士大夫。

　　在张老还未大红大紫之前，我已读过他的作品《负暄琐话》，在首都图书馆的索引目录上，我还以为是一部最晚也是清末民初时人写的野史笔记。待借回去灯下披阅，不禁暗暗吃惊：这是一位居然在世的老文人的随笔札记。在他笔下，对中国学术史、思想史长河中的大师巨匠予以白描勾勒毕现，鲁迅、胡适、蔡元培、刘半农、马叙伦、钱玄同……巨人、大师迤逦而行，神采卓然，令人仰止。尤其字里行间悲天悯人、怆然怀旧的情调，更令人引起共鸣而无限向往。

　　在张老的笔下，有一位不为现在人所知、但却在鉴赏收藏界极有名气的人物，更使我感到亲切。他就是��园老人张效彬先生，是我父亲学鉴赏的老师。按旧时代的说法，我是应称其为太老师的。在少年时代，这位学问渊博、行止怪异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掩卷之后不禁遐思：也许在“二十砚斋”里，曾见过来造访张效彬老人的张中行先生？怀旧应该是人类一种有共性的情愫，而在张老身上体现得更为深沉、更为强烈，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张老最深刻影响的体现之一。我总觉得，儒家传统在张老身上广积而未发，受到浸染而未受其束缚。怀旧情结缘于何源呢？

　　一个布衣布履、淡泊无求的人，何以如此怀念着逝去的人、物以及山川胜迹呢？这也许可以写成一本书，也许值得哲学家、社会学家们深入探秘罢！

　　他怀念故人，独独不怀念“所谓伊人”。

　　早在未拜识张老以前，因为出版一部人物传记，我听一位老编辑赫然指出：张中行即《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这当然有后来张老自己所写文字为证，自然传言不虚。

　　关于余永泽那类典型人物，在“五四”之后以“整理国故”或“教育救国”为己任，后来予以非议，以《青春之歌》在文学上的描述最有代表性。是耶非耶，自有后论。后来据此书拍成的电影更具丑化作用，使余永泽类成为被洪流所唾弃的人。其实历史、现实远非如此漫画或简单公式化。据说，几十万字的张老自叙中，谈及杨沫的仅有数千字，文笔平和，毫不箭拔弩张，也完全不见那种动人心弦的怀旧韵味。对往事，“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如果换了他人，恐怕要大书特书。单出一本书也会卖出大价钱。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言：写自传会产生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大意）。

　　无意义宣扬、表白或认为形诸文字正如《楞严经》所云是“妄想自缠，如蚕作茧”，那真是“得念失念”（《圆觉经》）了。张老不是无智慧的人，而真正是一个纯粹的、无低级趣味的人。君不见某影人夫妇互相出书，互相揭丑，何异于佛经所云是“伏尸万里”耶？

　　且看张老在“文革”中，面对有关单位揭发杨沫的要求，他只谈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云云；不否定、不丑化、不报复，何等襟怀、何等智慧，简直胸无挂碍、天心月圆。这与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宁肯挨打，绝不打人；宁肯挨骂，绝不骂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杨沫逝世，问以何不参加追悼之类，所答更是大有机锋：因为对死者或是情牵或是敬重才会去，对杨女士两者皆无。

　　对这样的人和事恐怕没有心情去怀旧罢？不过张老也对所谓的共朝夕之人予以反思：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者基本不可求，大部分可过小部分可忍就足以白头偕老，到了不可忍的程度就应以分道扬��为好。

　　北大培养出来的精神，其中便有张老所长的“自由与容忍”。更闪烁着中国文人数千年高贵气质的灿烂光芒。张老的怀旧更折射出中国文人人文主义精神的悲悯情怀和温情。这种情怀和温情不仅体现在对那些巨人、大师的怀旧，更体现在对寻常人物的怀旧。在张老的《三话》中，各式人等均出于笔下，闪烁着小人物最光辉的高尚，诚如张老所言“读书明理”的读书人往往不如那些平民阶层更明理（大意）。我们不必一一列举。张老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甚至是引车卖浆者流露的怀旧，在某种程度上比对那些巨匠、名人的怀旧更具有人文主义的震撼力。“小人怀土”在士大夫眼里是天经地义；而在张老的眼底笔下则激荡着高尚、正直、坦诚、幽默、温情的交响乐章。我以为这是张老那些怀旧式随笔中最光彩的、最富有人情味、最极具哲理智慧的篇什。

　　悲天悯人不是一句空话。士大夫旧文人情调也许在所不免。对张老来说，“刑天舞干戚”是不必苛求了。仅有那些怀旧式的随笔就已经令说大话、说空话者汗颜了罢？

　　“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于张老来说，闲来负暄，再出一本《负暄四话》，“添衣问老妻”足矣。恕晚辈直言，再不要让人把文章插来插去编各种集子了，乞张老不以鄙言为忤，容忍则个，何如（本来不敢和不愿说，但实在忍不住，不是“有所疑”，而是常所见）？

（朱小平）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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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12
张中行：淡泊一生真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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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2006/10:13 华夏经纬网

2月24日凌晨，一位著名学者、散文大家平静离去---

　　在北京大学燕园，曾经住着四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金克木、邓广铭早已仙逝，如今张中行先生也走了。

　　2月24日凌晨2时40分，张中行在北京因多脏器衰竭，抢救无效病逝，享年97岁。当时4个女儿都在身边，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平静地离去。据悉，张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3月2日在八宝山举行。

　　一代“老夫子”
　　“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等。

　　据其女张文说，张老生前与启功、季羡林等一批“国宝”交往甚密，启功一度称他为“老夫子”，他称启功为“元白上人”。季羡林称张中行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大抵是指他的学识修养、为人品格和等身著作了。

　　学者张颐武说，张中行的离去无疑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张先生早年主要从事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古文造诣极为深厚。至于他涉猎散文创作则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三部作品牢牢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文界的地位。”张颐武说：“张中行的散文平和冲淡，清隽优雅，善于在不动声色之间写人记事，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他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一生低调处事，淡泊为人”

　　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

　　文物史家史树青格外推崇张中行的为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生低调处事，淡泊为人。”一次一个晚辈给张中行送来一瓶“人头马”，偏偏他只认“二锅头”，将这瓶“贵客”丢在屋角。张老看报纸上说“人头马”值一千八，想喝了吧，但一想到喝一两就相当于喝掉了180块钱，实在下不了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他人之嫌；卖了吧，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怕日后见面不好交待。这竟然成了张老一件烦恼的事。

　　张夫人李芝銮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张文说，父亲一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卜昌伟）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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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15
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评《论语别裁》（张中行）

还是三四年以前，我写《禅外说禅》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台湾有个老人物南怀瑾，学兼儒道释，著作不少，可以找来看看。这善意我同意，可是因为懒而兼忙，竟没有找来看。日前，以偶然的机会，得见他的据说是最重要的著作《论语别裁》，为199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据第十八版改排本，精装上下两册，定价26.80元。依旧习惯，看到没见过的书，总是急着翻开看看。而一看就大吃一惊。——不只一惊，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全书近千页，是用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的格调写的，这我不想说什么，因为论文也有如上饭桌，有人爱吃甜的，有人爱吃辣的。单说惊，一，再，三，都来自我略翻看的百页上下。不再往下看，恕我说句任性的话，是没有兴致再往下看。以下说一瞥的所见，或说惊的来由。想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这部书是本世纪七十年代完成的，而意见却还是五四前后极少数人圣道天经地义、反对打倒孔家店那一路。孔家店应该不应该打倒，问题很复杂。化复杂为简单，我觉得，对于孔子的某言某行，评价，至少也要换用三副眼镜，而所见就未必一样。举例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戴上基本上脱离时代的心理学加社会学的眼镜看，所见也许有是有非；戴上所谓历史主义的眼镜看，也许竟看到对的一面；戴上古为今用的眼镜看，不说它错就太荒唐了。可是南怀瑾则只戴一副歌颂的眼镜，他在“再版记言”里说：“孔子学说的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真是这样吗？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为例，明朝早年曾高升为八股文的专用题，确是被看作“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至于数百年后，像我这惯于“攻乎异端”的，就不这样看，而是认为根本就没了这样的“有道”，因为天子之流，如果有力征伐，他对内的权力就会大到无限，其结果就必致为所欲为，多干坏事，而更糟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反而要歌颂。孔子说“天下有道”，来由之一是幻想古比今好，之二可能是从俗，对于天子之流，不能不歌颂。想不到南怀瑾竟不折不扣地接受了这样的圣道，所以主张尊王、忠君、孝亲、等等。此外，人的思想总是成套的，所以他说，“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2页)这是为林琴南助威，反对白话。只是在这方面他未能贯彻始终，因为他这部大著是用白话写的。还是专说思想，可惊的是半个世纪之后，用自己反对的白话，宣扬几十年前少数遗老用文言宣扬的读经尊孔那一套。

　　其二，讲《论语》不能不牵涉到古事，专说小范围的典籍，南怀瑾的看法，都是《古史辨》以前，流行的信而好古那一路。借用桐城派的术语，是只要义理、辞章而不要考据。例如他说：“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为《春秋》。”(15页)“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66页)不错，这看法可以在旧说，如《史记•孔子世家》中找到根据。不过，可以找到根据是一回事，可信不可信是另一回事。分辨可信与不可信，要有理的依据，这依据是古事的实况。专就《春秋》和《易》十翼说，有关的实况很复杂，五四以来，考证的文章不少，只说我认为可信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重要的史事(包括国外的)，这一点，连相信孔子作春秋的孟子也承认，《春秋》是鲁史，孔子没作过鲁国史官，有什么权力，甚至有什么能力，作鲁国的史书呢？至于《易》十翼，比如最重点的《系辞》，无论看思想还是看文风，都不可能是《孟子》以前的。我以为，讲历史，史识当然很重要，但史识要放在知识的基础上，不如此就成为架空说，价值就很有限了。关于古代典籍的编著情况，南怀瑾的说法还有更使人惊讶的，那是：“要研究中国文化，孔子所编的《礼记》(案指小戴《礼记》)是不能不看的。”(47页)这也有根据，想是《孔子世家》的“乃叙书传礼记”，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可证，为抬高孔子的地位，连汉人戴圣编的史实也视而不见了。

　　其三，更使人吃惊的是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指释文义，不是发挥义理)，真是前无古人。这古人主要指汉人，马郑之流，笺注古书，虽然不敢保百分之百正确，却严守语文规律，或说训诂规律，所以绝大部分可信。也可以包括宋人，程朱之流。看宇宙人生，程朱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就是笺注古书，也难免借机抖搂自己肚子里的，但对于这机，他们也没有扔开语文规律的胆量。所以即如朱文公，讲《论语》，成书，称为“集注”，以表示没有数典忘祖之意。还可以包括陆王之流。陆更靠近禅宗，变理学为心学，但究竟出身于儒，为温良恭俭让所缚，羡慕禅师的呵佛骂祖而没敢说呵圣骂贤，只说“六经皆我注脚”。其实，这说法只表现一种重修持的自信精神，至于真讲六经，他还是不能不规规矩矩，比如“乾元亨利贞”的“贞”，他总不会讲成贞节的。南怀瑾则不然，而是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评论要有证据，以下举证。证据太多，想只举三处，以一斑代替全豹。

　　一处，见第34、35页，是讲《学而》篇的“无友不如己者”。这句，旧解都是“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意思欠圆通，因为都这样想，就不会有朋友一伦。不过意思圆通与否是一回事，某种说法应如何理解是另一回事，前一事软，后一事硬，二者不能兼顾，即如孟子，也是用“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办法处理，因为后一事硬，不敢碰。南怀瑾不然，是碰硬的，即把通“毋”的“无”解释为“没有”。因而说：

　　那么“无友不如己者”，是讲什么？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上一句是自重(案这一句费解)，下一句是尊重人家。……“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

　　以下还有如此解的证明：

　　那么，我如何来证明这个“无友不如己者”是这样解释呢？很自然的，还是根据《论语》。如果孔子把“无”字作动词(案这句更费解：一，《论语》是弟子所记，非孔子手写；二，作“没有”解仍是动词)，便不用这个“无”了。比如说，下面有的“毋意”、“毋我”等等，都是这个“毋”字。……过去一千多年的解释都变成交情当中的势利(案如朱注说“友所以辅仁”，不知这“势利”从何处来)，这怎么通呢？

　　以下就看看南怀瑾是怎么通的。通有二义：一是古人的某一说法是否合理，合理为通，不合理为不通；二是古人的某一说法，后人有不同的理解，合原意为通，不合原意为不通。以此来衡量南怀瑾的讲法，前一种，牵涉意见分歧，人各有见，难得一言定案；后一种则可以一言定案，是必不通。理由不只一种。第一，“无”作“没有”解，南怀瑾的语文方面的理由是，作“不要”解《论语》都用“毋”，这是否认古人用字经常任意通假的情况。这里化面为点，只说《论语》，南怀瑾的作“不要”解都用“毋”，依逻辑是个全称肯定判断，可惜他忘了，就在同一书中，特称否定判断并不少，如“无见小利”，“无为小人儒”之类，也可以解为“没有”吗？第二，退一步，姑且承认可以解为“没有”，照文言习惯，“无”与“友不如己者”是动宾结构，“友不如己者”是修饰语后置，全译是“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意思仍是“所有朋友都是高于自己的”，与原文并没有两样。第三，而南怀瑾则译成“不要(竟未译为‘没有')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简直不明白这译文是由哪里飞来的。第四，“无友不如己者”这一节，着重说君子要怎样，不要怎样，如果“无”作“没有”解，就不成话了。

　　另一处，见第44页，仍是《学而》篇，讲“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看他怎么讲：

　　“父在观其志”的这个“志”，古人的文字“志”为“意志”(案为“志愿”或“心意”，不是“意志”)就是包括了思想、态度。……所以“父在观其志”这话是说当父母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着父母的时候，乃至于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

　　“在”与“没”对举，连中学生也不会讲错，而这位南怀瑾竟解“在”为“在面前”，“没”兼在背后，“志”为“言行一致”，还吸收现代男女平等精神，“父”之外又冒出个“母”来，真是匪夷所思了。

　　再说一处，见第123页，讲《八佾》篇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还是先抄他的讲法：

　　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长、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

　　原来他不信通假甚至不知通假，把通“无”的“亡”读为亡国的亡，于是“有君”就不得不同“亡(国)”对称，且不说义理，连行文，古人也不得不随着他滑天下之大稽了。

　　写到此，会有高明的读者笑我费话太多，甚至多事。但语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说几句，是对排印此书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排印之前，他们看了，有“出版说明”中的赏识语为证。这赏识语是：“尤为新颖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这在众多的《论语》章疏中是别具一格的。”人各有见，我说说我自己的。妙趣是否横生不好说，只说蕴意深邃和别具一格。先说意，我的想法，深浅事小，性质为何事大。这，作者没有隐瞒，是：“孔子学说的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难道写赏识语的人也相信这个吗？如果竟至相信，推己及人，问题就太大了。再说别具一格，这说得不错，可惜这“别具”是建筑在不管原文、随口乱说的基础上。又是人各有见，也许有人正是从这方面发现了妙趣；至于我，算作杞人忧天也罢，顽固守旧也罢，总不愿意在有生之年，听见下一代，由于读了这“妙趣横生”的著作，竟至发出“不如诸夏之亡(wáng)也”的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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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18
我读中国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a034101000bmv.html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所谓散文不过是文字而已；对文字有文字的感觉，也就是散文了。我开始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那时母亲从废品站替我找到几本书，其中有部“文革”前的散文选，所收多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如《雪浪花》、《茶花赋》、《土地》、《长江三日》等，这是我正经读的第一本散文。当时私下里一提起散文，大家总是说这三位，篇目也是那些篇，我也就真的以为好了。这本书我一读再读，后来大哥借给表姐，我怕丢了，非逼着他尽快索还不可；大哥已回到兵团，来信中有句话我还记得：“不过是一本缺头短尾的破书而已！”那书的确连封面扉页都被撕掉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以后我又读到三位的散文集子，像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等，觉得才分略有出入，以秦牧较为逊色，这只要拿他模仿《金蔷薇》写的《艺海拾贝》与原作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他们的影响一时还消除不去。虽然慢慢儿地也看出布局谋篇多半落套，结尾往往硬行拔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以为只是意思不好，散文总是这个写法，——也就是说，散文这一概念，对我来说，还只限于抒情散文这一文体。“文革”后轰动一时之作，例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其实也在这一方向上。

