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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孟非四十岁生日推出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1:35
标题: 孟非四十岁生日推出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
孟非四十岁生日推出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2011年10月13日 来源：凤凰网读书
10月12日，《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在南京大学举办了四十岁生日会。一向低调的孟非如此高调的举办个人生日会，令很多人觉得好奇。到了现场才知道，这场生日会真正的主办方是磨铁图书，磨铁图书和孟非一起，给喜欢他的读者和媒体卖了一个很大的关子——孟非首部人生自传《随遇而安》在这一天出版。这本书率先在南京上市，10月18日全国统一上市。
四十岁，送给自己的一本书
据磨铁图书总裁沈浩波介绍，孟非一直以来很排斥写人生自传类的书。自从《非诚勿扰》一炮打响后，找孟非写个人自传的出版商不计其数，但都被他拒绝了。一年前，沈浩波对孟非说，你应该写一本书，送给自己，他之所以接受了磨铁的提议，是因为正好今年10月12日他的人生走完了整整40年。四十不惑，对于男人来说，这恐怕是一生中最值得纪念和回味的一年。把这40年来经历最珍贵的东西记录下来，不要让他们在时光中被慢慢忘记。
孟非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并不想写成那种庸俗的，絮絮叨叨的“名人成功传记”，而是用散文化的方式记录过去的正货，一篇篇的写，正好40篇文章。这四十篇文章，都是留存在他心中最刻骨铭心的那些记忆。重庆的童年生活，那些爱他的亲人，那些美食，甚至一碗重庆小面；黑暗的高中生活；高考落榜后的彷徨；在印刷厂工作时的艰苦与挣扎；走上电视之路后的一幕幕场景……人生中的那些重要的人和事，四十幕扑面而来的人生场景，四十种酸甜苦辣的各种滋味，最终被孟非浓缩成了4个字：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不一样的人生态度
《随遇而安》这个书名是孟非自己取的，出版方最初觉得这个书名不够励志。但是孟非很坚持。
最终，磨铁还是尊重的孟非本人的意思。因为“随遇而安”确实最能概括孟非的人生态度。孟非并不想把这本送给自己的书，搞成什么名人励志之类的东西。因为在他心中，自己始终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习惯了，在任何时候，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不把自己看轻，也不把自己看重。沈浩波说，“孟非的随遇而安，是一种非常积极、豁达、进取的人生态度，真实从容，顺应本心，不执迷，不惘然，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改变。”
孟非说：“我的人生远没有有些媒体描述的那么苦逼和励志，这让我一直感到难堪。”他觉得自己的一切经历都是顺理成章的，没什么稀奇。孤独的童年、叛逆的少年、初入社会的辛苦……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而之后在电视台的生活，他发扬了“静水深流”的精神，实现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人生，从“孟记者”到“孟主播”再到“孟爷爷”，多年来，除了不同的岗位给他不同的角色，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却始终只有一个角色——一个不屈的生活者。无论人生面对怎样的低谷高潮，他都坦然面对，以“淡定从容”的态度和“随遇而安”的心情去享受。
有人说他励志，有人说他幽默、有人说他睿智、有人说他本色，一本《随遇而安》，也许能道破孟非身上的全部天机。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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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15
陈思和：传记文学的原则与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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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17日 来源：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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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记在中国的起步
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朱东润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传记著作《张居正大传》的序言里，充满激情地说道：“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300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朱先生虽然是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他对于现代传记文学的认识却是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无畏精神，他大声疾呼要割断古人对今人的支配权，提倡要学习西方300年现代传记文学的新形式和新传统，那就是：“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这14个字，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传记写作的基础，它将学者治学的谨严态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熔铸于一炉，将史学的科学态度与文学的文采艺术融汇起来，构筑起现代传记文学的总体要求。
中国现代传记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两者仍然有不同的侧重面。现代文学强调个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发现，强调文学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现代传记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是传记有自身的特点和要求，首先就是要求把人物传记建立在史传的基础之上，传主不仅必须是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而且是有据可查的。这就是“有来历”，并非是向壁虚构，凭空捏造的人物，也不是什么神仙列传里的人物。其次是“有证据”，也就是强调了史传结合，传记人物的行状不能任意编造，必须有证有据，这是传记与一般文学创作的最根本的区别，传记文学是不允许编造情节的。其三为“不忌繁琐”，这是朱先生针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所提出的一项自我限制。传记有各种写法，有繁琐的史料长编式的传记，也有简约、活泼、有见解的传记。如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就是一部体现了作者与传主亲密无间的生活关系，以致在传记中揭示出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生活细节；再如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作者去繁就简，探赜钩玄，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寓意厚重的传记；再有，如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完全着眼于传主的精神世界，写出了一部简练的艺术领域的英雄传记。这些作品都是世界传记文学领域的标杆性著作，但是在朱先生生活的上世纪40年代，他根据中国的学术传统与文学实践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考察，觉得这些世界性的标杆之作无法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领域予以提倡，因为中国的学术传统本身缺乏谨严的治学态度，虚浮的、夸饰的、追求表面华丽的学风一直弥散在学术领域，对于学术缺少敬业的诚实的态度，现代传记如果允许走虚浮道路，必然会导致那些违反科学精神的文过饰非的作品，或者缺乏学术考据的有闻必录式的作品——如朱先生所批评的：“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怪胎到处泛滥。事实证明，朱先生是有卓越远见的，他提出“不忌繁琐”就是为了强化“有来历”、“有证据”，强化史传合一的传记本质的特点。其四，所谓“不事颂扬”，也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一条自我限制。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一向缺少宗教因素，人生享乐都在现世里完成，因此“不朽”的念头常常会支配人生理想：凡人有了一点权、有了一点钱，就想着养生、成仙甚至不朽，退而求其次的行为，就是作传，于是，权力与金钱的渗透下的传记写作很难抵挡“阿谀颂扬”的陋习，过去是为帝王将相列传，现代传记还难免为富豪阔佬列传，为企业集团列传，甚至为一些社会上的骗子、暴发户、装神弄鬼者、邪教教主去做宣传，而“不事颂扬”则是现代传记要在社会歪风邪气包围之中保持清流和独立精神的基本态度。
很显然，结合今天现实社会的种种奇怪现象来看，朱先生为现代传记文学所概括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是现代传记文学赖以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则。至于传记究竟应该属于文学范畴还是历史范畴，资料的使用应该繁琐还是简约，传记的文笔应该华丽还是朴素，都不是最重要的、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方法。现代传记不是从古代传记文学自然而然发展过来的，而是断裂了古今演变，面对300年的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新形势和新传统，从中国的现实环境出发，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发扬的目标出发，逐渐在写作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活力的文学种类，然而，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四条基本原则，归结起来就是一条：那就是现代传记不是为剥削阶级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工具，而是建立在严肃的科学的认识论上的一门研究人物与时代关系的写作样式，而反对怪力乱神、反对随意编造、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歌功颂德，则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四大写作原则，这四大原则既有同一性，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面。这些原则，到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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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15
自传的特殊性 现代传记文学是中国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长河中的一个分支，它与现代文学的主流基本上采取了同一的流向。在现代文学的创作里，有一种自传体的散文，如胡适的《四十自传》、鲁迅的《朝花夕拾》、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巴金的《忆》、郁达夫的自传体散文以及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洪波曲》等多卷本自传体作品，都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现代传记文学的最初阶段的主体。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从西方传记文学发展来说，当然不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歌德的《诗与真》、卢梭的《忏悔录》这样的自传作品，但是更为主流的则是为历史名人、宗教使者、帝王圣贤、社会名流等作传，两者的比重并不一样。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初期阶段，虽然也有一些作者尝试着写传记，如梁启超为始作俑者，但是真正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并不多见。相反，自传作品则有泛滥之势，“五四”以来几乎重要的作家都写过自己的自传。追究起来，这也许与“五四”提倡的“自我的发现”有密切关系，在社会科学、生理医学、心理学的领域处于一片空白的时代，自传是人们用自己的肉身经验和社会经验来作活体解剖，从自我经验中证明某些新的科学原理的正确性，这多少有些悲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传统中的自叙传的因素仍然对现代传记存在着影响。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所著的《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中敏锐地发现，中国的现代自传虽然是在西欧自传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与西欧自传相异的中国自传独特的性格，也同时与生俱来。他认为中国的自传中，一般缺少忏悔、告白那样自我批判的性质。以郭沫若的自传作品为例，“不仅与西欧自传的两大类型划清了界限，而且不期而然地揭示了西欧罕见而中国独具的自传的鲜明特色：‘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就是说，社会是个人的背景，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紧密结合社会、时代来描述个人的方式，正是与缺乏自我省察精神互为表里的中国式自传的重要特征。” 川合康三把中国的现代自传的特点界定为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这大致无误，把这些特点与朱东润先生为现代传记所规定的四条原则结合起来看，基本上也可以看出现代传记与自传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16
加强传记文学的研究 真正把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门文类来研究和写作，应该是从朱东润先生开始的。朱先生从理论探索到写作实践对现代传记作了全面的推动，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教育部批准，一度正式建立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二级学科和硕士、博士生的学位授予点。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文类，正是在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世济国的热情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的。因此说，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并不长，还在发展之中，何况，它的发展过程中与整个现代文学史一样，都曾经遭到政治、社会、经济等各种风浪所及，难免还有曲折低回的经历，这一切经验和教训都是亟须我们来研究和总结的。18年前，朱先生的高足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出版时，陈允吉先生曾作序说：“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人物传记创作可以说在国内出现了较好势头，使过去那种传记创作无人问津、作品寥寥无几的状况为之一变。外国传记的翻译与古代文献的注释整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产生。唯一显得薄弱的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这个属于传记文学总体工程上层架构的部分，现在仍不免给人一种荒疏阒寂之感，如不努力改变这种偏畸，势必会严重地影响到本门学科的健全拓展。” 陈先生这里所说的“最近十多年”应该是指“文革”结束以后的十多年时间，这一晃又有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加起来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在这期间，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实践自然是有了很多变化，但传记文学理论上的拓展是否有相应的进步，仍然值得我们去关注。
应该说，《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李健是这十几年传记文学领域涌现出来的十分出色的新人。她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条结合了报道、特写、文学等综合经验的写作方式，在采访和报道当代军人风采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如此，她还以传记文学为研究对象，先后进入高校进行深造与进修，先后攻读了以传记文学为目标的研究生学位和从事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她在兰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对于当代传记文学的实践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获得学位以后，她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报告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
在这份研究报告里，李健没有孤立地研究现代传记文学，而是把它放在古代传记文学写作的传统流变之中，放在西方传记文学的翻译和理论影响之下，综合地考察传记文学如何从古代史传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她思路开阔，纵横捭阖，偏重于理论形态的探讨，对于现代传记创作和理论都有比较丰富的阅读和研究。应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荒疏阒寂”的状况。李健的研究属于这一领域初期的拓荒，未免也有失之笼统的地方，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尝试，她的努力是可贵的，有系统并且有成效的。 (陈思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17
传记文学的可信性与可读性
刘江 王莲香 李婉
由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去年１１月在重庆市西南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传记／自传文学：理论、类别和媒介”。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以“日记家的八卦图”为题，重点阐发了“日记家”的概念，并深入论述了日记文学在传记文学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他以《胡适的日记》为个案，同时参照“大日记家”吴宓的日记，研究了“日志”、“日记”、“日记文学”和“日记体文学”的分野际合，提出设立“日记日”（每年１１月１１日）的动议，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传记文学与网络媒介关系是令与会者感兴趣的课题。许德金的发言着重探讨了网络时代自传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异同。他指出，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赛博时空的自传叙事与传统的自传叙事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读者实时参与创作的问题。他以清华博士生王垠的退学申请书的两个不同的网络版本为例分析说，２个月前，王垠在网上发布了以“清华梦的破碎”为标题的万言退学申请书，顷刻间在国内引起轰动。但经过热闹非凡的网络大讨论后，又悄悄“变脸”。严格的说，初版的万言退学申请书是王垠真正的自传叙事；而修改加长版的退学申请书，因网络媒介的存在导致读者的积极参与，对已有的叙事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该称为群体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私人性自传叙事。读者的实时参与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横亘在阅读与创作之间的藩篱，使得网络叙事由传统的个人经验化叙事而变成集体经验化叙事，从而彻底背离了传统的自传叙事的私密性与经验的个体化。王莲香则以博客（网络日记）为切入点，阐述了研究博客在传记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论到传记文学的特性，发言者都强调了传记文学的可信性与可读性。何元智认为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二者融合而成的一种独特文体，即历史的真实性、传主生平经历的相对完整性和个性表现的艺术性。张维表示，自传作者应该能够勇敢面对读者，真诚面对自己，不避重就轻，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品应融世俗与理性为一体，不但有亲和力，而且有思辨性，给人以思考与启迪。他认为西方的《忏悔录》和中国的《从文自传》就是这样的优秀代表作。他批评一些中国名人自传受传统束缚较深，不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亦“为自己讳”，作品中说好不说坏，“报喜不报忧”的现象较多；他还剖析了当下中国的名人自传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受社会浮躁风气影响，粗制滥造，追逐商业利益的现状。唐岫敏则以“传记阐释的伦理依托——以‘新传记’为例”进一步探讨了传记的功能。她指出，传记的传统功能是纪念、教化，而过分强调教化功能的后果有可能造成传记实而不信，有事无人。她认为，新传记作家的责任与传主就是实现平等民主的交流，与读者就是实现真实与教育功能的传达。李政根据赫梯文献中的自辨思想，提出传记文学应注重探讨自辨与自我形象刻画的关系。谢昭新与黄静论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类型及其特征。他们认为３０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勃兴，是个性主义等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初步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现实动机也是其勃兴的原因。缺点在于这一时期传记作品的文学性普遍不强，质量参差不齐，文体认知程度有限，经典文本缺乏。
华裔美国作家的自传是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热点。薛玉凤和焦小婷以刘裔昌的《虎父虎子》（１９４３）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１９４５）为例，探讨了华裔美国作家自传在叙事原理、叙述方式等方面的独特叙事特征。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们则尝试从不同的方面对汤亭亭的《女勇士》的跨文化现象进行了解读，深入分析了《女勇士》的内部结构、主题和叙事策略，认为汤亭亭将神话与传说、想像与现实融为一体， 开创了传记文学的新风。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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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 |
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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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传记文学的大国，自太史公作纪传体史书《史记》始，传记便以史传、碑记诸形式纷纷涌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足令人叹为观止，对传记文学的研究，也代不乏人。唯有对传记之一体——自传的研究，却一向寥落，偶有言及者，也是语焉不详，不得其要旨，可以说，自传文学的研究，触目处是一片荒原。这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何以出现在自传文学的领地呢？我以为以下几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自传文学的产生，并不晚于《史记》所载诸传，且代有所作，可谓源远流长，但自传并未单独成体，而是寓于其他诸种文体之中，如书的自序、诗歌、墓志铭、乃至表、状之中，有些自传又以诙谐之笔出之，如《五柳先生传》等，使人莫辨其虚实。至中唐，始有“自传”之名，却继之者寥寥，这一切使得研究者对自传的存在视若无睹。其次，中国的传统中，向来重视群体，忽视个体，对生命自我的珍视、自我的观照，则视之蔑如。自传的不引人注意，放入这一传统，就显得毫不奇怪。再次，自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自传文学亦随之输入，以西方的自传来反观中国的自传，就显得扞格不入，且西人对自传的观念，亦非中土所有，时日既久，其观念深入人心，并以此观念推断中国无自传。有这样一些因素在，自传文学的研究园地一片荒芜，便成定局。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先生的大著《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唐人刘知几在其《史通》中将“识、才、学”标为修史者需具备的三大要素，此三者之中，他尤其注重“识”，因而将其标在首位。从川合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不同于一般研究者的卓识。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他有这样的话：
促使我做这个题目的最初动机，是看到法国文学理论家菲利浦·路逊努（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ｊｅｎｎｅ）对西欧自传所下的严格的定义，拿到中国自传性作品那里，却怎么也套不上，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令我大为吃惊。但正是这种套不上西欧基准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传性作品的特点。理由很简单，西欧的基准，并不是唯一的金科玉律。而从两者的比较中，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认识方法。（Ｐｉｉｉ）
首先看到中国有自传的存在，然后看到中西之间巨大的差异，并由此去探寻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异，进而搜求中国自传的特点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方法，这是川合先生研究中国自传的过程。承认中国古来就有自传，这一点就很不容易，看到中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不为西方观念束缚，仍去探寻中国自传的特点，这一点尤为不易，川合先生独到的眼光穿越了层层迷雾，终于定格在中国自传上。
摘其要而言之，《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除其开创之功外，在以下几方面，很有特色。
首先，将先宋的自传文献进行了梳理，寻其渊源，辨其流别，基本上建立了中国自传文学的立体系统。在本书中，川合先生将中国的自传分为五个不同的系统：“与众不同的我’——书籍序言中的自传”、“希望那样的‘我’——《五柳先生传》型自传”、“死者眼中的‘我’——自撰墓志铭”、“诗歌中的自传”和“‘我’是什么——自传的登场”，并将每一系统内的源流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订，从而使系统内的发展显得条例明晰。如《五柳先生传》型自传，以东方朔《非有先生传》、阮籍《大人先生传》为滥觞，陶潜《五柳先生传》作源头，袁粲《妙德先生传》、王绩《五斗先生传》沿其波，白居易《醉吟先生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殿其后，这种从先到后，环环相扣的紧凑安排，使传承关系显得异常分明。应该说，本书的这种结构安排基本上能使读者对先宋的中国自传文学及其发展了然于胸。
其次，在对每一篇自传进行细致剖析的同时，注重比较中西自传的差异，在比较中寻找中国自传的特点，进而探求中国人认识自我的方法。可以说，在每一处与西方自传相异的地方，川合先生都作了认真的比较，然后根据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太史公自序》的分析，他认为“如果说西欧的自传是以一个人在回顾个人历史时发现自己与过去之我有异为契机的话，那么中国的自传则是以发现自己与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不同为基点。”（Ｐ１９）在对王充《论衡》自纪篇的分析中，他说：“西欧自传能称其为自传，据路逊努的说法，第一人称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则不然。尽管明明写的是自己，在人称上却和第三人称没有区别。”（Ｐ２３）“中国自传的特征之一，正像第一人称阙如所表示的那样，与其说是以进退失据，定位难明的自己为中心论述的，不如说是在作者和读者共存的情况下写成并被阅读的。”（Ｐ２４）在对《五柳先生传》的解说中，川合先生提出中国自传的另一特点：“与作者和五柳先生的交缠错位相关联，文中所展示的不是陶渊明人生的实际，而是陶渊明人生的理想。这和西欧自传的条件之一‘个人的生平，人格的历史’，又相抵触。略去事实，表现理想，《五柳先生传》型自传的这种做法，和人们常用以对比的西欧文学的虚构性与中国文学的现实性，恰恰相反——在《五柳先生传》型自传中，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实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此后也一以贯之，并成为这类自传的本质特征。”（Ｐ６８）类似的比较，由比较得出的结论——中国自传文学的特点，如珠玉散落在这本著作的各处，如果将它们一一串联起来，中国自传文学的大致眉目就会彰显出来。
对中国人自我认识方法的关注，也是本书中的一个亮点，而且这种关注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从某种程度而言，对认识方法的关注可能是作者处置本书时的重中之重，在本书的最后，川合先生对自传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方法作了一番总结：
所谓自传，其出发点本来应该是觉察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从而确定自己的存在，但在酷爱典型的中国，类型化往往压倒了差异性。即使是自己的面孔，不放到类型当中去辨认，也会一团模糊。与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别人不同的自己，却可以从过去的典型中觅得侪类，把自己按进那块既有的模子以后，便好像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获得了某种精神的安定。这就是中国人一般的自我认识方法。（Ｐ２０７）
通过自传可以看到作传者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那么通过古人不是也可以来反观现代人吗？由此看来，川合先生的这一思路实际上有方法论的意义。
鞭辟入里的分析，舒卷自如的文风，引人入胜的文笔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日本学者沓挂良彦先生的评论“（本书）已超出了单纯‘研究’的领域，而堪称一部优秀的‘作品’（ｏｅｕｖｒｅ）”正是看重了这一点而言的，这只要看看在分析每一篇自传时理性的辨析中蕴含的那一份鉴赏的意味及以欣赏之笔出之的文字便可发现。
作为第一部研究中国自传文学的著作，其间自然有不尽完善的地方。譬如，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分类问题，在本书中川合先生将其分为五类，但是鉴于自传文学寄寓于他种文体的特点，如果将尺度放宽一点，我们还可找出其他的种类。我在翻检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后，发现还有这样一些类型可以作为自传研究的对象：自荐书、书信、致仕疏、诫子书、狱中答辩状、赋序、陈情表等，这些文体中存在的自传有代表作品，也有传承，都可以自成系统。假如把这些类型的自传纳入研究视野，那么中国自传文学的内涵无疑会丰富许多，对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研究就会多一个角度。
一旦自传研究的视野拓宽，那么自传的渊源问题也就会再作考虑，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将不会是自传文学最早的惟一作品，除了它之外，与司马迁同时代人东方朔的《上书自荐》应该是不可放过的一篇。加上司马相如遗失了的那篇自叙，反观《太史公自序》，我们就不会觉得自传于此时出现显得突兀，而是合情合理。
毫无疑问，《中国的自传文学》是一部能给人多方面启迪的著作。读这本书，禁不住会对川合先生那种宏通的视野，跨越文化疆域的宏大学术眼光，见微知著、由博返约的治学方法深深感佩，也会对他那种超越流俗的见解，独辟蹊径的思路钦服。由此也可体会到，一部好的学术著作给予人的不仅仅是死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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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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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19
传记文学理论连载第三篇
传记形式的分类
陈兰村
传记形式的分类，现在尚无一个固定的标准。我们以传记创作对象来划分，则人物传记可以分成“他传” 和“自传”两大类。“他传”的创作对象是创作者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传记。而“自传”指传记作品的创作对象就是创作者本人。他传和自传又可以依据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再分为若干小类。介于他传和自传两者的还有回忆录和小传。
现在把常见的传记分为1、正传（或叫史传、历史性传记、标准传记）；2、文学传记；3、自传（附小传）；4、回忆录；5评传（或叫学术性传记）；6、古代传记；7、年谱、年表等五类介绍。
一、正传
正传：或叫标准传记。又叫史传。这是传记的标准形式。作者用散文形式和
记叙性文笔介绍传主一生的经历、成就、性格、思想演变和生活工作情况。属于他传性质。
“史传”之名来自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南朝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后人主要指古代如《史记》、《汉书》这类正史中的人物传记。史传，往往结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和性格特征，并对人物有一定的评价。
现代史传，主要指结合现当代历史事件，记叙历史人物的生平，突出其对历
史的作用和本人的性格。如果这类历史性传记，能同时运用文学手段刻画历史人物形象，具有浓厚文学色彩，则可以称为史传文学。现代史传，如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宋健主编《两弹一星元勋传》中《邓稼先》，如王元作的《华罗庚传》等。这里的他人，指传记的主人公，一般称传主。毛泽东、邓稼先、华罗庚就是传主。这类传记一般能完整地叙述传主的一生过程，或相对完整地叙述传主的某一人生阶段。篇幅可以有长短，但能写出传主的性格。为写出人物的性格和记录与传主相关的重要事件，在材料的运用上作者有合理的取舍。作者对传主有一定的理解和评价。这类作品要求所写的人物和事迹材料符合历史真实，作者对传主及相关的历史有自己一定的见解，叙述语言有一定的可读性。其中优秀的传记作品，能让历史性和文学性达到相当的平衡与统一。
二、文学传记
文学传记：是一种以文学的笔法和语言来描写和刻画传主，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很高的可读性的传记。从传记的写作手法是否具有浓厚的文学性上看，史传，往往运用史学笔法，对传主的生平经历进行严谨求实的叙述，偏重传主在历史事件或某种学术背景中的作用的记叙。本书所选《华罗庚传》、《邓稼先》就是属现代史传，这两篇作品侧重介绍传主在自学数学和两弹研究中的活动和作用。评传、学术性传记，偏重对传主及其某种成就、地位作理性的分析和评论，文学色彩较弱；如本书所选《孔子评传》。而文学传记，把历史事件、时代精神只是作为传主活动的背景，而偏重对传主的生平作文学的描写，尤其注意对人物性格，内心世界的描写，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并对传主的各种人性形态表现进行深刻而生动的阐释和揭示，它具有明显的浓厚的文学色彩从而实现文学传记特有的艺术价值。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法国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都是国内外的文学传记的名著。
文学传记的文学笔法是在人物及其性格真实的前提下运用的。不虚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虚构重要的细节，这是传记与小说等虚构性作品的界线。在此前提下，它可以吸取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文学样式的艺术技巧。文学传记作者也有合理想象的余地，他可以依据人物的经历和把握其性格后对传主作心理活动的描写。
三、自传（附小传）
自传：简要地说，就是个人自叙生平及个性的一种写作样式。能够真实地而且艺术地记叙自己的实际的人生的作品，可以称为自传文学。“自传”之名作为文体标题最初出现在中唐时期，如陆羽作《陆文学自传》、刘禹锡作《子刘子自传》。
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也有很大的发展。
自传作为表达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与反省的一种独特写作样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现代西方人写自传很风行。自传作者包括上至国家元首，下至作家、商人、明星、百姓。如西方在18世纪出现了法国卢梭的《忏悔录》，这是一部著名的长篇自传。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个大汽车公司老总艾柯卡写的《艾柯卡自传》就很流行。中国在“五四”后曾出现过一个自传写作小高潮，如胡适的《四十自述》、沈仲文的《仲文自传》等。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写的《西行漫记》是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其中毛泽东口述自传，由他记录整理。
自传写作与其他传记相比，有其便利的条件，因为创作对象是作者本人，自传所写的材料主要来自本人，是自己某段历史的再现，所写的是自己的感受，这当然比写他人方便。作者如果参与过某种历史事件，自传提供的材料和本人的经历就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
自传的要领是人贵自知之明。在自传中，人怎样认识自己？这可以衡量传主的人格和认识水平，所以这是阅读和写作自传的一个难点。无论是对阅读自传，或自己准备写自传，人贵自知之明，这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自传在享受便利性的同时，也伴生着困难。传记中的独特性，即自传存在程度不同的主观因素。因人少自知之明，如何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评价传记，便是自传作者的最大难题。自传作者尤其在牵涉本人名誉、地位时对材料的不适当取舍，容易造成失真。作者必须超越本身主观的局限，才能达到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
小传：即人物小传，就是人物的传略，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写，它是再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个性的一种篇幅短小的传记。它既可以写自己，也可以传他人。
古代就有人物小传，作者写自己的小传，如唐代陆羽的《陆文学自传》，写别人的，如唐代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
