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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卡西老潘推荐给我齐邦媛教授简装版的《巨流河》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24
标题: 卡西老潘推荐给我齐邦媛教授简装版的《巨流河》
齐邦媛（1924～），女，汉族，辽宁铁岭人，台湾地区以及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25
主要著作　　1.《千年之泪》
　　2.《雾渐渐散的时候 》 齐邦媛

3.《一生中的一天 》
　　4.《巨流河》
　　5.英译《城南旧事》（部分，林海音原著）
　　此外，还主编有《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 Taiw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文文学》等。




人物经历　　1924:元宵节生于辽宁省铁岭县一个汉人家庭（据其本人的书《巨流河》一书的自述）。父：齐世英（铁生）母：裴毓贞（纯一）。
　　1938:十一月底由父亲带往重庆，就读南开中学。
　　1943:联考入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前往四川乐山，一年后转入外文系，受教于朱光潜先生。
　　1947:大学毕业。九月得国立台湾大学聘任外文系助教，到台北。
　　1948:与罗裕昌于武大校友会相遇，十月返上海由父母主持，在新天安堂基督教会结婚。返台。
　　1953:台中一中任教高中英文。（至1958） 年轻时候的齐邦媛

1958:至国立中兴大学（原为省立农学院）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英文秘书（1959-1965）。
　　1967:随夫调差，迁回台北。第二次考取Fulbright Exchange Fellowship赴美任教于印第安纳St.Mary-of the-Woods College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同时正式注册进Indiana University进修比较文学。
　　1969:返台回中兴大学，出任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
　　1970:开始在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讲授文学院高级英文课程。
　　1977:台大外文系专任（讲授英国文学史、高级英文、翻译等课）。
　　1978:参加中华民国笔会。赴瑞典参加国际笔国年会（International PEN）。
　　1982:暑假至纽约St. John’s University开中国现代文学会议。首次与大陆文学界同时出席。
　　1985:应聘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讲授台湾文学（春季班）。同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中国现代文化会议。
　　回台后遭到人行道上车祸，重伤。
　　1988:由台大外文系退休。次年台大颁赠名誉教授位。
　　1989: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小说卷一至五。台北：九歌。
　　1990:评论集《千年之泪》出版，台北：尔雅。
　　1992:接Chinese PEN Quarterly总编辑工作（至1999）。林海音原著，殷张兰熙、齐邦媛英译《城南旧事》出版，香港：中文大学。
　　1999:四月赴北京与南开中学班友作五十年后首次重聚。主编《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 Taiw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出版，台北，天下文化。
　　2000:齐邦媛、王德威主编英文版《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文文学》论文集出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2001:“九一八”纪念七十周年回故乡沈阳，兄妹四人向东北中山中学献“齐世英纪念图书馆”。
　　2003:十月，鼓吹（催促）设立“国立文学馆”于台南成立，经立法院改名为“国立台湾文学馆”。
　　2009：记忆文学《巨流河》出版，台北：天下文化。
　　2011：:获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散文家‘。





生平事迹　　永远的齐老师
　　　在台湾，齐邦媛有着“永远的齐老师”之称，二十三岁（1947年）应聘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开始，她毕生从事教育，并且负责过翻译出版、统筹中学教材编选、推广台湾文学等工作，真正桃李满天下。小说家白先勇这样形容他的老师齐邦媛：“她一生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真！”并将她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受父亲影响，齐邦媛对政治也有极深的思考，在大学外文系的教学中，她首先将《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反独裁作品引入课堂，要求学生阅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芳明多年后这样回忆：“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期待……都在齐老师的文学解释中获得依靠。” 齐邦媛老师

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流经该地的辽河在清代名为巨流河，本书书名即来源于此。由于父亲齐世英跟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失败，被迫流亡，六岁的齐邦媛也跟着母亲离开东北故乡。此后的十七年大部分是战争岁月，齐邦媛跟随父母从南京、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线一路往西南，在南开中学四川分校度过少女时期，后就读国立武汉大学，师从朱光潜、吴宓等名家。六十多年前在武汉大学上朱光潜英诗课的手抄笔记，齐邦媛珍藏至今。1947年，齐邦媛大学毕业到台湾，直至1993年，才再度踏上大陆的土地，重返故乡。
　　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解释她写此书的初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而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而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她，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为简体版重写一章书
　　　《巨流河》繁体版的腰封上有一句煽情的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与许多同类型的书不同，尽管经历过战争时代的颠沛流离，建设台湾时的艰苦，描写的是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变迁，反映的是两代中国人的苦难，《巨流河》的字里行间却散发出沁人的温暖和乐观，让人可以通过文字轻易触摸到齐邦媛内心的火热。
　　这种温暖正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为时代周报推荐书目时所说的：同样颇具史诗风格，但味道却截然相反的，是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它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个中国女孩子在抗战、内战、辗转流亡台湾的艰苦岁月中，奋斗、成长、追求幸福与理想的故事。然而它是如此平实、充沛，如此充满温暖、希望，读后我们禁不住要相信，中国人对人性，对未来的不可救药的乐观虽然好像很肤浅、幼稚，其实还是有道理的。 齐邦媛教授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为《巨流河》撰写的文章形容它“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
　　时隔一年三个月，《巨流河》出版简体中文版，首印一万两千册。繁体版全书的25万字略有缩减，删减部分主要是国共时期的历史观点，封面从日军战机轰炸下血光冲天的重庆，变成了东北家乡深蓝色蜿蜒的巨流河。尽管此前四年的写作已消耗了大量的心血，加上近年身体欠佳，齐邦媛仍极为重视《巨流河》简体版的出版。齐邦媛亲自执笔重写了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对新的封面颜色、文字颜色、署名，以及书中图片选用都一一给予意见。至于受到关注的部分删节，她说在不影响全书的完整性和著书的意义时，都可以体谅与同意。
　　齐邦媛的认真也反映在采访之中，在收到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函后，她花了三周时间，亲笔手写了整整五页纸作为回复。对于她来说，《巨流河》可以接触到中国大陆的读者，是代替年迈的她真正“还乡”了。
　　张大飞是回忆，不是初恋
　　　读过《巨流河》的人都会记得贯穿全书始终的 “张大飞”，这个东北少年的父亲原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一家八口因此逃亡离散。张大飞放弃学业报考空军，成为一名飞虎队员，“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斗，只有保卫国家”。在整整七年的时间里，张大飞都与少女齐邦媛保持通信，直到二十六岁战死，还托人将一包齐邦媛写的信交回。2000年，齐邦媛再访南京，到了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在石碑群中找到了刻有张大飞名字和生卒日期的纪念碑。
　　张大飞的照片如今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段亦兄妹亦恋人的朦胧感情在书中荡气回肠，令许多读者动容，以至于不少记者都追问齐邦媛：“这是你的初恋吗？”就连正在筹拍电影《飞虎队》的导演吴宇森也被这段故事打动，曾公开表示“看了非常感动，但我没有取得版权，不能纳入片中”。但齐邦媛说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不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诞生，因为很怕电影的刻板处理会让纯文学中人物的“纯真”简单化，是一种亵渎。
　　齐邦媛说张大飞的生与死对这本书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她想通过一个这样的人来描写那个年代一批人的心路历程。“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1]




荣获奖项　　2011年3月，齐邦媛获得华语文学奖2010年度最高奖“杰出作家”提名。[2]
　　2011年5月7日，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广州颁奖，荣获2010年度散文家[3]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27
《巨流河》感动读者 齐邦媛：我无大怒也无大乐
2011年02月25日 来源： 新京报

   