中国古代文章也读到一些，当然是人人称道的《古文观止》之类，而最用心读的，乃是唐宋八大家的篇什，像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此后又找到韩愈、柳宗元、苏轼和曾巩的集子，重点读“记”，兼及“论”和“序”。对明清宗八家者，只有归有光和方苞读得较多。同时开始接触现代散文，却以朱自清为主，还有冰心、俞平伯等，都是《荷塘月色》、《背影》、《寄小读者》、《陶然亭的雪》这路文章。总之我还是按照文学史的现成写法来读散文的。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朱自清等，与杨朔辈说来颇有相通之处，这更使我对散文难以形成什么别的看法了。

杨绛的《干校六记》在一九八○年面世，我读了眼前不啻另开一番天地。与从前看的那些相比，显然有个高下之分，不过还是觉得其意义只限于叙事散文范围。很早以前读过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时回想起来，觉出别有一番好处。以后又读了《左传》、《史记》等，于是关于叙事散文，大致有个认识了。但是上中学时留下的印象，散文抒情叙事各成一体，互不相干，这似乎已是前提，轻易不能动摇。仍觉得散文以抒情为正宗，而要写恐怕就得像杨朔他们那样拿着劲儿罢。在我头脑之中，尚且没有一个完整的散文观念。

一九八六年对我来说是个关键年头。先是在书店里看见一部《知堂书话》，几经犹豫才买下来，早听说周作人是散文大家，此前却一篇也未读过，我当时有个可笑的想法，就是希望能从他这儿读到“真正的散文作品”，也就是说，写得最好的抒情散文。这样也就没马上看出这本书的特别意思。以后又买到他三本书：《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都是影印本。读了一遍，我甚感诧异，那种抒情散文，怎么他一篇也不写呢。这里的《乌篷船》、《苍蝇》、《石板路》、《风的话》等，看题目仿佛是抒情之作了，然而根本不同，既不渲染夸饰，也不刻意做作，老老实实把一点真实感想写出来就是了。当然这些并非抒情散文，而是随笔。随笔这一形式，首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对我来说，其意义却是涵盖整个散文的。周氏写《乌篷船》等，与谈读书或谈思想没有多大区别，其实他所有文章，都是这种态度。再联系到前述几部叙事散文著作，若论态度也很自然。我因此明白对整个散文来说，自然实在才是关键，而无拘什么文体。杨朔等人的东西，坏只坏在装模作样，而这正可以向前追溯到桐城派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论、传、序、记、书、启等，当然并非抒情散文，但白话文中抒情散文的毛病，根子的确扎在这里。散文不止抒情一路，它并非什么主流，就算写抒情散文，也不当是那般写法。我尽可能多找知堂的文章来读，上溯从前读过的《论语》和《颜氏家训》等，似乎看到中国散文的一条正路。从这年底到次年初，我又花四个月的时间读《庄子》，此前虽然也看过其中几篇，但是没有这么用心，一字一句地斟酌。《庄子》是中国文章另外一条正路，——说是“路”恐怕不大确当，因为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庄子》当然表现自己，但是才华绝世，而又轻松自如，相比之下，后来从唐宋八大家到杨朔、秦牧、刘白羽，写得虚张声势，其实并没有多少才华可言，这可以说是从另一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念。重读一遍《古文观止》，觉得从前当范文来看的那些篇章，策论往往故作惊人之语，颇不讲理；游记则多半空洞无物，实在没有什么看头了。什么“韩潮苏海”、“文起八代之衰”，都是胡说。

这一年我二十七岁，在散文方面才真正有所觉悟，较之小说与诗要迟钝得多。此后中国文章可以说从头读起，从前都算是白读了。我的体会后来总结成四句话，即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末后两点分别就思想与文章而言。我又曾说不喜欢载道的文章，不喜欢因循的文章，不喜欢盛世的文章，载道即对着正统，因循即对着规矩，若盛世则与好话好说及合情合理居于相反位置，但又特别有所强调罢了。以此为标准，大致可以看清中国文章是怎么回事。前述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到杨朔、秦牧、刘白羽，或许还可以加上后来余秋雨之流所谓“文化大散文”，正代表了中国文章最坏的一面。至于朱自清、俞平伯那些抒情之作，也绝对不是什么上品。总而言之，中国散文正统和规矩两路都是要不得的，要想体会好处，须得反其道而行之，从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方面着眼。

中国文章若以时期划分，当以先秦、魏晋六朝、晚明和五四为高峰。先秦文章（此处盖泛泛而言，若细加考订，则我多取疑古一派的说法，认定其中有一部分系后人伪作）尚属草创，一概没有成法，特具鲜活气象。最可称道的当然是《庄子》了，所谓“恣纵而不傥”，真个自适其适，无拘无束。迄今用中文写作者似乎还没有谁语汇如此丰足，又是那么灵活用法。尝与友人写信论道，说：“什么都不法，就法了自然。”正可以用来形容《庄子》。《左传》下笔既充沛，又精炼，正是恰到好处，描绘也特别传神，是为古今最佳叙事之作。——虽然这未必尽合我对文章的理想，恰到好处其实并非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就更好，譬如《论语》；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即是留有余地之意，恰到好处则已经略显文胜质了。但是若与《史记》相比，《左传》还是底蕴丰厚，沉着大方，《史记》当然更其神采飞扬，只是未免太“满”，有些逞才，比《左传》的恰到好处，好像还要超出一点儿去了。先秦人又最具辩才，聪明绝顶，这里要提到《公孙龙子》，我读它还在中学时候，以后一再翻看，觉得穷尽思路，甚有理趣。此外《战国策》与《晏子春秋》也都立足于这么一点：如何把话说得最好程度。有辩才所以就不着急，主动性总在掌握之中，若《孟子》则嫌气势太盛，有些霸道。《荀子》倒是语态平和，只是章法过于明晰，好像后人写论文的意思了。

魏晋六朝文章，可以说是只有成就，不立规矩。我们体会得了好处，模仿不了样子；因为真正的好处是风骨，沉潜在底层，尽管字面足够精彩。其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凝练隽永，余味无穷。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曲折优美，都是写景佳品，相比之下，《水经注》更其爽朗，《洛阳伽蓝记》稍显沉抑。钟嵘的《诗品》笔意老成苍劲。释慧皎的《高僧传》写得活灵活现，在纪传一体中堪称出类拔萃。鸠摩罗什译的几部佛经，如《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等，气度安闲，遣字造句略见拙意，别有一番生趣。其他如曹操、阮籍、嵇康、陶潜等，也不乏杰作。我读文章，一怕炫耀，二怕甜俗，三怕烂调，魏晋六朝散文则正与此相反，作者虽然无不精心结撰，但是阅历特深，才分极高，下笔总有余地，行文每具古涩之气，呈现一种委婉成熟的美，最耐人咀嚼了。

晚明散文都是性情文章，形容的话就是“情生文，文生情”，但是“文生情”总要胜过“情生文”一点儿罢，所以文章的好毋庸多言，要紧还在情之深浅高下。我因此觉得张岱要胜过此前公安、竟陵两派，说他是集大成者，兼具前者之自如，后者之锤炼，这话不错；但是他更多一个国破家亡的背景，悲欢离合尽皆诉诸笔端，却是他们所尤其不及者。我读《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每每有读三袁和钟、谭时所没有的特别感动。另外还很推崇傅山，他的著作我只读过后人所编《霜红龛文》选本，奇崛泼辣，正所谓“土膏露气真味尚存”。相比之下，三袁等还是文人面貌，尽管不酸不腐；笔底都是性情流露，其间略有厚薄不同。张岱、傅山是过来人，人生的幼稚冲动、痴心妄想一律汰尽了；文章还是过来人才写得最好。这个过来与当下的区别，是为散文写作的一大要害。当然若论公安、竟陵文章，毕竟很可佩服。中郎的游记和尺牍，清新自然，一片澄明；小修的《游居杮录》，色调稍晦，不无哀婉。至于钟惺和谭友夏之刻意文字，呕心沥血，我也觉得很有意义，笔下别具涩意。他们也是游记最好。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因为写的北京，除字句之美外，内容更添几分亲切。至于王思任的《文饭小品》，豪放谐趣，实在是文章与性情两胜了。此外徐渭的不少篇什，李贽的《焚书》、《续焚书》，都自说自话到无法无天程度。金圣叹为《水浒》、《西厢》写的序和批语，更其狂放恣意。晚明文章自在得稍显夸张，不过还是恰到好处。

前面所谈各期之作，若依正统观念，多有不当视为文章者。其实世间原本没有专门文章，先秦诸子皆然，就连文采最重的《庄子》，“文”也只是一种“采”罢了，毕竟还是要说意思的。后来思想上树立正统，写法上设置规矩，文章入了套路，也就坏了。提出“非正统”和“不规矩”，便有一个从文章以外去看文章之意。中国的好散文，还应包括题跋、尺牍、笔记、日记、语录、诗话和词话。因为一来都不是按照正经路数写的，二来总归有些意思要说。譬如苏轼的确有佳作，但不是平常大家看重的那些，而是《东坡志林》和题跋尺牍。我很爱看笔记，特别是宋明遗老所作，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周密的《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和《武林旧事》，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清的《三桓笔记》等，气氛苦涩悲凉，分量也比较重。这也可推广至几种小传，如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夏庭芝的《青楼记》，余怀的《板桥杂记》等，往昔人物风流云散，追忆一二，甚可感怀。叶绍袁的日记《甲行日注》，记述颠沛流离经历，也很真挚感人。我不喜欢盛世的文章，这里所说正可作为反证。盛世文章多粗狂，张扬，青春气，令人生厌。笔记若以类来划分，则首选风土人情和历史琐闻两类，考据辨证类次之，小说故事类又次之。因为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关系，对记述有关北京风俗的笔记更是特别看重，当然这已与文章之事无甚关系了。

说来我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散文，更为留心。大约五四一辈，只求实话实说，而这就特见性情，譬如钱玄同谈论思想和经史的文章，率真激烈；刘半农的《半农杂文》和《半农杂文二集》，风趣滑稽，都是文如其人的。此后作者则于文章上更多用心，而其中成就突出者，都有足够才具倚恃，火候又总能把握适当。譬如梁遇春的《泪与笑》，诙谐感伤，过分则流于无病呻吟；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精致典雅，过分则流于装腔作势；张爱玲的《流言》和其他文章，人情练达，聪明绝顶，过分则流于尖酸刻薄，然而他们都不过分。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白话散文在二十到四十年代，已经相当完美。张爱玲遣词造句之随心所欲，华贵潇洒，迄今很少有人能够比拟。而作为散文审美取向之一的闲适，到梁实秋笔下也已臻于极境。（这里说明一句，如果闲适是目的，则周作人总的来说并不闲适，梁实秋以及前述晚明的三袁等才是闲适；如果闲适是手段，即一种行文态度，那么周作人可以说是最闲适的了。）此后文章当然仍有不小成绩，大陆如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写与杂忆》，自然朴素；海外如台静农的《龙坡杂文》，清峻劲健，都有相当地位。但是总的来说，白话散文仍以二十到四十年代成就最大。

以上所谈，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有两类文章尚未涉及，其一是不喜欢的，不必在此一一列举，浪费笔墨了；其一是对我有特别影响的，需要单独挑出来谈论。在不甚严格的狭义文章范围内，我所受到的影响大致有“正”“变”两路。《论语》、《颜氏家训》和周作人散文，可以称之为“正”。我读《论语》始于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报纸上批判文章多摘引该书，我专挑这个读，约略明白一点意思；后来又从过士行处借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通读过一遍白文。“文革”结束后，又有机会重看，但是仍不曾从文学上着想。如前所述，读了周作人，才联系到《论语》，觉得为文路数最接近，

这几乎是恍然大悟。以后便时常翻阅。《论语》质朴，然而又很润泽，尤其是那些较短的章节。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说尽了天下文章，而《论语》境界，正在于“文质彬彬”。这里孔子意思都很中肯，话也说得实在，可以说“文”与“质”俱在，一切只须如实记录下来，即如其所说：“辞达而已矣。”也就是《周易》讲的“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对孔子来说，则是本来如此，所以《论语》是君子文章，也就是“君子坦荡荡”了。《论语》好就好在本色，虽然本色文章最难。而“辞”若能“达”，则不乏才具，无所谓“质胜文则野”，只须留神不“文胜质则史”就是了，所以孔子论文，多半都针对后一方面。后来喜欢闪烁其辞、渲染夸饰者，无论“质”与“文”都不自信，说得不好听，就是“小人长戚戚”。这个区别，也可以引用孔子另一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即“辞达而已矣”，“求诸人”则是取悦于读者。《论语》只是孔子及若干弟子的语录，但记述者很能领会孔子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孔子自己作文，大概也是如此。

前述南北朝几种著述，都是既飘逸，又沉稳，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看来似乎更其沉稳，犹如《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更其飘逸一样。即如《文章》篇所云：“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不过须得真“有逸气”，才能谈得上“制之”，《颜氏家训》说来亦自飘逸得很。它是潇洒而不放纵，严谨而不拘谨。然而这并非揣摩分寸得来，纯是修养使然。有一回王亚非问我这书好处究竟何在，我很费一番心思，末了说大概是个“正”字，即此是也。《终制》篇说：“聊书素怀，以为汝诫。”也可以用来形容全书口吻。此老其实一生感慨极多，涉及各个方面，但是暮年为文，又对子孙讲话，所以尽弃浮华，既不虚应故事，也不唱为高调，加之胸襟高远，阅世透彻，所说总是落在实处。而且自家人言语，也就无所拘束，无论先哲教诲，还是身边事例，一律随手拈来，任意应用，但是又不枝不蔓。文章好就好在散聚得当，或者说是收放自如罢。

前面提到周作人的《乌篷船》等，这些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然而我反倒觉得不过是随意写成，消遣而已，文章虽好，于他却未必算是最好。其最为他人所不可及的，还当数文化方面的批评和读书随笔，如《关于活埋》、《鬼的生长》、《赋得猫》、《无生老母的消息》等。我又尝将其一生创作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以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为界线，各期皆有特色，若论个人口味，则最喜欢中期作品，具体说来，就是所谓“文抄公”者。周氏另有两类文章也甚可注意，一是怀人之作，如《志摩纪念》、《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玄同纪念》等；一是题跋之作，如《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录的那些。他的文章冲淡平和，丰腴蕴藉，疏散从容，朴讷苦涩，最大的好处是在行文的态度上：由唐宋八大家起始，桐城派承续，多少年来中国文章总有点儿作态，作者一提笔就要对读者制造一种效果，不然就不大放心；他则认定根本无须如此，倒不如老老实实写出来，自然本色才是最上乘的，这可以说是全部散文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了。写家总是死于作文那个“作”字之下，他却根本不“作”；文章不当文章来写，可能就是好文章了。《论语》、《颜氏家训》和知堂文章，虽然文字今昔不同，意思也有差异，共同之处在于质朴与自然，或者可以说写作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合情合理，好话好说。

