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青主的传奇与白谦慎的世界(图) | ||
| 高翔 | ||
此书不仅是对艺术史的贡献；对凡有兴趣于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社会之各侧面的学者，这书也会成为必读的作品。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美】白谦慎著 北京三联2006年4月 |
政治学的背景使得白谦慎对于政治经济环境、社会体制和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家的生存状态格外关注。如书中对仕清汉族官员和明遗民书家关系的探讨。长久以来，对于这两类人的研究有简单化、模式化之嫌。前者往往被描述为卑琐而又好狐假虎威，后者则被美化成高洁而不同流合污。两者的关系可谓“冰炭不同器”，最多也不过是“面上寒暄，胸中冰炭”般的敷衍。然而，白谦慎对傅山及其友人在清初活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发现“在清初特定的政治情势和文化中，深怀挫折感和愧疚感的仕清汉官，是保证遗民们在困境中得以生存、在学术和艺术上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因素”(页117)。以傅山为例，他与清政府的一些官员不仅过从甚密，并且一直通过书画上的交往主动保持这种联系。曾任平定州知州的魏一鳌就是傅山最慷慨的赞助者。傅山曾因迫于生计，请他借查荒之际，减免土地税。而在傅山及其亲友与入清后新崛起的地方势力发生冲突时，魏一鳌也代为周旋。在被指控为密谋造反的“朱衣道人案”中，傅山又是赖魏一鳌和龚鼎孳、曹溶等仕清官员的全力营救，得以安全获释。另外，如第一章谈及明代白银货币化带来东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印刷文化的勃兴以及相应的书法趣味、表现形式的改变，亦清晰可见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训练的烙印。 学者们在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与微观的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时，易流于内容大而空洞和牵强的联系。其结果是将两个有相关关系(correlation)的事件误为甲导致乙的因果联系(causality)。如余英时先生所强调的，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宏观的社会变化并不一定导致书法艺术产生相应的改变。因此书法研究中，不能因为对宏观的重视而忽视来自书法艺术内部的力量——这可能是书法演变之最大推动力。比如在谈及清初碑学一路古拙书风的兴起，习见的解释是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同时朝廷对于赵孟瞓、董其昌秀美的帖学书风的提倡，造成了民间文人对金石碑版的兴趣，对帖学的反动。这些原因可能很重要，但绝不是全部。白谦慎在书中就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脉络，即明末对“奇”的狂热导致了文人篆刻的兴起和书法作品中标新立异的古文字的大量使用，继而引发了对古物、秦汉碑拓本的收藏和研究，以及清初访碑的活跃。这一系列的活动促进了书法家审美观的变化和对古代金石书法的重视。可以说，清初碑学思想的萌芽是在一个长期的物质和审美观的准备后才逐渐进化而成的，是政治、文化和书法本身几个方面相互影响后的产物。 《傅山的世界》一书英文版自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后，在艺术史学界和历史学界反响极佳。评论者除了对白谦慎“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对书法进行宏观研究”(香港学者莫家良语)给予高度评价外，对其巧妙而精致的叙述方式亦赞扬有加。如S.Skaggs在美国最大的书评杂志《选择》(Choice)上指出：“阅读此书是令人愉悦的，书中充满了色彩绚丽的细节。白先生在讨论本书的课题时不但表现了学术上的严谨，而且他对史实的叙述也给人以悬念和魅力。他向人们证明，他不但是一个好的学者，而且还是位优秀的作家。” |
| 白谦慎带来了《桃花鱼》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6日 外滩画报 | |||||||||
| 旧时月色·董桥香港著名作家 白谦慎从美国路过香港回北京小住，我约他在中环吃了一顿午饭，初次见面，谈天谈得很高兴。我早听说他热心推广张充和先生的书艺画艺，去年中秋前后张先生在北京、苏州开书画展览期间，他和北京的唐吟方都帮着策划，充和先生回美之后赐我的一幅工楷小品更是他们两位居间美言玉成。世道尚新，雅风飘零，难得张充和那样的书香闺秀一生写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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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薛龙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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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西方人读懂中国书法——访波士顿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学者白谦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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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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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山研究的里程碑 ——读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
| ● 姚国瑾 |