　　齐邦媛在佛光大学的同学当中。她有三千多学生，最集中的机构是“中央研究院”，所以和学生们在一起应该是她最快乐的时刻吧。
　　齐邦媛 1924年生，辽宁铁岭人，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近年出版回忆录《巨流河》，在华人世界引起轰动。
　　2010年，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的家国记忆感动了无数读者，这本书也因此成为各种年度好书评选当中最热门的候选。2011年1月，《巨流河》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的口述自传也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两相对照，读者自有感怀。一周前的台北书展期间，适逢齐邦媛女士87岁生日，本报约得老人的专访，并邀请读者一起再次回到记忆当中……
　　教育 写老师，更写时代
　　新京报：看《巨流河》的时候让我特别感慨的一点是教育，虽然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是可以看到你受到了非常完整的教育，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包括后来你自己当老师，又把一些理念再往下传。你用了很多笔墨谈南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们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齐邦媛：是，我们老师那一代恰好是最后受到完整教育的一代，那些老师都很凶，他们是从小在私塾里被打大的，所以他们不能打我们，大概很伤心。他们受私塾教育，背《千字文》、《百家姓》，他们什么都背，所以什么都知道，长大以后又进清华学堂，有了很多新的观念，比如朱光潜去香港念书，朱老师在国外十几年，就是念书，没有花样，所以很扎实。
　　新京报：张伯苓校长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感觉已经在你身上种下了和教育有关的种子。
　　齐邦媛：当初张伯苓校长真了不起，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没有受那么多的文科教育，他就是说，国家要强，你自己要强，因为你强，中国有你就不亡。那么简单的话，他说得那么诚恳。我年轻的时候，有那样的老师用那样的声音，给我们打的底子蛮厚的。那时全世界所有人来中国，都去看南开中学。现在我们一些南开大学的校友说我们是小南开，我说不是，你们是靠我们出名的。我从小很受张校长感染，觉得校长讲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想到张校长，就像冰山融化了。
　　新京报：还有教物理的魏老师，也很了不起，今天的老师不会再这样给学生打分了。
　　齐邦媛：对，我前几天收到一份从大陆寄来的报纸，中间有一页是梳理2010年去世的文化人，其中就有那个老师，叫魏荣爵，95岁。魏荣爵那四句话真是很棒，我们有个学生考物理交了白卷，在试卷上写了首词，意思是，我本来爱文学，干嘛学物理。魏老师回了四句话———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后来那个学生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毕业以后回北大教书。可惜那批人后来自身难保，很快变成政治牺牲品。一个人说违心之论是很伤心的，朱老师最早被斗争，说了很多违心之论，可是不说不能生存。
　　新京报：所以在《巨流河》里你把大量笔墨留给了这些老师。
　　齐邦媛：写这本书，中间写我老师很多，我其实是在说整个一个时代。抗战时候，政府确实困难，但战区的任何学生那时都可以公费吃饭（不是四川的地方都是战区）。政府维持20多万学生的饭费，也是很大一笔钱。我父亲在做文化教育的工作，他们做决策，给钱是真的。
　　传承 我反对所有过分的东西
　　新京报：这些后来都影响到你自己作为一名老师传授知识时的态度？
　　齐邦媛：是，在台湾，许多以前的课程连名字都没改变，大学教育维持相当高的水准。我的学生到美国念书没有补习英文的，我们这里很多大学是用原文书。一则翻译不容易，二则老师也习惯用英文书。我上课用英文教课，有一天不小心说了些中文，他们说，“哦，你会中文呐。”
　　新京报：这样教育下来的效果怎么样？
　　齐邦媛：大陆开始炼钢时，台湾开始有留学生去美国，台湾那段时间出了许多科学家，代表一种真正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受教育，维持基本的伦理。那时候我还跟别人吹，我们的小孩没有变坏。后来我们的小孩变得也很坏。
　　新京报：作为老师，你希望学生从你这里传承的是什么？
　　齐邦媛：我个人最讨厌的就是“暴民”，我觉得一个理智的人最反对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爱情也是，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我父亲跟我最常说的话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气。”我们小孩时觉得沉住气没意思，可我后来知道这个很重要。《美丽新世界》和《1984》是我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要念的书，他们要明白、要想到政治是怎么回事，而且《美丽新世界》这本书更好。
　　新京报：你提到了父亲，那你受到的家庭教育的部分是怎样的？
　　齐邦媛：台湾小，大家都竞争，所以家庭投入很多，希望孩子能进好的学校、好企业。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虎妈战歌》，那本书我整个看完了，觉得里面有的内容也过分，我反对所有过分的东西。所以我写的东西不过分，愤怒也不过分。我只有对日本人是真正的愤怒。我们从南京逃出来的时候，坐江南铁路的火车，是个小的窄轨火车，从南京开到芜湖需要几个钟头，结果，日本人跟着火车炸，火车里都是逃难的人，后来我们上船又追着船炸。那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给他们那么小的人追。
　　人生 将来可以“含笑而死”
　　新京报：你在《巨流河》里也提到，学生时代很多同学去参加学生运动，你觉得文学和现实的关联是什么？
　　齐邦媛：我就是喜欢文学。其实应该鼓励少数书呆子，这些人绝对不多。我们同学都参加学潮去了，像我这么坚持做书呆子的（很少），每个社会都靠少数我们这种人撑着，很多基本东西都是文人传承下来的。我当初在学校他们认为我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也没饿着，我不觉得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就什么都不懂。
　　新京报：你按照父亲的教诲认真读书，却也因此被同学们嘲讽。
　　齐邦媛：我学潮的时候没参加，他们很跋扈，我不吃人家跋扈的一套。我后来在台湾教英国文学，英国人最反对法国革命，因为看了很多残忍，所以英国人养成检讨的习惯，《双城记》里有对法国革命最有意思的反映。
　　新京报：有人评价《巨流河》是把波涛汹涌转化为波澜不惊。是什么力量可以做到这一点？
　　齐邦媛：心里头不甘心呐，我觉得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我死了就没人知道了。我出书时已经80岁，我只想我能不能说一些我能说别人不能说的话。我知道的，在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说的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我现在说得很高兴，我居然还活着。
　　新京报：如果这些故事没写出来呢？
　　齐邦媛：那就像我父亲说的，与草木同朽。我写这本书时已经80岁了，我自己觉得，坐在那儿也没死，怎么还活着，就做一点吧，就这样。
　　新京报：书出了以后，想到过会这么受欢迎吗？
　　齐邦媛：不晓得，尤其是在大陆，我觉得和台湾有生活、思考的距离。他们为什么有兴趣，我猜想是好奇吧？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用个人史写出了家国史，同时对历史不仰视也不俯视，所以不光是好奇。
　　齐邦媛：我除了大的问题不说以外，我说了一些大的背景，这些我以后没有人知道，我确实在场，看到的比较多。当初抗战，死了那么多人，都是很诚恳的人。我的写作态度是非常客观的，这就是我人生的态度。我教了大概3000多的学生，我并不是对少数人说话。我希望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新京报：这本书受到关注，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齐邦媛：如果说“含笑而死”这个词的话，我想我将来就是，我真的好高兴。我无大怒也无大乐，是很平静的快乐。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我觉得最后来不及了，居然完成了，做出来了。我没有立场也没有要什么。
　　■ 记者手记
　　抹不掉的只有乡音
　　见齐先生那天是正月十五，她的生日，地点是台北著名的明星咖啡馆，她热情地招呼大家吃好一点，还说要她来买单。一落座她就介绍起咖啡馆的历史，周梦蝶曾经在门口卖过袜子，黄春明、白先勇曾经在这里写稿子，自己找他们办事的年代都来这里。对店里的东西，她也熟悉的很，告诉我们，很多菜单是白俄人当年逃难带来的，以前蒋经国有时也会来这边吃饭。
　　已经80多岁的齐先生走路需要借一些手中雨伞的力，可思维却清晰的很，讲起话来喜欢开玩笑，不经意间，就引得桌上的人大笑。她系一条很漂亮的丝巾，是某个学生送的，送了丝巾的学生会要求她系上拍了照寄回来，以证明物品的确有在使用中。每次有学生去养老院里看她，也会翻找自己曾经送的卡片，看看老师有没有保存好。这对教出过3000多个学生的她来说，应该是幸福的吧。
　　关于大陆，她说大概轻易不会再回来了，一来已经没有直接的亲人，二来也不大喜欢跟一些人半深不浅地谈话。而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言语间还能听出一些东北口音，将其称之为乡音吧，是抹不掉的。（采写　记者 姜妍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28
凤凰网文化对话齐邦媛：80岁仍心灵未老2011年10月10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陈书娣




图为台湾翻译家、文学家齐邦媛先生


图为齐邦媛先生回复采访手稿page1

（凤凰网文化讯 记者 陈书娣）核心提示：已年届87的台湾翻译家、文学家齐邦媛回忆写《巨流河》之际已八十岁，“终于有了完整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大病中重得余生，自知每一天都是上天恩赐。”她说，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是它安慰，甚至鼓励，用各种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气的人。而这一切都源于她至今仍抱持大大小小的使命感。她称赞大陆作家文字里已有大悲悯情怀，是一种新的阅读深度。
大陆作家文中有大悲悯  形成新的阅读深度
凤凰网文化：您对现在的大陆文学了解多吗？有哪些作家和作品您个人比较欣赏的？
齐邦媛：我做中西交流文学翻译那些年，很少得到大陆的作品资料。1990年代读到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和张贤亮的《绿化树》印象最深。最近有人赠我一本莫言的《生死疲劳》，书的后记“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谈到大悲悯的问题，令我看到大陆作家的一种新的阅读深度。
凤凰网文化：谈到个人写作，您曾说在梦里也会用到英文，为什么会有这样浓厚的英文情结？
齐邦媛：凡是写作者都有浓厚的文学情绪，我对英文的情绪，大约和真正爱好或深研音乐的人一样，日思夜想中都有牵萦，用中文写作好似弹琴。
前人多使命感 比今人更不易受诱惑
凤凰网文化：您曾拿您的父亲，和吴宓先生举例说，“天下很多人，是精神大于肉体，心里想的精神上的东西超过了物质。”但这个时代似乎精神层面被逐渐扩大的物质世界所取代。台湾年轻人是否有同样迷惑？
齐邦媛：我父亲和吴宓老师那一代的人生活方式、物质环境都相当单纯，从国外留学回来更看到国家积弱的真相，他们想由教育救国，抵抗外侮，充满了积极的使命感。也很能钻研，物质要求小，所以受诱惑亦少些吧。
凤凰网文化：许多人说，写文章需要有史观，你有怎样的史观？
齐邦媛：写文章的史观，各自不同，有人似不需要什么史观，文字后面自有心灵境界，这入掘井或修花园，又饲现代的储蓄，天性有些基础，自年轻起读书、观察、对人生持肯定态度，自然有话可说。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29

图为齐邦媛先生回复采访手稿page2


图为齐邦媛先生回复采访手稿page3

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能安慰人

凤凰网文化：《巨流河》您总共写了多长时间？您身体不太好，是怎么克服这漫长的体力与脑力的双重折磨的？有没有细节的故事可以分享？
齐邦媛：在文学研究中，我最尊敬的西方史诗，感怀身世，尤其喜爱Virgil的The  Aeneid（中译：曹鸿昭《伊尼亚斯逃亡记》（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散文版·英文本不断有新译本，以诗体为主）。它用生动翔实的文字写特洛城毁于大火之后，一批移民奋战，一切阻挡艰困，最后到达命中注定的泰伯河，建立罗马帝国的基业。
那种心中有目标的英雄气魄才是真正的王者态度，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是它安慰，甚至鼓励，用各种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气的人。
写巨流河时身体固然80岁  精神依然清朗
凤凰网文化：《巨流河》通过您的家族史来描述中国近代史，但您提笔写时已经80岁，为何要拖到这么晚来写？
齐邦媛：我到了八十岁，终于有了完整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大病中重得余生，自知每一天都是上天恩赐，我一字一句写我数十年心中念念不忘的人和事，如同伊尼亚斯一浬一岛的前进，又得到单德安，李惠绵、简媜三位小友四年如一日的督促、支持、终於完成《巨流河》一书，虽然不够详尽，也没有仔细修润，叙述文字的时间，但是百年行来，梗概已植，如我序中所说，盼望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我写此书时，身体年龄固然是八十岁，精神却依然清朗，回首今生，往事历历在目，尤其奇妙的是我至今的清晰地记得一些人说的话和说话的声音，而我自己在叙述的流程中，如王德威在他为《巨流河》的后记“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结论说“…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我的心灵未曾老去。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30

