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 邱华栋
邱华栋
口见面。华栋当众对我表现了英国式的礼貌——据说英国绅士与女性社交，原则是必须赞美，也就是说把赞美当成任务。二是谈到女性不熟悉的话题时十分自责，立刻转向。洪诗人立刻揭露道，你别信他！他见了老中青三代女子，各备一套赞美之辞。也就把对象的名字换换，算是改标题、发重稿。后来华栋在我也在的场合，我发现他果然如此。并且他的赞美那么大张旗鼓，效果居然那么贴切自然——对女性赞美之没有原则，也算是一种原则吧。这是我最初认识的华栋。文学》的原副主编兴安组织去郊外，晚饭后卡拉OK。华栋唱的是郑钧的《回到拉萨》。郑钧的歌，怪异而鬼魅，且高且飘且疼痛，是流行一族里的垮掉派。华栋基本表现了原貌，高音悲怆，尾音带了吊儿郎当的京腔。唯一的出入是加了快乐情绪，显出了搞笑的效果。那阵子大家都年轻，玩得很疯。我记得他还当众模仿健美明星：叉腰攥拳把一条胳膊弯曲到最佳位置，以显示T恤衫下健美的肌肉。我想他的核心还是乐观的，表现在他的小说里，既都市化、现代性，又有疼痛的意思。但他在努力表现悲观的时候也带着乐观的调子。| 邱华栋是个好孩子 |
| http://www.sina.com.cn 2001/05/25 北京晨报 |
| 作为新生代作家群里的佼佼者，32岁的邱华栋在短短数年内，就积聚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自从1993年调入《中华工商时报》后，并没有因为从事记者职业而变得浮躁。在每周完成一块版面之余，他居然还接二连三地创作出四部长篇小说、十几部中短篇小说及大量散文、诗作。 “我不是一个坐得住的人。”但是邱华栋称，当他写作进行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因为电话铃总也没响而有些遗憾，“怎么没人找我聊聊呢？”如此说来，他能持续“稳产、高产”，只能因为两点：一、天赋过人；二、科学、合理地分配、使用时间。 在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作家群里，人们听到太多的关于作家们的怪癖和特点，诸如必须夜深人静时方能动笔；非要耗燃一包香烟才算达到创作所必需的动力；以及什么“心情要好的时刻”等等。邱华栋的作息时间非常有规律：12点睡觉、7点起床、跑步一小时、8点写作。如果正值去报社的日子，9点坐班车进城上班。其余日子，从8点开始写直到中午。看新闻、看VCD、听CD都不耽误。没有沾染烟酒的恶习，没有昼伏夜出的嗜好，邱华栋是个好孩子。 可能是因为没有作家们通常要熬夜的共性，邱华栋的身上也没有时下文人们常有的虚荣和矫情。从装束到谈吐，他都是一个典型记者形象——不修边幅、随意、活跃。夏日里一件T恤衫，冬天里一条休闲裤，尽管他对于城市现代文明的分析精辟入理，对于青年人与流行、时尚的关系了若指掌，但他绝无为了标榜自己的“新生代作家”特性而把自己沉溺其中。 不刻意把自己朝时尚上扯，自然就减少了许多虚无缥缈地繁赘。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众人交往，就能使自己和对方都处于轻松和愉快的氛围中。在一个文人墨客集中的研讨会上，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的声音不同凡响，都在仔细打量、思忖着对方，争取让自己取得精神上的优势。于是，发言冗长而饶舌，卖弄又造作。这个时候，邱华栋的发言一定是非常低调、非常通俗和非常简短的。他有足够的自信支撑，使他不必非在这个场合表现得卓而不群。 然而，邱华栋在作家群里，至少在新生代作家群里的确是鹤立鸡群。他的一系列作品在文学备受冷落的今天，依然保持着骄人的印数和发行量，实在让他的不少同行望尘莫及。当《正午的供词》被博库图书网站购买了电子版权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位深受年龄层更低的网民们欢迎的青年作家。 精力充沛的邱华栋，每天要游览大量的报刊和书籍外(包括刘震云一套四本的《故乡面和花朵》那样的长篇巨著)，还要坚持看当代外国文学的原著。对于同时代的外国同行，邱华栋强烈关注。他可以信手拈来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品，指出他们的风格、特点、流派及优劣。他认为在人类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如果还不能以一个世界性的角度来关照当代文学的话，他的创作势必受到极大的局限。 对当今文坛，每个作家势必有自己的见解。但除去王朔口无遮拦、恣意点评外，绝大多数作家都在公开场合装聋作哑，用沉默来保护自己。许多作家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可能一时激动说了些心里话，但很快就追悔莫及，急忙请求记者“把刚才私下聊的话删去，千万别发表！答应我啊！”邱华栋则敢做敢当，“没事，我就是这个看法，凡是我们谈的，都可以发表！”或许就是为人坦荡，在“文人相轻”的文化圈里，他没有许多文人身上的嫉妒和偏颇，让人感到一种文人少有的快人快语的豁达。 关于邱华栋的简历和作品，我们可以从相关资料了解到，但对他个人的性格、操守和文字后真实生活一面，则不是每个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的。但愿这篇对于他的速写，能够多少帮助人们消除些对邱华栋的神秘感。(伊夫) |
| 邱华栋：不断超越自我 |
| 中国广播网 2008-11-11 |
| 对于39岁的邱华栋来说，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可以用丰厚来概括。 在新疆昌吉出生的邱华栋，现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花》等；他的各种版本的书籍有60多种，已经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等7种语言约400余万字。 他的一些作品被改编成话剧，被拍摄成影视作品。他曾获得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提名奖、《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等十几个文学奖项。 邱华栋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叙事 日前，记者在昌吉见到了邱华栋，他说，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有关经济学家的长篇小说，大概30万字。 他认为：“经济学是当代社会十分重要的一个符号。我很关注最近30年出现的各种白领阶层，尤其是生活在北京的中产阶层，他们都与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对这个阶层很敏感，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的一个剖面，我写他们的忧虑、敏感、迷茫、失落和幸福牞而我自己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我生活的周围也都是这些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活中的百态。” 北京是邱华栋现在进行小说写作的主要背景，主人公往往是和他一样的青年人，他们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为了梦想和欲望，往来奔走，在成功和失败中沉浮不定。这些人在他的笔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的小说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认同。 有评论家说：在邱华栋的笔下，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小说模式，最新的信息（新潮艺术、时装、广告、话剧表演、后现代主义等等）和城市的典型景致（商场、剧院、大厦、车流、地铁车站、霓虹彩灯）共同构成布满机遇和陷阱的巨大谜团，等待读者深入其中，而邱华栋自己则称之为“信息化的想象”。 可以这样说，中产阶层和青年人在都市的生活，尤其是在北京的生活，成了邱华栋创作小说的“养料和基地”。 长篇小说《花儿花》、《正午的供词》是邱华栋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中产阶层小说。小说敏锐地捕捉到了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经验，表现了他们的种种矛盾和困惑，以及对于这种生活的反思，他们面临的希望和绝望，作品充分展示出了人性的复杂性。 