| 白谦慎先生中文版《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2004年由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承蒙惠赠，奉展拜读。对于傅山的研究，日本河内利治先生所编《傅山关系资料》辑录相关文章、著作不下百余种，而其中以中国大陆文章为最多。辑录文章最晚时间为1993年，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来，并且越来越缜密。就研究著作而言，除90年代以前方闻先生所著《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林鹏先生所著《丹崖书论》、尹协理《新编傅山年谱》等几种著作外，90年代后的著作应以林鹏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台湾许守泯先生所著《明代遗民的悲情与救亡——傅青主生平与思想研究》、台湾郑元惠《傅山书风研究》、美国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最具发明。尤其是白谦慎先生的著作，材料之丰富、内容之广泛、立意之高远、考证之严密，应是首屈一指的。 白谦慎先生此书原是英文书写，后来受台湾石头出版社的约请翻写成中文，从此书《致中文读者》中得知，由英文翻写成中文，篇幅大约增加了五分之一。虽然石头出版社在本书的版权页上没有标明字数，但从书的部头来看，应该不下于三十余万字，加上附注及图版资料就更厚更多了。在这数十万字的著作里，白谦慎先生不是孤立地看待傅山，而是把他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去分析，清晰地勾画出了那个时期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正象白先生在《导论》中所说：“本书旨在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的研究，对促成十七世纪书法品位转变的诸多因素，做一历史分析。傅山生前就以学术成就和书画造诣闻名他生活的年代不但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和十七世纪所有和碑学萌芽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艺术尝试，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写连绵狂草、作草篆、刻印、玩异体字，他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并留下了不少能反映当时文化趣味的杂书卷册。”“本书对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探讨，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当教育在晚明得到发展，一般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提高，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印刷书籍，导致了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间更为频繁的互动后，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味之间有著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除了采用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等等。白谦慎先生以傅山为研究对象，对明清之际的文化现象、社会风俗、政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都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考察，其主要发明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晚明尚“奇”的文化现象和明末清初书法中的异体字问题及“臆造性”临摹问题。二、傅山和仕清汉官的关系问题。三、1660——1670年山西学术圈与学术风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无疑对傅山的全面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就这三个方面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并请教于白谦慎先生及傅山书法研究者与明清艺术史研究者。 一 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十七《明代的造伪与辨伪》云：“到了明代，学风为之一变，理学家劝人不读书，名士家劝人读小品文字，学者则劝人读奇书，宋人疑古辨伪之风几为歇绝。”顾先生的目的是“疑古辨伪”，但亦揭示出明代的学风，“学者则劝人读奇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白谦慎先生正是抓住了这种社会“尚奇”的关键，他从江西文人徐世溥给朋友的一通信札入手，来观照万历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依白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或战栗的时代”，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但文化和艺术却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丰富性。究其原因，“至万历年间，明朝已经两个实际的和平与繁荣。当政府减弱了对经济的干预，商品经济就不只在城市和乡镇持续扩张发展，同时也蔓延到乡村地区。伴随经济成长而来的是教育的发展，一般民众的识字率也为之提高。而教育发展又促进了印刷文化的勃兴。”这种将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考虑的思路更容易揭开艺术现象背后的迷团。但白先生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从思想和文化的内部来进行深层次探佚。从思想方面来说，是王阳明心学对晚明思想界的影响。王阳明主张“致良知”，提出“心即是理”之说。白先生认为“这一强调本心和个人直觉的理论，为晚明的泛神论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因而梳理出一条从王阳明到罗汝芳再到焦竑、李贽的“心学”发展脉络。“心学”发展到李贽成为“童心”说。“李贽的理论便鼓励人们（包括艺术家在内）在直觉的引导下，实现并表达真实的自我。”