我从周氏那里悟得一个态度，但是自己写作，如果说有所师承的话，却还要加上废名不可，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废名文章，最初我只读到选本里所收十来篇，很不解气，便去翻找旧报刊杂志，结果最终竟编出一本《废名文集》来了。这是后话，当初却只为了多所见识。知堂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可领会，后者可以学习。知堂文多苦涩气，乃是作者骨子里的，下笔多很随意，一切自然流露出来。废名则有心不使文字过于顺畅，多些曲折跳跃，因此别有一份空灵，一种涩味。所以周氏不是美文，废名是美文，而我们通常说的美文（譬如朱自清、俞平伯那些抒情之作）也不是美文。废名最怕文章写得“流”了，我很佩服这种不肯轻易向字句让步的精神。他又来得很“怪”，无论立意，角度，论断，都轻易不循常规，特别是《谈新诗》和有关古代诗文的短论，每每令人叹为观止。

以上是我所谓“正”这路文章，另有“变”的一路，特别提出两家，一是《韩非子》，一是鲁迅的散文。其实“正”与“变”只是根据个人口味所定，未必分出高下。大概区别在亮与暗，或温与冷罢。我自己本性原有此两面，所以两路文章都爱读，只是凭理智来讲，有点害怕自己的黑暗冷酷，愿意尽量多呈现一点光亮温暖而已，所以说一“正”一“变”。《韩非子》似乎多所本诸《老子》，世间动辄就说“老庄”，其实庄与老何干，倒是老韩一脉相承。不过《老子》多断言，也就是不讲理，我曾说它是非人间视点，即由此而来；《韩非子》另讲一番道理，但并不是我们说的“合情合理”的“理”，当然更没有“情”了。人间情理其实是一种限度，《论语》等都是在此限度之内说话，《韩非子》则根本不承认这一限度存在。前者有所顾忌或有所畏惧，后者无所顾忌或无所畏惧。然而可爱与可怕都有魅力。我读《韩非子》，时时感到深入透彻，令人毛骨悚然，非有绝世才华，不足以做到如此，尽管他说：“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韩文之刻毒诡谲，是言辞，也是思想，二者打成一片，本身就是“质”，所以无须再“饰”以什么了。至于所津津乐道的“人主”、“君”、“国”等，我对此毫无兴趣，虽然在他几乎是惟一的出发点。

前文已经讲过，鲁迅的著作我读得很早。大致说来，是循译文、古籍——小说、散文和新旧体诗——杂文的顺序。鲁迅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三点，一是对人性卑劣伪善一面的洞彻，一是达到这种洞彻特有的思维方式，一是奇异的文字之美。鲁迅文章，极端而残酷地深刻，又极端而残酷地美。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都到炉火纯青地步，真是犀利辛辣，寸铁杀人，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时的鲁迅，心灵最自由，下笔也最肆意。知堂的书话和鲁迅这两本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尤其是在打算写点东西之前；我读知堂，是引导自己暂别浮躁，获得平和的心境；读鲁迅，则为了激发一点智慧，至少也让思想不复循规蹈矩。以偏激来批评鲁迅，并不是妥当的理由，因为他的智慧正由此而来，否则他难以如此深刻；但是鲁迅某些后期之作，未免近乎偏执，好像智慧被蒙蔽了。较之《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文气也往往过于紧迫。至于他的散文，《朝花夕拾》深厚生动，只是偶尔露出杂文气，稍嫌破坏语境；最后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死》、《“这也是生活”》、《女吊》等篇，其实艺术上更为圆满。

以上是就“不甚严格的狭义散文”而言，扩大到广义的散文范围，则也有几类作品对我有重要影响。第一是诗话、词话。古人此类著述，大致可分为评论和记事两大类，我更重视前者，其中严羽的《沧浪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薛雪的《一瓢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张炎的《词源》，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印象都很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立论独辟蹊径，然而评价颇有不甚公允之处。诗话、词话每则多很简短，但却体会入微，而前人佳作的好处，正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用心感受，倘若走马观花，则一无所得。古人谈论诗词，又往往互相联系，彼此打通，窥见共同规律，但始终不离前述具体感受。我正是由此学得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思维方法，而将其记录下来，似乎就是文章的特别写法了，尝称之为“文本研究”。这也可以扩大到古人诗词的注疏方面，譬如金圣叹的《杜诗解》，每每精辟深入，此外杨伦的《杜诗镜诠》、冯浩的《玉豀生诗集笺注》、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等，也都很好。不过我的兴趣在就诗论诗，对考证本事等并不关心。顾随的《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浦江清的《词的讲解》和刘永济的《微睇室说词》，可以说是在古人诗话、词话基础上更发展一步，体会更细更深。顺便说一句，顾随行文潇洒狂放，才华横溢，我觉得近世散文作家，若论才气，恐怕没有比他更大的了。顾随还有一部谈禅的《揣龠录》，更能体现他的风格。

我继读《庄子》之后，又用了大半年时间，揣摩禅宗。思想上所受影响这里不谈，但是从普济编的《五灯会元》和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学得不少文章写法。这两部禅宗行状、偈颂、公案和语录的汇编，堪称是中国古代的智慧之书，同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散文杰作。一切公案都是自创语境，另立前提，这一思维方式最可留意。禅家又什么都放得下，没有书生气或文人相。说话向来随心所欲，而著之笔墨，文不尽是文，话又不尽是话，文话之间火候正好，总是活泼泼的。古人论诗，有要参活法不参死法一说，其实用之于文，语录最是典范。我之所谓不规矩，真是无逾于此了。后来朱熹的《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等，多少模仿禅宗语录，单当文章看，也是很生动的。

我的兴趣，至此还是以随笔为主，兼及叙事散文，对抒情散文则多半看不入眼。此后似乎又有一番进境，就是发现二十至四十年代文史方面的论文，很多都是非常精彩的散文。这也可以说是视野的进一步开阔。至此我的散文观念，才算得上是健全了。这方面好的作品很多，如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周叔迦的《中国佛学史》、《八宗概要》，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等。后来此类著述，意思驳杂不提，文字也不干净，佳作好像只有钱钟书的《旧文四篇》和杨绛的《春泥集》、《关于小说》。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也好。而与我个人口味最投缘的，是胡适有关古代小说的一系列考据文章，孙楷第的《沧州集》和《沧州后集》，尤其是浦江清的《八仙考》等几篇论文。这些诚然都是论文，若论态度却是随笔的，闲适的，也就是如胡兰成形容的是“解散”的，而且颇具文章之美。作为论文，它们总都言之有物，无论见解还是材料；当做散文来看，一般说来，较之随笔（譬如梁实秋、林语堂等的作品）更为结实，更有分量。小品的态度与大品的分量相结合，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

（选自《插花地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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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19
中行的背影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1144012.htm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3 月6 日 | 文章来源：文汇报

张中行先生去世了。媒体的报道称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当然还有那顶只要文化老人仙逝就必冠的帽子：国学大师。我倒不是厌恶这些高帽，只是感觉它遮蔽了一个真实的张中行，更重要的是，对像我这样生活于“草根”而又真心喜欢张先生文字的人来说，这些巍巍然的东西硬生生隔开了我们和老人的距离。

我心中的张中行就是一个博识、有趣、可爱的老头儿。至今还记得当年他在《读书》杂志上露面时，仿佛“出土文物”一般给读者带来的惊喜，用他自己调侃的话，“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啊？”他以行云流水的笔墨述旧人旧事，充满了卓识和深情，寄寓着一个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怀，让读者感动、感叹而思考。这就是后来结集的著名的《负暄琐话》及《续话》。那时的读者不仅折服于这位“新作者”的博学多识，尤其惊叹其文笔。中国近代以来的散文家中，一摇笔杆，那种特异的文风就能让人觑出是谁之手笔来的并不多，周氏兄弟以外，张中行要算很突出的一位。读了他的文字，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娓娓道来”。都是平平常常的词语，一点儿也不矜奇博怪，仿佛拉家常一般，有时甚至一字一逗，让人想起野老村言，但读完后分析那些句子，才明白其逻辑性实际上是非常严密的。

少年时代喜欢张中行，不仅因其博雅，因其文笔，也因为从他的文字中可以感知，这是一个绝不冬烘的老人。他虽然称得上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人，在旧学中浸淫很深，但他总要用西学中的民主科学价值观反观国学乃至传统，时有通透之见。他对像冯道这样，身处乱世、向来被视为无耻之尤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当时就引来了争议，即使现在视之，仍是非常大胆的。这并不奇怪，读他的自述可以知道，张中行与五四新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青年时代曾经广泛吸取罗素、培根等西哲的思想营养。

张中行先生“暴得大名”以后，成为出版社争抢的对象，书越出越多，别人加给他的光环也越来越炫目。可是张中行仍然不脱平民本色。他写自己的“案头清供”，一往情深，却不过是从农家小院里摘来的葫芦和玉米棒子；当“宠物热”流行的时候，他也写下了自己的宠物，原来一为螳螂一为蟋蟀，都是与土地亲近的生灵，那真是两篇摇曳生姿的性情文字。张中行的平民风格还体现在他和一般读者的交往上，这方面佳话甚多，我手中也保存着老人1993年10月的一封短笺，是回复我有关他一本旧著的版本情况的，钢笔字一丝不苟，十分劲挺，但有明显的颤抖迹象，末署“张中行拜”，十足的老辈风致。不知道有人统计过没有，老人和多少普通读者有书信往来？

报道张中行逝世的文章中说他是个恬淡的人，但他的一生则并不平淡。这一切在他那册厚厚的回忆录《流年碎影》里都变得云淡风轻，那种对往事的追忆中不见怨言和火气，只有平实的叙述。而这时以他的声望和地位，本来完全可以借写回忆录，好好出一口恶气的。什么叫“超脱”？张中行的人生态度庶几近之。这是一种很大的智慧。

得知张中行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开始从书柜里找先生的著述。几本“琐话”和《顺生论》自己喜欢，《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和《文言文选读》等则是上佳的语文学习读物，准备留给女儿看。书堆在桌上，差不多有半人高了，台灯下拖出长长的影子。我突然觉得这就是老人的背影。（ ■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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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0
乐生的启示——泛读张中行　　来自: 夏之棠棣
顺生论的评论