而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白昼的躁动》、《我在那年夏天的事》，都是有关青春和成长的小说，邱华栋从青年人的视角，展现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梦想与磨难，把他们青春期的骚动、惶惑与危险，与他们胸怀远大抱负的逐梦之旅交织在一起，这些小说具有鲜活的青春色彩，能给读者一种心灵的冲击。 有人说，邱华栋是“新生代”代表性作家之一，其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都市的叙事和想象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文学的余音，以其叙事的广阔和深刻填补了当代都市文学想象的空白。 我想，这些评价都与他的这两类小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平和与轻松的生活态度 与作家阿来的交流会让你产生距离感，你会在距离中感受阿来，欣赏阿来，努力去理解阿来；而与邱华栋交流，你得到的都是感性的语言，平和的心态，朴素的态度。他不会刻意把自己往著名作家以及当下流行的作家行列里扯，这自然就减少了许多华而不实的虚名之累，无论写作还是生活，他都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对待。他说，这能使自己和对方都处于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彼此感受平等交流的乐趣。不修边幅、随意、活跃、平和，这便是邱华栋在文学圈子里给人们的典型印象。 生活中的邱华栋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 每天早晨6—8点开始写作，如果不去杂志社的话，他会从早晨开始写到中午，写作中看新闻、看VCD、听CD都不耽误。如果正值去杂志社的日子，他则会忙于各种事务性的工作。 他说：“当了杂志社的主编后，我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份杂志的经营搞好，让杂志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我经常策划一些活动，比如采风、笔会等，以增加杂志的社会影响力，但是，这和我的写作生活并不矛盾。” 他不否认自己曾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写过一些剧本，而有些剧本是媚俗的。但是现在，他坚决不会去写了，他信奉文字本身的魅力，尽量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媚俗，不出卖文字。 带着这样的信条，他的创作又进入了另一种境界。2007年可以说是邱华栋的丰收之年，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一次性推出邱华栋的3部长篇小说新作 《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这3部单独成篇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邱华栋“中国屏风系列”，这几部长篇小说都是描写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外国人，不少还是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 邱华栋说：“这是我创作上的一次转折，对于我自己的写作历史具有重大意义。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而我关注的是一些外国人对于剧烈变化中的中国的记录，我想从更加宏大的历史维度上看，试图更为冷静地看待这段历史，历史有时间是相当复杂的。” 一般情形下，有点名气的作家超越自我是很难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次邱华栋在写作题材上的转移，写作视角的转移，就是为了超越他自己，超越读者印象中的邱华栋，这对于一个作家是很难得的，邱华栋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他还会不断超越。 新疆印象 邱华栋自16岁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少年时，他的偶像是海明威和张承志，他的笔下充满了西部的宏大场景。这一时期的作品结集为小说集《别了，十七岁》。高考时，他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几所大学的校长，凭借他的作品，1988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了他。 这次是他阔别8年后回到新疆。这次回疆，他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牞就是新疆世俗化的生活更加丰富了，城市的建设更加现代，但是缺乏地域特色。他说，走在昌吉市的街道上，他看到街边的一个小饭馆用罗马柱子做支撑，很是滑稽，如果用新疆的民族元素去装饰该有多好，我们不能向西方学习太多的东西。 他认为最近这几年来，新疆作家的作品地域性特色十分突出。比如，董立勃小说的兵团地域特色，刘亮程散文里有新疆农村的浓郁“风味”，而沈苇的诗歌则带有浓厚的中亚气息。新疆作家的作品，大都以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为人们所认识，被中国文坛所肯定，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创作状态。 作为一位从新疆走出去的知名作家，邱华栋一直有一个关于新疆的写作构想，他已经思考10年了。他说：“我要写新疆的变化，从汉代写到唐代，写尼雅、高昌、交河等古城消失的原因，名字暂定为《流沙传》。我想，这是一部关于时间和历史的历史小说，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明年动笔开始写作，估计得写几十万字。”（赵慧） |
| 来源：新疆经济报 |
| 邱华栋“电击”影视圈 尚晓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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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作为云南人民出版社“游牧新疆”活动的签约作家，不久前刚刚在新疆阿勒泰山区住了40天，他说那是一段无比美妙的时光，“触目所见都像风景明信片”。 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正午的供词》，据说是“影射”张艺谋的小说使作者声名鹊起，有人形容这番炒作使他“搭上了一列飞快的火车”。 对“影射”一说，邱华栋一向坚决否认：“《正午的供词》意在通过一个导演的内心经历和他与外部的各种关系，来展示80至90年代文化环境的变迁，描述我们时代的泡沫。我从前的小说中，《夜晚的诺言》与音乐有关，《白昼的消息》与美术有关，《正午的供词》写电影圈，是一以贯之的思路。小说中固然有某些电影的情节与张艺谋的电影非常类似，那是因为我写作中总也跳不出80年代的氛围，没办法。”邱华栋还透露，下一部小说是作家主题，写文学如何使人的精神变形，做出残忍可怕的事情，听上去有点耸人听闻——邱华栋目前正在收集有关食人生番的人类学资料，准备放到新小说里去。 《正午的供词》激起的反响让邱华栋颇感郁闷，他觉得“影射”说的误读伤害了小说的文学追求，完全无视他苦心经营的文本实验：“我还请人写了评论，但根本没人发。大家的兴趣点全在‘影射’上。”《正午的供词》影视改编权已被巨星影业公司购得，邱华栋正在写剧本。按照制片方的意见，这又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但邱华栋不服：“我还是想写成一个导演的成长经历，像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那样的。” 影迷邱华栋一直有“触电”的愿望。他购置了小型的数码摄像机，对着书学习用电脑处理影像。由于编写剧本的缘故，邱华栋时常在影视圈内转悠，有机会了解一些圈内的人和事。他对内地影视界的水准评价不高： “中国导演对城市没感觉，包括张艺谋。他们才刚刚熟悉酒吧这类城市的外在符号，还是太土了，没有内心的东西，不像王家卫的电影，感觉上特别贴近。导演怪作家拿不出好本子，作家怪导演拍摄手段不高明，这方面的不足，与个人才能和外部环境都有关系。” “冯小刚想让他的电影严肃起来，可他不是一个思考型的人，他擅长抚摸大众，顺毛捋，缺乏批判力。” “中国电影投资匮乏，可是日本很多电影也是小成本制作，总有新生代导演和佳作涌现。我们为什么拍不出《情书》那样的好片子？还是脑子里哪根弦没接上。” 置身于“飞快的列车”上的邱华栋仿佛感受不到火车的速度，他这一代作家，太清楚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正在向着“宠辱不惊”的方向进发。 | ||