这种理论影响到文学便是“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汤显祖的“尚奇”，书法便是董其昌之生涩和张、黄、倪、王之奇崛的流风。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是来华传教士所传之西学对中国士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宣扬宗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化习俗、科学技术、物产、奇器带到了中国，“当时的士大夫对传教士带到中国的天文仪象、望远镜、喷泉、棱镜、自鸣钟等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和羡慕”。文人们对奇器奇事的癖好和奇闻异事的兴趣，无疑在渐渐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的习俗，或者说在慢慢地改变着社会的风俗。在这里，白谦慎先生用大量的篇幅和详实的史料来说明晚明文人“尚奇”的现象，这种说明一方面反映出晚明时期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为晚明书法“尚奇”的现象分析作了铺垫，揭示晚明书法“尚奇”的现象及其本质才是白谦慎先生研究的真正目的。随后，白先生以晚明不同书法流派中的两个大家董其昌、王铎为例，进行分析，又从文人篆刻用字对书法的影响入手，细缕爬梳，来说明晚明书家多喜欢在其书作中使用异体字的现象。白先生在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由于“尚奇”现象的影响，书法对传统的认识由再现式的临摹转变为“臆造性临写”。二是由于晚明“尚奇”现象的影响，书法中使用异体字现象泛滥，甚至有随意臆造文字的问题。白谦慎先生所得出的这两个结论，不仅是晚明书法现象的真实反映，而且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尤其是“臆造性临写”为从展玩性到展览性提供了一条可行性途径。晚明追求奇崛豪放书风的流派，这两种现象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倪元璐、王铎等，书法临写多为书法临写多为大幅纵式，采用背临和意临的方法，乃至涨墨的方法，割取、拼凑古人的法帖，而成为一幅类似于创作的作品。到了傅山，这种现象大量的出现在其作品中，然注重气息，遒劲清健。篆书多使用古文，楷书多来源于《玉篇》，臆造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直到其终年。白谦慎先生在考察晚明书法异体字现象时，搜集了自宋至明末各种流传的古文抄本与版本，尽管这种流传的古文抄本与版本流传的实际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但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二 关于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一直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谢国桢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三《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一文中虽对仕清汉族官员如龚鼎孳等有所贬斥，但也承认这些仕清官员和明遗民之间的某种联系，以及仕清官员对明遗民的许多帮助。美国Grinnell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正光先生著《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一书，专论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其中《顾炎武、曹溶论交始末——明遗民与清初大吏交游初探》、《清初二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顾炎武与清初两降臣交游考论》、《清初的遗民与二臣——顾炎武、孙承泽、朱彝尊交游考论》、《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禛之交谊》、《顾亭林交游表》，以顾炎武为线索，涉及多位明遗民与清初降臣大吏，傅山便是明遗民之一。 研究傅山之交游，与仕清官员之关系是研究傅山行状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遗民者，“处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也”。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只是遗民个人的一种气节和行为，虽于亲朋好友之间亦有此劝勉，并不等于对所有人都有此要求，更不等于和仕于新朝的友人断绝往来。傅山虽然于明清鼎革之际，重于气节，不仕新朝，也要求子弟依样而作。但其于清顺治二年即与平定知州魏一鳌有交往。此中环节便是由白谦慎先生所揭示的。早在1996年，白谦慎先生便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期上发表了《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后来，这篇文章成为《傅山的世界》一书第二章《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的一部分。 魏一鳌，字莲陆，别号海翁，又号雪亭。直隶新安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科举人。清顺治二年六月，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部试一等。八月，除授山西平定知州。白谦慎先生援引王余佑《魏海翁传略》是这样描述的：“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当时南方战事未定，南明政权对南中国仍具有统治权。清政府为巩固它在北方的统治，急需网罗汉族读书人为新政权效力。1645年，清政府下令直隶省的举人必须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授以政府官职；或参加下一年的进士考试。魏一鳌在清政府的逼迫下在同年参加了吏部的考试。”满清入主中原，读书人仕清大约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官高位重，迫于形势，虽感到有负于前朝，而又不得不仕者；一是在前朝有功名者，朝廷新选，有违抗者，指名拿问。