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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长沙钟叔河致孝昌刘国琼札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5 17:01
标题: 长沙钟叔河致孝昌刘国琼札
长沙钟叔河致孝昌刘国琼札


国琼先生:
      大著收到已久,但最近才奉读一过,感佩才情。版式插图,亦相得益彰,感可喜也。书中数次提及贱名,具见关怀,尤深感激。
       何今年八十,日暮途远,于外间已少有联系了,仍寄上小书一本,聊充报琼。
        专此即候
文祺
                                                  钟叔河
                                                           十月八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5 17:02
钟叔河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49年参加工作,曾任《新湖南报》编辑、记者。1957年因发表《关于民主、自由……的四十八条》和 主张办党外报纸《同人报》,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一度中断出版生涯20年。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1979年平反出狱,调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以《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1982年被评为编审。1984年任岳麓书社总编辑,1988年调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1994年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计36种、800万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曾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和湖南省优秀图书特别奖。其在出版、史学方面的成绩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重视,他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五种国际性人名词典。
  主要著作有《钟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青灯集》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

钟叔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出版家,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钟老现住在长沙市的一幢20层楼上,由于“户户外貌咸同”,他便在门口挂了块竹牌子,上写“念楼”二字以示区别。安徽教育出版社今年年初出版的《念楼集》一书,就是他搬入“念楼”后编就的散文集。在《念楼集》中,他对当今出版界的种种弊病直言不讳。

  钟叔河先生20多岁时在报社做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1979年落实政策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走向世界丛书”是他编辑的第一套图书,该套丛书原计划出100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只出版了36册。这套书在出版界至今仍有重大影响,当时中国刚刚从闭关锁国状态中苏醒过来,钟叔河策划的这套丛书以宽广的视角全面介绍了欧美及日本文化,作者均为我国最早接触西方国家的先哲,内容则以游记和笔记的形式体现,当时出版界的同行们都对他的这个创举和气魄肃然起敬。

  钟叔河的学识令人佩服,他的胆识和勇气更加值得敬重。他是国内最早主张编辑大型系列图书《周作人作品集》和《曾国藩全集》的编辑,这在出版圈内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与曾国藩是有争议的人物。



