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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传记文学基本理论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45
标题: 传记文学基本理论
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一篇

传记的定义及属性

陈兰村

　　一、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写作样式，它用来记载人物的生平经历。如中国汉代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中的列传，大多是传记，古代称为传，现在也称人物传记。用定义的说法，“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1312页）或者说，传记文学“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用比喻的说法，“传记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页。）
　　“传”、“传记”、“传记文学”的名称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在“传记文学”名称出现以前，中国先后已有“传”、“传记”的文体名称在使用了。“传”，本义是指传车驿马，即指古代一种快速的交通设施。引申之，则记载人物事迹以传于世的文体，亦可曰传。“传”是中国传记的起始名称。“传记”一词，最初出现在汉代。在古代，“传”、“传记”都可当作对经书的解释，即指解经的文字。“传记”表示记载一人生平始终的文体，至迟在南朝开始。（以上参见陈兰村《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一文，收入陈兰村、张新科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现在，“传”、“传记”，一般都指记述人物生平经历的文字。“传记文学”名称则是在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较早如胡适于1914年9月23日的日记用了“传记文学”为题。（据卞兆明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胡适最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时间定位》考证，此题目是胡适朋友1934年帮胡适抄写书稿时加上去的。）按此考证，可见1934年已有“传记文学”的提法。紧接着郁达夫在1935年写了“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见傅东华编《文学百题》，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传记”与“传记文学”两者的关系是属与种的关系。“传记”名称是一个属概念，“传记文学”则是其中的一种。所以，“传记文学”是隶属于“传记”中的概念。“传记文学”也可称“传记”。我们现在所称的“传记”，其中包含了传记文学作品。
　　二、关于传记的属性，究竟它是属于文学性质，还是属于历史性质？它与文学、与历史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传记文体的属性应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并结合传记作品的实际来定。一般说在中国，古代的传记，文献目录学分类中几乎都把它划入历史类，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大部分是传记作品，但史学家显然把他们看作是历史学的一种著述形式。只有文学家创作的单篇小传，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传记文，才列入他们各自的文集中，应属于文学类。“在西方，希腊人那里没有‘传记’一词，最早的传记作品同历史学、哲学和修辞学没有明确的界限。”“传记属于历史学的观点到19世纪末才发生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在肯定传记历史性的同时开始注意到传记的文学性，主张传记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见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页。）
　　由于传记原是从历史的写作样式发展而来，并不同程度带有文学性。因此它是兼有文与史的双重性。
　　传记与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又不同于历史。历史是传记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历史事件可能就是人物的生平的一部分。但历史侧重要写出时代的变迁，朝代的兴亡，甚至社会变化的规律。而传记侧重在写出一个人物，尤其在写出它的个性、感情、外部行为与内心精神世界的发展历程。
　　传记与文学的关系有其一致性，但又与虚构性传统文学样式如小说、戏曲有别。传记与文学都写人，都要写出人的个性，写出活生生的人，这是最大的一致性。但传记所写的人物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虚构性的小说、戏曲所写的人物则可以虚构的。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一书中，对传记的看法，认为：“比较公允、客观的定义应该是，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在史与文之间，它不是一种或此即彼、彼此壁垒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 （《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4页。）
　　而传记发展到现代，它的一部分作品的文学性一面得到加强，虽然它仍有史学性的一面，但把它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更为合适。当然，具体到某一个传记作品，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吴晗的《朱元璋传》是一本历史著作，但也可以说是传记著作，史学成分多些，文学成分也有。而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则文学性较明显，只能看作是传记文学作品。所以，现代将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这是传记文学本身具有的文学性决定的。而将传记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样式，有利于发挥该文体的传人功能，有利于它本身的发展。
　　三、传记文学作为传记的一种，其性质保留有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特殊性。这仍然主要表现为传记文学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传记文学首先是传记，是写特定人物的历史，对人物的经历以及与人物相关的事件应该保持原有的面貌，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传记作者在尊重人物性格和经历的基础上，可以运用文学写人叙事的方法，达到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的统一。优秀的传记文学应该是历史的真和文学的美的结合，是历史的科学性和文学的形象性的结合。如《史记》现在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它既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之作。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45
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二篇

传记的真实性原则与虚构现象

陈兰村

　　一、传记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必须是真实的，传记所写的传主在历史上要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不能虚构，不能过分夸张。如果传记作品出现人物和事件是虚构，这个传记也就失去生命。读者认为是造假的传记，这样的传记也就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反感。传记的人物与重要事件都应符合历史真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传记文学与小说一类的虚构性作品划出了界限。历史小说所写的人物可能在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但人物的事迹是作者虚构或夸大，只能算是小说，还不是传记。如姚雪垠著《李自成》，主人公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作品所写人物事迹是作者创作虚构，因而是小说，不是传记。
　　传记作者为了追求传记的真实性，往往注意追求传记材料的真实。有的作者亲自直接采访传主，或间接采访与传主相关人物，或查阅相关资料。有的传记作者直接与传主有过接触。如斯诺采访过毛泽东。王元是华罗庚学生，他写的华罗庚传记材料很扎实。他对所用材料在每个分篇后都以参考资料的形式注明出处，表明所用材料都有根据，绝非凭空虚构。吴晗的《朱元璋传》所用史料，在脚注中多注名资料来源。
　　二、传记的真实是要追求传记事实的真实，传记材料不等于传记事实。传记材料有其自身的价值，可以提供写人物的素材，但一堆材料毕竟没有生命的气息，不能显现人物的全貌和内心。作者必须从材料内外寻找和选择真正能表现人物的传记事实。赵白生在其《传记文学理论》第一章中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他提出了“传记事实”的新概念：“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吴尔夫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简言之，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4页。）
　　三、怎么看待传记的真实性原则与实际还存在虚构现象的矛盾呢？传记作者、研究者、读者在共同追求传记的事实真实中，却发现在传记作品中，包括自传、传记、日记、书信、回忆录，有大量事实证明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现象．传记中出现虚构现象，要具体分析。在叙述传主生平过程中，在传记事实链上少了一个环节是常有的事。作者在把握传主性格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补足那个缺损的环节，使传记事实的链条接上，让叙述得以继续完成。或者传记事实只像是个死象骨架，已无血肉。传记作者按照死象之骨，让象复原的办法，也是通过想象把传主写出来。赵白生认为：传记的虚构本质上是一种“死象之骨”式还原。从事实的真实出发，传记作家没有权利增减象骨，更没有权利替换象骨。他引钱钟书的话：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管锥编》第一册，第166页。）
说明传记写作中存在“肉死象之白骨”的现象。这种虚构现象即是钱钟书所说“入情合理”的想象造成的，可以被读者所接受。因传记基本事实真实，由于入情合理想象所补充的细节，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并无大矛盾。
如果传记作者脱离人物基本传记事实，完全臆造情节，或有意违避应该写的事实，那是故意造成虚构，那是违背传记真实性的原则，也就直接影响作品的价值。这里还需指出，传记作者无权虚构重要情节，但有权可以选择传主的事迹，有权对材料加以取舍、有的加以突出记叙和浓笔描写，有的则少写或淡化描写，从客观叙述中仍然表现作者对传主或其事迹的价值取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46
传记文学理论连载