http://www.douban.com/review/1224389/
　　
　　大约是在九六年吧，我读到了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金》。
　　记得那天在书市乱逛，无意识地瞄到了这本书，因为之前看过张中行先生的《禅外说禅》《作文杂谈》，所以看书的作者是“张中行”就买了回来。
　　
　　之前虽然看过《禅外说禅》，但当时我对这部书并不“感冒”——觉得这是“文人谈禅”，无论是文风，还是观点，似乎（？）都与真正的“禅”相差太远，所以，当时所谓的“看”，其实只是草草地翻过一下而已。按说，以我上面所说对《禅外说禅》这书的感受，我恐怕是不会去买张中行先生其它的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想不出当时为什么会买《流年碎金》。然而，正是这本《流年碎金》，让我走近了这位真正睿智的老先生。
　　
　　《流年碎金》，其实是张中行先生一部近于自传的杂文集，如书名所示，记载的是他“流年”之中认为值得记录的“碎金”。
　　
　　我看过的“自传”不多，因为我不喜欢看传记类文字——不论是自传还是他传。原因很简单，人的一生，不是像画画那样可以用一种颜色做为“基调”来展开的，其中很多东西，一旦用文字进行记录，就难免会夹带进记录者的个人偏见。记录者往往会因自己记录的需要，在选材时，对一个人一生的真实情况进行“裁剪”，这样一搞，阅读者怎么可能“完整地”通过文字来还原这个“真实”的人呢？
　　事实上，无论记录者是本人还是其他人，都存在这个问题。简言之，传记类文字，容易将人“脸谱化”，或是美化、神化，或是丑化、妖魔化。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避免的，就连太史公的《史记》不也一样并非“客观”，而且还“夹带”有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么？
　　
　　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金》，个人认为，他用所谓“碎”的文字，“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这不同于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总是讲“情节易得，细节难求”，为什么会“细节”难求？因为文学创作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生活实际，当然就会缺乏“细节”。张中行先生的“碎”，恰恰就是立足于“细节”，所以我认为从文字上能够“还原”的他本人，应该是有相当可信程度的。
　　
　　这个“碎”的特点，也体现在先生其他的作品中。比如《负萱琐话》强调一个“琐”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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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流年碎金》，我算是“认识”了张中行先生这个人。
　　
　　启功先生说，先读《流年碎金》再读《禅外说禅》，可以明白“行”如何上升为“知”；先读《禅外说禅》再读《流年碎金》，可以知道“知”如何体现于“行”——启功先生的这句评语是最近我才看到的，我觉得这评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看完《流年碎金》之后，由于我对张中行先生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所以就很注意他的其他作品。机缘也很快就来了——我在九眼桥旧书市场上，看到了《张中行全集》。旧书市场上卖的其实是新书（可见先生的书，并不“畅”销），而且这个“全集”其实并不“全”——张先生后来写的《顺生论》姊妹篇《望道杂纂》就没有在这部《全集》之中，这点，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于是，读这个《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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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看到了几年后被有些人评为“当代论语”的《顺生论》。
　　
　　《顺生论》所体现的人生态度，是无奈的，也是积极的；是睿智的，也是平淡的。
　　
　　看《顺生论》那会儿，正是我自己在“犯糊涂”的时候——平时看各种各样的理论，看得太杂了一点，有时候这些理论难免会在心里打架，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应该用什么东西来“一贯”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思想“串”起来、“统一”起来。《顺生论》帮我理清自己的思想，厘清了各种各样思想理论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因为看了《顺生论》，我仅依靠自己来理清头脑里这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想的话，恐怕至少得五、六十岁之后了吧？
　　
　　《顺生论》是睿智的。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这样的书，只有像张中行先生这样，既在知识上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厚度与广度，又圆融、通达于人情世事的人，才可能写得出来。古、今、中、外与现实的人情世事，只要少了任何一个方面的体验，这部书都站不住脚！也正因此，我觉得从古今中外、人情世事乃至智识逻辑等任何一个方面，要想推倒这部书，恐怕会很不容易——除非像当年，政事“大一统”，人人皆被“洗脑”之时。
　　
　　《顺生论》是平淡的。说它“平淡”，是因为“无甚高论”——这句话是张中行先生本人说的。“无甚高论”的另一面，就是平淡、平实，这样的书，像清汤汤稀饭一样可以用来续命，但绝非像“火锅”那样招人爱——这书绝不是喜欢“高论”、“妙论”、“奇论”的人所能读得下去的。
　　
　　人心好奇，所以，张中行先生的书，不好卖啊！
　　
　　读不下去，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字的“淡”。很难有人能从“淡”中品出味道来，所以会觉得《顺生论》似乎仅列举了人生中的各种现象，并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或“定论”什么什么东西——稀饭、青菜、排骨、鲍鱼……堆上一桌，选择权在吃客自己，先生不过指出了每一种选择最后可能的结果而已——能看出所有选择最终可能的结果，这不是“积淀”吗？这不是“睿”吗？我们看书，总希望能从一部书中看到一个“终极”的结果，找到一种终极的“解决办法”，如果看《顺生论》时，也抱有这种目的，那么这部书就确实让人“看不进去”，因为《顺生论》中没有关于“生”的终极解决办法，也没有一个终极的结果——这点，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本书其实很“无奈”。同时，我觉得这也体现了张中行先生的“虚圆”、“通达”——人世间来来去去，不外乎就那么点事，还有什么他没有看清楚的呢？还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
　　
　　奇妙的是，张中行先生既然不偏执于任何一种人生态度，任何一种人生态度他都能理解，那为什么他本人会选择一种“耿介”的人生态度呢？这从他《横议集》的评论世事，《负萱琐话》的微言大义中，体现得极其明显。按通理，既然觉得人生无奈，那就会像庄子、像老子那样，把人生当成疮痈一样给“舍掉”！不但“不舍”，还体现出相当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不能不说是“积极”的，也是我看过《顺生论》之后，觉得特别值得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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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已说过，开初，我觉得《禅外说禅》很一般。看过《流年碎金》《顺生论》后，仍然没有对《禅外说禅》产生新的感觉——没想到，暑假在家，顺手拿起《禅外说禅》，结果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通篇结体的严谨，文字的精妙，间或的冷幽默，作者本人冷得不能再冷的一双“冷眼”，套用小学生作文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就是——在这酷暑七月，让人如同吃了雪糕一般，怎一个“爽”字了得！
　　
　　奇怪的是，为什么我最初读这书时会觉得很一般？先不说禅，仅看文字——
　　当时觉得味同嚼蜡的文字，现在才发觉简直精妙绝伦！几乎每一小节，每一章节都让人感到是“三寸之中掀起万丈波澜”，其文字技巧之“工”、之“绝”，过去怎么就没有看出来？——结论：心浮气躁，心气太高，哪里能品得了“淡”之味啊！
　　
　　《作文杂谈》一书，是先生写给语文教师们看的，我教了十二年语文，后来虽然没再呆在教学第一线，但现在还带着两个作文班。从《作文杂谈》中，我确实学到了些东西，但老实说，我当初读这书的时候，觉得写《作文杂谈》的人，自己的“作文”水平也不怎么样嘛，写得还很皮遢啰嗦嘛……这次看《禅外说禅》，才发觉张中行先生文字厉害的地方！“于无声处闻惊雷”啊！看似简单平常的文字，却绝非别人可以效仿的！因为这种文字来源于“内功”！并非词汇量或语言技巧能作到的！我曾经试过，在文字上，我可以模仿泰戈尔，模仿尼采，模仿鲁迅，模仿纪伯伦，但我绝对模仿不了张中行先生——“内功”不够啊！看再过十年二十年行不行……
　　
　　下面说“禅”。
　　
　　我也曾看过《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碧岩录》等，有时候与别人谈一下“禅”，似乎头头是道，让别人产生我好像对“禅”知道点什么的错觉。其实，我虽然看了那么些关于禅的东西，也曾去试着“悟”了“悟”，结果根本没有悟出任何东西——据说，很多人因为“参”那些禅宗的“公案”，最后开悟了，明白了公案的奥义，我试的结果，却是没有“明白”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最小的公案有什么“奥义”——也就是说，很可怜，我没有“悟”过，我用眼睛看公案，跟用眼睛瞪着块大石头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功利心”冒出来就会恨自己不争气——下那么大功夫去看那些公案，却没有一点收获，没有一点“回报”，没有一点“利益”，完全是“白看”，这力气花得冤啊！
　　
　　冤归冤，但力气是自己花的，也怨不了别人。而且，不管悟不悟，都总是得要继续“活”下去的啊！——本来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无可奈何的心理，没有想到张中行先生的《禅外说禅》也是这么看的，而且还更进一步——详细地探讨了为什么“只能这样”的因与果。
　　
　　对比当今很多关于禅学与禅宗的著作，像“禅外”去说“禅”这样“旁观”并用冷眼的，先生是唯此一人，这也体现了先生的见识与气魄。看过世面上很多谈禅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在“贩卖”禅。将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谈的，往往又囿于“禅”本身的“难言”与“不可说”，所以谈了等于没谈，读者看了也等于没看，当然，要写得“谈了等于没谈”，让人“看了等于没看”其实也是很见功力的；更等而下之者，是将禅用于自欺与欺人。像张中行先生这样变“不可说”为“可说”，变“难言”为“能言”，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没有看到有其他哪位这样做——这点，令我心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任何文化现象，我们在探讨它们的时候，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戴上“眼镜”去看。比如，有些人就用“科学”地眼光来看禅，觉得是胡说；反之，用佛学或禅的“眼光”去看科学，就会觉得科学是在乱搞，把社会、把自然界给搞乱了——对于某一种文化现象，如果我们摘掉所有的“有色眼镜”去看它；或者反过来，依次戴上所有可能存在的“眼镜”去看它，看清每一种“眼镜”下，它表现出了什么样的差别？用这两种方法来探讨文化现象，可能会更准确地看清这种文化现象的“本质”吧？《禅外说禅》，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没有戴眼镜，或者说戴上了可能存在的各种眼镜，把“禅”给“看”了一遍——这点，更令我心服。
　　
　　现在才觉得，当初认为张中行先生是“文人说禅”——还是自己眼力不够，“内功”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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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能看见《望道杂纂》呢？希望有这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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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1
止庵《又谈张中行》

http://www.tianyablog.com/blogge ... &postid=8270129


�牐牥矗阂蛴胄�子的上封信中有谈及张中行，我现正读董桥的《旧时月色》，之后拟读张的《负暄絮语》（负暄三书的选本），看到此文便拿来了，我觉得止庵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说“又谈”，盖因张中行先生于2006年2月24日凌晨逝世，谈他的文章一时此起彼伏，我记得在几天后发过信息给宣子，他说深圳的报纸正连篇累牍地刊载追忆文章。张中行大器晚成，有人用“新星诞生已八十”来形容，多亏他活得久。除负暄三书，他还参与编写《古代散文选》上中下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上册一九六二年四月初版一九六三年再版一九八0年三月第六次印刷，中册一九六三年初版一九八0年三月第五次印刷，下册一九八0年初版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二次印刷，前二册均由隋树森统一定稿，下册系由张中行最终定稿，之所以喋喋不休，是因为我花费多年的时间收集此三册殊为不易，其选目自然会受到时代风气影响，这倒也不能苛求（钱钟书《宋诗选注》不也如此），每篇之后附有详细的题解，讲解背景结构文法及笔法，每册之后另附文言语法，对像我这样的初学者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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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犖一辜堑玫背醵恋秸胖行械摹陡宏阉龌啊泛汀陡宏研�话》时那种兴奋心情。此前多年不曾这样，此后也是如此——说老实话，包括读他后来各种著作在内。我过去把他的的书分作三类，一类是讲人或事的，以上述两种为代表；一类是论道的，以《顺生论》为代表；还有一类是介绍知识的，以《禅外说禅》为代表。如果让我排一个队，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这一二三的次序。至于他在《流年碎影》中自嘲为“选来选去”者则不在此列。现在还是这般看法。
�牐犝胖行械奈恼率粲谖逅闹�后中国散文的一路；讲得确切一点，张中行等人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复兴了中国散文的某种传统。《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装帧欠佳，印数无多。大概无论出版者还是读者，一时都难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话，它们“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较之此前看惯了的东西，的确很是新鲜。其实这一传统早已存在，不过在大家眼里黯淡已久，几乎不知道了。
�牐犝胖行兴�承继的散文传统，前人称为“言志”，与“载道”相对；两个词儿分别取自“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诗”与“文”本有区别，“志”与“道”更待厘清，不免有些夹缠，所以后来干脆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自己曾想，换成“率性”和“听命”，或许更恰切些。前人提起这个话题，是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言志”这一“流”久矣夫断断续续，隐没不彰了。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亲承前辈大师謦欬，以后多年却不事写作；但传统在他身上活着，一俟执笔，立即显现出来。而且这路文章本来讲究沉稳恬淡，老年为之，正是合宜；他又有阅历与感受值得一写，于是乎名满天下。然而自始至终，他只是“率性”，不曾“听命”；或者说，他只“载自己的道”，不“言他人之志”。在这点上，与许多同辈甚至晚辈的人判然有别。
�牐犐厦嫣岬剑�张中行等复兴了一个散文传统，但是他与别人又颇不一样。我想举出一位，即比张中行登场稍早，著有《干校六记》、《回忆我的父亲》和《回忆我的姑母》的杨绛。之所以如此，因为杨绛的文章同样“率性”而不“听命”；就复兴这一传统而言，当年没有比他们两位影响更大的了。不论彼此高下，毕竟大相径庭。如果说杨绛属于这一传统中偏“洋”的一脉，张中行所承继的就是偏“土”的一脉；更确切地讲，其间有个“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区别。区别不在见识，在于所处立场，以及行文风格。以后两方面而论，张中行更像一个普通老百姓，虽然他可能比我们高明。
�牐牪环粱毓�头去考察一番。先说“洋”与“土”。曾有人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带牛油味，无疑是“洋”了；还应该提到梁遇春，可能更其纯粹。杨绛与他们都不相同，好像更接近于叶公超。可是“土”呢，我就没想到有哪位可以如此形容。再说“贵族化”与“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实秋，废名，台静农，钱钟书，张爱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说来在这一传统之中，“洋”与“贵族化”倒是正宗，虽然诸家于“土”与“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点边儿。这样来看张中行，就知道他的贡献所在了，他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与“平民化”发挥到了极致。
�牐犖艺馑捣ǎ�有人或难以苟同。形容张中行比较稳妥的话，相对于“洋”，似乎应该说“中”；相对于“贵族化”，似乎应该说“士大夫气”；此外也许还要添上一个“老”字。但我还是觉得，假如说“中”，他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应运而生的“中”；假如说“士大夫气”，他是不离乡壤间的士大夫。至于说张中行不“洋”，不“贵族化”，有人也会持异议。因为第一，他是受过西方哲学熏陶的，单就思想来说，其所获益于西方文明者，其实较之本土更多。但我所谓“土”与这无关，我指的是他以什么气分儿来接受这一切，表述这一切。再者，张中行对许多事情的见解与大众并不一致，他是理智的，宽容的。但我所谓“平民化”也与这无关，我是说他总保持着底层姿态，真能体会“食无求饱”、“伤哉贫也”。我曾举出《论语•雍也》的一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以为张中行的气象，与此约略相仿。他执着于现代文明的精神，却无意于现代文明的物质。
�牐犝胖行械奈恼铝舾�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两方面：其一是他笔下旧日北京大学的生活，尤其是讲到的各位师尊；其一是他所描写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说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轻而已，绝不猥琐低俗；不过他也不把他们拔高。我想他是以此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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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2
张中行留给我们的启示 刘景录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1145503.htm


张中行老人走了，现在文化界的人们正在悼念他。

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可称为忘年交的年轻人将他刚刚读完的《负暄琐话》特意给我送来，可能是怕我不在意，又特意嘱咐一句：“很值得读！”我听了他的话，放下手头的事，立即展卷浏览，待看到三、四篇后，就放不下了，记得是一口气读完的。作者说他这本随笔“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书中记述了20世纪上半叶若干位大师级学者治学和为人的风范，还有一些老北大、老北京的旧事，叙事之平实，情趣之高雅，评骘之机智，笔锋之灵秀，实为多年来之仅见，确有“史”和“诗”的价值。加之听人说，他就是“余永泽”的原型，所以张中行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当然，我清楚“余永泽”是出于某种需要虚构的，因此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这位老者的尊重。从那之后，在书店里只要遇见他的书，我一定买回来，大约积攒了六、七本，读了其中的大部分。 在张老先生的《写真集》一书的封面上印有两行手书恭楷毛笔字：“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显然，这是借杜诗表达自己的谦抑之情，但同时也说明老先生“已有文章惊海内”，甚至“惊海外”了。著名记者唐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年我经香港赴美探亲，后绕道回京。沿途意外发现，但凡能读中国字的，不问肤色发质五官布局，没有不读张中行的。” 先生在年近八旬时“暴得大名”，被有些人称为“文坛老旋风”。对此，我们感到庆幸，一位国宝级的学者和作家终于没有被埋没，出现在文坛上，为当代中国文化增添一些新内容；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由于历史没有提供应有的条件，他出现在文化视野的时间实在太晚了些，否则他会贡献得更多。我曾和一位同事谈到这点，他半开玩笑地说：宋代梁灏82岁中状元，成为历史佳话，张老先生成名时还不到80，不算晚！我当即从书架上拿下《蒙学辑要》一书，请他看《三字经》的一条注解：“梁灏中状元时尚年轻，八十二岁中状元之说实属子虚乌有。”看罢我们同时哈哈大笑。历史上的梁灏二十几岁中状元，之后在朝廷和地方为官十多年，英年早逝，享年只有41岁。梁灏的例证无法为张中行的历史的遗憾解嘲。

实际说来，张中行现象不是孤例，改革开放之后，还有启功、金克木、季羡林等若干位学者皆在耄耋之年才显现其真正价值。有人曾经感慨：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文化史上出现过若干位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钱穆等人；而20世纪下半叶就再没有同一“量级”的学者出现。是中国人智商退化了吗？当然不是。设想，如果学术环境和气氛能够宽松的话，张中行等老人也许在四五十年前就已成名，其中总会有人赶上王国维等人的“量级”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近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禁忌减少了许多，学术天地开阔了许多，学术成果渐渐多起来，初步显示出繁荣的苗头。但从一个和谐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标准要求，现在还差得很远。没有繁荣文化的和谐社会是难以想像的，而没有以各种类型的学者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依归和灵魂。近几年来，我们提出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深入开展人文科学研究，在国民教育和全民教育中强化人文精神教育，使我们的后代不仅懂得科学技术，还要懂得真善美，成为知识丰富、情操高尚、素养深厚、人格健全的人。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建立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培养出一批类似上面说到的重量级的人文学科学者。

谈论张中行，还不能不提到他作为学者的人格魅力。季羡林曾用八个字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读过张先生著作的人大概对此不会有大的异议。季先生还用了“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等字眼来形容他的这位老友，因为其标准难以确切定义，所以不好断言是或否；但张中行其人的私德大醇而小疵，摆脱了许多庸俗趣味，是可以肯定的。有人问他的养生之道，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养生秘诀。要说有的话，就是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从我们知道的情形看，他没有自夸其德。没有这个精神，想作学问也是骗己又骗人。 好几篇文章都谈到他的一身布衣、布鞋，有时以一块烤白薯当一餐的简朴生活。他家住在德外某小区，一小套三居室的单元房，没有装修，而且是1994年，他85岁才分给他的。对照当前学术界的一些腐败现象，诸如争权夺利，跑官要官，鼠窃狗偷，邀名弃实等等非正常作为，就更显出张中行的价值。在这样的典型目前，应该有人惭愧和自责。