图为齐邦媛先生回复采访手稿page4

虽此生未看长江发源地 终能找到生命巨流河
凤凰网文化：在您青少年时对一生的回忆，与老年时的回忆，最不一样的感受在哪里？
齐邦媛：我在中学读书时，很爱地理课，常常希望长大了，有一天能去看长江的发源地。在那时代一个女孩子也只能痴心梦想罢了，而如今这么多年，这么遥远的山海隔着，我至少找到了自己生命巨流河的发源地和出海口。
这些年也并不是都很容易过的，也有许多虚掷的，浪费的，但是我总是抱着一些大大小小的使命感，有许多关怀的事，譬如文学教育、老兵和眷村的记忆，国际的文化交流。我的一生多半是积累，工作的，感恩的，这就是我最想对年轻朋友说的话。（陈书娣）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33
齐邦媛：我现在还有一个精神在

我写这本书时，确实是眼泪不干地在想当年，这么多年来我也确实是不断想回家乡而不得，等后来回去时，又感觉到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太晚了。所有该流的眼泪已经流过了。

见齐邦媛之前，我将《看历史》编辑杜兴的信，从台北给她快递过去。她住在桃园县，很少会客。那封信打动了她。“我很喜欢。很好的一封信。非常感动他那封信。”
我们约在台北市松江路93巷2号人文空间见面。“你们看到我不大容易，我已经不大出来露面了。（《巨流河》出版后）我这是第一次公开出来与大家见面。”87岁的齐邦媛一头银发，看上去神清气爽。
“至少一年多了，刚刚出书的时候，才有一次。”远见天下出版事业部总编辑许耀云接过话说。
齐邦媛是基督徒，但平时不去教堂礼拜。住在桃园县的一处养生村里，她更多时候是在调养身体。这一次出来，她笑着说：“正好出来走走，也很高兴看到你们。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想了解你们的情况，我真的不了解大陆，也没回去过几次，我第一次去大陆待了一个礼拜，第二次去了三天，第三次去了三天。就没再去。我很有兴趣知道你们的观点，因为你们的观点非常重要。”
我们当然更多在听齐邦媛在讲。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人进来看望他，包括远见天下事业群的创办人高希均、王力行。也包括远见天下的资深主笔游常山。游常山在齐老师旁边坐下来：“我以前在《天下》杂志的时候，采访过您。”
齐老师端详着游常山：“你是游先生吧……你是游常山？20年前。我们那次是说英文教科书的事。”这就是齐邦媛的记忆力。她的记忆力的确惊人，当我们谈话，话题岔开后，她还能自己找回来。
天下文化出版社的叶亚薇点了咖啡与蛋糕，问齐老师吃哪一种口味的蛋糕？齐邦媛选了巧克力味道的。“这些小孩都哄我。我们每次喝咖啡或茶，都说把你的给我喝一口。”齐邦媛像个小孩子一样说笑，她管60岁以下的人都叫小孩。
言谈之间，她也会开开我们的玩笑，“你们吃块蛋糕吧，快乐一下……你们这个年龄没有要减肥的吧。”
“齐老师在台湾是名师，对学生很好。”叶亚薇说。顺着这个话题，齐邦媛谈到她的课没有学生逃课，也谈到她的英文思考习惯。有人居然对我说：“哦，你会中文呢！我说我当然会。朱光潜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不大说中文，他教英诗，用英诗来解释英诗。我是赞同的，因为你如果有这个感觉你自然有，你没有感觉，说什么都一样。说阿拉伯文都一样。我也在台湾大学教英国文学史。我没有办法用中文，因为用中文就等于在做很笨的翻译。翻译很难的，很难的。”
齐邦媛同时表达歉意，因为她讲话有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感觉。“请你们不要见怪。”她说，自己的儿子都为此表达过不满：“我儿子有一天说：你怎么讲话怪怪的？我本来就这样，我说：我就是怪怪的。”
“平时我用英文思考的时候比较多，所以常常用点洋文，知道的人知道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不知道的人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卖弄——露一手。”齐邦媛又开始用东北家乡的土话开玩笑，当她用东北口音说完“露一手”之后，又开始谈及她的父母，“我父母批评我们的时候，会说点东北土话。我父亲说：你看这个人，打鼓上墙头了。你懂么？太有意思了。我们现在还在用这句话，就是有热闹就凑上去了。”
得知我是她东北老乡，她很开心。
曾经在美国的时候，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个教授问齐邦媛：“你在不同的文化中间，有时候会不会感觉迷惑？”齐邦媛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个人并不这么觉得，因为我一向这么生存。从我二十多岁念大学开始，到后来因为我在外文系教书，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的英文搞好，这样我才能生存下去。我从前对英文就喜欢。”这位教授继续问她：“你晚上做梦的时候，用什么语言？”齐邦媛说：“我不知道，我要去想这个问题。”
想后的结果是，齐邦媛发现，有一半的时间，她在梦里也用英文。
在写《巨流河》时，她努力用中文来思考。“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很仔细想很多问题——《巨流河》书出来后，反响很大，我要回应很多问题。”齐邦媛说，一个只有六十多岁的小朋友对她说：你是一个说英文很好，但是又很爱国的人。”
这种话齐邦媛很爱听，符合实况。“英文是我为生存而学的一门语言，但是我真的很爱中国。
同台湾一样，《巨流河》在大陆出版后，亦获得好评如潮，齐邦媛很高兴。当记者问她是否再写些什么，她说你说到重点了，我现在难以为继了，身体不好。“我是很瘦，就是一股劲冲着。其实已经很累了。一直蛮有精神的。我是很好的精神战胜一切的人。我现在还有一个精神在。”
游常山说，齐老师的故事可以拍一部很好看的电影。齐邦媛回答说，有生之年不希望看到拍成电影，会烦恼，“父亲叫我们安静，不要凑热闹。”
齐邦媛没有电脑、不看电视，也没有手机。“别人问我怎么活着的。学生叫我恐龙。”齐邦媛笑说。
齐邦媛是个在公共场合很低调的人，她不喜欢拍照和录像，说自己会紧张。“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照相机。等到老了再照就不好看——本来也不好看。”坐在一旁的叶亚薇接过话头：“我们看你年轻时的照片，那么有气质。齐老师不要放在书里面。我们就一定要放，一定要放。”
临行前合影，吃完蛋糕的齐邦媛在拍照前重新擦了口红。87岁的她仍然是一个优雅的女性。点击订购《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 我最伤心的就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
这本书（《巨流河》）大陆敢出版，算蛮勇敢的。我没有去大陆，是美国的王德威教授介绍给三联出版社。你们问我删减有多少。台中一中的部分，我本来删了很多，因为太多人名，你们大陆读者不知道他们是谁。后来发现我那些学生不会原谅，所以我又把它们加回来了。
“国立编译馆”这段经历，我本来不要写，是被迫写的（指台湾繁体字版）。他们说，你不写这段很可惜。台中一中也是，开始我只写了一点点。我的学生来问我：有没有写台中一中？我说写了，只写了一点。他说能不能看看。我给他。他说，你只写这么一点呢！然后寄了很多的资料给我，所以我又增加很多。
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部分，我删了部分人名、书名和内容，对大陆读者来说，这些事可能已是明日黄花了。但是删了之后，我自己又把它重新做了连接，以免造成破碎，不连贯。同时，大陆也有人说，这部分内容有助于了解台湾文学。点击订购《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齐邦媛：“我总感觉像我父亲、吴宓、朱光潜那一代那么精彩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他们都傻傻的。吴宓穷到那个程度，还帮助学生。我的意思是，天下很多人，是精神大于肉体，心里想的精神上的东西超过了物质。”
齐邦媛著《巨流河》获得 “论道竹叶青 ·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图书奖。
齐邦媛
1924年生，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去台湾，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等；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作出重要贡献，最近以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写作完成《巨流河》。