第三篇

传记形式的分类

陈兰村

　　传记形式的分类，现在尚无一个固定的标准。我们以传记创作对象来划分，则人物传记可以分成“他传” 和“自传”两大类。“他传”的创作对象是创作者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传记。而“自传”指传记作品的创作对象就是创作者本人。他传和自传又可以依据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再分为若干小类。介于他传和自传两者的还有回忆录和小传。
　　现在把常见的传记分为1、正传（或叫史传、历史性传记、标准传记）；2、文学传记；3、自传（附小传）；4、回忆录；5评传（或叫学术性传记）；6、古代传记；7、年谱、年表等五类介绍。
　　一、正传
　　正传：或叫标准传记。又叫史传。这是传记的标准形式。作者用散文形式和
记叙性文笔介绍传主一生的经历、成就、性格、思想演变和生活工作情况。属于他传性质。
　　“史传”之名来自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南朝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后人主要指古代如《史记》、《汉书》这类正史中的人物传记。史传，往往结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和性格特征，并对人物有一定的评价。
　　现代史传，主要指结合现当代历史事件，记叙历史人物的生平，突出其对历
史的作用和本人的性格。如果这类历史性传记，能同时运用文学手段刻画历史人物形象，具有浓厚文学色彩，则可以称为史传文学。现代史传，如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宋健主编《两弹一星元勋传》中《邓稼先》，如王元作的《华罗庚传》等。这里的他人，指传记的主人公，一般称传主。毛泽东、邓稼先、华罗庚就是传主。这类传记一般能完整地叙述传主的一生过程，或相对完整地叙述传主的某一人生阶段。篇幅可以有长短，但能写出传主的性格。为写出人物的性格和记录与传主相关的重要事件，在材料的运用上作者有合理的取舍。作者对传主有一定的理解和评价。这类作品要求所写的人物和事迹材料符合历史真实，作者对传主及相关的历史有自己一定的见解，叙述语言有一定的可读性。其中优秀的传记作品，能让历史性和文学性达到相当的平衡与统一。
　　二、文学传记
　　文学传记：是一种以文学的笔法和语言来描写和刻画传主，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很高的可读性的传记。从传记的写作手法是否具有浓厚的文学性上看，史传，往往运用史学笔法，对传主的生平经历进行严谨求实的叙述，偏重传主在历史事件或某种学术背景中的作用的记叙。本书所选《华罗庚传》、《邓稼先》就是属现代史传，这两篇作品侧重介绍传主在自学数学和两弹研究中的活动和作用。评传、学术性传记，偏重对传主及其某种成就、地位作理性的分析和评论，文学色彩较弱；如本书所选《孔子评传》。而文学传记，把历史事件、时代精神只是作为传主活动的背景，而偏重对传主的生平作文学的描写，尤其注意对人物性格，内心世界的描写，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并对传主的各种人性形态表现进行深刻而生动的阐释和揭示，它具有明显的浓厚的文学色彩从而实现文学传记特有的艺术价值。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法国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都是国内外的文学传记的名著。
文学传记的文学笔法是在人物及其性格真实的前提下运用的。不虚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虚构重要的细节，这是传记与小说等虚构性作品的界线。在此前提下，它可以吸取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文学样式的艺术技巧。文学传记作者也有合理想象的余地，他可以依据人物的经历和把握其性格后对传主作心理活动的描写。
　　三、自传（附小传）
自传：简要地说，就是个人自叙生平及个性的一种写作样式。能够真实地而且艺术地记叙自己的实际的人生的作品，可以称为自传文学。“自传”之名作为文体标题最初出现在中唐时期，如陆羽作《陆文学自传》、刘禹锡作《子刘子自传》。
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也有很大的发展。
自传作为表达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与反省的一种独特写作样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现代西方人写自传很风行。自传作者包括上至国家元首，下至作家、商人、明星、百姓。如西方在18世纪出现了法国卢梭的《忏悔录》，这是一部著名的长篇自传。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个大汽车公司老总艾柯卡写的《艾柯卡自传》就很流行。中国在“五四”后曾出现过一个自传写作小高潮，如胡适的《四十自述》、沈仲文的《仲文自传》等。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写的《西行漫记》是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其中毛泽东口述自传，由他记录整理。
　　自传写作与其他传记相比，有其便利的条件，因为创作对象是作者本人，自传所写的材料主要来自本人，是自己某段历史的再现，所写的是自己的感受，这当然比写他人方便。作者如果参与过某种历史事件，自传提供的材料和本人的经历就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
　　自传的要领是人贵自知之明。在自传中，人怎样认识自己？这可以衡量传主的人格和认识水平，所以这是阅读和写作自传的一个难点。无论是对阅读自传，或自己准备写自传，人贵自知之明，这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自传在享受便利性的同时，也伴生着困难。传记中的独特性，即自传存在程度不同的主观因素。因人少自知之明，如何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评价传记，便是自传作者的最大难题。自传作者尤其在牵涉本人名誉、地位时对材料的不适当取舍，容易造成失真。作者必须超越本身主观的局限，才能达到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
小传：即人物小传，就是人物的传略，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写，它是再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个性的一种篇幅短小的传记。它既可以写自己，也可以传他人。
古代就有人物小传，作者写自己的小传，如唐代陆羽的《陆文学自传》，写别人的，如唐代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
现代人写自己的小传，如老舍的《自传》；写别人的小传，如鲁迅的《柔石小传》。老舍的《自传》、启功的《自撰墓志铭》，传主皆文化名人。他们或“教书作事，均甚认真”，或谦虚自称“名虽扬，实不够”。他们的为人及事业成就，均可以给后人以启示。
　　小传与正传、以及一般的自传在内容的真实性上要求是一样的。一般可以写：主要经历（根据需要，加以详略）；爱好；为人。表现手法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
　　掌握小传写作中三个基本要素：生平简历；个性或某一方面特长、事迹；语言朴素、生动。学生自己写小传一定要注意内容的真实性。
　　四、回忆录
　　回忆录：是传记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形式。它是作者回忆自己生平或生平中的某一阶段的见闻。回忆录以回忆的重点不同，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完全以回忆本人的事迹为主，可以归入自传一类；再一种以回忆别人或某个事件为主，就是单纯回忆录。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是徐悲鸿的传记，也是作者的回忆录，主要是回忆徐悲鸿的一生。
　　回忆录由于写了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常包含许多佚事、对话、细节，给人以亲切之感。其中作者个人的形象有时不一定很丰满，但其中的历史容量可能比一般自传要大，其宝贵的文史资料比一般文学性更受人们的重视。
　　五、评传
　　评传：即评论性传记，又称学术性传记。这是作者以评论家的眼光，在广泛收集和考证资料的基础上，用散文或评述性文笔来评述传主的人生道路、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的一种传记。这种评传的传主大多是某一方面有杰出成就或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就要求作者对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传主的生平和性格有深入的了解，对传主从事的专业或活动领域也有相当的知识。否则很难发表评论。评传与一般传记要求有真实性和文学性外，还要有学术性。即对某种专门知识有较系统的研究。
　　这类传记作品，作者以评论传主的生平及其成就为主，或考证传主的事
迹，可能文学性弱些，但有学术价值。如匡亚明的《孔子评传》。
　　六、古代传记
古代传记，是为了和近现代传记区分，一般指古代用文言写的传记。古代传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史传。如《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第二类、杂传。主要指单独成书的某一类人的传记。它起于汉代，兴于魏晋南北朝，如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南朝梁代慧皎的《高僧传》；第三类、散传。指一人一传，但不单独成书，以单篇流传，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这类传记唐宋以来历代文人都有大量创作，成为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散传之名借用明代中期李开先《亡妻张宜人散传》中“散传”二字，作为这类单篇个人传记的名称。散传，包括自序（自传）、行状、墓志铭等。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就是古代散传。第四类、专传。指一人一传，单独成书的传记。“专传”之名，始见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梁氏认为：“所谓专传与列传不同，列传分列在一部史书中，专传独立成为专书。”如唐代慧立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即玄奘传）。这是记叙唐代高僧玄奘生平事迹最早的传记，也是我国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保持完整面貌的中篇单行个人传记，全书8万余字。
7、年谱、年表
　　年谱、年表在传记的家族中，因它们记述人物简单的生平事实，但一般不表现谱主的感情、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的细节，仅是传记的形式之一，不具备文学的意义。现代的年谱、年表多作为学术研究著作，也可以为传记写作提供资料。
谱，是一种古老的历史记事形式，本用以记述古代帝王的世系。“谱”一般刻在竹片、木片之上，故又称“谱牒”。（牒，〔die〕：古代刻字用的小木片、竹片。）“年谱”，是“谱牒”这一古老的人物生平记事形式在后代的发展。它按照严格的编年顺序条列谱主的生平大事和重要成就，具有传人记事的意义。今所见最早的年谱有宋代人编的《韩愈年谱》等。现代仍有不少年谱著作，如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长达125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年表，本是一种以编年的顺序排列重大史事的史学著述形式。后来又用来对人物生平的载述，在形式上和年谱相似。但年表一般仅列举重大事件，内容较简，后来多以年谱代替。（以上参考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四节“谱表式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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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46
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四篇

传记文学的审美原则

陈兰村

　　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一般文学的审美原则也适用于传记文学。但传记文学性质的文学性与史学性结合的特点，使它又具有自己特殊的审美标准。大致说有以下几点：
　　一、严格的历史真实性。
　　指传记所写的人物和重大事件必须在历史上存在过、出现过。这是传记审美的前提。如果传记所写的人物和重大事件是假的，必然严重损害审美效果，甚至被读者所否定。这点在论述传记文学的特点时已有所阐述。这里不重复。
　　二、传记要展示传主完整的人生面貌
　　传记所写的传主生平不仅要求具有严格的历史真实性，还要能完整地展示其人生面貌。这里所说的“完整”，可以是指传主一生完整的经历，也可以指传主某一人生阶段相对完整的经历。只有这样，才能使传主的生平行为、个性形态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作尽可能的完整地展示出来。本书所选的课文，第一单元至第六单元的作品都是从整部原作中节选下来的，原作都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传主的人生面貌。第七单元的古代传记有特殊情况。归有光的《先妣事略》，从题目可知是个小传，但所记其母亲面貌也已相对完整了。从《史记·管晏列传》节选的《管子传》是《史记》全书的一部分，有关管子的其他事迹已从略了。
　　强调传记要展示传主完整的人生面貌，这可以与报告文学、人物通讯等新闻性作品有所区别。新闻性作品写的也是真人真事，这与传记是一致的。但新闻性作品除了追求及时性外，往往只在人物的人生历程某一横断面上对人物的活动和个性做报道。而传记要求写出传主人生进程中相对完整的一段，乃至人生的全部历程，并不强调及时性。
　　强调传记要展示传主完整的人生面貌，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写作样式不仅要真实地再现传主在特定事件中的行为表现，而且要深入探讨与揭示传主的行为动机，并做出解释。如第二单元《苏东坡传》节选了该书第十五章“赤壁赋”，写
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创作生活，对他这时期的代表作诗、词、文、赋的创作过程及其内容的介绍中，表现他特有的旷达自由的精神境界。读者要进一步了解苏轼为何贬到黄州？作者在本章开头为何说“苏东坡现在过得是神仙般生活”？又为何在其创作中表现“诙谐美”？对苏轼在黄州的创作表现要做出解释，必须了解传记前几章的叙述。同样，第二单元《徐悲鸿的一生》中节选部分，写了徐悲鸿在上海求职时的艰辛和学画的刻苦，但要进一步了解他为何这样坚强努力，必须了解他来上海前的家世和学画的志向、经历，才能对他在上海的行为动机、人格形态、个性特征有所理解。
　　三、传记要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
　　传记以写人为中心，与文学创作是一致的。但传记如仅就传主生平客观载述，不能充分展示人物的人性表现，也不能展现鲜明的人物形象，因而影响它的审美效果，减少欣赏可读性。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仅有其历史的价值，还有文学的价值。因此，传记，尤其是文学传记也要像小说那样重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个性特征，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传记的使命要刻画人物个性，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人与人的不同很重要在于个性的不同。传记要写出传主是“这一个”，就要写出他的个性。传主就是他本人，作者不需要有意拔高，也不需要故意贬低。作者要把握传主的个性，就要研究传主的个性。所以传记的写作也是一种人物研究。
但传记文体的特殊性，要求它在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个性的方法与小说及其他虚构性文学样式不同。由于传记真实性的严格限制，传记必须是在保持事实的基础上来塑造人物形象。
　　传记常用的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个性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选择人物一生中关键时刻、重大事件进行重点叙述，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如《邓稼先》写传主在研究两弹中的表现，《居里夫人传》写传主发现新元素过程中的经历。研究两弹、发现新元素，都是传主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从中展示他们对科学研究的顽强和热忱的共性。两人研究背景的不同，原来人生经历的差异，他们的个性又有不同。
　　第二、通过传主的某些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描绘人物的精神面貌。
如第一单元，写毛泽东自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年夏天“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 “我们热心于体育锻炼。”进行“雨浴”、“日光浴”、“风浴”。这些细节都再现了毛泽东年轻时代的不凡举动，表现其为日后参加革命斗争锻炼自己的志向抱负，积极向上的精神世界。
　　第三、从传主的背景，包括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周围相关人物、自然环境等角度的描写，来烘托传主。如，邓稼先研究两弹，与当时国家形势发展的需要
有关。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他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可见同学间的互相影响。自然天气的描写，可以烘托徐悲鸿的心情。
　　第四、用传主本人的文字材料，如日记、书信、作品等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华罗庚传》中用传主的书信、题词，来写他对老师的感激，对人生的体会。《苏东坡传》用苏轼自己的创作来展示其在黄州的心态。《巴尔扎克传》写传主为了勉励自己，在拿破仑小塑像的座基上贴了一张写有自己决心的小纸条。
　　四、传记语言一定要精彩。
传记和其他文学样式的基本要求是一样，叙述语言应该做到准确、简洁、生动。但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还要强调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作品中的人物语言都一定要精彩。
　　作者的叙述语言，在优秀的传记中有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如林语堂《苏东坡传》，随时可以发现幽默的语言。如说苏东坡在黄州每天往返过的一段脏泥路，“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藉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林语堂不愧是个幽默作家。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的叙述语言晓畅、生动、比较细腻。如写徐悲鸿在上海求职失败，濒于绝望的一段文字：“悲鸿感到呼吸困难，浑身象着了火，有一种燃烧的痛楚。他猛力扯开衣襟，让无情的风雨打在他的胸脯上。……”把徐悲鸿当时的内心感情表达得很形象生动。
传记的人物语言，可以用来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别是运用人物对话可以把人物写活。写好对话是写活人物的诀窍。活人要说话，来表达他在日常生活中与别人的交流，抒发个人的爱憎和感受。传主或已过世，传记把传主写活起来，重要的诀窍就是写好人物的对话。如果作者只是一直叙述，人物没有说话，传主性格不易刻画，作品也不容易生动。
　　《卓别林传》里传主讲到自己在无声影片中创造夏尔洛形象的过程，“我终于想到我常见的那些普通的英国人。他们留着小黑胡，拿着竹手杖，穿着合身的上衣。我决心把他们当作模仿的对象……” 后来卓别林又讲到对夏尔洛形象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他的演艺和思想的升华。《邓稼先》中写传主接受上级要他研究原子弹任务后晚上与妻子的一场对话，表现了丈夫对国家的忠诚，妻子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令人非常感动。第七单元《管子传》主要以管子自述与鲍叔的友谊的一段话作为全篇的脊梁，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一句作点睛之笔。这些都可见写好人物语言的成功经验。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47