现代人写自己的小传，如老舍的《自传》；写别人的小传，如鲁迅的《柔石小传》。老舍的《自传》、启功的《自撰墓志铭》，传主皆文化名人。他们或“教书作事，均甚认真”，或谦虚自称“名虽扬，实不够”。他们的为人及事业成就，均可以给后人以启示。
小传与正传、以及一般的自传在内容的真实性上要求是一样的。一般可以写：主要经历（根据需要，加以详略）；爱好；为人。表现手法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
掌握小传写作中三个基本要素：生平简历；个性或某一方面特长、事迹；语言朴素、生动。学生自己写小传一定要注意内容的真实性。
四、回忆录
回忆录：是传记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形式。它是作者回忆自己生平或生平中的某一阶段的见闻。回忆录以回忆的重点不同，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完全以回忆本人的事迹为主，可以归入自传一类；再一种以回忆别人或某个事件为主，就是单纯回忆录。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是徐悲鸿的传记，也是作者的回忆录，主要是回忆徐悲鸿的一生。
回忆录由于写了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常包含许多佚事、对话、细节，给人以亲切之感。其中作者个人的形象有时不一定很丰满，但其中的历史容量可能比一般自传要大，其宝贵的文史资料比一般文学性更受人们的重视。
五、评传
评传：即评论性传记，又称学术性传记。这是作者以评论家的眼光，在广泛收集和考证资料的基础上，用散文或评述性文笔来评述传主的人生道路、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的一种传记。这种评传的传主大多是某一方面有杰出成就或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就要求作者对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传主的生平和性格有深入的了解，对传主从事的专业或活动领域也有相当的知识。否则很难发表评论。评传与一般传记要求有真实性和文学性外，还要有学术性。即对某种专门知识有较系统的研究。
这类传记作品，作者以评论传主的生平及其成就为主，或考证传主的事
迹，可能文学性弱些，但有学术价值。如匡亚明的《孔子评传》。
六、古代传记
古代传记，是为了和近现代传记区分，一般指古代用文言写的传记。古代传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史传。如《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第二类、杂传。主要指单独成书的某一类人的传记。它起于汉代，兴于魏晋南北朝，如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南朝梁代慧皎的《高僧传》；第三类、散传。指一人一传，但不单独成书，以单篇流传，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这类传记唐宋以来历代文人都有大量创作，成为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散传之名借用明代中期李开先《亡妻张宜人散传》中“散传”二字，作为这类单篇个人传记的名称。散传，包括自序（自传）、行状、墓志铭等。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就是古代散传。第四类、专传。指一人一传，单独成书的传记。“专传”之名，始见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梁氏认为：“所谓专传与列传不同，列传分列在一部史书中，专传独立成为专书。”如唐代慧立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即玄奘传）。这是记叙唐代高僧玄奘生平事迹最早的传记，也是我国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保持完整面貌的中篇单行个人传记，全书8万余字。
7、年谱、年表
年谱、年表在传记的家族中，因它们记述人物简单的生平事实，但一般不表现谱主的感情、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的细节，仅是传记的形式之一，不具备文学的意义。现代的年谱、年表多作为学术研究著作，也可以为传记写作提供资料。
谱，是一种古老的历史记事形式，本用以记述古代帝王的世系。“谱”一般刻在竹片、木片之上，故又称“谱牒”。（牒，〔die〕：古代刻字用的小木片、竹片。）“年谱”，是“谱牒”这一古老的人物生平记事形式在后代的发展。它按照严格的编年顺序条列谱主的生平大事和重要成就，具有传人记事的意义。今所见最早的年谱有宋代人编的《韩愈年谱》等。现代仍有不少年谱著作，如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长达125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年表，本是一种以编年的顺序排列重大史事的史学著述形式。后来又用来对人物生平的载述，在形式上和年谱相似。但年表一般仅列举重大事件，内容较简，后来多以年谱代替。（以上参考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四节“谱表式传记”）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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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伪传
几年前，各大网站争相爆料，在书市与网站热销的央视“当家花旦”王小丫的自传《一路欢歌》从作者到内容到出版社均属子虚乌有，是部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之作，且虚构情节恶劣，照片模糊不清。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赵萌在获悉此事后连声喊冤，并声明此书乃不法书商拼凑冒名所为。被伪传“任命”为“责编”的黎波做出声明：“这件事我们已经向新闻出版署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
名人被冒名出书已不新鲜。年前，有人冒名影视歌三栖明星周讯，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签下周讯自传《咖喱女孩》的出版合同，并从出版社骗得预付稿酬若干万元。紧接着又是在新浪读书网、《北京青年报》连载，并在全国各大城市上市的《韦唯的激情岁月》被证实为一部没有得到韦唯授权的非法出版的伪书。
不法书商为何屡屡作案？
名人出书
自1996年央视主持人赵忠祥以一部《岁月随想》撩起了名人出书热的帷幕，并因此成功步入百万富豪行列之后，倪萍、白岩松，敬一丹、崔永元等人也纷纷在放下话筒之间隙，努力笔耕，先后推出自己的随笔、自传。
2000年9月《财经时报》为主持人出书算了一笔帐。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发行105万册，每册售价19元，倪萍的《日子》发行100万册，每册售价22元，崔永元的《不过如此》发行104万册，按作者拿8-10%的版税估算，三人收入当以百万计。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在2000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以20万册订数排在文艺类图书订货排行榜的第一名，敬一丹的《一丹随笔》也以3万册步上排行榜。白字黑字往那儿一摆，也就难怪“痛并快乐着”是白岩松明知名人出书已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还忍不住要出来溜达了。
这就是“名著”一而再三被冒牌的起因和背景。
你好我好
名人出书既容易，也不容易。首先必须有读者的配合。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名人们的故事既代表着艰辛与奋斗，更代表着成功与辉煌，他们的“功成名就”是有志青年们的梦想与未来，所以就有着比职业名作家更广泛更年轻的读者群。而市井百姓争先恐后，恐怕就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偷窥”之欲，为茶余饭后、街谈巷议添些说长道短的话题。其次要有出版社的配合。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明星社长金红丽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有的名人具备出书的实力，找好角度，可以挖掘出潜在的畅销因素，但有些名人不具备这些因素，无论如何宣传也不能够畅销。…”畅销的名人才是出版社需要的名人。畅销代表着印数，印数等于利益。既然有社会需求，名人又愿意合作，出版社当然要因势利导。
只有名人文化才能造就这皆大欢喜的“你好我也好”局面。
真传伪传
文学有多种体裁，但名人却只对“自传”情有独钟，即便冠之以随笔之名也都是些亲身经历的大事小事，内容不外乎成长（成名）经历、心路历程、爱情、家庭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种。诗歌对文字的功底要求太高，小说需要丰富的想象与虚构能力，散文要文笔优美要抒情要形散神不散，写“他传”名人们个个日理万机，没闲功夫收集资料。所以只有“自传”、“自传体随笔”最合适不过。
如果名人们真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
“自传体文学”作为“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纯粹的文学自传，也包括具有自传成分和亲历因素的作品，但都是从个体经历出发，重在个体经验与感受，体现文学与时代密切关系的作品。
在90年代之前，文学创作还存在着中心与主流，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和“新写实文学”，那时期的自传性作品都是从群体意识出发，立足“为社会代言”。如“伤痕文学”叶辛的《蹉跎岁月》、“反思文学”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进入90年代，自传作品则完全从个人切身感受出发，不论社会、公众和世俗的看法，立足“个人言说”。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海男的《坦言》等。到了80后的自传作品更是不忌隐私“残酷自白”如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
无论是90年代前还是80后，立足“社会”还是立足“个体”，自传体作品的内容都必须准确与真实，既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文字表达生动，从而力求可信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这就要求传主首先必须具备真诚和勇敢，说真话，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更不自讳，既不夸大其辞，也不避重就轻，接受世人的评判。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卢梭在其自传体作品，《忏悔录》里写到“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他让人们不必照顾他身后的名声，把自己的过错与隐私坦诚地公布与众，赤裸裸地站在世人面前，向世人忏悔，让世人评判。这样写出的自传才会震撼人的心灵，才会激励读者，给人启迪，成为人们成长过程中的精神营养。
其次，传主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写作功底和遣词造句的能力。自传虽然不同与诗歌和小说，但也不是记录生活琐事的流水帐，也可以在不损害传记真实性的前提下，运用文学创作手法，对人物、环境、事件、思想活动进行恰当的艺术描写，以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美国聋哑女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海伦。凯勒传》就是这样一部自传体作品。
自传并不好写，它不是加厚的街头小报，火车里打发时间的无聊读物。它还要求传主要有感人的事迹，而不是把诸如初恋、失恋、离婚、再婚、失眠、养宠物等小题大做，或者为了增加卖点而出卖隐私。
纵观以上各点，名人自传是真是伪就有点难说了，但无论真伪都让人失望。他们不是沉溺在自我表现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消极、颓废、虚假、媚俗，就是故作激清澎湃，党啊人民啊地空发感慨；叙述如出一辙，东拼西凑、鸡零狗碎、冗长、苍白，少有对人生理性的思考，更缺乏思辩性和哲理的深化和升华；或者报喜不报忧，只说优点不说缺点，即便说了缺点也是避重就轻，像善于拍马奉承的下属在给上级领导提意见“领导啊！我要给你提意见，你怎么能为了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呢！”尽说些“可爱的缺点”；甚至干脆隐瞒历史、恶意篡改、抵赖，对批评者“优雅”开骂。
你说这样的自传是真是伪？
在这些名人中，许多人无论从年龄、事业、艺术、感悟、才情、人格魅力和文字功底上，都还没到为自己著书立传的时候。“浅薄”与“匮乏”交织着“****”与“利益”，催生下来的是半生不熟的拙劣之果，既耗费了国家的资源，也浪费了读者的时间与金钱。利益的趋势，出版社的出谋划策，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名人们丧失了本该有的自知之明，出书成了时尚与潮流，谁不出书谁就会落伍和丢面子。拙劣之作一出再出，在获得丰厚利益的同时，名人们也把自己和名气一起当成商品捆绑销售了。
不知道下来又该轮到哪位按捺不住寂寞的名人提笔“回忆人生”了。
“结案陈辞”
名人自传，不是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全部，甚至算不算传记文学的范畴还有待商榷，但其夸张、虚假、八卦的准娱乐性，在三方合谋的巨大造势下，已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严肃性和经典性，到了让人担忧的地步。而传记文学界本身存在的“媚俗化、克隆化、快餐化、工具化和不真实”的病症，也严重阻碍了传记文学的发展。
整顿传记文学的市场，避免装帧类似、内容雷同，传主重复。发掘传记人物，扩大传记文学主人公的范围，采取多元化格局。在不夸大、不歪曲的前提下丰富人物个性和历史背景，准确把握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生轨迹，杜绝苍白、失实、重复、程式化的弊病。这一切，都需要出版社、作者、读者三方来共同努力，相互监督。我们期待着传记作家和名人作家们能写出像《萨特传》（波伏娃著）、《真爱让我如此幸福》（安徒生著）、《我的爱我的自由》（邓肯自传）这样描写生动、文笔优美流畅、融世俗与理性为一体，既有亲和力，又有思辩性的传记文学作品，给读者以美好的享受和人生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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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0
揭示中国人历史命运:百年传记文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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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网编者按】传记文学是中国历史和人物命运的剪影。《史记》开创了通过
人物传记来记录历史的方式，以后历朝历代的正史都延袭此体。近百年来，受西学东渐
的影响，传记文学逐步突破政治上流社会的藩篱，走向人文学者、通俗明星和普通人，
纪传方式也从以人纪史发展到揭示人格，展示人物的时代命运与生存境况。
传记文学的魅力
荆轲刺秦王之后，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不知出现过多少义无反顾的刺客，演出过
多少惊心动魄的悲剧，但没有一个比荆轲给人的印象更深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
一去兮不复返”的名句千古流唱，是司马迁的《史记》赋予了荆轲不朽的历史生命。
比司马迁晚二百多年，西方出现了第一位划时代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人们至今想了解
古希腊罗马不能不读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剧《儒力
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丽奥巴特拉》直接取材于这部名人传。法国伟大人文主义者
拉伯雷悉心研究并且刻意模仿名人传的风格。德国伟大的乐圣贝多芬也屡次提到深受这
部名人传的影响。普鲁塔克描绘的古希腊罗马人在历史上活了将近二千年，至今没有变
为化石，仍然散发着生命力。
我们不能不感叹传记文学的魅力。
《史记》：古典传记的最高成就
中国传记文学开山之作当推《史记》。
《史记》开创了以人物纪传替代事件叙述，并通过传人纪事作为书写历史的方式。司马
迁之后，东汉的班固袭用这种“纪传体”，以后历朝历代的正史都延袭此体，一部二十
四史就这样写下来了。用人物传记来记录历史是中国人特有的纪写历史的方式，与西方
完全不同。
司马迁奠定了传记文学的地位。魏晋以前，文学和史学是不分家的。所以鲁迅称赞《史
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文史并举。
司马迁写《史记》的志向很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他真
正留传下来的却是他笔下的人物形象。
一部《史记》写下四千多个各色人物，二三百个主要人物，其中几十个人物活灵活现、
呼之欲出，脍炙人口。多少元代杂剧、清代戏剧、现代话剧都从这些人物形象中汲取灵
感，借用题材。又有多少后代人都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了解《史记》，认识历史。
中国传记文学的衰微与停滞
传记文学古典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很久。《史记》代表了古典传记的最高成就。史称
二十四史“近不如古”、“每况愈下”。“前四史”以后便是长期的衰微和停滞，直到
19世纪末。
因此，中国文学传统中，传记是最薄弱的一环。在这点上，我国两位研究传记文学最著
名的学者胡适和朱东润的观点是一致的 胡适说“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
发达的是传记文学”。朱东润也说：“平心而论，传叙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实为不甚发达
之部门。”
中国文学传统历来以诗为正宗，叙事文学并不发达。汉民族没有产生过自己的史诗，叙
事诗中的精品也不多见。而传记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叙事文学尤其长篇小
说的繁荣是明清以后的事。而且，它是在市民说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新兴的口
语文学，与传统的文人文学是两个系统。传记文学缺少这方面的借鉴和补充。
另外，中国文学在形体方面多简短之作。言简意约，即是上品。诗歌、散文、小说和传
记都是如此。这是传统和特色，但也是局限性，对叙事文学的发展非常不利。用胡适的
话说是“最不幸的事”。
中国现代传记：启蒙运动的产物
中国现代传记，即区别于古典传统模式的现代传记，是本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
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西方传记文学与中国一样，在公元前后出现第一次辉煌的高峰之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停
滞和低潮。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8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代表作《史记》
比西方第一部奠基之作要早200年。而西方第二次高潮的重大成就对中国发生影响也要等
200年之后。
中国传记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交替时期，作出了开创性努力，贡献最大的是戊戌维新运
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胡适。
梁启超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启蒙运动。他的文化活动领域极为广泛，涉及文、史、哲
诸方面传记文学是他极力提倡和努力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传
记作品。
由于梁启超的倡导，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后，传记写作蔚成风气，大量传记发表在
刚刚兴起的白话报刊上，有的传记本身也用白话写作。据晚清文学专家阿英的研究，这
一时期发表的传记作品，传主大多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伟人、民族英雄和中外资产阶级
革命家。中国传记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从传统到晚清发展到了顶点。
美国学者霍理斋这样分析梁启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传记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较
梁启超晚生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亦较梁氏了解。胡适对传记的观念并非如梁氏来自实际
写作的经验，而系基于对西方文学之认识而自理论上加以老虎”确实，梁启超只是在西
方走马看花，而胡适在美国求学苦读，对西方文化自然了解更深。他在康乃尔大学写下
的札记《传记文学》，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的结果，他比较了东西方传记
文学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
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他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东西方传记的长处和短处，强调传记应
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这篇札记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完
整的传记理论。以后五十年间，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篇札记里找
到根据。
胡适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的传记文学理论
和他为传记文学发展所作的呼吁和推动。如果说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
启超开始的，那么是由胡适完成的。他们两人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人的努力，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做了准备。
自传与回忆：中国传记文学的繁荣
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
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
最早写作自传的是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史学家顾颉刚和戏剧家欧阳予倩。郁达夫写过
多种自传，最早的一部是1927年发表的日记体自传《日记九种》。顾颉刚1926年写的《
古史辨自序》是一部学术自传。欧阳予债1929年发表的《自我演戏以来》是舞台生活回
忆。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开始写作自传《我的童年》，之后一发不可收。这
四种最早的自传恰好是传记文学四种不同的门类。
进入30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其中以作家自传或回忆录最有影响。倡导传记文学的
胡适身体力行写出《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传主要是在30年代写的，洋洋洒洒一百多
万字，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多种单行本。而谢冰莹以一部《女兵自传》倾倒了多少热
血青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以“自传丛书”为名推出一批书：《巴金自传》、《钦文自传
》、《庐隐自传》、《资平自传》和《从文自传》等等，一时蔚为壮观。
这时期还有几种非作家的自传值得注意。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
另一位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晚年写的自传二章。这两位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翟秋
白临刑前留下的自白让后人去评说，而陈独秀没写完的自传则让后人惋惜。著名新闻记
者邹韬奋的《经历》和著名出版家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都有着珍贵的价值，
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则“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别
具一格。
自传在古典传记中是所谓杂体传记中的一种，是作品数量最少影响最小的一门，与史传
文学的巨大成就无法比拟。但自传的兴盛则是现代传记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传记发展
的主要成就。
尽管这些著名自传都有鲜明个性和多种色彩，都极力张扬自我，但有一个共同点，如郭
沫若在《我的童年》前言中所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出生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也
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些自传影响重大，是因为通过个人命运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丰富的中国现代史画卷。
他的及时性与现实感，深度与广度是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比拟的。
一般性他传：陷入政治泥潭
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的他传则相形失色。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鲁迅先生的多种回忆录和关于武训的多种传记。
到了40年代，才出现了朱东润。
朱东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用毕生精力认真研究西方传记文学、用现代方法进行写作的
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张居正大传》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作品。这是
一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思想精辟、形象生动的传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接近西
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中国政治黑暗时期，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为寻找政治理想，吴晗写《朱元璋传
》则为了政治批判。发思古之幽情，出于现实之感慨，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
但真理不能多走一步。传记作品的写作首先应当是学术研究和独立的文学创作，而不应
当有意识地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传记文学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仆，就会失去自己独
立的生命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变成“速朽”文学。在这一点上，成功的例子是《张居正
大传》，失败的例子是《朱元璋传》。
当年，比吴晗走得更远的还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和陈伯达的《窃国
大盗袁世凯》。这两本书都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当年曾经是官方指定的政治学习
读物，在史料取舍和学术评价上的片面性则显而易见。
吴晗在30年代曾宣布自己是独立的学者，但他投入政治斗争成为左翼知识分子之后，他
的写作自觉不自觉地为政治所左右。范文澜和陈伯达作为党内知识分子更是公开宣称“
为政治服”。这在革命时期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情有可原，但也留下了“隐患”。
1949年建国后，这个“隐患”公开化了。
1949年建国后，“为政治服务”成为文学包括传记文学的公开口号和最高原则。从1949
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普及性的传记读物大量涌现。这
些作品并不讳言都为了配合党和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几乎所有作品都
是有关方面组织撰写，编辑加工的成分很大，有的索性捉刀代笔。这些作品公式化、概
念化倾向严重，文字毫无特色。即使有关鲁迅的传记也难以幸免。
用这种方法写作有一个成功的例外，那就是《我的前半生》。虽然这部书是奉命之作，
有明显的宣传目的和宣传效用，但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平传奇，而执笔者李文达全身
心地投入其中。因此，它在整体构思和叙述风格上都较成熟，与当时流行的传记不同，
具有个人创作的色彩。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别具一格
被公认为现代中国最渊博的学者陈寅恪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柳如是别传》是最具分量又
独具一格的传记巨著。陈寅恪是在目盲体衰的晚年，以他最后十年最宝贵的时间，呕心
沥血写下了180万字的巨著。朱东润曾经不解陈寅恪何以用如此宝贵的精力为一个妓女立
传。其实，陈寅恪开始写柳如是，也有一种排遣解闷打发时光的意思，但随着写作的进
展，他完全投入其中。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工程，古老的文言格式无法束缚他自由活泼
的思绪，渊博的学识在笺诗证史的考据中如鱼得水，在对柳如是的喜怒哀乐作传神的描
述中，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生命的律动和呼吸的起伏。
《柳如是别传》同一般的传记和学术传记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笺诗证史，主要方法
是考证，他几乎做到传中无一字无来历，而传记的内容涉猎极广。有学者这样评价：“
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
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
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
化痛史。”这段话说出了这部书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陈寅恪的可贵可敬在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这在当
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少见。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所写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
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自知晚年倾注全
力的著作出版无日，写作风格更为自由。他给中国传记文学史留下这部独一无二的甚至
后人难以企及的巨著，在那个年代只能是个“异数”。
“文革”：传记文学的空白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已经开始“神化”毛泽东，那么，到“文化大革命”
中则变本加厉，登峰造极，全民族投入一个疯狂的“造神”运动。
“文革”初期，红卫兵们撰写的各种有关宣传毛泽东的小册子如雨后春笋，发行量之大
和传布之广可以与“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媲美。
值得反思的是，这样的宣传品并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整个民族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觉
不自觉地参加了创作和传布，并且长达十年之久。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个奇特的时期。是一个空白。
说空白，是说那个年代一场浩劫，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但那只是就官方文学而言。任何时代，除了官方文学还有民间文学。在文化专制的年代
，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还在民间。
其实，历史不会空白。在历史长河中，浮在表面的是泡沫，沉在底下的才是珍珠。但发
现珍珠需要时间，还需要条件。
“文革”结束已经20年了，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记录“文革”中
的经历和史实，可以称作传记文学的作品，唯有一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对“文化
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回忆和追记，人们已经写得很多很多。但这些毕竟是事后的评
说。因为时过境迁，人们的记忆和叙述往往会与事实真相发生难免的差距。由于主客观
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需要，有些回忆和叙述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缩小某些方面
。更有甚者，有些所谓的传记和纪实文学，把历史真相搅得模糊不清。因此，当事人的
原始记录就显得特别珍贵和极其难觅。
偌大中国，不会只有一位陈白尘。我们已经看到有价值的珍珠正在慢慢浮现。比如廖沫
沙的《瓮中杂俎》和邵燕祥的《人生败笔》。这两部书还只是传记的素材或雏形，但有
着极珍贵的“文革”史料价值。
还有《彭德怀自述》和《徐懋庸回忆录》也是“文革”中写的，他们不是正常的写作，
而是在有关部门威逼下写的所谓“罪行交待”。由于他们的真诚坦白和文学修养，这种
特殊形态的文字也就质变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
与彭德怀和徐懋庸一样，有多少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在那个年代被迫写下多少
痛苦的“交代”。这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形态的文字还有大量的尚未发掘，也没
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发掘整理出来，那么对当代史和现代传记研究都将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口述历史：港台、海外传记文学的亮点
当传记文学在大陆徘徊时，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品50年代初，中国
革命胜利后，国民党中的大批达官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李宗仁、孔祥熙、陈立
夫、胡适、顾维钧等，哥伦比亚大学具有远见卓识，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组建了一个研究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民国史专家的唐德刚。
经唐德刚之手完成的有著名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还有他和三位学
者共同完成的长达六百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口述历史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就采用了不少这种口述历史的材料 近代
著名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李秀成自述》。据说李秀成被捕后，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
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边讲一边写，才有了这篇自述。
大陆当代最成功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溥仪口述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所用
的方法已接近美国学者列文斯首创的西方口述历史方法，只是没用录音机。
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行口述历史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是从唐德
刚开始的。以后大陆才有模仿者。
1979年后：传记文学走向大众化时代
中国传记文学再度走向高潮是在1979年以后。
正如20世纪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传记文学三四十年代的高潮做了准
备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近百年传记文学的第二
次高潮。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和积累、挫折和反复、思考和等待，传记文学积蓄已久的
能量一朝释放，喷薄而出，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
勃之势。
这时期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和视野之广是空前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名
人几乎都有一本或几本传记，过去不为人注意或有争议人物的传记，过去已有定论的功
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对近百年历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达到的深度
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传记文学的作者已从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扩大到政界经济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文
艺娱乐体育行业的明星，乃至普通的知识青年。明星自传的热销打破了传记文学的崇高
感和神秘感，几乎使每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跻身于传记文学的创
作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之列。传记文学的发行量之大为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甚至压倒
了畅销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宠儿。
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时期。
作家学者传记：思想解放的力量
这一时期传记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作家们写的自传和回忆录。
1949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总是首当其冲。“文革”结束后他
们得到平反，一些幸存者开始撰写回忆录。而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们是最热烈的响应者
、参加者和鼓吹者，正是理论界、新闻界和文学界的联手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才出现如
此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气象。
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使作家们真正放开了手中的笔，把反思的触角伸入到过去无法触及
的领域，或者披露历史真相，或者重新评价历史。
开风气之先的是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由于他在“文革”中已开始酝酿，写得比较
早，所以还有种种顾忌，但还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文化史资料。
丁玲关于翟秋白的回忆是她晚年最重要的文字，还没有人像她这样深刻细腻而又生动地
描绘过翟秋白。如果丁玲晚年不去续写长篇小说而是写完她的回忆录，她晚年的写作会
有价值得多。
胡风出狱后，有关方面于1980年，1985年和1988年三次为他重新平反，可见他问题的复