在《顺生论》一书中，张先生讲到他上个世纪30年代初，受当时风气影响钻过几年故纸堆，经、史、子、集都曾广泛涉猎；到大学毕业前夕，兴趣突然转到探究人生意义即“人生哲学”上来，这时他把眼光又投向西方，培根、休谟、康德、罗素、边沁等等都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据他自己说，他的“人生哲学”的探究方向终其一生没有再变，所以他以思想家自许。根据这些情况，许多人说张先生学兼中西，显然是有根据的。不过，就我读过的他的著作来看，他的专长还应该说是在“国学”方面。我曾把他的《禅外说禅》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他学识的博雅、思维的细密，特别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修辞立其诚”〔《易经》语〕的治学态度令我深为叹服和感动。他的思考对象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他的价值信念，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审美情趣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我当然承认西学对他的影响，但作为学者类型，他仍然是中国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和胡适一类的学者有所不同。美国的一位钻研东亚文化的黑人学生说：张中行的书“透着中国文人几千年的高贵气质和文化传统”〔转引自唐师曾的文章〕。如果上述判断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张中行的出现证明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就是陈独秀、鲁迅一类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爱国情愫和饱满的人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道德体系，我们要弘扬和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传统的地基之上。我们从来没有说传统文化百分之百优秀，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一定要扬弃一些必须扬弃的东西，但其核心精神是超越时代的，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断而依然保持其生命力就是证明。如自强不息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等，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自尊自强，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力量。如著名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对本国以往之历史应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可以拿“两千年封建专制”为借口，把一切罪过都推委给古人。设想，如果“五四”时代的先哲们生活到今天，他们也定会重新审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作出一些新的思考和判断。珍视和继承传统文化不是从“五四”向后倒退，而是从“五四”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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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2
我与读书 张中行

转自： http://hi.baidu.com/%B6%C5%BB%E1 ... c73d3632fa1cdd.html

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不该写的原因，比喻说，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烂板凳之类，而视为奇珍，并拦住过路人，请人家进来欣赏，这说轻些是愚陋，重些是狂妄。而又决定写，如文题所示，是因为先与“读书”，后与《读书》，有些关系。后来居上，且说近一两年来，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竟连续占了《读书》的宝贵篇幅。根据时风加市风，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自然，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或说野狐禅气，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于是，据说，有人发问了：“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又据说，这问是完全善意的。何以为报?想来想去，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看了家底，也就不必再问了吧?这家底，大部分由“读书”来，小部分由“思考”来；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这样说，没有推卸责任之意，因为书是我读，思考是我思考，辫子具在，跑不了。语云，言者无罪，说是这样，希望实际也是这样。以下入正文，围绕着读书和思考，依老习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一

　　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

　　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样”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做其〈〈迎穷文〉〉了。


二

　　总有七八年吧，小学不好再蹲下去。农，士，商，三条路，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走熟路，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成文规定，六年毕业；不成文规定，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且行善事，莫问前程。课程门类不少，但考试及格不难，可以临阵磨枪，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学校多年传统，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的官饭费办伙食；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专说所谓图书馆，房间小，书籍少，两者都贫乏得可怜。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一是化无为有，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其时是20年代后期，五四之后十年左右，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大量上市的时期，又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竟得较长时期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选购、编目、上架、借收等事务之余，就翻看。由于好奇加兴趣，几年时光，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中的，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徐枕亚，外的，帝俄、日本、英、法、德，还有西班牙(因为生产了唐·吉诃德)，凡是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

　　与小学时期相比，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有什么获得呢?现在回想，半瓶醋，有时闭门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但究竟是睁开眼，瞥了一下新的中外，当时自信为有所见。就算是狂妄吧，比如，总的说，搜索内心，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昔日赞而叹之的，变为半信半疑，或干脆疑之了。这是怀疑的一类。还有偏见的一类，专就文学作品说，比如对比之下，总觉得，散文，某某的不很高明，因为造作，费力；小说，某某的，远远比不上某些翻译名著，因为是适应主顾需求，或逗笑，或喊受压，缺少触动灵魂的内容。这类的胡思乱想，对也罢，错也罢，总而言之，都是由读书来的。
　 三

　　30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两种机缘，一堵一开，堵是没有小学肯聘用，开是毕业后必须教一年学才许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合起来一挤就挤入北京大学。考入的是文学院，根据当时的自由主义，入哪一系可以自己决定。也许与过去的杂览有关吧，糊里糊涂就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如钱玄同，把姓也废了，改为疑古；顾颉刚越疑越深，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却也钻入故纸堆，考来考去，说儒的本职原来是吹鼓手；等等。人，抗时风是很难的，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于是不经过推理，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要加紧步伐，追上去。追，要有本钱，这本钱是依样葫芦，也钻故纸堆。在其时的北京大学，这不难，因为：一，该上的课不多，而且可以不到；二，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书多加自由主义。书多用不着解释，专说自由主义，包括三项：一是阅览室里占个位子，可以长期不退不换；二是书借多少，数量不限；三是书借多久，时间不限。于是利用这种自由，我的生活就成为这样：早饭、午饭之后，除了间或登红楼进教室听一两个小时课之外，经常是到红楼后面，松公府改装的图书馆，进阅览室入座。座是自己早已占据的，面前宽宽的案上，书堆积得像个小山岭。百分之九十几是古典的，或研究古典的。先看后看，没有计划，引线是兴趣加机遇，当然，尤其早期，还要多凭势利眼，比如正经、正史，重要子书，重要集部，一定要看，就是以势利眼为指导的。机遇呢，无限之多，比如听某教授提到，逛书店碰到，看书，王二提到张三，张三提到李四，等等，就找来看。兴趣管的面更广，比如喜欢看笔记，就由唐、宋人的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喜欢书法，就由《笔阵图》一直看到《广艺舟双楫》。量太大，不得不分轻重，有些，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如《太平御览》《说文解字诂林》之类，就大致翻翻就还。这样，连续四年，在图书馆里乱翻腾，由正襟危坐的《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之类到谈情说爱的《牡丹亭》《霓裳续谱》之类，以及消闲的《回文类聚》《楹联丛话》之类，杂乱无章，总的说，是在古典的大海里，不敢自夸为漫游，总是曾经“望洋向若而叹”吧。

　　也要说说得失。语云，开卷有益，多读，总会多知道一些，有所知就会有所得。这是总的。但是也有人担心，钻故纸堆，可能越钻越糊涂。明白与糊涂，分别何所在，何自来，是一部大书也难得讲明白的事。姑且不求甚解，也可以从另一面担心，不钻也未必不糊涂。还是少辩论，且说我的主观所得。一方面是积累些中国旧史的知识，这，轻而言之是资料，可备以后的不时之需；重而言之是借此明白一些事，比如常说的人心不古就靠不住，古代，坏人也不少，尤其高高在上的，他们的善政都是帮闲或兼帮忙的文人粉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学了点博览的方法，这可以分作先后两步：先是如何找书看，办法是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后是如何赶进度，办法是取重舍轻，舍，包括粗看和不看。这些，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尽弃其学而学焉”确是有些帮助。失呢，也来于杂览，因为不能专一，以致如室中人多年后所评，样样通，样样稀松。或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所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四

　　大概是大学四年的末期，脑海里忽然起了一阵风暴。原来底子薄，基础不巩固，抗不住，以致立刻就东倒西歪，具体说是有了强烈的惶惑之感。还可以具体并重点地说，是心里盘问：偏于破的，如舜得尧之二女，是郗鉴选东床坦腹式的许嫁或卓文君式的私奔，还是曹丕得甄氏式的抢，三代之首位的夏禹王，是治水的圣哲兼开国之君，还是个虫子，等等，就是能考清楚了，远水不解近渴，究竟有什么用?偏于立的，生而为人，生涯只此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有意义，意义何在？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等等问题是切身的，有精力而不先研讨这个，不就真是辜负此生了吗?这是注意力忽然由身外转向身内。何以会有此大变?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但这变的力量是大的，它使我由原来的自以为有所知一霎时就如坠五里雾中。我希望能够尽早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办法是胸有成竹的，老一套，读书，读另一类的书。起初是乐观的。这乐观来于无知，以为扔开《十三经注疏》之类，找几本讲心理、讲人生的书看看，就会豁然贯通。当然，这乐观的想法不久就破灭了。破灭有浅深二义：浅的是，不要说几本，就是“读书破万卷”也不成；深的是，有些问题，至少我看，借用康德的论证，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这些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只说，因为想拨开云雾，我离开大学之后，就如入了另一个不计学分、不发证书的学校，从头学起。

　　这另一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上下课的时间，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起初，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瞎摸海”(称无知而乱闯的人)的办法，凭推想，找，碰，借，读读试试，渐渐，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法，结果，专就现象说，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这说来嫌话太长，只好化繁为简，依时间顺序，举一斑以概全豹。先是多靠碰，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不久就发现，它只讲怎样能富厚，不讲为什么要富厚，文不对题，扔开。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债有主的主。这百川，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与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人，或说人心，中国传统也讲，缺点是玄想成分多，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就离实况很远。所以我一时就成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派，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由近及远，先是心理学，常态的，变态的，犯罪的，两性的，因而也蔼理斯，特别欣赏弗罗伊德学派的，因为深挖到兽性。向外推，读人类学著作，希望于量中见到质；再推，读生物学著作，因为认为，听了猫叫春之后，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直到再向外，读天文学著作，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人生就化为更渺小，意义就更难说了。说到环境，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科学成分多)，知识的真假、对错问题(哲学成分多)，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就我个人说，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百川就归了海，这海是“人生哲学”。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西方的，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的，由孔子起，还要加上各种宗教，著作浩如烟海。只好找重要的，一本一本啃。洋鬼子写的，尽量用中译本；没有中译本，英文写的，找原本，非英文写的，找英文译本。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所以读的种数，用的时间，都占了首位。还有一种情况，是归拢后的再扩大，也可以说说。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读一个部门的，有如设宴请了某夫人，她的良人某某先生，甚至姑姨等系的表姐表妹，也就难免跟了来。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有所知，有所肯定，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而一接近知识，就不免滑入逻辑；等等。总之，找来书读，像是越读问题越多，自己不能解答，就只好再找书，再请教。就这样，读，读，旧问题去了，来了新问题，小问题去了，来了大问题，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就问爱因斯坦，及至知道他也不是彻底清楚，就只能抱书兴叹了。说句总结的话，这一阶段，书确是读了不少，所得呢?一言难尽。

　 五

　　严格说，不应该称为“得”，因为情况复杂，复杂到扪心自问，自己也有账算不清。语云，读书明理，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也不尽然。实事求是地说，是小问题消减了，大问题明显了。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成为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颇为可怜了。以下具体说这可怜。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先说可喜。这也不好枚举，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影响大的，算作举例。一种，姑且名之为“方法”，曰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分析”。姑嫂打架，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邻居不然，说针尖对麦芒，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邻居用的是分析法。显然，治学，定是非，分高下，应该用分析法，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并想努力用，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19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的著作里学来的。他著作不少，只说一本最有名的《伦理学之方法》。书的高明之处，为省力，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非原文)：对某一个问题，他总是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如此如此，从那个角度看，如彼如彼，都说完，仿佛著者并没什么主见，可是仔细想想，人类智力所能辨析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的高深就蕴含在这无余义之中。这可谓知师者莫如徒。这本书我读了两遍，自信为有所得，其最大者是：确知真知很难，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的什么，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分析的；因而对于还未分析的什么，上德是“不知为不知”。另一种，姑且名之为“精神”，曰无征不信的“怀疑”。就我所知，在这方面，也是进口货占上风。古希腊有怀疑学派，虽然庄子也曾“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胡蝶之梦为周”，可是意在破常识，所以没有成为学派。大大的以后，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都可以不计，只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他推重怀疑，而且写了一本书，名《怀疑论集》。主旨是先要疑，然后才能获真知。他举个有趣的例，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他说，能够使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他的怀疑还有更重大的，是继休谟之后，怀疑归纳法的可靠性。举例说，如果把“一定还有明天”当作可信的知识，这信是从归纳法来的，因为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就推定一定还有三而四。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其后必有三而四?因为我们相信自然是齐一的(有规律，不会有不规律的变)。何以知道自然是齐一的?由归纳法。这样，自然齐一保归纳法，归纳法保自然齐一，连环保，就成为都不绝对可靠了。就举这一点点吧，分析加怀疑，使我有所得也有所失。得是知识方面的，也只能轻轻一点。先说个大的，比如对于生的大环境的底里，我确知我们殆等于毫无所知，举个最突出的例，我们这个宇宙，用康德的时间观念(与爱因斯坦的不同)，问明天还有没有，自然只有天知道。如是，计划也好，努力也好，都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再说个小的，比如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我确知这决定力量是身内(相貌、能力等)身外(地位、财富等)两方面条件相加，再加机遇，而不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叩头如捣蒜。总之，辨识真假、是非的能力强了，大大小小的靠不住，虽然未必说，却可一笑置之。失呢?大失或大可怜留到下面说，这里只说小失，是心和身常常不能合时宜，这包括听宣传、看广告都不怎么狂热之类。浮世间，为了争上游，至少是为了活，大概常常不得不狂热或装作狂热吧?每当这种时候，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等就来捣乱，以致瞻前顾后，捉襟见肘，苦而不能自拔了。
六

　　以下正面说可怜，包括两类：一类是大问题不能解答，以致难得安身立命，这一节谈；另一类是不得已而退一步，应天顺人，自欺式地自求多福，下一节谈。记得英国培根说过(《新工具》?)：“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不知道这后一半，他做到没有。我的经验，想做到，就要脚踩两只船，一以贯之必不成。这两只船，比如一只是冥思室或实验室，一只是教堂，在室里虽然被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包围，到堂里却可以见到上帝；通晓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可以换取世间的名利，安身立命却要由上帝来。我可怜，是因为不能脚踩两只船，而习惯于由怀疑起，一以贯之。比如喜欢追根问柢就是这种坏习惯的表现。追问，有天高皇帝远的，如历史上的某某佳人，就真能作掌上舞吗?某某的奉天承运，就真是来于救民于水火吗?远会变为近，也追问关于人的，不合时宜，单说关于理的。各时代都有流行的理，或说真理，新牌号的大多不许追问，老牌号的升迁，以至很多人想不到追问。如果起于怀疑而一以贯之，就难免(在心里)追问：所信的什么什么最对，至好，为什么?为什么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仍以人生哲学为例，厚待人比整人好，为什么?答曰，因为快乐比痛苦好。一般人到此不问了，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为什么?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惯于追根问柢的人还会问，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甚至更干脆，问，为什么生就比死好?显然，这公案只能终止于“不知道”。遗憾的是，我也诚心诚意地承认，能信总比不能信好，因为可以安身立命。话扯远了，还是赶紧收回来，谈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确是很可怜，借用禅和子的话形容，是在蒲团上用功多年，张目一看，原来还是眼在眉毛下。直截了当地说，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或说有没有目的，我的认识是，胆量大一些答，是没有；小一些答，是无法证明其为有。这胆小一些的答复是由宇宙论来，因为宇宙何自来，将有何归宿，以及其中的千奇百怪，大到星云的旋转，小到一个蚊子哼哼哼，为什么，有何必要或价值，我们都说不上来。不好，这扩大为谈天，将难于收束。那就下降，专说人。天地间出现生命，生命有强烈的扩展要求，于是而我们就恋爱，凑几大件成婚，生小的，小的长大，再生小的，究竟何所为?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只能说不知道。孔老夫子说“畏天命”，畏而不能抗，又不明其所以然，所以成为可怜。这可怜，说句抱怨的话，也是由读书来的。
七