http://xnjyw.5d6d.com/thread-3252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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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琼,公务员。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25
钟叔河
刘琨亚
  【人物小传】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著名出版人、学者、作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0年又因“文革”被判刑十年。1979年后开始从事书籍编辑工作,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他策划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及《知堂书话》、《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周作人散文全集》(14卷)
  编者按:
  近两年,《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念楼学短”系列与读者见面……一本本作品,让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界中无比耀眼的“钟叔河”这三个字,时隔20年后重新被人们从记忆中捡起。本期专题“钟叔河”,愿如钟先生本人,扼要简明,清风两袖,于平易质朴中凸显风华个性。
  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钟叔河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 本报记者 刘琨亚
  接近两个小时不间断的采访对于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一件有些残忍的事情。但钟叔河还是表现了出异乎于他年龄的精力。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的时候,他的谈兴一直很高,说话语气清晰,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把他的情绪表现得恰到好处。
  在这两年的出版界,可能没有哪一个人比钟叔河风头更劲——虽然他已经离休在家多年。由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今年初,他的“念楼学短”系列出版,让人们对钟叔河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出版家”这个头衔。
  钱鍾书、杨绛为他写序
  采访很自然的从“念楼学短”开始,钟叔河说,这5本一套的“念楼学短”系列包含了当年出版过的《学其短》的内容,还有其他一些在报社上发表的专栏。其实,这些文章是当年钟叔河为了给孙辈学古文而撰写的。他挑选了一些古文原文,加上自己的翻译和感想。“我所选的这些文章尽量不超过100字,5本书里面,只有两篇文章超过了100字。”他说,当时《新闻出版报》的编辑看到他写的这些东西,让他发表出来。钟叔河之所以愿意把这些文字拿去发表,并不是为了稿费,而是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稿子很难保存,“成了铅字就有了存稿”。
  最让钟叔河高兴的是,杨绛先生专门为“念楼学短”系列撰写了序言,当年他的“走向世界丛书”正是钱锺书写的序。为此,杨绛先生还专门给钟叔河的信中说道,这是钱锺书第一次主动为人作序。“对于我来说,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我的前辈,他们能够为我作序,让我很感激,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谈到”念楼学短“的文字,钟叔河显得颇为自信,他说,自己并没有采取人们所熟悉的那种直译的方式,在他看来,古今的直译是很难表现原文的意思。“过去和现在的语境已经不同了,中国的语言不断变化,名词、动词、语法都不同,意译更能表达出原文的意境。”他告诉记者,“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运动是一种进步,但文言文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程式化。“文言文而且非常简练,而且自从文言文出现以后,一直到明清以前的人,都能够看得懂。白话的发展变化很快,还有很多方言,时间久远有些意思就不好理解。元朝的诏书就全部用蒙古语的白话写成,到现在是最难弄懂的文献。”
  “我不是语文教员出身,也不想教别人什么,写这些东西的初衷是给外孙女学习,后来是借古代的文章来发一些现代的感想。”钟叔河说,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去读,应该会从中得到一些东西。“但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看得出,这才是钟叔河最担心的,他特别引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这句古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最想做的两件事都已经做了
  钟叔河告诉记者,平反以后他最想做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一件是编一套《周作人全集》。“现在这两件事情都已经做了,虽然还没有做完,但我觉得对自己也有交代了。”这位80岁的老人自豪地说。
  钟叔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1979年落实政策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走向世界丛书》是他编辑的第一套图书,这套书也为他奠定出版界的地位。
  钟叔河告诉记者,平反以后他之所以没有选择回到报社而是到出版社,是因为出版界的自由度比报社大一些,能够出一些自己想要出的书。”
  《走向世界丛书》的想法是受到狱友朱正的启发。当时,他和同在狱中的朱正经常探研国家、文明兴亡的规律。两人认为,“文革”使中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正常轨道,使得一些普世价值被人们抛弃了。“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着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这种传统使得国家很有凝聚力,但长期大一统的格局也让我们固步自封,呈现出一种保守性——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外向的民族。”
  (下转A14版)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到了清政府灭亡的1911年,实际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全球文明的时期,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不同地区文明的划分。1840年开始,就有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他们记录了在西方社会的见闻,也记录了自己对西方的看法,我就是把这些见闻和看法展示在人们的面前。这些书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根据这种判断,钟叔河很快设定了框架: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从1840年到1911年。
  在当时做这样一件事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更何况,钟叔河还为每本书都写了序论,长的三万多字一篇,少的也有一万多字。他后来的两部著作《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和《从东方到西方》,正是在这几十篇序论的基础上写成。
  丛书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轰动,钱锺书、萧乾、陈原等人纷纷来信祝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发表了书评,誉为“一套学习近代史的好丛书”。后来,钱锺书建议钟叔河把自己写的序论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
  谈到丛书的重印,钟叔河说,从这些先哲们的书中就能够看出,学习洋务不仅仅是学习制造枪炮使用机器,更要学文化学观念。“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还在继续,所以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仍然存在。”
  最想做的是写自传总结自己
  而编辑“周作人全集”的心愿,这源于他和周作人的一段书信交往。当时,钟叔河被下放到街道拉板车做劳力,那段时间,他看了大量的书籍,他看《希腊的神与英雄》时,对其中很多名字都不认识,他联系出版社,想和作者取得联系。“那时候出版社编辑非常负责任,把我的信转给了作者。”收到回信,钟叔河才知道这个署名“周遐寿”的作者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告诉钟叔河,人名都是通过希腊的原音翻译过来的,他认为这样比通过英文音翻译过来更严谨。
  从那以后,钟叔河开始和周作人开始了书信往来,“我没有说我是右派,但说过我生活困难,没有办法购置比较像样的纸笔,也没讲我是板车夫,只说我在劳动,没有很多的时间和财力购书,他就给我回信、寄书给我,我不可能不对他有一种感激之情。”对周作人了解越多,他就越想出周作人的全集。出版周作人全集,同样面临风险,不过,钟叔河却巧妙地拿到了有关人士鼓励他出好周作人文集的信,他笑言自己很狡猾,先拿了“尚方宝剑”。后来,他出版了各类周作人的作品,直到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算是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
  《走向世界丛书》最终只出了36种,是很多人都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钟叔河自己反而不这样看。虽然他把100本的资料都准备齐全了。
  钟叔河说,他现在没有精力再继续编这套书,“其他64本的资料我也都齐了,做好的已经记了标号,只要复印就行了,最好有出版社找到负责任,真的能沉下心来做事的人来完成这套丛书。”他表示,如果没有人做,他会考虑把书卖掉,毕竟当时都是自己花钱收回来的。
  他现在不编书、不写小文,他最想做的事情, 写一本自传,为自己做一个总结。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27
钟叔河:错就错在要思想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出版家,坐于高楼的书斋里,用他带有几份“顽劣气”的壮志雄心,做着一个让他的祖国走向世界的梦想。
钟叔河 1931年生。周作人研究专家。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编辑计36种、800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其在出版、史学方面的成绩引起海外文化界的重视。
自述|钟叔河 文|袁复生 摄影|李锋
我这一辈子,似乎只见我父亲哭过一次。
那是1949年6月,我在长沙文艺中学读高二,当时我是“左倾青年”,本来是放暑假的时候了,但地下党要求学生“留校护校”,因为知道快要解放,要保护校产。后来,又因为校方和三青团坚持如期放假,就打起了架,你看现在我的右眼框这里还是趴下去的,眉毛这块的骨头是当时被打折的。
到了医院,别人喊我父亲来,我在病床上看到他,他的双眼都是眼泪。我这一辈子,似乎只见我父亲哭过这一次。我父亲,确实是个对社会了解不深的书呆子。
1958年的时候,我被打成《新湖南报》“右派小集团”,单位处理,要么劳教,要么回家自谋生路。我和我父亲商量,他却说:“我看劳教也没什么不太好,反正就当是出门留洋几年。”解放前一般是结婚生孩子后,就送儿子去留洋,我那时也刚结婚,生了小孩,他以为劳教和留洋也差不多,都是离家几年再回来。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父亲对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小时候他不管我。因为我小时候与他有代沟,几乎相差两代人,他58岁才老年得子,生了我。从年龄上讲,是我的爷爷辈儿。所以就对我管得不严,我要读点什么课外书都可以,他也没什么引导,他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学了数学,后来教数学,我的数学偏偏不好。他那时读《庄子》,读佛经,我也不看。
有一次例外,那件事我现在再想起来,才知道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正面。那年我差不多十岁,在平江老家,父亲从长沙回来,看到我正在读《金瓶梅》,那种有插图的绣像本,那是我堂叔逗我看的,我并看不懂。父亲抓起了一根竹杠子就追着堂叔打,并没有打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老家庭,其实很腐朽,但父亲早就跳出了那个老家庭,所以才有那么激烈的反应。
这中间有一个转变,我年轻时候思想左倾,但我后来为什么又成了右派。为什么呢?年轻时觉得国民党太腐败黑暗了,感到不民主不自由,要反对它,就左倾了。把我划右派的理由,也是激昂地想要民主和自由。
我的《小西门集》的出版,最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时是南京的朱嬴椿要给我设计那本书,帮我找出版社,结果换了好多家,耗了三年,都是因为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这是从1957年10月,新湖南报反右办公室印的《继续揭露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那个小册子原文照录。出版社的人跟我说,删几条,或者只保留一个目录,但我不肯,要全文照录,否则宁愿不出版。
于是这本书2011年5月才在岳麓书社出版。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我的一篇《“错就错在要思想”》,那是报社主持反右的一个人,当时对我说的原话:“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我后来常常对人说,其实划我做右派不冤枉。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是那些观点,看法有变化,但方向不变。
也因为“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这些言论,我就成了“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公职”中,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的一个。1970年,我又被再判了10年徒刑,去茶陵江农场坐牢。
我在监狱里,主要呆在绘图室。但每年总有几次,监狱搞宣传时,我和朱正、俞润泉几个人会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就谈这些。监狱里面要谈话,谈得最多的是吃,再一个是谈性。有些话题呢,只能在我们之间谈。我们的苦恼,就是中国脱离了人类进步的正常道路,我们脱离了世界进步的正轨。世界进步了,而我们停滞在后面,我们在1949年以前看过那个世界,1949年以后也看过一点,解放以前的报纸我也看过,解放后自己办报,就是因为这个报纸越办越没有味,那个时候我宁愿脱离湖南报。尽管党报的工作是很好,我的级别也不很低,相当于省政府的科长。
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当时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如果中国能够打破这种禁锢的政策,走向全球文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这样,就是和全人类一起走在这条大道上。“走向世界”丛书里我写的序论中,很多观点也是在这一段谈出来,但之前我们也都谈过,比如说觉得日本学欧美比我们要学得好。我编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我特别偏爱这本“小书”。因为,这个画上有吴昌硕、俞曲园,后来有胡适、张大千和徐悲鸿的题词,这些书法本身就可以传世。还有“小书”里面的主角暴方子,他是清朝一个很小的官,从九品的巡检,等于现在一个镇长,因为“傲上”被免职,但并没有得罪百姓,他没米过年了,老百姓就给他送米,送钱送肉,有几千人送。
我觉得这种行为很有意思,实际上是对政府免他职的一种抗议。这说明在清朝,那时的老百姓谈不到什么民主观念,但至少那时的老百姓可以表示一点是非。你看现在撤了一个镇长或者县长,有没有老百姓给他去送米?不会有一个。
我对这些总是感兴趣。我写的每一篇文章,像《念楼学短》和《学其短》,虽然是谈古文,包括我说过的一些话,都是“拆台”,要让人觉得,不民主自由是不完美,现在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完美,不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要使读者尽量慢慢认识到这一点。这种力量很微薄,但做总比不做好。
对话
传统主流的叛逆者
记者:“走向世界”丛书里面,走得最远的是哪个?
钟叔河:最高思想就是郭嵩焘,他们的很多言论超出同时代人,因此也不能被理解。左宗棠做事比郭嵩焘多,但千年以后,郭嵩焘的历史地位要比左宗棠高。但是,光靠走向世界的这些人是走不向世界的,这些人有局限,局限还很大,出路是在于走向世界这件事本身,他们走向世界有些是被动,有很多是被派出去,很少是主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去,出去就有作用。
记者:现在你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世界里了吗?
钟叔河:我认为这个前途肯定是光明的,但是在这一代人手里没有希望,中国要走向世界是很难,我们现在远没有走向世界。我认为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历史阶段,中国要走向世界很难,比非洲那些国家还难。因为非洲没有这么深的传统文化,这是一把双刃剑,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又有很强烈的保守性,中国的医药比其他民族的医药有效,保证我们成为了最大的一个种群,再一个中国人的繁殖力也特别强。我绝对不是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人,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东西,它才能够保守。“保守”也不是个贬义词,它能够保住已经有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别的价值观,像我在这种传统的主流里是一个叛逆者。
记者:作为《周作人全集》的编撰者,你个人如何评价他?
钟叔河:周作人只是一个普通人,有所有人都会有的缺点,他和日本人合作,不能说是他一个缺点,只能说本来有些事他可以不做,他身上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他不是一种能抗拒强势的人。虽然,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也有怨尤,有些文章也捎带骂了蒋介石,但他已经毫无危险了。他也骂过傅斯年,那时候胡适等人联名保周作人,傅斯年就是不肯签字,而且劝胡适不要介入。周作人虽然有点狭隘,多少有些绍兴师爷的脾气,但是比鲁迅要好得多。解放以后,一直大手大脚用钱用惯了的他养家糊口,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靠卖旧书来维持生活。所以,许广平评价周作人没有用,很自私,一天到晚在家写文章,院子里花开花落都不知道,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优点。
手记
大时代里守着“一”
钟老不是民国控。
住在他楼下的作家王平给我看过他1949年初的日记,里面对蒋介石元旦文告的评价是“哀鸿遍野”。他甚至对1949年后的台湾,也没那么乐观,他对我说:“如果我去台湾,说不定也一样被整得很惨。”“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也是后来等到蒋经国晚年才有的吗?”从左倾青年到右派,在钟老这里,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没一丁点那种老革命的“上当感”、“被辜负感”,而是淡然的“求仁得仁”。
如果不是看了少年钟叔河,那时候还叫钟雄的手稿和日记里那些醒目地探讨民主与自由的段落;如果不是看了将他定为“极右分子”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政党的活动,主要应放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这样的观点。我也会像大多数朋友一样,觉得“一切大师都是慢慢进化出来的”,或者觉得“许多大师是自我觉醒自我启蒙而来的”。
我不敢随意地给钟先生封上“大师”的头衔。不过在年轻人心中,总是有自己的学术文化地图与坐标。说起来也巧,在湖南也在中国最有分量、最有坐标意义的两个文化老人——钟叔河与朱正,他们不仅是几十年的好友,连生日也在同年同月。他们用力甚勤的研究领域,更是貌似巧合地分别为周作人和鲁迅。
以“文归文,人归人”的视角看,周氏兄弟,不管怎么排,恐怕都算得上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最有分量的果实。对于他们精神脉络的理解,多年相知的难友可能才最清楚。早年同为右派小集团的俞润泉先生,2001年曾给钟叔河写信:“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
可惜,俞先生未能看到2008年的钟先生另一篇《过头话》,专文批评杨振宁《曙光集》中的这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篇看起来平静的文章,轻轻地一剑封喉。
知己击节叫好的时刻,也应该憾失于2006年,钟先生那篇《角先生与肉苁蓉》,从特别巧的性学史角度,对科学精神匮乏的中国传统“文科生”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狠的嘲讽。当然,对钟先生击节赞赏的人,还有钱锺书这样的人物,杨绛后来写信给钟先生:“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与钱锺书这种人不同,钟先生是真正“土里面长出来的学者”——父亲是学数学的,谈不上太多的家学,师门更不显赫,没读过大学,也不是某大师的私淑弟子。
时光流转到今天,确确实实地,他成了我们心中的“大先生”。能成为“大先生”,缘于各自造化。比如钟先生还有那种自制欧式木刨的行动力,有在旧书店巧夺《查泰莱夫人》的机巧,有拉板车刻蜡纸养家练出来的经营头脑。只是他们这些年,在大时代里守着的“一”,无论如何,是值得后辈仔细看,再仔细看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28
http://news.sina.com.cn/c/2009-05-31/1200179200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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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0
http://www.wenming.cn/qmyd_pd/mjds/201101/t20110102_44701.shtml
http://www.wenming.cn/qmyd_pd/mjds/201101/t20110102_447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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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2
钟叔河:要尊重普世价值
2011/3/1



  2月27日,80高龄的钟叔河老先生在书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健谈、爽朗的钟老说: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图/记者陈勇

  采访之前,有同事提醒说,钟老这些天身体不怎么舒服,采访尽量缩减时间。2月27日,让我们欣喜的是,80高龄的钟叔河老先生精神恢复得很好,健谈,爽朗,喜欢笑。

  钟老已经一个多月没下楼了,最近的一次,是要到楼下打印《小西门集》的校样——这本书即将出版,书里收录的都是钟老以前零零散散发表过的文章,大部分都重新做了修改和梳理,“老了就会想什么事情还没做,不像以前,老想着要做什么。”

  采访在书房。这个三十平米大小的书房实际是客厅,多次出现在有关钟老的报道里,“两面墙壁都镶了一排书柜,柜子里都是大块头的书”,台球桌摆放在书房中央,看上去的确有些奇怪,自从老伴朱纯过世后,它已经成为摆设。

  本报记者王欢 长沙报道

  “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

  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法国诗人缪塞的名句,钟叔河把它印在自己已经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上。

  这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坐在一张宽大书桌的后面,钟叔河说,“我的脑袋不是很聪明,但我用我的脑袋思考。”记者乐了。

  我们熟悉的钟叔河,是那个编辑出版过《周作人作品集》、《曾国藩全集》以及《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家,实际上,他也写很有趣的文章。

  《万象》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先生的小文,题目叫《角先生及其他》,所谓“角先生”,即古代女子用于自慰的器具,钟叔河在文章里表达的观点是,“古代中国文人科学精神缺乏,信古书信传说胜过了信观察信实验,但像谢在杭这样能够将士大夫讳言的事情记述下来,对于想要了解古代人们生活的后人而言,其贡献也就远胜于做八股写颂圣诗文的文人学者了。”

  这一点,此前的媒体报道少有涉及,记者一提,钟老先生显得有些激动,“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劣根性,缺乏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很多东西不是自己观察实践得来的,而是从古书中间看来的,比如我们的成语,腐草为萤、囊萤映雪,我们的典故,郑和下西洋、蔡伦造纸,其实这些都是不符合史实的。”

  老先生十二三岁的时候,曾经在有月亮的大雪天晚上看小说,尝试把它看完,“结果却只能看清一个个独立的字,要读一篇完整的文章,根本不行。”萤火虫呢?先生笑,“你大白天捉几百只萤火虫,怎么不把这些时间拿来看书?”