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五篇

传记文学的社会功能

陈兰村

传记文学不仅是书面著作，还是文化产物。因古代以来，纪传体历史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本纪、列传是传记作品，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中的传记，它们既是史学家个人的作品，也是在当时社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后世纪传体正史更多是各王朝直接组织文人写作的。中国传记中的史传对社会影响深远，包括史传在内的传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一、阅读功能。
传记首先是给人阅读的，而且读者的面特别广泛，阅读的目的也因人而异。
从社会上层到平民百姓爱看历史传记，历代不乏其人。自《史记》问世后，后代的许多统治者都提倡读历史传记，了解前朝兴亡原因，从历史人物身上吸取教训。三国时孙权教吕蒙读书（载于《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吕梦所读的“三史”，当然包括《史记》、《汉书》在内。后来吕蒙军事上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他读历史传记对提高军事指挥能力效果十分显著。又如三国时蜀国人“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三国志·王平传》）。王平几乎是个文盲，但亦重视《史》、《汉》诸纪传，即其中人物传记部分。他听了别人的朗读，对传记还有所领会，获得了借鉴。这就是阅读传记中产生的借鉴作用。
像孙权、吕蒙、王平这样的政治人物读传记可能带有政治目的。而一般读者读传记，可能只是出于对历史的爱好，增长点历史知识，了解一些名人故事；或纯粹是为了欣赏历史人物故事，或是把传记当小说一样文艺作品来消遣，从中获得艺术享受。著名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直到今天，睡觉前还要读上半小时文史书籍，一本《史记》更是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据人民日报2006年6月15日第14版）丘成桐读《史记》，看上去似乎与他的数学专业不对口，但他却随身带《史记》，从中得到阅读的乐趣。这就是阅读传记后产生的陶冶作用。
二、教育功能。
传记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传记的伦理道德的教化和人生素养的培养上。“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一直提供着这样是事实：人类保存其祖先的实录，即是出自对他们的怀念与崇敬，同时也是因为先人的生平事迹可以作为今人及后代的榜样。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人物传记的写作是为了纪念先辈，更是为了喻教后代。”（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传记文学的教育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给读者产生激励作用。
首先，优秀的传记作品，往往写出了历史上为人类为祖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传记在描述他们的生平时也展示了他们的人格魅力。人们在阅读这类传记时感受到传记主人公的伟大的人格精神，给自己的生活、给工作增添精神力量，增加生活的勇气，从而培养了自己健康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素质。法国著名的传记作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前言里说：
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作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吧。他们会安慰我们。
罗曼·罗兰创作名人传的目的，就是要用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伟大心灵之光照亮在苦难昏暗中的人生，鼓舞人们生活下去。他把贝多芬称为“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他在《贝多芬传》结束时写道：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
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
贝多芬的精神品格，确实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世界没有给他欢乐，他却用苦难谱写欢乐，把欢乐留给世界，留给后人。他的伟大心灵永远温暖着世人。我们读《邓稼先》，他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中国的两弹元勋、国防科学家邓稼先，为了祖国研制原子弹，隐姓埋名，最后身体也得了重病，献出了生命。他的伟大的人格精神、爱国精神同样值得我们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继承发扬。近代梁启超提倡读传记，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书曾指出：“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 梁启超的话，就是说传记对读者有激励作用。
其次，传记作者在叙述传主的善恶行为，并加以善恶的判断，对读者的善恶道德观会起教化作用。古代文章作者多主张劝善惩恶，而历史与传记的作者尤其强调。汉代王充在《论衡·佚文篇》说：
      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
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王充所言“载人之行，传人之名”，当然包括传记在内。我们在《林巧稚》传记，读到林巧稚在青年时代考场救人的事迹，她牺牲自己的考试时间去救同学，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作者把这个行为当做主人公心地善良的典型例子来写，借林巧稚父亲的口，对这一善举作了充分的肯定。这就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传记对传主的道德行为的评判，或鼓励人们继承和发扬优秀道德，或否定和抛弃落后的道德，可以给读者提供某种伦理导向。
再次，传记可以直接作为青少年素质教育的教材。青少年是长身体，长知识，培养健康道德心理可塑性最好的时期。他们的人生方向尚未完全定型，他们的个性正在蕴育养成，从长辈、从老师，从纯道德教育中正在吸取精神营养。这时，优秀的传记作品所提供的各种人才的成长道路，无论是专业方面的，或是为人处世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人生经验与教训，都可以给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带来启迪。名人成长中的艰难故事，生动的情节，可能让青少年终身难忘，或许传记中那些难忘的人物将永远陪伴他们走上漫长的人生道路。
三、学术功能。
所谓学术功能，指传记所包含的专业的系统的学问，可以为人们提供知识上的帮助。传记、自传、回忆录，其中有的本身就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历史研究者所必须研读的书目。研究中国古代史，离不开研究《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离不开研究其中的人物传记。研究中国的现当代史，研究外国史，同样少不了研读中外历史人物传记。
传记中所包含的专业知识与传主的职业、学识、经历联系在一起。如王元著的《华罗庚》传记，结合叙述华罗庚的生平，书里介绍了近现代中国数学发展的简要过程，对爱好数学或需要了解中国现代数学知识的人，这本传记就是一本入门书。再如《侯宝林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是一位中国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就包含有中国相声的许多学问。反过来如果你想了解或寻找关于中国相声的知识，那就不妨看看侯宝林的传记，如薛宝琨著《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又再如你要研究唐代的中西交通史，唐代的佛学，那可以看看慧立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即玄奘的传记。
    四、其他功能
传记还有其他功能，如政治宣传的功能。在20世纪的初期，在辛亥革命前
后，“传记文学的发展，在当时几乎成为绝大多数革命刊物不可缺少的部门。采用这种文学形式来宣传革命，也正适应了民族革命和爱国主义宣传工作的需要。即使在某些篇章里，思想认识上还存在着问题”，“但总体的说来，这种文学形式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对辛亥革命发挥作用，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文艺阵线方面的一种突出贡献。”（阿英《传记文学的发展——辛亥革命文谈之五》，原载196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传记还可以用来明志、辩诬、传教、立论等。中国古代有的自传是以传表明自己的志向。《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史记》全书的序言，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他在自序中表明了写这部书的目的，个人的志向。曹操写《自明本志令》，虽形式是令文，实际是篇自传。介绍自己身世和不同时期的志向，要向敌对势力表明他没有夺汉自立的野心，消除当时人们对他篡汉的怀疑。历史人物功过褒贬不一。有人用传记的形式替历史人物辩诬。如韩愈写《张中丞传后序》，即替唐代安史之乱中牺牲的英雄张巡、许远辩诬。宗教也利用传记的宣传功能，借传记宣传宗教。如佛教僧人传记，多宣传佛教。东晋慧皎写了最早的《高僧传》，后世有多种续高僧传。还有人用传记作为立论的根据，借题发挥。唐代以来有一种短篇传记，其重心不在为某人立传，而偏重在借传记中人物故事作为材料，作为事实基础，为文章的论点作根据，使立论更坚实有力。这可以叫以传立论。如柳宗元的《梓人传》。
（本段参考陈兰村《古代传记文学的社会作用》一文，载陈兰村、张新科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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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六篇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