“我对大陆本来是一片热望，我甚至1977年去北海道，北海道在日本的最北部，我1978年后还去韩国，就是心理上觉得北海道与韩国离老家近，很想靠近故乡。往北去，多情得要死，就想看到东北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大陆三联版删我书的内容不多，不到一万字。他们没有主动要求非删不可，都是我同意的。他们有什么要求，给了我一个单子，我看了一下，觉得可以的，我就同意删。我最不了解的只有一点，我要请教你们，关于闻一多那两段，他们删了。
我写闻一多那段，是对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学潮运动的一个很大的反省。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太大了。闻一多我们崇拜过，他的诗我到现在还会背，他是我真正的偶像，也是很多人的偶像。我最伤心的就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因为崇拜他，所以觉得他会变成那样，很伤心。那时他每一次公开的演讲，学生简直疯狂。
闻一多那时候骂国民政府骂得实在太厉害了，而且他并不知道那个政府在做什么。他说这个腐败的、坏政府绝对要打倒，不能再让它存在下去，他用一种很强烈的“一定要打倒”这样的说辞。我非常失望他后来这样子闹。
那时候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的媒体，每个人知道的就是自己所能看到的。就我自己所知道的，我在重庆上学，我父亲在中央政府。我现在要求我有些在“中央研究院”做近代史研究的学生，希望他们有人肯在论文里做一点关于国民政府当年腐败状况的研究，那个时候到底有多腐败？所谓腐败，要有些具体的东西。
我不敢说那些官员都好，可是，我们穷到什么程度？确实不像今天这样满地都是钱诱惑你去腐败。那时没有那么多诱惑你腐败的东西。那个时候生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点击订购《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 人与人之间，要多少的善待
柴米油盐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80%的时间都花在这个生活上。可是你不能一生就剩这一样。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有三个小孩子，把他们养大。可是一天24小时，我到底有多少个钟头属于我自己？我自己当年受的训练是，我要用我的脑袋。
我的脑袋一天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时间越多越好，但年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时间，被国际笔会牵住了，我那个时候没写，终身耿耿于怀。现在我才有时间，写这本书。我台湾大学有些同事说，也许我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写才对。80岁以后也许我看人间事真的超然了一些——你连生死都超然，你还留恋着什么，你不明白的终生也没法明白了——现在还不明白，就真不明白了。
这已经是最后版本，我认为现在写非常恰当。我看得蛮清楚的了，我对台湾、对大陆的大形势都了解，小的情况我不知道，但大的结果看出来了。现在看大陆，不能和十年二十年前看大陆一样，要是我早二十年写，可能不太了解，我现在觉得多多少少看出来大陆目前的方向。
为什么这本书在80岁开始写并不晚，因为我看到大陆人现在对“文革”的真正的了解……有一首基督教的赞美诗说：我们活了一生，有多少的痛苦冤枉受。今天台湾的“外省人”没有多少人愿意“台独”，也不见得愿意与大陆断绝。但是，这些台湾的老兵，（离开大陆时）大多二三十岁，多半在大陆都有父母家人，这些老兵什么都没有，现在八、九十岁，也是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很多实际的例子。有的老兵把身上最后一件毛衣，都脱下来给他弟弟。他什么都想补偿他的家人，可是他发现他的家人因为他在台湾，受尽了迫害，这是补偿不了的。我先生的母亲，她只有二十几亩地，给没收了，翻不了身。我先生是她唯一的依靠，儿子在台湾，她去不了海外，已经很可怜……
“善待”这两个字是中国很古老的东西，我这个好像很洋派的人，对中国古老的东西非常地欣赏。善待，我们对动物也好，对其他什么也好 ——台湾有一段提倡善待动物。我们对人类和对动物的善待还是很重要。
我写《巨流河》的时候，已经80岁，我这个年纪不能算冲动，想到朱光潜和吴宓老师在大陆的遭遇，不仅不是善待而已了，我在夜里一面写一面哭。我到现在都不能提这件事。我常常在想，怎么把一个人摧残成这个样子？人与人之间，要多少的善待！点击订购《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 我对大陆本来是一片热望
我对大陆本来是一片热望，我甚至1977年去北海道，北海道在日本的最北部，我1978年后还去韩国，就是心理上觉得北海道与韩国离老家近，很想靠近故乡。往北去，多情得要死，就想看到东北是什么样子。这些年，自己老了，走不动了。
我有家有孩子，我常和先生说，你就是“台湾第101条忠狗”，全身心奉献给台湾铁路，他很快乐。我先生是相当迷恋大陆，他是第一批回大陆探亲的人，常回大陆，他觉得母亲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他对不起母亲。我常去接他，一次在机场，他让我把身上的所有钱都给同机的一个台湾老兵，甚至把毛衣脱下来给这个老兵，他说这个老兵连回桃园“荣民之家”的钱都没有了，是个非常底层的知识也不够的老兵。
我最近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是温家宝到英国去。《联合晚报》刊发了一张照片，和欧洲的政要在一起，温家宝坐在主讲席的位置上，不是最高，也不是最壮，可是他的姿态，我就觉得很高兴。
我小的时候，被所有世界人都看做是被打被欺负的，圆明园被烧，皇帝逃走，吃窝窝头。国民党也是在自己国家里逃难，从南京逃到四川，逃得不成样子。那是我们国家。这次看温家宝坐在那里，就感觉蛮好。
有时候想想过去就掉眼泪。我眼睛也不好。我们从前被日本人欺负成这样子，东北接收的时候是俄国人去接收，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我常常不能想象，为何东北会由俄国人接收？多年来，我不是想的我父亲和我个人，而是……事情的本质是错的。我们在逃难的时候，那种凄凄惶惶的感觉，有时老百姓把路挡满了，军队在前面想回来又回不了头。真的是追杀两字，在自己国家被追杀。
以前我们哪有什么时候是温家宝这个样子的？当年蒋“总统”与夫人去雅尔塔开会，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说到蒋夫人的时候，他的口气很不客气，没有觉得中国人可以与他平起平坐。因为蒋“总统”不懂英文，所以都是蒋夫人在那说话，帮他翻译。好像女生在那说得多一些，丘吉尔就感觉，为什么她“talk so much”（说那么多话）。
你懂我的意思了么？因为我（指宋美龄）是中国人，是个中国女人，在这个会议上也应有地位权威，我照顾我们国家的利益。她的丈夫不懂英文，我帮他讲——是蒋“总统”让她讲的，没什么错啊。丘吉尔在回忆录上的话，我看了很生气。人如何生而平等，在文化和很多尊重上是平等的，我们中国人在很多年没有做到，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是落后的被迫害的。我们从小就在打倒这个帝国主义那个帝国主义中长大：抗议二十一条、抗议大屠杀……我记得的中国，我23岁之前，都是逃难、朝不保夕。

《巨流河》
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描述了齐邦媛自己与家族两代人，从家乡东北的巨流河到南台湾的哑口海的故事，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从自己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逃离至重庆，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史、家族史，更展现了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乡愁。

我看到温家宝坐在那里的样子，他也不跩，很温和的样子，很舒服。我讲的是很实在的感受。
我希望大陆能在平安和安定中求进步，就这样走下去蛮不错的，现在走的路蛮好。所有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都是难免，就像台湾也一样，任何社会都有争权夺利。大陆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教育还没有很好普及，我是希望大陆能够和平、安定地像现在这样进步。包括贫富不均等很多问题，可能需要靠智慧来解决。如果大陆好，我们也是生死都很开心。父亲临死，没说死后要归葬东北，那时归葬东北也没地方可去——葬到哪里？可是我们一直都希望大陆好起来，看到中国人在国外受到尊敬，真是感觉高兴。
我一直希望有和平的、各守本分的进展。我希望大陆将来能各守本分地做好。希望包括海归派能作些长久、深刻的努力，那么大个中国，总不能叫她差下去，应该安安静静地做点什么。点击订购《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 我个人认为历史要稍微宏观一点好
台湾的《传记文学》，比较是高官显贵的历史。这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这些人掌握的资料更大，所能回答的问题更大，或者更坦白地说，你站的高度不同，所看到的东西就会更广一点。从历史的角度说，我相信视野广的题材会好写一点。《看历史》说也做小老百姓的历史，像我们就是小老百姓。我看了《看历史》的四期封面，感觉他们也在设法要做更广一些的东西。
可以说，1949到现在，台湾和大陆很多东西都是断掉的。《传记文学》把很多东西联系上了。我的个人看法，如果要采用出版的方式，历史还是要稍微宏观一点。因为所谓庶民历史，要时间很长，但是今天的人了解的恐怕还是要广一点。以前阅读是最简单方式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零零碎碎都在那看着，我个人认为历史要稍微宏观一点才好。我很幸运自己能够看得稍微多一点。
我想，可以被称为历史，一个要有“历”，另一个要有“史”。既无经历，又无史观，写什么呢？如果老太太说，我这一辈子可热闹了，生了三儿四女，一生的事儿真说不完……我现在就不敢跟人瞎聊天，一瞎聊天就没个完，英文有一句话翻译成汉语是：最后我回到家，我空着双手。我二十多岁时听到这句话就不太懂。我现在不太愿意跟人说些空话，以至于回去时空着双手——因为每天都很宝贵。
你们做记者的应该更会有这种感想，每天访问一些……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社会版的记者每天看人打架，还写一大堆：他打他的架，你又管不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既无历，又无史，写什么？这是教书人的想法，当然，你不能想要每个人都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历史的，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历史的，有些人每天只看很短的东西。点击订购《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 没有一个国家是靠零碎的知识拼凑起来的
我父亲一直是宏观地看世界。我也是。
我父亲（齐世英）的传记，写得有点琐碎。因为是口述的。也有很多事情没说明白。他确实很希望深化教育。如果郭松龄革命成功的话，东北第一件事就是办教育。你们可能不晓得，东北是中国第一个有洋小学的地方，清朝政府办的。因为皇上说是我的家乡，什么好东西都给东北。父亲想多办中学，认为中学影响最多。他没有做政治的打算，本来不是想做政治。
郭松龄兵变，我想历史上已经认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如果当年兵变成功，东北一切的资源都有，稳下来的话，日本人不可能过海来侵略东北。没有东北侵略，哪有后来那些事。郭松龄是真正懂知识的。我对知识救中国是深深相信的。
没人敢说我是流亡来的，我是受聘来的，是台湾大学第一个受聘于外文系的大陆人，虽是助教。我觉得有权利公平说话，不是逃来，而是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来做什么。我教书写了好多封推荐信，好一点学生出国我都写，只要他们求我，因为我是系主任。记得一年最多写过七十多封。中间有几个学生真的很好，我信上写最好的赞美。
我很想和搞“台独”的人说，我在台湾从未想过分别。像我的学生，我从来不知道是哪里人，教学生从没分别，认为这个是本省人、那个是外省人。在台湾，教育上也没有分本省外省，任何在台湾的小孩6岁都要入学，按学区制，任你是谁都一样。国民党从抗战到现在，没有地域分别，受同样教育。这点很了不起。没有教育等级分别，只有考试，凭的是个人努力。
就如同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跟着身体走，如果时代进步到这个地步，整个东西都会有进步。
台湾这几十年也很糟糕。灰头土脸。（国民党）把那么大地方丢了，跑到台湾，不是灰头土脸么？但好多年前的那么多事都是他们做的。抗战八年，军费那么高，教育上始终是战区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在抗战时期一点没有停止。那么困难的时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辍，弦歌不辍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也许这个就值得一说了：弦歌不辍是最重要的事。