| 《北京青年报》 2000年11月27日 |
| 特写：新生代作家佼佼者邱华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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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t.sina.com.cn 2003年01月13日 新浪娱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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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泡吧码字的邱华栋吗(图) [/td][tr] |
| 2003年11月19日 深圳新闻网 |
 很难想象邱华栋会有这么细致悠久的耐心，给我们展现出一部如此灿烂的表现历史与异质文化的小说。他的新长篇《戴安娜的猎户星》（《十月》2003年长篇小说增刊，长江文艺出版社即出），文中呈现的绵密细致的肌理，优雅超然的风度，读后都不禁令人生疑：这个邱华栋，还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邱华栋？！ 从这部他精心打造制作的小说里，我们可以品味出，岁月的淘洗，已经凿平了华栋身上许多的锋芒和躁动，使得我们的朋友邱华栋，更加老道、随缘，线条圆润、流畅，也比以前更加温和了。这是多么的令人慨叹！时间倏忽而过，韶华将逝，华栋已然不是那个整日在酒吧里书写城市欲望的毛头小伙儿，而是成为有着深厚艺术功底和扎实文化素养的青年老作家。多数像他这样很小就开始写作成名的童星，大都走不出“16岁的才子，20岁的明星，30岁的老不死”这一条古训，总是频频的一拨又一拨新秀涌起，而后又都是亮了一下相之后，写着写着人就没了。在一条道路上成名太早，厌倦也就来得快。在这一点上，少年才子邱华栋完全是个另类和异数。他已经将文学创作视作自己的不归路，先是做了刻苦的艺术训练和准备，然后带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一头钻研进来，并孜孜以求，在成长过程中又在不断努力的学习，直至最后修成正果。在这部新长篇里，我们看到了华栋超越自己的努力，并跟他一起欣赏到了成功的风景。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城市欲望化生活的书写之后，邱华栋给自己设计的一个《中国屏风》系列，试图找到更高的坐标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示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这是极其旷远和廓大的文学策略和目标，在旁观者看来，几乎是这个物欲时代人力所不能及的。而华栋却已然悄悄开始上路了。他的这种长途跋涉的起点，就是这部《戴安娜的猎户星》，十分平静的将目光从当下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转向了清寂的历史，转向了异质文化，从上个世纪中叶出版的、一个英国外交官夫人在中国新疆生活的传记出发，以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为原型，展开了他多方位的关于历史和文化差别的想象。 的确，这是别有用心的取材，也是对自己既定成果的挑战。在写作里，他又一次回到了新疆中亚腹地，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以前我们只知道他擅长于城市的书写，塑造名利场上光怪陆离的景致和那些被欲望纠缠的各色人等。而新疆——这块他一直深埋心底的宝藏，从来秘不宣人，不肯轻易抛洒出来。如今，却借由一部他者的回忆，宏大地在我们面前展开，有着雪山起舞戈壁奔腾一般的既轰鸣又阒寞的交响效果。 在小说所构筑的两个世界：戴安娜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里，相比起女性内心世界的微小细腻而言，外部世界的绚丽更能引人入胜、蔚为壮观。首先是他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运用，是十分严谨细致而有节制的，诸如上个世纪中叶西方与东方的关系的考证，包括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的独立以及苏俄与中国新疆的关系；同时还有新疆与内地的关系，包括国共两党对新疆的态度以及二者的对立；另外还有英国与苏俄的关系，印度与中国（新疆）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线索都被疏密有致的整理运用，有效地写进戴安娜的生活背景以及内心思考中。年轻一代作家中，很少有人有能力有兴趣站在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来回溯和反思历史。 在叙述一个外籍女人的心理活动时，写作者选取了独特的视点。因为出场人物少，人物关系相对简单，故事情节也相对单纯，无非是戴安娜跟其丈夫的登山活动以及领事馆里简单的日常生活，戴安娜跟年轻的柯尔克孜族向导塞麦台“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爱情关系等等，因此，作者采取了电影的写法，用景物的丰富来映照人物的内心活动。 在描写人物活动时，作家就像一个导演又如同摄影师，不断调度着镜头，外景不断推移，场景从她儿时生活的印度（这里有毗湿奴教派的扎格纳特游车节，教徒恒河沐浴场面，丛林狩猎场景），延伸到她的家乡英国宁静的小镇，然后镜头推摇，依次摇过大坂，摇过南亚次大陆摇过中亚腹地，来到喀什葛尔，来到新疆，来到作者最拿手描绘的地方。同时，人物的往世前生的书写，给小说增加了神秘感和宗教氛围。作者让戴安娜的前生是一个新疆王朝的公主，而塞麦台的前生恰是公主的恋人，让现实人物的虚拟之爱在前生得到肉体上的欢娱和满足。最后塞麦台为救戴安娜，被雪崩埋在冰缝里而死的情节，更是书中最有华采动人的篇章。 从《戴安娜的猎户星》开始，从前那个天才无畏的青年，结束了自己一段内心飘摇的历史，更加深沉，淡定，自然而又超然地走向了人生以及创作的新阶段。（徐坤） |
邂逅邱华栋 来源于：中山日报 2010年1月23日 | |
 促使我写下这个文章，只是源于和著名作家邱华栋邂逅之后的一次对话。 应该说我和华栋兄还是有些缘分或者说渊源的。市委宣传部给了我们一个和名家见面学习的机会。接到通知，要参加一个晚宴接待省“三名”笔会的领导和作家朋友们。在资料众多的嘉宾名单中，我一眼就瞥见了“邱华栋”这三个字，心里就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惊喜和激动。 我和华栋兄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十八年前。那时，他还在武汉大学念书，就出版了他个人的第一部小说集《不要惊醒死者》，而我正是通过我们县文联辗转得到这本书而得以“认识”他的。 晚宴时，我双眼四处逡巡，未能搜寻到我想要的影子。当我们东道主中山市作家协会一起逐台敬酒的时候，我一眼就扫描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形。我径直走到他身边：“您就是邱华栋老师吧！”没等他有任何时间的想象，或者惊讶，或者疑问，我便简单自我介绍我与他“认识”的过程。 “那是得好好坐下来聊聊了！” 第三届全国“三名”笔会，是广东省作协和本市宣传部联合举办的为推介本土佳作的“广交会”。按照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等须仰视才见，我等只有聆听的分。 一个真正写作的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军，终究只是一个人在独自面对整个世界。我们必须对一个时代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和距离感。