杂和平反的艰难。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涉及许多敏感的问题。可惜他受到的摧残太重，身
体太差，晚年写出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所幸他的夫人梅志在他去世之后，以坚强的毅
力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胡风传》。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在30年代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这桩
历史公案在“文革”中被江青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而夏衍因此被投入秦城监
狱。
韦君宜在半身不遂之后写出的名为小说实为自传的作品《露沙的路》，把反思的笔触伸
到了延安时期。她与在她之前发表的几篇关于王实味的传记一样描述了延安这段历史中
过去不为人知的侧面，试图探索某些历史的因果。
学术传记中有两部最值得注意：一部是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一部是陆键东的《陈
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升年谱》和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最有
价值的两部年谱。后者是在完成50年后才首次印行。
思想解放先驱者顾准的《顾准日记》和学者吴宓的多卷本《吴宓日记》，都是后人花极
大努力整理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史资料，顾准的文字开始发表时还困难重重，先海外后大
陆，但思想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
领袖传记：传记文学的热点
领袖传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一个热点。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历史的重重帷幕渐渐拉开，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重新开始评
价，一些人头上的神圣光环开始消失，一些“牛鬼蛇神”开始恢复本来面目。人们要求
了解自己的领袖人物的真实面貌，实际上也是了解自己走过的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强
烈愿望，是领袖传记热的真正背景。
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几乎是全民族的愿望。在8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热中，已经出版
了几十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评传、回忆录和资料集。这些作品在毛泽东走下神坛成为
一个普通人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显然还没有一位大手笔表现出中国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表现出毛泽东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部作品超过30年
代后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述》、据说，“文革
”初旅美学者许芥星教授访问周恩来时，表示想写一部周恩来传。周恩来拒绝说：“我
们共产党人只有党的传记，从不强调个人的传记。”好像周恩来对韩素音也说过类似的
话。在当时特殊年代，根据周恩来的性格，这样回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多少透露
了一点周恩来对个人传记的看法。到周恩来诞生百年纪念日之前，也已经出版了大量关
于周恩来的传记、评传和回忆录，除了一些比较精彩感人的片断和短篇回忆外，几乎还
没有一部传记表现出周恩来性格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邓小平生前身后已出版了多种传记，尤其以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最有影响。毛
毛虽以女儿身份来写父亲，但这部书基本上还是“官传”，可能因为上卷所写的事件作
者还没感性认识。人们期待着毛毛的下卷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邓小平几乎所有共和国元帅
和老将军们，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回忆录或者传记。这些回忆录或传记都由写作小
组来完成，这样的写作有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作品只有史料价值，而无文学价
值。有的甚至连史料价值也很难说。
在所有这些回忆录中，唯一的例外是《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没有写作小组为他代笔，
而是在人身失去自由的特殊情况下一笔一划自己写下来的。也唯有《彭德怀自述》没有
丝毫的矫饰，而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这部自述真实的力量与凛然正气震撼人心。
明星传记：传记文学进一步大众化
把传记文学推向最广大的读者，并在他们中间引起交流和共鸣。在80年代是领袖传记，
在90年代则是明星传记。
明星传记开风气之先的是刘晓庆。还在1985年，她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我的路》
引起轩然大波。刘晓庆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当时的“理论权威”，批判
她“宣扬个人主义，自我奋斗”，要有关党组织教育帮助她。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化界
和一部分读者对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明星写自传颇为非议。
中国历来有“盖棺论定”的传统，过去写自传的大多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
也要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才开始回顾一生。其实，仔细想想，30年代，巴金、郁达夫、沈
从文、谢冰莹、顾颉刚和胡适等人写自传时也是才刚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巴金、郁达夫
、沈从文和谢冰莹写自传时不到30岁或刚过30岁，比刘晓庆还年轻。顾颉刚写学术自传
时才33岁，胡适名望最大也年龄最大，不过40岁。现在论资排辈还属于“青年干部”。
正因为打破定规，30年代才有了蓬勃的生机。
刘晓庆写《我的路》是需要足够勇气的。尽管这部自传写得还很粗糙和稚嫩，但她的出
现打破了自传属于政治家和文学家专利的观念，开创了为当代人和普通人立传的先例。
十年后，明星传记蔚然成风。大多数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都已经出了书或将要出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册，远远超过作家传记和纯文学
书籍。但不过两三年这些通俗传记便已到了泛滥成灾，每况愈下的地步。
与明星传记相映成趣的是大量的企业家传记。与明星传记不同的是企业家传记，由企业
家雇人捉刀，这些传记的印数很少，读者更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大批地“制造”出来
。
那些轻率地写作和靠“合理的想象”编织出来的传记最大的问题是失真。真实性已经是
这些通俗传记最可怕的缺陷。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可以写传记出传记，这是一个传记大
众化的时代。
人物传记：时代的文学
这是时代的进步。但进步的代价是传记失去了文学。
其实，传记文学是应当描写普通人的。
一位真正伟大的传记作家并不只是使历史名人留传下去，而是要让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
物获得不朽的历史生命。就像达·芬奇画笔下的蒙娜丽莎，这位平凡的女性比任何一位
帝王将相更具不朽的历史生命。
为普通人立传必须要有大手笔，就像画蒙娜丽莎必须达·芬奇。
时代呼唤大手笔。时代需要大作品。
大手笔和大作品不是自封的，不是培养的，也不是某种工程可以“制造”的。他只能自
然天成。
一个大手笔的出现有许多偶然性，但一批大手笔的出现一定有必然性，那就是要有适合
他们生成的气氛和土壤。
大手笔需要大时代。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1
“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
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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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清晰记得十几年前在太原高增德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完整台湾《传记文学》合订本时的情景，可以说是亦喜亦惊；喜的是台湾传记文学的丰富和水准，达到了很高程度；惊的是如此规模的学术建设，竟是私人出版机构完成的。把这些杂志合订本细细看过后，当时也曾起过建议内地出版社设法引进的动议，但没有一次成功。这
次看到成批引进的内地版《传记文学》杂志社的部分产品，感到这实在是对学术界和读者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虽然目前引进的几种传记，多数作过删节，甚至删节较多，但在目前情况，这样的处理，读者会非常理解。
传记文学的发达水平，实质是一个地方开放程度的体现，严格说来，传记文学的繁荣建立在开放这个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中史传文学的发达程度，其实和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相关，所谓“董狐之笔”，这是良史产生的基本条件。
台湾《传记文学》追求的理想，就“传记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重在“传记”，所谓“文学”只是对“传记”文笔的一种要求。我个人理解，台湾《传记文学》的传统中，是“传记”第一，“文学”第二，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依赖前者存在。这种“传记文学”观念和中国内地流行的“传记文学”明显不同，从学科角度观察，台湾《传记文学》在史学领域，而内地的“传记文学”一般放在文学领域判断比较恰当。台湾《传记文学》类同于中国内地的“文史资料”，虽然因为两地政治制度的差异，在总体上体现出的风格还不同，但在史学层面，它们是一个类型的史料。当年唐德刚评价办《传记文学》杂志的刘绍唐时曾说，内地编辑的政协“文史资料”就相当于台湾的《传记文学》，这个评价大体是不错的。
“文史资料”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目前还没有人特别加以研究，其实它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了“民国历史”，在当时历史处境中的回忆者虽然可能因环境限制，在真实程度上不好和台湾《传记文学》对等比较，但两种史料互相比较阅读已成为“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个以政治任务形式完成的学术工作，由于它的系统和连续性，事实上成为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学术工作。而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当年就把“文史资料”作为了解历史真相的一个主要方向，原来《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在他的回忆中就反复强调过“文史资料”对他的影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今天还作为研究和一般阅读的书很少，但“文史资料”是少有的例外，在这一点上，它和台湾《传记文学》获得了同样的命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4月，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在一次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周恩来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较大的时期，对这一段特殊时期，周恩来给政协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征集文史资料。“文史资料”的编辑，不同于党史、国史和地方史，它是通过统一战线和政协渠道，征集和出版“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提供别人不太重视或不大了解的许多内容，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周恩来提出，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完整地记载下来。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当时“文史资料”的主要撰写者，是各地的政协委员。那时的政协委员，大多是中国各界名流、社会贤达，他们当中既有军政界的名人，也有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很多人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些人更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而写作的回忆文章，可以匡正传统正史的缺失和谬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政协“文史资料”的出版，不但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在外国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欧洲的著名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中，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料。政协“文史资料”比台湾《传记文学》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它的广度，现在县级以上的政协都编辑出版有“文史资料”，行政级别越靠上越完善。省级以上的政协“文史资料”都比较成系统具规模，而县级“文史资料”，因为靠近地方，有些情况为外人所不知，不能不给予特别注意。资料使用的一个原则是，越靠近研究对象的史料，一般说来也越丰富越比较可靠。现在因为有了李永璞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全46卷，附总目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研究者可方便使用“文史资料”，台湾有《传记文学》，内地有“文史资料”，这是史学界可以引为自豪的一件事。
无论《传记文学》还是“文史资料”，都非常注重人物传记的选择，就这个问题的一般阅读感受而言，我以为《传记文学》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我想这也是黄山书社乐于引进“传记文学丛书”的一个理由，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眼光，我认同他们的选择。从个人阅读感受来说，我判断传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原则是：
一、先西后东，先旧后新。这里的“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所以可以把香港和台湾包括进来。同样的传记，我要先读西方的，先读1949年前的。
二、自传尤先，他传靠后。自传虽然也常有不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地位不应当动摇，因为自传是我们了解传主生平的原始起点，应给予特别重视。族谱、碑传一类史料的源头一般也离不开自传。不是说自传完全可靠，而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同时人做的传记尤先，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三、第一本传记尤先，此后的传记靠后。因为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第一本传记一般都很短，越写越长是传记发展的基本特点，有史料扩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简单史料放大的爱好，我的阅读经验是关注第一本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对比，大体可以了解史料扩展的脉络。当然这不是说中间的所有传记都没有价值，而是从史料来源角度判断传记的完成过程，大体说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越往后越容易。
台湾《传记文学》传统中明显优于我们的地方，是其对口述历史和自传非常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基本追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内地版“传记文学”丛书先行引进的几本传记中，以自传为首选的缘故。
《传记文学》2008年第六期
“传记文学”：为历史存资料 替文学开新路
本报记者 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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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闲话台大四十年》等四种装帧素朴、开本适中的传记图书悄然现身内地图书市场，封面上竖排繁体“传记文学”字样仿佛印鉴，很多内地历史学者（尤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看到出自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之手的这四字，自然会想到在内地、台湾乃至世界范围民国史研究界以权威、丰富、详实的民国史资料闻名的台
湾《传记文学》杂志。由花生文库策划并在内地推出的“传记文学丛书”（黄山书社出版）即源自这份杂志及相关图书，截止目前该丛书已问世五种，8月还将有三种出版，内地历史研究者及更多普通读者可借此感受《传记文学》的魅力。
这份由近现代史学者刘绍唐于1962年在台湾创办的杂志，45年来已出刊554期，加之其副产品——“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共250种，足够摆满一整书架，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化内涵被誉为“民国史长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纪念《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传记文学》，则治民国史者，光靠些‘官方资料’和少许鸡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则将来的民国史又可写出些什么东西来，这是不难想象的。”实为对这份杂志的价值中肯的评价。
据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成露茜社长介绍，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带给知识分子更大的表达空间，以“严肃的态度与轻松隽永的笔调”为写作标准及“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为主张自我期许的《传记文学》那时诞生可谓水到渠成。
中国人少有写自传的传统，成露茜认为，一是“为贤者所讳”，自己写自己纵然忠实也怕有自炫之嫌，二是“为智者所讳”，写自己难免要涉及同时代的人，易惹纠纷，“有了以上顾虑，许多人觉得不写也罢，因此造成历史上的许多空白。自己生前不肯写，死后别人写不像，这真是重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传记文学》的出现对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办一份持续不断而作风正派的传记文学刊物，来纠正若干不合时宜的观念，推动与扩大传记文学写作的影响，这正是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的初衷。创办伊始，《传记文学》遵循着“以轻松隽永之文学笔法写严肃之真人真事”的选稿标准，可读性与史料性的一致令其在台湾不仅为历史研究者所看重，也为众多普通读者所喜欢。陶希圣、梁实秋、赵元任、唐德刚、柏杨、余英时等作者从另一侧面凸现该杂志的水准，保持每期杂志内容品质的同时，由此衍生的“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也在1964年问世，首本“丛书”为刘绍唐亲自编写的《什么是传记文学》，首本“丛刊”则为王云五的《谈往事》。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主编、花生文库总经理王瑞智是2004年考虑引进出版《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只做几本难成规模，于是向成露茜表示，“希望通过丛书的形式在内地把《传记文学》的理念反映出来，延伸这一图书品牌在内地的影响”。“我就像跑马圈地一样，和《传记文学》签了将近50本书，还争取到从《传记文学》杂志中选编一些未曾结集出版的内容。”创刊至今，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及其相关图书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如何选择，选择什么就成为王瑞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选书的标准，一个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个是传记涉及的人物是否为内地读者所熟悉，文本是否好看。有些作者虽然内地读者未必熟悉，但有必要了解，且书中内容很有趣，我们也会选择，比如叶曙的《闲话台大四十年》。”
由于某些原因，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势必要对台湾《传记文学》及其图书的原有内容加以适度删节，对此王瑞智表示，“书中内容的调整和删节都会和成露茜沟通，已经出版的五本，内容删节都不大，但会对读者说明，如《问学谏往录》的‘出版说明’中就提到这一点”。整本书引进之外，花生文库方面还对《传记文学》未结集部分精挑细选编辑成书，比如已经出版的《我与故宫五十年》就是王瑞智根据当年那志良在《传记文学》上的连载内容编选而成，该书推出后深受内地读者认可。花生文库非常看重“传记文学丛书”在内地的品牌积累，王瑞智不仅对选题内容严格把关，还邀请知名装帧设计师翁涌为丛书量身定做风格独具的“外衣”：纯白封面，鲜红“传记文学”Logo，书名首字繁体图案横跨封面、书脊和封底。这些都是为了从内容到形式被更多内地读者所熟识，进而促进这套丛书的口碑和市场反响。
《传记文学》虽然保持着上佳的史料、学术品质，但毕竟有面向市场的商业性，思考“读者想看什么样的文章及文章的内容和表现”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成露茜告诉记者，“有剧情张力的文章受编辑偏爱，而剧情张力在内容的呈现往往偏向文中人物的逸闻趣事、回忆感想及生活细节的丰富描述”。这些内容成为《传记文学》的文本特色，令大量近现代中国史的学术文章以其为史料来源，也影响了《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文化特色。“原本为读者着想的商业考虑，不料意外成为重要的史料特色。”成露茜欣慰地表示。她特别回忆起自2000年任《传记文学》社长以来所出图书较为畅销的有女作家孟瑶的《中国小说史》、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等，“另外，推出的两本新书《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让‘传记文学’展现出更多的出版活力。”记者从花生文库了解到，《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将由黄山书社于近期推出。
时过境迁，今天的时代背景与读者需求较《传记文学》初创时已有很大不同，王瑞智分析，当下台湾和内地读者对这类文本的态度并不相同，“两岸的读者情况有些时空置换的感觉，台湾读者现在对‘传记文学’这样的内容渐趋降温，而内地读者近年来对此的热情反而温度升高，这也是我们引进推出这些图书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传记文学》现在面临的难题不只是读者群的换代，作者的日益减少也是个问题，“《传记文学》的作者一大半都是当年从内地去台湾的，其中很多都曾是政治、文化、学术界的名人，他们经历丰富，文笔生动，但这些人陆续离世，他们的后代也大多移民国外”。成露茜并不否认这一点，“面对老读者的期许、新读者的需求，设定传主的对象除了在传统的党政军以外，增加文化、专业认识及为台湾贡献心力、留下纪录的各式人等，对这部分历史补白，将《传记文学》数字在线化等，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已出和8月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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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已出
《我与故宫五十年》，那志良著，2008年1月第一版，20.00元
历经故宫博物院成立、部分故宫国宝迁赴台湾、台北故
宫博物院成立的那志良在书中所叙，展示了故宫文物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命运起伏。由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三十六卷第四期起第三十八卷第六期止连载的那志良关于故宫的文字结集而成。
《问学谏往录》，萧公权著，2008年1月第一版，20.00元
政治学者萧公权从家庭婚姻、治学门径、人格修养等方面，在书中追述其一生求学、教学经历，反映大半个世纪的学界风云与时代风貌。原书1972年1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杨亮功著，2008年1月第一版，22.00元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反映了杨亮功所在年代学术思想的智慧之火，是中国早期教育蜕变的珍贵史料，原本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五四》则是记载五四运动的最早出版物（1919年9月出版），依据的原本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改版。
《闲话台大四十年》，叶曙著，2008年1月第一版，16.00元
“台湾病理学”之父叶曙娓娓道来的“台大外史”中可见胡适、傅斯年等名教授风采，记述当年台大的知识群体活动，既是对台湾大学学术体制的介绍与剖析，也是对校园神韵与人文情怀的怀念。原书1989年2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
《王映霞自传》，王映霞著，2008年3月第一版，26.00元
这本自传对王映霞与郁达夫的爱情纠葛、民国生活有生动写照，书中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如胡适、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人的交往与介绍，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该书依据的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版本。
8月将出
《在中国二十五年》，[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著
《留美杂忆》，钱存训著
《跃登百老汇》，黎锦扬著
本页位置： 中华读书报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7月9日
读《传记文学》琐记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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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传记文学》的最早结缘，大概是在十六七年前上大学的时候。90年代初期很流行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我喜欢唐德刚描述的那个在潦倒中不失可爱本色的胡适，也喜欢他半文半白，俏皮而不失幽默感的文风，顺便也就知道了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丛刊，因为我们读的内地版就是从那里引进的。可惜的是，那次阅
读唐德刚，并没有把我引入进一步阅读《传记文学》的大门。
后来上研究生，对有关清华的学人感兴趣，断断续续又与《传记文学》续上了缘，记得曾在杂志上看过连载的《蒋廷黻回忆录》，读过丛刊中梁实秋的《谈闻一多》，复印阅读了有关潘光旦的多篇回忆文章。
如此又是几年过去了，1997年底学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传记文学》丛刊中的萧公权的回忆录《问学谏往录》，我很快购得一册。那时的学术敏感度还不高，没有能力从中捕捉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但对书中讲的一个观点倒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意是说，萧先生认为，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固然不错，但在假设和求证之前应该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没有这个阶段，可能提不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还要回过头来向“放眼”看过的，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自己为什么对这一点印象独深？大约是胡适的话太有名，常有人“说道”它，批判的有，辩护的也有，萧先生的观点看来比较周全，说出了一个有经验的学者的肺腑之言吧。
后来读到余英时先生的一本书，他说五四时期并不是所有大家庭的子女都被名教纲常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人人都非反叛不可，激烈反对家庭言论者的思想言论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个人的遭遇；没有同样遭遇的人的看法则不同。他举的例子是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里谈到的经历：萧父母双亡，在一个旧式的开明家庭下长大成人，颇受益于早期的家庭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基础上，他认为五四健将攻击中国旧家庭有点偏激。余先生的结论是：“由于只有受了委屈的人才会呐喊，而没有苦痛经验的人则保持缄默，所以在‘五四’时我们往往只听到前者的声音。”在深佩余先生的洞察力之余，又不免有些懊恼，自己明明是看过萧书的，五四时期《新潮》杂志上那些痛骂“家庭万恶”的文章也看过，但自己居然储存了这么多原料，没有凝结成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这也是“学而不思则罔”吧。
1997年夏天，我应约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史家随笔”丛书选编过傅斯年卷，名为《出入史门》，在选文前面我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前言”，后来蒙好多熟人抬举，说是写得有点文采。其实我自己也还是有遗憾的——就在我交稿后的几个月，我又查阅到《蒋廷黻回忆录》，看到一段话：“《独立评论》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为《独立评论》花了许多时间撰稿。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旦撰写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似的。”同是历史学家的蒋廷黻，对傅斯年的时论说了这么中肯的评论，引到我的文章里不是很有说服力吗？至少要比我这个后来人高谈阔论强得多了。
转眼又是多年，直到今年春节时读唐德刚的《书缘与人缘》，其中有一篇为《传记文学》杂志创刊20周年写的《“以一人而敌一国”》，读后才深刻地领会到《传记文学》的价值，才在观念上把《传记文学》与内地的文史资料选辑联系起来。这篇文章也许是谈《传记文学》史料价值最准确、最深入的一篇，此前我不能说对它所说的观点毫无认识，但无疑是比较模糊的。这些年我对《传记文学》浅尝辄止，追根溯源，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识的不深刻，如果早些年读到唐文，可能我的阅读史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我甚至发愿抽出半年时间通读《传记文学》与文史资料选辑，即为唐先生大文所刺激而成。
就在读这篇文章之后不久，我就有了一个验证它的机会。今年春天我重读了一遍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对有一段话很感兴趣，说的是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听当时名重一时的哲学家杜威演讲，杜公实在不擅此道，“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我想听众当中定有不少人同我一样，听得十分吃力”。读后不禁联想到1962年潘光旦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一篇回忆，潘写的是杜威五四时期在清华的五次演讲：“……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潘文写作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文风中往往多自我批评，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物、思想、制度等多轻蔑之辞，多年前我颇怀疑对杜威的描述是否有点过甚其词，读了萧公权的叙述，这个疑问顿时焕然冰释了。杜威五四时期在中国呆了两年，借助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一大批有名的中国弟子的风头，到处演讲，后集成《杜威五大演讲》出版。前人往往盛赞杜氏演讲的影响力如何巨大，实用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如何风光，这大概是单纯从文字表达上看杜威，如果把他演讲的效果因素也考虑进去，或许就更全面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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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2
中国近百年来的传记文学简史(人教版必修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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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萧关鸿编的《中国百年传记经典》（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记文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古典传记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风貌。此书旨在介绍这一时期的兴盛风貌，从近百年的传记作品中选择了42篇具有代表性的传记，分为4卷。每篇传记都加了注解，对传记的作者、传主以及传记文本都作了评介，可供读者参考。
这里节选的是书的序言。这篇序言可以当做中国近百年的传记文学简史来阅读。从梁启超、胡适等人对现代传记的提倡和写作，到20、30年代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到40年代具有浓厚政治寓意的传记写作，到解放以后传记文学取得的成就，还有海外的“口述历史计划”等等，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在文中都被描绘得非常清晰。通过这篇序言的阅读，既可以对近百年中国传记获得现代转型以后的成果有所了解，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优秀的传记文本来阅读。
中国现代传记，即区别于古典传统模式的现代传记，是本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西方传记文学与中国一样，在公元前后出现第一次辉煌的高峰之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停滞和低潮。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8世纪。
中国传记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代表作《史记》比西方第一部奠基之作要早200年。而西方第二次高潮的重大成就对中国发生影响也要等200年之后。
中国传记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交替时期，作出了开创性努力，贡献最大的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
梁启超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启蒙运动。他的文化活动领域极为广泛，涉及文、史、哲诸方面，传记文学是他极力提倡和努力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传记作品。
由于梁启超的倡导，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后，传记写作蔚成风气，大量传记发表在刚刚兴起的白话报刊上，有的传记本身也用白话写作。据晚清文学专家阿英的研究，这一时期发表的传记作品，传主大多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伟人、民族英雄和中外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传记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从传统到晚清发展到了顶点。
美国学者霍理斋这样分析梁启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传记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较梁启超晚生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亦较梁氏了解。胡适对传记的观念并非如梁氏来自实际写作的经验，而系基于对西方文学之认识而自理论上加以考虑。”
确实，梁启超只是在西方走马看花，而胡适在美国求学苦读，对西方文化自然了解更深。他在康奈尔大学写下的札记《传记文学》，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的结果，他比较了东西方传记文学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他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东西方传记的长处和短处，强调传记应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这篇札记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传记理论。以后50年间，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篇札记里找到根据。
胡适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和他为传记文学发展所作的呼吁和推动。如果说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那么是由胡适完成的。他们两人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人的努力，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做了准备。
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
最早写作自传的是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史学家顾颉刚和戏剧家欧阳予倩。郁达夫写过多种自传，最早的一部是1927年发表的日记体自传《日记九种》。顾颉刚1926年写的《古史辨自序》是一部学术自传。欧阳予倩1929年发表的《自我演戏以来》是舞台生活回忆。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开始写作自传《我的童年》，之后一发不可收。这四种最早的自传恰好是传记文学四种不同的门类。