迫于压力，或考虑家庭老小等种种因素，又不得不仕者；还有一种是积极向新朝献媚，原做鹰犬者。魏一鳌便属于第二种。魏一鳌任平定知州一年间，他的老师河北大儒孙奇逢曾有一信寄他，其中云：“昔人云，不得为官猶得为人。盖为官之日短，为人之日长。况一年平定，百年循声，岂以今日去官而减价乎？张日葵、苗九符诸公此际定有月旦也。”张日葵即张三谟，字日葵，山西平定人，曾任明朝大理寺卿。明亡后，隐居不仕。魏一鳌任平定知州其间，很有可能拜访张日葵，因为这在古人是常理。傅山于甲申之际曾住平定东池，东池即为张日葵之别墅，此见傅山《东池得家信依右玄寄韵》。《有关朱衣道人案的三个题本》中傅山说他在平定住了一年，盂县住了二年。期间傅山生病，张日葵曾前去探望。这段时间，傅山亦曾流寓于平定嘉山、七亘山、寿阳石河村、盂县、汾阳等，间回太原小住。此一时期傅山多赖同学和故交的帮助，其中有白孕彩、孙颖韩、郝旧甫、王如金、薛宗周、戴枫仲等。傅山与魏一鳌的相识和张日葵或白孕彩有很大的关系。白谦慎先生通过傅山给魏一鳌的十八封信札，深入研究了傅山在顺治二年以后至顺治十二年间与仕清汉族官员的一些交往。这些交往揭示出傅山后来与河北士人及江南士人交游的复杂关系。顺治十一年，傅山因南明宋谦的供词而缧太原府狱，在审理过程中，正是由于魏一鳌证词的决定性作用，魏并通过其上司山西右布政使孙茂兰的暗中帮助，及在朝的官员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左副都御史曹溶等人的开脱，傅山最终无罪释放，使得傅山在“甲午朱衣道人案”能够躲过一劫。魏一鳌是孙奇逢的弟子。孙奇逢乃当时北方之大儒，直隶容城人，明末，讲学河北，隐易州五公山，结茅双峰，以理学为宗。明清鼎革，南下至苏门百泉，水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此后，夏峰之地，学人来往不绝，从学、问学者甚众。傅山由魏一鳌而拜謁夏峰，由夏峰而广识夏峰之弟子，及夏峰之友人。魏介裔、申涵光、殷岳、杨思圣、王余佑、刁包、杜樾等。其中魏介裔曾做过满清新朝的都察院左都御史、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杨思圣做过山西按察使。这就是说作为北方明遗民的代表人物孙奇逢并不反对自己的弟子去做新朝的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顾炎武的弟子潘耒，也是这种情况。明遗民们虽然不反对弟子，甚至家中子弟入仕新朝，但遗民对遗民入仕新朝的态度却是有遗憾和嘲讽的。白谦慎先生通过对傅山和魏一鳌交往的研究，揭示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研究说明明末清初的历史状况，这对文化史的研究和书法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云：“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经世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及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清初之学所以大，王氏所言“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经世”之说，明末，在针对明末“王学”末流空疏一脉的泛滥下已开其端。但明遗民深感亡国之痛，多有义举，仍无可奈何，进而反思明朝灭亡之原因，以求结论。故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叹。黄宗羲、王夫之、傅山，莫不如此。对于清初学人之关系，白谦慎先生1998年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曾发表《十七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山西的学术圈对傅山学术与书法的影响》，这篇文章也成为本书第三章的重要部分。傅山在甲午“朱衣道人案”之后，于顺治十三年南下，然活动范围仅次于南京周围。对于傅山的这次南下，或曰与郑成功兴恢复之师有关，惜无有力证据。但傅山的这次南下，于淮安访望社领袖阎修龄及其子阎若璩，于沛访阎尔梅。至于还交往那些遗民和学人，不得而知。康熙二年，傅山五十七岁，初春，顾炎武来访。四月，傅山至辉县，访孙奇逢。六月，申涵光游太原，来访。十月，与李因笃订交。后来，广东屈大均、山东王士祯、秀水朱彝尊等，先后来太原拜访傅山，俱有交流。但白谦慎先生所说的山西学术圈可以说是从康熙二年始慢慢形成的。山西学术圈以顾炎武为代表，包括傅山、阎若璩、李因笃、戴枫仲、潘次耕等，与河北孙夏峰、关中李二曲构成了北方的三大学术圈。而这三个学术圈，孙夏峰、李二曲是倡导“宋学”的，顾炎武等是倡导“汉学”的。此可见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白谦慎先生在此处用了大量的篇幅和事实来论述傅山与学术圈人物的交往和研究。傅山对“理学”提出了很多的辩难，并不是说傅山反对程、朱或陆、王，而是对明朝覆亡的一种文化反思，空谈误国已是哪个时期士人的共同认识，只是不象傅山那么激烈。傅山的家学是《左氏春秋》和《汉书》，傅山著《春秋人名韵》、《西汉书姓名韵》、《东汉书姓名韵》就是为深入研究史学做准备。傅山读书极广，于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子学、唐诗、佛教等，多有涉略，尤其对诸子发有宏论。但傅山所欠处，在于少有系统。故江藩于《汉学师承记》不列傅山。当然，或许江藩未能见到傅山的著作，不过阳曲张耀先于乾隆十二年已刊刻《霜红龛集》十二卷本。徐世昌著《清儒学案》，置傅山于顾炎武之下，虽不单列，然从学派的角度还是有些道理的。白谦慎先生援引顾炎武致学生潘次耕的一封信札：“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今废之而别作一篇，并送览以志吾过。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迟迟自有定本也。”又引阎若璩《潜丘箚记》：“先生（指傅山）少耽《左传》，著《左锦》一书，秘不示人。”亦引傅山《毛诗注疏批注》：“垂橐，《管子》<小匡篇>及<齐语>皆有之。今行《国语》径作櫜，音古刀反，大诬。宋但泥《左传》“垂櫜”语，不详文义而音之。今日李天生〈与顾宁人诗作〉五排律中，用“垂橐”字，顾求其疵曰：“是错矣，经传无垂橐之文，但有左氏垂櫜。”谓李以“橐”为“櫜”也。何言之易也？余不敢举此以证，恐忌也。察士无凌之事则不乐。”以此来说明傅山对文字音韵与经史的熟识。学术界称顾炎武一派为“朴学”，实际上就是认可其“崇尚朴实、注重实证考据”的学风。