陈兰村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从先秦《诗经》中产生传记萌芽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出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传记，大约经历了三千年的历史。期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先秦传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先秦传记文学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产生、发展的最初阶段。当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观念，没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许多文学因素、文学成分是掺杂在各类文章中并得以培育生长的。我国的传记文学就是来源于历史著作。我国的历史学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最发达的学科，即使是诗歌形式的传记文学萌芽，也当属于史诗。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了传记文学的萌芽。人类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录，为了纪念祖先，产生了历史学和传记文学。《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是记录与歌颂周部族先人的英雄传说，具有史诗性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是史诗。历史学家白寿彝《史记新论》认为是传记体。文学史家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认为：“《生民》是一篇很好的后稷传，他是周族传说的始祖。《公刘》是一篇公刘传。公刘为后稷的裔孙，此诗叙他迁都事。”这两首诗都有自己的中心人物，相当于传主；又都有围绕中心人物的故事情节，使中心人物有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传记文学的因素。但人物事迹太简略，偏重赞美，未能刻画人物的个性，所以只能认为是传记文学的萌芽。
先秦诸子散文虽主要谈哲学、政治思想，但往往亦记载本学派奠基人或代表人物的言行事迹，包含有一定的传记文学因素。如《墨子·公输》记载墨子去楚国劝说公输般不可攻宋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战国策》、《淮南子》等古书中都有情节大同小异的记载，可见真实性较大。《公输》中所塑造的墨子形象，体现了墨家不辞劳苦地为他人排难解纷的利他精神。墨子止楚攻宋事迹完整，但只记这一件事，而且没有记载发生在何年，尚少时间观念，因此只能算是传记片断，或有传记因素。《孟子》、《庄子》中也有人物事迹的记叙，但其形态与《墨子》相似。有的可视为传记片断，有的则是寓言故事，不属于传记。
先秦历史散文，如《左传》、《战国策》已出现传记雏形。有的整篇较集中记叙某个人物的片断事迹，刻画出一定的人物性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者可能主观上是记叙历史，客观上已显示人物形象，接近后世短篇传记。如《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写郑庄公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弟、与母亲的矛盾冲突。故事头尾完整，人物形象鲜明，但受编年体史书的体例限制本篇没有写出郑庄公的主要生平事迹。因而这一片断还只是传记的雏形。有的人物事迹散见于几年的连续叙事中，则较能反映出相对完整的人物生平。如《左传》中“晋重耳之亡”，较连贯地写了晋公子重耳从出逃到返国夺位的19年经历，写出了重耳性格的发展过程。这也是传记的雏形。《战国策》常在某一章中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记叙其片断事迹，具有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如写战国策士冯谖、苏秦、张仪、刺客荆轲等人的言行活动，事迹相对完整，能表现他们的性格。这些人的故事也是传记的雏形。
先秦传记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传记素材，开启了一些写作思路。《史记》写先秦的人物传记就多用了先秦古籍中的传记材料。先秦传记的雏形，从形态到写作技巧的积累为后来单篇传记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两汉史传的辉煌和魏晋南北朝杂传的兴起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人物传记标志着汉代史传的辉煌。首先，司马迁在传记文学创作实践中已形成自己的传记文学思想；其次，《史记》有博大精深的内容，表达了他对社会与人生、治国与做人的系列理想，尤其侧重体现了他的人格理想和命运哲理；再其次，在写人艺术、情感力量和语言艺术上更具有审美价值。这一切使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成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班固《汉书》再创辉煌，使史传在中国的“正史”中站稳了脚跟。
《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提高了写人艺术，丰富了写人方法。
其一、扩大了写人的范围，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其中又多是悲剧英雄人物。如屈原、项羽、韩信等。
其二、突出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和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感人。
其三、司马迁写人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方法。如细节描写，“互见法”，铺写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增加人物心理描写等。
第二、加强了抒情色彩。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表达自己的爱憎；在叙述或评价历史人物中寄寓自己的身世感慨；在正文中较客观叙述传主生平，序赞中较集中抒情。抒情与人物形象结合，使人物形象更为感人。
第三、朴拙生动的语言艺术。《史记》语言总的风格是朴拙生动，气势沉雄，接近口语。人物语言个性化，叙事语言准确生动，大胆吸收民间口语、俗语、谣谚，改写上古书面语，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可读性。
《史记》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管晏列传》、《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田单列传》、《荆轲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皆为名篇。
《汉书》艺术成就仅次于《史记》，它善于将述史的简洁性与写人的生动性巧妙结合。《苏武传》、《杨胡朱梅云传》、《霍光传》、《朱买臣传》、《陈万年传》等都各有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价值下降，杂传兴起。史传数量有所增加，著名的纪传体历史著作有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史学界称这两书与《史》、《汉》合起来为“前四史”。但《三国志》、《后汉书》在写人艺术上均不及《史记》、《汉书》。由于文史分流的发展，使史家重记叙而轻阐释，人物成为史事的附庸，传记传人的功能削弱。
杂传兴起于汉末，至魏晋而渐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汉隋之际，杂传类书有470部，其中只有少数几种为汉人所作，其余均是魏晋南北朝作品。杂传以类传的形式成书，离史独立。作者率尔而作，比之正史在传主的选择、世风世貌的传载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广的涵盖面，对传主多了一份主观情感。如皇甫谧《高士传》，慧皎《高僧传》。当时除已成书的杂传外，还有单篇的个人传记，多以别传的名称出现。所谓别传，指传文分别于正传以外的传记。据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三国志》、《后汉书》、《世说新语》《水经注》、《文选》、《艺文类聚》等书注所引用别传共184种。但因分散在注释文字里，多非完整作品。如《三国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世说新语·惑溺》注引《荀粲别传》，皆新鲜可读。我们现在把别传和当时作家文集中保存的单篇传记，如东晋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称为散传。而与杂传区别。
三、唐代史传、碑志的繁荣和宋代传记的嬗变
唐代国力全面强盛，唐初君主特别重视总结隋亡的教训，官修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称为唐初八史，占了中国古代所谓正史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中《晋书》、《隋书》的文学价值较高。唐初还出现了中篇单行个人传记，慧立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是记叙唐代高僧玄奘的最早最详细的传记作品。全书八万余字。属于古代传记文学的名著。
唐代的碑志文，即墓碑、墓志很发达。碑志因记叙墓主生平，也可归入传记。唐人碑志尤以韩愈、柳宗元的碑志文著名。据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有碑志70余篇、以“传”为题的传记4篇、行状2篇。另据《柳河东集》，有碑志近50篇。他们的碑志已不是记录史实为主的史传，也不是纯粹的应用文，而是倾向于传人为主的文学性短篇传记，是文学性散文。著名的作品，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另外，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童欧寄传》都是传记性散文名作。
宋代传记文学一方面，继承唐代传记文学的体制，多碑志散传，受文学家的重视；另一方面，又有所嬗变与演进。北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个人完成，是学习《史记》的成功之作，文学性、抒情性有所回升。宋代散文家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都有传记名篇存世。宋代出现的长篇行状为前所未有。南宋与北宋比，传记文学趋向弱化。宋代传记文学好发议论，涉及国家政治形势颇多。但也有不少传记作品能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比唐代传记文学更深沉。宋代传记文学在艺术上更讲究技巧，注重韵味，多抒情。语言上比前代更为自然流畅。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泷冈阡表》，苏轼的《方山子传》、《亡妻王氏墓志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等都可属传记性质的名篇散文。元代传记相对薄弱，但其中刘岳申的《文丞相传》写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事迹，当时多所传刻，盛行天下。作品表达了元初广大民众痛思故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余元代传记，这里从略。
四、明代市民传记的兴起和清代传记的停滞（含近代）
明代传记文学值得强调的是明中后期（中期：成化元年至隆庆六年，即1465——1572；后期：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即1573——1644）。当时传记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出现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宣扬封建传统观念的传记作品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在传记文学中出现了追求个性自由、肯定欲望的新的思想因素。事实上，从明初至明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的散文家都写过不少颂扬节妇、烈女、孝子的传记作品，这与宋明以来的官方哲学即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性自由的思想泛滥分不开。但明代中后期传记文学市民传记兴起，传记文学观有新的突破，这是值得重视的新现象。从明中叶的李梦阳、李开先，到晚明公安派袁氏三兄弟，以及明末的张岱，他们写出了一批包括商人在内的以市民阶层为传主的作品，其内容和形式出现了世俗化倾向。
所谓世俗化是指作品的内容能反映当代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和欲望，形式上也能适应市民的爱好。具体表现为：
第一、传主具有平民性。作为市民主体的商人在传记文学作品中出现增多，李梦阳的传记作品可以代表。他的《梅山先生墓志铭》、《祭鲍子文》写徽商鲍弼，《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写蒲商王现，《鲍允亨传》写徽商鲍允亨。晚明公安派作家袁中道的《吴龙田生传》写真州商人吴龙田经商发家的经过，赞扬传主诚实经商，终于“生计大振”。有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市民阶层人物也成为传主。如归有光《可茶小传》，张岱的《鲁云谷传》都写民间医生。钟惺的《白云先生传》写一个靠“织草屦为日”的穷诗人。袁中道的《关木匠传》写一刚强正直的木匠。传记出现这些传主，反映作者对他们的尊重与肯定。
第二、传记题材重视日常生活和真情实感。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写母亲。李梦阳的《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铭》，不仅写妻子生前生活琐事，而且说：“妻亡而予然后知吾妻也”。李开先的《亡妻张宜人散传》也是写亡妻的。传记分类上的散传的名称就来自这篇传记。
第三、传记中反映人们追求个性自由和肯定生活欲望的倾向。陈继儒《范牧之外传》、《杨幽妍别传》写传主对爱情自由的大胆追求。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徐渭《自为墓志铭》、袁宏道《徐文长传》、袁中道《李温陵传》等，都写传主重视自身的情趣和个人自由的态度。
第四、在艺术上体现适合市民需要的审美趣味。篇幅短小，像小品文，人物事迹追求趣味性。袁中道的《回君传》用夸张手法写人物。李开先的《老黄、浑张二恶传》用讽刺手法。张岱的传记作品中常出现开玩笑、说笑话的情节。这些作品大都描写细致，更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流畅、新奇活泼。
清代传记文学呈现了既有某种创新，又趋向精致和整体发展停滞的局面，在传记文学史上有总结性的地位。
清初传记文学的民族情绪，极为浓烈，并作为清代传记主题和题材上的一个特征，对后世传记文学有积极的影响。这种民族情绪的抒发，主要表现在叙写明末抗清仁人志士的传记文中。以顾炎武、黄宗羲、张岱等为代表的一类作家，他们是明遗民，对清王朝充满仇恨，为明末仁人志士的慷慨牺牲而唏嘘赞叹。他们写的传记作品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如顾炎武的《书吴、潘二子事》，黄宗羲《刘宗周传》等。以邵长蘅、戴名世、全祖望为代表的一类作家，生存时间稍晚于前一类作家，他们也为明末仁人志士作传，也流露民族情绪，但不同于前一类作家有强烈反抗情绪，而是呈现中国史官文化“秉笔直书”的传统特征。邵长蘅的《阎典史传》，戴名世的《画网巾先生传》，全祖望的《张公神道碑铭》（为抗清牺牲的英雄张煌言而作）是代表性作品。
清中期传记文学的作家群是桐城派作家。他们的短篇传记代表了清代传记文学精致化的倾向。代表作家是方苞。他的文集中的传记文有218篇，占其文集的一半以上。其中多碑志文，直接以“传”标题有15篇。他的写人名篇是《左忠毅公逸事》，体现桐城派创作理论，即所谓“义法”理论。义，要言有物；法，要言有序。《左忠毅公逸事》写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与学生史可法的师生情谊。此文虽没有写左光斗的完整生平，但在重点描叙他与学生史可法之间的深厚情谊中，突出了他以国事为重，深爱学生的精神世界。他在狱中受阉党酷刑后，仍不忘国家之事。他的学生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文章很短小，但人物事迹选择精当，形象鲜明，语言雅洁，是一篇非常精致的传记文。清中期其他传记作家有刘大櫆、姚鼐等。
清代出现一种“忆语体”的自传文学，在传记文体上是创新。其中著名的作品有顺康间冒襄的《忆梅庵忆语》，乾嘉间沈复的《浮生六记》，嘉道间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道咸间蒋坦的《秋灯琐忆》。这些作品，皆为回忆闺中往事，又往往在贤妻爱妾死后所作，缠绵悱恻，故事性强，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小说。实际这类作品独创了自传体制，集中写作者与妻子的爱情生活。从题材到形式不同于传统的自传文。（以上参考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清代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进入近代社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出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传记新变化。他的传记创作及理论标志着中国传记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梁启超的传记作品既是古代传记文学发展到近代的殿军，又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先驱。以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流亡日本为界，他前期的代表作是《殉难六烈士传》，后期是《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三十自述》等。
（以上参考陈兰村、叶志良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47