  “蔡伦和郑和都是宦官,他们怎么可能懂航海懂造纸?那是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能做得来的,当时的皇帝只不过委托郑和监督下海,蔡伦也只是将民间造好的纸呈给了皇上,不能说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做的。”

  “欧洲和古希腊的学者多注重实践,中国则多依附权威和盲目崇拜权威,从小我们就被教导,你要听话,你听话就是好孩子。有没有思想,愿不愿思想,能不能思想,没人管,你自己也懒得想。”

  独立的思考意愿和思考能力,并付诸实践——这实际也是老先生大半生的经历写照。

  出“汉奸”的书引起轰动,

  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

  1979年出狱之后,钟老到出版社做了编辑,随后编成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后来引起很大反响。著名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钟书说这套丛书“眼光普照,观察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

  1983年,李一氓为了“走向世界丛书”让钟叔河去北京开会。在京西宾馆的会上,钟老发言说,曾国藩的书必须要出版,后来提出把原来的《曾文正公全集》重新出版,钟叔河不答应。后来,钟叔河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重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钟老说,《曾国藩家书》出版后,有人在《湖南日报》上登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并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我从不和个人论战,如果这样,这种论战就变成了一种个人之争。你只要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你不要正面去驳它,那是没完没了的。很快,中国内地、香港、美国的北美日报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出新编《曾国藩全集》比喻成爆炸了一个文化上的原子弹,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

  事实上,历史走到今天,证明了一个事实:老先生之前不止一次的突破禁区,都是对的,并且是值得的。

  [对话钟叔河]

  “要跟国际接轨,简单说来就是‘one world’”

  潇湘晨报:近现代的著作者,您最佩服的人是谁?

  钟叔河:曾国藩和周作人。曾国藩是个很有能力和智慧的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周作人和哥哥鲁迅有同样的深度和高度。

  潇湘晨报:为什么要坚持出版他们的书?

  钟叔河:曾国藩他又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大量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编辑整理的工作。中国的旧文化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着现代化这么一个关头,要么本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文化的一个总代表人物,是不能不被研究的。你就是反对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周作人也是的。

  潇湘晨报:您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发表过一个“48条”言论,后来因此而挨批斗。它主要讲什么?

  钟叔河:讲自由民主。第一条我就写,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由自己,这是胡适的话。自由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理论,而是生活的要求。我最看重周作人的,就是这个。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人情。人的本性要自由,这便是人情。不能按照指挥棒来发言,生活要多样性,这是人的内在要求,法西斯是违反人性的。

  潇湘晨报:现在最关注什么?

  钟叔河:看电视也看报纸,基本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都知道一二。中国六、七十年代有过倒退,是因为她偏离她应该走的轨道,走偏了。怎么才能一直进步?就是要跟国际接轨,跟世界潮流保持一致,你要认识到你跟别的国家没有多少不同,尊重一切值得尊重的东西,这个说得通俗点就是普世价值。简单说来就是“one world”,奥运会的口号:“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人物简介]

  钟叔河,男,80岁,湖南平江人,18岁起当编辑,1957年以后干过搬运、绘图、裱糊和种茶等事,劳作而不废读书,到1979年重新当编辑,直到离休。学术著作有《走向世界——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等,读书随笔有《千秋鉴借吾妻镜》、《书前书后》、《学其短》、《念楼学短》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1994年,钟叔河凭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等书籍,获第三届韬奋奖。其在出版、史学方面的成绩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重视,他的名字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五种国际性人名词典。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3
http://book.sohu.com/20100827/n2745235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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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4
钟叔河的书房就是半部出版史(图)2011-11-18   编辑:观书小生    原创作者:颜亮 余少镭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钟叔河的客厅同时也是他的书房。




1.钟叔河收藏的周作人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全套著作。




2.钟叔河照着德国人写的《细木工作业》做的刨子。靠这两个刨子,他做木活糊口,度过了当右派时的苦日子。




3.钟叔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旧书店买到的1936年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钟叔河: 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著名出版人、学者、作家。1979年秋开始从事书籍编辑工作,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上世纪80年代,他策划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文集”、《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等。此外,他出版的个人著作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念楼学短》、《念楼序跋》、《笼中鸟集》《小西门集》等。

“你从电梯出来,往左边走,一共有四张门,三张是别人的门。正面你的那扇,门上有个突出物,写着‘念楼’两个字,那就是我家了。”电话里,钟叔河说地址把每步都要说得清清楚楚。其实大可不必,只要告知,门上写着“念楼”,我们便可轻松寻到,毕竟这两个字太有名了。

敲开门,小声地询问起主人家。“我就是钟叔河。”站在客厅中央的钟叔河爽朗地回答道。不过,这里也不能单纯说是客厅。走近一看,这三十平米左右的空间,倒更像是一间书房和客房的结合体。三面合围,挨墙摆着的都是书架,钟叔河习惯坐在一张靠窗的大办公桌后,上午的阳光都非常足。不远处是一台大电视和一张台球桌,角落里放着台球杆。

“老伴去世后(钟叔河夫人朱纯于2007年去世),我一个人居住,就把书房与客房结合起来了。”钟叔河说,里面还有一个书房,因为书太多,显得非常拥挤,不得不分流不少出来,“现在是大开本的放外面,小开本的放里面。”

虽然两房结合让地方宽敞了不少,但也给钟叔河带来了新的麻烦。“现在是只要一来客,我就没办法写东西了。”钟叔河说,地方扩大之后,书也跟着增加了不少,“现在阳台上都是书,有些书又舍不得丢弃,新买的书也没地方放,所以干脆就不大买书了。”

在钟叔河的小书房里,有一台老式的电脑。不过,钟叔河平时根本不用,大多时候是保姆用来玩游戏。“这是我老伴帮我弄的,她想要我学会电脑。”钟叔河说,朱纯去世前几天,还帮他在电脑上发过稿子,“我现在也不愿意上电脑,只要坐在电脑前,就会想起以前的生活,心里难受。”

在纪念朱纯的集子《青灯集》的序言中,钟叔河写道:

她(朱纯)原有一台电脑,又叫女儿买来一台,督促我“总要学会用电脑才好”。可是如今,两台电脑空置在两间空荡荡的“工作室”里,我则只能像杨绛先生来信劝勉的那样,“且在‘老头’的书房里与书为伴”了。

“周作人把中国人的劣根性点出来了”

钟叔河的客厅书房,以大部头著作为主,其中又以工具书为主。离书桌最近的书架上放着《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学研汉和大字典》等,随手可得,方便查阅。稍远一些,又有《清实录》、《清通鉴》、《清代通史》等清代史料。另一面的书柜上,则放着《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丛书,有的书里夹着纸条。

客厅书房中,还放着钟叔河自己编的和写的书。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在钟叔河这里,各个版本的《走向世界丛书》都有。“我还是喜欢最初的小本子,不像现在的大部头,要方便阅读些。”钟叔河也保留了《走向世界丛书》中收录的原本线装书,其中有张荫桓的《三洲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等,“也不是为了收藏,买回来就是为了编书的。”

书房中另一套书也吸引了我们,那就是2009年由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作为周作人作品在当代最有力的推广者,钟叔河理当保存了不少版本的周作人著作。果不其然,在钟叔河的书房中,我们见到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等周作人在1949年前出版的全套作品。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周作人这个人,但就是喜欢他的作品。”钟叔河说,最早读周作人的作品还是通过哥哥的教科书,刚开始也看不懂,但后来觉得很经看,每次读都有新的感受。加上周作人的文章半文半白,很合钟叔河的胃口,慢慢就喜欢上了。而真正大量开始读周作人,还要等到钟叔河被划成右派之后。“那时候拉板车,肉体痛苦,但不需要用脑子,拉完回来休息时就有时间来看书了。”钟叔河说,这时候也更能理解周作人的文章了,“周作人把中国人的劣根性都点出来了,对中国历史上的黑暗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钟叔河1962年给周作人写信,请教问题。没想到周作人很快就给他回了信,并且送了他一本书。这让钟叔河印象非常深刻,无疑也为以后的大力编印周氏的书埋下了伏笔。

“夺”来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在书房,我们还见到了曾震动八十年代出版界的另一本书———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由于内容“过黄”,这本书很快被禁止出版,出版社的负责人也遭到处理。

当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依据的便是钟叔河手里的这本书。这一版是饶述一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翻译出版的,印数2000册。钟叔河得到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故事:

“我最早是从杂志上看到郁达夫介绍这本书,当时就很感兴趣。”钟叔河说,他在当右派拉板车时,拉完了就喜欢去旧书店逛逛。有一天他在长沙黄兴南路旧书店瞎逛,突然看到有人手上拿了这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就在他附近徘徊,希望他把书放回架子上。”钟叔河说,但没想到他一直不放,最后他急中生智,一把将书夺了过来。“他肯定不答应,问我要干什么。”钟叔河就把他带到柜台,对营业员说,这里规定学生卖书要出示学生证,这条规定完全不对,学生能有什么书送来卖呢?这本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我家里的学生拿了我的书来卖给你们的。营业员于是拿出意见簿要钟叔河提意见,“我当时就说,我也不提意见,我就照你们的标价把这本书买回去算了。那营业员为了避免纠纷,就站在我这边,把这本书卖给我了。”钟叔河回忆说。

少读时兴的书

对于时下的文学作品,钟叔河读得并不多。“一来和年纪有关,过了一定年纪,就不想去读这些书了;二来和现在的文风有关,也不单是因为现在浮躁,而是因为时兴的文风都不大好。”钟叔河说,以唐诗为例,从唐人选的唐诗集来看,当时人们认为第一大诗人是白居易,而不是我们后来认为的李白、杜甫、王维。“在我看来,白居易是比不上李杜的。这也能佐证,时兴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后世公认为最好的。”钟叔河说。