一个作家，只有不断质疑，不断否定，不断警惕，不断反叛，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很显然，这是一个当下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倾向。包括我自己都在有意识无意识地缩短距离，丧失必要的警惕性。 华栋兄供职于京城皇家刊物《人民文学》，用我们的话说是吃皇粮的。俗话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按照华栋的名气和地位，如果不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性的话，他的作品绝对不会有如此纯净度，也绝对不可能以每年出版一部文集的速度，推进着他一步一步迈向文学的高地。 我问华栋兄：你究竟发表了多少作品啊？他说也才六百多万字。也就是说，二十年来，他每天至少要以1000字的速度始终不间断，才能达到这个量。他用了一个“状态”的词。一个作家首先随时都要保持一种状态，就像狙击手一样，就像猎手一样，就像运动员一样。我想，这就是真正的作家姿态吧。 华栋兄在他的小说集《手上的星光》里这样写道：“我知道我现在对写作更加热爱和自信了，我知道即使我的写作技艺越来越熟练和精巧，但最初触动我写作的创造欲、倾诉欲一直都存在。它们就在那里，在每一篇小说的内部，如同果实都有一个果核。因此，现在我可以宁静地说我是一个作家了。” 华栋兄何以如此自信？我认为他在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之后，仍然和这个时代保持着足够警惕性和距离感，以及一种随时主动出击的最佳状态。而他的这些个性正是当下我们许多作家所缺乏或正在逐步被这个时代所消解的东西。 生活中的华栋兄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我的记忆里（当然还是从他的小说集中得来），他是一个性格豪爽的西北汉子，不摆架子，敢说真话的性情中人，这一次在零距离的接触中得到证实。那晚的聚会，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表演一个自己的节目。轮到他时，在我们的起哄声中，他那惟妙惟肖的驴叫声，竟让我们个个都笑翻了天，性情中人的性格可见一斑。 还是东荡子说得好：为文的前提是为人。华栋兄与我们中山的众文友相处那么短暂，那么地谦虚，那么地随和，在他回北京上飞机之前还不忘发短信给我要多保重，多写东西，多交流。 华栋兄为人为文的品质，在与他短暂的邂逅中，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我们更期盼他今后的作品中一定会有我们中山，以及我们的影子。 |
| 邱华栋散文：第三使馆区 | ||
| 金羊网 2006-07-07 | ||
名家档案：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88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多年，现为《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中直机关青联委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 20年来，写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正午的供词》、《花儿，花》等7部；中短篇小说150多篇，散文、随笔、评论多篇，诗歌700多首，结集为《黑暗河流上的闪光》、《私人笔记本》、《和大师一起生活》、《花朵与岩石》等50多种，500余万字。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日文、韩文、英文、越南文发表和出版。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山花文学奖、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等10多次。 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务区，这一片地区也是十分国际化的第三使馆区，分布了很多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日本、美国、印度、德国和韩国的新大使馆已经兴建或者正在这一片兴建，所以人气似乎在迅速地聚集，到了晚上，这里是一片特别热闹的景象。“野鸡”、乞丐、卖花女和外宾以及衣着光鲜的白领在这里成群地出没着，构成了一个繁忙和繁华的美丽新世界。 亮马河地区是北京国贸桥一带的正在建设中的中央商务区的延伸地带，加上这里又是第二和第三使馆区的连接地区，所以是北京很国际化的城区，而还有一些大片的空地上，在最近的几年之间，要崛起很多的驻华使馆和高档写字楼以及公寓。 而北京未来的第四使馆区，就在和第三使馆区隔着机场高速公路的北边，现在的曙光电机厂一侧，所以今后这里的发展肯定更加国际化。我就职的报社就在这个地区，几乎每天我都要穿越亮马河一带，对这里的任何一个去处都很熟悉。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等四家五星级的饭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有像普拉纳啤酒坊的纯正德国黑啤酒，还有顺峰这样大款和豪客请客可以一掷万金的地方；有真正美女如云的天上人间娱乐城，也有南美酒吧里的惹火性感南美舞蹈和歌曲；有“硬石”和“星期五”这样的美式餐厅让白领以及老外趋之若鹜，还有可以买到北欧一些珍奇花卉的莱太花卉中心，再有一个风景就是站街女郎很多，一度被称为“停鸡坪”，虽然警察经常扫荡，但是她们仍旧在打游击战。此外，还有办假证件、倒黑市外汇的、卖盗版光盘的。有时候你还能碰见一些外国骗子，假装和你换人民币，然后偷梁换柱转眼之间就弄走了你的人民币。 而亮马河经过了一次河底的清淤治理，水质好了两年，但是最近又变成了长绿毛的河流了。马上感觉它的水似乎是死水，不怎么流动似的。在亮马河上，有一艘船，花枝招展地像是石舫一样停在了岸边，实际上那是一个餐厅。隔着河不远的地方是上岛咖啡厅，再往南就是独特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馆了。每年的秋天，澳大利亚大使馆后面的一条小街上，路两边树上的叶子黄了，是那种特别璀璨的金黄，比银杏树的叶子还要好看，不知道是什么树，非常美丽。 确实，作为第三使馆区的亮马河一带的人，他们生存的景象是如此不同，差别是如此巨大，除了下层的站街女郎、办假证件的，我还偶然碰到过原中国国家队的足球教练施拉普纳，我曾经见过他在普拉纳啤酒坊喝德国啤酒，不过特别势利的中国球迷肯定已经把他忘了。我还见过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谈判对手、欧盟的专员拉米———当时拉米就在希尔顿饭店外面溜达。至于一些中国名人，在“硬石”就更加经常可以看见，一窝一窝的。而更多的市民在出入着高档的燕莎购物中心和中档的京源商场，忙忙碌碌地生活着。我觉得亮马河地区是当代北京一个最逼真和浓缩的景观，社会分层从大官大款大腕到高级欢场女郎以及低级站街女、民工，这里的生存景象的多层和多种空间以及它的国际化，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
| 物欲都市的迷乱与反抗——评邱华栋的都市小说创作孟繁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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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项神秘的职业 三十岁以后，他开始以研究者的姿态，把社会看作一个课题，而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门技艺。他觉得一个中国文化人应该本能地喜欢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各种表现样式。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登上大舞台了，没有真材实料不能服人。 到后来，写作成了一门技艺 两年前，邱华栋在《青年文学》当主编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他是一个随和有趣的人，对一切未知的，新鲜的事物保持着极高的热情。我读过邱华栋的不少小说，在中国作家中，他是不多的几位能让我喜欢的作家。 