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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和气度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23 08:01
标题: 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和气度
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和气度
谢春彦 傅小平
来源:文学报


  谢春彦(画家、美术评论家)傅小平(本报记者)
  ■艺术工作者,既然有责任尽力创作出可能流传后世,并被当成精神财富的作品,他就应该对自己的人品有所要求。
  ■我们不能要求画家、批评家超越时代,但必须有,也一定会有少数批评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有希望。
  
  一
  记者:最近参加美术界的活动,常听到一些批评家感慨,当下要做批评很难,难就难在写批评文章有很多顾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攻击。我想,这样的感慨并非没有来由,我们或许可以藉此剖析美术界的一些病相和乱象。
  谢春彦:深有同感。我想起,二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批评文章,有些指名道姓,有的写得很尖锐,但从来没有引起误会和攻击。那时,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一般就在报纸上发商榷或是争论的文章。所以说,中国的文化人,要有点责任感、气节,还要有气度。
  记者: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论争上,曾经有良好的传统。他们可以在报纸上唇枪舌剑,相互之间对骂很厉害,但私下里并不交恶,甚至可能还是朋友。
  谢春彦: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鲁迅和施蛰存有过三段笔墨官司,他骂施蛰存是非常厉害的。有一回,我去拜访施蛰存,他还挺幽默地说,我是被鲁迅痛骂过的人,你也敢来采访?对这段公案,黄永玉先生做过专门研究,那时他还不认识施蛰存。他就说鲁迅和施蛰存笔战三次,施蛰存赢了三次。但施蛰存并没有因为被鲁迅痛骂就做出很过激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经不要太脆弱,中国人,尤其是文人,自视甚高的人,应该有点最起码的自省之心和幽默感。
  一个人只有心理健康才会有幽默感。他敢于调侃,敢于自省,充满乐观的态度。要没有幽默感,我们得怎么应对这些凡俗、平庸的日子呢?
  记者:现在文艺界普遍的情况是,可以“幽默”地相互吹捧。等到被批评,相互之间就幽默不起来了。
  谢春彦: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评论家,红包评论家,在玩假幽默。他们到处写肉麻的吹捧文章。被捧的艺术家,开始还算有点自知之明,被吹捧一次、两次就习惯了,时间长了就当真了。对比一下前辈,我们应该感到汗颜。我的老师叶浅予先生,他是一个有伟大成就的画家,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徐悲鸿请到北京开展览,都快九十岁的人了,还说自己底气不足。我们在场的人听了都感到很震惊。就这么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他还在反思自己文化准备不够。
  
  二
  记者:的确,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美术界,近些年都少见有真批评。特别是在美术界,体现在很多批评家的文章中,是一片你好他好我更好的庸俗空头繁荣景象。
  谢春彦:这些年,艺术界看似很繁荣。然而,在这种闹哄哄的繁荣景象的背后,潜藏着艺术的堕落和危机。你看看,现在的艺术创作,还有多少精神追求的东西。说实话,非常稀缺!不少艺术工作者,完全忘了自己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他们把画画当成了生意。其实,正经的做生意也没什么不好,但背后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结果,整个书画市场就成了一部非常荒诞的生意经荒诞剧。
  记者:以金钱来衡量艺术,势必给艺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谢春彦:艺术是一门生计,用它来挣钱养活自己无可厚非。但挣了钱,有面包,有牛奶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自省、前进?不但钱要进,我们的艺术,我们的品格也要进。放大了看,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应该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所贡献。即使不要求他以“天下为己任”吧,也不可以把天下当成“一己之天下”。在我看来,拿书画而论,人品和艺品在最高意义上还是应该统一的。艺术工作者,既然有责任尽力创作出可能流传后世,并被当成精神财富的作品,他就应该对自己的人品有所要求。
  记者:事实上,一些大艺术家,在人格、人品上也有弱点和缺陷。
