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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警惕散文的第三次文体危机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23 04:40
标题: 警惕散文的第三次文体危机
警惕散文的第三次文体危机
孙绍振
来源：文学报

两次文体危机和周作人的“美文”
　　讲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动不动就讲散文、诗歌、小说，习惯于将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跟诗歌、小说、戏剧并列。其实从学术上来说是很草率的。因为在全世界我不敢说，至少在英语、德语世界，散文很难笼统说是一个文体，但是在我们国家，散文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体，从先秦散文到桐城派散文作为载道的文体比之小说(稗官野史)和诗歌（言个人之志）的地位要高得多，现代散文中的鲁迅杂文就更权威了。
　　我们有这个文体已经差不多快要100年了，这要归功于周作人，也要归罪于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本没有散文这回事。最初有“随感录”，周作人对随感录不是很满意，他说要提倡一种文体，文章的题目叫“美文”，但是他在行文的时候又不叫“美文”，说外国有一种“论文”，一种是学术性的，另外一种“论文”，就是“美文”。周作人把“论文”归到“美文”里去。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他规定这种美文应该是“抒情叙事”的，只要“真实简明”就好。这就是周作人1921年在《晨报》上的《美文》提出的散文理论纲领，《美文》还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理论经典。阴差阳错，成了现代散文的出发点。
　　但是，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它是“论文”，还是“散文”，性质上含混不清。一个是文学体裁，一个是非文学体裁。其次，规定了这种体裁，只要“抒情叙事”，“真实简明”就好。这显然不但和“论文”是矛盾的，而且和西方的随笔也是矛盾的。因为随笔并不以抒情叙事为主。这个规定，一方面很狭窄，只能抒情叙事。一方面又很宽，只要真实简明就好。这好像不成一个文体，不论从中国传统散文来说，还是从西方文学历史来说，散文除了抒情叙事，还有更重要的智性议论。也就是说，除了情趣，还有智趣。其次，真实简明并不是散文的特点，而是许多文学形式的基本要求。除了个别（如汉赋和英国巴洛克风格的散文），有什么文学体裁不追求真实简明，而追求虚假芜杂呢？
　　周作文此文虽然很短，只一千多字，但却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经典，其权威性就造成了现代散文后来矛盾的奇观：近百年的发展成就和种种曲折，甚至数度的文体的危机都和这篇文章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带着个性解放性质的理论，至少在最初的一二十年，产生了冲决罗网的效果,最突出的是，大大解放了中国散文的创造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长期都忽略了智性，给中国现代散文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周作人把桐城派散文的糟粕和精华一并抛弃了，造成了现代散文长期智性贫弱的后果。桐城派固然腐朽，但他们十分重视智慧。十分强调对先秦、汉魏、唐宋散文传统的继承。如果正统的载道内涵加以扬弃，从文学形式审美积淀来看，是深厚的，其思想境界不乏宏大的历史视野。而周作人选择的是“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提倡文章“不拘格套”，其文以自然率真为尚，自然也有其历史的重大贡献，但缺乏智性的制约。中国现代散文沦为抒情“小品”，或者如鲁迅所忧虑的“小摆设”，缺乏思想容量的宏大高贵精神品位，周作人难辞其咎。中国现代文学诸多形式基本是向西方开放的结果。诗歌、小说、戏剧和世界文学接轨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历史景观。但是散文家没有追随西方，虽然也有一些英国散文的幽默的影响，但总体来说，散文是关门的，封闭的。从“五四”到二十一世纪，九十多年来，散文没有流派更迭的纷纭景观。