“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谈理论的人。”钟叔河说,对于各类理论,他都比较厌恶。理论不仅大都晦涩难懂,而且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意义。“像一本《唐诗概论》,总是喜欢叙述诗人的社会地位,和前朝诗作的关系,各种流派等等,这完全是浪费时间。”钟叔河说,你如果是真心想搞点创作,无需读多少书,读得太多反而不好。

采写:南都记者颜亮

实习生刘立平

摄影:南都记者余少镭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5
老出版人钟叔河:被划右派 错在有思想
2009年07月02日

新京报


老出版人回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思想历程
《青灯集》收录了钟叔河的123篇随笔文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 人物名片
钟叔河
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于长沙。著名出版人,历史学者、散文作者。1949年入《新湖南报》任记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身陷囹圄9年。1979年落实政策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以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闻名,获得1986年“中国图书奖”和“韬奋出版奖”。他还策划出版了周作人和曾国藩的全集,影响极大。主要著作有《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集》、《偶然集》、《青灯集》和《念楼学短》等。
2009年5月上旬,长沙。钟叔河先生家的客厅很大,两边都是摆放着文史类图书的书架。他的办公桌位于窗边,收拾得很干净。客厅中央有一个台球桌,锻炼不多的他,偶尔会挥杆打打台球。钟先生的夫人和他相濡以沫几十年,前不久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手头几部书稿正在整理之中,让记者这个北京来客也不忍占用他过多的时间。
我们的叙述缓缓拉开,跨越七十年的岁月。一位老出版人的坚定求索,确曾影响过几代人的读书路。
被划右派 错就错在有思想
我这个人生活上的经历很简单,思想上的经历很复杂。我是1931年出生在长沙的,除了抗战八年,坐牢9年外,其余时间都在长沙。
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加革命了。1949年,我报名参加了新华社和《新湖南报》(后改名《湖南日报》)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当中,有大学生,研究生,高中生,还有个别的初中生。后来我才知道,鲁迅研究专家朱正、著名出版家刘硕良也参加了考试。我们当时全不认识。朱正、刘硕良他们后来在新干班受了三个月训,刘硕良分配到广西去了,朱正分到湘南去了,我却在参加考试后,立刻去报社上了班。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6
参加工作之初,应该说是充满了热情。李锐和我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他那时候是《新湖南报》的社长。
我在报社的头两年还是很顺利的,我写东西比较快。后来我就在记者组,记者的稿子我先看一下文字,领导交待说,觉得哪些稿子好,就可以发,文字上可以改一改,修饰一下。但是我并不签名,也没有资格审稿,因为记者组还有组长。我做这些事很顺利,后来给我定的级别也比较高。
但到了1957年,办报纸越来越让人乏味,群众也不喜欢看报纸,说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我那时候到常德去采访,常德人休息时喜欢去茶馆坐坐,我想写一篇文章叫《常德的茶馆》,结果不让写。这时,地主早就被镇压了,戴了帽子,他不敢去坐茶馆,坐茶馆的是劳动人民,下了班,休息了,去坐一下。这时,沈从文又发表文章,周作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署名叫“长年”,我建议报社请他们写文章,也不行。
后来“反右”开始了,我作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在开除了我,要我回家的时候,反右的负责人给了我一份材料,说你的错误比别人都严重,有人成为右派,是因为他有事情对党不满。你不是的,你没有涉及个人的问题,你的意见讲的都是不民主、不自由,民主集中制有问题,不必这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是根本问题,所以你的问题特别严重。用他的话说,你错就错在有思想,有一整套反动的思想。报社的“反右办公室”编印了一本十多万字的《钟叔河右派言论集》,最重要的内容便是我自己写出来的48条,包括了我对自由、民主的观点和言论。我最初想不通:解放前我是个坚决反对封建和独裁的革命青年,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
抱着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目的,在被开除离开报社以后,我在做工糊口之余用心读书,主要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我认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的答案。并设法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加以传播,结果,有人检举、揭发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又引来了1970—1979年九年的牢狱之灾。
1970年,我被判刑十年,因我解放前学过几天机械制图,到劳改队后,这里正缺绘图技术人员,便把我分到机械厂的绘图室里了。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帮我从职工图书室借来了《二十五史》,我一有空就读史。我深信,把无罪的人当作“反革命”的悲剧总有一天要结束。但是,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身体早已折磨得虚弱不堪,脊椎骨折、腰劳损、气管炎……在劳改队,偶然得见的潘汉年曾对我说,你还年轻。这话给躺在黑暗监房里的我增强了几分信心和力量。
投身出版 力主新编《曾国藩全集》
1979年3月我被“提前释放”出狱,9月平反了。我不想回报社了,经朱正介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著名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钟书先生说这套丛书“眼光普照,观察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钱钟书先生要董秀玉领我去他家见面,建议我将总序和各篇序论(导言)印成一册,并破例主动为之作序。
解放之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救中国,因为他属于过去一代的人物。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在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在文化工作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工作时间不长,就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很活,是可读的。
另外,曾国藩他又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大量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编辑整理的工作。中国的旧文化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着现代化这么一个关头,要么本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代表人物,是不能不被研究的。所以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你就是反对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周作人也是的,你要批判周作人,你就得看他的书,你不看他的书怎么就去骂他呢,也骂不到点子上呀。而且,你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是可以发觉,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崩溃的时候,这能够更深刻地说明旧中国必须改变。
1983年,李一氓为了“走向世界丛书”,让我去北京开会。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就从这一点出发,讲曾国藩的书必须要出版。后来搞国家规范,就提出把原来的《曾文正公全集》重新出版,我说那不行,原来的漏掉了大量的没有收集的东西,如果要做就必须重新编订,把曾国藩的所有资料都要全部收入。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重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不久后,我调到岳麓书社当了总编辑。此时,北京的会已经开过了,岳麓书社已经把《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分配了一个学中文的责任编辑。我去了以后就发现那位同志更适合文学书的编辑工作,便决定改由邓云生(唐浩明)来当责编。唐浩明学过工科,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经过科学技术的训练,思想方法比较细密。我对唐浩明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在研究生阶段还学了文呢。于是便调整分工,让唐浩明来做责任编辑,负责发稿。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6
本报2008年5月推出的“30年阅读史”系列专题,即以钟叔河主编、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开篇。 时隔近30年,装帧精美的岳麓书社新版《走向世界丛书》再次摆在了爱书人的面前。钟叔河在《再版序言》中说:“愿《走向世界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出版理念 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
为了出《曾国藩全集》,我承担了很大压力,唐浩明现在是有名了,但当时还没有出名。我却已经搞了“走向世界丛书”,在全国有了一点影响。在湖南,我在1957年是个大右派,报纸上登头条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钟叔河,所以最初这个压力只能由我来承受。
《曾国藩家书》出版后,有人在《湖南日报》上登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并且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我从不和个人论战,如果这样,这种论战就变成了一种个人之争。你只要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你不要正面去驳它,那是没完没了的。
很快,内地、香港、美国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出新编《曾国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省里面做官的人,省里面写文章的人,其实并不在乎这个事情本身的是非,只在乎中央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事情,中央肯定了这个事,他就不会管。
后来有人说,“确定曾国藩这个选题,这是小事一桩嘛!曾国藩的书光绪年间就刻印了,民国时期到处印,这算什么呀!”现在看当然如此,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呢?但他说他的,那没有关系,我也并不认为我提议、策划出一部书有多大功劳。做这个事情,当总编辑本来就有这个责任,派适当的人去当责编,去发稿,也是我份内应该做的,如果这个书还有缺点,我是总编辑,首先也是我的责任。
我也从来不认为别人发表文章反对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也许还有人不赞成出曾国藩的书,出周作人的书,这也没有关系。我们提倡自由,就不能只允许我要自由,别人不要自由,曾国藩的书和周作人的书一万年以后也会存在的,对曾国藩和周作人的评价各有各的,会发生争论,也是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我认为,评价曾国藩和周作人是一回事,提供完整的资料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读评论曾国藩或者周作人的文章,更不去参加争论,那样反而会妨碍出版。我总是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这样别人打不倒我。你要反对他,你就得看他的书,你没有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这样立论最站得住脚。虽然我一直在出书,在出书方面我却没有触犯过任何条条,没有被抓过小辫子。
我认为,在出版政策上,如果觉得这个人倾向好,他的东西就发表,就尽量多给他出版;那个人的倾向不好,那就不准出他的书,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出,这本身是一种反文化的态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7
■ 钟叔河的夫子自道
作为“被告密者”谈告密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告密最多。平时在一起的人,被斗了,被抓了,就把我告出去了。他被别人当成猎物追,他就告诉别人,另一个目标比自己更重要,想减轻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错误理解了当时的策略。“你坦白从宽多交待,可以从轻。”那是完全没有这么回事的。你交待的越多,你的罪越重。你检举别人,“他会跟你谈这些东西,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告?”但是有人没有这样清醒的头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自己反自己”,“《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以后难得再印。”都有人告密。
体制不改变,这种检举、告密是经常会有的。现在它叫举报,举报贪污,那很好。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文化方面的问题也这样搞,那就问题大了。需要这样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人。这种人有几种,一种是出于本能:“这个东西登出来大逆不道,这是周作人的,怎么能出呢?”这个还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有他的自由,有他发表意见的权利。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恨钟叔河:“钟叔河看不起我,骂了我,现在钟要出周作人,我就要举报钟,攻击钟。”其实他并不了解周作人,他甚至完全没有看过周作人的书,不过是拿这个事情当棍子———这种人的品质就坏了。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4期推出了封面专题《曾国藩家族》(上图),提到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30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这波热潮与钟叔河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下图为钟叔河选辑的《曾国藩教子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8
钟叔河与“走向世界丛书”
■杨小洲 http://www.gmw.cn 2009-07-01





新老两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封面标准样式
  关于“走向世界丛书”背后的故事,可列多种。钱锺书当年托董秀玉(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传话给钟叔河,表达