齐邦媛说，一个只有六十多岁的小朋友对她说：你是一个说英文很好，但是又很爱国的人。

总有一天，民国史的争论会少一点。
最近台湾留学生的数量、成就都不如大陆，将来台湾的隐忧在这里。
我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为它而努力。现在台湾年轻人，学习片断的知识，不是研究学问。他们说电脑上的知识很多了，可是缺少的是把知识连接起来的、大的安身立命的东西。片段的知识不是知识。他们今天按一个钮出来一个知识，再按一个钮出来一个知识，可是他们已经没有把所有知识整体连接到一起的能力。
我不知道零碎的知识会让他们怎样？没有一个国家是靠零碎的知识拼凑起来的。现在认个字不是问题，但教育和知识不是认个字，而是很深刻的东西。点击订购《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 天下很多人，是精神大于肉体
我总感觉像我父亲、吴宓、朱光潜那一代那么精彩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他们都傻傻的。吴宓穷到那个程度，还帮助学生。我的意思是，天下很多人，是精神大于肉体，心里想的精神上的东西超过了物质。
我是汉满蒙血统，父母是满族，外祖母是蒙古族，我的汉人血统占四分之一。我自己蛮得意的。
我的家国情怀，确实继承自我的父亲。我6岁出来，自己谈不上有真正的家国情怀。我写这本书时，确实是眼泪不干地在想当年，这么多年来我也确实是不断想回家乡而不得，等后来回去时，又感觉到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太晚了。所有该流的眼泪已经流过了。我现在能够很冷静地写当年事，我主要写我父亲当年的爱恨，1925到他逝世的1987，有整整六十多年。我倒是对父亲的遭遇很不平，他在东北一直做地下工作，是东北真正的总负责人。
我父亲一直反对家天下，任何的父子继承，都是不理智的。雷震和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但雷伯伯很爱说话，我父亲不爱说话。两人的表现方式不同，手段不同。
有人说不喜欢齐邦媛的书，主要是她太好命了，怎么有那么好的父母、在那么好的学校。大陆那个时候虽然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折腾，但是生在很好家庭，享受很好父母的爱，还是很多。我的父母真的是那个样子，父亲太单纯了，一心就是想做好东北地下工作……
我父亲的那本口述史很琐碎，但对1949以后就没有说一句话。我父亲觉得买卖不成仁义在，对蒋先生不讲恶言。他1958、1959年去过美国，有人问蒋介石，怎么让他去美国干什么，不怕骂你么？齐世英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出去骂的。
我现在也是，不能忍受别人骂台湾，有人骂台湾我眼流就流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台湾也不把我当自己人，当“外省人”。往大了说，我也不希望人骂大陆。
本文来自《看历史》杂志社-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37

巨流河

作者：齐邦媛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1-10-01







个人简介
齐邦媛，女，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 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来台湾。一九六八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一九六九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内容简介
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
郝金刚 2011-11-18


　　世事变迁、人情冷暖，由先生这么娓娓道来，少却了几分刀光剑影的激荡，却凭增数缕淡雅的暗香。正是这种深沉而不矫作、悲悯而不滥情、惆怅而不迷惘、内敛而不压抑的笔调，使该书避免了为政治意识和时代话语所架空，在感情的表达上达至纯真自然的极高境界，十分让人动容。

　　文 / 笑草（中国政法大学）

　　初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网络阅读经历，略嫌不适的繁体版本并未阻碍阅读的流畅和愉悦。后在“天下文化”开辟的专页中，了解到更多关于邦媛先生和本书的“前世今生”。这是一个文学家对半个世纪民族命运的沉重诠释，更是一个独立心灵在时代变迁中傲然自立的明证。

　　大凡家国命运的回忆，写来常是悲苦愁结，抑或微言大义，容易落入宏大叙事中枯索的窠臼。而这半个多世纪的起伏波澜，在齐先生的笔下显得跌宕而终至温润。世事变迁、人情冷暖，由先生这么娓娓道来，少却了几分刀光剑影的激荡，却凭增数缕淡雅的暗香。正是这种深沉而不矫作、悲悯而不滥情、惆怅而不迷惘、内敛而不压抑的笔调，使该书避免了为政治意识和时代话语所架空，在感情的表达上达至纯真自然的极高境界，十分让人动容。先生的一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即使仍有挂念，回望往事也能做到心绪安平。战争的硝烟、政治的隔阂，都无法割断一脉自巨流河流到垭口海的亲情之血。垭口海，多么形象的一个名称！当先生的背影定格在湾口的凝望中，隐约你能感受历史的悲怆，和那转身而来的一点从容。

　　（一）国家叙事与个人记忆

　　巨流河、垭口海，两相陌生的一对地名，放于今日也未必可为众人所熟，却因为一群流离的人，一段流离的历史而碰撞在一起。若不是齐先生，或许我还不知晓辽河古称“巨流河”，也不熟悉齐世英跟随郭松龄将军东北反奉的始末。历史中太多的细节被堙没在国家叙事的背景中，成为可有可无的注脚，岂不知，一部家国史，应该也是属于全体个人的心灵史。

　　“二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堙没与遗忘了。”（p1）中国传统向来以国为大，缺乏对个体价值的足够珍重，这从历来的政治架构和伦理理念中便可见一斑。一场二战后，西方产生了《辛德勒的名单》和《黑皮书》，日本人写出了《广岛札记》；而中国抗日八年，内战五载，真正能书写我们自己历史的寥寥无几。“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是何等的凄凉悲景。

　　本书的台湾繁体版的腰封有这么一句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自己只屈服于真理。近半年来，陆续读到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还有诸如章诒和先生等人的文章，才深感苦难文学之于中国的特殊和不易。经历如齐先生者，笔下却绝非只是苦大仇深的悲切之痛，而是饱含家国之念与个人醒思。中山中学的悲壮校歌（p38）、著名的《松花江上》，那是家国破碎中先生对那个时代最为深切的情怀。及至后来的种种磨难，反而都成了先生不平凡一生的平凡注脚。

　　（二）个人风骨

　　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言，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是直接影响了先生生命状态的4个关键人物：父亲齐世英的温和洁净、“大哥”张大飞的虔诚深情、恩师朱光潜的治学风范、大儒钱穆的独世品格，这些个人风骨强烈的灵魂，勾勒出联结齐先生生命历程的一条线索，诠释了“玉汝于成”的个体实质，也展现了那个时代值得为人称颂的某种精神气质。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杰出的生命个体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悲剧色彩：儒雅刚烈的齐世英赴台后因在政治上不容于当权者而受排挤，心中磊落却愤懑至终；英勇精忠的张大飞用一个雨中的背景留给他所爱的人最后一次记忆，然后在翱翔的空中壮烈殉国，为这一段浪漫辛酸的感情添上了令人无言以对的浓重一笔；“恒恬诚勇”的朱光潜先生留守大陆，之后的悲惨遭遇已无须多言；博学清修的钱穆先生被一个“卖国总统”和一个“贪腐总统”赶出素书楼，带着晚来的凄凉做了“政治的刀下之鬼”。对于读者而言，可对每个人物盖棺定论；而于先生，或只如木心先生的那句话，“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同情中断录》扉页）即便历史明证，对亲历者，如何能不唏嘘！

　　在诸多形象中，齐先生对张大飞的感情刻画可谓刻骨铭心：家破人亡而寄人篱下，却始终带着忧郁温和的笑容；患难相处而暗生情愫，却因命运错离而自啼风雪。张大飞之于齐先生，从那个站在牛首山的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的温暖兄长，演变为“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p96）于是，在他们屈指可数的相处时间里，“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p96）可个中的柔情，却是溢于言表。终于，范孙楼下匆匆一别，他在雨中疾驰而去。“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这般深沉内敛的感情表达，早已超越了男女的情欲纷扰，炼化为内在对于美好种种的心力。

　　（三）文学的慰藉

　　不同于大多数流水账般的回忆录，本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展现先生在岁月的不停颠簸中对于文学的不懈追索。这其中，既有以英国文学为主线的专业诠释，也有以个人情感为内核的艺术表达，充分展现了文学之于时代、之于个人的独特价值。先生试图向我们说明，“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p376）

　　在阅读雪莱、济慈的年岁里，先生度过了少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的完整生命历程，而这种阅读体验在不同的阶段又迸发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其实，对于大多数读者，先生对英国诗歌的大部分精妙解读和感悟是超越一般鉴赏能力而不得要领的，但是诗歌的妙处与力量正在于，在一种不确定的意念下去阐发情感的无限可能性。即使你从未接触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当你读到朱光潜老师朗诵“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 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时潸然泪下的情景，如何能不动容？（p113）即使你不熟悉柯勒律治，当你读到先生用《沮丧：一首颂歌》（Dejection： An Ode）来表达对张大飞沉重又难言的悲悼之情时，心里又何以不戚戚然？（p143）

　　“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而已，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永远伺机喷薄而出，令不同时空的读者也荡气回肠；而文学批评者恰恰是最专志敏锐的读者，触动作品字里行间的玄机，开拓出无限阅读诠释的可能。”（p386）就是这种对文学的纯粹追求，不但给了先生跨越所有悲苦的勇气和智慧，也令先生获得超然于政治的清醒与成就。今天，当看到颇受好评的新版《源氏物语》译者俨然就是先生所极力提携的林文月，不免为之宽慰。而诸如杨照、张大春、骆以军、朱天文等台湾文学力量逐渐为国人所知，先生的功劳亦当不小。