邱华栋与生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喜欢出入各种各样的场所，接触各种类型的人。他从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这个阶段喜欢听摇滚乐、蹦迪，高兴了还去领舞、领唱。不过现在的他胖了，八十多公斤，蹦不动了。 三十岁是一个告别，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邱华栋说：“追寻、迷茫，想要点什么东西，但是找来找去，不知道在哪里，却还在努力地追寻着。三十岁以前，我的作品主要写年轻人所处的境况。” 他的长篇小说《白昼的躁动》写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一些流浪艺术家在北京的生活。早期的长篇《夜晚的诺言》，他十九岁写的小说《夏天的禁忌》，都是写自我的成长。 “成长是人类文学的母题之一，作家一开始写作最容易的就是先内视自我生命的成长，还有周围的环境。”邱华栋说，“有时候视角是自己的，但故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我写过很多流浪艺术家，实际上感情还是他们的，我跟他们一起生活、成长，我看到他们在折腾，仿佛寄托了我所有的梦想，但实际上故事已经不是我的了。” 邱华栋的小说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书写，但是在形式上，写了大量具有现代意识、后现代意识的小说，比如他的《时装人》、《蜘蛛人》等等。他受最近一百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眼下的无国界作家的影响，已经无法用十分传统的手法来写作了。因此，他会在结构上变化每一部作品，使之具有某种新鲜的东西，也使他自己保持写作的热情和兴趣。在写作技巧上，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文体，受到很多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意识流、结构现实主义，还有一些后现代的拼贴手法，基本上呈现了他的写作才能。他觉得形式也是有意义的内容，如果连形式都不先进，没有什么想法，小说就缺少看头。 三十岁以后，他开始以研究者的姿态，把社会看作一个课题，而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门技艺。他形容自己是个技艺精巧的木匠，说自己现在每写个东西，都觉得仿佛像一个工匠在打磨一个东西。这和一开始写作时的那种自发、喷泄的状态不一样了，现在写作时自觉多了，整天琢磨，确定怎么写，找什么样的语调，越来越谨慎。 在中国，他是读书最多的作家 邱华栋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的变化，符号化的这种写作，特别敏感，各种各样的符号都进入了他的作品。他喜欢逛博物馆、纪念馆，喜欢参加拍卖会、逛古玩市场，喜欢书法、绘画，收藏线装书籍，一切传统文化中美好的东西，他都喜欢。他觉得一个中国文化人应该本能地喜欢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各种表现样式。 今天我们生活在信息化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每天和信息密切相关，报纸、杂志、书、网络、电视。每天被信息包围着，大量的信息都消化不了。但对于邱华栋来说，似乎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他接收的信息量极其巨大，很多朋友都很佩服他。包括电影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看了两三千部电影，还写过一部关于电影的书《影响世界电影的一百个人》。邱华栋博览群书，就连写过《我叫刘跃进》、《一地鸡毛》等作品的作家刘震云也说他是自己阅读上的指导老师，也可以说，称他为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一点也不过分。 在谈到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时，邱华栋说：“法国当代作家罗伯·格里耶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他说，我生下来家里就很富有，有大古堡，根本不用考虑物质的事情，所以我写新小说；今天年轻的法国作家，整天想着如何在巴黎市中心买一套房子，不用再租房子，因此不得不写畅销的东西；托尔斯泰有巨大的庄园，他整天想着把钱分给老百姓；巴尔扎克很穷，整天就是为了还债写作，狄更斯也是；美国有几个当代作家，托马斯·品钦，他是后现代派的一个重要作家，他们家族是发明各种枪支的，钱很多，他也写得非常好；约翰·厄普代克是美国中部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一开始也没有什么钱，开辆破车，然后靠写作为生，越写越好。如果你是大师，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能成为大师。写作是一项神秘的职业，光靠努力是不行的。一个作家，天赋肯定得有，那就是你语言的敏感，想象力的敏感，但是你后天必须要努力。” 邱华栋说自己写了二十多年，出了几十本书，以后能被提到一、两部就可以了，其它的都是阶段性的副产品——这也是一个铺垫，为了更好的东西出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哪一部会更好，只能不断地写。语感只有在不断地写的过程中才能保持。 “马原隔了好长时间不写，再一写就找不着感觉了。余华也有这个危险。必须保持和时代的语言与想象合拍的语感与节奏，才能持久。”邱华栋说，“因为读了很多，尤其是国外当代作家的作品，看到人家今天达到这样的水平了，而我能不能也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这是我所关注的。你看莫言的很多书在国外就卖得很好，有四十多个译本。像余华也已经进入国际出版市场了，只要写好就行。除了有人文精神，关于民族的一些片段性的东西，如心灵的、精神性的、世俗生活的描绘，写得好就会出版。” 在世界，没有真材实料不能服人 一个作家能否走得更远些，要看他的功底和学养，光有聪明不够。对于中国青年作家来讲，文化对接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邱华栋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登上世界的大舞台了，没有真材实料不能服人。 现在翻译的速度很快，当代作家，无论在出版市场，写作水平和文化底蕴上，都要和世界上其他语种的当代作家短兵相接。邱华栋说：“20年前我们要补课，读西方大师的觉得距离大师很远，可是现在那些西方著名的当代作家就在眼前，我们不得不正面应对。中国作家的资源是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生活，如今无论读者还是作家的视野都要更加开阔才行。” 2007年，邱华栋一次推出“中国屏风系列”三部长篇小说：《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和《骑飞鱼的人》。很快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和国外汉学家的兴趣。写这个系列，他说自己是为了开拓写作资源。在对都市生活的多年关注和写作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历史，投向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的活动，和他们对剧烈变化中的中国的记录。从更加宏大的历史维度上看，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其实已经开始了一百多年了。写作过程中，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处理小说的想象和真实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对他的启发很大。这样的小说写作带给他一种很新鲜的体验，那就是进入历史的现场，进行生命和历史场面相遇的体验。 “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 “我觉得还是跟时代发生密切关系的、有想象力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读诗吗？” “几乎每天都阅读诗歌，是为了保持语言的鲜活。” “在我看来，你算得上是对中国文学有贡献的作家了，你怎么评价今天的中国作家？” “在小说上有贡献的作家很多，比如莫言、刘震云等，这样的作家还有十几个。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作家是很幸福的，中国当代的现实是极其丰富的，就看你个人的才能了，看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视野，有没有才能去处理和消化这个丰富的现实。此外，我们的历史也是多么的丰富啊，确实要求你有丰富的人类文学知识和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判断力，还需要你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 ■本报见习记者 徐东 |