顾炎武云：“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阎若璩亦云：“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讹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白先生不断地引用“朴学”家的言论，来反映当时山西学术圈的作用以及对后来乾嘉学派的影响。从白先生的求证中，我们不难发现傅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这一群体由重史实而对金石文字的广泛搜集，对书法的拓展也产生了的积极的影响。由吉金而古文篆书，由碑铭而隶书，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人书法的风尚。傅山在其书法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古文篆书和隶书的作品，白谦慎先生在此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予以阐述。 其实，傅山的交往不限于山西学术圈，和孙夏峰及其门人的交往，和李二曲及关中人士的交往亦较为频繁。这些白谦慎先生在书中都有所涉及。前已论述，此处不赘。此外，傅山和山西本地学人的交往，除戴枫仲外，还有很多。如：文正之、范鄗鼎、李中馥、曹伟、毕振姬、朱之俊等，这些学人有的是理学正宗，如文正之从辛复元学，而辛复元为明初理学大家薛瑄的传人。毕振姬、朱之俊、范鄗鼎既为仕清汉族官员，又通于理学。李中馥、曹伟则为明遗民。另外，傅山还结交了许多高僧，所以傅山对佛学亦有深究。这对于全面研究傅山的学术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白谦慎先生除了以上三点外，在书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傅山的书法，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图片资料，这不仅在文献上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为傅山书法的鉴定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资料在藏家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能加以利用，或许还有些资料没有被及时的发现，作品的真伪还有待进一步辨证。书中关于傅山和碑学之间的关系、古文篆书是否来源于郭忠恕《汗简》的问题，亦还有商榷的必要。但这些都无损于本书的价值。毋庸置疑，《傅山的世界》一书，已经成为傅山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注]：书中引文文中未予说明者均来自《傅山的世界》一书。 [附]：近悉三联书店出版大陆版《傅山的世界》，这对于研究傅山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道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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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25 作者：白谦慎 来源：http://nacca.us | ||
';}}" colSpan=2>海外中国书法研究简介——白谦慎 | ||
| 白谦慎：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几点感想 |
| 2010-1-12 来源：浙江在线-世纪美术 |
| 关于“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几点感想 在2009年岁尾，我有幸参加了由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近年来，我常回国参加学术研讨会，和其他一些学术会议相比，这次会议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会议规模大、时间长。从报到至会议结束，前后历时5天。但是，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一点不觉得长。这是因为会议的内容丰富，除了学术讨论外，还安排参观了南朝的石刻艺术，南京博物院的书画收藏，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创作的书法作品的展览会。会议期间的三场专题演讲都很精彩，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质量高。讨论时，与会学者和听众都非常投入，会下同道们还有许多的时间进行交流，所以5天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过去了，大家都觉得过得非常充实。 第二个特点是，这次会议同时举办了与会学者的书法展。为什么要举办一个书法展览呢？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中国古代，书法研究者都是书法家，这成为了中国艺术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由于近年来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始出现了创作和研究分离的趋势。中国书法是一门非常抽象的艺术，研究者若能挥毫，对它的艺术语言的掌握就比较容易，分析就容易深入贴切。其二，近年来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书法的情况越来越多，对和书法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也更为普遍，这样做固然对推进书学的研究都是有益的，但是，有时也可能会带来另一个后果，即对书法艺术本身的关注反而比较少了。所以，在围绕着古代书法的创作展开学术研究的同时，举办一个由研究者创作的书法展，就是希望人们在研究书法时，始终把书法的创作和欣赏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不要忘其本。 第三个特点是，这次会议邀请了一些业余从事书法研究的学者。比如说，四川省通信管理局的贺宏亮、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王家葵、辽宁工业大学的韩浩忠等。我以为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代学术日益显现出工业化的倾向。没有与书法研究相关的学位，进不了高校，这就意味着，这些业余从事研究的人们很难申请到各种项目和研究基金。但是，业余研究者是出于对书法艺术的热爱才进入这个领域的。