　　（四）教育之殇

　　本书对文学的“独特关注”，不但源自先生扎实丰厚的英美文学素养，更来自其亲身参与的教学实践与改革。先生在书中提到朗诵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中的：“O Captain！My Captain！”（p133）我的脑海立即浮现出Robin Williams在《Dead Poets Society》中的经典教师形象。在接过教职开始人生的另一阶段后，先生终于有机会将承自孟志荪、朱光潜、吴宓诸师的“师范”精神发扬光大；而到了国文教科书改革，先生的努力更是演化为一场冲破政治藩篱的惊心壮举。而今台湾各界名流之中，先生桃李遍布，于社会者助益良多，无关乎其被尊称为“永远的齐先生”。只是见到前些年台湾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政治回潮”，不知先生该是如何的一番感喟和唏嘘。

　　说起教科书改革，不得不提张立宪先生正在实施的“民国老课本”项目。中文文字之美，自民国以降，已成式微，而方今之世尤甚。此首祸者，莫过于国文教科。民国老课本里简约而富有韵味的文字，于今日之教科书中被替之以枯索无味的繁冗文本，实为教科编审部门的遗祸。可以说，如今的中文教育，已基本丧失了欣赏汉字、汉语之美的功能，更无需提美育与反思之定位。而关照如今中国教育改革之艰难现状，更可见先生当年的莫大勇气。若无对教育的赤诚与深刻反思，如何能于逆流中勇溯而上，义无反顾？

　　（五）两岸，走向何方

　　“渡不过的巨流河”，是横亘在先生心头和历史本体的鲜明意象；而一条台湾海峡，谁又能说不是两岸跨越不过的现实伤痕。虽然先生不为政治风云所左右，可兹事如两岸关系体大者，不可避免为政治意识和宣传形态所裹挟，硬生生将一种地理上的隔阂演变为一条文化上的鸿沟。在各自的话语体系中，并不能找到太多相互的谅解和共识，或者说，对于台湾人究竟需要什么，我们并非清楚地了解。经济利益、政治互信，族群共融、抑或身份认同？又或者，他们只是在想，是否有人指引他们一条明确的道路，而不论这条道路将通往何方。

　　几年前，廖信忠老师在大陆出版了一本《我们台湾这些年》，引发读者热议，同样也反映出所谓“台湾研究”的尴尬：在那些空洞的政治概念之下，一种以最为寻常的视角观察台湾的姿态却渐行渐远。其实于社会和民众者，无论政治如何“风雨飘摇”，自有其抗争、顺应、调整的内在机理，关注每个人的悲欢离合，便能梳理出社会的沧桑巨变。可惜，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也因此，谈及两岸关系，总想起秋白先生在觅渡河前的那番惆怅：“觅渡，觅渡，渡何处？”

　　



覆巢之下，仍有用心良苦
郝金刚 2011-11-18


　　齐邦媛开篇从父亲留学说起，到八年抗战，再至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这段历史的述说者不乏马革裹尸的将军，也不缺条理清晰的学者，但这回却换上了一个看似弱小的女子，娓娓道来，又不乏绵里带针，正如巨流河是辽河的别称，却远远要比后者来得浩荡磅礴。

　　《巨流河》里既有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也有为能寻觅到巴掌般一小块清净读书地的喜不自胜；既看到了炸弹，大火，死亡日夜跟袭，如活在炼狱，也有在勉强放下的一张书桌上，张伯苓、朱光潜这些大师们的悉心授教，但在书中前半段，始终有一条隐约经线显没其间，那就是少女时期的齐邦媛与青年张大飞之间的朦胧情愫。

　　两人初识时，齐邦媛还不过是一个“胳膊和童子军棍一样粗”的小姑娘。家破人亡的张大飞后投笔从戎，报名军校，两人的际遇由此划开虽有重合最终却完全不同的走向。两人的联系基本上以通信为主，渐渐长大的齐邦媛喜爱古典诗词，《红楼梦》读到第六遍仍未厌倦，又在名师的指点下迷上了济慈、雪莱这些大家，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彼时，也算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张大飞颇喜苏东坡、辛弃疾的豪迈，对齐邦媛“夜船吹笛雨潇潇”的苍凉有些不以为然，那时的张大飞已加入声名赫赫的陈纳德“飞虎队”，驾战机御敌于蓝天，在给齐邦媛的信中充满着“中国不亡，有我！”式的英雄气概。

　　齐邦媛进入大学，人还未报到，张大飞的信早就已经到了宿舍。而齐邦媛也是“炫然欲泪”地向朋友倾诉十分惦念那个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的他。到了这里，分明已是处于恋爱之中的一对男女了，然而随着胜利即将来临，这场恋爱却是以张大飞的牺牲画下了一个仓促的句号。

　　《巨流河》不是一部粗线条勾勒的大历史，它靠的是无数鲜活细节，记忆重现，从而使得再是硝烟遮天，波谲云诡，也始终无法掩去这一对青年男女的身影。

　　在齐邦媛与张大飞相见的最后一面里，有两个细节：一是因为时间紧急，张大飞匆匆赶来看她一眼时，吉普车就在校门外不熄火地等着；二是骤雨之下，他把她拢进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她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听见他心跳如鼓声。”这两个细节在文艺作品里早就被运用得屡见不鲜，可这次因为真实而让人感到了惊心动魄。这回的张大飞首次对她说出了：“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少女第一次听到爱人的赞美，哪里能察觉得出不详的阴影正如影随形？

　　张大飞殉国前，有几个月两人没有联系，收到的遗书上却是写着已与一位中学老师结婚，这样的事实不免显得有些突兀残酷，然而细细想来，更可觉察张大飞的用心良苦。越是与死亡交手，事后往往就越会加倍地放纵沉溺，以平复恐惧的面容。书中写到，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张大飞不喝被嘲笑，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善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然而，面对天真无邪的齐邦媛，张大飞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两个人已经没有可能。在一次负伤之后，更是可以看到张大飞对死亡有了常人体验不到的认识。他猛然警觉，在随后的来信中已不再对齐邦媛提及感情，而是退回原点，只教齐邦媛一些做人的道理，有意地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后期的张大飞也沾上了喝酒跳舞，坦承“活了二十六年，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在一封信中，他对齐邦媛更是说道：“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叶兆言的《1937年的爱情》在此可形成一个印证文本，里面的主人公正好是一名一面鲜衣怒马，另一面饱尝死亡威胁恐惧的飞行员，而其中充斥虚荣浮华的爱情也与《巨流河》有了一个鲜明对照。“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的张大飞坚守着信念，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然而，面对一天天逼近的死亡阴影，张大飞终于绝望地“堕落”，让他更加无颜面对眼前的少女。

　　这场争斗已非蓝天里敌我之间的你死我活，而是平安归来后的惨然决定。正如遗书所言：“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此时的张大飞重又扮演起当年兄长的角色，在大时代的覆巢变局之下，他依然殚精竭虑，用心良苦，试图张开羽翼，让她看不到那些血火里的死亡，保护着一个少女的纯真。等到齐邦媛后来终于能意识到 “不论他钟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现实，是我所触及不到的”时，也应是历经沧海、物是人非之时了。

　　张大飞殉国之后，竟然再无读下去的欲望，草草翻到齐邦媛在台湾定居，与罗君相识，结婚，夫妻二人开始奔波接纳溃退来台之人，有这么一句：“罗君指挥、安排一切，从未抱怨，这绝非结婚时所能预见，奠定了我们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称它为‘稳定基金’的第一笔存款”，不免有些就事论事的感觉了。