| 邱华栋：北京的显性和隐性生活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1/29 soho小报 | |
| 作者：邱华栋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1988年被免试保送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并分配至北京工作，现为《中华工商时报》文艺部编辑，中国作协会员。16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中短篇小说集《哭泣游戏》、《都市新人类》，诗集《从火到水》、《岩石与花朵》，随笔集《 北京的生活有没有两重天地？当然有了，比如说沿着三元桥，向首都机场方向去的道路两边，就有着两重的生活。 在三元桥向东北方向延伸的道路两边，右边分布着亮马河国际商务区以及燕莎附近的第三使馆区，左边是西坝河一带的第四使馆区和望京地区。现在这个区域，已经被称为是“上东区”了——我们的房地产商人真是特别会炒做概念。 确实，这个地区，是仅次于国贸中心和现代城那边的中央商务区的国际化地区。正在这样的地方，北京生活中的两重天地，表现得特别明显。 比如，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务区，分布了很多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亮马河地区，也是北京国贸桥一带的中央商务区的延伸地带，这里又是第二和第三使馆区的连接地区，使使馆区可以一直延伸到三里屯和建国门一带。这里还有一些空地上，在最近的几年之间，要崛起很多的驻华使馆和高档写字楼以及公寓。 日本、美国、印度、德国和韩国的新大使馆，已经兴建，或者正在这一片兴建，所以人气似乎在迅速地聚集，到了晚上，这里是一片特别热闹的景象。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等四家五星的饭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有像普拉纳啤酒坊的纯正德国黑啤酒，还有顺峰这样大款和豪客请客可以一掷万金的地方；有真正美女如云的天上人间娱乐城，也有南美酒吧里的惹火性感南美舞蹈和歌曲；有“硬石”和“星期五”这样的美式餐厅让白领以及老外趋之若骛。至少有50000个左右的德国人在这一片地方生活，有专门给德国人提供食品的纯粹德式的面包房和香肠店，如果你不会说德语，可能人家都不和你做生意。而从三元桥到望京的扇面地区，已经居住了3万左右的韩国人了。在望京地区，朝鲜语已经成了第一外语，韩国学校、店美发店到处都是，显示了北京的国际化程度正在迅速提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在北京长期定居--他们今后也是北京人了。 和这些显形的国际化生活相比，在同一个地区，还有另外的一种生活。在这个地区，“野鸡”、乞丐、卖花女、贩夫走卒成群地出没着。比如，外地的站街女郎来了，一定会在这里先落脚。这里一度被称为“停鸡坪”，虽然警察经常扫荡，但是她们仍旧在打游击战。我曾经采访过从东北来的几对男女，他们就租住在这个光鲜地区夹缝中的一些平房里，白天睡觉，晚上就出来，女人站街挣钱，男人或者男友，就当“鸡头”。有时候，男人因为这样吃软，会心理变态、歇斯底里，把自己的女人暴揍一顿。我还看见了一个卖红薯的，被好几个城管人员围起来，把他的烤红薯的烤炉车子给掀翻，把杆秤给扔到亮马河里面去。然后把人抓到车上带走——后来我们才知道还有一个收容站，正在等待着这些人的填空。很多贩夫走卒之流，也像是一种衍生物一样，在这个地区找饭吃。别人吃肉，他们喝汤。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从来都不会聚焦于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处于一种隐性状态下。像办假证件、倒黑市外汇的、卖盗版光盘的、卖假文物瓷器的等等，我们谁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有时候，你在这里还能碰见一些外国子，假装和你换人民币，然后偷梁换柱转眼之间，就弄走了你的人民币。 而亮马河经过了一次河底的清淤治理，水质好了两年，但是最近又变成了长绿毛的河流了。确实，作为北京的缩影，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景象是如此不同，差别是如此巨大，简直就是两重天地。除了下层的贩夫走卒、站街女郎和办假证件的等等。还有一种常态的生活，就是居于中间层的市民阶层。更多的市民在出入中档的京源商场和佳亿时尚广场，出入各种副食菜市场，也在忙忙碌碌地生活着。 我觉得三元桥及其延伸地区，是当代北京一个最逼真和浓缩的景观，社会分层从大官大款大腕到高级欢场郎以及中级市民，到低级站街女、民工，这里的生存景象的多层和两种空间以及它的国际化，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这两个甚至是多个层面之间都是不互相沟通和流动的，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共存共荣地生活着。 |
| 2011-11-04 来源：长江商报 |
 长江商报消息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9月推出的新书《来自生活的威胁》、《可供消费的人生》收录了作家邱华栋的60余篇“社区人”系列短篇小说。在这个系列中，邱华栋锁住了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勃勃兴起的新阶层的人，描写了发生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中产阶层人士居住的社区人的系列故事。 60个片断和短章，给读者描绘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社区人生活的真相以及他们的感情和精神困境。近日，邱华栋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他是如何将社区人生活的系列剧，一出出地、没有重复地表演给人看。 剥开城市生活的外衣 1988年，已有少年作家之称的邱华栋因出版了小说集《别了，十七岁》而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1992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北京。 一开始，他就为北京这座巨型城市的外在所震动。不过，后来他发现，无论高楼大厦多么现代，无论一个人怎么修饰自己伪装自己，如果剥开了他们生活的外衣，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烦恼事，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痛点。于是，他从初开始关注城市地理学，转到关注城市病理学，研究城市人的病态、隐疾与暗伤。2000年，邱华栋开始有意识地创作“社区人”主题小说系列。“写这个系列的小说，把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与疼痛揭示出来，这是当代生活的真相，也表达了中产阶层的困境：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到理想的生活，并努力地承担着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考验，但却因不断地遭到各种挫折而无所适从。” 