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七篇

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

陈兰村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自1919 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建国走过30年时间。它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成就较突出的是自传和历史人物传。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努力提倡者，开风气者。他本人留下40余篇传记或带传记性质的文章。他在1953年1月12日一次演讲中说：“我感觉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1919 年写《李超传》，1930年写《四十自述》，1950年完成《丁文江的传记》。
现代传记文学的第一个重要收获是自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自由的风气下，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一个自传创作的小高潮。其中著名的作家，如郁达夫有《达夫自传》、以及收在《达夫文集》第九卷的日记和书信等，其传记作品与他的小说创作在艺术风格上是一致的，显示出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主体性特征，是全人格的自我袒露。郭沫若有110万字的《沫若自传》，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自传作品。他的自传展示了传主的革命生涯和平凡生活，试图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其个性特征是自我张扬。沈从文于1931年创作出版了《从文自传》，当时引起读者轰动。作家在对自己最初20年人生历程的叙述中，透过离奇有趣的种种经历，折射出对自我的认知与把握。
现代传记文学的第二个收获是历史人物传。代表作是吴晗的《朱元璋传》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两个作品的写作都开始于抗战时期。从传记写作层面说，他们都力图追求材料和人物的真实，从史学和文学的结合上下了功夫。抗战胜利后有林语堂1947年用英文写成并出版的《苏东坡传》，改革开放后有中译本出版。该传是苏东坡的人品、心灵解释的史诗。这三部传记至今不失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的经典性作品。
现代传记文学的第三个收获是解放区作家写的一批英雄传记速写。如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何其芳的《记贺龙将军》，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丁玲的《田保霖》等。这些作品歌颂新英雄新人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从传记创作角度说，它们多是急就短篇，有新闻性，但为解放后的英雄传记的写作开了先路。
当代传记文学，指建国后的传记创作。着重分两个时期：
一个是从建国至文革前的传记，主要是英雄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如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韩希梁的《黄继光》，以及集体创作的《志愿军英雄传》等。这些作品尽情讴歌英雄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但艺术上比较粗糙，有概念化倾向，传主个性刻划不够丰富。
另一个是1977年以后近30年的传记文学，各类传主的作品大量出版，传记文学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按传主身份分主要有以下几种传记成绩突出。
1、领袖将帅传记。上世纪90年代前的著名作品，如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成功地完成了领袖由“神”向“人”的还原。铁竹伟的《霜重色愈浓》，写陈毅在文革中的崇高品格。上世纪90年代后的著名作品，如王朝柱《开国领袖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民领袖形象，呈现出史诗的境界和史诗的风格。”（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语）毛毛（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000），书中材料真实可信，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
2、英雄传记。张俊彪的《最后一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完整地再现了民族英雄董振堂坎坷多难和英勇悲壮的一生，重点发掘和描写了董振堂寻找光明、认识真理的艰难历程，以及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以身殉国的经过。殷云岭的《雷锋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以全新理念、全方位、多视角地再现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3、文学家传记、古代作家传记。有王钟陵主编两套《中国文人传记丛书》（东方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单本传记，如董乃斌《李商隐传》、田居俭《李煜传》、安旗《李白传》、莫励锋《杜甫传》、王水照《苏轼传》等。现当代作家传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24种作家传记。另外，朱东润诗人传记创作有《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
4、艺术家传记。上世纪80年代畅销的传记，有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石楠《画魂——张玉良传》。其他有美术家、表演艺术家、音乐家等多种艺术家传记问世。
5、科学家传记。上世纪80年代顾迈南的《华罗庚传》首次为世界第一流数学家立传。吴崇其、邓加荣合著《林巧稚》、马雨农、王武合著《林巧稚传》同时为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作传。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专业的科学家传更多出现。对国防科技专家引起传记作家的重视。如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传记有多种。
6、企业家传。桑逢康的《荣氏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首次为现代中国最大的也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立传。其他如王慧章的《王光英传》（人民出版社，1999）、夏萍的《李嘉诚传》（作家出版社，1993）、《曾宪梓传》（作家出版社，1995）等也是较突出的。
7、名人/明星自传。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自传很火暴。老作家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初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新版）是一部长篇自传，曾荣获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刘晓庆1983年曾在《文汇报》刊载《我的路》，后又初版《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后一本书在出版前，书的标题就以108万被人购得出版权。这本书的出现，掀起了中国名人传记创作的高潮。但该书给人们带来阅读快感，满足人们窥奇心理外，不能给人留下多少思考的余地和人文的启迪。
8、平民传记。作为对宏观叙事的必要补充，作为对民间记忆的搜集整理，是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的一个新亮点。择其优秀者，有朱东润的《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作者描述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传主的真实身份是作者的妻子。于济川的《匹夫小传》，收入写北大荒人物小传116篇。著名作家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写一尘世汉子任众。徐光荣的《烹饪大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获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平民自传，还有喻明达老人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引人注目。（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31日评论）
（以上参考全展著《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48
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八篇

中国的现当代传记文学理论

一、中国现代的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多是零星的表述，缺少系统的专著。
   国内对传记文学理论发表较早、影响较大的有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老一辈学者、作家。
胡适的传记文学观点主要见于《四十自述·自序》，认为传记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新路。”他鼓励别人写自传。《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认为“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另外见于他关于传记的演讲和日记中。
郁达夫1935年发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提出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
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
述一个活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
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
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才可以见
得真，说得象。”
朱东润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外传记文学创作全面把握与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他对中外传记都作过研究。他对传记文学的属性一直认为“现代的传记文学，是文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朱东润：《传记文学》，《大地》1981年第5期。）关于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传记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所用的材料必须讲究真实，不能弄虚作假。”关于文学性问题，他认为：“传记文学既然作为文学，就要讲究文学色彩。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应该充分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比如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等，特别是细节的描述和对话的运用，它能使人物形象更鲜明、个性更突出。”（朱东润：《我对传记文学的看法》，《文汇报》1982年8月26日）
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总的仍滞后于创作，但比前有了进步，出现了一批传记理论专著和数量较多的论文。专著如陈兰村、张新科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朱文华的《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何元智、朱兴榜合著《中西传记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2003）。其中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尤以学术创新见长。赵白生关于传记文学事实的理论，关于传记文学虚构性理论，关于自传的理论，都引起传记研究者的关注。
三、有关中国古代和现当代传记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也出现一批传记文学史著及带有史论性质的专著。如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传记作品的专体文学史。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1月），此前他与叶志良联合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等。全展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是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本节有关当代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介绍，即采自全展的这本著作。）
四、对国外传记史和传记理论的研究近20年也得到进展。显著的成果有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50

传记和传记的教与学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兰村教授访谈

《语文建设》记者李节

（本文刊登在《语文建设》2010年第6期）

传记，在我国古代被称为“传”，这一文体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书写中从未间断过，更是影响到其他文学样式，五四以后，我国

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兴起，国外的优秀传记也开始传入我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传记文学的兴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随着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的实行，传记被列入高中语文选修模块。为了帮助语文教师更多地了解传记的相关知识和传记的教学方法，本刊书面采访了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兰村教授。陈兰村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传记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语文版《中外优秀传记选读》的主编，此外，陈教授还身体力行，从事传记创作。