愿意主动为此丛书写序一事,由张中行写进《钟叔河》一篇里,不过这大约要算局外人所谈,多写泛泛应酬之语,不能见出钟先生的真性本质。而与钟先生熟悉者如丁双平、曾德明,杨云辉、周实、王平等几位曾与其共事的编辑,则似乎与他太近,不易叙述。倘若要作些谈论,可从编辑与著文两方面着手,讲些钟先生略带传奇的故事,这里所说著文较容易看出个人风格,但要从编辑的作品找寻钟氏思想,需从其人生苦难中访得他的性格根源。毕竟要为中国近三十年出版史作论述,钟叔河在湖南“湘版书”一章里占有重要位置,或可成为一个章节也未可知。有掌故写作癖好的人,也能于此中择些逸闻趣事,姑且记作笔记谈资,聊补孤闻史乘。这其实颇值得一做,姑且用来见出湖湘文化的接续与特征。按《湖湘文库》里收入典籍多已在80年代出版,很可说明当年“湘版书”的意义。   80年代湖南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时所产生的影响,约略还能记得一些,不过那时我与文学及出版界无多联系,只大约听到一些情况,钟叔河的名字便是从这里闻知,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留给人们的印象,还带有极左色彩。后来曾常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办公楼内睹得钟先生精力充沛的面貌,未料想得以与钟先生结识还在十余年之后。不过在湖南出版界关于钟先生的传闻颇多,而这些传闻若作归结,都会说及钟先生在出版方面的智慧,按湖南人的说法便是“灵泛”,这从“走向世界丛书”便可看出一些端倪。   其实说来这套书很有些“应时”,尤其在我们所说“思想解放”的初期,由这套书里所选择的晚清国人看世界的不同感受,表明对政局及现实的态度,用意在借旧人之笔说今日之况,将昏庸与明智展示给世人。稍作回顾当可知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开放程度相差甚大。钟先生是个随遇而安又不屈于压制的人,他受过十多年冤屈,以卑微方式讨生存,待得时机便会以自己的方式反击,因此读钟先生所编辑的书籍,包括他编辑的周作人作品系列等,皆有寄托,其编辑思想伏有曲笔。常话所讲“言为心声”,编辑亦可藉所编之书阐释个人情怀,这与他写作文章直抒心意多有互补,倘若有人要作钟叔河研究,当勿忽视此现象。求安眠说到张中行那篇谈钟叔河的文章,似有些泛泛应酬之语,并不能看出钟叔河的特别和本质。要将“走向世界丛书”与钟叔河编“周作人作品系列”并列,大抵才算是钟先生编辑生涯的代表作,由此算来,可延续到今年新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正是钟先生完整的30年编辑经历。   关于“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初衷,钟先生有文论及,他在《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一文谈“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点体会”,说:“1979年我恢复工作到出版社,就建议编这套丛书。”屈指算去,到今年整30年矣。钟先生在文中说:“研究人类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种文化决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并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准。到清朝末期,统治者的思想已经完全僵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危机。但是植根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没有和封建统治一样的老化和衰朽,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这种行文的言辞巧妙,还在借喻的运用,让读者揣摩编辑意图:“由五千年历史陶铸而成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渗透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不是几阵欧风美雨冲刷得了的。《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的父母,送他到外国人那里读书,本来只是‘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可是当美国教会提议资助他进大学,条件是‘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时,年轻的容闳立即断然拒绝。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185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学生时,有不少人留他在美国工作。但他的考虑是:……为了‘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宁可牺牲个人的机会,回国来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这样的爱国精神,在容闳以后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留学生中,不是一直屡见不鲜吗?”这些文字多能看到钟先生当年笔端意气风发,富含激情。与近年所作文章里那些风凉话相比,则别具性格,藉以可见钟先生性情发展和写作的风格变化。   从钟先生30年编辑图书来看,他对精装书颇多喜爱,经他编辑出版的书籍也以精装本为多。周作人系列皆以精装本为主,多可于市面上见到。又以“走向世界丛书”来说,钟先生自藏有两套精装本,一套平装本,单本则仅藏数册。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走向世界丛书”精装本一事,此精装本是为参加在香港的图书展,交湖南新华印刷一厂特制一百套,按漆皮加护封及压型的设计工艺在当时皆属上乘,及至20多年后,今天所见此套丛书精装的硬纸板仍旧不凹凸不变形不脱胶。当年送往香港50套参展的书籍在展后交书店寄卖,据说多为国外图书馆购藏,少有流入坊间者。国内50套余则用于赠送给相关人士,多成私家藏书,似乎国内图书馆不曾入藏,又因此套精装丛书未曾进入书店流通,藏家的范围大约多在湖南、北京两地,这大约也正是受到喜爱版本的读者热情追捧的原由所在,因此这套80年代精装版“走向世界丛书”颇受关心,多有爱书者苦心搜求,称为湖南出版的品牌之作亦是受之当然。这回岳麓书社新版“走向世界丛书”付给钟先生编辑费20万,由湖南出版集团与岳麓书社共同支付,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支付《周作人散文全集》编订费30余万。我颇赞同这样的酬劳,以这套书造成的影响,延续到今天依然受到读者的喜爱,亦值得有所报酬。   说到版本,新版“走向世界丛书”则采仿羊皮精装,封面热压凹凸书名,展卷握读,质感柔和,很有些古奥典雅的面貌,护封则依80年代的原样略作修改。此套新版又制作15套精装毛边本,印张折叠及纸边排版记录皆在,可留作珍藏之用。写到这里,另有则故事不妨借此一述。事由起于去年夏季,深圳爱书人王磊寄来几册钟先生所写与所编的书托我带去念楼请钟先生签名,其中有一册“走向世界丛书”精装本,此为王磊从香港旧书店里逐一由散册觅得,穷几年之力终至全套,期间多有曲折甚是不易。钟先生原本自己藏有两套精装“走向世界丛书”及一套平装十册本,但这精装本里有一册被人借去不还,未料想托来请签名的此册正与失去的同为一册,钟先生喜过之后便要留下此册以补其佚。虽为此乐助全帙,也忧彼由全致缺,所幸王磊漏夜告得消息:已从香港藏书朋友处求配允得此册,所失不虞也。隔天将此段事因告诉钟先生,请他题述于王磊书前扉页:“王磊君托杨小洲君携别本此册来索签名,因寒斋正缺,遂予‘截留’,事后方知王君为购得竟花去七千元的十分之一(据说全套十本又涨到九千元了),则我之截取已近乎拦路抢劫矣!此次又携来签名,故简述如上,亦可见书还是有人买有人读的也。忆及三十年前编书情形,轧成打油七句,录奉王杨二君,供一笑。走向世界谈何易,打个圈圈归了原,如今一本几百块,青灯照我卅年前。戌子六月念楼锺叔河”,于文字之外,这则故事亦可见到钟先生性情一面,令人思之不已。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39
钟叔河:启蒙的作用看似很慢,实际很快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年05月27日


