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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念楼学短”系列与读者见面……一本本作品,让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界中无比耀眼的“钟叔河”这三个字,时隔20年后重新被人们从记忆中捡起。本期专题“钟叔河”,愿如钟先生本人,扼要简明,清风两袖,于平易质朴中凸显风华个性。 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钟叔河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 本报记者 刘琨亚 接近两个小时不间断的采访对于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一件有些残忍的事情。但钟叔河还是表现了出异乎于他年龄的精力。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的时候,他的谈兴一直很高,说话语气清晰,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把他的情绪表现得恰到好处。 在这两年的出版界,可能没有哪一个人比钟叔河风头更劲——虽然他已经离休在家多年。由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今年初,他的“念楼学短”系列出版,让人们对钟叔河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出版家”这个头衔。 钱鍾书、杨绛为他写序 采访很自然的从“念楼学短”开始,钟叔河说,这5本一套的“念楼学短”系列包含了当年出版过的《学其短》的内容,还有其他一些在报社上发表的专栏。其实,这些文章是当年钟叔河为了给孙辈学古文而撰写的。他挑选了一些古文原文,加上自己的翻译和感想。“我所选的这些文章尽量不超过100字,5本书里面,只有两篇文章超过了100字。”他说,当时《新闻出版报》的编辑看到他写的这些东西,让他发表出来。钟叔河之所以愿意把这些文字拿去发表,并不是为了稿费,而是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稿子很难保存,“成了铅字就有了存稿”。 最让钟叔河高兴的是,杨绛先生专门为“念楼学短”系列撰写了序言,当年他的“走向世界丛书”正是钱锺书写的序。为此,杨绛先生还专门给钟叔河的信中说道,这是钱锺书第一次主动为人作序。“对于我来说,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我的前辈,他们能够为我作序,让我很感激,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谈到”念楼学短“的文字,钟叔河显得颇为自信,他说,自己并没有采取人们所熟悉的那种直译的方式,在他看来,古今的直译是很难表现原文的意思。“过去和现在的语境已经不同了,中国的语言不断变化,名词、动词、语法都不同,意译更能表达出原文的意境。”他告诉记者,“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运动是一种进步,但文言文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程式化。“文言文而且非常简练,而且自从文言文出现以后,一直到明清以前的人,都能够看得懂。白话的发展变化很快,还有很多方言,时间久远有些意思就不好理解。元朝的诏书就全部用蒙古语的白话写成,到现在是最难弄懂的文献。” “我不是语文教员出身,也不想教别人什么,写这些东西的初衷是给外孙女学习,后来是借古代的文章来发一些现代的感想。”钟叔河说,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去读,应该会从中得到一些东西。“但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看得出,这才是钟叔河最担心的,他特别引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这句古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最想做的两件事都已经做了 钟叔河告诉记者,平反以后他最想做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一件是编一套《周作人全集》。“现在这两件事情都已经做了,虽然还没有做完,但我觉得对自己也有交代了。”这位80岁的老人自豪地说。 钟叔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1979年落实政策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走向世界丛书》是他编辑的第一套图书,这套书也为他奠定出版界的地位。 钟叔河告诉记者,平反以后他之所以没有选择回到报社而是到出版社,是因为出版界的自由度比报社大一些,能够出一些自己想要出的书。” 《走向世界丛书》的想法是受到狱友朱正的启发。当时,他和同在狱中的朱正经常探研国家、文明兴亡的规律。两人认为,“文革”使中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正常轨道,使得一些普世价值被人们抛弃了。“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着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这种传统使得国家很有凝聚力,但长期大一统的格局也让我们固步自封,呈现出一种保守性——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外向的民族。” (下转A14版)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到了清政府灭亡的1911年,实际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全球文明的时期,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不同地区文明的划分。1840年开始,就有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他们记录了在西方社会的见闻,也记录了自己对西方的看法,我就是把这些见闻和看法展示在人们的面前。这些书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根据这种判断,钟叔河很快设定了框架: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从1840年到1911年。 在当时做这样一件事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更何况,钟叔河还为每本书都写了序论,长的三万多字一篇,少的也有一万多字。他后来的两部著作《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和《从东方到西方》,正是在这几十篇序论的基础上写成。 