　　大问题不能解答，或者说，第一原理树立不起来，是知识方面的迷惘。但迷惘也是人生的一个方面，更硬梆的现实是我们还活着。长日愁眉苦脸有什么好处呢?不如，事实也是人人都在这样做，且吃烤鸭，不问养壮了有什么意义。这是退一步，天上如何不管了，且回到人间打算盘，比如住楼房比住窑洞舒服，就想办法搬进楼房，而不问舒服和不舒服间还有什么大道理。这生活态度是《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用现代语注释是：人有了生就必须饮食男女，这是定命，到身上成为性，只能接受，顺着来，顺着就是对；但人人顺着也难免有冲突，比如僧多粥少就不免于争，所以还要靠德、礼、法等来调节。对于这种生活态度，几乎是人人举手赞成，认为当然。我也赞成，却受了读书之累，不是认为当然，而是认为定命难抗，只好得过且过。或说得冠冕些，第一义的信仰既然不能树立，那就抓住第二义的，算作聊以自慰也好，甚至自欺也好。正如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先生，长期苦闷之后，终于皈依边沁主义(其主旨为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已皈依，就死生以之。这当然也得算作信仰，但其中有可怜成分，因为不是来于理论的应然，而是来于实际的不得不然。说句泄气的话，是生而为人，要活，并希望活得如意些，就不能不姑且相信应该分辨是非，有所取舍。取，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还要尽人力，想办法。边沁式的理想，我们很早就有，那是孟子的众乐主义。孔、孟是理想主义者，凡理想主义都不免夹带着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只要高高在上者英明，肯发善心，人间就会立刻变成盛世。事实是在上者并不发善心，或根本就没有善心，因而人间就始终不能盛。与孔、孟的眼多看天相比，荀子眼多看地，于是就看见性恶以及其本原的“欲”。两千年之后，西方的弗罗伊德不只看见欲，而且经过分析，说欲可以凝聚为“结”，所以不得了。这要想办法，以期不背离边沁主义或众乐主义。他的想法写在名为《一种幻觉的将来》那本不厚的书里，主旨是：因为人生来都具有野性，所以应当以“文”救之。这文，我的体会，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组织、制度等等。具体应该如何?难说，而且不好说，只好不说。
　 八

　　很快就迎来“四十而不惑”。不惑有自足的一面，是“吾道一以贯之”；有影响的一面，是原地踏步，看着别人走出很远，难免感到寂寞。旧习难改，仍然读书。性质有变，以前是有重心，略有计划，而今变为阮步兵的乘车式，走到哪里算哪里，碰见什么是什么。比以前数量少了，因为难得主动。获得呢?天方面，依然故我；人方面，也借助历练，像是所知更多一些。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装作不知也罢。一晃又是四十年，也许应该算算总账了吧?不敢用《旧约·创世记》的算法，那会后悔吃智慧果，痛哭流涕。但事实是不能变的，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是事实，既往咎之也没有用，还是不悔恨的好。也无妨从另一面看。现在时兴旅游，读书也是旅游，另一种性质的，地域更广阔，值得看看的更多。缺点是有些地方，比如天，至少我是，看不清楚。但这也未尝不可引孔子的话来解嘲，那是：“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写到此，想到重实际的哪一位也许要说，所有这些不过是文字般若。这我承认，但就算只是文字，既然可以称为般若，它就有可能引来波罗蜜多；纵使不能引来，总比无明而自以为有明好一些吧?这样说，对于“我与读书”，作为终身大事，我的态度显然还是“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一路。蠹鱼行径，是人生的歧途吗?大道本多歧，由它去吧。

　　 张中行

　　 199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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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3
张中行谈读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2def6010009o8.html
作者： 老卞


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先生(1909—2006),出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 1935年毕业北京大学，多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他一生广阅博览，博闻强记，文史、佛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深有造诣，尤其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季羡林赞其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先生一生宁静淡泊，其生活状态最切合刘禹锡的《陋室铭》所写。虽然身居陋室，却逍遥神游。读书是老先生一生的爱好与享受。在其《顺生论》中有一篇谈及读书。

他说读书是人生获取知识最合算的途径，因为一般来说，书籍都是他人人生经验和研究成果之精华。读书的具体作用，先生列出七项：

其一是简单的吸收，变不知为知。譬如读地理知道有遥远的大陆，其二是读书可以明理，破除各类迷信，其三是指导生活，譬如看菜谱学做菜。读书的第四个好处是培养性情。他说人之性情有高下之分。高者为人处世时不强制造作，能合情合理。性情来自于天性加环境的感染。“但天性加感染，也可能并不高甚至很下，这就需要化或培养。很明显，读书会有利于培养。培养之道有直接的，即从昔人的言论中吸取教训。这样的教训，由《尚书》的‘满招损，谦受益’起，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虽然并不等于特效，但耳濡目染（不只嘉言，还有懿行），总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还有间接的，是在书香的熏陶之下，心胸狭窄可以变为开扩，偏颇可以变为平和，也就是性情可以由不好变为好，至少是较好。世间的人情也可以作为佐证，是读书人常与文雅为伴，文雅的对面是粗俗，可见读书确是有培养或改变性情的力量。”新教育实验要营造书香校园，也是此意。

其五是欣赏，即获得美的享受。“茶余饭后，或有郁闷，或只是闲情难忍，翻开看看，或念念，都可以暂时忘掉现在，另入一境，其所得又非口腹之欲的满足所能比了。由这个角度看，人生一世，不能读书或不肯读书，等于过宝山空手而回，损失就太大了。”多多读书的人，确实是讨得了大便宜！

其六是可以取得立言的能力。先生这里说的立言，泛指以文字表情达意，小作写个便条写封信，大到论文写作，著书立说。先生说：“学会写，显然只能由读书来，因为不读书，腹内空空，就不会有分量重的内容可写；就说是有些情意，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仍是不能写。”新教育实验倡导结合教学实践与阅读实践来写随笔，也有这样的考虑。

其七是因读书而收书。爱读书之人，也人有藏书的爱好，一本好书，得而收藏自得其乐。“虽然只是闲情，以读书人为本位，也很值得珍视”。
　　

谈完读书的好处之后，张先生接着谈如何读书，读书应注意些什么。他说，一是要读好书，二是读能益智明理的书，三是既要多读，又要杂读。多读可多吸收知识，更可开扩眼界。杂读很重要，“有人喜欢文学，多读，也古今中外，而所读限于小说，绝不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就有可能，谈起国事，站在保守派一边，春秋佳日，到寺庙去烧香。这是读书多而不杂，钻了牛角尖，反而不能明理。”先生又说：“有些书性质枯燥，也就较为难读，却必须捏着头皮读。最典型的例是知识论和逻辑”，这些书没有生动情节和人物活动，初读必无兴趣，可是有大用，能提高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先生强调读与思的结合，“读的中间，还要兼能思”。若“读什么信什么，必致不能明理。思是吸收之后，经过辨析、比较，以判断真伪、是非、高下等的心理活动。所谓有知，明理，或总称为有学问、有见识，都是由能思养成的”。

对读书习惯的培养，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开头要靠“理智”，即知道读书有大用，就强制（或由家长、老师强制）自己读。最好是定时（可以不很长），天天如此，过一段时间会养成“习惯”，这就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保障。这之后，以习惯为根基，会产生“兴趣”，就是觉得读书有乐趣，显然，到这时候，以前百分之八九十的保障就变为百分之百，简直可以说，想变为不读也办不到了。此之谓功到自然成”。先生的这段话，对于我们如何开展读书活动，培养学生及自己的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十分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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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7
张中行散文的超然思想探析
□ 胡晓文　《名作欣赏(下半月)》 2009年第03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6-0189B/2009/03/3419691.htm
关键词:超然 张中行 散文 禅境
　　摘 要:上个世纪90年代,张中行散文几乎成为学者散文的一个标志,他以朴拙冲淡的文笔,写出的是冷静超脱的学理,曾经在读书界掀起了一阵“张中行热”。本文试图挖掘他这种超然思想的成因及特点,在回视传统、禅境人生、志趣品味等方面作出某些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出现了又一次散文热潮,在此期间,大批学者成为散文创作的主体,他们反思散文的沉寂,舍弃六十年代模式化写法,去探寻新的出路,像“燕园三老”(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汪曾祺、余秋雨、史铁生等一大批学者纷纷从艺术人生、爱情婚恋、信仰理想等角度去体现各自文采与哲思、智慧与超然……张中行散文,更多体现出文化人的内涵与精神品格,他反观自我生命体验,认为“人生于世,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总难免要,或多或少,见世俗的‘可欲’而心不能静……所以不如放松。办法是跳到身外,视‘我’为一般人,一时冷眼看,如叔本华所说,不过都是苦朋友,不如意乃当然,也就可以一笑置之了吧?”笔者认为,这无论从意蕴还是题材,都是一种对我们传统文化中超然思想的回视与演变。
　　
　　一、回视传统
　　
　　季羡林在《负暄絮语•我眼中的张中行(代序)》中说:“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伯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说他是“超人”,此言还是中肯的。这“超人”显然不是无所不能的强者之意,而是“超然”之人,《老子》第二十六章“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即使在一片繁华辉煌的景象之下,都能泰然自若,不随同世俗,固守自我之本分,从而得大自在。在张中行的身上正是或多或少有着这种魏晋遗风,更有着安贫乐道,追求顺生,追求理性的人格境界。
　　中国的传统文人,或密或疏与释道有着某种关联,在思想、行为、言论等方面都有体现。战国庄子宣称要做“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也, 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广乎其似世也,熬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 乎忘其言也。”庄子认为,只有做神游宇宙、忘我存在、无用无为、鄙夷功名的“至人”“神人”“真人”,才能达到“逍遥”之境;晋陶渊明著名的《五柳先生传》中云“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甚至自喻“栖栖失群鸟”(《饮酒之四》),他在“东篱下”“南山”中,觅得了闲适淡远,并且乐此了余生;唐朝的王维,中年以后,亦官亦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尽显淡逸闲适、超然物外的心境,俞陛云评之“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而宋苏轼则更是达到了超然之大境界,“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被贬黄州之际,萌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超然于世思想,他在著名的《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糟啜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他背离湖光山色的钱塘,来到盗贼满野的密州,却能感“可观”“可乐”“可醉”“可饱”,这“四可”正是体现了他“无所往而不乐”“游于物之外”的人生境界。这四者虽处时代不同,际遇不同,但都有着某种超然隐逸思想。
　　张中行与他们有似有异。他的一生,既不像陶渊明的“先官后隐”,又不是王维的“亦官亦隐”,也不同于苏轼饱尝宦海沉浮后的“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更是和庄子对世俗社会、政治现实的彻底否定,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一生布衣,心境恬淡,直到85岁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取名为“都市柴门”。他一生信奉: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超然恬淡的生活。正因为只有这点“理想”,所以他人格精神上,从来不想依傍谁,北大留给他“让人疑”的独立思辨的意识,罗素“反现代、尚理性”的精神在他身上折射,让他写自己想写的话,不是为创作而创作,不是为“主义”而创作。对于人生,他执著而又淡泊,信奉“贵生”而又崇尚“顺生”。他的这种超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于现实社会历史的退避和否定,而是自觉地退守社会的边缘,以一个更冷峻的头脑去审视社会人生全景。
　　
　　二、禅境人生
文学,书写的其实是“人生之学”。张中行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战、新中国四个时期,他在这个时代,如大多数人一样,人生随着历史的沉浮而起起落落。他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师、教育局教学部主任、北大助教、中学教师、出版总署编辑、基建工人、烧炉工、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等,人世沧桑、尘世百味,他历练而不世故,通透而不圆滑,在其迟暮之年,余韵袅袅,不自觉地将对人生的喟叹反应在他的著作当中。
他在《顺生论•后记》中写道,之所以用“顺生”二字为名,则是源于《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语,名如其人,就连他原来的字“仲衡”,都去繁就简,撇掉“亻”去“鱼”,留下“中行”二字,晚年更是刻一闲章“中行无咎”,暗含他正道中行,顺应自然,不求卓越,但求无咎。这其实正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作张扬,谦虚旷达的表现。
　　他对佛家禅宗颇有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办过佛学研究杂志《世间解》《现代佛学》,90年代又出版了《禅外说禅》,对佛学典籍,他如数家珍,他在《禅外说禅》中写道:“禅是基于‘舍’之。舍,是因为认定人生是苦,想灭苦,就不能不视情欲为蛇蝎,世间为苦海……禅要求的是不动情的心境湛然。”但是人间诸相,要能真正抛开心智的迷障,看透名利的虚妄,达到“湛然”心境谈何容易,有人一辈子都无法领悟到的东西,但是张中行做到了,就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他在处理与杨沫的感情问题上,他都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冷静和淡然,一切随风而去,他还把婚姻分成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和不可忍”,在这背后都有着“节制”理性的支撑。无怪乎启功说他:“先生喜玩砚台,也喜收些文人手迹,既不同于争奇斗富,也不同于沉溺搜罗。手里把玩一件东西,总是像可买可不买似的。东西被别人买走了,也不见他后悔,听说远处有件什么,也不见他上赶去看。……逐渐经过许多颠倒众生的‘运动’,而张先生总像一个神经迟钝的呆汉。”
　　他的这种禅意之境,在他的多种作品中多有体现,他对佛学的研究很有造诣,但他却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他曾经对“涅 ”和“解脱”有这番感悟:“其一,我只承认人生有苦,言外之意也有乐,有苦有乐。人生之道(至少是常人的)就成为,想办法求乐增苦减,而不是解脱。其二,我只承认涅 境界有主观的实在(也很难)而没有客观的实在,主观是一种心态,乍生乍灭,称为实相,可证而得之,就理说是难得圆通的。”可见,张中行承认人生有乐,现实社会并不是一个悲惨世界,而极乐世界则是一个虚幻的颂歌,我们需要的是面对现实走向世俗,走向融合。
　　他的世界观,是他在看似淡漠的日常生活中沉思千里,逐渐体会而来的。他在对人世的超然中获得心灵的解放,远离世俗社会的喧闹与争斗,但他又没有陷于宗教的迷狂,用理性的智慧去阐释宗教,他的《禅外说禅》取名“禅外”意即“门外人”,正是他游于物外,又观照人生的志趣写照。他把深奥的禅理玄道培植于现实的土壤上,又融入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他对现实人生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或进行自我反观,或联系于社会政治,“科学与宗教之间,政治力量应该尽量接近科学,疏远宗教。这贯彻与实行,就是多讲理,少讲信……一言以蔽之,不图长治久安则已,图,靠科学,讲理,总是比较稳妥的”。
　　　三、志趣品味
　　
　　沉默了50年的张中行,淡泊超脱,80岁高龄时厚积薄发,著作汩汩而出。观其八九十年代的著作:“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文言和白话》等,有人说张中行是杂家,他的思想贯穿儒释道,又深谙西方哲学,其创作又涉及哲学、语言学、辞章学等,很多人说他“大器晚成”,但显然这都不是一日之功。
　　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无论自觉与否,无论是否性格使然,他都是一位远离政治大气候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存在着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废名……虽然有人对他的这种超然志趣颇有异议,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葛之争”,以及曾被《青春之歌》“余永泽”角色的一时搅扰。但和周作人最后的尴尬处境相比,他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看来,苦雨斋最后“附逆”是犯了“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错。然而从感情上周作人是张中行的老师,从审美上,他似乎更倾向于周作人的平实冲淡、废名的清远通脱,可见苦雨斋之流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面对一个世纪的变幻人生,面对曾经发生的林林总总,他往往用相对的眼光去看待,在他的娓娓叙述中,贫富、顺逆种种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人生复杂性,所以由贫到富的途径、富的去处,也是如此复杂种种,“不当简单化,一刀切”人生只要有“道”,能“乐道”,当然这个“道”,不仅是人生之道,还包括“数理”“文艺”等精神文明,“如果能够寝馈其中,贫反而成为通往高层次生活的大道,也就可以见腰缠万贯之徒而不生艳羡之心了”。所以对待人生不同的境遇,他认为“情况各式各样,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爱恶取舍也会各异,处理办法自然就难得一律”。所谓的“顺境”,一般人会“趋顺境”,但也有特例,如许由拒受尧之天下,因他“不视为顺境”,如谭嗣同变法失败,“遇逆境而不避”等,所以这趋“顺境”的行为要“不是非义的”,对待顺境要“谦逊加节制”,但“欲”无边,“物”有限,所以有人长叹“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对待逆境,消极一些,可以“阿Q精神胜利法”,积极一些,“还可以善自利用,有如使粪便之化为肥料”,“文穷而后工”,并举例如周亮工《书影》和罗素《哲学概论》都是狱中写成。而张中行对于人生目的的追问也耐人寻味:“自然演化中出现生命,何以会如此,目的是什么,难于知道”;“我们由自然接受‘生’,应该顺而受之”;“如果说人生有所谓目的,这目的是‘生’而不是‘乐’。”他肯定的是“生”之过程,活着才是更根本的东西,反对以“乐”作为唯一目标,“乐”只能是“生”的附属物,我们可以追求有生之年“多乐”,以求“心安理得”。
　　
　　可以说,张中行的出现,是上世纪90年代文坛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超然的人生哲学是其风景的底色,他坦诚、率真,而又有节制,他追寻一个安静而没有纷争的世界,在这份超然中,既传承了中国的文化,又有着理性思维的血液在缓缓流淌。他从容地走过,在世纪末的天空,落下一片绚烂的余晖。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胡晓文,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在职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等。
　　
　　参考文献:
　　[1] 张中行.顺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 张中行.负暄絮语[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3] 孙雍长注释.庄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80-81.
　　[4] 俞陛云.诗境浅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1.
　　[5] 张中行.张中行作品集(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张中行.旧燕[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60.
　　[7] 全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514.
　　[8] 周敦颐.周敦颐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35.
　　[9] 张中行.负暄琐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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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8
张中行先生二三事 http://www.cyol.net 2008-07-02

http://book.cyol.com/content/2008-07/02/content_2247824.htm
选自《健康携梦人》刘心武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