进入30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其中以作家自传或回忆录最有影响。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身体力行写出《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传主要是在30年代写的，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多种单行本。而谢冰莹以一部《女兵自传》倾倒了多少热血青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以“自传丛书”为名推出一批书：《巴金自传》《钦文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和《从文自传》等等，一时蔚为壮观。
这时期还有几种非作家的自传值得注意。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另一位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晚年写的自传二章。这两位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瞿秋白临刑前留下的自白让后人去评说，而陈独秀没写完的自传则让后人惋惜。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的《经历》和著名出版家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都有着珍贵的价值，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则“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别具一格。
自传在古典传记中是所谓杂体传记中的一种，是作品数量最少影响最小的一门，与史传文学的巨大成就无法比拟。但自传的兴盛则是现代传记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传记发展的主要成就。
尽管这些著名自传都有鲜明个性和多种色彩，都极力张扬自我，但有一个共同点，如郭沫若在《我的童年》前言中所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出生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些自传影响重大，是因为通过个人命运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丰富的中国现代史画卷。它的及时性与现实感，深度与广度是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比拟的。
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的他传则相形失色。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鲁迅先生的多种回忆录和关于武训的多种传记。
到了40年代，才出现了朱东润。
朱东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用毕生精力认真研究西方传记文学、用现代方法进行写作的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
《张居正大传》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作品。这是一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思想精辟、形象生动的传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接近西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中国政治黑暗时期，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为寻找政治理想，吴晗写《朱元璋传》则为了政治批判。发思古之幽情，出于现实之感慨，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
但真理不能多走一步。传记作品的写作首先应当是学术研究和独立的文学创作，而不应当有意识地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传记文学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仆，就会失去自己独立的生命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变成“速朽”文学。在这一点上，成功的例子是《张居正大传》，失败的例子是《朱元璋传》。
当年，比吴晗走得更远的还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和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两本书都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当年曾经是官方指定的政治学习读物，在史料取舍和学术评价上的片面性则显而易见。
1949年建国后，“为政治服务”成为文学包括传记文学的公开口号和最高原则。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有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普及性的传记读物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并不讳言都为了配合党和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有关方面组织撰写，编辑加工的成分很大，有的索性捉刀代笔。这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重，文字毫无特色。即使有关鲁迅的传记也难以幸免。
用这种方法写作有一个成功的例外，那就是《我的前半生》。虽然这部书是奉命之作，有明显的宣传目的和宣传效用，但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平传奇，而执笔者李文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此，它在整体构思和叙述风格上都较成熟，与当时流行的传记不同，具有个人创作的色彩。
被公认为现代中国最渊博的学者陈寅恪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柳如是别传》是最具分量又独具一格的传记巨著。
陈寅恪是在目盲体衰的晚年，以他最后十年最宝贵的时间，呕心沥血写下了180万字的巨著。朱东润曾经不解陈寅恪何以用如此宝贵的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其实，陈寅恪开始写柳如是，也有一种排遣解闷打发时光的意思，但随着写作的进展，他完全投入其中。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工程，古老的文言格式无法束缚他自由活泼的思绪，渊博的学识在笺诗证史的考据中如鱼得水，在对柳如是的喜怒哀乐作传神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生命的律动和呼吸的起伏。
《柳如是别传》同一般的传记和学术传记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笺诗证史，主要方法是考证，他几乎做到传中无一字无来历，而传记的内容涉猎极广。有学者这样评价：“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这段话说出了这部书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陈寅恪的可贵可敬在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少见。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所写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自知晚年倾注全力的著作出版无日，写作风格更为自由。他给中国传记文学史留下这部独一无二的甚至后人难以企及的巨著，在那个年代只能是个“异数”。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个奇特的时期。是一个空白。
说空白，是说那个年代一场浩劫，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结束已经20年了，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记录“文革”中的经历和史实，可以称作传记文学的作品，惟有一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回忆和追记，人们已经写得很多很多。但这些毕竟是事后的评说。因为时过境迁，人们的记忆和叙述难免会与事实真相发生差距。由于主客观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需要，有些回忆和叙述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缩小某些方面。更有甚者，有些所谓的传记和纪实文学，把历史真相搅得模糊不清。因此，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就显得特别珍贵和极其难觅。
偌大中国，不会只有一位陈白尘。我们已经看到有价值的珍珠正在慢慢浮现。比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和邵燕祥的《人生败笔》。这两部书还只是传记的素材或雏形，但有着极珍贵的“文革”史料价值。
还有《彭德怀自述》和《徐懋庸回忆录》也是“文革”中写的，他们不是正常的写作，而是在有关部门威逼下写的所谓“罪行交代”。由于他们的真诚坦白和文学修养，这种特殊形态的文字也就质变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
与彭德怀和徐懋庸一样，有多少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在那个年代被迫写下多少痛苦的“交代”。这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形态的文字还有大量的尚未发掘，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发掘整理出来，那么对当代史和现代传记研究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传记文学在大陆徘徊时，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品。
50年代初，中国革命胜利后，国民党中的大批达官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胡适、顾维钧等，哥伦比亚大学具有远见卓识，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组建了一个研究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民国史专家的唐德刚。
经唐德刚之手完成的有著名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还有他和三位学者共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口述历史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就采用了不少这种口述历史的材料。近代著名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李秀成自述》。据说李秀成被捕后，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边讲一边写，才有了这篇自述。
大陆当代最成功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溥仪口述、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所用的方法已接近美国学者列文斯首创的西方口述历史方法，只是没用录音机。
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行口述历史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是从唐德刚开始的。以后大陆才有模仿者。
中国传记文学再度走向高潮是在1979年以后。
正如20世纪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传记文学三四十年代的高潮做了准备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近百年传记文学的第二次高潮。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和积累、挫折和反复、思考和等待，传记文学积蓄已久的能量一朝释放，喷薄而出，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
这时期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和视野之广是空前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名人几乎都有一本或几本传记，过去不为人注意或有争议人物的传记，过去已有定论的功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对近百年历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达到的深度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传记文学的作者已从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扩大到政界经济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文艺娱乐体育行业的明星，乃至普通的知识青年。明星自传的热销打破了传记文学的崇高感和神秘感，几乎使每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跻身于传记文学的创作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之列。传记文学的发行量之大为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甚至压倒了畅销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宠儿。
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传记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作家们写的自传和回忆录。
1949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总是首当其冲。“文革”结束后他们得到平反，一些幸存者开始撰写回忆录。而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们是最热烈的响应者、参加者和鼓吹者，正是理论界、新闻界和文学界的联手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才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气象。
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使作家们真正放开了手中的笔，把反思的触角伸入到过去无法触及的领域，或者披露历史真相，或者重新评价历史。
开风气之先的是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由于他在“文革”中已开始酝酿，写得比较早，所以还有种种顾忌，但还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文化史资料。
丁玲关于瞿秋白的回忆是她晚年最重要的文字，还没有人像她这样深刻细腻而又生动地描绘过瞿秋白。如果丁玲晚年不去续写长篇小说而是写完她的回忆录，她晚年的写作会有价值得多。
胡风出狱后，有关方面于1980年、1985年和1988年三次为他重新平反，可见他问题的复杂和平反的艰难。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涉及许多敏感的问题。可惜他受到的摧残太重，身体太差，晚年写出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所幸他的夫人梅志在他去世之后，以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胡风传》。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在30年代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这桩历史公案在“文革”中被江青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而夏衍因此被投入秦城监狱。
韦君宜在半身不遂之后写出的名为小说实为自传的作品《露沙的路》，把反思的笔触伸到了延安时期。她与在她之前发表的几篇关于王实味的传记一样描述了延安这段历史中过去不为人知的侧面，试图探索某些历史的因果。
学术传记中有两部最值得注意：一部是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一部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谱》和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最有价值的两部年谱。后者是在完成50年后才首次印行。
思想解放先驱者顾准的《顾准日记》和学者吴宓的多卷本《吴宓日记》，都是后人花极大努力整理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史资料，顾准的文字开始发表时还困难重重，先海外后大陆，但思想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
领袖传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一个热点。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历史的重重帷幕渐渐拉开。人们要求了解自己的领袖人物的真实面貌，实际上也是了解自己走过的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强烈愿望，是领袖传记热的真正背景。
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几乎是全民族的愿望。在8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热中，已经出版了几十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评传、回忆录和资料集。这些作品在毛泽东走下神坛成为一个普通人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显然还没有一位大手笔表现出中国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出毛泽东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部作品超过30年代后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
据说，“文革”初，旅美学者许芥星教授访问周恩来时，表示想写一部周恩来传。周恩来拒绝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党的传记，从不强调个人的传记。”好像周恩来对韩素音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当时特殊年代，根据周恩来的性格，这样回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多少透露了一点周恩来对个人传记的看法。到周恩来诞生百年纪念日之前，也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周恩来的传记、评传和回忆录，除了一些比较精彩感人的片断和短篇回忆外，几乎还没有一部传记表现出周恩来性格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邓小平生前身后已出版了多种传记，尤其以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最有影响。毛毛虽以女儿身份来写父亲，但这部书基本上还是“官传”，可能因为上卷所写的事件作者还没感性认识。人们期待着毛毛的下卷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邓小平。
几乎所有共和国元帅和老将军们，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回忆录或者传记。这些回忆录或传记都由写作小组来完成，这样的写作有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作品只有史料价值，而无文学价值。有的甚至连史料价值也很难说。
在所有这些回忆录中，惟一的例外是《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没有写作小组为他代笔，而是在人身失去自由的特殊情况下一笔一画自己写下来的。也惟有《彭德怀自述》没有丝毫的矫饰，而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这部自述真实的力量与凛然正气震撼人心。
把传记文学推向最广大的读者，并在他们中间引起交流和共鸣。在80年代是领袖传记，在90年代则是明星传记。
明星传记开风气之先的是刘晓庆。还在1985年，她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我的路》引起轩然大波。刘晓庆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当时的“理论权威”，批判她“宣扬个人主义，自我奋斗”，要有关党组织教育帮助她。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化界和一部分读者对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明星写自传颇为非议。
中国历来有“盖棺论定”的传统，过去写自传的大多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也要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才开始回顾一生。其实，仔细想想，30年代，巴金、郁达夫、沈从文、谢冰莹、顾颉刚和胡适等人写自传时也是才刚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和谢冰莹写自传时不到30岁或刚过30岁，比刘晓庆还年轻。顾颉刚写学术自传时才33岁，胡适名望最大也年龄最大，不过40岁。现在论资排辈还属于“青年干部”。正因为打破定规，30年代才有了蓬勃的生机。
刘晓庆写《我的路》是需要足够勇气的。尽管这部自传写得还很粗糙和稚嫩，但她的出现打破了自传属于政治家和文学家专利的观念，开创了为当代人和普通人立传的先例。
十年后，明星传记蔚然成风。大多数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都已经出了书或将要出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册，远远超过作家传记和纯文学书籍。但不过两三年这些通俗传记便已到了泛滥成灾，每况愈下的地步。
与明星传记相映成趣的是大量的企业家传记。与明星传记不同的是企业家传记，由企业家雇人捉刀，这些传记的印数很少，读者更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大批地被“制造”出来。
那些轻率地写作和靠“合理的想像”编织出来的传记最大的问题是失真。真实性已经是这些通俗传记最可怕的缺陷。
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可以写传记出传记，这是一个传记大众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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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4
2009年03月23日
来源：中新网-华文报摘
梁启超曾答应过胡适要写他的自传，但是直到他55岁离去时终究不曾为他自己写过任何才情文字。民国之初那些年里，胡适感叹中国文化界缺少传记文学，于是四处鼓动文坛友朋留下“个人史”，包括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可惜应者寥寥。因此，旧友郭沫若、李季先后出版自传，胡适还很高兴。 因临近四十二岁生日,笔者找出胡适先生四十二岁之时出版的《四十自述》，细读颇多感慨，当年胡适之吁七十年过去又如何？
虽然胡适当年的自述以今天的眼光看，真是“文学得很”(连他母亲的订婚都写得栩栩如生、颇多对话)，但他毕竟真切地以自己的眼光追述描画了个人历史长河的朵朵浪花。细致的笔触、张扬的用词，展现了这位国学大师的另一张面孔：亲切、简洁、自信却又充满智慧。而他当年通过上海东亚图书馆刊行这部薄薄的传记之时，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那个被称为星光灿烂、大师辈出的年代。
在中国，自传之不受青睐也有传统，或许是因中国文化重社稷、轻个人的文化观念，自传文体被烙上西洋文化产物之印便情有可原。胡适所希望的，当然是一种在宏大叙述之外的、对涓涓细流的描摹，或许更真实和隐秘、但肯定更多细节、更富动机，可供人对人类进步之文化洪流的形状能有更多个案进行实际研磨。
当1949年新中国来临，知识分子刚刚收起的家国选择重新来过，宏大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奉行自由主义的胡适选择了台湾并最终在1962年的2月病逝于台北。这期间的中国知识界经历的冲撞、彷徨、游离和命运抉择的人生戏剧，何止一位胡适先生。
巧合的是，胡适病故4个月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于1962年6月正式创刊。从那时以来，这本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刊物便集合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量文史资料，学界誉之为“民国史长城”，甚而成为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各汉学中心、东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其地位已无其他中文刊物可比肩(直到去年春天，随着海峡两岸气氛转暖，首批《传记文学》丛书登陆亮相，加入了中国大陆知识界自传文学方兴的细流)。
以上述脉络可看出，当年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的《随想录》竟然成了一时洛阳纸贵的文学读物，以至后来连文革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和揭发信都具有超级史料价值，再后来则以杨绎先生的《我们仨》和季老在97岁高龄时出版的《季羡林自传》为高峰。然而无论怎样，人们似乎还不能承认那些影视歌明星们出版的自传类文字可以入列知识界自传文学——他们虽然满足了社会大众的阅读需要，但却不能提供一种理性的、反省的、警示的思考。
如果人们读过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不是会想知道陈先生要如何叙述自己的一生？在他人的观察、猜测和理解中，他自己如何去看待命运的转圜，这毕竟是一场思想对话中的缺席——自传的社会化价值绝不是自娱自乐，而应是那些时代的“微缩景观”。
事实上，无论从国家文学史或个人命运史的角度，自传文学都是一种必要的文学样式，它在外部世界的客体解读之外，可以内部心灵的主体解剖提供某种自证、自辨、自述的视角，使偏见、误解、动机在不同的观照下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它可以加入这场人类灵魂探索旅程的风景，可有别样的“我的”欣赏姿势。
随着国家财力日渐殷实以及国际地位的微妙变化，某种历史性的宏大叙述风格正在重新降临到中国，落在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头上。在社会时局变迁面前，在“发财还是发言”中选择了后者的知识分子们(袁伟时语)，若要作个人史的叙述已有更宽松的环境和思想空间。当然，还有互联网，这种新生的以高科技名义开垦的处女地，更可以无限量地承载着更为便利传播的自传。
多年前，我曾鼓动父亲撰写他的自传，对新中国航空史上第一代飞行员的曲折命运作一写真。正是他已写完的数万字文稿，使我看到一个时代的洪流，如何裹挟着他的父辈以及整个家族。也使我看到了那个生动、真实的、自然的父亲形象——在这个崇尚集体叙述的国家，他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公众人物，但他的记录还原了他的时代。
中国知识界需要更多自传，更多基于个人视角的价值重估。
(摘自美国《侨报》 作者：张西望）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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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6
传记文学的人生示范意义
——评丁晓兵自传《左手礼》
发布时间：2011-08-09
来源:军报记者 作者：李健
文随世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传记文学。在中华民族进行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人文关怀的倡导，和谐社会的建立，使人的主体精神得到极大关注。积极向上、拼搏奋进的人生成了这个时代的楷模。人类的模仿天性，决定着优秀传记作品可以在心灵间留下真理的重量，可以“使无力者有力，悲观者前行”。传记的这种魅力来源于它自身的人生示范、教诲激励和温暖人心的功能。最近，解放军出版社顺应时代，出版了“时代英雄”系列传记丛书，丁晓兵的自传《左手礼》是该系列之一。传主丁晓兵起死回生、艰难跋涉、奋力超越的光辉人生像雨露阳光滋养心田、激励斗志，他也像熊熊燃烧的火炬，引领众生走出黑夜，远离迷途，转向自信、有为的幸福人生。
传记起源于人类本能的自我纪念。历史的发展又使传记功能逐步超越了纪念，而具有了人生示范和励志教诲的功能，并成为实现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早在西汉时期，古典传记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就在《史记》中完成了传主的人生示范，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表示写作《史记》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德行、记载功业。西方传记经典《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也希望通过他的传记宣扬美德，供人效仿，而他自己也是通过传记写作改善道德，“我努力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那些人物的善行为楷模指导自己的一生。”正是传记的人生示范意义，宋濂作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大力提倡传记写作，其目的“垂教后人”，为当时的社会树立做人的楷模。曾国藩深昧传记的教育作用，他的传记被时人誉为“经世大文，信史实迹，读之足以开拓豪杰心胸，其光气烛天地，贯日月而不朽。”辛亥革命前后的传记文学，几乎占据了绝大多数革命刊物，成为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舆论工具。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始终将开启民智、讴歌英雄、彰扬爱国主义奉为圭臬。他以传记文学为人生示范，宣传新观念、新思想。梁启超传记的人生示范和励志功能被他发挥到极致，他明确提出希望用传记宣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强悍民族精神，激发国民壮志。为此，他撰写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英雄伟人进行人生示范。五四新文化运动，含有人生示范意义的传记大量涌现，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自传得到了繁荣发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传记的人生示范由个体化“小我”转向集体化“大我”，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通过具体的传主得以体现。解放后的17年间，人生示范意义上的传主被神圣化，高、大、全的传主形象让人可望不可及。新时期传记文学的传主形象有了新突破，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立体多面的传主形象呈现在读者的视野里。英雄、伟人走下神坛，传记作家以真实、人性、解释的方式进行新的人生示范。丁晓兵的自传《左手礼》充分体现了这种人生示范，他坚强的意志、不屈的个性、执著的信念和深厚的人文关怀，真正实现了“文其人、如其人”的传记审美原则。竭力弘扬英雄崇拜的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世界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伟人都是良师益友，“他是灿烂夺目的光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它不仅像盏明灯，更像上帝赐予的日月光辉；如我所说，这是一种体现天赋创见，豪迈刚毅和英勇崇高品德的永不熄灭的光源；——在其光辉的照耀下，人人都会感到受益无穷。”他把英雄视为各种时代都要竭力召唤的伟大人物。同时，他也强调，英雄崇拜是永恒的基石，人们将藉此开始重建新时代；英雄是历史剧变中有生命力的中流砥柱。因此，罗曼•罗兰称他写《贝多芬传》，是因为贝多芬是“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巴金多次重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因为传主的人格力量感人肺腑，使巴金明确了“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时代英雄”丁晓兵的自传真诚、质朴，像亲切的朋友推心置腹，胸怀坦荡。他通过一个个成长故事架构传记，以轶事衬托个性，以心理描写和深度解释反映思想和内心感悟；笔锋常带感情，以及诙谐幽默的行文，让读者不仅沐浴在人性的光芒之中，而且感受到英雄丁晓兵那有力的独臂仿佛提携着我们的灵魂飞翔。他的自传《左手礼》所具有的人生示范意义绵长而深远。自传中所表现的真诚、善良、坚毅和执著扑面而来，“传中有画”，“奕奕而有生气”，读他的自传，似乎他就在眼前，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他是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是英雄，却生活在我们中间，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与我们共享。正是丁晓兵写作中的真诚，和对传记真实性的遵从，成就了《左手礼》的人生示范意义和启迪人心的楷模作用。《左手礼》的成功还在于呈现了人性本色和人文关怀的温馨。每个时代都有英雄传记，过去的英雄传记，尤其文革期间的英雄传记，给人一种圣人、偶像、十全十美的感觉，英雄人物仿佛横空出世，集合人类所有的优点。即使雷锋这样的英雄，也要人为地掩盖他戴手表、穿皮衣、谈恋爱的自然人性。《左手礼》可谓新时期最优秀的传记之一，传主丁晓兵用人性、用英雄本色抒写亲历的波峰波谷、沮丧、挫折，甚至英雄末路时的滚滚热泪，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凭着强力意志战胜艰难险阻，其过程撼人心魄。他在传记中写道：“那个晚上，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地思考生命的价值，认真地反问自己。你是不幸，可和那些永远回不来的战友相比，你是不是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少了只手，你丁晓兵就觉得自己完蛋了？不行了？你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你还指望别人用啥眼神看你呀？从当兵第一天起，你就整天热血沸腾地喊着：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现在，你还没有把生命献出去，只是献出了一只手，就觉得不平衡了？就无法接受了？”他在自我反思和自我激励的同时，也不忘揭示自己成名后的虚荣，“我似乎完全沉浸在鲜花、掌声、人们的赞美声中。每天翻阅报刊成了我那段时间的一个爱好，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丁晓兵不隐讳自己在工作中掉链子又掉链子的往事，也写为了挣回面子所付出的汗水与泪水。他认为磨难是金。在为官的道路上，他以自己的“三不怕”——不怕别人说无情、不怕别人说没用、不怕别人说没钱，和“三乐”——助人为乐、吃苦为乐、自得其乐，成就自己的理想信念。《左手礼》没有以往英雄传记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缺陷，而以真实、个性、轶事和细节使传主形象达到了“圆而神”、立体多面、血肉丰满。正因为传主形象的真实可感、栩栩如生，传记文学的人生示范意义才能得以很好体现。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6
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强中外学者之间在中国传记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云南姜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岳庙管委会协办的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于友先，原《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高明光，原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政委、少将李而炳，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王丽、俞健萌、杨正润、张洪溪、忽培元、徐光荣、丁冬等，以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80余位学者、作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京的部分会员也出席会议参加讨论。会议发表演讲论文近40篇，研讨内容包括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探源，《史记》与史传传统及其文化影响，各体传记的清理及其文学、文化与社会价值，自传与亚自传（日记、游记、书信等）中人的生存状态，梁启超、胡适、朱东润古代传记论的再评论，中国传记文学的特点、成就及影响等。
12月17日晚举行的开幕酒会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俞健萌首先致辞，他对与会的海内外嘉宾高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的艾朗诺教授和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先生，也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为期三天紧张热烈而规范有序的大会演讲及讨论分为五个单元，与会学者、作家围绕古代传记的总体考察、先秦到两汉的传记文学、汉代以后的传记文学、新文化运动与传记新潮流、当代传记问题等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交流。20日下午的第六单元，与会中外学者作家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位于朝阳门外神路街的中国明清皇家道观东岳庙。