记者：2003年颁行的高中语文新课标将传记列入高中语文选修内容，放在“新闻与传记”模块中。其实在新课改以前，也有传记类作品入选语文教科书，而新课程突出提到“传记”，您认为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兰村：高中语文新课标将传记列入选修内容，我认为这主要是新课标体现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教改大讨论的积极成果。高中语文课程要体现出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的特点，其中选修课是课改的一个创新“亮点”。传记作为选修课之一，也应该体现出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的特点，让学生有选择的学习，促进学生有个性的发展。我认为开设传记选修课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传记具有文学和历史的双重性质，学生可以从中获得文学和历史的双重知识。仅从学习优秀传记作品如何写人记事的技巧说，对巩固和提高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是很有益处的。第二，优秀传记作品中的传主（包括历史的和当代健在的人物）的成长经历与命运起伏，对于青少年形成自己的性格意志、人生追求、健全人格具有真切的借鉴意义和深刻的启迪作用。第三，让中学生关心和了解当今时代传记文学发展的新趋向。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表现形式，又是当代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从世界文学的发展态势看，传记文学的勃兴是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优秀的传记作品具有无可比拟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
记者： 在我国古代，传记被称为“传”，“传”在史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的文化遗产中的传记及其特殊地位。
陈兰村：传记作为写作样式之一，确实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它源于历史，在最初的历史中就孕育了传记。人类有保存自身实录的愿望，也有纪念祖先的天性，于是产生了最早的传记。我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中把《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等史诗确为我国最早的传记萌芽。到了《左传》和《国语》某些记人的片段出现传记的雏形，到《战国策》传记雏形更为显著。到汉代《史记》的出现标志传记的成熟。司马迁在《史记》中用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记载几千年间复杂的历史事实，其中本纪、世家、列传都以人物为中心，主要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记录历史，形成了所谓纪传体，开创了中国历史书面记载的新形式。以后的《汉书》以及到清代为止列代封建社会的二十五种“正史”都采用“纪传体”，保留了“本纪”和“列传”两种体例，其中“列传”更是占正史中最大的篇幅。因此，在我国的文化遗产中，“传”（指人物传记）以及这种文体使中国列代历史从不间断，对记载中国历史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每个朝代各种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得以保存，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历史传记中的一部分作品以其浓厚的文学性而具有文学价值，并对文学的其他样式，如对古代诗歌、小说、戏剧文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史书以外，列代有不少作家如唐宋的韩、柳、欧、苏等散文家，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短篇人物传记。因此，具有文学性的传记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现当代的传记已是一种记述个人真实历史的文化，可以叫传记文化。它除了书面写作的传记，还有用影视、摄影、绘画等艺术手段创作的传记片、图片传记等多种形式。
记者：传记文学这个说法是何时出现的，与历史传记有什么不同？
陈兰村：从我国现代传记发展衍化的过程看，传记文学这个说法是上世纪30年代，即1934年到1935年出现的，它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现代文学的产物。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坛出现以胡适为代表的传记创作与理论。他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他在1919年发表《李超传》，1933年出版《四十自述》，在《四十自述·序》提出传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表示了现代传记的自觉意识。上个世纪30 年代，国内出现了写自传小高潮，沈从文1931年出版《从文自传》，郁达夫在1934年至1936年发表9篇连续的自传。在这样的氛围下，“传记文学”名称应运而生。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1934年帮助胡适抄写整理书稿时，在胡适1914年9月23日的日记上，加上了“传记文学”的题目。按卞先生的考证，国内最早是1934年已有“传记文学”的提法。（据卞兆明《胡适最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时间定位》，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紧接着，郁达夫在1935年写了“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对“传记文学”作了理论上的阐释。
传记文学和历史传记都属传记范畴，都是记载真实人物事迹的样式。但两者在内容的侧重点和写法上有不同，大体说，历史传记以记述历史事迹为主，有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等；传记文学属于文学范围，多用形象化方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文学描写。记者：您在编选《中外优秀传记选读》（语文出版社出版，2006年通过教育部审定）的时候，选择传记的标准是什么？教师在教学中该如何使用这本教材？对于教材里的篇目，采取什么教学方法比较恰当？
陈兰村：我在编选《中外优秀传记选读》时，选择传记的标准是：第一，优秀名著，经典优先；第二，传主著名，有代表性；第三，文字精彩，有可读性。原来选入的有40篇，因本书所占的课时限制，今存14篇，所以是优中选优。从14部中外优秀传记作品中，节选出所写人物事迹或性格相对比较完整的片段。根据传记体裁的特性，结合主题（人生启示），安排为7个单元，每个单元两篇课文。
教师在使用这本教材时建议先把教材和配套的教师用书中的传记基本理论部分看看，了解传记文体目前在世界在国内的发展态势，了解编者的编写意图，做到心中有底。教师要明确传记选修课是语文课，关键是要抓住传记如何写人，写的是怎样一个人这样两个问题，自己明白，才能引导学生思考和练习。高中教师经过一定的准备，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教好这门课。
这门课在教学方法上，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根据课文的实际可以有不同的多样的实践。课本以及教师用书（教参）中对每课的实践活动都提出了建议。要让学生自己多阅读，多讨论，形式丰富一些。实践活动内容：可以朗诵作品片段、听相关名曲、看相关名画、试写小传、访问名人、展开讨论等。如第一课，建议朗诵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及课文中有关读书笔记、省内旅游、体育锻炼等片段。第四课，学习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可以欣赏徐悲鸿的美术代表作：《奔马》、《寓公移山》等。第十课，学习《贝多芬传》时，可以听听贝多芬的音乐代表作：《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等。增加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改变学生感到学语文枯燥乏味的老观念，增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重新唤起学生学语文、学传记的积极性。在考试方式上可以有别于必修课，如可以开卷考有关语文知识，或写短篇传记，让学生解放束缚。
记者：在“语文版”初中教材里，有一个综合性学习的内容是“为本地人物立传”，您认为，教师该如何围绕该主题指导学生写好传记？
陈兰村：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学习传记课文时，教师都可以尝试让学生来练习“为本地人立传”。考虑学生年级的高低，对做传记的要求、难度可以不同。比如可以让初中生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身边某个长辈，了解他值得自己学习的品德或使自己感激的几件事，然后用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表达出来；而高中学生练习做传记，可以比照初中生做法，但在传记的形式和内容上，书面写作或口头表达要求更高。也可以考虑由教师邀请校内外某个优秀人物抽适当时间来讲他的生平，学生当场采访。让学生以他的生平，作为写传记的素材。然后比较各人练习后的结果，由师生来评论。也可以由学生为学校的若干老领导、老教师立传，这样联系方便些。这些练习对提高采访技巧、掌握传记的基本写作方法，提高写作水平，肯定会有帮助。
记者：.在历史传记中也可以延伸出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从《三国志》而来。当一个历史人物成为文学形象的时候，二者就应该有区别了，读者遇到这样的的情况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陈兰村：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采用本纪、列传两种体例写史，是属于“正史”。而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是历史小说。它是文人素养与民间文艺的结合。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提供的材料，凡涉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均与史实相符；另一方面，作者又大量采录话本、戏剧、民间传说的内容，在细节处多有虚构，形成“七分实事，三分虚假”的面目。（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显然，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与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已有了明显的区别。《三国志》中的历史人物，到了《三国演义》成为文学形象时，二者区别明显。以诸葛亮为例，小说写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祭东风、草船借箭之事，正史并未记载，应为小说虚构的情节，其他虚构或者夸大的情节更是很多。
读者在读同一历史人物的传记和文学小说的时候应该明确两者有别。历史求真，小说求美。可靠的传记是信史，可以引用；文学小说只供欣赏，不能当真史料引用。
记者：书店里五花八门的传记书很多，请问教师和中学生该怎么挑选？
陈兰村：我想书店里传记类的书确实很多，教师和学生限于读书的时间和经济能力，对要购买的传记作品一定要选择，原则是少而精。如何买精品？我认为应该首先挑选已有定评的传记名著。如中国古代传记，可以选购有关《史记》的选注本。现当代的传记，如百花文艺出版2000年出版的林语堂《苏东坡传》、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梁启超《李鸿章传》、吴晗《朱元璋传》等。外国传记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作的《贝多芬传》、法国居里夫人的女儿艾芙·居里作的《居里夫人传》等。其次从选择特别著名的名人出发，购买如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等这类名人的传记。
记者：我国目前与传记有关的研究机构有哪些，一般人大概不太熟悉，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陈兰村：据我所知，全国性的与传记有关的民间研究团体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是一级学会，会长是万伯翱先生，出版会刊就叫《中国传记文学》，地址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12号。另一个叫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属的二级学会，会长是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赵白生教授。不定期出版《传记文学通讯》，地址在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有些省如辽宁也有省的传记文学学会。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51

让少年儿童分享传记文学的成果

——在一次儿童文学班上的发言

一、为什么要让少年儿童分享传记文学的成果？
1、传记文学既是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又是当代最有活力的文学品种之一。传记文学是描述真实个人生命历程的文学，它起源于人类对祖先和英雄的纪念。到了汉代，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其中的传记被学界公认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自汉以后，中国古代传记绵延不断。到了当代，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传记文学萌发新的青春，各类人物传记如雨后春笋得到蓬勃发展。外国优秀传记也有许多翻译进来。传记文学已是21世纪主流文学之一。传记文学的发展势头使研究文学和关心文学的人不得不对它引起注意。
2、传记文学与儿童文学有亲缘关系，值得儿童文学研究者注意。
传记文学与儿童文学都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它们之间有着亲缘的关系。书面文学在文字产生前都先经过口头文学阶段。在没有文字的古代社会，当人类已有了部族及部落的时候，部落长者在游猎或战斗之暇，谈及本部落祖先或英雄事迹，代代相传，便成为古代祖先和英雄的传说。后来有了文字，就形成为史诗。我在《略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一文中论证过，我国古代传记最早的源头是《诗经·大雅》中“生民”、“公刘”等五首史诗。而当时的民谣儿歌后来更成为《诗经》的主要组成部分。如《诗经·周南·芣苢》就是这类诗。所以在《诗经》中最初的传记和最初的儿童文学同在一书中。它们之间是就像是兄弟姐妹关系。
每一个名人都曾经是个孩子，记述名人生平的传记文学中可能会有儿童文学成分。传记文学一般要相对完整地记叙传主的一生或某个阶段，但也少不了要记述到传主的童年。传记文学中的童年故事部分就与儿童文学有联系。
3、少年儿童读者应该分享传记文学的成果。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作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说：“用伟人的事迹激励孩子，远胜于一切教育。”
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年——1970年），说：“历来凡有成就者，不论伟人、凡人，无不受到前贤思想的影响。我们必须向上代学习，必须掌握人类已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必须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也必须向上代学习，仍自己少走弯路。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说“榜样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激发他们立志的最初引线往往不是抽象的大道理，而是有趣的故事和活生生的形象。”
美国的梅隆财团第一代创始人托马斯·梅隆原来生活在爱尔兰的乡间。他14岁的一天，在种荞麦时，在田里发现了一本散落的《本杰明·弗兰克林自传》。从这本书里，托马斯看到了像他一样的普通人，也可以富有教养、通达事理、出人头地。他后来写道：“我看到了弗兰克林，他比我还穷，但凭着勤奋、节俭，他终于成了才识出众、睿智果断、富有而又闻名的人物。”从此，托马斯影响了他毕生。43年后，他在建造自己的银行大厦时，为弗兰克林耸立了一座铁制的塑像。
优秀传记文学中的某些名人是值得孩子学习的榜样。传记文学不是成人所专有的读物，应该让少年儿童读者分享传记文学的成果。
初中生、小学生，尤其是中高段小学生，他们对文学的需要应该是多方面的。正像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吸取多种营养成分，才能发育成健康的人。他们的文学需求中也应该有传记文学。中小学生在长身体、长知识的同时，也需要逐渐养成健康的人格，良好的行为习惯。榜样教育符合中小学生身心特点。
从理论上说：传记文学具有无可比比拟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
从学习方法说：我们读名人传记就是向书本学习，又向某一种成功了的人学习，这是使自己聪明起来的一举两得的方法。
二、少年儿童分享传记文学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选择阅读优秀传记文学或名人故事
传记文学由于要记叙传主的生平或一个相对完整的经历，一般篇幅较长，往往是单独一本书。而名人故事可以是从名人传记书中节选的一个片段，或单独写的一个人物的真实故事，但不要求完整记叙人物的经历。考虑到少年儿童年龄差异，现在高中语文已有传记选修课，初中语文有些短篇人物传记，小学语文没有传记。因此初中生可以在课内外适当阅读一些传记，小学，主要是中高段学生可以阅读或讲名人故事为主。当然也可以在中学和小学生中交叉阅读传记和名人故事。即中学生也可以阅读名人故事，小学生也可以讲名人传记。而中小学生要分享传记文学成果，要落实在如何选择有关文本。
如何选择并推荐优秀传记文学或名人故事？我设想的选择与推荐的大致标准：内容有助少年儿童精神成长，故事有趣生动，文字难度适当。方式大致可以分三种：