中产阶层人群的情感痛点 邱华栋的系列小说反映了中产阶层人群的家庭问题和情感痛点：有单亲母亲面对自己未婚先孕的未成年女儿的慌乱；有网络爱情的悲惨结局；有令人羡慕的成功夫妻之间生活的阴暗面；有心理学家逼疯了自己的舞蹈演员妻子；有飞行员和蛙人的完满爱情；有艺术家和他的马的生死离别；有弱智儿童的纯洁短暂的生命…… 有评论家说，邱华栋提示我们，中国的中产阶层文化并不消极，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消费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最佳表征，但这种文化不应该忘掉中国内部的社会团结和自我反思的紧迫性。邱华栋坦言，“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在逐步的扩大和成型中。美国中产阶层的形成用了五十年，我们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本报记者 卢欢 “社区人”就是广义的中产阶层 锐读：据您的观察，“社区人”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概念？与我们常说的“新兴中产阶层”是何关系？ 邱华栋：2000年之后，一个个新社区出现在北京，开始取代过去的大院和胡同的那种居住格局。大院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方式，工作、居住，生老病死都是在一个大院里面完成的。最近十多年，新老北京人大都搬到了各类新社区去居住了。很多社区的居民成分非常复杂，根据地产的价格，分成了富人社区（以高级公寓和郊区别墅为主）、中产阶层（管理比较好的公寓，比如亚运村的一些公寓楼和望京地区的公寓楼，还有一些郊外低密度住宅，TOWNHOUSR等），以及一些新的市民阶层居住的社区，如回龙观和天通苑安置了旧城改造迁出来的市民，形成了新的普通社区。社区人就是广义的中产阶层，于是，新的中产阶层社区文化就此开始形成。 锐读：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去描述这样的人群？他们的群体认同感是怎样的？主要靠什么来互动交流？ 邱华栋：在今天的城市中，中产阶层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结构。同时，作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稳固的、逐渐扩大的群体，中产阶层一般有着丰厚的收入，受过很好的教育，大都有房有车，有进取心，他们的生活品位和生活乐趣也逐渐地趋同，是城市中消费和引领时尚的主体。他们往往选择环境和人文气氛都比较好的社区居住，这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社区文化。但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比较脆弱，比如眼下的通货膨胀，受影响的除了贫民，就是中产阶层了。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准下降了，有些忐忑和惴惴。中产阶层主要是通过一些社区活动、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来互相交流的。 人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远大于消费性 锐读：“来自生活的威胁”中的“威胁”具体讲来是何意？这个说法是在强调现代生活赋予社区人、中产阶层的一切考验，以及它对人的异化么？ 邱华栋：生活中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类似达摩克里斯剑那样悬在我们的头顶。对于很多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无常和突然的灾祸临头，是很容易发生的：破产、失去亲人、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各类意外事故和各类无法预测的灾祸，说不定哪天就是灭顶之灾。对于在生活中奋斗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很害怕自己努力奋斗得到的东西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不光是人的异化，而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威压，是从心理到生理的综合的压力。是无形的，但又是可能的。 锐读：城市的存在、发展以及城市人的生活与现在这个消费时代关系密切。可以说，中国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已彻底由“生产”转向了“消费”。“可供消费的人生”又透露着您什么样的观点？ 邱华栋：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就是一场消费的过程。人的生命正在被商品代码化，商业社会使一切都具有了价格，人的生命在投入社会中的时候，就具有了消费性，这是今天这个商业社会的特性。我对人的消费性是持批判态度的，人之所以为人，是人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要远大于人的消费特征。但现代社会里人的指向被过于强烈地导引到消费的符号化里，这是可悲的、必须要批判的现象。我的小说起那么一个题目，就是为了提示我们今天的处境。 锐读：在您笔下，社区人是流动的，有些人春风得意，不断买别墅；有些人事业走下坡路，最后两手空空离开了社区；还有的顿悟后去西藏追求清净的生活。在安排他们的命运变化和出路时，您对于有些人物会带着怜悯之心么？ 邱华栋：我过去不大信命运，现在，我觉得人的财富、寿命、成功、机会、考验，都是有定数的。我观察周围的人，无论你怎么努力，定数还是在约束着你。最后，一个人总是按照某个他那基因般的命运在生活和变化。现在，大都市已经有着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人的碎片化和无序的命运纠葛，常常让我惊叹。因此，我再也不对有些人的厄运而幸灾乐祸了，我总是抱着悲悯之心看待别人，因为，人人都不容易。 小说都是我周围人的生活表现 锐读：20多年来，您一直在写作以都市为背景、以中产阶层为描述对象的小说系列。这种写作多大程度上是依据您的生活经验的？ 邱华栋：观察、经验和想象是写作的三大法宝。很多小说的确都是来源于我的生活经验和我对生活的观察。比如，小说《流水席》的完成，就得益于一个叫黄柯的朋友。据说，他是经历了一次车祸而生存下来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关照。后来，他就在北京望京自己的房间里，开了一个很有名的流水席——整天接待朋友和朋友带来的任何人吃饭，成了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他家白吃白喝的地方。某年过年，十多天里，他招待了三千人。我就去过好多次，曾经建议老黄把来过的各种艺术家按照门类，组织他们以流水席为题材创作不同门类的作品，一定好玩。我还答应自己也写一篇，于是，这篇小说就这样诞生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当时是怎么遭遇车祸的，因此，那篇小说就完全是我本人的虚构和想象了。 再比如《威胁总来自黑夜》的写作，来自于两个触发点，一个是在我家附近，去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忽然有警察抓那些建筑工地上看黄片的民工，结果，几个民工逃跑的时候，掉到粪池里淹死了几个。这使我想到了民工的性生活压抑问题。还有就是一天晚上，在机场附近我乘坐的班车坏了，冒雨步行穿越一片黑暗的空地时，一个黑影企图抢劫我，被我给打跑了。于是，我就写了《威胁总来自黑夜》，主要就是涉及到了现在贫富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别的小说，还涉及到代孕、婚姻危机、未婚先孕、师生恋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周围人的生活表现。 锐读：那么，作为城市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者”，您近年来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 邱华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人的道德瓦解、崩溃和最后如何重建起来的这个景象。