第一单元“古代传记的总体考察”，主持人为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兼评论）和南恺时（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军事堡垒学院）教授。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正润教授做了《重新评价中国古代传记》的演讲，认为上世纪胡适提出的“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的说法，已经成为对中国古代传记的主流看法，但仔细考察就发现其中有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胡适等人所谓“不发达”的评价是把传记归入文学范畴作出的，也是以文学的标准进行的。“不发达”的说法无法同中国古代传记的极大数量和其中蕴含的极大信息量和历史价值统一起来。其次，这种评价是在传统的“小传记”、而不是在现代学术理念的“大传记”范畴中进行的，因此对中国古代传记是否可以作出“不发达”的断语还要慎重考虑。杨正润提出，不要把传记简单地归入文学或历史学的范畴，而把传记看作同它们并列的、独立的文类，这样才符合传记作品日益增多、逐步取代小说成为主流文类的趋势，也才能确立认知和研究传记的自觉意识。浙江师范大学陈兰村教授《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起源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他1984年的力作《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新华文摘》1984年第9期）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传记的起源，从人类的主观意识说，主要是起于对祖先的纪念，而“尊祖”或纪念英雄伟人，目的也是在教育后人。研究传记文学的起源，不仅能解释传记文学产生之谜，而且有助于正确地认识传记文学的本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香港益安国际集团总裁俞健萌以《“水文化”和传记文学的“源”与“流”》为题演讲，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分析，认为一部中华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水的文化”史。“水的文化”既是中华文明史和传记文学史的一大启“源”性动力，同时也是实际上规制和滋润着《史记》之后的中华传记文学“流”的脉动形态的重大因素。因而《史记》成为中华传记文学史上“汇源成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伟大里程碑。荆楚理工学院全展教授谈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认为30年来中国大陆关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经过1980年代的起步积累期、1990年代的发展繁荣期、2000年代的深化拓展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老生代（朱东润）、后老生代（韩兆琦、陈兰村、李少雍等）、中生代（李祥年、俞樟华、张新科、郭丹等）、新生代（熊明、史素昭、许菁频等）四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寒山碧的《中国古代传记特色初探》，认为古代传记有的无传记之名而有传记之实，有的单有传记之名却无传记之实，当然也有名实相符的传记文学。太史公创立了以人述史的新手法，使《史记》成为传记文学的典范。在客观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寒山碧进一步指出古代传记存在的不足之处，认为“中国古代传记过于简约的传统，不利传记文学的发展”；“仰视传主传统影响传记文学健康发展”；“专制主义窒息传记文学发展空间”。这些论断可以说在胡适“不发达”的观点上进一步探索了“不发达”的真正原因。台湾铭传大学副教授郑尊仁博士的《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述评》，将零散且游走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传记理论资料，细心梳理，详加辨析，按文类、功能、文字等三大类总结讨论，认为古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十分复杂，它有极深奥的内涵，仅由文或史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份宝贵遗产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徐州师范大学教授王成军博士谈到了《中国经验：史传文学叙事中的“实录”书法》，认为实录书法是中国史传叙事中“万代一准”的第一律法。中国史传叙事中的“实录”内涵，永远彰扬“不虚美、不隐恶”理念，但是在叙录事实的同时却始终有着用事实展示思想的目的。美籍华人学者邵耀成博士，近年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部有关孔子的学术著作，这次他论述了《孔子周游十四年中的时间坐标》。他由国学大师钱穆不满太史公《孔子世家》中年份的混乱与述事纷乱说开去，整理出孔子周游十四年（前497—前484）中的时间坐标，将有些纷乱的事件记载梳理出一个头绪，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第二单元“先秦到两汉的传记文学”，主持人为辜也平（福建师范大学，兼评论）和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从“客观”、“艺术”和“生命”三个层面论述了《〈史记〉对传记文学的真实贡献》，认为《史记》为传记文学树立了“真实”的典范，这对当前中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施丁，以《史记》中的萧何、张良、韩信“三杰”传为例，论述了《〈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他认为，《史记》传记文学具有传如其人、传神写照、不虚不隐、善序事理、寓意其中等五个特点。这是其传人无与伦比的奥秘所在，也是传统的纪传史学和传记文学的理论依据。著名《史记》研究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韩兆琦教授，论述了《〈史记〉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他认为《史记》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传记文学，具有百科全书的作用，而且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中国是传记文学成熟最早的国家，古代传记文学门类众多，异彩纷呈，影响巨大，其派生艺术成就卓绝。另外，他还总结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五点优秀之处，即明确的功利性；鲜明的人物性格与生动的故事情节；强烈的抒情性；篇幅短小，易于诵读；文字上的精雕细刻，在语言上经得住反复诵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徐光荣，通过细读《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发现这篇作品与辽宁历史与文化渊源深厚，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特殊影响。这次他以《〈史记?荆轲传〉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为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探讨。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在《气势磅礴
结构浑成——论两汉三国的优秀传记作品》一文中，选取司马迁、班固、蔡邕、曹操、曹植、嵇康等6位传记家的7篇名著逐一进行了评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编审，较系统地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谈论了《匈奴历史人物传记及族群迁徙流变考》，能给人很多的启发。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军事堡垒学院教授南恺时博士，探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中世纪早期（译者注：时间大致为东汉到隋朝）的历史学家将孝子的传记定名为〈孝子传〉》。通过细致考证，他认为，历史学家就是为了强调孝道不但对家庭，而且对国家很重要，才会用“孝义”这个词，而不用“孝子”，因为这个只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系。在讨论过程中，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见解。北京东岳庙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袁志鸿住持，以《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探源——文献尤其道教经籍载录仙传的考察和认识》为题演讲。他认为，对记载历代道教人物修持行道过程仙传的考察和认识，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非常价值和意义。这对传记文学而言，无疑拓展了研究的新领域。
第三单元“汉代以后的传记文学”，主持人为全展（荆楚理工学院，兼评论）和寒山碧（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教授。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佐藤利行博士的《王羲之传记研究——以隐士生活为中心》，十分注重实证的研究。作者围绕东晋王羲之生命的最后10年这段时间的书信，考察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思想，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传统意识中的“书圣”形象、隐士形象相去甚远的王羲之，其论述富有创见，令人信服。辽宁大学毕宝魁教授的《从〈全唐文〉看唐代文人传记创作的自觉意识》，属于命题作文。他以《全唐文》为范围，对唐代文人所创作的传记进行田野式考察，其分类之细、涉猎之广、考察之深，令人感动。唐代文人传记研究，以前多以韩柳为对象，学界已有很多成果，但本文能以《全唐文》为核心，另辟蹊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艾朗诺，以《李清照的传记：明清时期》为题演讲，可以视为著者对李清照形象的发展史、接受史考察，其深厚的学养令人叹服。通过勾勒明清两朝人们对李清照的接受以及李清照声誉的变化情况，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让听众一下子联想到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来。都是以小见大，都是女性传主，所不同的只是一为大众熟知的女词人，一为普通的平民而已，但无疑她们都有“岁寒姿”。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罗福林博士，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小品文写人算传记文学吗》。他用简洁传神的文字，解读、阐释归有光、袁宏道、张岱等经典的小品散文，认为“如果传记文学的范畴包括所有的真实写人的文字，至少也应该把小品文纳入传记文学研究的范围作参考。”宁波大学副教授尹德翔博士的《晚清使西日记之为自传文献的考察》，在跨文化交流的宏阔视野内，运用21世纪文化研究的新眼光，重新审视晚清使西日记中自传形象和文化身份，探索扎实，时有新见。所论问题在一般人眼中难免枯燥无味，但他十分注重细读的功夫，文字清新可读，能给人愉悦。香港树仁大学助理教授、香港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黄仲鸣博士的《冶游无悔：王韬早年的社会生活》，针对一些学者对王氏的研究有感而发。在细读王韬的诗文、自传、日记等基础上，反弹琵琶，提出自己的见解，还原其真实的本来面目。作者归纳比较、阐释商榷，“冶游无悔”四字，极尽风流韵味。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文华尤以近现代文学研究见长，他的《近代散文文本蕴含重大政治思想意义的典范之作》，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多重视角，论述了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特色。作者十分注重在大时代背景中的实证研究，或中外比较，或与中国同时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比较，做到了论从史出，新见迭出。讨论中他还顺便指出《史记》的四点局限性，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重视。常州大学讲师周凌枫博士以《世界图景下的中国之思》为题发言，他论述了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时代和历史意义，立论有据，好处说好，不足之处说不足，较少思想的束缚。
第四单元“新文化运动与传记新潮流”，主持人为朱文华（复旦大学，兼评论）和张敬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河北人民出版社李世琦编审的《简论梁启超传记文学理论的影响》，认为梁启超作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值得深入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博士，在《“以文为史”与“文史兼容”：胡适与林语堂的传记文学》的演讲中认为，无论就理论而言，还是就实际作品而言，胡适的传记文学都是较偏历史的，而林语堂的则较偏文学；胡适所提倡的“传记文学”，其实是“以文为史”，而林语堂则是“文史兼容”。在比较阐述的基础上，论者指出，他们两人不同的风格和取向，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两个方向。这种结论切中肯綮，深得要领。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唐岫敏博士，以《胡适的〈传记文学〉与中国传记现状》为题，进行了互文性的再阐释。她认为胡适《传记文学》一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犀利批判性，至今仍有其影响意义。江西师范大学讲师梁庆标博士谈到了《日记中的人性“阴影”》，他从清朝王大点的日记、英国塞缪尔?佩皮斯日记谈开去，认为“五四”之后的中国日记写作有了重大的改变，吴宓、郁达夫、朱自清等人的日记在暴露、反省与批判中体现了国民人格的现代发展，他们向世人披露的“阴影”一面，是通向认识全面、完整、真实人性的重要路径。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辜也平，以《继承与借鉴并重的探讨——论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建构》为题演讲。他从朱东润对“传记文学”概念的探讨、内涵与外延的把握、复杂性与相互矛盾等方面，谈到了朱氏的理论建构，客观公允，科学严谨。他认为朱东润是在外国作品的激发下对传记文学产生兴趣的，但外国的传记文学仅仅是其理论探讨的某种参照；从根本上说，朱东润关于传记文学的理论探讨和理论建构，立足的是中国传记的写作实际，中国传统的史传观念才是其重要的精神资源。燕山大学教授朱旭晨博士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传记研究》，将丁玲传记写作分为20世纪30年代的雏形期、80年代的发展期和90年代的繁荣期。她从历时的角度评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传记文本，论述厚重扎实，深入到位，很好地吻合了丁玲传记研究的自足性与丰赡性。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王斌俊，曾担任多部名人传记图书的责任编辑，此次他以《中国近期传记文学出版浅议》为题发言。他先将新中国传记出版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继而谈到新世纪传记出版的新情况、新特点，最后对未来传记出版的趋势进行了若干展望与思考，体现出一个出版工作者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第五单元“当代传记问题”，主持人为杨正润（南京大学，兼评论）和艾朗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敬珏，从跨文化/比较文化的角度，谈论了《中国人所写传记（自传）对美籍华人的回忆录和传记文学的影响》。美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赵建秀将美籍华人所写的自传归为基督式文体，认为此类自传将注意力放在自省和服从，与此不同，张敬珏则认为很多回忆录和传记小说所描写的主人公都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孔孟时期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在将梁启超的《三十自述》、胡适的《四十自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与汤亭亭的《女勇士》、李培湛的《承诺第八》、林露德的《木鱼歌》深入比较剖析之后，张敬珏认为，中国人所写的三部自传与华裔美国人所写的三部作品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的区别，其区别在于中国作家只是关注其家庭中的积极面，而华裔美国人则不避讳谈及其家中的一些不光彩的历史。青岛大学孟桂兰副教授的《中国现当代自传建构中“我”的不同形态》，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胡适、王蒙等人的自传为例，感受他们自我不同的独特心声。扬州大学副教授孙德喜博士，在《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当代传记文学论》中，总结了古代传记文学真、善、美三方面的历史传统，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脉络，通过大陆和香港传记不同写法的比较分析，论证得失，总结经验，由此得出一个融会贯通主张，那就是：当代传记文学一方面要继承历史传统，真实客观地叙事，敢于直言；另一方面，要以“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统率写作，提高传记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品位。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忽培元，出版有多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他在《〈史记〉的魅力及传记创作浅论》中，由《史记》的文本创新及其深远影响说起，谈到了当代人物传记如何学习借鉴东西方传记经典文本，处理好史与诗之间的辩证关系，能给人许多直接而深刻的启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敏，以《万花丛中的一点奇葩——浅论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影片》为题演讲。她在世界传记电影的宏阔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传记片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轨迹，并点评了一大批传记影视片的辉煌业绩，认为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平面到立体、从模式化到复杂化、从传统的单一视点到富于现代感的多向视点的过程。
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的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高规格的、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学术盛宴”。诚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杨正润总结的那样：这次研讨会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会上发表演讲论文的近40位学者中有11位是远道而来的境外代表，为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的学者，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道共同研讨感兴趣的话题，围绕古代传记的核心问题，尊重历史、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创新研究，围绕传记的民族化与时代影响等展开热烈讨论，不时出现学术思想的碰撞，充分体现了全球视野和开放时代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精神；研讨会不仅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传记的一些核心问题，而且还扩大了研究范围，现当代传记研究当中的一些热点或准热点问题，都成为讨论的对象；大会精心的组织，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宏观的考察，微观的求证，丰富的材料，敏锐的研究视角，使得这次研讨会硕果喜人。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7
http://book.qq.com/s/book/0/12/12177/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8
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可参考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此书是一本较为详细的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编撰者按照先秦(萌芽)、两汉(突起)、魏晋南北朝(传记文学的兴盛)、唐宋(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元明(旧式散传的继进和文学传记文学的新扬)、清(文学传记的兴盛)各个历史朝代的划分，梳理出传记文学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传记文学的源头，主要存在于各种史书之中，唐代才有了纪传体小说，明末清初的文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写作人物传记。所以这本传记文学史的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呈现了中国古代的传记是如何从史书中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型的渐进过程。
这里节选的是书的序言的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古代传记的5个门类：史传文学、杂传、散传、专传、传记体小说。这5个门类的传记文学，在全书中可以见到具体详细的论述。
我国的古代传记文学大概可分为五个门类，而实际可讲的却主要只有三类：其一是史传文学，以《史记》《汉书》为代表。“史传”二字最早见于《文心雕龙》，刘勰是用它来包括上起虞夏，下至东晋的所有各体史书，概念非常宽泛。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史传文学”则仅是指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而且还得是文学性强，比较善于刻画人物的。《唐书》《宋史》等是纪传体，但文学性一般不强，所以我们基本不讲；《资治通鉴》有些地方艺术性不错，但由于它不是纪传体，所以我们也不讲。《左传》《国策》等分别是编年体与国别体，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照理应该不讲，但由于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那时尚未出现，而它们对于后世纪传体写人文学的形成又有重要关系，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了“传记文学的萌芽”中。需要说明的是，《国语》《左传》《国策》在《文心雕龙》中是属于“史传”的，而我们为了要把它们与后起的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划清界限，不生混淆，因此在我们的《传记文学史》中就只称它们为“历史著作”，而不再对它们使用“史传”这个名词。
其二是杂传，也可以称之为类传，如《古列女传》《唐才人传》等。这种作品从汉末纷起，数量极多，或按地域、或按人品、或按职业，总之是以类相从，内容庞杂。这类作品大都是粗陈梗概，艺术性很差，称之为“传记”，未为不可；但能称之为“传记文学”的数量不多。但这一门类确实存在。
其三是散篇传记文学，简称散传。这是指成部的纪传体史书和杂传类传以外的文学性强的各种单篇传记以及各种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如行状、碑铭、自序等。这类作品自东汉末期兴起，品种繁多，风格各异，唐宋以后的传记文学珍品主要产生在这个门类里，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苏轼的《方山子传》、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等都是。“散传”这个名称是我们从前人的作品中借来的，如明代李开先作有《亡妻张宜人散传》即是一例。目前有些文章、著作中常称这类作品为“杂传”，我们认为不合适。“杂传”之名始用于刘宋时期的王俭，《隋书·经籍志序》有“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之语。其后梁朝的阮孝绪著《七录》，其中有所谓“杂传部”。《隋书·经籍志》杂传类的小序说：
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今取其现存者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可见古人对于“杂传”的用法，是指内容之杂，而不是指篇章之散。它这里所包含的都是各种成册、成本的专著，与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些单篇传记文章根本不同。所以我们这里将其区分为两类。
在“散传”这个门类中，早期较多的是碑文、墓志铭等应用文，连行状这一类都不多，至于为当代人写单篇传记而又富有文学色彩的那就更少了。这种情况甚至在韩愈、苏轼那里几乎都没有多少变化，都还没有自觉地把这种文学样式利用起来，这个工作只有留给明清时代的作家来完成了。我们称散传中这种以写当代人为主，而以“传”命名的文学作品叫做“文学传记”。这类作品在清代最兴盛，与近现代一气贯通。
其四是专传。这是指篇幅较长的中篇以上的单人文学传记，它不像一般散传那么短；它单独成册但又不像杂传那样多人以类相从。可惜这种作品古代不多，我们只发现了《大唐三藏法师传》。近现代以后，这种作品多起来了。
其五是传记体小说。小说不属传记文学，这点前面已经说到，但是有些作品界限也不容易划分，例如唐宋传奇中有些作品是完全出于虚构的，是文人“有意为小说”，但也有些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虽然作者自己或当时的人也曾把它看作小说，但过些年后人们修“正史”，竟然把它删削收入“列传”，如《谢小娥传》，这样的作品还能不讲吗?有些作品虽然未被收入正史，但它写的也是真人实事，只是有些夸张演义而已，如《长恨传》《赵飞燕传》《李师师传》，它们是半传记半小说，显然是从传记文学上发展下来的，血缘关系非常密切。此外还有些作品，人物情节都是作者虚构，但写作格式，作品用语一切都是模仿传记文学，如韩愈的《毛颖传》和《聊斋志异》里的许多花妖狐怪故事。虽然使用的材料不同，而思想神韵，精神寄托，语言笔法，一切继承《史记》，这些作者学习司马迁，达到了登峰造极、升堂入室的程度。由于这种原因，我们特开专节，对这些作品也附带加以介绍。是不是收容太滥了呢?也不一定，《新大英百科全书》的“传记文学”中就含有“传记小说”与“传记体小说”两种。
传记文学来源于历史，历史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最发达的学科，现在保存的最古老的史学著作是《尚书》，其中已经有了不少文学笔法；待至《国语》《左传》《国策》出现，描写事件、描写场面的水平就已经很高了，而且对于人物描写也日益重视，许多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许多片断至今仍使人叹为观止。但是这些作品的主要宗旨和整个框架都不是写人，它们只是为后世的写人文学，为真正的传记文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做好了思想与写作技巧的各种准备，所以我们称先秦为“传记文学的萌芽”时期。待至两汉，随着《史记》《汉书》的出现，传记文学的辉煌时期到来了。《史记》《汉书》作为传记文学中的两部空前绝后的杰作，有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作者都是我国迄今为止的数一数二的伟大史官，他们写书的目的都是写史，他们的著作分别成为我国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开创者，被我们后世历代奉为“正史”的楷模。只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都是当时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他们在写历史的时候都极其讲究文采。尤其是司马迁，在他写《史记》的时候，文史还没有分家，而司马迁又是一个文学气质、诗人气质很重的人，因此他的《史记》在重视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同时讲文采，讲夸张，讲想像，于是就爆发式地写出了这样一部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的千古杰作。《史记》《汉书》中的许多描写人物的篇章，都是我国传记文学史上的光辉典范作品。由于它们都是包容在“正史”的纪传中，所以我们称之为“史传文学”。但显而易见，《汉书》与《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又有极大差别。如果说《史记》更像一首诗，更像一部小说，那么《汉书》则是更像一部史，更像一部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到了班固那里，历史和文学开始分家了。由于两汉时期有《史记》《汉书》这两部日月并悬一般的史传文学，没有多少其他形式的传记文学作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的传记文学分作西汉、东汉两段，西汉叫做“史传文学的辉煌突起”，东汉叫做“史传文学的继起与转折”。
在魏晋南北朝的400年间，是一个人们写史的兴趣极浓，各种体裁各种样式的史籍杂传蜂出并见的时代。编年的、纪传的、地区的、类别的、单人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从其趋势来看，说它是“大发展”“大兴盛”也未为不可，但必须注意的是，发展快，品种多，不一定质量好。另外，是历史，是传记，但不一定就有文学性，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讲的“传记文学”。用文学的观点审视，这个时期的传记文学成就不高。首先，这个时期的史传文学没有坚持《史记》《汉书》的文学传统，即以成就最高的《三国志》和《后汉书》而论，其文学水准也是大大地下降了。它们往往片面地讲究“简洁”“凝炼”，而不再在描写情节、描写场面、刻画心理性格等方面下功夫，而多是用一种叙述语言介绍性地粗陈梗概，因此读起来千篇一律，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淡。但比较而言，《三国志》与《后汉书》还是佼佼者，还有不少文学成分，我们还是把它们列入传记文学的视野之内的。其次，这个时期的野史、杂传，以及各种名目的散篇传记，诸如自传、别传、碑文墓志铭等，的确很多，它们的艺术性尽管多数不高，但也有些作品是可读的，尤其是在体裁上它们有开拓性，给后代的传记文学开出了无限法门。根据以上两点，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史传文学的下落与杂传散传的纷起”。
唐代出了不少“正史”，但多不属于“传记文学”范围，只有其中的某种书的某些篇章具有文学成分，如《晋书》吸取了《世说新语》那种好写奇闻轶事的特点，在粗陈梗概的叙述中穿插了一些小故事，使读者能开心解闷，避免了其他纪传体史书的那种平板单调，研究历史的人常指责《晋书》的这种“小说”性，而也正是因为它有这种“小说”性，所以它今天才得以进入我们“传记文学”的视野了。唐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散篇传记上，一些大手笔从事单篇传记以及碑文墓志等变相传记的写作，他们从描写人物，反映现实，以及在寄托个人情志上，都与司马迁的《史记》一脉相通，前代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与杰出成就，都集中地表现在这个范畴中。与此同时，传记体的小说也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一对面貌酷似的堂兄弟并肩站立在唐代文坛，衣冠楚楚，顾盼生辉。宋代和唐代的情况略似，仍以散篇传记为主，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其思想深度、社会意义恐怕比唐代还要突出，在文章的体裁风格上也比唐代更具多样化。宋代的传记体小说也与唐代紧密相承，引人注目。宋代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史传文学上另有新的创获，这就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五代史》过去曾被誉为“深得《史记》神髓”，但近几十年来却不大为人重视，实在是不应该。通观唐宋两段，这时的传记文学领域里，有史传文学，有文人散传，有个别的中篇传记，还有传记体小说，品种相当齐全，艺术成就也相当可观。再加上这两个时期的部分作家被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这两个时期的传记体小说被人合称为“唐宋传奇”，文学的面貌相近，彼此的联系又紧，因此我们把这两个时期的传记文学也合列为一个题目，分为上下两章，叫做“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
元代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作品较少，但从现有的作品看来，反映民族矛盾还是很突出的。从作品的体裁形式看，与唐宋区别不大，以文人散传为主，而散传中又以传统的墓志铭碑文为最多。明代修的《元史》比元代修的《宋史》更缺乏文学性，但明代文人的散传却有了许多新特点。它们除了反映传统的民族矛盾、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外，还反映了一些新兴市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以及它们在文人思想上所引起的种种反响。在传记文学的体裁形式上，比较明显的是人们不再像唐宋作家那样只注意写碑文墓志铭，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写作人物传记了。为了与传统的浩如烟海的碑文墓志铭等应用文相区分，我们称这种以“传”为名的描写历史与现当代人物的艺术作品叫做“文学传记”。这样的作品早在魏晋南北朝就有了，但为数不多；唐宋时期有所增加，艺术水准也大有提高，但从整体上看，似乎还没有被作家们当作一种武器、工具来得心应手地使用。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从明代开始的。因此，我们称元明这个时期叫做“旧式散传的继进与文学传记的新扬”。
清代的时间漫长，传记文学的作家作品也多，从思想内容上看，反映民族矛盾的，反映文人精神的，反映市民生活的，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英烈的，无所不有。从艺术形式上看，文学传记已占据压倒优势，已成了这个时期传记文学的主流，人们已经不再借用那种古老的碑铭应用文来抒情言志了。因此尽管这个时期作家们的集子里也收着不少这种名目的作品，但由于其他作品很多，所以我们对此也就很少引用。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称清代这个时期为“文学传记的兴盛”。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8
中国的传记文学源远流长，在漫长的文学画廊中，传记文学占着极其显著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记文学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集中体现。研究传记文学，也就成为研究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我国当今从事传记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还太少，出版的传记文学研究论著屈指可数，公开发行的传记文学研究刊物似乎还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这与传记文学作家的众多、人物传记刊物的不断增加以及蓬勃发展的传记文学创作现状，简直无法相提并论。有鉴于此，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大力扶持下，在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下，我刊创办了“传记文学研究”栏目，其用意在于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和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学术平台，吸取海内外学术资源，以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研究的步伐。
“传记文学研究”栏目创办于1999年，但早在1986年的创刊号上便开始发表有传记文学研究论文——《试论传记文学的真实性》。2002年由本刊新任主编全展（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任栏目主持人。七年来学报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精心策划/组稿，始终关注传记文学学科前沿，刊发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为繁荣我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推动传记文学学科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传记文学研究”栏目组发的研究文章包括论文、综述、书评等，1999年至2006年共发表66篇文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发表论文15篇。有陈兰村、段法雷的《传记文学的人文主体性与当代意识——兼论柳虬的史传理论》，王成军的《论中国传记文学的三大渊源》，郭久麟的《论传记作家的修养》，俞樟华的《论后代传记文学无法超越〈史记〉的原因》，毕宝魁的《历史与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繁荣传记文学创作遐想》，全展的《略论传记文学的批评原则》、《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杨正润的《中国自传：现代性的发生》，徐悦的《撰写文学传记的五项原则》，赵白生的《时势论：英雄无心影——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於泓枚的《论口述自传的文体特性》，何元智的《简述传记文学的功能》，朱旭晨的《传记事实中的真实与伪真实——以关露生平中的几个重要事实为例》，陈兰村、许晓平的《传记文学与人格素质教育》，俞樟华、俞波恩的《黄宗羲传记理论研究》。
发表论文14篇。有全展的系列论文：《90年代自传文学述评》、《90年代企业家传记文学概观》、《当代科学家传记文学概观》、《壮丽恢宏的英雄交响曲——革命先烈、当代英模传记文学二题》、《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平民传记文学三题》、《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当代将帅传记文学概观》，有叶志良的《为解放区英雄造像——论解放区的英雄传记小品》，郭久麟的《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漫评》，邱江宁的《论新时期的近现代“知识分子”题材传记》，魏杰恒的《帝王传记繁荣引发的思考》，徐光荣的《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桑逢康的《传记遭遇双刃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记写作》，郑尊仁的《199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发展趋势》。
发表综述3篇。有本刊记者晓泉的《首届中国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伍仁的《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传记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王莲香、刘江、李婉的《理论、类别和媒介——第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发表论文20篇。有陈兰村的《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盖翠杰的《遮蔽与澄明——〈史记·张丞相列传〉探微》，阮忠的《虚实·情性·雅俗——浅论〈国色〉的艺术特质》，郭久麟的《论王火的传记文学创作》，俞樟华、林怡的《论宋代三大长篇行状》，全展的《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文学家传记作品阅读札记》、《学问·人格·生活——学人传记综论》，刘海霞的《意义深远的开端——评〈张居正大传〉》，叶志良、徐萍的《那喀索斯的幽灵——当代明星自传的自恋倾向批判》，王琳的《从胡适自传看胡适与新儒学》，朱旭晨的《生命凝思结硕果考证剖析集大成——读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詹漪君的《论〈史记〉描写传主轶事的意义》，张慧芳的《“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兼论现代传记的叙事特征》，林怡的《论吕祖谦的祭文创作》，陈兰村、郑春燕的《奇人灵魂与山水的对话——论〈徐霞客游记〉的自传意义》，寒山碧的《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序》，成娟阳的《文德翼传记文初探》，叶治的《〈五柳先生传〉：游走于虚实之间》，张瑷的《温暖而美丽的生命之火——〈我们仨〉的思情价值》，铃木正夫的《驳斥〈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
除论文外，我们还刊发了7篇评论，对近年来出版的六本传记文学研究论著予以评介。这些论著包括《传记文学理论》（赵白生著），《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寒山碧著），《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全展著），《古代杂传研究》（俞樟华等著），《中西传记文学研究》（何元智、朱兴榜著），《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郭久麟著）等。这7篇书评是：吴日华的《传记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郭久麟〈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姚仪的《独辟蹊径