丛书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轰动,钱锺书、萧乾、陈原等人纷纷来信祝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发表了书评,誉为“一套学习近代史的好丛书”。后来,钱锺书建议钟叔河把自己写的序论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 谈到丛书的重印,钟叔河说,从这些先哲们的书中就能够看出,学习洋务不仅仅是学习制造枪炮使用机器,更要学文化学观念。“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还在继续,所以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仍然存在。” 最想做的是写自传总结自己 而编辑“周作人全集”的心愿,这源于他和周作人的一段书信交往。当时,钟叔河被下放到街道拉板车做劳力,那段时间,他看了大量的书籍,他看《希腊的神与英雄》时,对其中很多名字都不认识,他联系出版社,想和作者取得联系。“那时候出版社编辑非常负责任,把我的信转给了作者。”收到回信,钟叔河才知道这个署名“周遐寿”的作者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告诉钟叔河,人名都是通过希腊的原音翻译过来的,他认为这样比通过英文音翻译过来更严谨。 从那以后,钟叔河开始和周作人开始了书信往来,“我没有说我是右派,但说过我生活困难,没有办法购置比较像样的纸笔,也没讲我是板车夫,只说我在劳动,没有很多的时间和财力购书,他就给我回信、寄书给我,我不可能不对他有一种感激之情。”对周作人了解越多,他就越想出周作人的全集。出版周作人全集,同样面临风险,不过,钟叔河却巧妙地拿到了有关人士鼓励他出好周作人文集的信,他笑言自己很狡猾,先拿了“尚方宝剑”。后来,他出版了各类周作人的作品,直到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算是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 《走向世界丛书》最终只出了36种,是很多人都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钟叔河自己反而不这样看。虽然他把100本的资料都准备齐全了。 钟叔河说,他现在没有精力再继续编这套书,“其他64本的资料我也都齐了,做好的已经记了标号,只要复印就行了,最好有出版社找到负责任,真的能沉下心来做事的人来完成这套丛书。”他表示,如果没有人做,他会考虑把书卖掉,毕竟当时都是自己花钱收回来的。 他现在不编书、不写小文,他最想做的事情, 写一本自传,为自己做一个总结。 |
钟叔河:要尊重普世价值 | |
2011/3/1 |
2月27日,80高龄的钟叔河老先生在书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健谈、爽朗的钟老说: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图/记者陈勇 采访之前,有同事提醒说,钟老这些天身体不怎么舒服,采访尽量缩减时间。2月27日,让我们欣喜的是,80高龄的钟叔河老先生精神恢复得很好,健谈,爽朗,喜欢笑。 钟老已经一个多月没下楼了,最近的一次,是要到楼下打印《小西门集》的校样——这本书即将出版,书里收录的都是钟老以前零零散散发表过的文章,大部分都重新做了修改和梳理,“老了就会想什么事情还没做,不像以前,老想着要做什么。” 采访在书房。这个三十平米大小的书房实际是客厅,多次出现在有关钟老的报道里,“两面墙壁都镶了一排书柜,柜子里都是大块头的书”,台球桌摆放在书房中央,看上去的确有些奇怪,自从老伴朱纯过世后,它已经成为摆设。 本报记者王欢 长沙报道 “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 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法国诗人缪塞的名句,钟叔河把它印在自己已经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上。 这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坐在一张宽大书桌的后面,钟叔河说,“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记者乐了。 我们熟悉的钟叔河,是那个编辑出版过《周作人作品集》、《曾国藩全集》以及《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家,实际上,他也写很有趣的文章。 《万象》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先生的小文,题目叫《角先生及其他》,所谓“角先生”,即古代女子用于自慰的器具,钟叔河在文章里表达的观点是,“古代中国文人科学精神缺乏,信古书信传说胜过了信观察信实验,但像谢在杭这样能够将士大夫讳言的事情记述下来,对于想要了解古代人们生活的后人而言,其贡献也就远胜于做八股写颂圣诗文的文人学者了。” 这一点,此前的媒体报道少有涉及,记者一提,钟老先生显得有些激动,“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劣根性,缺乏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很多东西不是自己观察实践得来的,而是从古书中间看来的,比如我们的成语,腐草为萤、囊萤映雪,我们的典故,郑和下西洋、蔡伦造纸,其实这些都是不符合史实的。” 老先生十二三岁的时候,曾经在有月亮的大雪天晚上看小说,尝试把它看完,“结果却只能看清一个个独立的字,要读一篇完整的文章,根本不行。”萤火虫呢?先生笑,“你大白天捉几百只萤火虫,怎么不把这些时间拿来看书?” “蔡伦和郑和都是宦官,他们怎么可能懂航海懂造纸?那是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能做得来的,当时的皇帝只不过委托郑和监督下海,蔡伦也只是将民间造好的纸呈给了皇上,不能说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做的。” “欧洲和古希腊的学者多注重实践,中国则多依附权威和盲目崇拜权威,从小我们就被教导,你要听话,你听话就是好孩子。有没有思想,愿不愿思想,能不能思想,没人管,你自己也懒得想。” 独立的思考意愿和思考能力,并付诸实践——这实际也是老先生大半生的经历写照。 出“汉奸”的书引起轰动, 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 1979年出狱之后,钟老到出版社做了编辑,随后编成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后来引起很大反响。著名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钟书说这套丛书“眼光普照,观察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 1983年,李一氓为了“走向世界丛书”让钟叔河去北京开会。