第一种，选择能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优秀的传记文学文本；

第二种，选择阅读从传记文学中节选的名人故事文本；

第三种，自己动手编选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名人传记选本。分别而言：

1、以阅读或讲解优秀名人传记文本为主，侧重在对养成少年儿童健康人格密切相关的四个主题：理想与抱负；逆境与自信；读书与习惯；亲情与友情等。

我想可以一学期为时间单位，向中学生推荐读一本优秀传记作品，或选择若干传记中的片段。具体时间安排，可以考虑课内外结合。即每周安排一节课阅读，其余在课外或寒暑假阅读。选择的内容以对养成少年儿童健康人格、良好习惯行为为主，重点选择理想与抱负；逆境与自信；读书与习惯；亲情与友情等主题。

理想与抱负：优秀的传记作品对少年儿童具有激励作用。学习优秀传记的主人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学生可以从传主那里吸取精神力量,在个人成长程中转化为动力，为了实现理想和抱负而努力学习。这种激励功能将在人生中长期发挥着重大作用。

如英国人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封长虹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庞瑞垠的《早年周恩来》，王元的《华罗庚》等传记中包含了上述主题。

周恩来在小学时知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小学时，在书法和作文两门功课均属全班第一。跟别的男孩不一样的是，他似乎确定知道自己想学点什么及为什么而学。他在家坚持广泛地阅读历史和政治方面的书籍。一次，校长问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得到的都是很平常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或“为了找个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

再比如说数学家华罗庚，他从小爱好数学，希望在数学上面作出成绩来。这就是他的理想。从他的传记知道，他只有初中毕业，他花了五年的时间，在家里自学。他家里开一个小杂货店，他父亲年纪大了，希望儿子不要出去再读书了，把这个店管好。所以他初中毕业以后，白天要在店里面站柜台，帮他父亲管这个小店。他只好利用业余时间，没有顾客来的时候，就看书，晚上的时候看书，做数学。一共花了五年的时间，学完了高中三年的数学，大学第一年的数学，比正常的高中跟大学一年级学的时间要多一点，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学完了，为他以后数学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理想促促使他去刻苦自学数学。理想让他他有前进的动力。
逆境与自信：

通过有关传记，给孩子一点挫折教育。现在的孩子大多数都生活在吃穿不愁，成长顺利的环境里。有父母的呵护，爷奶的溺爱，生活的优越感比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幸福几十倍。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痛苦和挫折，挫折困难就象横亘在人生之路上的石头，对待这样不断羁绊人前进的顽石，我们是去征服它、超越它，还是退缩绕行？无论选择怎样的做法，都可以造就一个人不同的人生命运。

法国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以及我写的《蒋风评传》等，其中都体现了这类主题。
法国的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是写一个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传记。这个音乐家的一生很痛苦。他的童年很艰苦，11岁，加入戏院乐队。13岁，当大风琴手。17岁，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因父亲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不到30 岁，他耳朵聋了。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在肉体痛苦之外，另一种痛苦是爱情的幻灭。他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到他所爱的人。他非常的孤独，没有结过婚。但他内心的痛苦，没有阻止他坚持作曲。他写出了很多有名的交响乐曲。他用苦难来谱写欢乐。他自己是痛苦的，他所作的音乐，带给大家的却是欢乐。在奥地利维也纳的金色音乐大厅里面，外国人举行新年音乐晚会，一定要演奏《欢乐颂》。这个乐曲就是贝多芬创作的。贝多芬的痛苦经历和音乐成就可以激励我们，也可以安慰我们。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前言里面就讲了：“所有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哀怨，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若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吧，他们会安慰我们。”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苦难，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上人类当中的那些也受过苦，可能受过苦比我们还要多的这些杰出人物，我们靠在他们的膝盖上面休息一下，听听他们是怎么过来的，走过来的，他们可以激励安慰我们。
读书与习惯：
获得知识的道路就是要努力学习。多读书，多学习，多求经验，就是前途的保障。读书要养成习惯。
英国哲学家散文家弗郎西斯·培根《论学问》对读书有较系统论述。读书的目的：“读书为学底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要增长才识，就要努力学习。读书是一种习惯，你平时习惯在孩子的面前读书，孩子的模仿力特别强，他会和你学习读书的。还有孩子需要鼓励，小孩子偶尔的读一次书，你就表扬他爱读书，他也会按照你希望的那样表现自己爱读书。
当然良好的习惯不只是学习，还有如注重锻炼身体，爱清洁卫生，遵守公共纪律等等。英国哲学家散文家弗郎西斯·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从幼年起就应该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
鄂华著《爱因斯坦传》（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告诉我们：
爱因斯坦从小善于思考。他小时有个问题一直在思考：“罗盘的指针为什么会转动？”他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每门都十分优秀，但数学成绩很好。喜欢沉思，对新鲜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的寻根究底的顽强精神。五岁刚上小学时，父亲为了躺病床上的小阿尔伯特不寂寞，给他带回一个小罗盘。这是航海用的罗盘。有了它不会迷失方向。那指针始终指想向正北的方向。他就一直问罗盘里藏着什么东西。是什么使它指向一个方向？爸告诉他是地球磁力。但磁力看不见，也摸不着。他却非要去探求出个究竟来不可！他一生几乎都在思索与它有关的问题。
他10岁后小学毕业，进入中学。由于对许多功课不感兴趣，成绩比较平庸。但在意大利的米兰读中学时，他对光线产生兴趣。有一天，他躺在葡萄园里，阳光透过绿叶，纷纷落在他的脸上、身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明亮的光斑。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一丝疑问：这些地球上无处不在的光线，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既没有形体，又没有重量，然而却无处不在。它们又是怎么从太空来到地球？他对普通的光线，苦苦思索了一个下午。虽然茫无头绪，但10年后他发现了相对论，终于揭开了光的谜团。
原来中学的训育主任对其父亲说：“他从事什么职业是无所谓的，因为你的儿子都将会是一事无成。”但他后发展了课外兴趣：数学和哲学。他自修完了中学所有的数学课程，为以后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6岁大学毕业不久发表了第一篇相对论的论文。说明了他对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当然良好的习惯不只是学习，还有如注重锻炼身体，爱清洁卫生，遵守公共纪律等等。英国哲学家散文家弗郎西斯·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
小学生在长身体、长知识的同时，也需要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习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个人来讲，一种好习惯能使你终身收益。小学生，在行为习惯上存在很大的可塑性，许多好习惯都尚未养成，他们就像一张白纸，等待着教育者在上面勾勒出丰富的内容。所以小学阶段是学生各种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只有在良好的行为习惯的保证下，学生才能学会认知、学会合作、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小学生，最终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榜样教育是符合小学生身心特点，而优秀的名人传记可以帮助学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楷模，对形成自己的性格意志、人生追求、健全人格，可以获得必要的启示、借鉴和激励。
亲情与友情：

培养孩子的亲情，实际指培养孩子包括亲情、友情在内的品德和情操。它要求以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培养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发展型、创造型人才。利用优秀的传记文学的榜样作用，培养少年儿童的亲和力，有利于孩子尊敬长辈，与同伴和谐相处，将来更好地与同事团结共事。

在美国的比尔·盖茨是连续多年的世界首富，他大学没毕业就去创业了。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聚集了巨额私人财富。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份被许多母亲忽视了的东西：赏识。1975年母亲节时，他给母亲的问候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人差；您总是在我干的事情中，不断寻找值得赞许的地方。”原来比茨的母亲很会赞许孩子，给孩子以鼓励。孩子也懂得母亲的赞美。

中国第一个妇产科大夫林巧稚的传记里，写林巧稚年轻时参加考试的时候，有一个老乡考生病了，老师叫她陪同去医院，回来时考试已经结束了。她回家之后很担心，考试没有考完能不能被录取，其父亲认为她做得对的，不用担心有没有录取，因为你所做的是应该的，考不上也不用难过。后来没有想到她却被学校录取了。这个事情说明了林巧稚年轻的时候有爱心，与同学关系处理得好，这为她后来作为优秀医生职业道德奠定了基础。

2、选择阅读从传记文学中节选的名人故事（略）

3、教师或儿童文学研究者自己动手编少年儿童阅读传记文学选本

由于教师和儿童文学研究者，还有家长，最了解孩子的心理和学习情况，所以由教师或儿童文学研究者为主，吸收传记文学研究者和学生家长的意见，可以自编供少年儿童阅读的《传记选读》和《名人故事》。这样的方式编出来的书，可能从内容到体例，从文字到篇幅，对孩子更有针对性，更有吸引力，更适合教师的指导和使用。

三、让少年儿童分享传记文学的成果，关键在发挥教师和儿童文学研究者的指导和组织作用
由于初中和小学生知识面的限制，他们的学习计划一般由教师和家长在起指导作用，所以教师和家长、还有儿童文学研究者就有责任，帮助他们分享传记文学的成果。建议有关教师和家长、儿童文学研究者从选择推荐优秀传记文学或名人故事，指导阅读，开展讨论，甚至组织学生练习写作短篇人物传记等方面发挥作用。
1、指导阅读和开展讨论名人传记或名人故事

初中生和小学生阅读传记的方式可以根据他们年龄不同，采用不同方式。比如，小学低年级学生，可以由教师讲名人传记的故事，可以讲完整的一本传记，如讲《周恩来》、《居里夫人传》等；也可以选择合适的主题和故事，有针对性地讲给学生听。如市场上曾有《中外名人成长故事》、《中外名人成才故事》等书面世。教师要注意学生初听初读的直接感受，组织学生讨论，教师要和学生对话、交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然后还可以组织学生写读后感，提高作文水平。

不管用何种方式，教师都应该事先有个组织学生阅读传记文学或名人故事的计划，有明确的阅读目的，阅读书目和内容，阅读的进度和时间的安排，事后的总结。而这一切都应该争取所在学校领导的理解与支持，使这项工作纳入到学校相关的教学工作中去。

2、组织学生练习写作短篇人物传记或人物故事
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学习传记课文时，教师都可以尝试让学生来练习“为本地人立传”。考虑学生年级的高低，对做传记的要求、难度可以不同。比如可以让初中生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身边某个长辈，了解他值得自己学习的品德或使自己感激的几件事，然后用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表达出来；而高中学生练习做传记，可以比照初中生做法，但在传记的形式和内容上，书面写作或口头表达要求更高。也可以考虑由教师邀请校内外某个优秀人物抽适当时间来讲他的生平，学生当场采访。让学生以他的生平，作为写传记的素材。然后比较各人练习后的结果，由师生来评论。也可以由学生为学校的若干老领导、老教师立传，这样联系方便些。这些练习对提高采访技巧、掌握传记的基本写作方法，提高写作水平，肯定会有帮助。
3、开展阅读名人传记和名人故事要有计划持续进行