在学术腐败日甚一日的今天，他们的研究动机相对比较纯，通常没有很强的功利心，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也往往比较专注。对他们而言，没有学术的截止期，因为他们不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发表一定数量的书法论文来提职称。而且他们还常常可能有不同于专业研究者的视野。以我所了解的王家葵和贺宏亮，读书均极广，思维敏锐，学术素质都很好。而邀请业余的书学研究学者来南京参加这次会议，体现出来的是学术上的公平，亦即，邀请学者时，不看学历，不问职称，只以学术能力为衡量标准。中国地大物博，人才很多，南京会议邀请业余学者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正能够在书学界提倡公平的学术观，同时也能鼓励和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到书学研究的领域中来。 虽然说国内举办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多年了，但是，在如何提高学术会议的质量方面，我以为还是有改进的空间的。比如说，这次南京会议给每位提交论文的作者20分钟的时间来宣读论文，这应该说是比较充裕的。况且，会议已经印出了所有参加会议的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提交论文的人们应该把自己论文最重要的部分扼要地介绍给听众，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介绍自己为何关注这个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切入这个问题的。但是，有些与会者似乎经验不足，以通论的方式来宣读自己的论文，结果在演讲时间都快用完时，才刚刚进入论文的主要部分。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评论中。在评论论文时，应该尽量避免一些枝节问题，抓住最主要的问题来予以评说，并提出一些可能引导听众在提问阶段能够积极参与的问题。上述问题，还反映出有些作者喜欢在一篇论文中，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讲清楚。这样做，不但论文的主要观点不容易突出，而且常常因为时间不够未能予以充分地发挥。所以，提交学术会议的论文，最好不是综述性的论文。宣读论文时，也要抓住最主要的部分予以充分地阐发。 我本人在这次会议中，本来是作为一组论文的评论人，由于吉林大学的丛文俊教授未能赴会，我担任了两组论文的评论。我在评论胡新群、陈志平、梁寒云、金丹这组论文时，指出这4位代表的论文写作本身都比较成功，并借此机会专门强调了学术论文写作本身的重要性。学术论文的写作问题我在2009年7月苏州举办的中国书法史讲坛上就讲过。我之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近年来读过的不讲究写作的论文实在太多。由于有很多年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前来参加会议，我专门提到了对自己的文字要抱有负责的态度，要养成反复修改一篇论文的习惯。我本人的论文通常都是修改了五遍甚至十遍以上才拿出去发表的。而修改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反复思考、理清思路、用最为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观点的过程。 近些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国内各类大型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了。但是，无论是我本人在会场上的直接感受，还是会后和同道们的私下议论，都使我相信，这次南京书协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是极为成功的。这次会议能够成功地举办，除了得到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外，会议的筹办人曾专程赶到苏州，向已经多次成功地举办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苏州书法家协会取经，这种见贤思齐的态度是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在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江苏省，一些地方书法家协会已经形成了一种讲求学术研究、推动学术研究的风气。这在学术腐败相当严重的今天，不但难能可贵，也是令人欣慰的。白谦慎（美国） |
| 学术眼光看傅山——访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白谦慎 |
| 白谦慎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后赴美留学并获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1997年至今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中国艺术史教授，2004年获终身教席。主要中英文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等。 2007年春节期间逛书店，一本名为《傅山的世界》的书吸引了我。拿起来翻了翻，介绍说是一本研究傅山书法的学术专著，所以就放下了。但实在是与其有缘，几天后，同事因工作需要从书店借回了一本，于是我有缘再捧此书。不承想，一看便被作者严谨的学术精神和飞扬的文采所吸引，认认真真地把它读了一遍。而更没有想到的是， 7月29日中午，我与此书的作者、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教授白谦慎先生面对面地坐在晋祠宾馆的一间房子里，他成了我的采访对象。 白先生告诉我，加上这次，他已是第5次来太原。为了研究傅山以及他所处时代书风的变革，白先生从1992年起，每两年来并一次。访问故迹专家，收集相关资料，直至2005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在内地面世。此次来并，离他1998年最后一次到太原已是9个年头悄然而过。 人到中年的白先生身着一件印有北京大学标志的T恤。他曾是北大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后赴美国求学。