别开生面——读〈中西传记文学研究〉》，樊星的《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序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一书》，张俊彪的《推动传记文学前进的步伐——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读后》，王成军的《中西传记诗学的构建——赵白生著〈传记文学理论〉评介》，邱江宁的《古代杂传研究的新成果——读俞樟华等著〈古代杂传研究〉》，全展的《香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评寒山碧〈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
（四）中西传记比较研究/国外传记文学研究与理论译介
发表论文6篇，译文1篇。论文有李治国的《风云帝王的形象塑造——〈康熙大帝〉与〈维多利亚女王传〉的比较分析》，许德金的《当代非裔美国人自传研究：现状与出路》，程心的《叙事的客观性与可靠性——〈富兰克林自传〉第一部分新闻叙事技巧评析》，张维的《中西自传文学比较谈》，王成军的《西方自传理论研究述论》，张慧芳的《美国人的自传情结》；译文有赵山奎的《弗洛伊德与传记写作》。
上述四个方面的文章，其中既有许多名家力作，又有一些学术新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的用心之作。作者既有祖国大陆的专家教授，又有香港、台湾的学者，还有来自日本的汉学家。这些论文，或提出新问题，或阐述新观点，或披露新材料，或批评新作品，大都有较强的学理性。
迄今国内大学学报开设“传记文学研究”栏目的，仅只《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一家。它的出现，受到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张洪溪，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张俊彪，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主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赵白生博士，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韩兆琦，副会长陈兰村教授、桑逢康研究员、许德金教授，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徐光荣，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主席、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寒山碧等人的关注与肯定，也受到杨正润（南京大学博导）、朱文华（复旦大学博导）、李祥年（复旦大学教授）、郭久麟（西南大学、四川外语学院教授）、俞樟华（浙江师大教授）、张新科（陕西师大博导）、毕宝魁（辽宁大学教授）、王成军（徐州师大教授）、韩梅村（咸阳师院教授）、何元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和张维（云南大学教授）等专家教授的一致好评，或惠赐大作，或推荐稿件，给栏目以有力支持。
“传记文学研究”栏目作为本刊精心打造的特色栏目，近年因其塑造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被誉为“传记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也是本刊转载（摘）率最高的栏目。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张洪溪、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赵白生，在几次全国传记文学研讨会上向与会者热情推荐本刊的“传记文学研究”栏目。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传记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专家教授，将此栏目向博士生和硕士生推荐。不少文章的观点也引起了相关批评家和作家的重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通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传记文学通讯》（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曾多次转载和摘发本刊论文（含提要）。国内著名的“中文研究网”（www.zwyjw.net），在“现当代文学·传记文学”中索引了我刊的绝大部分篇目。近几年本栏目发表的文章中，被权威文摘期刊或年鉴等转载 / 摘要的便有8篇： （1）《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陈兰村），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转载；
（2）《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全展），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2期转载，另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的《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一书收录；
（3）《首届中国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本刊记者晓泉），人大《现当代文学文摘卡》2002年第3期转载，另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的《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一书收录；
（4）《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平民传记文学三题》（全展），《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3期摘录；
（5）《壮丽恢宏的英雄交响曲——革命先烈、当代英模传记文学二题》（全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年鉴》（2003）摘录，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6）《“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兼论现代传记的叙事特征》（张慧芳），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0期转载；
（7）《传记事实中的真实与伪真实——以关露生平中的几个重要事实为例》（朱旭晨），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转载；
（8）《香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评寒山碧〈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全展），被香港的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6年即将出版的《寒山碧作品评论集》一书收录。
1999年至2005年，本栏目还有30余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文艺理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索引。
“传记文学研究”作为《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特色栏目，2006年5月被湖北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此外，本栏目发表的论文还曾荣获海内外各种学术奖励。据不完全统计，全展教授的《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一文，先后荣获中国传记文学优秀论文奖（2002年）、美国亚洲当代文化学会优秀华文奖（2002年）、湖北省第四届文艺论文奖（2005年）；他的《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平民传记文学三题》一文，荣获湖北省第三届文艺论文奖（2003年）。
2006年12月，《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将迎来创刊20周年的纪念。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开拓进取，力争把“传记文学研究”这一特色栏目，经过若干年的精心打造，而早日办成名牌栏目。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29
典型的教育叙事之所以可能朝着艺术的方向扩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原因就在于：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
如果说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教育自传，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
西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包括俄国的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勃朗特的《简?爱》、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理查森的《人生历程》、伍尔夫的《奥兰多》；美国的马克?吐温的《苦行记》、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杜拉斯的《情人》、德莱塞的《“天才”》、哈伯?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普拉斯的《钟形罩》；德国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奥地利的耶利内克的《女钢琴师》；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让?热内的《小偷**记》，等等。
中国自古有的自传的形式，但自传体小说发生较晚。曹雪芹的《红楼梦》一度被视为比较成熟的中国自传体小说，但一般认为清代的《浮生六记》才算是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国近现代的自传体小说因“文学改良”运动与梁启超倡导“小说新民”观而获得发展的生机，并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得到扩展。到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自传或自传体小说成了一时的风尚。此后，中国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比如老舍（ 1899－ 1966）的最后一部著作《正红旗下》（ 1960-1966年）、林语堂（ 1895-1976）回忆幼时故里的小伙伴的小说《赖柏英》（ 1963年）、高玉宝（ 1927- ）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萧红（ 1911-1942）回忆寂寞童年的小说《呼兰河传》（ 1941年），以及张爱玲（ 1921-1995）生前拒绝发表的小说《小团圆》（ 1970年），等等。
自传体小说大多显示出“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的特征。它们看重童年生活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叙述主人公从稚幼到成熟的受教育、受考验的成长历程。这些自传体小说可以被称为“自传体成长小说”或“自传体教育小说”。人们也因此将这类小说视为“励志小说”。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0
新人文讲座——赵白生：传记文学的看头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八）——文学与艺术
第十六讲 传记文学的看头
演讲人：赵白生
主持人：格非
日期： 2010年3月18日（周四）15：20
地点：六教6C300
演讲人简介：赵白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官方网站主编（www.iaba.org.cn）、世界生态文化组织（WEO）主席。曾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教学奖（2007）、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优秀科研奖（2003）、Harvard Yenching Fellowship（1999-2001）、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8年）、赵萝蕤英美文学奖（1997）、北京大学英语系优秀教学奖（1996）等。
国际背景：担任英国开放大学研究员（2008年）、法国里昂第大学（三大）访问教授（2006）、德国古腾堡大学客座教授（2005）、美国《传记文学年鉴》编委(2006-)、英国《自传/传记》杂志编委(2005-)、英国/美国《传记文学百科全书》顾问等。
主要科研成果：写作、翻译、主编、合作的作品有：《诺贝尔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哈佛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跨文化对话》丛刊（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欧美文学论丛·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独角兽英语阅读文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布老虎传记文库》（辽海出版社，1998年）、《传记文学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元首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还为中央电视台翻译了120多万字的大型电视系列节目。
特别提示：经学校研究决定，自2008-2009学年秋季学期起设立《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并列入全校本科培养方案。从系列之（七）第二讲起，《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按照《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要求举办。请全体本科生（特别是大一新生）务必携带学生IC卡刷卡入场选听。欢迎其他师生光临。
文学与艺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八）简介
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大学教务处、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于2005年4月拉开帷幕。迄今为止，该讲座已成功举办七个主题系列近百场。七个主题系列包括：系列之（一）“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系列之（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系列之（三）“文明的对话与梦想”、系列之（四）“艺术、科学与文化创新”、系列之(五)“哲学与人生”、系列之（六）“大学理念与大学文化”和系列之（七）“科学与人文：双赢和融合”。从2008年9月起，该系列讲座作为《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正式以学分形式列入清华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为对大学生们进行广泛深入的、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人文和科学通识教育做出了新的尝试。
2009-2010学年度正伴着中国和平崛起、清华喜迎百年的脚步快速向我们走来，在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的历史时刻，重温和感知文学与艺术的特殊魅力，领略文字与色彩、造型与结构、声音与图像所表达的思想意义和生活秩序，重提审美标准和美学问题，将对塑造新一代大学生的精神人格和审美品味，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造就他们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的热情与才华, 鼓励他们参与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国著名剧作家让 阿努伊曾经说过：“生活是美好的，但它缺少形式，艺术的目标正是给生活某种形式。”我们希望《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八）“文学与艺术”将为正在开始的新一轮大学生活以更加丰富和完美的形式。
（http://news.tsinghua.edu.cn）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1
21世纪 传记文学主人公将是普通人物
孙晓玲 |
如今，当诗歌、散文、小说都喊“不景气”的时候，传记文学的市场却还红火。但相对于如上体裁的作者，传记文学作家却多了几点难处：中国的传统讲究“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一个“讳”字，为传记文学套上了一副镣铐。小说中的英雄，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伟大，也有“败走麦城”的没落，这样一个个人物才能血肉丰满活脱脱。可是传记文学作家写英雄时，“讳”，迫使你不能不删掉“败走麦城”这一笔，这就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而作为传记源头的《史记》，开启了“以人写史”的规范，使传记文学作家背上了历史的重负———既套上了“讳”的镣铐，又背上“历史责任”的重负，传记文学作家的笔格外沉重。
当传记作家感到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写作愈来愈困难之时，国内40多位传记文学作家和出版社聚集一起，探讨“21世纪传记文学走向”。许多传记文学作家对“传记是否需要肩负历史责任”提出质疑。
作家李鸣生说：“胡适将历史比喻为一个任意打扮的妓女，历史在我的眼中是不可把玩的魔女。由于每个人的角度、观点的不同，即使同一历史事件，两个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的叙述。所以，对于传记作家来说，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评论家李炳银在历史和传记的关系上认为，“传记首先不能伪造历史。但因为它不是历史的教科书，也不必完全忠实于历史。传记给人呈现的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历史的某个视角。”女作家顾葆孜写了10年领袖人物的传记，她认为，以前的传记中，由于主人公地位的重要，作家往往在写作中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将作家依附于“传主”。今后传记要走向个人判断，因为历史中的人是多元的、有个性的，要让他们发光，必须有作者的判断、感受，呈现出作者独立的眼光。
谁将是21世纪传记文学的主人公？传统的传记观念总逃不出为杰出人物树碑立传的功用。而现在的传记市场中，许多描写普通人物命运的传记得到了读者的青睐。如三联出版社新推出的《幸福人生》，是一位澳大利亚大农场主的自传；而前些时跃上排行榜的《五体不满足》，主人公是日本的一位残疾青年。作家出版社的石湾说：“21世纪的传记人物应该走向普通人物。因为第一，领袖题材的传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限制了它的发展；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界、企业界的精英将是读者兴趣的重点；第三，以体现精彩生活的普通人为主人公的传记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如上海作家陈丹燕，她描写上海女性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都有很好的市场销售。即将出版的以上官云珠女儿为主人公的传记也写得非常精彩。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传记文学的走向取决于历史观的发展方向，即，由伟人向人民群众回归，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历史，看到历史发展的影子。这样的写作，作家就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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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 2000年09月19日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2
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
全 展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院， 湖北 荆门 448000）
[摘 要] 传记文学有许多创作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等。这对于风头正劲、良莠混杂的传记文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以共同推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传记文学；创作；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自1990年代以来，传记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崛起与嬗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与之相比，传记文学理论的探讨梳理却未能很好同步，有些滞后，甚至略显苍白。面对立于潮头的传记文学创作实践来，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和把握传记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重新认识和探讨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我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近几年召开的传记文学研讨会上，人们仍对传记文学创作的特性纠缠不清，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实际上，因了传记文学这一文史兼融、“诗”“真”合一的体裁的美学特征和价值尺度，也就决定了传记文学创作自身应遵循的诸多写作规范，如形象的真实性、历史的科学性和叙述的艺术性。有许多创作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等——这对于风头正劲、良莠混杂的传记文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让更多的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以共同推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一、传记文学的“艺术性”
读者爱看艺术性强的传记文学，特别是体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传记作品。但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一些传记作品令人失望。有些作者囿于“真实”，仅仅把人物传记写成了一本冗长的生平事迹概述，也许另有“史料丰富，记述翔实”的长处，但却达不到“文学”的高度，缺乏艺术性；还有些作者却大挥其生花之妙笔，写得“野天胡地”，距传主生活的性格面貌与生平史迹，过于遥远。这样，当然只能当成“传奇”“演义”来读，至于作为“传记”，恐怕就相去甚远了。如何使传记文学既不失真又有魅力，这才显露出传记家的卓越才能。近些年来，传记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一直伴随着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作品，读者击掌叫好，社会反响强烈，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一本高雅的文学传记，但文学批评界却认为抒情太过；有的作品，读者反应平淡、一般，但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却认为其富有艺术性而着力推崇。如此看来，在如何评价一部传记文学的价值时，艺术性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传记文学是艺术吗？怎样看待传记文学的艺术？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应如何体现，如何认定？已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传记文学是艺术”，20世纪最负盛名的传记家——法国的莫洛亚早就提出了这一美学主张。在他根据1928年5月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所作的六次讲课写成的不朽名著《传记面面观》中，第二章便是“作为艺术作品的传记”。[1]莫洛亚认为，传记文学不是传记小说。传记是记叙个人事迹的历史，申述人物心灵演化的轨迹。“一幅好的肖像，既是神形逼肖的写照，又是本诸真实的艺术移植。”[2]（P20）在莫洛亚看来，传记文学是文史结合的一种艺术。作为历史，要“务求其真”，作为文学，要“力求其美”。传记家应立足于真实，讲究艺术性，追求的是“对科学的一丝不苟和艺术上的魅力。”“一方面是真实，一方面是个性。真实象磐石一般稳固，个性又象彩虹一样轻灵，传记要把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2]（P22）英国著名女作家/文学评论家弗·吴尔夫也写过一篇《传记文学的艺术》，她认认真真地把传记视为一门艺术，欧洲20世纪后期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证实了她睿智的眼光。“好的传记，是真挚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3]P10）钟敬文先生在1941年11月9日为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拜伦传》中译本作序时，曾满怀深情的写道，从罗曼·罗兰、茨威格、莫洛亚等名家的传记作品中，“我吸取了生命和艺术的最醇美的液汁。”[3]（P10）中外名家的这些论述，早已为传记文学作为艺术作品、和怎样看待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质，作了富有开拓性的阐释。
那么，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应如何体现、如何认定呢？我们以为，传记文学既是传记，又是文学。作为一个诗与真合而为一的特殊文体，它不单纯是所谓客观叙述，除了讲究真实性外，[4]它更要有趣味性和可读性。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归根结底，就是作者的审美意识的能动的反映。传记文学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但亦应讲究舞姿的优美动人。对于传记文学来说，艺术性是表现手法和手段，只有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才能更深刻更真实地揭示人物的本质。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创造一种读者便于接受的传记叙述形式，是在用自己智慧的题材选择和见识对读者构成一种诱惑和引力，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传主和与其相关联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而不完全在于简单地把艺术性与“故事性”等同起来。传记文学是为人物立传的，其艺术性的内涵应当包括有利于刻绘传主形象的一切文学质素和艺术手段。如独特的人物外形描写，富于个性化的人物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精神气质、内心世界刻划，人物活动相关的时代环境氛围的烘托，生动的人物语言和行动细节点染，传主与其他人物之间关系的描绘，以及对所写历史事件的选择与处理、作品谋篇布局与情节结构的审美化等等。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为活现传主的形象及其人格特质服务的。由此可见，传记作品艺术性如何，关键并不在它的故事性强弱。换言之，传记作品的可读性，亦与传主本人的经历是否坎坷、曲折、悲壮并不完全对等。关键在于作者，能否运用艺术家敏锐的眼光深入地发掘和不拘一格的发现，从而塑造出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这一个”。在做到完形的基础上，须在传神上下功夫。如胡适所说，需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绣花针的细密工夫”和“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5] （p167）当然，我们强调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并不是追求无边的虚构。
二、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
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中，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亦是困惑传记作者和传主的一大难题。一方面，理论界和作者都认为传者与传主应是平等的关系，这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而另一方面，事实上却是传者和传主之间往往有着不甚平等的关系。这后一关系，主要表现为传记写作所受到的某些不平等的“制约”。比如，我国“不少出版社都很严格地要求，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传记必须要有传主本人的‘书面授权’才能出版，‘规定’的‘严格’，甚至使一些很有价值并已成稿的书稿中途流产，浪费了作者的大量劳动。”[6]不独写作家传记如此，写其它类型传记的许多作家也都几乎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他们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肖凤当年的喟叹，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写《肖红传》时特别怕得罪人，亲友都在，得罪了担当不起。这真是写传记中的一个难题。”[7]更有甚者，作家因写传记而引发了某种“官司”、与传主或传主亲属对簿公堂的例子亦不时有所耳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是“在传记作者（包括出版者）与传主之间建立健康、理性和相互平等的伦理关系。”[6]
传者与传主之间的伦理关系，基本的契合点便是“真实”。离开事实和场景的真实再现，由传主任凭自我意念的驱使去作随心所欲的表现，那就不是传记而是别的什么了。传者和读者，是通过以传记为载体的传主相沟通的。传者要和读者沟通，必先和传主沟通——即真正地了解传主，了解其生平，了解其作为，更了解其思想，这样才能在创作中把“这一个”具体的生命写活，充分展示其复杂性与丰富性。把传主写成时时有着内在逻辑支配着的活动的人，而不是一个符号加一堆概念。作为传主，包括传主的亲朋好友，应当破除陈旧的观念，对传者给予配合和支持，对作品的真实描写表现出大度和宽容。传者的职责是尽可能贴近地再现真实，他只能根据传主的原本面貌来勾勒描绘。“这就存在作者自身的定位问题，你到底是要当美化传主的化妆师？还是想做丑化传主的涂鸦者？抑或要当一个写出历史真实的史学家？”[8]（P107）答案无疑是后者。传者应充分深入传主的心灵深处，只有传者与传主心性接近、身心交契的情况下，传者才有可能揭示传主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茨威格与他笔下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与他笔下的贝多芬，莫洛亚与他笔下的雨果，欧文·斯通与他笔下的凡·高，都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关系。
传者与传主之间是有较严格的挑选的。彼此必有某种身心交契之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传主，所以鲍斯威尔选了约翰生，钱理群选了“周氏兄弟”。许多优秀的传记作品，在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定位上十分准确。季红真在写《萧红传》的时候，将自己与传主之间关系的定位为“姐妹”，这样就使得她可以比较松弛地观察传主。曾智中写《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时，觉得自己和鲁迅完全处于一种“平等的心理地位”上，因而他较充分地传达出传主的痛苦和欢乐。史中兴写《贺绿汀传》，着眼于一种“平等的交流”，希图在忠实于事实记叙的同时，切入历史和个人心灵的理解……传者对于所写的人物大都怀有敬意（当然反派传主例外），但并不等于仰视神明，顶礼膜拜。有学者将传记定义为“生命与生命的对话”，[9]其本质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任何一本传记的主人实际上都有两个：一个是“显在”的传主，一个是“潜在”的传记作者。因而传者要用艺术的眼光、人性的眼光去发现和阐释传主生命的奥秘，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而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入”与“出”的问题。钱理群称之为“灵魂的搏斗”。钱先生认为：“作为一般的传记写作者也存在这样的困惑：既要‘深入进去’，搞清楚‘事实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才能对传主有一个理解的同情；又要‘跳出来’，正视事情的‘后果’（这是许多传主本人见不到的），有研究者的独立立场与判断。我说这是一个‘困惑’，是因为如果进不去，不能有理解的同情，你的描述与判断都失之表面或武断；但进去了，跳不出来，你被传主笼罩了，同样会失去独立的判断力。借用胡风的说法，写作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传记写作者与传主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10]
好一个“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一方面，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友谊或同情性理解，是决定传记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这会给传记创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带来特殊的障碍。诸如：传主给传者提供的生活素材的真实性程度如何？褒贬、隐露是否烙有传主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传者在与传主的交往中（包括同一时代的面对面交流与不同时代的神交即心灵对话），他能多大程度地克服个人的感情因素——或崇拜、或认同、或排异？他在披露事情的真相方面，有否受到情面与历史因素、心理因素、道德因素和美学因素诸多的牵制？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传者必须保持清醒的独立意识，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对传主做心灵上的交流，平视而非仰视或俯视，始终与传主保持适当距离——“近距离”的接触与采访，“远距离”的分析与判断，这才能使一部传记作品更大程度地达到客观和公允。
三、传记与私生活描写
如何对待传记主人公的隐私，这是摆在传记作家面前很难处理的问题。传者是否有权揭示传主不愿公诸于世的私生活，并将其写入书中任人阅读，涉及传记伦理道德。如果避开隐私问题不写，仅凭公开发表的文献和公开活动的记录，则又与传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发生矛盾，很难称得上是一部科学的求真的传记。传记是应该而且可以描写私生活的。早在1935年，郁达夫就“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具体化为“应当将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象。”[11]（P283）朱东润在1943年的《张居正大传》自序中亦明确指出：“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12]（P6）塞缪尔·约翰生也曾指出：“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稍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在这儿，外面的附着物被抛开了，人们只以勤谨和德行互较短长。”[13]（P7）
在对传记文学创作作纵向观察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传记文学的社会价值与作品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主所谓的私生活的披露程度。由于传主与作家的坦诚、勇敢、自我解剖精神，我们看到了传主的思想发展的真实脉络，感受到了传主那裸露的灵魂，那真实到令人害羞的具有原始生命力的传主形象。早些年卢梭的《忏悔录》和邓肯的《邓肯自传》，都因其真诚和坦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瓦朗坦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私生活》，奥弗比的《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以及奎因《玛丽·居里的一生》等传记作品，也对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科学巨人的情感世界作了不同深度的挖掘（象爱因斯坦“喜欢活在女人堆里”、居里夫人的“朗之万事件”等），构成了不同侧面的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真实形象。名人的私生活从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私生活亦不例外。可以说,随着《爱因斯坦全集》的不断问世，更多的材料披露出来，爱因斯坦的形象将更加丰满和真实。在我国，不仅出现了***庆自曝隐私、坦陈自我的新自传《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而且也出现了蔡其矫授权王炳根写作的《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等一类描写诗人与异性关系的新文本。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一批等而下之的作者娴熟地把贴上“历史真相”标签的名人隐私搬上台前，而借以吸引读者的眼球。
当然困惑同样是存在的。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发问：传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暴露隐私？传记作家究竟有多少披露“私生活”的主动权与自由？传主自己撰写的自传，又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公开生平的某些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起至关重要作用的真相？所有这些私生活的描写都是重要而且必须的吗？
在传记文学创作史上，由于披露了某些真相而引起的麻烦，足以使传记作家们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约翰生传》的出版，使鲍斯威尔被严重指控为诽谤他的著名传主；莫伦的《温斯顿·丘吉尔：为生存而斗争》遭到非难；曼彻斯特关于约翰·肯尼迪的《总统之死》，在公众评论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莫洛亚的《伟大的叛逆者——雨果》，有关雨果私生活和风流艳遇的描写，则引起过前苏联学者南奇利埃的异议，认为给人的印象是莫洛亚丧失了他素有的分寸感。的确，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论题，它也充满辩证法。有时候，一个人私生活的秘密如性与健康状况、婚姻变迁、情感纠葛等，并不愿意公诸于世。而找到传主一次不为人知的恋爱事件，或其他个人生活里的私密部分，则可能使作者的某些问题茅塞顿开。特别是象作家的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因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文学实践。传记作家有必要对创作的源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而有时利用了按其特质来说不宜于公开的内部材料。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是否应该书写传主的私生活，而是为什么和应该如何书写。当隐私的公开，有可能对传主乃至更多有关的人产生超出预料的负面作用时，下笔就不能不慎之又慎了。