　　姚寓泾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47
齐邦媛记录飘零台湾两代人命运与悲歌 　2011/1/27　新华网　
本文摘自：《小康》2010年第12期，作者：苏枫，原题：《飘零台湾两代人的命运与悲歌》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
　　台湾知名文学教授齐邦媛，文坛人称“永远的齐老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前辈之一，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齐邦媛一直致力于文学评论与翻译工作，是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的重要学者。然而在她八十一岁时，却忽而提笔为文，用四年时间写出二十五万字的回忆录《巨流河》。
　　在这本传记里，齐邦媛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书中，还有最终同样飘落至台湾的她的父亲，以及父亲那一代人的“理想与幻灭”。
　　齐邦媛父亲齐世英是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地区公派出国的早期留学生，回国后他参加了奉军郭松龄部反对张作霖的起义，兵败之后流亡，辗转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齐世英早年很受蒋介石重用，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不过齐与蒋的分歧日渐增大，到台湾后，齐世英被开除党籍。
　　齐邦媛讲述的家族两代人命运，是与国家命运如影随形的。而这也正是她最想记下的——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一个最有骨气的中国。
　　在齐邦媛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齐邦媛说，她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可六十年来，我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齐邦媛决定，她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两代人做个见证。”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如是说。
　　故乡只在歌声中
　　书写《巨流河》之前，齐邦媛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她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扎根的岛屿。深感，六十年在台湾，她仍是个“外省人”，像永远回不了家的船。
　　齐邦媛出生于1924年的东北乡村，那一天是元宵节。
　　从幼年开始，齐邦媛就开始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二十多年后，在离家万里的台湾，母亲仍然在齐邦媛儿子的摇篮边唱着“……苏武牧羊北海边……”
　　齐邦媛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
　　也许，只有这一首词能够契合母亲的心境。除了《苏武牧羊》，她的生命里再没唱过一支真正的摇篮曲。
　　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国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他参加革命，放逐流亡，更不能还乡。母亲守着幼小的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着漫长的光阴。
　　所以，齐邦媛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今天她仍记得，两岁时曾惊鸿一瞥，见到父亲风月夜归的背影，凌晨重又踏上追寻理想之路。
　　直到三十岁，母亲才出了山海关，带着儿女，坐上火车，三天两夜，一家得以团聚。
　　“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浓郁的白色蒸汽里，看到月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挺拔地站着。蒸汽渐散，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是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月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着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齐邦媛回忆着，从此，一家人追随父亲，颠沛流亡。远离亲友家乡，越走越远。
　　那个多难的年代，还有很多人与齐家一样，终身在漂流中度过。
　　齐邦媛一家从东北到南京、到四川……，她曾见到几百名逃离东北的中学生，在湘乡一所祠堂中临时安顿下来，元宵节傍晚，众人围坐火边，想到哪一天才能回到家乡，一时之间，哭声弥漫河畔，一些较小的女生索性放声嚎啕。在这样的哭声中，国文老师带着大家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在那个充满悲伤的时代，流亡的人没有可归的家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从东、西、南、北各省来的人，流离在炮火炸弹之中，都在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时候，每个人心里想的是自己故乡的永定河、黄河、淮河、赣江、湘江……
　　父辈的理想与幻灭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十三岁离家，先后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留学归国后参加革命，从此亡命天涯。
　　齐世英二十六岁归国，在沈阳遇到郭松龄将军，雪夜长谈，甚是投缘。两人都厌倦了军阀混战，对张作霖治下的东北局势也深感忧虑。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张不予回复，郭便率军攻打，齐世英也参加了郭松龄的“叛军”。郭军一路夺下葫芦岛，再夺锦州，直逼沈阳。那年冬天的巨流河畔，两军对峙三日，郭松龄兵败。他不忍放弃夫人和朋友，没有独自骑马逃生，被奉军部队追上后，就地枪决。
　　临刑前，郭松龄将军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时年，郭松龄四十二岁，韩淑秀三十六岁。
　　就在同时，齐世英和五个落难兄弟一起逃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躲避追杀，整整半年被奉军日夜围困，为防冷枪，白天连院子都不能出去。漫漫长夜，齐世英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在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过的巨流河莫非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都将被困于此？”
　　六个兄弟终于在半年后寻机逃出东北，辗转经朝鲜、日本逃到上海。齐世英1926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在当时尚还不是权力中心。蒋介石接见他时说：“你不像东北人！”齐邦媛说，这句话，父亲终生难忘。三十年后，蒋介石在台北把反对其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政策的齐世英开除国民党籍。政术娴熟的浙江人蒋介石终于发现，温和英俊的齐世英，其实骨头又倔又硬，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一夜之间占据沈阳，造成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保存青年力量。他负责黄埔军校招收东北学生的工作，说服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于1934年在北平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两千名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1936年华北吃紧，中山中学迁来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板桥镇，父亲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修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可以远远看到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每天清晨升旗典礼，师生共唱校歌：“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父亲先安排中山中学师生分两批撤离南京，齐邦媛和母亲在10月份随第二批师生一起，沿长江上溯到汉口。
　　12月7日，父亲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与蒋介石一起乘军船到汉口。“他环顾满脸惶恐的大大小小孩子，泪流满面。一条白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从那天开始，齐世英每天一早就由汉口过江，到已经移至武昌卫戌司令部的抗战最高统帅部参加抗战大局的调度。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开始放火抢劫，大屠杀。
　　局势更加动荡，从汉口到湘乡，从湘乡到桂林，从桂林到怀远，齐家随着学校，颠沛流离，逃亡了半个中国，终于入川到了战时陪都重庆。
　　直到今日，每逢有人提起中山中学，齐邦媛都会想起在那一条漫长的逃亡之路上，远远看到父亲的样子：“一站又一站，他总是来去匆匆，与我生病的母亲擦身而过。他看我们平安上路，就急急忙忙赶去下一站接洽驻军，给徒步走来的学生们安排粮食与住宿。在他的心中，近千名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去。”
　　之后十年间，齐邦媛先后入读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先后得到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朱光潜先生、钱穆先生的亲身教诲，受益终生。
　　超越政治成败
　　1947年9月，齐邦媛大学毕业，当时整个中国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漩涡中，“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正在深感迷茫之际，父亲的朋友马廷英来到齐家，说此来是为台湾大学找教员。“我正没事做，就想去见识新的天地。况且，每个人都说，你去看看吧，看看就回来吧——大家都给我留了一个退路。10月，我第一次乘螺旋桨飞机过台湾海峡，当时心中很是兴奋。”今日，已经86岁的齐邦媛追忆当年，不无落寞，“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
　　一个单身女子，孤身去刚发生“二二八动乱”的台湾，大有自我流放之意。
　　然而，世事真是难料。两年后，1949年底，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齐邦媛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五十一岁的父亲多少壮怀激烈，付诸流水。
　　齐邦媛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她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她在台北开始了下半生，接受“台湾大学临时聘书”在外文系任助教。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她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真实的六十年。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台湾局势渐渐稳定，喘息初定的政府开始改善岛内生活。齐家人的生活也逐步安定，齐邦媛结婚生子，教书育人，花费几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生活终于再无波澜。
　　1981年，齐世英在台湾住院时，张学良来病房看他。当年雄姿英发的青年，都已经八十二岁，白发苍苍。乡关万里，一生坎坷，难以尽诉。
　　“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但历史从来都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事实上，即使时光倒流，合作亦非易事。所以，那一天会面，两人唯一共同的心意，是怀念郭松龄将军。张学良念念不忘的是郭将军对他权力的辅佐；齐世英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绝不会容许日本人建立傀儡满洲国。
　　那天的晚饭，齐世英端起酒杯，眼泪流不停：“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却败了，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那些年布满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敌后抗日十几年的同志们，都白死了。他们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适应生存。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齐邦媛回忆，这些话，父亲反复说过多遍，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
　　1983年8月，齐邦媛的母亲裴毓贞安详离世。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言语更少，近乎沉默，似乎从汹涌的东北“巨流河”冲进了台湾“哑口海”。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太平洋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如同莎士比亚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满了声音与愤怒，全无意义”。
　　1987年8月，父亲节的下午，齐世英坐在床边藤椅上，溘然逝世，宁静地放下了一生所有的理想、奋斗和失落。
　　多年后，女儿齐邦媛记下了一家两代人从家乡东北的“巨流河”到南台湾的“哑口海”的辗转故事。然而，这绝非仅是一部个人史、家族史，而是将个人的离乱融入家国的变迁。于是，我们看到了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看到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看到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看到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也看到两代大陆人无奈漂流台湾直至落地生根的历程。个人的家国之忆与爱国之泪和国家的命运如影随形。
　　齐邦媛同时觉得，她记下的每个人，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走过的每一条艰难路，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记述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人物简介
　　齐邦媛，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赴台湾，一九六九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系主任，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白先勇说她是“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48
台湾人民绝非失败者——专访齐邦媛20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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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 本文由《独立阅读》提供
“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阅读和背诵这首济慈的《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上世纪抗日期间战火纷飞之际，女学生齐邦媛便是在老师朱光潜的带领下，吟诵着这首沉郁的诗歌，迎向战争带来的流离和悲怆。
六十多年后，年逾八十的齐邦媛又将这心情一笔一划写入回忆录《巨流河》，引领读者回首埋藏着巨大悲伤的二十世纪。