博士阶段改学艺术史，毕业后留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成了一名终身教授。在上海长大的白先生说着一口略带南味儿的普通话，与我说傅山、说书法，严谨而和缓。 说到他选择傅山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白先生在言语间也满是一种学术人的风格。他说，在研究傅山方面，山西的研究者做得工作最多，他们做了很多基础工作。自己是一个后来者，是在别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做了一些工作。他只是把傅山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因为傅山是理解17世纪中国文化和书法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听了白先生这番话，我明白了为什么《傅山的世界》与好多本土研究者的著作不同，它多的是几分严谨的学术精神，少的是几分浓浓的感情。 在中国书法史上，在明末清初时期，可供白先生选择的研究对象肯定不止傅山一人，但他却独独选择了傅山。而且，白先生与其他一些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把傅山放在晚明清初大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背景下，以傅山来反映时代，以时代来观照傅山。说到他的这种选择，白先生也是娓娓而叙。 白先生告诉我，作为研究中国书法史的对象，确实也有一些人可以选择，但与傅山相比，他们都不如傅山理想。傅山生于明万历中晚期，活到了康熙中期，而这段历史又是中国最有意思的一段。傅山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他与明末清初中国书法的所有变革活动都有直接的关系，且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和重要成员。在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中，几乎无人像傅山这样经历丰富。有的书法家虽也很重要，但他比较单一，只能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而傅山则可以反映多个侧面。从这个角度讲，傅山是研究17世纪中国书法嬗变的最佳切入点和最佳人选。这样的研究对象很少，很难找，能找到真的是一种幸运。 傅山一生特立独行，秉持思想与精神的独立，最不循规蹈矩，最具有反叛与质疑精神。而对于傅山的这些性格特点，白先生也以历史的观点加以解读。 白先生认为，晚明是一个虽政治腐败，但思想文化却非常开放活跃的时代。崇尚“新”潮，追逐“奇”异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所以，在晚明的思想文化界，有一些人也具有与傅山一样的思想和精神特性。所以，傅山是一个时代特点非常鲜明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开时代风气的人。 傅青主一生书作多多，而最能代表他书法水平的有哪些呢？白先生认为，傅山的小楷和行草一般都非常优秀，他的手稿也非常好。而现今藏于晋祠博物馆的行书 《晋公千古一快》，则是其上品中的上品。而对他的连绵大草，则要认真甄别，加以区分。 白先生是一个严谨的学术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很多研究傅山者一致认同的傅山曾较深地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活动的观点表示疑问。而面对这一提问，他的回答也是学术型的严谨：我只是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傅山在思想上肯定是反清的，行为上也肯定介入了，但究竟介入多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傅山在行动上介入了很深的反清活动。这或许也是他的一家之言吧。 在本次国际研讨会上，白先生提出了要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傅山研究的队伍中来。我问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告诉我，傅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化人士，也是山西的文化符号，应加大对他的研究。目前虽然已进行了不少研究，但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继续开发。年轻人代表未来，他们能加入到傅山研究队伍中来，是这个课题得以继续的新鲜力量。但遗憾的是，在目前的研究者队伍中，乏见有年轻人的身影。能在傅山诞辰400周年纪念之际举行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为推动傅山研究的进一步前行，为吸引年轻人加入到研究者的行列，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自己目前的研究重点虽已转向别的课题，但还是会十分关注傅山的研究，还是非常希望有年轻人加入到研究傅山的队伍中来。 再次与白先生说到他的大作。与国内的很多学术性著作相比，《傅山的世界》少了一些枯燥乏味的学术味儿，多了一些文采飞扬的引人劲儿。白先生说，他的这本关于书法的学术著作着手研究始于1992年，共历时十几年。也许功夫不负苦心人吧，他这本学术专著目前已分别在美国、台湾和内地先后出版，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说到这里，白先生也是十分的开心。 就像不能奢望所有的海水都是同样的蓝色一样，作为傅山的故乡人，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研究傅山的人都对傅山带有一种浓浓的感情。也像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不尽相同，但我们应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学术研究也一样，我们尊重每个学术人的学术视角和学术精神。 采访过白先生，一个严谨的学术人印象，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 |
| 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070803；本文作者：宁沁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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