在钟先生的寓所,我们的谈话从上午9点开始,下午6点钟结束,钟先生的口才好,在出版业是有名的,在谈话中,我几乎很难插上话,尽管我是带着几十个问题去的。在晚上的饭局上亦然,听钟先生说故事,成为入座者共同的乐趣。
  当天的访问中,我们的谈话被两个电话打断,我们谈话的地点,也随时在客厅和书房之间变换,钟先生很自如地在客厅、书房的抽屉、书柜中找出80年代的照片、剪报给我看,照片和剪报都有些泛黄,但是依然平整如新。
  钟先生说,他一般不接受采访,有高血压,话说多了,对身体不好,并且,他也不愿意谈一些东西,说了,心情会很阴郁。不过,在当天的采访中,他依然说了很多,除了谈《走向世界丛书》,其中很大一部分谈话也涉猎新近发生之事,他说,“我说的,也不一定接近真相,老年痴呆症来得比较快,我想还是赶紧说一些。”
                             为了写叙论,我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字
  南方都市报:1979年,你从茶陵劳改队回到长沙,当时已经是几月份了?
  钟叔河:3月,当时,朱正和我的女儿还有家人到火车站接我,我穿上了劳改时的衣服照了相,当时并不用穿那么厚的衣服,我是特意穿上的。回到长沙后,我原来是在《湖南日报》被划的右派,按照规定,改正后是应该回原来的单位,但是,我不愿意回报社,我本来就不喜欢办报纸。那个时候办地方报纸,没有什么空间给编辑、记者个人,报纸就是报道一些农业生产,没什么意思,我对编副刊也没什么兴趣。当时划成右派,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离开《湖南日报》,想自己办一份不是机关报的报纸,但实际上在当时办一份非党的报纸是很难的,湖南解放前只有一张报纸叫做《民主报》,我的老伴就是在那里面。《民主报》创刊比《湖南日报》还早,但是后来就办不下去了,有些调到报社,有些调到民盟机关,我老婆就是那样来的,她调到了《湖南日报》。改正后,我就更不想回《湖南日报》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一心想进出版社?
  钟叔河:也不是,我准备到机械工业部门去当一个工程师。因为我被《湖南日报》开除的时候只有28岁,后来为了生活,我就学会了机械制图。我以前也学了机械的功课,机械是由很多零件凑成的,要尽量地用标准零件。关于这方面我读了好多书,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程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我这个人搞文化工作,办报纸,很容易引火烧身,容易出问题,我不容易接受某些观点。不过后来也没去成,他们还是认为我做文字工作好,正好朱正举荐我去湖南人民出版社。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进出版社后,是什么职务?
  钟叔河:我划右派之前是一个编辑,到出版社了,还是恢复为一个编辑。刚进出版社时,还要写一篇作文参加考试,所有人都要考试。这个很有意思,看我作文的人,现在就住在我的楼上。这些我可以接受,一言难尽。到这里来,就有人不欢迎我。他们反对我的理由就是说这个人有思想,不好驾驭———这让我很反感,人又不是牛马,为什么要驾驭?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如果不懂,我是不大愿意接受你瞎指挥的。后来我也学乖了,我可以不作声,但是我不会照你的做。
  南方都市报:进出版社是什么时候?
  钟叔河:大概是1979年10月。我当时从牢里出来后,我不接受他们的处理。当时1979年右派叫做“改正”,坐牢的问题叫做“平反”。坐牢放出来,原先是作为错判放出来的,撤销原判、予以释放。我不同意,我说,你们错误了,要平反,并且要补发工资,要向我纠正错误,这是个错案。落实了政策,我就不怕你了,我就据理力争。抓我是1970年,《湖南日报》把我开除是1957年,1970年我在街道工厂绘图,拿57元工资,我原来是报社是拿80多元,当时社会上物价没有很大的变动。抓我的时候,我每个月是拿多少钱,就要按这个赔———当时我为此拿到了一笔钱,有几千块,不到一万块钱。
  南方都市报:在1979年,你能感觉到一些变化吗?
  钟叔河:真正的变化,也不止发生在1979年,这个话说得长一点。判刑的时候,我判十年,朱正判三年,朱正就说,我这三年肯定要坐满,你是肯定不会坐满的,为什么呢,毛泽东活不到十年。这个话当时要是被传出去,是要被枪毙的。我在牢里面,感觉后来的气氛慢慢变得松了一些,慢慢地有些缓和了,当时也不是天天强调学政治,我已经感觉到有一阵风了,有一种新的气息,那种新的气息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不过说明当时统治的严密程度开始缓和下来。我在林彪事件以后就有这个感觉,等到毛泽东一死,我们就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南方都市报:进出版社后,怎么会想着要做《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在监狱里,我和朱正就在思考一些问题,编《走向世界丛书》,我实际上是想纠正一些东西。中国的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的底子是封闭的,过去古代世界都是被分割成不同地区,古老文明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都不同,语言也不同,当然也不排除偶然的接触,但偶然的接触是随机的,不是自觉的。现在埃及的文字已经不是金字塔上的那种,但是我们的文字三四千年变化并不大,说明我们中国的文明是孤立的文明,同样是划分为不同的地区,各自生长起来的文明。
  中国文化有独特的性质,那就是我们的保守能力非常强。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的文化因为内向,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几千年以来,都是很顽固地拒绝外来的文化,而且本能地认为中国人优于外国人。当然,这几年不行了,有些人变成了崇洋媚外,就算是崇洋媚外,内心骨子里面还是阿Q的心理,“你算什么了,我们原来比你阔得多!”
  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日本人全盘唐化,自己没有文字,但也没有变成中国的殖民地,而且反过来还打你;后来他全盘西化,他不仅没有成为英美的殖民地,而且还打英美。这便是走向世界的结果。
  南方都市报:中国文化的保守、封闭和内向,直接促使你编辑《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其实《走向世界丛书》,我所做的就是搜集中国人最早走到外国去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国人对外国的理解,比外国人来了解中国的时间和深度有天壤之别,利玛窦到中国来,他是有文化的人,他能学会汉语,但是中国人到外国去,绝大多数都是不懂外文的,是通过翻译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懂英文,英文水平也很低,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去一批人,他们对外国的看法也是很有成见的。刘锡鸿以为,外国人看书是反着看的。实际上文字有直行的,有横行的,你不能说以你的为标准。利玛窦拿第一张地图来看,中国皇帝便不能接受中国不是在世界的中心,因为欧美的地图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
  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包括我们坐牢,都是因为中国拒绝全球文明,拒绝接受自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以后形成的人权观念、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像孟德斯鸠、卢梭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古代也有这种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也有这样科学的思想,王充就提出“疾虚妄,究真实”,他主张“无鬼论”,他就说,你主张有鬼,就捉一个给我看看,这就比较接近欧洲的实证主义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都不行,本人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这是变不了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太封闭、太故步自封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做这套丛书,遇到了一些怎样的阻力?
  钟叔河:明显讲反对出这个书的人还没有,有人只说不应做“丛书”,要做“丛刊”。后来又有人说不要出那么多,或者不要自己署名写文章。另外有些人要审稿,要瞎改,外行改起来很头痛。
  不过也会有很多细小的限制,做《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社有所谓的选题和书号,书号是上面有规定的,出版社告诉我,有人便说一年最多出四本,你不可能一个人把书号占了。我当时在历史编辑室,一年可以出三十本书,有五个编辑,每个人只有六本,但是我认为丛书只出两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你一年只要我出四本,那我就不出嘛,我五年以后再出,五年也有二十本,我一起出嘛,他们就说我是在出难题。
  我在《走向世界丛书》中,每本前面都有叙论,他们也不说反对你写文章,他们说,向来不主张编辑在出书时搭车发表自己的文章,我认为文言文写的这些,一般大学生还看不懂,如果不写一篇叙论,介绍书里面是怎么回事,读者面会大大缩小。有的读者也许就只看我前面的文章,为了我那篇文章买我的那本书,我想现在也会有些人只看了我前面的文章,所以我必须写叙论。写叙论时,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那我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字,何守中倒过来念就是钟叔河,顾及世就是古籍室,后来这些书出版了,有很好的反应。他们就说,当初是很支持这些书出版的。我随他们怎么去说吧。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你刚进去时,还是临时工?
  钟叔河:对。我“改正”是《湖南日报》帮我“改正”的,“改正”了,就要留在《湖南日报》里面工作。我觉得很奇怪,说:既然你们觉得我对你的工作那么重要,1957年怎么把我开除出去?我是最后一批改正的,你觉得我重要,那为什么直到最后才给我改正?由于我的档案关系没有转到出版社,出版社要我工作,但又不能正式给我开工资。不过,他们也知道只要我不去,迟早要转来的。
  南方都市报:你进了出版社半年,就开始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为什么那么快,当时是有一种紧迫性?
  钟叔河:也没有什么紧迫性,我进出版社了,就必须要做事,要出书。出什么书呢?我最想做的就是《走向世界丛书》。
                       钱锺书主动给我写序,要给我“壮一壮声势”
  南方都市报:当时编《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你一个人做?
  钟叔河:当时我就是一个普通编辑,在我上面,还有副主任、主任、副社长和社长。当时还闹了一些笑话,我写文章,主任说要审稿,表示他做了工作。文章本来是通的,被他一改,反而不通了,我又重新把它改过来。但是碰到古文,我加了小标题,同时在后面有个框指出不能多出八个字,他最后改出十几个字。这几十年,我们就是把一些不能做事的人放到一些位置,掌握一定的权力,他不停地给能做事的人制造麻烦。
  南方都市报:你之前没有编书的经历,一接触出版,就做这样的丛书,会不会有人怀疑你的能力?
  钟叔河:我没有编过书,但是编过报。发稿的技术问题都很好解决,我原来有个女同事就在出版社,她很熟悉技术问题,我跟她聊上两三个钟头,我就知道了。只要一个正常的人就很容易学会,并不需要很聪明,难就难在找到这些书,当时没有复印机,手抄就会有错字,我就要校对错字,我还要给古书加标点,在长沙查资料也很不方便。不过,我出了几本书后,在北京有一些影响,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到图书馆去也没有什么限制,原书有些是木刻本,有些是稿本,也有些是抄本。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1980年你到北京去见过李锐,你和他聊起过《走向世界丛书》没有?
  钟叔河:他也是支持,他不是专门搞文史,但是近代史也都是熟悉的,当时也没有展开谈这个事情,我当时主要是想找他将我的女儿从内蒙古调回到湖南。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做《走向世界丛书》,最难的是什么?
  钟叔河:最难的是写叙论。写叙论需要把为什么要整理这些书的现实意义阐释出来。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内向的国家,是一种内向的文化,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是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本身就有这么一面。当然她本身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因为我们过去的文化并不是漆黑一团的,我们有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有丰富的古代思想,珍贵的思想,比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也有很多好的思想,好的教育思想,好的政治哲学,好的伦理哲学,这都是好的。我并不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虚无的态度。
  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实行的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就把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最不好的东西,把它发扬到极限;把好的、珍贵的东西贬低到极限,把美好的东西都作践了。我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四人帮”的统治之下,开始觉得中国非得改革开放,不走向世界,是不行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叙论,为什么没有找别人约写?
  钟叔河:我不太喜欢请别人写,在当时,也不太容易找到人来写这些文章。我做编辑,只编我要编的书,并且我编曾国藩、周作人的书,很多人都是反对的。别人的书,我怎么编,怎么加工,最后出来,就是我的编辑作品,我通过他来宣传我要宣传的思想,推动我要做的事业,我在想中国这个国家怎么办,不是什么大声疾呼,我认为中国还是要慢慢地启蒙,改变人的思想。这个好像很慢,实际上很快,我写一本书印一万册,可能会有五千个读者,有些人买书并不读,五千个读者中可能会有一千人读了后受到一些影响,可能会有几百人会介绍给别人看,我出的所有的书,曾国藩的也好,周作人的也好,我都指向一个方向,中国不能不改变,中国要改变。“四个现代化”,我是很反对的,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脑子的现代化,还有就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南方都市报:《走向世界丛书》出来以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钟叔河:影响很大。首先的影响就是很多人都想看看这些书,陈原、范用、沈昌文和董秀玉他们都要看这个书,因为他们都要评论这个书。还有钱锺书也说,这个编者,如果他到北京来,我很愿意见见他。因为这个书很有意义,钱锺书为我的叙论集写了序,序的原稿还在我这里,有三封。短短的序,他写了三次,他让我提了意见,提了以后,他照改,他讲我的好话,都被我删掉了。杨绛说,这是钱锺书平生唯一一次主动写序。我离开后,有一封信是董秀玉转的,我当时忘记留下地址给他,我晕车,很不舒服,忘记留下地址。我并无意去争取他写序,是他自己讲,你写的这个叙论尤其有意思,希望印单行本。那时只出了几种,还印不了。我后来也没有给三联出,只给中华书局出了,他给我写了个序,壮一壮声势。