　　头一回见到张中行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一次婚礼上。他当主婚人。记得他戴一顶法兰西帽，妙语如珠，还伴之以丰富的肢体语言。我颇吃惊。我原来把他想象成一个沉静缄默的人。也许他确有那一面，那甚至是他更经常的一面，但我没机会见到他的沉静，我跟他头一回谋面，他就把其活泼挥洒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天新郎特别把我介绍给他。他跟我很认真地握手。我跟无数人握过手。我往往就握得很不认真，轻轻一碰，就算礼到。人家也多半是触到为止。但那天张中行先生跟我握手，让我现在想起来还仿佛刚刚发生，他也不是那种夸张地用力捏的方式，他是把自己的手温很准确地传递给你，并且似乎也很在乎接受你的手温，握手时双眼蕴含着真诚的笑意，直望住你的眼睛。那天他的眼睛让我觉得格外有神采。
　　张中行先生眼睛细小。他的单眼皮，我很早就听说过。“四人帮”垮台后，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党委书记赵起扬同志，跟我们一些新冒出的业余作者过从甚密，我有次跟他闲聊，说起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借于是之去演余永泽一角，老赵就摇头。我开头很奇怪。我说于是之演得很好呀！老赵就说，那哪是演电影，舞台痕迹太重！我抬杠，说《青春之歌》是直接拍电影，怎么会有舞台痕迹？而根据舞台剧拍的电影《龙须沟》，于是之不是显示出摆脱舞台痕迹，进入电影语言的超常功力吗？电影里的程疯子比舞台上的更显得血肉丰满啊！老赵就跟我说，当年他们真不该非找于是之去演啊，他们首先看上的还不是他的艺术功力，而是他那个细高身条单眼皮儿！我这才知道，余永泽的生活原型，其外形跟于是之相似。老赵的看法是对的，就是你从生活原型出发去塑造一个艺术形象，特别是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一个角色，何必非得去追求形似呢？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下，你这样拍出来电影满世界放，该给那仍需在那样环境里生存的原型，包括他的家人，多大的精神压力啊！老赵说他当时没有办法不同意于是之去演，但电影拍成看的时候，余永泽一露面他就感到别扭。
　　终于在那一天，见到张中行先生了，于是之般的细高身条，细长的眼睛，但是，我们握手，四目相对，他分明是双眼皮啊！
　　我的疑惑很快被解除，新郎再一次过来招呼我时，告诉我：“知道吗？老爷子新拉的双眼皮儿！”
　　那一年张中行先生已经年过八十。他去拉了双眼皮儿。这是一个爱美的人，热爱生活并且善于享受生活的人，那享受绝不是体现在追求奢侈显摆阔气上，而是不放过那些能使自己快乐，更能令别人快乐的，也许是琐屑的，但是特别有趣味的小事情、小细节上。
　　我们相识以后，他陆续给我寄来签名盖章的书：《负暄琐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慢读细品，真是打心眼里膺服、赞叹。
　　有一回一家报社，请我和张中行先生去北海公园仿膳小聚。只有一桌，客人就我们两个。我真有些受宠若惊。那是盛夏，张中行先生短袖绸衫，满面红光。我那时在报纸副刊开了个《红楼边角》专栏，发表些赏红随笔，其中有一篇专谈大观园的帐幔帘子，因为刚刊登出来，话题就由那展开，张中行先生侃侃而谈，举凡《红楼梦》里的器物饮食，服饰发型，随手拈来，全能解释，并且还生发出一些趣言妙论，可惜当时没能记住，事后也未回忆笔录，咳唾珠玉，竟随风而散，现在想起，真后悔不迭。记得我们还讨论了《红楼梦》里为什么写女性基本上不涉及脚的问题。美国的唐德刚教授探讨过这一问题，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但是他断言《红楼梦》全书完全没有写到女人缠足，是不准确的，书里写尤三姐的时候，直接写到过她为与贾珍贾琏抗争，反过来戏弄他们，一双金莲或翘或并，我议论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就鼓励我说，读红应该这样细嚼慢咽，品红更需善察能悟。我那时刚看到某刊物有关于争议甚大的曹雪芹画像的新材料，张中行先生非常重视，要我细细地转述给他。
　　张中行先生研红的心得甚多甚深甚独特，可惜他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专书，如果他能再健康地生活十年，把红学方面的成果写成专著，那该多好啊！
　　我的祖籍，是四川安岳县。安岳县境内有不少精美绝伦的石雕，改革开放以后，县里开发旅游资源，一方面抢救保护这些石雕，一方面改进旅游设施，建造起新式宾馆，这当然是好事。但忽然有一天家乡的几位干部来到北京我家，说他们为了让新建的宾馆锦上添花，想请书法大师启功先生题写“安岳宾馆”四个字，他们认为我既定居北京多年，又已进入了文化界，一定可以帮他们求到启功先生的字，这可让我为难到背上发麻脸上流汗，我与启功先生并无一面之缘，何况老早听说启功先生一字难求，这任务我可完不成啊！我解释、推托，他们不理解，生了气，以为我是忘了本，轻视家乡人。
　　家乡人知道启功先生的墨宝是难以估价的，而且即使人家题了字，也不会收钱，他们就说反正我们为了家乡宾馆门面光辉，这么求定了，人家也未必接待我们面谢，我们就把这一箱五粮液放你这儿了，字写来了，替我们奉上，表达点感激之情吧！他们搁下那一箱酒走了，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情急之中，我猛然想起，或者可冒昧地求求张中行先生，听说他与启功先生交情甚笃，或者能有一线希望？
　　没想到，竟一试就灵。张中行先生说：这字可题。我让启功写，他不能不写！没几天，张中行让他的一位忘年交给我送来了启功先生的题字，我问那箱酒如何送往启功先生家？小伙子转达张中行先生的话：“启功不会喝酒！好酒该给会喝的人，全给我搬来！”
　　要说追星，我追过两颗星，一颗是王小波，一颗就是张中行先生。追，就是因为读了其文字，喜欢得不行，从而想方设法要去认识，想跟人家多聊聊。借一个婚礼认识张中行先生以后，我一直想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可惜由于张中行先生身体日渐衰弱，不得不闭门谢客，近些年我再没能一睹风采，聆听其幽默妙语。
　　张中行先生驾鹤西去了，但书架上还有他题赠的书。我要再细细品读。张中行先生一生存疑，边缘生存，提倡顺生，没细读他文字的人，有的就误以为他消极，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存疑就是坚守良知，正是因为对“文革”存疑，当“革命造反派”的“外调人员”找到张中行先生，让他揭发杨沫的时候，他才能那样安详地告诉对方，那时候杨沫是真诚地去参加革命的。边缘生存，并不一定就是对抗中心，社会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谐共存，中心的人做中心该做的事，边缘的人所做的边缘的事，也是社会所需要，或者至少是应该包容的。顺生，不是苟活，成为“闷人”，而是应该像张中行先生那样，充满情趣地生活。张中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有著作，还有他的人格遗产。

中青在线专稿（Y-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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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8
范笑我：我的朋友张中行

　http://www.zgsf.com.cn/viewthread.php?tid=8562　
　　2月24日下午，我在网上看到张中行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立即打电话到张中行先生家里。接电话是张中行先生的女儿张文，她拿起话筒就说：“你是嘉兴的小范？父亲已于今天凌晨去世了。九十八岁。” 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张文说：“父亲在医院里还念道嘉兴。我们还以为你是老先生呢。父亲说，不是，是小范。你送给父亲的书，后来我们都看了，《笑我贩书》。”我放下电话，对自己说：“张中行先生去世了。”我又点开网上的跟贴，一串“悼念”。我又打电话问张文。张文说：“父亲去年9月8日进的医院。岁数大了，没什么大病。没什么痛苦。”
　　
　　约在1995年底，我写信给张中行先生，把我编的《秀州书局简讯》寄给他看，顺便请他为我们秀州书局写几个字。1996年元旦的后一天，我收到张先生从北京寄来的对联：“嘉兴存旧史氏；秀水筑曝书亭。”同时还在来信中告诉我：“联上半为冯登府，下半为朱彝尊。”那年的十一月，张先生来信说：“九月间曾往晋南游历。明年与友人约，有至沪转绍兴小住之议，如成行，颇愿往嘉兴观光也。”
　　
　　1997年10月底，张先生寄来一封长信，说他藏有一帧嘉兴新篁张廷济画的《梅花》。他说：“昔年阅古人法书，颇喜张廷济所作，以为远离馆阁，富金石气。”还说从我编的《简讯》中知道周闲与沪上名画家任渭长有旧。他说：“对周闲有兴趣是因为四五十年代，买到他画的扇面一件。所画非花卉而为山水，草堂二椽，后有竹，前有树石短篱，笔墨简单，为董其昌一路。右上方有题记：疏篁幽石一庭宽，高缚篱笆短作栏。欲卜几椽殊未易，不如写出草堂看。秋谷二兄大人粲正，同治丙寅三月十八日周闲记。”他在信中说：“由玩古董的人看，晚清之物算不了什么。我不惮烦而絮絮叨叨，除了凑凑嘉兴的热闹以外，还因为同治丙寅，换成公元是1866年，一百年后是1966年，这件小文物遵照红卫兵英雄的勒令本当付之丙丁，可是竟存下来，这就使我‘二’感交集：感之一是俗话说的‘英雄造时势’，以‘后现时’的事迹衡之，造的能力究竟是有限的；感之二是所谓进步，今必胜昔，当作口号可以，当作规律就不成，因为，也是以事实衡之，某些地方的某些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后来居上。”
　　收到这封信后，我马上去信想要一张张廷济《梅花》的照片，因为我没有见过张廷济的画。据说，当时正好天津《中国书画报》的朋友去看他。经得张先生的同意，将这封信刊在次年元旦的《中国书画报》上，文章的题目叫《复嘉兴市秀州书局》。
　　
　　1999年6月2日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个吴江庙港来的电话，是一个女士的声音。那是张先生的学生。她说：“张中行先生今天在庙港，之后想去杭州，明天想到嘉兴看看。张先生让我试打一下电话，能联系上，表示有缘。联系不上表示没缘。”第二天下午，我们单位派车去庙港，将张先生接来嘉兴。汽车路过盛泽，张先生要求停下来看看。盛泽是柳如是发迹的地方。我陪张先生到目澜洲公园走一圈，我为他拍了不少照片。他后来来电话叫我查找目澜洲公园的历史。他说：“如果目澜洲明朝就有，那么柳如是一定到过那里。”当年，他在《中国旅游报》发表的长篇游记《水乡记历》，用了好几张摄于目澜洲的照片。记得看公园的老头周阿三，一直看着我们。张先生主动要和他拍个合影，录下周阿三的通信地址，然后叫我将照片寄去。接到嘉兴后，我们将他安排在文华园宾馆，住十二楼，那里可以眺望南湖烟雨楼。
　　6月4日，我去接他和他的女学生时。张先生正站在窗前看船，他说：“这是运河里的船？来的都是满的，去的都是空的。有一艘轮船拖了十八艘船，很没见过。”在五芳斋吃完粽子后，他与学生手拉着手，欢快着，穿过塔弄到秀州书局观书。到嘉兴图书馆古籍部看沈曾植手迹，当得知那只戤榻是沈寐叟遗物时，他要坐着拍一张照片。他在《水乡记历》一文中还记述着到南湖烟雨楼和沈曾植故居的情况：“重点是游南湖，实则是只游湖中的岛。岛不很大，辟为园林，中心建筑为烟雨楼。应该说颇具匠心，只是看过苏州的各园，这里的景色就显不出有什么新奇。作为余韵，由南湖出来，我们还看了沈寐叟的故居。印象是有缺点，破旧，但优点则更值得欣赏，是原汁原味。主楼房围成个天井，西南角有个木楼梯，窄而陡，我征得住户成女士同意，也爬上去看看。站在楼道上，凭栏望望，心里想，难道临《爨宝子碑》的名迹就出于这样的房子吗?”那一次，张中行先生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散文集《民贵文辑》和一本诗集《说梦草》。我就近在宾馆门口买了一只麦杆做的灯笼送给他。他小心翼翼包好，放进旅行袋。
　　
　　1999年8月，我有一个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在北京我试着打电话给张先生。他叫我立即去他家，说到他家的楼下有家小馆子，味道很好。我手头有工作走不开。他约我8月14日到，湖广会馆去听戏，那一天是季羡林先生米寿生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京戏。第一次感受到，京城青年人追星族们的神态。记得散场后许多人蜂拥着张先生，走廊里猛地跳下一个人，摊开一张扇面请张先生写几个字。张先生接过水笔，写了两个字。具体是那两字，我已经忘记了。张先生约了三四个朋友带我到晋阳饭店吃饭，那饭店曾是纪晓岚的故居。在餐桌上，张先生谈笑风生。记得谈起启功家的墙上有“谢绝拍照”的纸条，那是因为与启功合影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把照片寄来。张先生还说：“有一次，与启功一起下馆子。为了服务员态度好一点。启功告诉服务员说，你们店堂里的匾是我写的。服务员说：吃饭，谈什么匾不匾。”那一天，我还知道张中行先生并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分别时，张先生对我说：“钱够不够。不够就跟我讲。”
　　
　　张先生来嘉兴之后，与嘉兴女读者阿秀开始通信。2000年4月7日，张先生在致阿秀的信中说：“前些时曾患病住院，现在家休养。干不了正事，充其量看点闲书。很想找清石成金《传家宝》看看，买不着，如果见此旧本，希望买下寄来。” 2003年2月，我看到石成金的《传家宝》排印出版。我打电话问张先生是否还想看。他说：“要！”我马上挂号寄去。当时，他告诉我，说“文章已经不写。不出门了。有时在家里看看京戏。”阿秀曾就这件事，写过一篇题为《蓝色的缘分》的文章，发表在早些时候嘉兴的报纸上。
　　
　　当我决定写这篇文章时，我告诉阿秀。说：“张中行先生的妻子两年前已经去世。子女生怕老人伤心，一直瞒着他。”阿秀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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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29
忆张中行老人
许宏泉