对少年儿童，具体说中小学的学生开展阅读名人传记和名人故事不能只靠一次讲座，一个活动，否则效果不会明显。我认为：先要有具体实施的计划，先要落实名人传记或名人故事的文本，其次要有时间安排，比如每周安排一次一节课，可以在课内外进行，再其次要取得有关领导的理解与支持。最后要有总结。经过实践，修改计划后，再坚持做下去，可能会有成效，让学生在阅读和学习名人传记和名人故事中提高品德修养，提高写作水平。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2:51

对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看法

2011年10月27日晚，我和王尚文教授在一棵香樟树下聊天，话题说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问题。后来具体议论到我感兴趣的传记文学。王尚文教授对传记文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我把当时的语境介绍一下。
我谈起曾经为自己和叶志良教授联合主编的《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一书写绪论时的经过，考虑当时国内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几乎都不提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把现代传记文学排斥在现代文学门外。我不满这种现状，为了给传记文学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写了篇文章，题为《20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基本走向》，此文后发表在广西《学术论坛》1999年第3期，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复印。
在这篇文章中，我先谈了三点：一、20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是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二、20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具有与现当代文学共同的基本特质；三、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既受到外域传记文学的明显影响，又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并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仍保持了自己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独特品性。我的用意是给现代传记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挤进一个位置，引起人们对传记文学的重视。
王尚文教授说，你这样可怜巴巴，说一大堆，无非是说现代传记文学和现代文学有这点、那点是一致的，是同类，向现代文学请求，硬想让现代文学给你点面子收留你。王教授说得我好无奈，真使我哭笑不得。
他又接着建议说，你可以换一种说法。现在大家比较公认，文学是人学。但文学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写虚构的人，虚构的事，来反映现实，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这种文学就是普通的文学，或叫虚构文学；另一种是写真实的人，真实的事，来反映现实，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这种文学就是纪实文学，或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本来就是和虚构文学是文学的两大门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现代的传记文学也并不需要看现代文学的面孔，不需要请现代文学施舍一个位置，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坐在文学的大家庭里。这样，你这个传记文学不是就大气多了啊。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传记文学的重要地位。你知道贝多芬的音乐很好，但是如果你看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你会对贝多芬其人有所了解，对他的音乐也会有进一步的欣赏。传记和音乐也可以相辅相成的。夜已深，天已凉。我们意犹未尽，约定改日再交流。
王尚文教授一席宏论，真如给我醍醐灌顶，明白不少。为了备忘，为了感谢王教授的指教，我特地记下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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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5:27
传记的第一步与第二步
文/止庵

近读《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一书，其中记述传主一九四六年被解往南京一节有云：“还是在飞望（按，疑为‘往’字之误。以下引诗亦有错字，兹据周氏手稿影印件订正）南京的机舱中，周作人又即景口吟一律：‘正似群鱼脱故渊，草间濡（煦）沫剧堪怜。四方引领失归路，何处藏（将）身托愿船。漫策断株追日没，孰将（持）煎饼补天穿。高歌岂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作者对此有段解说：“第二首诗，则将做了‘阶下囚’的惶恐不安、悲凉凄楚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群鱼失渊、相濡以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又想起了他在《无声（生）老母的消息》里提到的托愿船，颇有返本归初之想。紧接着又将自己美化成追日的夸父，补天的女娲，知其不可而为之，结果只能长歌当哭了。周作人用这种方式表明心迹，在他也是不可笑的。”
该书另一处，抄录了周氏《苦茶庵打油诗》中为“禹迹寺前春草生”一首所作注释，末尾有云：“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韵七律末二句云，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亦只是此意，和韵难恰好，今不具录。”所引二句，与上面所抄那首尾联只差一字，应该同属一诗。“六松老人”即汤尔和，死于一九四〇年。如此则该诗不是一九四六年“即景口吟”的了。其实此事早经学者考证，在裘士雄《文史缀拾》（中华书局，二〇〇一年）和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中均影印有周氏手稿，题为《偶作用六松堂韵》，末署“廿八年九月十二日”，与“己卯秋日”正相符合，即一九三九年也。
现在我说这些，只是觉得作者一通议论未免“没着没落”了。引文所提及的《无生老母的消息》，作于《偶作用六松堂韵》六年之后，同样谈不上“他又想起了”云云。写传记，材料切实是第一步；假如还想有所发挥的话，只能算是第二步，而这第二步却要等第一步落到实处，才能迈出。至于发挥确当与否，深刻与否，自家独创抑或因袭他人，乃是另一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切实的材料做底子，不免乱说一通了。这是我的传记观。以上所谈，姑当一例。
对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一书，这里并不打算评价。虽然单看事实一项，颇有可议之处。譬如前引周氏《苦茶庵打油诗》的话，开头有云：“匏瓜庵主人承赐和诗，末一联云……”作者于“匏瓜庵主人”后加括号注明“指钱玄同”。其实“匏瓜庵主人”是沈尹默的号，与钱玄同毫不相干。
讲到钱玄同，也有一处不啻“妄测”：“周作人自‘下水’做了‘伪官’之后，他的交际圈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得意门生和情趣相投的文学青年来往，而是开始结交与他同类的汪伪政府的高层官员。……下水之后，以前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钱玄同因与他选择相左，劝他也无益，所以两人之间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无间。”周作人出任的第一个伪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接受聘书；而钱玄同于十七日与世长辞。短短五天，何以见得“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无间”呢。死前三日，钱玄同曾致周氏一信，所谈系出售李大钊藏书之事，以及对于周作人写作风格的评价；没等收到回信，他就死了。
书中讲到《古今》杂志，有云：“写得最多的是周佛海，他的《而已集》、《往矣集》居然成为了当时沦陷区的畅销书。”周佛海有《往矣集》，没有《而已集》；《而已集》是鲁迅的书名。此类谬误，或许并非由作者肇始，然无明辨功夫，究为弊病。
书中还抄录了周作人《初恋》一文，前缀说明云：“在狱中，周作人还回忆起他的‘初恋’：它是纯情的，又是伤感的，也许称之为恋，都嫌用词太‘重’，因为它还属于两小无猜时期的单相思。这篇文章值得详加引用，因为在周作人，这是难得一见的文章，也非常能表明他在狱中的心态。”周氏系狱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而《初恋》则是二十多年前所写，怎能事先“表明他在狱中的心态”呢。
至少末尾一例，实在错得出奇，普通读者一看即知；因为周氏此篇不知收入多少选本，又不知被论家引用过多少次了。有句批评的话叫“误人误己”；似这等处，误己在所难免，误人未必然耳。说来我的兴趣，仍在与事实相关联的议论与说明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之谓也。
[附记]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有云：“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番话移用于传记写作亦无不可。因为这也得讲点儿“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胡适又说：“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前半句话，不才冒昧觉得也许可与《周作人的最后22 年》的作者共勉；后半句话，不如留给我辈读者，只是要把其中“做人处事”改成“读书”二字。有朋友转来作者在网上所发“答止庵兼及有关周作人的史料等问题”帖子，读罢所想说的主要就是这些，尽管未必单单针对那一本书而言。其实重温一遍胡适的教诲，也是好的。
此外还有一点，与此不无关联，不妨略作澄清。即类似《周作人的最后22 年》这路“侧重于对现代作家的文化心态进行考察的思想评论性的传记”，是否可以超乎“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之外。在我看来，假如真有“文化心态”，也应属于胡适所说“事实”；那么就需要“证据”支持，否则只是“假设”；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成了“武断”。作者说：“我所关心的是作家的个人心性气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他的现实人生状态之间的关联等等。”如果“人生状态”不同以往，“心性气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就不会一成不变；倘若非说“我认为文化心态是相对稳定、持久的，并不那么拘泥于时间的”，岂不应了“刻舟求剑”那句老话了么。
作者说：“周作人‘附逆’后借佛典等美化同类和进行自我美化的方式和惶恐心态在他的整个附逆时期，都是一直如此，并无多少变化，多是重操故技而已。”无论如何，我不相信一首写在一九三九年的诗，能够体现一九四六年的“文化心态”。因为其间情形多有变化：一九四一年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一九四三年辞职，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扫荡反动老作家”及“破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年底周氏被捕入狱，等等。假如一概忽略不计，所谓“文化心态”是怎么回事，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作者所说：“从诗本身来看，我的评说与周诗的意旨并无矛盾之处，如要解释此诗，只需另外说明此诗与汤尔和的纠葛，在文字上作些调整就行了。”所体现的究竟是传主还是作者自己的“文化心态”；或者进一步说，此种改动本身体现了作者何等心态，似乎不必多说了。
作者在书中说，“周作人自‘下水’做了‘伪官’之后”、“下水之后”，钱周“两人之间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无间”；我所质疑的是他所强调的那个时限。撇开此点不论，凭了《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所载戴君仁《从陶诗引起的一段回忆》这所谓的“直接证据”，也未必能坐实他的论断。原因即如周氏自己所指出的：“这里时间差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致鲍耀明）盖据戴氏称，“到了二十七年秋天，……这时伪组织教育当局筹备北大复校，拟先恢复文学院，由周作人先生任院长之说，甚嚣尘上”；而“这几天我和钱先生常谈到周先生要出山”，钱氏遂有此番议论；“又过了几天，伪文学院竟开张了，周先生也真当了院长。”实则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出任院长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其时钱氏去世已久。所云戴钱“谈论”之际，周氏还在燕京大学任教，并无“出来”之意。对此恐怕仍须“明辨”。
我也来引一点史料。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即周作人遇刺的第三天，钱玄同给他写信说：“元日之晚，召诒坌息来告，谓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昨至丘道，悉铿诒炳扬诸公均已次第奉访，兄仍从容坐谈，稍慰。晚铁公来详谈，更为明了。唯无公情形迄未知悉，但祝其日趋平复也。事出意外，且闻前日奔波甚剧，想日来必感疲乏，愿多休息，且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摄卫！弟自己是一个浮躁不安的人，乃以此语奉劝，岂不自量而可笑，然实由衷之言，非劝慰泛语也。”戴文称，“二十八年元旦下午，钱先生突然来对我说：启明（周先生字）出事了，被刺客打了一枪，听说没受伤，可是把客人沈启无打伤了。”而据钱信可知，当晚他才获悉此事，其间又有不合之处。从信的内容看，钱周“两人之间关系”至少不像作者所说那么简单，虽然我无意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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