  南方都市报:听说钱先生不仅写序,还多次写信对这套书提出意见,当时,他提了些什么意见?
  钟叔河:主要在外文译文方面提了些看法,因为我的外文不行,我在后记里写:“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我将这说成日本人写的,他告诉我,错了,这是法国诗人缪塞的诗。他还将法文原文写了出来,我根本不懂法文,英文我也不是很懂,只认得字母,我修了5年英文,但是早就丢了。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朱正写了一篇文章说,1982年的春天,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你作为省级出版社的,参加这个会议是唯一的一个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会中有没有谈到《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那个时候,《走向世界丛书》是被一致肯定,列入了国家规划,当时我提的主要是新编曾国藩的大全集。至于《走向世界丛书》,几乎所有人都说好,说好的人包括钱锺书、陈原、萧乾在内的很多人,这套书在外面也有影响了,法国、英国都有翻译版,也是因为有这套书,很多人才知道有我这个人,国务院才找我去开会。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趁着这个机会提出出版曾国藩的书的要求?
  钟叔河:是的。那时候我没有提周作人,周作人的书不属于古籍范围,不是会议讨论的内容。不过,在当时尽管有人称赞我的《走向世界丛书》,实际上有很大一批人没有认真地读过,甚至还没通读过我写的叙论。中国人就是这样,讲一本书写得好,没有人去认真看,讲一本书写得不好,也没有人认真去看。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想过没有,这套丛书为什么在当时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钟叔河:这个问题要大家来讲。在没看到这些书之前,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有批人到过外国去,写了一些文字,这是第一批到外国去的精英,这本身是世人所感兴趣的事情。另外,由于中国长期封闭,不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我们现在向外开放,在思想上要突破很多东西,突破自己的观念,看看前人是怎么突破,也是必要的。
  所谓走向世界,就是走向外部世界,从改革开放的意义上看,先走出去的人的水平更高一点。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内向的、向心力的、保守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系是强有力的,走向世界也是很艰难的。那么我们就要看看这些先行者当时是怎样突破这些难题的,他们突破了没有。也有些人到外国后,认为中国的礼教优于外国,还是反对和外国往来。一个长期封闭的国家,它的开放初期,走向世界的这帮人的体会,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当时走出去的人,总体上比现在的人都深刻一些,现在的中国人的思想普遍是肤浅的,他们不大注意考虑两种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也不做比较和研究,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回避。
  南方都市报:原计划出100种的,但是实际只出版了36种,这会不会是在您的出版工作中比较遗憾的事情?
  钟叔河:我是1989年离开工作的,尽管现在出版社还是很肯定我,但是又绝不会让我去主持什么事情。最近还在讲,一个出版社只要有钟叔河这样的编辑,就可以把事情搞下去。但是,1989年以后为什么不要我干了呢?我从来没有出过坏书,国家也没有批评过我。
  我这人还是比较狡猾的,出周作人都是打好了底子的,拿到了尚方宝剑,找不到岔子。最后,他们通过选举把我选下来了———总编辑要通过选举吗?教授需要通过学生选举吗?就这样,我离开了出版社。离开后,我现在的工资不低,在这栋楼里面,包括局长和编审,我的工资是最高的。我是1981年评的“正高”,那是终身的,那不是技术职务,是职称,我是离休干部,不受退休的影响,我住的房子很大。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抱怨,只可惜丛书没有出齐。
  南方都市报:后来有人提出继续出完剩下的64本?
  钟叔河:当时我计划出的100本,其他64本的资料我也都齐了,做好的已经记了标号,只要复印就行了,书在这里,还是会有人继续做的,如果没有人做,我会把书卖掉。有些是刻本抄本,不卖不行,因为家里的人没有搞这个的,他们也不重视这个东西,死掉了,可能要做废纸处理。
  南方都市报:《走向世界丛书》马上就要重印了,有人说很难出现80年的红火局面,因为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你认为《走向世界丛书》在当下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钟叔河:我认为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我刚才讲的,中国要走向世界,这个过程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还在走向世界的起步阶段。经济上好像与外面的交往很多了,甚至还很强势,但是我们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以及现代人文精神,我们还在外面,还没有融入。比如三权分立,普遍的民选,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我们中国人没有搞起来。再像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三权分立,这是人类普遍接受的,我们也没有做到。所以说中国没有融入全球体系。
  我说主张传播西方,学欧美,并不是说西方的就都好。很多制度并不全都来自外界。中国古代也有选举,议政、监察、弹劾等制度原来比欧洲还先进。李鸿章掌权,我可以上书,请求杀掉李鸿章,李鸿章不能找他麻烦的。可以上书言事,湖南人可以讲广东的事情,可以公开讲的,这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候考试是很严格的,如果徇私舞弊,是要杀头的。现在开后门却是公开的,这些就是现代化前的痕迹,官本位的遗留。中国在这些现象上,远远还没有现代化,还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40
钟叔河:买旧书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1948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虽然那时读不懂(现在也读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平装、精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1948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尤为我的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暗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一角(一碗寒菌面的价钱),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土改中农民分“胜利果实”,最没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一页页地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这真是有心人搜求旧书的大好时机,可惜我那时正因为爱看旧书不积极学习猴子变人大受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一个大包袱,正所谓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眼睁睁错过了机会。 1957年后被赶出报社“自谋生活”,反而又有了逛旧书店的“自由”,当然这得在干完劳动挣得日食之后。这时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便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两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才逐渐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白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买下“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饶述一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时为1961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一面迅速走向柜台问店员道:“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我早就从张贴在店堂里的告白上看到了,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你也应该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呀!”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我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因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出新译本,便将此书拿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报酬”是给我一百本书送人),结果酿成滔天大祸,连累好人受处分。有位从旁听过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写材料举报我,标题是“如此总编辑,如此巧取豪夺的专家”,以为可以把我推到枪口上去,结果却失算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竟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并非淫秽读物,出版社错只错在“不听招呼”,又扩大了发行范围。而买书时的我也不过是街道工厂一搬运工,并非甚么总编辑和专家,“巧取”则有之,“豪夺”则根本谈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专家,总编辑更早就没有当了,不过旧书有时还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二十多年来陆续拣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祠堂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为其中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所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线装书视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报纸上登出了准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区区此本。虽然那该是真迹,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所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钟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文汇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41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n3bRfoF_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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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42
民间有钟叔河
  ◎朱晓剑
  下午,在旧书摊闲逛,无意间看见一册《侠隐记》,译述伍光建,茅盾校注的。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介绍《侠隐记》了,说是极好的本子。这次遇见犹如艳遇一般,不可多得。回来翻阅一下,不想居然是钟叔河先生编辑的书,更是意外的惊喜了。钟叔河是自己颇为敬佩的出版人,思想通达,文笔亦好。他在读书界早已享有盛名,更何况经他手做出来的书都颇有分量。
  记得最早是在杂志上读到钟叔河先生的短文,十分喜爱,短却分量足,比时下许多灌水的文字好得多。于是,留心买他的书,《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我买的是最初的版本,读来甚觉有味。值得说一说的是买《念楼学短》的经历。书刚上市时,在书店看了部分内容,十分喜欢,但一看价格38元,还是考虑了一下。因那时经济不大宽裕,就常常跑去书店看书,每次去书店总要跑到陈列《念楼学短》的位置看一看,书依然在那,便很放心地走了。差不多等了大半年,我再去书店,走到老地方,《念楼学短》却不见了。不免诧异,去服务台查询,说是刚卖完,还有一册,却不知所踪,营业员说可能是没有了。我懊恼地走了,要是早一天把它买下来就不必这样了。
  那年春节,从安徽老家回成都,到郑州专门停了一下,去书市看一看,不得,又去了几个地方,还是没有,只好怅然而返。回到成都,依然不死心,没事总要去书店转一转,也许奇迹会出现的。我的运气似乎不那么好,每次去总是找不见《念楼学短》,有些气馁了,只好等着这书再版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去书店,却十分意外地遇到了《念楼学短》。那种惊喜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赶紧去付钱,生怕从此失去了似的。
  当然,我算不得是钟叔河先生的“粉丝”,尽管陆续买了一些他编著的书。在我看来,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比那些提倡国学的人做的要多。其实,他的那些短文章原本是用来教他孙子辈的“教材”,不在于读古文的“今译”,“而是读之有感,想做点自己的文章”,体现的是钟叔河式的读书方式和他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关于作短文,钟叔河先生说:“自己没本事写长也怕看长文当然是最初的原因,但过眼稍多,便觉得看文亦犹看人,身材长相毕竟不重要,吸引力还在思想、气质和趣味上。”这话我也深以为然。至于他编著的《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和《周作人文类编》,可以说和止庵的《周作人文集》相得益彰,我也是以前在书店遇到未买后来在旧书铺买回来的。
  (作者系知名学者,其博客名列天涯博客20强)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45
钟叔河:拥有自由的心境最重要[zt]