这个过程正在痛苦而漫长地发展着。你看我们今天的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中国人、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冷漠和缺乏信任，可是，我想，物极必反，我们民族的道德，一定会触底反弹的。 城市于王朔是“内脏”，于我是“外在空间” 锐读：在好些篇小说里，爱情是主题。社区人虽然物质丰裕，但在爱情方面几乎都有痛点和隐疾。您对社区人爱情生活的态度是悲观还是乐观的？ 邱华栋：我想我还是乐观的，感情是金钱买不来的。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是需要时间来逐步建设的，爱情更是如此，金钱的力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但是爱情这东西，是很难被金钱腐蚀的——虽然相反的例子也很多，但我确信，人的情感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氧气一样帮助我们艰难存活在世界上的宝贵东西。谁拥有了爱情、亲情和友情，请一定珍惜。 锐读：您对说您是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新代言人的评价怎么看？ 邱华栋：王朔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对于当代城市文学来说，是开山者。有评论家说，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我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我觉得肯定是这样。不过我们有区别：王朔生长于北京，他天然就是一个城市公民，我则从湖北到北京，城市一开始对我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像我，实则是以异乡人的身份不断地面对城市，追问、质疑、拥抱、逃离。王朔对城市的书写，就是对他自己的大院经验和记忆的书写。城市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空间，城市就是他的内脏，就是他贴身的服装。而对于我来说，城市永远是一个外在场所，一个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的“他者”和异在，不断地追问和质疑，使得我竭尽全力走进城市深处，也使我成为全力书写城市的作家。 锐读：您看重国内外哪些擅写城市题材的作家，可否对其特色给予评价？ 邱华栋：美国很多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索尔·贝娄、菲里普·罗斯、唐·德里罗、保罗·奥斯特、巴塞尔姆，我都很喜欢。这些作家都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杰出的、出身于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作家，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批判和分析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作家的榜样。我自己当编辑，看到百分之七十的稿子，依旧是农村题材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作家多出自农民，大作家更是农民。 本报记者 卢欢 简介》》》 邱华栋 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南阳西峡县。16岁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文化部主任助理、《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助理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花》、《教授》、《中国屏风》（系列长篇小说）等十部，另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发表，创作六百余万字。 |
| 略萨来访引起的思考：邱华栋谈文学的“没落” |
| 【时间： 2011年06月21日 】【来源： 北京晨报 】【作者： 周怀宗 】【编辑： 蒙卫芝 】 |
| 邱华栋：当代实力派作家。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现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略萨此次来中国，在引起文学的关注之外，有评论认为这更像一场追星，里面有了商业的影子。 三十年前，略萨进入中国，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那时候，略萨还不是诺奖的获得者，人们喜欢他是因为文学。 三十年后，略萨得了诺奖，再一次来到中国，中国的媒体、年轻的读者们为之欢呼，但是有批评者发现，人们追捧略萨，已经不仅仅是为文学，更像追星，里面有了商业影子。 略萨还能再一次影响年轻人吗？ 作家邱华栋说：“是否商业无关紧要，我想今天的年轻人仍旧会喜欢略萨的作品，略萨的理想是让秘鲁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我们有同样的追求，为什么不会喜欢呢？” 人比文学先没落 在我看来文学从没没落，说没落的人，可能是他们自己先没落了。 这个时代，有人说文学没落了，也有人说文学成了商业的附庸，在邱华栋看来，这全不对，他说：“说文学没落的人，可能他自己已经没落了。” 在今天，每年出版两三千部长篇小说，其中总有十来部是值得看的，很多年轻的作者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作协有上万名作家在创作，文学网站上无数作品供人阅读。邱华栋说：“如果说今天没落了，那几时不没落呢？民国时代，鲁迅、沈从文、郁达夫他们的书，一部就印几百册，今天知名作家的书，怎么也得印个上万册吧。再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觉得那个时代是繁荣的，我却不这么认为，那个时代有太多文学之外的因素，算不上是真繁荣。” 邱华栋是作家，也是文学工作者，因为工作关系，能够接触到大量优秀的作品，他说：“我觉得当下优秀的长篇越来越多，光我们杂志一年发表的优秀作品就有七八部，这只是一本杂志。文学没落更多是一种媒体语言，这与媒体的规律有关。当然，也存在一些作者，长期写作但成绩不好，他们或许会觉得文学没落了。” 商业不等于堕落 西方的作家一直有巡回宣传的惯例，这很正常，不能说略萨被商业化了。 最近，略萨来到中国，引起诸多媒体和读者的追捧。这是略萨第二次来中国，较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他在作家这个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身份——诺奖获得者，同时这次略萨在引起文学关注之外，有评论认为这更像一场追星。 邱华栋说：“略萨来中国首先是很好的事情，世界上还在世的诺奖作者有十几位，略萨则是中国读者很熟悉的一位，略萨本人也表示过喜欢中国，因此，近距离地接触这样一位世界级的，而且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很好，也很难得。” 略萨曾经影响过无数中国人，但是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还会对年轻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人们追捧略萨究竟是追星还是因为文学的魅力？ 邱华栋说：“我想今天的年轻人依旧会喜欢他的作品的，略萨的理想是在秘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们也有同样的追求，为什么不会喜欢呢？一代一代的人在成长，但同样在追求公平正义。” 诺奖每年都有，然而像略萨这样在得奖之前就被中国读者熟悉的作者并不多，更多的是得奖之后才被人们熟知，这也是其被批评为商业化的原因，邱华栋说：“人是势利动物，其实全世界都如此，非独中国，这就要求作家本身要自信，也要求评论家要努力发现和挖掘好的作家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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