在京西宾馆的会上,钟老发言说,曾国藩的书必须要出版,后来提出把原来的《曾文正公全集》重新出版,钟叔河不答应。后来,钟叔河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重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钟老说,《曾国藩家书》出版后,有人在《湖南日报》上登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并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我从不和个人论战,如果这样,这种论战就变成了一种个人之争。你只要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你不要正面去驳它,那是没完没了的。很快,中国内地、香港、美国的北美日报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出新编《曾国藩全集》比喻成爆炸了一个文化上的原子弹,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 事实上,历史走到今天,证明了一个事实:老先生之前不止一次的突破禁区,都是对的,并且是值得的。 [对话钟叔河] “要跟国际接轨,简单说来就是‘one world’” 潇湘晨报:近现代的著作者,您最佩服的人是谁? 钟叔河:曾国藩和周作人。曾国藩是个很有能力和智慧的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周作人和哥哥鲁迅有同样的深度和高度。 潇湘晨报:为什么要坚持出版他们的书? 钟叔河:曾国藩他又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大量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编辑整理的工作。中国的旧文化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着现代化这么一个关头,要么本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文化的一个总代表人物,是不能不被研究的。你就是反对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周作人也是的。 潇湘晨报:您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发表过一个“48条”言论,后来因此而挨批斗。它主要讲什么? 钟叔河:讲自由民主。第一条我就写,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由自己,这是胡适的话。自由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理论,而是生活的要求。我最看重周作人的,就是这个。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人情。人的本性要自由,这便是人情。不能按照指挥棒来发言,生活要多样性,这是人的内在要求,法西斯是违反人性的。 潇湘晨报:现在最关注什么? 钟叔河:看电视也看报纸,基本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都知道一二。中国六、七十年代有过倒退,是因为她偏离她应该走的轨道,走偏了。怎么才能一直进步?就是要跟国际接轨,跟世界潮流保持一致,你要认识到你跟别的国家没有多少不同,尊重一切值得尊重的东西,这个说得通俗点就是普世价值。简单说来就是“one world”,奥运会的口号:“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人物简介] 钟叔河,男,80岁,湖南平江人,18岁起当编辑,1957年以后干过搬运、绘图、裱糊和种茶等事,劳作而不废读书,到1979年重新当编辑,直到离休。学术著作有《走向世界——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等,读书随笔有《千秋鉴借吾妻镜》、《书前书后》、《学其短》、《念楼学短》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1994年,钟叔河凭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等书籍,获第三届韬奋奖。其在出版、史学方面的成绩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重视,他的名字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五种国际性人名词典。 |
钟叔河:启蒙的作用看似很慢,实际很快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年05月27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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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买旧书 |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1948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虽然那时读不懂(现在也读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平装、精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1948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尤为我的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暗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一角(一碗寒菌面的价钱),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土改中农民分“胜利果实”,最没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一页页地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这真是有心人搜求旧书的大好时机,可惜我那时正因为爱看旧书不积极学习猴子变人大受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一个大包袱,正所谓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眼睁睁错过了机会。 1957年后被赶出报社“自谋生活”,反而又有了逛旧书店的“自由”,当然这得在干完劳动挣得日食之后。