“在这里，写作者的出发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你是津津乐道于有幸发现的隐私，肆意渲染，使其迎合于图书市场的需要和具有猎奇心读者的需要；还是将之放在恰当的位置，客观而有节制地描述，以此来挖掘人物心理变化、人生变化的内在原因。”李辉说得好，“传记作者有权利、有责任挖掘传主隐私，却不能不负责任地、肤浅地渲染；传记作者应该冷静、客观、尖锐，却又必须是善意的，宽厚的；传记作者首先应是研究者，思想者，而不是刻意迎合市场的经营者。”[14]西方的人物传记描写传主私生活时较为坦率、大胆，这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有关。而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在现阶段要作出彻底地完全地坦露传主灵魂的传记，还有待时日。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1990年代，戴厚英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中，称此书“大概可以描绘出我的比较真实的面貌。”何以只是“比较真实”，戴厚英解释说：“因为我无力也不愿完全真实地写出自己的一切。”“无力，是说我的认识水平有限”；“不愿”则是“我生活的状况和国情决定的。”[15]姚雪垠面对同他谈青年时代婚姻问题的杨建业，曾悄悄地神秘地对杨说：“因为你要写我的传，所以我得如实告诉你。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很风流，也有漂亮的姑娘追求过我。但现在我不能说，你也不能写。将来等我死后，你修改我的传记时，再补充进去。我还写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诗，但现在你也不能引用。”[16]（P45）时间到了21世纪，王炳根虽说得到传主蔡其矫的授权，但他在写作《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时并不顺利。这本前后花费了8年时间的传记，作者写时还是有所“顾虑”，以至“很长时间停止不前”。他发现与传主蔡其矫的诗最密切者有二：远足与女人。写远足当然没有问题，但写女人却难住了。虽说传主的合作与大度，在传者面前毫无保留地坦露多元的两性关系及其内心隐密，但王炳根还是只能“有节制地、有选择地书写”，传记反映了传者的“保留和谨慎”，虽说“保住了诗人、诗、远足、女人之间的联系，并且试图从中阐述某种诗人的素质、诗歌的产生和艺术的规律”，但对于这些技术上的处理，传主和传者都感到很无奈。[17]（P369-370）
四、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
本来，“传记文学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有的和小说接近。”[18]（P1312）但纵观这些年来的传记文学出版市场，传记的小说化却呈愈来愈烈的倾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传记小说或传记体小说，本属于传记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有人称之为传记体的长篇小说，有人称之为小说化的长篇传记文学。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9卷）中便有“小说化的传记”和“传记式小说”的分类。无论是以自传或他传的传记体形式而写成的小说，虚构应该是它的基本成分和审美属性。传记作家桑逢康曾对传记小说的形式内涵做过较详细的阐述。他说：“因为是传记，所以首先仍力求忠实于史实的本身。……基本的和主要的事件、情节，表达人物重要思想观点的对话，还有不少细节，都是有根据的。”“因为是小说，又不能不突破编年史的格局，对史料进行必要的加工，并且按照小说的结构要求重新加以编排。某些事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作了适当的调整。增加、删除或者合并了某些次要人物，在‘人’与‘事’之间的关系上作了某些灵活的处理，此时此地此人做的事和说的话，可能会移植到了彼时彼地彼人的身上去。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根据史料中的某一点滴材料生发开去，大大敷衍一番。有的地方又根据人物性格的逻辑，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了一些虚构。”[19]（P472-473）总之，在史料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改写，有所虚构，这大概就是传记小说的基本“章法”吧。这样说，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作家说（写）起来容易，读者读起来却难矣。因为随之而来地便出现了一些问题，读者完全有理由质疑：作家利用“移植”、“生发”、“敷衍”、“想象”、“虚构”等“小说”的成份，在传记中的比例究竟占到多少？人们又该如何区分或相信传记“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都是有根据的”呢？传记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含有“史”的成份？它真真假假的都有，能否作为信史引用借鉴？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疑问、疑惑，是基于《中华读书报》上的一则“作家投诉”和一篇“读者直陈”。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一些，请允许我先摘录这则题为《虚构人物岂能促成“西安事变”》文章中的几段吧：
近日，曾以创作传记文学《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而闻名的作家赵云声先生到本报反映，最近在一些小报上刊载的所谓“西安事变”由第三者促成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在今年出版的第一期《东西南北》杂志封面上，大标题赫然写着“促成西安事变的第三者。”翻开杂志，此文位居头条，标题处一玉女羞颜并遮。
该文言，“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位曾经插足于张学良、赵四小姐之间的第三者，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文章讲，此小姐名郑露莹，“是平津一带有名的交际花”，赵四小姐中学时的同学。她很早便暗中爱慕张学良……1936年，她偶然得到蒋介石写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密信，意欲削夺张学良的军权，由他人取而代之。她毫不犹豫地将信递交给张学良。“12小时后，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该小姐却因泄密、抗日，于次年春天，“被敌特机关残忍地杀害了”。
此文转载自《文化娱乐》，文章署名葛章大。
从文章看，这似乎成为有关“西安事变”的新史料。一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政治事变，在该文中已演变为“美人救英雄”的悲喜剧。
一位朋友在阅读此文后将此“重大发现”告知赵云声。赵先生不胜惊讶。因为郑露莹正是他于1986年出版的传记文学《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一书中虚构的人物。[20]
从记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赵云声先生的态度，他认为，把虚构的人物当成史实，这是在拿历史开玩笑，非常不负责任，因而有必要予以澄清，以免延误子弟。但转念一想，谬种流传，作为报纸、杂志的编辑固难辞其咎，难道你赵先生就没有一点责任了么？作为始作俑者，你不该为这场闹剧承担点什么吗？是的，如你所说，“虚构此人，完全出于艺术上的考虑。一是为书增加一些色彩，二是作为结构上的需要。”[20]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标明了“传记小说”的呀。但读者和编辑又如何得知郑露莹是你笔下的“虚构人物”呢？他们又该怎样“谨慎对待”，从而认真“核查”呢？
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论题上来。传记文学的小说化，虚构占了较大的成分——譬如上述赵先生的描写，虽说是出于艺术的需要，但有时难免种瓜得豆，而这样的结局有时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直令人啼笑皆非。《中华读书报》上“读者直陈”的一篇题为《郭沫若与安娜的书信可以这样加工创造吗》，作者王廷芳曾担任郭沫若秘书长达20余年。他在谷辅林、张启莲合著的《郭沫若与安娜》中，发现有郭沫若与安娜的来往书信16封，长达两万字左右。这些书信如果确系传主二人当年所写，自然是非常珍贵的史料。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书信是谷、张二人根据1925年郭氏小说《落叶》加工创造出来的。而这16封书信，又被郑舍农在他的一本书中，把这本属虚拟的材料全部照录，并标明是“郭开贞与佐藤富子的两地书”。“这样以假当真，以讹传讹，实在有加以澄清的必要。”无独有偶，王廷芳不久又发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长期从事郭沫若研究，任郭沫若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黄侯兴教授，在一篇纪念郭安娜的文章中，也错把谷、张所创造的信当成真实材料引用了。这篇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的文章，其作者简介中还特别强调：“此文属纪实性，无虚构成分，他为读者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连黄教授也“以假当真，上当受骗了”，王廷芳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提出质疑。[21]传记文学必须真实。虽然作者可以在史料的基础上做若干艺术加工，但是有真实姓名的日记、书信之类却是不能虚拟杜撰的，因为传记文学毕竟不同于小说创作。即使是传记小说，允许一定的艺术想象与加工，亦应考虑人物历史真实的要求，加以必要的补充说明。否则，真假莫辨，让人难以置信，这代价也太大了。
强调传记小说的著者或编者在作品醒目处加以说明确有必要。我们都知道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他一生著有多部传记小说，其中有关于杰克·伦敦的《马背上的水手》，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痛苦与狂喜》，关于弗洛伊德的《思维的激情》，关于达尔文的《起源》和关于梵高的《对生活的渴求》（即《梵高传》）等。在不朽杰作《梵高传》中，欧文·斯通特为中译本所写“导言”便言明是“小说的形式”，[22]（P3）并在“附记”中说：“读者也许会暗自发问：‘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呢？’对话不得不是虚构的，必要时也有纯小说的夸张，例如玛雅一场，……除去上述在技术上大胆采取的措施以外，本书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22]（P551）其主要的原始资料是温森特·梵高致其弟提奥的三卷书信集，而更多的材料是作家在广泛调查、实地追踪的发现获得。该书中译本“编后记”，也说明是“传记小说”，可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还是想想传记大师莫洛亚吧！面对“传记小说”的赞誉，他屡屡抗辩，声称他写传记，“从不加小说般的演绎，既不杜撰什么场景，也不生造什么对话。我所凭藉的，就是史实，见诸资料、信件、日记和回忆录，跟巴黎大学作论文或学者教授治学一样严谨。”[2]（P14）他的传记能绘声绘色，不是光靠生花妙笔，主要在于旁征博引，从大量史料里，披沙拣金，选取最能说明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安置妥贴，浑然天成。所以说，我们不大赞成传记的小说化描写，而更倾向于“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翔实的材料，平实而不事铺陈的文字，娓娓道来，构成了似散文般鲜活而富有情韵的特点，这可以说是许多传记作品的引人之处吧！
五、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
建国57年来，随着传记文学的繁荣兴盛，涌现出了一批很有特点的传记作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2005年还进行了“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的评选活动），他们在传记文学的创作方面进行了可喜的实践与探索，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毋庸讳言，目前我们还缺乏杰出的传记家，更没有出现象安德烈·莫洛亚、亨利·特罗亚、斯蒂芬·茨威格、罗曼·罗兰、欧文·斯通等那样独具风格的传记大师。学者陈剑晖早在1987年便指出：“如果与国外的传记文学相比，则我国的传记文学还远远落在后面：从传记与文学的结合来看，我们还没有出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巴尔扎克传》、《拿破仑传》这样的作品；从笔致的飘逸、写法的灵活来看，我们还没有出现《维多利亚女皇传》、《约翰逊博士传》这样的作品；从真实性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一部传记文学敢于象《邓肯传》、《忏悔录》那样毫无保留地坦露自我……”[23]为什么我国的传记文学不能象欧美国家那样出大师、出巨作呢？这恐怕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个人的诸多原因，远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只想谈谈传记家的有关问题。
传记家当然包括传记作家和传记批评家。如何方能算是杰出的传记作家？关于这个问题，有个理想化的说法：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笔力和哲学家的思考深度。三者间严谨是必持的撰述态度，笔力与思考深度则是优秀传记作品不可或缺的两翼。传记作家除了具备文学素养外，还应具备史学素养和哲学素养。只有具有了足够的文学素养，有好的形象思维，传中所写人物才显得生气勃勃。只有具有了坚实的史学素养，才能以独特思考来理解和认识传记中所涉及的时代和人物，以合适的历史逻辑去叙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也只有具有了深厚的哲学素养，特别是富有恢宏的历史哲学意识，才能大大拓展作家的思想视野和写作领域。如何方能算是杰出的传记批评家呢？我以为亦应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恢宏的哲学意识。传记文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它不仅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相关，又与一定时代的认识水平、价值观念、美学思想、文化心态、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有密切联系。所以，传记批评家要从整体上把握它，就必须进行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唯其如此，传记文学研究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进入更高的层次。
传记家应当是在传记文学界创作和批评上卓有成效的作家和学者。他们不但是这个行当里的知情人，还是能够高屋建瓴俯瞰这个园地的观察家和指引者。传记家应重新建立对经典的认识态度，从传记文学经典、名著中吸纳营养，获取灵感，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传记文学理性健康、富有生命的美学体系和价值观念。要提倡传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真诚对话，以时代精神和主体意识去审视传记文学，一起评述现状，反思过去，勾画未来，共同指点中国传记文学的江山。现在许多研讨会基本是一边倒的颂辞，缺乏观点的交锋，思维的碰撞和灵感的火花，这不利于传记文学的良性发展。传记家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中一切有价值的创造，来为今天的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服务。我想，传记家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研究也好，都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要有丰富的资料积累，二要有思想文化上的制高点，三要有广阔的视野，四要有生动优美的文笔。这四点缺一不可。占有资料越广泛、越厚实，写作或研究的基础就越扎实；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就能从规律上充分反映人物的个性和历史的本质，闪射史诗般的视角，把握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内蕴深度；有广阔的视野，才能在传记文学实践中汲取灵感，大大拓展创作与研究的领域；而有生动优美的文笔，则能使创作文采斐然，批评引人入胜。资料贫乏、思想贫困、视野狭小、文字枯燥无味是不可能出传记文学大师和巨作的。
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新世纪新阶段，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文艺事业大有希望的重要发展期。”“时代和人民期待着涌现一大批优秀文艺家，期待着出现一大批精品力作。”[24]***同志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为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只要我们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庄严职责，不断开拓进取，21世纪的中国就一定会出现一批走向世界的杰出传记家乃至传记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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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全 展（1956_），男，湖北荆门人，荆楚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4
孙犁《与友人论传记》
前承问写传记的方法，这固然不是我所能说得完全的。但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历史书籍以后，对于中国历史传记写作的道理及其传统，却有一些领会。现略加整理分析，供你参考。
我国在历史上，很重视传记，断代史中，人物传记占绝大部分。作为很重要的一种文体，在作家专集中，分量也很大。
《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就与经书同列。可见“传”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所占的位置。
但这主要是就历史而言，在文学创作上，传记的成就，是不能和历史著作相比的。历史与文学，虽有共同的根源，即现实、环境、人物，但历史并不等于文学。文才并不等于史才。有些大作家写的传记，常常不如历史学家。把文史熔为一炉，并铸出不朽的人物群像的，只有司马迁、班固。此外，陈寿、范晔，已经史重于文。至于欧阳修，在文学上，虽享大名，所撰《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其中传记，已经不能同班马并论，常常遭到他人的非议。
史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并非一回事，而且有时很矛盾。史学重事实，文人好渲染；史学重客观，文人好表现自我。只就这两点而言，作家所写的传记，就常常使人不能相信了。
班马固然也是文学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从历史着眼，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在他们写历史作品的时候，也表现了文学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是为历史服务，个人爱好，退居到第二位。越是采取客观态度，他们的作品完成以后，他们的文学才能，越是显得突出。有些人，在写作历史传记时，大显其文学方面的身手，越是这样，当他们的作品写成时，他那些文学方面的才华，却成了史学方面的负担，堆砌臃肿和污染。文学的脂粉涂得过多，反倒把人物弄丑了。晚清有个王定安，是曾国藩的得意弟子，他撰写的《湘军记》，不能说用力不勤，材料也不能说是单薄无据，就因为存心卖弄才华，文字写得忸怩作态，颇不大方，就被别人耻笑，以为不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其实，王的书，也是文学家的历史著作，并无突出优异之处，不过他稍稍知道写历史的道理，能略加收敛文学天才而已。
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它的写作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言记行并重。《史记》、《汉书》都是如此。记述人物一生重要行为，即决定性的关键性的行动，记述其与此种行动相辅相成的语言。《三国志》裴松之的注，特别注意记一个人的语言。深刻隽永的语言，颇能表现一个人物的风格面貌。这种用语言表现人物的写法，以后演变为多种多样的《世说新语》一类的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语言，不只反映人物的思想作风，也是人物行为的基础，所以很被史学家重视。
二、大节细节并重。古代史家，写一个人物，并不只记述他的成败两方面的大节，也记述他日常生活的细节。司马迁首先注意及此，效果甚佳。就像刘邦、项羽这些大人物，他也从记述其日常的言行着眼。而在写一些微末之士的时候，则多着眼其言行两方面的荦荦大端，显露其非凡之一面。
三、优点缺点并重。历史传记，首先注重真实，而真实是从全面、整体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历史所表现的人物，很少是神化的完人。《三国志》写关羽，写其功劳战绩，也暴露其秽德失行。把关羽神化，是后来小说和剧本干的事。优缺点并重，功过并举，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完人”，抽象的完人，是不存在的。
四、客观主观并重。历史，整个地说来，是客观存在。人物的言行，看来是主观的，但必然受历史的制约。古代传记，所写的人物，从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表现，如曹操之于汉末，诸葛亮之于三分。客观环境与主观意志，紧密结合，历史与人物，才能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传记中，人物主观成分的表现，不能过多，主要是表现其与时代相触发相关联的契机。
传记能否写得成功，作者的识见及态度，甚关重要。当然，作者要有学，掌握的材料要多。但材料的取舍、剪裁，要靠识。识不高则学无所用。识不高也难于超脱，难于客观，难于实事求是。写传记，有如下数忌：
一、忌恩怨、忌感情用事。传记所写是历史，只求存实。
是为了后人鉴戒，所以也求达理。不真实则理不能通，并能悖理，于后世有害。写传记，对成功者，不能预先存恐惧之念，对失败者不能预先存轻侮之心。对己有恩者不过誉，对己有怨者不贬低。个人恩怨，排除净尽，头脑冷静，然后下笔。如不能做到，就可以不写。
二、忌用无根材料。写传记，都知看重第一手材料。即个人观察所得，眼见是实的材料。这种材料，是不易得到的。
即使调查来的材料，也还有个剪裁取舍的问题，不一定完全可靠。至于文献记载，就更应该有所鉴别。过去，人物传记，有所谓家乘，即本人家族保存的材料；有所谓弟子记，即他的门人记录的材料；有所谓碑传，即死后刻在墓碑上的文字。
这些材料，还都不能叫做传记，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历史家把这些材料，都看作第二手材料，加以取舍。作者还要实地考察。直接观察以求更可靠的印象和材料。司马迁世为史官，掌握着不少文字材料，但他在写作《史记》之先，还是要出去旅行，访问故老，收集传闻。
三、忌轻易给活人立传。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数都是写在改朝换代之后。人物都已死去很多年。时过境迁，淘汰沉淀，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评价。这样写来，容易客观。即本朝国史馆立传，也在盖棺论定之后。排除人事纷扰，再为一个人立传。这是历史传记写作的一个优长之处。当然，年代久远，也容易传闻异词，毁誉失度，有时几十年的事情，就弄不清楚，何况年代更久？这就要看史家的眼光，即识力。
给活着的人立传，材料看来易得，实际存在很多困难。干扰太多，不容易客观。他自己写的自传，也只能看作后人为他立传的材料，何况他人所为？
四、忌作者直接表态。中国历史传记，很少夹叙夹议，直接评价人物的写法。它的传统作法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实际上是叫事实说话，即用所排比的事件本身，使读者得到对人物的印象、评价，因之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大的史学家只是写事实，很少议论。司马迁在写过一个人物之后，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谈他对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若即若离之间，游刃于褒贬爱憎之外。
又有时谈一些与评价无关的逸闻琐事，给文字增加无穷余韵，真是高妙极了。班固以后，这种文字，称“赞”或称“史臣曰”，渐渐有所褒贬，但也绝不把这种文字滥入正文。
外国有一种所谓评传，一边叙述人物的历史，一边发挥作者对人物的见解，中国史书上是少见的。
五、忌用文学手法。外国还有一些传记作品，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如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所写的名人传记。这种传记，是作家的创作，是以作家的意志见解，去和人物的心理思想交融。这是一种非常带有灵感的写法，作为文学作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传记，就令人有些玄妙之感。这是天才的传记，平凡的笔墨不能追步后尘。
现在，为活着的人写的传记，有时称做“报告文学”。作者凭主观意志，功利观念，对人物表示了充分的爱憎。还有很多想当然的描写，甚至有一大段一大段的作者抒怀，这已经不是传记，而近于小说或叙事诗了。
历史、人物传记，都可以转化为小说、戏曲。《三国演义》是最著名的了。开了“七分史实，三分演义”的先河。
《三国演义》能在同类小说中领先，是因为它得天独厚：一、三国的历史形势，济济人材，鼎足与纷争，都有利于结构小说；二、裴松之的注，材料丰富，人物方面，不只有行，而且有言有貌，易于摹画。《三国演义》产生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三国故事和三国戏曲，人物的形象、性格已初步具备。其他历史演义，就因为没有这样好的基础，所以写不好。如《隋唐演义》，还有些人物形象，如《五代史平话》，则太显粗糙，没能从历史脱胎出来。
传记是属于历史范畴，它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不能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说有传记文学，但不能说有文学传记。
史笔和文学之笔，应该分别开。
舞台上，赵云的戏有好多出，《三国志》赵云传，不过几行，我们要认识赵云，就要根据这几行文字，而不能根据舞台上那么多的戏曲。人物一旦变为文学艺术中的形象，几乎就与历史无关了。
历代大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所写的，名为传而实际是寓言的作品，唐宋传奇中的，名为传实际是小说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作者主观成分多，都不能当作历史传记来看。
古人著书立说，有时称做“删定”或“笔削”。就是凭作者识见，在庞杂丛芜的材料中，做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
1981年3月25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5
| 青春文学引领榜单 传记文学整体走弱 |
| ——2004年2月文学排行榜分析 |
| 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 月报分析项目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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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1、青春文学占据榜单主流，本月又有新“成员”加入
2、传记文学整体走弱。
3、“名家新作”一路走好
4、文学新书：多元、“爱情”——经典话题
一、2月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综述
2月份文学畅销书延续了上个月的热点——青春文学继续走强，传记文学逐步走低。从前30名在榜图书来看，榜单变化不是很大——有4本图书新入榜单，2本书重新返榜，其余图书的排名变化幅度也比较大。本月排在前2位依然是：《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
青春类图书依旧是本月文学图书榜中的主角，并且这种趋势比上个月有所加强：本月青春文学图书以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幻城》为代表，继续上个月的强势，同时又有韩版图书《那小子真帅》、青春偶像剧图书《星梦缘》、以及张悦然新作《樱桃之远》“闪亮登场”。由于青春文学图书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中学生和大学生，2月份中有一半时间，学生们还在假期，所以青春文学图书有较好的市场业绩也是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与1月份相比，本月有5本在榜的青春文学图书的排名出现下降，下降最多的是《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从上个月的第15名下降到本月的第20名，下降5个名次。
与上月相比，传记类图书表现较弱——《都赶上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滑出前30名；在榜图书多数排名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通稿2003》，由7名下降到28，下降15个名次；本月另有一本传记图书上榜：《邓丽君画传》，排在第21名。
与上月相比，所有文学畅销书前30名中，名次上升最多的是王蒙新作《青狐》，从上个月第30名一举跃到本月的第8名，上升了22名，他的另一部作品《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也同时在榜，排名17，比上月上升7个席位。排名下降最多的是《通稿2003》，比上月下降15名，其次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卷）》、《亲历历史》名次下降幅度都在9名以上。
本月的文学新书中，引进版惊险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网络爱情小说《爱在仙境的日子》、《湖边有棵许愿树5》市场表现较好。
二、青春文学——跳动的青春、变化的文学
迎合目标读者群的阅读品味和需求是任何图书成为畅销书的必要条件，读者的阅读特性一方面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读者的消费又可以被引导，这就是“概念”先行的理由。
纵观青春文学类图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其读者品味的变化，不同年代的青春，有着不同的品味，并且与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和社会时尚紧密相连——从郁秀的《花季·雨季》到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到如今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通过对青春文学的回顾，我们也看到市场运作的成分越来越多，尽管多数业内人士认为“畅销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畅销书是可以被“做”出来的。
青春文学图书消费的主流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比起成年人，他们的思想最容易被改变，最容易受社会舆论导向、时尚潮流的影响。因而他们既是阅读品味变化最快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引导消费的人群。把握时尚脉搏是抓住这类读者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了解他们的教育背景，比如韩寒的“反叛”、郭敬明“好学生”形象都与现在的教育相关，学习压力大，学校里、家庭里一系列的“应该做”与“不应该做”禁锢了他们的行为，造成他们的逆反心理，因而韩寒成为他们眼中“反叛”的楷模。另一方面，不管怎样，这些学生中大多数从小就受社会、受家长、受老师的教诲“要学习好，要考大学、读博士”……，因而不但学习成绩好、文笔也好、也不受家长限制的郭敬明也就为他们崇拜的偶像。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传媒业日益繁荣，国际、国内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时尚会越来越多元；而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和教育评价标准、体系也在逐渐改变，“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逐渐被家长和学校所接受，这些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的阅读取向，青春文学图书会随之不断翻新不断改变。
即便对于一个作者的几部作品来说，写作风格会有很大差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郭敬明的《幻城》与《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两本书，在写作风格上几乎迥然不同，《幻城》文笔优美，《梦里花落知多少》的语言则更加通俗，更加口语化。
从本月在榜的青春文学图书，我们还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现象：
1.市场被越来越细分，图书市场定位更加明确
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何员外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其读者群体主要是大学生，还可以延伸到一些年轻的白领。而本月新上榜的韩版青春文学图书《那小子真帅》，则明确定位于中学生。
《那小子真帅》，是目前少有的引进版青春文学图书。该书是韩国美少女作家可爱淘高中时的网络处女作，在韩国市场表现不俗，“令数千万韩国新生代为之癫狂”，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该书作者在网络上的知名度。在进入国内市场过程中，世界知识出版社和QQ.COM网站举办了搜寻男女主人公QQ秀活动，已使无数中国新生代跃跃欲试。以轻松的日韩漫画式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新版的“王子与平民少女”的爱情故事。几乎集中了全部的新生代崇尚、追求的时尚元素，投中学生所好，因而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该书在1月份的新书中排名第5，本月即上升到文学榜第5名，说明该书具有相当的市场潜力。
2.系列作品层出不穷
青春文学图书中系列作品越来越多，“系列作品”的特征在文学畅销书中表现最为显著。这种系列作品基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出自同一作家的作品，比如郭敬明作品系列；一种是出版社开发所致，比如“我为*狂”系列。可以看出一方面作者资源被挖掘的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概念在不断跟进翻新。这是出版者引导消费也是其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阅读品味所致。
再者，考虑到现在青春文学图书主要消费群体学生的一些特点，比如“追星”，他们一旦认可某个明星，就会非常执著的关注他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学生中的“明星效应”比其他消费群体更加明显，因而“发现明星”、“制作明星”成为青春文学图书运作的手段之一。当然随着读者消费的理性化，对于图书来说，首先还是“内容为王”。学生的另一个特点是“攀比”——一种事物、一件商品，如果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使用，而自己不知道或者没有，就会觉得“面上无光”。再加上他们学习生活比较集中，彼此间的信息交流非常频繁，容易造成所谓“口口相传”的效应。所有这些都使得青春文学图书在其主要消费者中容易形成系列品牌，被推崇和追捧。
3.签约作者
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郭敬明、张悦然可以算是他们眼中的名人。本月张悦然的长篇处女作《樱桃之远》首次上榜，排在第15位。张悦然是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力推的“玉女作家”，“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曾出版个人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讲述了两个女孩从小到大，由敌为友，面对友谊、爱情、生存和死亡的心路历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估计该书借助其作者在目标消费群体中的知名度、是其较好市场表现的原因之一。
张悦然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继郭敬明之后的第二位签约作家，春风文艺出版社拥有对其作品的优先出版权。签约这种行为在成人作家和出版社之间很少，这是出版社意识的变化。可以说签约对作者与出版社都具有促进作用，作者是现在图书市场最大的资源，对于出版社来说，他们可以全力打造作者品牌，不必担心会“为他人做嫁衣”，通过拥有相对稳定的作者资源，提高出版社的竞争优势；对于这些年轻作者来说，一方面，出版社签约是对他们能力的肯定，另一方面，出版社的培养和市场化运作可以使他们全身心放在写作上面，写作方面更加成熟，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本月销量前30名的青春文学图书中，有5本排名与上月相比都有所下降，这与2月份学校开学，青春文学图书消费者学生们精力开始转移到学习上有关。
三、名家名篇——凸显作者品牌优势
纵观几年来文学畅销书榜，市场热点不断变化，2003年传记文学与青春文学此涨彼消，但是变化的市场中，另有一些图书市场表现比较稳定，虽然每个月都不会排名很靠前，但是每月销量都很可观，最终成为市场的“赢家”。这些无疑就是图书中的常销书，是出版社码洋收益强有力的支撑。
文学畅销书中的常销书，多数是一些名家名篇。根据开卷在2003年底做的读者调查，文学图书市场中，影响读者购买行为的首要因素是作者的知名度，可见在文学图书中作者的品牌优势相当明显。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阅读品味，其眼中的名家也不尽相同。
本月著名作家王蒙的最新力作长篇小说《青狐》市场表现较为抢眼，从上个月的第30名，一跃成为本月的第8名，可见作家的品牌优势。新世纪之初，已经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的王蒙决心“变法”，超越自己，另起炉灶打造新长篇。经过三年的潜心写作，《青狐》终于问世。作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女性、欲望、爱情以及革命、民主、权力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本月王蒙的另一力作《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也有不错的业绩，该书自2003年1月份首次上榜以来，一直排在前25名之内，在2003年3月份曾经登上榜首位置，本月排名17，比上月上升7个名次。
本月还有一些名家名作在榜，比如杨绛的《我们仨》、钱钟书的《围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其中《我们仨》自从2003年7月份首次上榜以来，连续在榜，并且都在前10名以内；《围城》自从1998年10月份开卷开始统计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以来，累计在榜时间已经达到47个月；《挪威的森林》2001年3月首次上榜，如今累计在榜时间36个月；《文化苦旅》2001年5月份首次上榜，累计在榜时间33个月。
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便名人名家作品，也不可能本本都成为畅销书。只有当它迎合了消费者的阅读心理和品味，才有可能畅销。
四、2月份其它新上榜图书和上市新书分析
2月份新入榜的图书还有影视互动图书《星梦缘》和人物传记图书《邓丽君画传》。《星梦缘》在1月份的文学新书中排在前5位中，本月在文学榜中排在第11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继《红苹果乐园》后，推出的又一部影视互动图书。该书主要讲述了几个青年男女在成长道路上感情的萌动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相信借助《红苹果乐园》的影响、以及当下青春文学热销之势，该书的市场前景不会很差。