    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缘故,在罗灵山、吴泽顺两位老师的指导下,6年前从图书馆找到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钟叔河卷》,这大概是我大学里读的第一本“课外书”吧。读了几篇之后,便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了,其文以质朴的笔调、广博的内容和深邃的识见吸引着我,越读到后面越觉得爱不释手,于是又开始搜集钟叔河先生其它的集子,如《念楼学短》、《学其短》、《偶然集》、《天窗》、《念楼集》、《书前书后》和《钟叔河序跋》等;以及其编辑之作如《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系列和曾国藩家书等;其史学专著如《走向世界》、《从东方到西方》和《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等。从01年开始一直读到如今,书越读的多越觉得不好下笔,尤其是发现钟叔河先生的“博大而深入”之后,越觉得自己像不谙世事的孩童,只是以蠡测海罢了。先生的书我是一本一本地去读,每读至精彩处,则随笔记下感想,尽管我深知读解得不正确、不到位,因为我远没有到达那个境界,有时候可能还会产生误读误解,然而只要是我的真实感受,我都会随时记之。总体感觉是有营养,读来让人回味不已。许多文章都百读不厌,我于是推荐给室友读,室友读了推荐给同学们读,就这样,在我的周围,大家喜欢上了钟叔河先生的文章,不光是文,而且喜欢上这个倔强的有点可爱的老头。
    钟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0年被判刑十年,历时9年,始放出来,平反之后做了几年岳麓书社的总编辑,后来编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套丛书-----《走向世界丛书》,因此钟先生得了出版界的最高奖“韬奋奖”。用他老人家的话说是洗厕所洗的好,所以得了个“掏粪”奖,如此诙谐幽默,使我对他更加喜欢。也是偶然中的偶然,读大二时,我在一次调查中发现岳麓书社出的四大名著最便宜。后来我才知道,“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是在钟先生主持出版社时明确提出来的经营理念。时至今日,岳麓书社的书在全国出版社中的定价仍是最低的。而今,这个老人自称生活在念楼之上,借温书和理书为唯一的乐趣。那么,钟先生现在还好吗?他是怎么读书和编书的呢?所有的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此次拜访之前我曾打过三次电话给钟先生,钟先生每次都说“时间不允许”,他一再解释说“妻子朱纯的身体不好,已经是癌症晚期,家里不方便接待客人。很对不起你。”这次拜访之前我又打电话,可是这个号码已经不存在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朱奶奶已经走了,所以不再用这个号码了。后来在钟先生那里也证实了我这个猜想。后来辗转问人,我才得知钟先生现在的号码。我有点紧张地拨通电话,说明来意,不料,先生欣然同意第二天见面。
    既然是新年去拜访,也必须准备点礼物。我从先生的书中得知他老人家很喜欢吃笋。我就在老家的山上挖了半天,终于得了几斤笋,挑了几根模样还算俊俏的捎来了。老妈要我带上一些邵阳特产猪血粑和糍粑。我就带了这些“礼品”,上午9点半时,与我同学唐国平敲开了钟叔河先生家的门。
    开门的是位五六十岁的妇女,钟先生一边问为什么门铃没响,是不是没电了,一边招呼着我们入坐,忙着吩咐那阿姨泡茶,阿姨进厨房忙去了。我们刚坐下,阿姨就对钟先生说确实是没有电了,不能烧水泡茶了。钟先生忙向我们道歉说,“请等会,我打个电话,叫电工来看一下,因为家里小保姆回家去了,自己一点家务都不会,所以请了楼上的邻居来帮忙。”于是钟先生忙塞给我们两个苹果,叫我们吃水果。
    一落坐,先生就和我们谈起他的夫人朱纯先生。先生深情地说:“朱纯的离去,使我感到不是一般的难过,我们结婚已有五十四年,我们的感情不比一般的夫妻,谢谢你们对她的关心,她走前,要我们不要办丧事,不要设灵堂,我们遵她的遗嘱办。她走后,我写了一则哀启。说着把一份递给我们。钟先生继续道:“朱纯能文,但无意为文,留下一本《悲欣小集》,自印了300册,已经全部送出去了,不好意思,你们就没有了。”
    “朱奶奶吃了不少亏,一言难尽,奶奶的离世,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隐隐的哀痛。她的文章我们很喜欢,风格似杨绛先生。”我插话道。
    “你们喜欢读谁的文章,古人喜欢读谁的,近人喜欢读哪个?”钟先生接着我的话头就问。
    “说实话,我们没有系统地读过那个古人的文章,只是觉得朱东润先生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确很耐读。于今人当中,只系统读过您的文章,通过您,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我们也喜欢上了周作人的文章”,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并随手把我搜集来的钟先生的作品摆在案几上,请他给我签名留念。
    “无论喜欢读哪个作家都没有错,即使是喜欢读一个大众认为格调‘低’的作家,也并不代表你的境界、品位就低。我于古人之中,独喜欢张岱张宗子,近人则只有周作人。”钟先生生怕我们不理解,他继续说道:“就像我们吃菜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你喜欢这一道菜,我喜欢那一道菜,不能依据喜欢吃什么菜去评判一个人,是不是?”
    “是不是您一贯主张的‘人归人,文归文’呢?”
    “是的。张岱的《琅嬛文集》、《陶庵梦忆》,可称绝代散文,周作人的文章是近人中最好的了。你们读书一定要广博,由博返约,尽量做到文史哲都打通,学理工农医的也应读点古代作品。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研究唐代农业生产的,在陆龟蒙和皮日休的诗中便有很多关于捕鱼和渔具的描述,可作为研究农业史的重要资料。只可惜现在的年青人都不读书了,搞管理的人也不读书了,闹出很多笑话来”。
    “愿闻其详。”我说。
    “比如说杜甫江阁,杜甫诗中的‘江阁’乃是泛指,如今却偏要‘落实’在一处,还要修得那么高大雄伟 ,没有必要这样。我们的时务学堂,应该好好地修复保存下去,借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宝箴、陈三立、蔡锷、熊希龄、范源濂和杨树达诸人的大名,岂不可以大大提高湖南和长沙的知名度,也不必再和庐山去争朱熹,和成都去争杜甫了。”
    “您读书是怎么读的呢,您主张我们年青人怎么读书呢?”我问。
    “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人也只是少数,我真正读书的时间也不多,都是挤出来的,我喜欢古人的野史笔记之类,读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资料,也曾经读过二十四史。我们这一代人是没用的一代人,连朱正和我这样人都很少,可见这一代人之没用,所以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包括我在内。要研究还是研究前人。我主张你们读好书,读经典,读书时不能满足于看今人的解释,要有希腊人的怀疑精神,要有追根溯源的勇气和毅力。”钟老前辈始终很坦诚地微笑着,中间似乎偶尔流露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意,事实上仍是很自谦地自豪着。先生说话没有什么架子,这样更显得他的亲切自然。于是,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起来。
    “您早年撰写的《关于民主、自由……48条》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先生大笑过后,有些哭笑不得地说:“这是人家要整我,编印出一本《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搜集列出了我在大鸣大放时对‘民主、自由’等问题发表的意见一共有48条,当时有人说我‘错就错在有思想’,这是他们搞的。但这些确实是我的意见,我的思想,所以当时和后来我都承认了,现在仍然承认。”
    “您认为现在自由吗?”
    “现在自由多了。听说前不久出来了一套新说法,就是‘老人新办法,新人老办法’。老人新办法,就是给一些老同志留点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新人老办法’指对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旦发现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其实讲到自由,最重要的是心境的自由,像庄子那样的心灵自由自在,所以他能写出《逍遥游》和《庖丁解牛》来,拥有自由的心境最重要。”
    “您说的是不是指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是的。知识分子的英文本义,是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读书人、士大夫,中国的士大夫是一些依附于统治阶段的读书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是自食其力的,是心境自由的。你们要做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既要融入社会,又要保持独立人格,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说到这里,钟先生配上了手势语,双手张开在空中画了一圈,又回到胸口前面。意思是心境最重要。
    我趁机看了一下表,已经11:30了,拜访应该到此为止了。恰逢钟先生的女儿回来了,先生过去轻声的吩咐道:“多下点米,有师大的两位同学来了。”这时刚才那位阿姨也道别说回家去做饭了。我想起身离去,却看到我让钟先生签名的书还搁在那里,又不好催他老人家快点签名。心里想,“按常礼,第一次登门拜访,是不应该留在这里吃饭的啊!”
    钟先生回坐后说:“你们坐,莫管其它的,我们继续谈。”
    “您对10位博士联名抵制过圣诞节怎么看?”我突然掉转话题。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我不信佛教,不信儒(教),也不信基督和伊斯兰教。我对过中国的传统节目都没有特别的兴趣,更谈不上过西方的节日了。抵制圣诞节有点可笑,大家都很信观音菩萨,以前不也是外国的吗?对一种文明,我们不能轻易去抵制和否认,也不要轻易去顶礼膜拜。
    “话说回来,我并没有失去信心。前人的事迹我们可以作为借鉴。后人的智慧总会超过前人,历史总是前进的,人类文明也总是进步的。”
    “您对易中天、于丹现象怎么看?您对当下10博士抵制于丹又怎么看?”
    “他们‘讲’的我听得少,不过也听过一点,觉得有些地方讲的还蛮好的,在荧屏上出现,至少比超女强多了。会带动一批人去读传统的东西,这样未尝不可。我们有些人对待他们比较苛刻,我看没有必要,可以宽容一点嘛。于丹他们本人也要听听不同的声音,和而不同嘛,如果自己讲错了还采取为自己开脱的态度,那就不好了。象余秋雨,其实他的散文写的也好,可是有人提出批评的时候,他不接受,硬是要对‘致仕’坚持己见;刘心武也硬是要将‘江湖夜雨十年灯’说成是自己‘梦中所得’的‘佳句’,那反而不好……讲错了就承认嘛,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人都有疏忽的地方。我便曾经把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写成是刘梦得的了。中国的文人对于同类向来很苛刻,对古人也苛刻,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人想想。至于李敖说什么白话文中没有人超过他,那就不是苛刻,而是狂妄了。评文章没有统一的标准,不象赛跑用时间计算,跳远用长度计算。好吧,我们先吃饭吧!”
    于是,钟老前辈、钟阿姨、我和国平四人围成一桌。菜摆的很丰富,有小炒猪心、酸辣椒蒸鱼、冬瓜炖排骨、干牛肉、红菜台、两盘白糖煎糍粑,还有一瓶用来下饭的腊八豆。菜的味道很好,尤其是冬瓜炖排骨,以前也经常吃,但说心里话,这汤炖的的确很好吃,用国平的话说就是,“从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汤,还有那炖得恰到好处的冬瓜,烂又不十分烂,入口即融,却又似于有点咀嚼感,多喝也不腻。”那鱼也弄得特别好吃,肉很细嫩,不像我们平常在家里吃的鱼,我一连吃了很多。我心里想,以前在书上看到先生用白豆腐煮黄鸭叫,读来让人垂涎欲滴,又被俞润泉称为美食家,果然名副其实。钟先生帮我们夹了两次菜,嘴上不停地说:“我们家吃饭是很自由的啊!随便吃吧,想吃快就吃快点,想慢就慢点。”
    钟先生吃得不多,但较快,刚吃完,就有电话来,便起身去接电话了。我们陪着阿姨继续吃。来电话的不知是谁,说的是去看脑萎缩的病,大约是问钟先生认不认得什么熟人。先生很热心地和那边解释,先谈哪家医院较好,找哪些医生,挂什么号,价格多少,服务态度如何等等,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说明,反复强调这个病不可怕,要耐心……先生大声地对着手机说话,边说边在房中走来走去,通话大约持续有半个小时,显得非常热心细致。钟阿姨见后,笑着对我们说:“人都是有毛病的,最好不要搞个人崇拜。中国就是喜欢搞崇拜,很谢谢你们喜欢读他的文章。”
    吃完饭,阿姨回房休息去了。钟先生为我带来的每本书都签了名,其在《偶然集》的前面题曰:
            邓高红同学愿读吾书,为题陆放翁句赠之
            万卷虽多当具眼
   其在《知堂谈吃》的前面借周作人句题曰:
            依然有味是青灯
   最有意思的是其在《学其短》的前面题曰:
            琅玕珍重付春君,
            绝塞荒寒寄此身。
            竹简未枯心未烂,
            千年谁与再招魂。
    这是知堂老人在68年前翻阅《流沙坠简》时,见到“居延汉简”的摄影,所题的诗句。钟先生说“在他的七绝中,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这一枚汉简,系民国十九年在西北沙漠中汉代居延境内出土,原件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上全文为:
            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
    先生题完之后,时间已经下午到了1点10分了,先生显得有点累了。我们便提出告辞,钟先生起身送我们到门口,然后很直率地说:“欢迎你们以后再来,但不要经常,太频繁了也不好,有问题我们可以多交流,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写信。”
    几个小时的交往,虽不能说深入了解钟先生,但凭直觉而言,钟先生人很好,他有着常人的直率、真诚和热心,而且处处体现出毕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并且老而弥坚,根本不是梁漱溟所说的,一个人年老,思想就会变成保守的。出门的时候,我用孟子一句话概括了此次拜访:“观于沧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事实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9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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