  谢春彦:我是这么看的。一些艺术家的确会有自身的弱点。但大艺术家都有一点老百姓意识、平民意识,他们很清醒,知道一滴水只有放到大海才不会干掉。因此,即使有人大肆吹捧,他们也不会膨胀得太厉害。因为如果和老百姓对立起来,他是画不好画,更做不成伟大的艺术家的。一些艺术家,起初都有很强的进取心。到了后来,受很多因素影响,在创作上就止步不前,画来画去,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这样创作肯定是不行的,画到最后就没有激情了,毕竟自然规律不能违背。
  记者:所谓当局者迷,艺术家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
  谢春彦:古话说,观人观其友。很多画家成名以后,就很少能听到结交的朋友说真话。习惯被人吹捧以后,也很难听得进真话。于是很多人就顺着他的心意捧杀他。最后,画家自己就不知东南西北了。
  记者:确实如此。在私下里,常能听到画家喜欢给自己排名次,霸气十足,自吹不输古今中外的很多大家。当然,有些纯粹是自我调侃,顺便抬一抬身价。有些很较真,但完全有可能高估了自己,毕竟艺术创作是否站得住脚,不是自己说了算,甚至也不是当下的市场价位说了算,到底还是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谢春彦:我总是觉得,有些事情是不可类比的。文艺的好坏不好排名次,水浒英雄排座次,也不完全靠的本事,还包含社会背景等因素。文艺作品更复杂,不可能去排名次,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当个人私利、名利膨胀的时候,就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与皇帝穿新衣并无二致。
  记者:除了受名利影响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谢春彦:名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说到根子上,这恐怕还涉及到一个国民性的问题。现在一些艺术家,有了名有了利后,私欲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更加膨胀。他们用钱收买媒体、出版社,还有一些学术机构,以求更大的名更大的利。
  记者:也因为此,批评显得尤其迫切,尤为重要。
  谢春彦:说实在,对当下的批评我很失望。相比文学批评的现状,美术批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有一个阶段,我对写作这类文章已经毫无兴趣,失去信心了。王元化先生说过一句话,别小看报上那块“豆腐干”,要是坏人写文章填了这个版面,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你去写了,即使是水平有问题,也是有作用的。我们不能要求画家、批评家超越时代,但必须有,也一定会有少数批评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有希望。
  
  三
  记者:当下棘手的问题,是评价标准的缺失。换言之,艺术评价的标准未必是艺术的,有些时候反而是非艺术的因素占了主导。
  谢春彦:画画不可能像工业一样计算成本,但还是有客观标准的,好坏自有公论。而且,艺术标准永远放在第一位。从前,一个年轻画家出来,在社会上有相当名望的前辈画家会给他“润格”。这些前辈画家都是权威人士,他们有士人的气节,绝不会随意估价。而且,绘画的估价是有一定规定性的,就国画来说,一般情况,山水画估价最高,人物画次之,花卉绘画估价会低一些。这样一套规矩沿袭下来,也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现在的情况就很是不同了,整个就是极端的商业化。尤其是这两三年,很多资金在寻找投资方向,这就造成了艺术品投资的虚假繁荣。然而,这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少之又少。所谓的收藏更像是买股票,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投资的画作跌下来,结果大家一起来哄抬。这和艺术品本身真正的价值,实际上是搭不上关系的。
  记者:当市场价位成了艺术品唯一的价值标准时,艺术家的创作就很难不浮躁了。
  谢春彦:这个艺术品市场是怎么来的呢,主要就两种途径。一是炒作,就像我前面说的相互哄抬价格;还有一个是耳视,很多买画的人其实是不懂画的,他买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收藏,而是要用这个东西去送人,去行贿。所以,他们就靠打听画家是什么样的级别,来定画作的价格。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画家的行政级别越高,他的画价也就卖得越高。这样,官阶的标准就成了艺术的标准,岂不荒唐!这也使得一些艺术家不安于创作,转而去追求官阶。因为有了官职,才能让画作价值最大化。
  另外,现在美术工作者递上来的名片,会看到“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二级美术师”这样的头衔。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评职称评出来的,这也成了市场估价的一个标准。一般买画的人,不懂画,就看这个头衔,想当然地以为头衔越高,画作就越好。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美术工作者在职称上孜孜以求,你还能指望他在艺术创作上不心浮气躁吗?不客气地说,这是“新科举制度”!所以,整个美术界的现状很不乐观,画画掺杂了太多功利因素,波及面也非常广,就是偏远的地区,也要成立个什么画院、协会,上北京去搞个展览,买通评论界的大腕来写吹捧文章。你说评论界的风气都坏到什么程度了。
  记者:那么,对改变美术界的这种不正之风,你有什么见解?