但封闭也不是一无是处，第一个十年取得巨大成就，毕竟成为当时思想解放，人的解放，人的文学有力的一翼。关起门来发展使得我们的散文居然也有“中国特色”的长处。不可否认，理论上的幼稚和混乱，使得散文隐藏着阵发性的文体危机，其严重性威胁到散文的生命，可以说是中国散文特有的基因残缺。这种基因残缺，在中国现代小说、诗歌中所不可想象的。因此，散文文体先后两次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从理论上，片面强调抒情和叙事，也就是感性的审美价值，从趣味上来说，就是局限于情趣。但是，散文并不是只有情趣，它还有更为深厚的智趣的传统，由于对智趣的排斥，满足于抒情叙事，二者的联系越是紧密，矛盾就越难以缓和，特别容易尖锐化，到一定社会条件下，就可能发生转化。过分强调叙事成分，发展到极端，叙事就可能不但窒息智性，而且是压倒抒情。
　　叙事方面走向了极端，是必然的。走向极端的叙事，走向反面，也是必然的。散文的生命受到威胁，就迫使散文家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不能不另寻出路，最痛快的就是把抒情强调为唯一的选择，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诗来写，这是杨朔《东风第一枝》的跋中提出来的。这就给散文带来一次大解放。从散文发展历史来说，从挽救散文的文体危机来说，功不可没。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解放带来了封闭。刚刚把散文从报告文学中解放出来，又轻率地把它关到诗的牢笼中去。不久就造成另一次散文的文体危机。多愁善感失去智性的节制，成为感伤，注定导致滥情。滥情遂成持久的顽症，沦为矫情而不自觉者比比皆是。
　　
定义的困境：高级形态回顾低级形态
　　当代散文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从文本出发会发现，散文大潮中不仅仅有美化的诗化的抒情，还有反抒情的，不抒情，不美化的，是“丑化”的，这个丑要加引号，因为是艺术化的“丑”，可以叫做“审丑”的倾向。王小波、贾平凹、舒婷、韩东、甚至刘亮程，还有从台湾介绍进来的李敖，柏杨，余光中，他们的散文不是美化，而是把自己写得很狼狈，写得倒霉，写得很土，很傻，心术不良，调侃自己，恰恰相反这不是美化而是“丑化”，这是心照不宣的虚拟，以丑为美，反而显得胸怀宽广，率真坦荡，可以说是和审美的诗意散文并驾齐驱，叫做审丑。
　　我们扩大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说散文有抒情审美的一类，还有反抒情，反审美的一类，也就是审丑的一类。如果抒情追求情趣，反抒情也有趣味，另外一种趣味，充满幽默感，叫做谐趣，因而散文的定义就扩张了，第一是抒情审美，第二个是幽默审丑。
　　然后再往下还有新的发展，余秋雨，争论了近十年。他把散文带进了历史文化人格的批判和建构，历史景观与文化景观的相互阐释代替对自然景观的诗化。这有历史的突破性。他产生了一种新的趣味，既完全不是情趣，也不完全是谐趣，而是智趣，把诗情和智慧结合起来的趣味。非常了不起的革新。他选择了自然景观的一个属性，把历史与自然结合在自然景观中，互相阐释，互相生成。不管多少人对余秋雨的人格有保留，但是在散文史上，他开了一代文风。周作人式的散文从小品又变成了远追先秦唐宋的大品。当然，余秋雨并不十全十美，他有缺陷，那就是他有时还是有点过度抒情，有些评论说他有些滥情，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与滥情决裂方面，取得更高成就的是王小波、南帆、林贤治等，他们的散文，既追求审美抒情，也追求幽默，比之余秋雨更为冷峻，在极其平淡的感知现象中，发展他们的智慧。这个散文的阶段，我把它叫做“审智”的阶段。
　　当然，这个审智阶段不是余秋雨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也不是他的追随者所能胜任的。大部分追随余秋雨者最大的局限，是其二手“史料”的表面宏大和其精神价值和心气的狭隘凿枘难通，遥远的历史故实，不能生命化合，构不成自己独特的话语，激情与叙事如油之于水，诗性审美与审智游离，题材越大，越是显得不统一。
　　真正在才智和情感的凝聚力上，有希望赶得上余秋雨的，又能在叙事的改革上独树一帜的，应该是李辉。他的《雪峰茫茫》横空出世，奇迹似地正在逐渐消逝的生命中抓住了历史伤疤，使之成为审美和审智焦点。新闻记者出身，他对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拘守，但是，又不完全放任想象和思绪自由，而是以第一手的历史材料,以俯视的姿态，在前瞻和回顾中，提示历史悲剧人物在崇高与罪恶的波峰浪谷沉浮。某些评论家将他归入为“史料散文”，实在是令人想起盲人摸象的故事。难道他们就看不出哪怕他笔下表面上客观的流水账，也有中国“史家笔法”，在“记言”，“记事”中“寓褒贬”的“春秋笔法”。更重要的是，他的“史实”是和“思实”的二重组合。如果说余秋雨在想象中展示遥远的过去的文化人格，李辉则聚焦在正在消逝的当下文化人格创伤。如果说余秋雨的情智交融有时未免偏于情的话，李辉的情智交融则重在智，把智与具有历史价值的事相融，带着史笔的严峻，呼唤历史的灵魂，不让它像流星一样一去不复返。