上个月在新书中排名第3位的《邓丽君画传》，本月排在文学榜第21名。该书是作家出版社在《宋美龄画传》，“应时而发”的又一作品。《邓丽君画传》由于迎合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市场表现较好。但是从《宋美龄画传》的市场表现来看，这类图书时效性较强，会随着人们对于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淡忘，而渐渐远离榜单前30名。
本月文学新书前5名中，有一本引进版图书《达·芬奇密码》市场表现较好，排在新书榜的前1名。其余4本图书中有3本是爱情小说《爱在仙境的日子》和《湖边有棵许愿树1》、《湖边有棵许愿树5》。
文学新书榜与总体文学排行榜前30名相比，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就是惊险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著有《数字堡垒》、《魔鬼与天使》及《圈套》。《达·芬奇密码》自2003年3月出版以来，荣登过几乎全美所有主要排行榜的榜首。该书是一部博学而充满悬疑的小说，该书从卢浮宫馆长被杀写起，围绕一个神秘宗教组织“郇山隐修会”的巨大秘密展开，将整个西方文艺史和宗教史融合其中，情节跌宕起伏，用一个又一个悬念紧紧抓住读者的心。可谓把“科学＋宗教”的惊险悬念小说类型发挥到极致，这是该书与以往悬念小说有所区别的地方——同时具有一定的知识性。作为该书的引进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这本书的营销方面也采取了一定的举措，该社做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个中文网站，上面不仅有关于图书的介绍，还有书中提到的一些相关内容的资料，比如达芬奇的名画的图片。为吸引读者的兴趣，在首页上特别设置一个“与丹·布朗一起玩”的游戏。由于目前市场热点是青春文学和传记文学，所以估计该书未来的市场表现会是一种慢慢上升的状况。
本月文学新书榜第2名是网络爱情小说《爱在仙境的日子》。该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中心推出的又一都市时尚爱情小说。该书作者青年作家饶雪漫，因“花衣裳”丛书而闻名，多数作品以校园成长为主题，《爱在仙境的日子》一改过去浪漫风格，转而进入都市时尚爱情小说领域。由于该书是以近期热门网络游戏“仙境传说”为载体，可谓与其读者群体密切接触，估计今后会有不错的市场表现。该书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继《奇迹：幕天席地》和《天堂神话》之后，推出的第三部网络游戏系列小说。
文学新书中，市场表现不错的还有网络爱情系列小说 “湖边有棵许愿树”系列。号称汇集了50多篇流行于网络世界的爱情故事。其中销售较好的有《湖边有棵许愿树1》和《湖边有棵许愿树5》。
小结：纵观近期文学畅销书榜和销售较好的新书，可以发现：出版社对青春文学领域的开发越来越深入，市场日趋细化；小说取材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网络的利用日益充分，网络爱情小说、网络游戏衍生的小说在新书中都有不错的表现。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少作家都在“变脸”、创新：一该过去的写作风格，尝试新的手法，新的领域。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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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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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8
妇女节推荐30种女性自传读物
中华读书报
-徐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
1933年6月27日，胡适在太平洋客轮上为自己的《四十自述》作序时，真诚地检讨说:
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七万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文学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此可见胡适对自传、尤其是女性自传作品的看重。虽说百不成一，但他主动热情的游说，身体力行的提倡，也并非全无效果。至少我们接着将要推荐并导读的中国女性自传中，有两部即杨步伟和毛彦文女史的自传，就出自其奖引和鼓励。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久华在为毛彦文《往事》所写序言中指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绝大多数妇女深处闺中，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留传下来的女性传记或回忆录可谓凤毛麟角。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才逐渐起了变化……作者在自序中说，《往事》所书皆平凡之事，即使偶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事过境迁之后，也变得平凡无奇了，指的应是“反缠足”行动、接受新式教育、反抗父亲安排的婚姻、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这几件事情。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早已把这些先人奋斗争取来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乐享成功的同时，大家也当饮水思源；正因为有毛彦文这些先辈们披荆斩棘、开创新猷，后人方得享庇荫，受惠无穷。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而每一个人独有的生活，其实都是一部丰厚的自传，点点滴滴，莫非丰富；枝微末节，无不生动。因而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经历，都是别的人所无法想象得到的。2008年8月，余华在聂华苓自传《三生影像》首发式上笑称，“读这种特别好、特别棒的人物传记，会让小说家们怀疑自己虚构小说意义何在？”
然而，“能文者不知，知者不能文”，长期以来中国民众教育事业的不发达，束缚了自传尤其是女性自传的文本积累。据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熊贤君教授所著《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披露，二十世纪初民间兴办的女子基础教育学堂，直到1906年才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官府章程保护，到1908年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教机构，到1920年才从高小到高校普遍地有了男女同校同学的状态。而结撰自传，首要的是要启蒙读书，有识文写字的能力，还需得有心有闲，并非一举可以告成的。也正因为如此，凡是中国女性自己写成并且印行于世的作品，也就弥足珍贵的了。
“男子应奋发，女儿当自强。”当今国民教育的普及，使得知识人口的女性比例，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空前的程度。我坚信，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书市和图书馆里，一定会出现比现在的资源要丰厚得多的女性自传。但在这一愿景尚未及见的时候，我在雁斋藏书中选出可读性强的十余种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等)，在2009年“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推荐给大家，供您选阅。
一、杨步伟回忆录《杂记赵家》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2月版
杨步伟，188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一个望族之家。本书由《一个女人的自传》(35章)和《杂记赵家》(19章)组成。传主自称“不过是一个普通地道的中国女人”，但其所经历的家庭、国家和世界的重大事变和事件，却有记录的必要。透过质朴明白的语言，谈笑风生的议论，可见其爽直泼辣的性情，而上世纪前叶文教界的新风气、北平的老风貌和清华园的旧风情，乃至梁启超等的人情风致，也通过其惟妙惟肖的笔触跃然纸上。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8
二、苏雪林回忆录《苏雪林自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版
苏雪林，当代知名作家。1897年生于浙江瑞安县县衙。1999年4月21日去世，享年103岁。“三十年代五大女作家”、武汉大学“珞珈三杰”的称誉。一生笔耕八十载，著述二千余万字。作为一代才女，集作家、教授与学者于一身，却“思很新，行为则旧”，因遵从父母之命，嫁非所爱而抱憾终身。她的一生“都在与生命打苦仗”，更由于当年与鲁迅的纠葛而去大陆，终老台岛。自称“是一个弱者，一个充满矛盾性的人物”，长长的一辈子似乎总是困顿于人生的矛盾之中。本书系“名人自传丛书”之一。
三、毛彦文回忆录《往事》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毛彦文，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乡绅之家。1999年11月10日在台湾辞世，享年102岁。本书从《我的母亲》写起，顺序写到求学与就业、逃婚与奇缘、香山慈幼院、海外飘萍、返台定居、悼亡伤逝等重大人生事件。黄守愚指出传主是一个“珍惜初恋”，又“为爱所伤”，既爱事业，又曾获得“幸福”的奇女子。
四、任桐君《一个女教师的自述》
三联书店1989年4月初版，1995年8月重印
任桐君，出生于1899年10月10日，江苏宜兴人。少小失去双亲，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师。其人生理念是，“替孩子找一个好学校，为自己谋一个小学教师位置”，为此“一直坚持工作，不轻易放下教鞭”。她推广自己的亲情至于对学生的慈爱，又将慈爱升华为对教育的敬业。遗憾的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竟辍业了。本书四章，从“一个衰败的大家庭”写起，到抗战后回到南京，却又为与丈夫团聚而不得不离去的“故乡非我乡”为止。有当代教育同行发表读后感言道，本书写出了“那个年代，那个社会，那一时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当得起‘人师’、为人师表的老师啊！”
五、《蒋碧微回忆录》
学林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蒋碧微，189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名门望族之家。本书上册为《我与徐悲鸿》，下册为《我与张道藩》。以翔实史料，细致笔触，真实展示了世人长期关注的蒋碧微、徐悲鸿、张道藩三人间的情感纠葛。因其一生的两段感情都是同居关系，因而有读者感言道，少女时代的勇敢私奔，盛年时代的长袖善舞，中年时代的怅惘无端，晚年时代的凄清独处，其人生经历令人唏嘘不已。
六、董竹君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
三联书店1997年9月版
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13岁时为替家庭还债，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子，次年被赎出火坑……29岁时因不满夫权统治以及封建家庭桎梏，毅然抛却荣华富贵出走，独立抚养四个女儿，一时有“中国的娜拉”之誉。35岁时在友人资助下创建锦江饭店。新中国成立后，她将该饭店全部资产捐献，被誉为“红色资本家”。“文革”中却又饱受迫害。她的人生体会是:“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人生几十年，酸甜苦辣，什么样的事情，大大小小都会遇到的，看你怎么去对付它。随心所欲做不到,随遇而安不会做不到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9
七、《冰心自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冰心，现代知名作家。“五四”运动后开始写作，抗战期间，用笔名“男士”写作《关于女人》，讲述14个女性的故事，引起广泛关注。她于1979年开始动笔撰写自传，但文字比较简略，且仅写到执燕京大学为止。本书编者钱理群、谢茂松为此从传主文章中选取材料，重新组织成书，分为“自传”、“我的故乡”、“我的童年”、“北京的生活”、“在美留学的三年”、“回国后”、“在大后方”、“北京—东京”、“归来以后”九个单元，以1949年10月为界，前甚详而后极略。
八、《丁玲自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丁玲，现代知名作家。其一生富于传奇色彩。早期追求个性解放，后来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其文学创作也由最初的单纯抒写个人苦闷逐步转向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本自传编述了其曲折人生的坎坷历程。
九、《王映霞自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黄山书社2008年3月版
王映霞本姓金，小名金锁，1905年生于杭州。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在郁达夫苦苦追求下成婚。十二年后离异。江苏文艺版与黄山版主要依据的都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王映霞自传》1990年10月初版本，黄山版卷首有数帧王、郁老照片和郁氏手迹，以及胡键中序和王映霞前言，卷末附录王氏《我与陆小曼》、《我与女作家陆晶清》两文，以及刘心皇《〈王映霞自传〉读后》一文，为江苏文艺版所无，而江苏文艺版《台湾之行》、《黄昏独语不惆怅》两节内容，则为黄山版所无。
十、陈学昭回忆录《天涯归客》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陈学昭，中国现代知名作家。1906年4月17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县城盐官镇一个教育之家。1991年10月18日在杭州逝世，终年85岁。1924年在《时报》新年增刊上发表首篇文章《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呼唤“恢复妇女固有的人格”。《天涯归客》是其文学回忆录的首部，还有《浮沉杂忆》(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和《如水年华》(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十一、吴似鸿回忆录《浪迹文坛艺海间》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
吴似鸿，中国现代知名作家。1907年3月28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州山(今柯桥镇)。1928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进修西洋画，后又加入“南国社”。她一面演戏，一面学画，一面在《新女性》上开始发表作品。1930年1月,经田汉介绍结识著名作家蒋光慈，两周后便开始同居生活……本书从作者出生“又是一个囡”，写到自己73岁时获得政治资格上的“平反”，重又回到文艺界为止，凡九十一题。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39
十二、谢怀丹《岁月屐痕》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谢怀丹原名裘东莞，又名谢忆仁、谢芳，笔名“秋娟”。本书副标题为“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的回忆”,从1920年春在济南萌发“爱国心”之后投身“五卅”革命风暴写起，到1949年8月17日福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为止，凡十三题。
十三、《萧红自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萧红，现代知名作家。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逝世于1942年1月22日。她八岁时母亲病逝，其父对她冷漠无情，促使她最终走上背叛家庭之路。曾获得过“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之誉，但却是“民国四大才女”(石评梅、庐隐、陆小曼或张爱玲)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本书内容涉及其在家庭中的早年生活、求学经历，结识萧军之后走上文学之路，东京和北平的生活、与鲁迅的交往、有关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经历等。
十四、杨绛回忆录《我们仨》
三联书店2008年5月版
杨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知名作家、翻译家。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江苏无锡。本书中的“仨”除作者外，还有夫君钱锺书和女儿钱瑗。在人生的伴侣钱锺书去世四年后，她决心“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用深情之墨来记录她所思念的失散亲人，记录他们这个家庭六十三年间的风风雨雨。本书保持了作者一贯的简净风格，在温婉的文字中，蕴藉着深厚的情愫；借助日常生活的枝节记叙，处处洋溢出浓郁的人情味，以及读书人之家所特有的书卷气。本书可与《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参读。
十五、黄哲渊回忆录《离乱十年》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5月版
黄哲渊，文教界知识女性。本书从“一个不平常的寒假”、“认识了他”开篇，一直写到“我们的儿女”、“如是我想”，凡十六个单元。全书以饱蘸情感的文笔，记录了1937年大学毕业后，自武昌流亡始，颠沛于香港、上海、北平、重庆、青岛的流离生活。作者情感细腻，以对战乱年代“患难知朋友，乱离识爱情”的特殊感触贯穿全书，其深沉令读者深受感染。
十六、刘德伟回忆录《一粒珍珠的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刘德伟1912年出生于武汉一个清贫俭朴的政府官员家庭，17岁时受洗成为基督教徒，依靠武汉圣公会的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完成了1931年开始的在燕京大学的英国文学学业。书中详尽地回忆了自己的童、少年时代，以及出国与归国、在上海从事社会救济工作和乃后的坎坷人生经历，文笔流畅朴素，故事真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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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范小梵回忆录《风雨流亡路》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
范小梵，文教界知识女性。1918年出生，原籍安徽桐城。本书副标题为“一个知识女性的抗战经历”。作品自叙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期间，与东北流亡学生朱锡侯自由恋爱，私奔成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回到其丈夫的浙江绍兴老家，随后朱锡侯赴法留学，遂两地分离并失去联系长达八年。为躲避战乱，年仅19岁的范小梵不得不开始万里流亡，在饥寒交迫中求生计，并坚守着爱情……为了让她身在海外的丈夫回国之后，“让他知道我是怎么生活、怎么走过来的”而坚持写作日记。其夫妇的感情故事，已是不可复制的“恋爱童话”。
十八、高诵芬回忆录《山居杂忆》
南海出版社1999年5月版
高诵芬，191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在家塾延师授读。18岁时，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于同邑徐定戡。从此相夫教子，克尽妇道职守。1994年1月，双双定居于澳洲，2005年去世。由于作者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又居住在相当特殊的家庭环境中，所以她笔下所写平常事，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也就显得不那么寻常了……其中从“抗战逃难”到“文革抄家”等，无不扬清激浊，曲尽其致，从而成为杭州乃至中国特定时代的教科书。
十九、林海音回忆录《城南旧影》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林海音，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一个中国侨民的书香之家，祖籍台湾苗栗。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1921年随父母回台湾；192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平，并在城南定居。其带有自传色彩的成名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此。本书是傅光明、童仁的编辑作品。分为“家世述往”、“城南旧事”、“台湾岁月”、“作客美国”、“故地重游”和“创作杂述”。可与传主女儿夏祖丽所著《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同读。
二十、罗兰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蓟运河畔-苍茫云海-风雨归舟》
海天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联合出版
罗兰，当代台湾著名作家。本名靳佩芬，1919年出生于河北宁河县芦台镇一个书香之家。从1990年9月开始，从回忆自己家世历程的《蓟运河畔》(51题)开篇之作《大宅巡礼》起笔，以《苍茫云海》(37题)回顾自己29岁时独自飘零到达台湾的奋斗心路，以《风雨归舟》(36题)记述自己回大陆结缘，并寻觅失落故乡的情怀。本书问世后，荣获台湾第21届文艺奖。
二十一、苑茵回忆录《往事重温:叶君健和苑茵的人生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苑茵，当代知名作家，当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叶君健的遗孀。抗战期间，作为东北流亡学生的她，在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嫁给高大倜傥的年轻教授叶君健。本书的如实记录不仅展示了一个中国现代女性的个人身世和遭际，也折射一个时代的坎坷脚步，风风雨雨五十六年，其间饱含着众多的历史教益和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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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李茵回忆录《永州旧事》
东方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李茵，1923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当代知名作家残雪和学者邓晓芒的母亲。她没有上过一天学，但靠自学学会了阅读。70岁起开始用笔墨写作乡土生活的回忆性散文。当《永州旧事》结集出版时，她已是82岁。永州的旧城、八庙、年节、亲戚、街坊们，旧民俗、旧人物、旧性情，构成了一幅幅鲜活的上世纪30年代湖南小城的生动风俗画。邓晓芒序称:“我母亲……能够用自己活泼的眼光写自己直接感受到的东西，并能以自己一生所积淀下来的定力，来如此恰如其分地表达那些微妙的感情。这是母亲的幸运。”
二十三、柳溪回忆录《我的人生苦旅》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
柳溪，当代知名作家，河北献县人，1924年5月24日出生于天津。她虽然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身世却极为不幸。她降生时，新婚才年余的母亲就因胎衣不下而撒手人寰，她从此被家人视作“灾星”，饱受侮辱、虐待、冻寒和饥饿，直到一位姓张的教师主动指点她可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同学共读，因之顺利考入河北保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初中部，随后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本书初版原名《我的人生苦旅》，2004年11月重印时更名为《往事如烟》。
二十四、《陈香梅自传》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陈香梅，当代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5年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香港岭南大学。从既漂亮又个性独立的名媛，到战地记者、将军夫人，人生颇有作为。先后荣获美国多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出版中英文著作50多部。本书从“忆儿时”、“我是家中最不听话的孩子”开篇，逐次记叙了家世来历、师长教诲和个人成长经过，尤其生动地记述了与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间不平凡的婚恋故事，及其在美国白人世界里独自“开创一片天”的悲欢故事。书中内容还涉及到她与美国有关各届总统和白宫要人的社会交谊，以及美国各个时代的内政外交、社情民风，及其个人为促进中美关系好转、加快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中所曾作的努力。
二十五、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
三联书店2008年6月版
聂华苓，旅美著名女作家。1925年出生于湖北汉口。当她母亲对这位长女自述完20岁嫁到聂家的身世遭遇之后，是短暂沉默之后的一声叹息:“唉，想起来，做女人真没意思。”可作者却在“没意思”中将自己的女性人生过得有了意思乃至意义非凡:“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大陆，干在中国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她对自己命运的形象概括，也是印在本书扉页之上的短语题记。书中三部:“故园”(1925—1949)、“绿岛小夜曲”(1949—1964)、“红楼情事”(1964—1991年)，铺叙了她那曲折生动的人生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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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董冰回忆录《老家旧事:李凖夫人自述》
学林出版社2005年9月版
董冰，1928年3月出生于河南洛阳孟津县南麻屯镇董家村邙山岭上的农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邻村一个大家族的长孙，即后来成为中国知名作家的李凖。全书凡20章。从贫家女到地主家孙媳妇，再到作家夫人和六个孩子的母亲，其一生起伏跌宕，在平凡中寓有不寻常。其细密的纪实文字，足以把读者带到旧中国农村的真切世界里。舒乙在序言中说，该书最大价值在于她不动声色地为中国妇女的命运塑造了一个“苦的典型”，因为“世世代代，多少亿，多少辈中国妇女全是董冰式的，只是没有详细描述过……”
二十七、张珑回忆录《水流云在》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8月版
张珑，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之孙女，原籍浙江海盐，1929年出生于上海。1947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子学校，195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执教于北大西语系，其后人生多故，多历坎坷。1994年退休。她在书中怀着感恩之心，回忆祖父对她的教诲和祝福，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时，对当时社会、时政、人际、风俗、建筑、家饰、生活习惯等等，都能够以个人视角，点点滴滴地写得细致入微，极具史料价值。
二十八、乐黛云回忆录《四院·沙滩·未名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乐黛云，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31年出生于贵阳。本书从她1948年进入北大求学写起，在六十年风雨历程中，这位曾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四青年节”被组织委以跑上天安门城楼向刘少奇献花的青年骄子，竟在政治的翻覆中被划为“极右派”，先后做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终于又得以回返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作品还写到了马寅初、季羡林、废名、王瑶、杨周翰、李赋宁等学人名师等，以及若干令人扼腕叹息的北大悲剧人物。
二十九、於梨华自传《人在旅途》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於梨华，浙江镇海大河南村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少年时代，随父母迁居福建南平、四川成都等地，抗战中随家人流落到桂林和柳州，在流浪中“拥有了一双锐利的眼睛，能观察、分析和辨别被世俗装饰起来的真伪了”。这对于她后来成为作家有着重要作用。1962年携三个幼小子女及第一个长篇小说稿《梦回青河》回台湾探亲，次年出版后一举成名。这是其追寻记忆中少年时代宁波家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旨在揭露封建旧式家庭对于女子的迫害，从此在中文文坛创作甚丰。本书系“海外暨港台作家自传”丛书之一。
三十、方蕤回忆录《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方蕤，本名崔瑞芳，1933年出生于北京，1950年在北京女子二中读书期间的寒假中，被借调到“三反五反”运动办公室做文书助理，报到当天即与时年十八岁的作家王蒙结识。本书记录了作者与王蒙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时代风云的生活细节。她说，“我们不会忘记最初的相识，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并用这一生证明: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我和王蒙风里来，雨里去，云里飞，地上走，50多年来始终在一起，彼此不曾分开”，并表示自己喜欢这些无声无息不起眼的“芝麻”和“石子”，因为正是它们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和“真实的人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2-11 19:12
孟非：每一段经历都将存入人生储蓄罐 2011年11月21日 作者：白雪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文科偏科生，到高考落榜生，到工人，到电视台临时工，到著名主持人 孟非：每一段经历都将存入人生储蓄罐  CFP供图 20年前他没考上大学，中学时多有挂科，被老师“请”出课堂全校通报批评他，处分通告就贴在校门口他去当工人，受工伤差点夹断手指他去电视台，从打杂的临时工干起。
如今，他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名主持人:当年中央电视台想要他，他没去他能在直播新闻时严肃怒骂，也能在T型舞台上诙谐谈笑他主持的节目在全国同时段收视率居首，能让资深财经评论员“废寝忘食”。
所以你难免会看到并相信这样的话：“众人瞩目的孟非传奇背后，有一个坚强的人不断超越自我的打拼故事!”“心有大梦想，不怕起点低。孟非从最卑微处一步步前行。”
但孟非从没把自己当成苦情励志的偶像，认为自己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我当年真不知道什么是低谷，也不觉得今天是辉煌。”孟非说，自己心里响着一句话，不是哲学家、思想家、伟人说过的任何话，而是他内心时时告诉自己：“都会过去的。”“无论你的人生有多么落魄、多么黑暗的时候，咬咬牙真的很快会过去。你人生再辉煌、再明媚、再风光，想一想也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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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2-11 19:13
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什么都好
今年40岁的孟非出了本书，写40篇文章谈个人经历，6年的中学时光只有1篇。
因为天性与当时的教育环境相悖，在别人看来纯真、美好，充满梦想的中学时代，是孟非“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
只要不是写汉字的科目，孟非的成绩都不行。每科试卷有12页，数学成绩最好的同学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做完，孟非不会做，就用20分钟把会做的题目做完，交卷，然后就发呆。有时卷子发下来时，他问旁边的同学：“这是化学还是物理?”
高二的化学老师是个老太太，有一次鼓励同学们“不懂就问，不要不好意思”。孟非壮着胆子提问：“老师，为什么有环丙烷、环丁烷，没有环甲烷、环乙烷呢?”
问题一出口，全班哄堂大笑，老师震怒：“不要拿这些愚蠢的问题来耽误全班同学的时间。”此后，孟非彻底沉默了，再也不问任何问题。“老师讲她的，我在下面孜孜不倦地看《围城》，不时发出大笑，然后被老师请出教室。”
理科成绩一塌糊涂的孟非，文科成绩名列前茅。每个学科考试后学校都会弄个“红白榜”，前10名上红榜，最后10名上白榜。红榜白榜上基本都有他，上榜率挺高。初三时孟非参加南京市作文比赛，得了记叙文类唯一的一等奖，校门口的喜报上，他的名字居榜首。没过几天，孟非“又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儿被全校通报批评”，处分通告就贴在喜报旁边。
和他同在一所中学读书的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年个性十足的孟非在校园里是个公认的“人物”，“很轰动，长得又帅，很多姑娘喜欢他。”
对此，孟非一口否认，“没有的事”。
老爸教训他：“学习好比什么好都强，而你是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什么都好，有啥用啊!”
“他说得没错。”孟非说，学校开运动会，他短跑总得名次办艺术节，他一向是主持人就连出黑板报也是他的事情。“总而言之，凡是无关学习的事，多多少少都和我有点儿关系。只是一考试我就傻了。”
伴随着其他的人生小插曲，这个偏科严重，惟文科成绩出类拔萃的学生，就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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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2-11 19:13
清楚感受到自己的社会阶层 高考失败，孟非的人生错过大学，拐弯进了工厂。
就在当工人的前一个晚上，他还在身为媒体人的父亲同事家过圣诞节。那个“白色平安夜”聚会充斥着文艺中青年，有人弹钢琴，有人表演节目，宾客们就着火腿沙拉喝着香槟。
次日一早，他去一个电视节目报的印刷厂报到，上班第一天的工作就是擦洗保养机器。中学里的文科“风云人物”脱了外衣穿上工作服，撸起袖子，用蘸上机油的棉纱钻到机器肚子里擦洗。南京的冬天湿冷入骨，滴水成冰，北风从没有玻璃的窗口刮进厂房，把外面的雪一直刮到机器旁边。
“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社会把我归到另外一个阶层去了。”孟非说。
当时工人们上“大夜班”：从周二晚上一直印到周四早上，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印一回报纸，孟非得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看两回日出日落。
工人们的情感朴素动人。因为机器不停，大家轮流吃饭，工友们总是让别人先吃。轮流睡觉时间短暂，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再睡两分钟”。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多睡两分钟，别人就要少睡两分钟。
印厂车间噪音巨大，就是面对面也得扯着嗓子喊。10平方米不到的宿舍既住人也堆着印刷辅料。天冷时有人把臭烘烘的鞋垫放在廉价的电热器上烤，旁边就有人抽烟、吃饭。
“在印厂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获是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阶级意识。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这个社会我属于哪个阶层。”孟非说。
他一直没有忘记和忽视这种感受。20年后的孟非主持一档“光鲜”的节目，舞台上充斥着俊男靓女，也很难绕过钱财名利，但他还是珍视来参加节目的外来务工人员身上的价值观，“他们有明确、务实的理想，不会张口就说希望公司几年上市、环游世界这种话。年轻人要有奋斗的目标，不过绝对不能眼高手低。”
孟非的工人奋斗期不到一年——他出事了。
那天是连续两晚夜班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擦洗印刷机。孟非抓棉纱的左手和机器没有配合好，被拖进了两个滚筒之间。被同事解救下来之后，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举着喷血的手指，躺在医院抢救室门口走廊的地上。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2-11 19:14
真实的人生不能重演，但永远可以向前 好莱坞大戏里，主角总是在最后遇到一个难得的机遇并一飞冲天，但孟非的故事不是这样。
工伤后，他去江苏电视台干起了临时工，比如接电话，给摄像机电池充电，扛背包机、三脚架之类的杂活儿。此后他慢慢学会独立做片子，拍一些小专题和新闻，并得过省级好新闻奖，“当时看来是巨大的荣誉”。
再后来，有纪录片摄制组到台里找摄像。老摄像们有的因为台里有栏目走不开，有的嫌时间太长，又在新疆拍摄，嫌苦不愿意，孟非去了。一次，国家体育总局投拍一部中国奥运军团备战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大型纪录片，一直在台里体育组干临时工的孟非也去了。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张红军曾与孟非共事。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年的纪录片主要以解说词串联，孟非撰写的解说词配上音乐，效果极为震撼。用孟非的话来说，那部《奔向亚特兰大》“我和我的同事，包括绝大多数时候都麻木不仁的审片领导都看得相当激动。事实上，那段片子无论什么时候看，我都会激动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孟非的业务能力得到认可，从临时工转正成为记者，成绩斐然。另一方面，他的魅力也被身边人感知。
“如果穿越到当时的江苏台，推开一个办公室的门，看一小堆人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哈喇子直流地听着一个人白话，那个人一定是孟非。”张红军说。
在镁光灯下，成功和顺遂总是看得见的。孟非先后成为最受欢迎的新闻主播，直播一档60分钟的新闻栏目，后来又去选秀类、娱乐类，直到现在红遍全国的为青年男女相亲的生活服务类栏目，他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视屏幕上。去年他主持的节目“非诚勿扰”在全国同时段收视率居首，与他本不相识的媒体人胡紫薇撰文称，她熟识的一个全国发行的财经周报总编辑，从未在非财经证券领域展现过一点点兴趣的人，看这个节目直至“废寝忘食”。
有媒体把他过去的经历与今日的境遇对比，描述出精彩的“苦情励志”偶像形象，这让他感觉“相当难堪”。最后干脆写一本书，“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寡淡如我”。
每个人的每一段经历都不会浪费，那些过去的一切都将存入人生经验的储蓄罐里，并不时地展现出来。
在看似“辉煌”和“明媚”的现在，你仍然能从孟非身上辨认出这些经历：
他还是那个当年靠兴趣读书的中学生。中学里学过的很多古文他到现在还能全文背诵，连教材里的插图、插图注解也全都记得。有时直播节目中嘉宾引经据典，出了错误他会当时顺口更正，举重若轻。
他还是工人们的朋友。在电视台直播民生新闻时，孟非也有“卡壳”的时候：为不公的现实愤怒或痛批制度的傲慢时，为社会上最普通的人们说话时，他会张几下嘴，几秒钟内恨不得拍桌子，然后才能说出那句有分量的话。印刷厂的工友孩子结婚，他说自己无论如何要去。
他还是那个较真的人，而不是完美的偶像：读报栏目很多主持人会让后方的编导选择新闻并撰写评论，再“充满现场感”地朗读。但孟非一直坚持自己选新闻，自己评，哪怕出错。
因为真实的人生，总是充满错误、坎坷、困难，尽管不能重演，但永远可以向前。（本报记者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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