这时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便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两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才逐渐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白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买下“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饶述一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时为1961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一面迅速走向柜台问店员道:“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我早就从张贴在店堂里的告白上看到了,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你也应该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呀!”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我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因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出新译本,便将此书拿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报酬”是给我一百本书送人),结果酿成滔天大祸,连累好人受处分。有位从旁听过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写材料举报我,标题是“如此总编辑,如此巧取豪夺的专家”,以为可以把我推到枪口上去,结果却失算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竟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并非淫秽读物,出版社错只错在“不听招呼”,又扩大了发行范围。而买书时的我也不过是街道工厂一搬运工,并非甚么总编辑和专家,“巧取”则有之,“豪夺”则根本谈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专家,总编辑更早就没有当了,不过旧书有时还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二十多年来陆续拣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祠堂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为其中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所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线装书视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报纸上登出了准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区区此本。虽然那该是真迹,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所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钟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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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剑 下午,在旧书摊闲逛,无意间看见一册《侠隐记》,译述伍光建,茅盾校注的。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介绍《侠隐记》了,说是极好的本子。这次遇见犹如艳遇一般,不可多得。回来翻阅一下,不想居然是钟叔河先生编辑的书,更是意外的惊喜了。钟叔河是自己颇为敬佩的出版人,思想通达,文笔亦好。他在读书界早已享有盛名,更何况经他手做出来的书都颇有分量。 记得最早是在杂志上读到钟叔河先生的短文,十分喜爱,短却分量足,比时下许多灌水的文字好得多。于是,留心买他的书,《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我买的是最初的版本,读来甚觉有味。值得说一说的是买《念楼学短》的经历。书刚上市时,在书店看了部分内容,十分喜欢,但一看价格38元,还是考虑了一下。因那时经济不大宽裕,就常常跑去书店看书,每次去书店总要跑到陈列《念楼学短》的位置看一看,书依然在那,便很放心地走了。差不多等了大半年,我再去书店,走到老地方,《念楼学短》却不见了。不免诧异,去服务台查询,说是刚卖完,还有一册,却不知所踪,营业员说可能是没有了。我懊恼地走了,要是早一天把它买下来就不必这样了。 那年春节,从安徽老家回成都,到郑州专门停了一下,去书市看一看,不得,又去了几个地方,还是没有,只好怅然而返。回到成都,依然不死心,没事总要去书店转一转,也许奇迹会出现的。我的运气似乎不那么好,每次去总是找不见《念楼学短》,有些气馁了,只好等着这书再版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去书店,却十分意外地遇到了《念楼学短》。那种惊喜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赶紧去付钱,生怕从此失去了似的。 当然,我算不得是钟叔河先生的“粉丝”,尽管陆续买了一些他编著的书。在我看来,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比那些提倡国学的人做的要多。其实,他的那些短文章原本是用来教他孙子辈的“教材”,不在于读古文的“今译”,“而是读之有感,想做点自己的文章”,体现的是钟叔河式的读书方式和他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关于作短文,钟叔河先生说:“自己没本事写长也怕看长文当然是最初的原因,但过眼稍多,便觉得看文亦犹看人,身材长相毕竟不重要,吸引力还在思想、气质和趣味上。”这话我也深以为然。至于他编著的《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和《周作人文类编》,可以说和止庵的《周作人文集》相得益彰,我也是以前在书店遇到未买后来在旧书铺买回来的。 (作者系知名学者,其博客名列天涯博客20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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