  谢春彦:我想,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我们的民族传统上讲,我们常说要有忧患意识。在国家、民族兴盛起来的时候,在经济国力上升的时候,在道德上更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要是道德垮了,就是再有多少钱也难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着钱袋子。我们要朝后看看,看看昨天,看看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拿海派绘画来说,任伯年、吴昌硕、虚谷是现代公认的三大家,但在一百年前,卖得最贵的,是另外两个人,这当然还有社会关系的影响。但是经过时间的淘汰筛选以后,领导他们的这两个人,已经逐渐变成二流、三流画家。这就是历史的公正。我们也要离开眼前的浮名虚利,去看看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子女后代,看看我们的未来。因为,照现在这样下去,前景是很可怕的。我们是否还能找出像黄宾虹、徐悲鸿、叶浅予、林风眠这样德才兼备的艺术家,去跟外国人打擂台呢。要知道,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不仅是经济和武力,最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四
  记者:很显然,一个良好文化环境的形成,有赖于真正的批评。从这个角度看,任何有价值的批评意见,都值得珍视。
  谢春彦:好的艺术作品是可以一,而不可以再的,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是一个常识。一个精神产品,怎么可以重复呢?明清以来,开始出现“大写意”的画法。一些画家形成了一个创作习惯,就是同题重复。比如“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他老是画画竹子这个体裁,那是因为他偏爱某个题材。还因为大写意,很讲究在很短的时间里作成一幅画,所以画家画一个题材,要把握好度,就特别注重修炼。再比如,任伯年画钟馗,他在不同场合,画了不下一百多张。画的是同一个题材,但都不是一次性画成的。应该说,他画得各个不同,而且越画越纯熟。所以,同题反复,在这些画家的绘画中,是一个螺旋形提高的过程。否则只能是工艺品。
  记者:我想在艺术家本身,“连环画放大”的批评该是很难接受的。这就好比作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说成是“拉长的短篇小说”,叫人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谢春彦:老实说,这句话是有语病的。这也说明作者缺少对绘画的认识。连环画是中性的画种的名称,所谓画种无高下,艺术只有在质量上有高下之别。好的连环画,是很多国画都比不上的。比如,上海的贺友直先生,有一次在老上海美术馆展出他的连环画,作品里的人物,只有两寸高,背景人物更小。就这么一个小的局部,用喷绘的方法,被放大到三米多高,人物照样站得住,活灵活现,可见贺友直深厚的连环画绘画功底。所以,用“放大的连环画”形容质量差的中国人物画,是不妥当的。所以,做艺术批评的时候,自己要尽量做到内行。
  记者:内行的批评,对批评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看来,除了批评的缺失外,怎样使批评更专业,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新一代画家或者批评家中,此种情况是否有所改观?
  谢春彦:我不能不说,现在的整个风气,对下一代也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十几年前,我特别看好一个年轻画家,他的山水画得不错。后来他生意好了。这些年,他画的画卖得比以前贵了,但说实在画得比以前差多了,这是被市场葬送掉了,很可惜啊。一些年轻的批评家,刚冒出来的时候,被当成是“斗士”的,但很容易就被钱收买了,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文化立场,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批评家,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但很显然文化准备不够,他们习惯于用西方文化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这样的批评也是打折扣的。当然,总的说来,社会在进步。还是有少数人对民族文化怀着虔诚,他们不单单要回归传统,也有自己新的美学追求,我认为这就是有希望的。
2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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