　　 昨日傍晚，刚一下楼，收到范笑我兄发来“张中行逝世”的短信。抬头望望天空，灰沉沉的。一早起来，我赶忙去信箱取出报纸，想看看有关文字。报上称张先生是“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家”， 我想，在我印象中张先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进一步说，一位文化老人。
　　 故人逝去，难免惆怅。对于一位97岁老人的离去，可能惆怅大于悲痛。惆怅之余便会思念往昔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很庆幸在我少年的时代，带着一身泥土气息能见到诸多文化老人，我向往文化，也向往我喜爱的文化名人，这对我是不能脱俗的。遗憾的是昔日见到名人的那种喜悦心情已渐渐远去。
　　我尝戏称自己还“勒到过黄鳝的尾巴”，听老人谈吐，从那些老人的身上会感受到的文化“余香”，仿佛品读那线装旧书。我曾说，要是在旧时，哪怕民国，那么多的文人，那样的氛围，我怎样地愚钝恐怕也会被“熏”成个文化人了。
　　 张先生无疑是一位极有魅力的文化老人。有一张微长的国字脸，棱角分明，加上那双总是微微眯着的眼，单眼皮，可以想像青年“余永泽”的时尚小书生模样。对于“余永泽”问题，张先生极是坦然，他说，那是文学。淡淡的一句，让我们这些外人那么多的神秘、猜疑都化解了。对于老人来说，那就是一片过眼的云烟。
　　张先生平实厚道，内心里却爱憎分明。他不像许多的文化名人被“俗世”污染，变得中庸。他是个明明白白的人——能“明白”而坚守着明白其实并不容易。张先生说他最敬佩的文人是吴祖光。又说：近代文人恐怕谁也不会像胡适之那样得享大名了。胡先生做的学问，开一代风气。
　　 我与张先生通问约在１99３年之初。夏天，我和朋友一同去燕园造访。印象最深的是老夫人养了一屋的猫。那天，张先生取出一瓶红酒，下楼请我们吃饭，说：“现在我的稿费不低，请朋友吃饭没问题。”谈起吃，我又想起张先生关于吃的经典的话来。先生迁到马甸，我去新居造访。先生又要请客，说楼下附近就有一个小餐馆。上回启功先生来就在那请的他。吃饭，要看怎么吃，眼吃，那得上顺峰、大三元；嘴吃，楼下就挺好！
　　 某次，与出版社同事去马甸约稿，张先生那时已不太写作，他说成天想睡。同事是一位清秀机灵的小姑娘，嘴巴特甜，张先生竟热情地把合同签了。小姑娘要和张先生合影，老人拉着小姑娘，轻轻地摩挲着，显得十分安详。张老很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他的晚年突然显名文坛，有人说他“晚年明星”。 我想，他所以“暴得大名”，与他有一批年青的读者分不开。
　　 先生晚年曾有江南之行。他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到江南了。我说，很方便，一飞就过去了。先生笑着说：“哦，飞机可不敢坐，掉下来几乎没生还可能”。当时，我还暗暗发笑，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这么怕死。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老人真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人。他曾对记者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他曾在《顺生论》中谈到：人类乐生，把可生“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
　　 张先生是个痴情的人，痴于爱情也痴于文化。先生爱收藏名绘书法和旧砚，尤爱闺秀书法。每次造访，先生总会取出几件藏品，一同品赏。说起闺秀翰墨，先生说，康生老婆藏品甚多，哪能跟人家比。现在也难遇到，遇见也无力收藏。过去曾在冷肆几块钱买到一件王铎条幅。王铎是大家，听说他作书，两个人将纸悬空扯着，他提草饱蘸浓墨悬腕疾书，八尺、丈二屏条一气呵成。谈到近代书家，张先生说，曾与叶遐庵论书。叶说：当然沈。沈寐叟真好。由沈而谈起王蘧常，也谈到了吴藕汀。张先生说：“吴藕汀那可是大家！”
　　 张先生说自己不擅书，但却很喜欢写字。我也曾好几次请他写字。多是为朋友代求，惟一的一件《戴本孝诗轴》至今还挂在我的画室。后来，看先生那么小的书房，书案上堆满了书，真不知他是如何作书，所以，再也未敢让先生劳顿挥毫了。
　　 过几天，3月2日，先生的吊唁仪式将在八宝山举行，我与崔自默兄相约同往。灯下，独自写下这些零星的往事，聊寄怀思！
　　 2006年2月25日于北京万科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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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35
张中行分析新北大为何不如老北大

　　　　　　　　　雷　　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27/12/27104_5311033.html
张一家三代共有7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他说：“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张中行：决不宽恕”）“他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陈洁：“女儿眼中的张中行”，《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

他的“疑”来自北大，认为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认，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他毕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新的政局的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但他做不到，因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流年碎影》，第329页）


所以，当北大约他撰文纪念建校90周年时，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怀疑与信仰”。他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让人不信。因此，他非常推崇早年读过的罗素的《怀疑论集》，他一直记得书中说过，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时，英国的说功劳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劳都是德国的，而罗素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罗素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对罗素此论，他大加赞赏，屡屡提及。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张中行：决不宽恕”）他说自己思想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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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36
书的私用 http://www.3stonebook.com/older/sx/sx41.htm

[作者：张中行]

题的意义不隐晦，但也要略加解释。“书的用”可免，只说“私”。加 “私”，意在缩小范围。缩还要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是开除那些坚信越读书越穷、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因为想活得舒服，就要躲开穷，想活得安全，就要躲开反动，也就不得不扔掉书，书且不要，“用”自然就更谈不到了。第二步，剩下的都是读书有用论者，但用千差万别，昔日，有不少人说“唯有读书高”，是因为设想“天子重英豪”，这是为作官，又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作官之后，还想住深宅大院，怀抱娇滴滴，今日呢，花样更多，只说巡回书摊的多数，是沿着书名和封面的引力走，花钱买刺激，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分辨是非高下不容易，还会惹人不愉快，所以只能说自己的。此即所谓“私”，或说自己独有的是也。
其实，任何人心目中的书之用，就是设想为公的，也是自己独有的。有而想说，无形中就加了油醋，是自我陶醉成分，即自信有值得旁人听听的。我也能够这样吗？既然要说，也就只好效我的芳邻三河县小老妈之颦，开嗙。我由上小学读“人手足刀尺”起，至今七十年以上，没离开书，实事求是，应该说有所得，而且不很少。多，头绪纷繁，为了小的场地中也能驰骋，只好用买西瓜之法，挑大个的。且说这大个的，经过思路衡量，共得三种，曰益智，曰明道，曰赏心。三种，内容都不简单，只好长话短说，点到为止。
先说益智。也可以划分阶级。初级是增加知识，只举自然和人事各一种为例，如果不读书，我就不知道时间是相对的，可以变慢；如果不读书，我就不知道朱元璋、朱棣父子杀了那么多人。升一级是增加分辨真伪、是非、高下的能力，比如是多读书，我才知道，君王明圣、爱民如子等歌功颂德的话都是骗人；东汉大量的谶纬书，价值远远低于王充《论衡》。读书，书也有高下，专就益智说，我还可以举一种我自认为受益最大的，是十九世纪末英国薛知微教授的《伦理学之方法》，是这部书使我明白，多种人生之道各有短长而没有究竟是非。它教给我的是思辨的方法；我的所得呢，说来也简单，是看到多方面，不轻信。
接着说明道。道是“朝闻道”的“道”，虽然得闻不易，古人又说“不可须臾离也”，所以放宽一些说，是人人有自己的道。道之为用，高要求是心安理得；降为普通，是没理由地干，还没理由地觉得有点意思。道前加“明”，显然，没理由就要变为有理由。这不易，而来源则可以无限。庄子说，道“在屎溺（尿）”，禅师见桃花或闻驴叫可以顿悟，可见如果有心或有缘，道之明也有易的一面。我天机浅或说天资浅，不敢求顿悟，而也想活得安然些，就只好求教于书本。这主要是子部，包括洋子部，语云，万法归一，或只许选一种，最后我还是选了《庄子》。皈依《庄子》，我之所得是什么？竟简单到一个字，曰“舍”。常人之行是不舍，或加码，成为今日之“发”。还不只常人，限于九流，法家、纵横家是大取（借用《墨子》语），儒家是小取（率性加以礼节之）。《庄子》就不然，是知方面，《逍遥游》篇说：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行方面，妻死，“鼓盆而歌”。这都是舍。舍是不求，甚至佛门的常乐我净也不求，“本来无一物”，苦由何处来？所以想到道，我就不能不推重《庄子》。只是可惜，我常苦于知之而未能行，成为望道而未之见。何以这样说？因为还有所取。
所取之一，或大的之一，是想说的最后一种，赏心。古语说赏心乐事，赏心，即以某事为乐。题目是书之用，文不得离题，乐事也要由书来。这样的书也不少，准以上益智、明道之例，只举一种，是《聊斋志异》。这样，由徘徊于九流就降为不入流，亦有说乎？曰有，而且相当重大，是其中之异能为我创造个可以容纳遐想的世界。这世界，街头巷尾、柴米油盐之外，还有公孙九娘那样的鬼，红玉那样的狐；尤其重要的是，一命呜呼之后，还可以生儿育女，饮酒赋诗。有幸，我也曾年幼，其时就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可是好景不常，接着是科学知识纷至沓来，终于赶走了这个世界。其后是丰富变为单调，奇妙变为干巴巴，我当然感到遗憾。还有诗为证，是七十年代后期住地震棚，湖滨，月夜，不能入睡，想到《聊斋志异》。而狐鬼终于不来，于是诌打油诗以述心情，曰：“西风送叶积棚阶，促织清吟亦可哀。仍有嫦娥移影去，更无狐鬼入门来。”这是失望。失望之后呢，是遐想并没有破灭。怎么办？是直到桑榆之年，还乐于寄情于境由心造。比如算作自欺也好，我还设想住的世界是《聊斋志异》式的，于是遐想再升级，竟有狐鬼入门，我最欢迎哪一位呢？想了想，如果是鬼，最好是连琐，如果是狐，最好是长亭，如果是精灵，最好是黄英。有人会说，“你这不是疯了吗？”辩解的话可以是反击式的，是由方外人用慧目看，兢兢业业的人都是疯子。还可以是自满式的，是蒲公留仙早已疯了。举《黄英》篇末尾的“异史氏曰”为证：
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
植此种于庭中，如见良友，如对丽人，不可不物色之也。对丽人，物色之，何意？记得若干年前曾用打油诗发其微，曰：
晏坐清泉说鬼狐，何妨市隐类臞儒。丹墀紫绶无由见，且觅黄英伴老夫。这打油诗的末句，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夫子自道也”。觅，是白日梦；觅而得，更是白日梦。但有梦总比无梦好，这认识，应该说主要是《聊斋志异》之赐。
至此，头脑中装满逻辑的人会责问，同是说书之用，益智趋向悟，明道近于悟，到赏心变为转迷，是怎么回事？答复可以是辩解式的，曰，人生本来就是远于逻辑的；也可以是坦白式的，曰，亦知讲理为是，但理常常不能胜情，也只好由它去。

中华读书报:199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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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02:37
初为人师在南开——记国学大师张中行早年岁月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6/03/04/001247754.shtml

早春时节，一代国学大师张中行与世长辞，在他身后，留下了等身的著作和许多佳话美谈，除此之外，教育事业在他的生命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建国后，张老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负责中学语文教材的编撰出版工作，之前，他一直在中学和大学里任教，其中在天津南开中学当老师的一段经历很少为人知晓，那流年碎影，让人感怀。

　　1935年，26岁的张中行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教高中一个班和初中两个班，住在学校南院西楼下的一间屋内。来到天津还有一段缘由，当年，张中行面临毕业，同学们都已找到工作，自己却还没着落，为了找碗饭吃，他找到了时任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长胡适。这样，通过胡适的推荐，这位年轻的北大毕业生在天津南开学校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教师生涯。也正因为此，张老生前对子女说，他对南开很有感情。在南开中学95年校庆之时，他挥毫写道：“甲子回环六几春，朱楼绛帐记前尘，南庠业绩知多少，百年辛勤广育人。”与张中行同在南开学校任教的还有毕奂午、何其芳、韩文佑，他们除却教课之外，还担任南开学校出版社干事会辅导先生，回忆那时候的一些事情，如当时的教师食堂，张老曾诙谐地写道：“菜花样不少，质量不坏，只记得最喜欢吃的是烧茄子，一盘价一角或一角二分。还可以点菜，指定做法。其间也闹过笑话，是其时已有小名后来成为大名人的何其芳，点菜，菜名是‘素炒白菜’，食堂的人得令转身将走之际，他又加了一句，是‘加一点肉丝’。”(《津沽旧事》)

　　北大的国文教育对张中行的影响深刻，“每日于百忙之中，吸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切勿间断”，这影响他一生的座右铭就是北大老师熊十力(著名哲学家)亲笔写给他的。同时，张老也深受北大自由主义学风和五四传统影响。在给高一学生上第一节课时，需要给学生点名，他始觉新鲜，因为在北大上课时，老师大概是从来不点名的。平时他穿着朴朴素素，上课随心所欲，除讲授课本之外，也说些自己的见解。他很严肃，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于学生的优秀方面时常加以鼓励，这甚至影响了一些学生的人生选择。在他教过的学生中，黄宗江是突出的一个。即便几十年过去，他仍记得这位高足。张老生前对人说，当时黄宗江很能写文章，有才气，同时对他的妹妹黄宗英的才华也有印象。

　　这些事，在如今的著名剧作家，已经85高龄的黄宗江脑海中时隔七十年仍清晰如昨，他称自己的老师是一个“中国式的北大式的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很怀念他。黄宗江14岁来到南开中学读高一，他的国文老师就是张中行，因为黄的作文好，一直受张的夸奖，甚至给予极高的评价：“当代文学家不过如此。”经常受到这样不吝惜的鼓励，对黄宗江后来真的进入到文学写作领域起了很大的作用。多少年过去，这段旧时的师生情并未了断，上世纪90年代初，在诗人顾随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这对师生才又见面，其时已经过去了五十余载。

　　“不久前的秋天，我参加顾羡季(顾随)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会，看到一个半老而有朝气的人上台发言。话生动流利，有热情，是非感强烈，九十年代还没忘记焚书坑儒。我问旁座的人那是谁，说是黄宗江。就这样，我们又见面了”。“他没有忘旧，——应该说，很恋旧。其后，照约定，几天后就来看我，接着并请我到他家，结识他的老伴，看他在美国演娄阿鼠录像，喝黄酒，送黄酒，以及同游什刹海荷花市场，等等，总而言之，他走南闯北(包括美国)，台(戏台)上台下，又文又武，混得浮到社会的表面，而没有失其赤子之心。”(《黄宗江及其〈卖艺人家〉》)这就是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评价，即便是世事流转，张老对学生的赞赏仍像当初一样毫不吝惜。

　　1936年夏，张中行离开南开中学，后在保定、北京教中学、大学，办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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