　　由于审智散文的潮流，诗化的散文开始没落。但是，历史的逻辑不是直线的，而是沧海横流的，在李辉从新闻记者之身成为散文家之后，默默无闻的诗人刘亮程变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散文家。他的《一个人的村庄》，并没有多少直接抒情，而是充斥着叙事，但是他的叙事，并不像余秋雨、李辉通向历史，甚至也不通向社会，而是通向孤寂的个人。许多评论家为他写实的手法所蒙蔽，殊不知，他是逃避写实的。以他从诗歌中修炼起来的境界，写实会束缚他的想象和思想的自由，于是他在写散文时，自觉地“向梦学习”。他甚至说“文学是梦学”，《一个人的村庄》就是一场“白日梦”。他的散文中充满诗想象，但是又超越了诗。他处心积虑地营造了只有一个人的村庄之梦，让个体生命在不受社会干扰的境界中，探索其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关系。他的诗意就显得冷峻，显得深邃，显得有人与自然生命的关系哲学内涵。因而，他又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散文家和农民哲学家”。
　　在散文文体上从审美到审智的过渡方面，余秋雨、南帆、刘亮程、李辉四川汇流。再加上筱敏、周晓枫等新秀，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近百年的局限于审美的顽症，终于与审智汇合，周作人设置的公安派的抒情小品牢笼终于被冲破，中国当代散文进入了与余光中所说的“苏潮澎湃，苏海茫茫”的“大品”时代。
　　研究散文，不能从定义，尤其不能从周作人低级的定义开始，而是从超越了周作人和杨朔的审丑、审智散文的历史高度开始。用马克思的高级形态回顾低级形态的方法，纵观低级形态的抒情叙事的历史的运动。
　　由于脱离智性叙事片面的发展导致散文的文体的第一次危机，乃有审美抒情的另一极端，必然走向滥情，桐城派如此。从滥情到矫情只有一步之遥，竟陵派如此，小女子散文亦如此，而杨朔和刘白羽亦如此，原因盖在于，滥情乃是片面强调抒情的历史的必然惩罚。这就造成散文第二次文体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中孕育着走向审美的反面，那就是幽默审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管是审美的，还是审丑的，都还是讲究情感价值的。过分拘守于情感，受制于情感逻辑的片面，必然制约智慧的深度，乃有与之相反的，既不抒情美化，也不丑化幽默，从感觉直接通向智慧的审智。当然，一旦审智成为潮流，免不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某种“滥智”的苗头已经显然在目。由于这个时代的读者对于冲击性的思想饥不择食，如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所说“知识崇拜”。故大都对于滥智的容忍度超过滥情。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之高度警惕，一任滥智如滥情泛滥，则中国散文的第三次文体危机则不期而至。
　　这不是我的杞人忧天，而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散文的第三次文体危机，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是来得让你舒舒服服的，正如杨朔在一片欢呼中，鬼使神差地为散文带来第三次文体危机那样。其实，这样的危机其来有自，早在周作人提供性灵小品之时，他的许多散文，其实就并不以抒情叙事为主，而是以议论为主的，特别到了后期，简直就是变成了文抄公。这种风格的影响，到了五十年代在秦牧的《艺海拾贝》中还有所体现，直到新时期，这种缺乏感性的文风在潘旭澜的《太平杂说》中，甚至连2010年在场主义散文奖得主林贤治的《旷代忧伤》中都未能免俗。（此内容系作者在“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上所做主题演讲，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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