在这本人生大书里，齐邦媛娓娓道来家族成员的悲欢人生，又挥笔描摹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父亲在国破家亡之际的理想抱负，与精神上最为默契的挚友的生离死别，一代人毕业后对家国前程的茫然失措，战争带来的创痛与胜利后的虚空，大陆与台湾的微妙互动……
无怪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说，“《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时代总体情绪的投射。”
2010年，《巨流河》简体中文版在大陆面世，好评如潮，年底更不缺席各项好书评选。但87岁的齐邦媛先生很少出席公众活动，且新年身染小恙，不便面访。我于去年12月发采访提纲至台北，时隔两个多月，终于收到回复。手写十页纸，密密麻麻。
笔答外，另有一信让人莞尔：
你一定吓了一跳，收到这样的手写访问稿。我收到三联出版社转来你的三十四个问题时也吓了一跳，数了两次确是三十四题呢。它们在我心中竟然盘旋不去……我在一切年节喧嚣之间一点点回答，思考回答，终于答了三十二题，可以缴卷了。我一生教书总是考别人，如今自己回答试题，很似报应……
谢谢你对《巨流河》一书的关切，更谢谢你花了时间问了我那些很中肯、令我愿回答的好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女孩子，喜爱文化，能如此好好地做文化记者工作，是我那一代女子年轻时所想不到的。人生真有命是否逢辰的reality！
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
巨流河，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是辽宁百姓的母亲河，亦是齐邦媛自幼离开但魂牵梦绕的故乡。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年轻时留学海外，归国后跟随奉系郭松龄将军，意欲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郭松龄军不愿参加军阀内战，但筹划已久的兵变失败，以致身亡，跟随他倒戈的齐世英随即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为了避人耳目，齐世英常常改姓，儿女也得跟随。小时候的齐邦媛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
年幼时齐邦媛身体瘦弱，常常生病，在学校参加抗日游行时连鼓也背不动，老师只得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大鼓，她在旁边只管敲。
所幸即便战乱纷频，齐邦媛仍得以接受完整的教育。搬往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校长张伯苓“中国不亡，有我！”的号召下坚持西方教育原则；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汇集朱光潜、吴宓、陈西滢、凌叔华等一流学者。齐邦媛在此期间感受到文学的力量，隐然开启此后一生致力的事业。
与求学并行的，是与自幼相识的张大飞的鸿来雁往。这位负有家仇国恨的爱国青年，在抗战期间加入美国飞虎队，每周浅蓝色的航空信封给齐邦媛以莫大的安慰。齐邦媛高二那年，张大飞来看她，走了一半突然站住：“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也是唯一一次。
抗战胜利的前几个月，张大飞坠机牺牲，此生再未能相见。八月十五日夜，重庆满城欢庆，齐邦媛想起为战争牺牲的张大飞们，大哭回家：“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
战后的气氛全然变了。原来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已经涣散，而政治空气笼罩到所有课外活动，一切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为“前进”程度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齐邦媛不愿参加任何政治阵营，只躲在一隅读自己的书。她始终记得吴宓先生在他的毕业论文上写的批注：“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那是教她爱心宽广，早懂悲悯二字，因“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大学毕业，恰有机会请她去台湾大学做助教，她正对工作和国家均感到迷茫，便带了自我流放之意要去看看。去时买的是双程票，谁知此生便落在台湾。
齐邦媛在台湾教书几十年，先后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直至退休。同时她将精力投注于文学交流，将西方文学引进到台湾，并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白先勇称赞她为“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
而她对自己的评介只是平静：“如果说我的优点，就是可以集中精神做事，也能静静地思索、坚持。因此选择单纯的生活。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却没有侵略性的缺点，留得读书思想的青山在。”
下笔如此悲伤，也如此愉悦
问：支撑您写完《巨流河》这二十五万字的动力与情绪是什么？您曾提到心中一直有很大的愤怒，这种愤怒为何能化解为如此温情、泰然的文字？
齐邦媛：我前半辈子恨日本人，后半辈子“反共抗俄”。但是我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将此家国大恨的愤怒化为激励：你能读书就扎扎实实读书，爱国有许多方法。我教书时即以此激励我的学生。写《巨流河》时，往事历历在目，对父母师长感恩怀念，对漂泊所经山河充满温情。
问：通过对父亲与自己人生轨迹的描述，辅之以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支线脉络，您最想厘清的是什么问题？
齐邦媛：人生有许多道路，每条路都有许多人在行走。我有幸（或不幸）出生在革命者的家庭，所见所闻影响我一生思路的选择。八年抗战中，我由少年长大成人，曾深切投入英雄崇拜的感情。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教书时也以此为目标。
问：《巨流河》的出版日期选在2009年7月7日，一是新中国六十周年，一是抗日战争开始的纪念日。选在这个日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齐邦媛：纪念卢沟桥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更是为了纪念那些有骨气的英雄。
问：龙应台女士在差不多同时期出版《大江大海》，一时畅销大卖，据说读过此书的朋友们互相询问“你哭了没有？”而王德威先生认为您的书把最催泪的材料以最平实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样的题材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感情基调与表达方式，您如何评价？
齐邦媛：我用文学书写我所经历的、怀念的二十世纪。写我的家庭由家乡巨流河漂泊到台湾哑口海的长路。1949只是一个转折而已，我书中忘不了的人和事，几乎全为国奉献一生，绝非失败者。我用诗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写他们，下笔时如此悲伤，却也如此愉悦。
问：大陆版删除了哪些内容？这些删改对整部作品有何损害？
齐邦媛：大陆三联版删改之处，其实并不多，事前也多得我同意。我能了解他们的难处。第五章开始一页，我简述1945年胜利后苏俄抢先进占东三省，我对闻一多与学潮的看法等，删减约五页。对我全书内容、布局、叙述发展并无影响。
问：为了在大陆出版，您几乎改写了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为什么要改写？哪些方面不便？
齐邦媛：第十章台湾文学中一些作家作品，因未在大陆出版应只是一些名字而已，为考虑大陆读者的兴趣，精简一些，由作者自己改写。国际文学活动方面，因立场不同，应三联编辑要求，亦精简一些，但均不损作品完整与立意。
问：您能否设想下，假如令尊能读到这本书，当作何评价？
齐邦媛：我父亲来台湾后常言，自己一生奋斗成空，死后与草木同朽。我却一直觉得他始终坚持爱国爱乡的理想，极可敬佩，半生思索要写此书，以我所知记录我家两代漂泊的故事，思索的主干是我父亲的一生。但是我对他反军阀、抗日的工作并不知详情，只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负责国民政府在满洲国的地下反日工作十五年。我曾随母在天津居住，也只是看到他出生入死、飘忽的身影，听见他的同事说他是了不起的汉子。但是他自己从无一字炫耀。我自幼病弱，骨子里却最仰慕在故乡那样雄伟土地上，跃马千里的保卫者。
你问我父亲读到这本书的话，当作何评价，他一定会说，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所知有限。因为当年革命和抗日工作都是国家机密，不能在家中与妻儿多谈。而且他的一生深知政治幻灭之苦，个人在大的变局中常常是无能为力。反对儿女从政。我所写国立中山中学和《时与潮》杂志事业，只是我所能看到的他生命的一隅。我只能写我所知部分。此书出后当去他墓前酹酒焚寄。如希腊史诗之libation。祭告求谅。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1:49
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
问：“东北不应变色而竟变色”，让无数亲历者、研究者对历史报以无奈的慨叹，您是否曾设想过，假如东北无恙，假如郭将军当年打过巨流河，历史又会如何发展？王德威先生在评论中说，东北与台湾实则互为倒影，同是移民之乡，都曾成为殖民地，面对宗主国，都有一种悲情和不平。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评价？在您看来，东北与台湾两地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齐邦媛：假如当年郭松龄将军渡过巨流河，东北即有革新自强的机会，历史必会重写，至少二十世纪的中国少些耻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他兵谏身死时四十一岁，已在军旅经历过南北多省的动乱，天性爱读书、能深思，且结交天下有识之士，明悉家乡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面的处境，正是有效报国的好年纪，却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卖而兵败，至死坚持大义，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我父齐世英在巨流河战后到南方投入政治，原是相信中国这么大，可做的事太多了，充满了报国的理想。想不到抗日胜利之后反而不能还乡，埋骨海隅。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减音消，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
问：抗战结束时期，您回家大哭一场，说“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为何战争胜利之后没有众所期盼的喜悦，而只剩下“虚空”？
齐邦媛：胜利之夜欢声震天，火把照亮了每一寸黑夜。张大飞在胜利前三个月战死，生者狂欢，死者默默。我为所有战死的人恸哭长夜，这狂欢中有太多的亏欠。更何况胜利后很快就是混乱，更多的死亡离散，对许多人只剩下虚空。
问：与政治保持距离，一方面是您性格使然，一方面是令尊教诲。若干年后看实在是明智的选择。您书中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八十年代回到大陆探亲时，也亲见了当日意气风发的同学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当时作何感想？
齐邦媛：我自幼受限于时代、性别与体能，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很早爱上文学，书中自有天地。大学中学潮的热狂与毁灭性令我反感。游行中唱的歌那么幼稚。家庭和中学老师教我的是建设国家、奉献才能的教育，先充实自己，自会有报效国家的能力。
问：您说“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这消耗的原因即是战争？仅只是战争？
齐邦媛：抗战八年，政府在万分艰困之中实施公费教育，维持弦歌不辍。大多数师长学术水准和态度都不错。我们这一代不仅是被战争消耗掉的，是战后的时代，多数没有适才适所的工作选择，在政治狂风中如同柳絮。
问：您如果当年留在了上海，后期也会被当做黑五类子女而遭受批斗、运动，更不会有今日之成就。如今想来，是否庆幸当年来到台湾？
齐邦媛：像我那时仍一心想读书、在高深学问中求发展的年轻人竟似无路可走，整个中国都在非右必左的政治漩涡中，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我如留在上海何能生存？勇敢孤身一人1947年来到台湾，原是自我流放之意，但来后结交了一些建设台湾的人，深感庆幸。
问：关怀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很难不卷入政治迷局中，然而卷入之后又往往迎来悲剧结果，这是试图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选择和悖论。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政治、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分寸把握？
齐邦媛：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我六十多年在台湾从未涉足政治。教书写作自得其乐。
问：写到钱穆先生时，您说“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零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正因如此，去台湾者并非简单如今日许多媒体所言，都是“失败者”，似乎只是悲情的地方和人群。以您接触认识的人们来看，是否有不在少数的人是怀着钱穆先生一样的愿望自愿前往的？他们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可曾有了什么思想变化？
齐邦媛：台湾六十年来至少可以有不说话的自由，职业也可以自由选择。教育仍以捍卫中华文化为主，但绝对容许不同的研究。人民并没有感觉是失败者。钱先生由香港来台湾度晚年，受归国学人礼遇。后期陈水扁等人因竞选反对前人政策。钱先生九十六岁逝世，并未离开台湾。
问：若干年后在台湾您也面临政治上的艰难选择，一则编选国民教材时要面对是否“政治正确”的非议，二则此后评介台湾文学，也会面临“你是不是爱台湾”的诘问。面对这样社会性的政治舆论，如何自处？
齐邦媛：现在的台湾几乎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什么都是“正确”的，什么都有人反对，一般人也不太当真。似乎近年来连发财都不太令人兴奋。大家共同怕的是地震，但是常常小震，也不怕了。当年的奋斗，“往事只堪回味”。
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
问：抗战时期虽然情势动荡，但是您笔下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仍然坚持着教学质量与标准，师生的行为做派都令人感动。相比而言大陆现行的教育，无论教学原则、价值观、方法、选用教材、教师素质各方面都难与1949年之前相匹配。您长期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一国之教育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一流的中学、大学又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
齐邦媛：教育是分很多层次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力量来自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学都很多了，但是师资都待加强。科技也许短期可授，人文思考却需真正的读书人，耐得住长年的寂寞，给他们较单纯的环境，才能多作抽象的思考成智慧。
问：在颠沛流离之际，仍有偌多知识分子坚守理想，仍有文学安慰心灵。在此想借王德威先生的评论一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王德威在研究文学史多年后才有此叹息，百年动荡埋没了多少智慧心灵！我们这一批人，两代退居海隅，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因为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文学是什么？让我引用一年前席慕容赠我《一首诗的进行》有几行说：在字里行间等待着我解读的/原来是一封预留的书信/是来自辽远时光里的/一种 仿佛回音般的了解与同情/直指我心啊，天高月明……/是否只因为/爱与记忆，曾经无限珍惜/才让我们至今犹得以 得以/执笔？
问：由此有一个大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齐邦媛：知识分子的定义很广，大约读多些书，有些见解吧。《巨流河》的书腰上说我是知识分子，大约是因为我写了一本有意见的书吧。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我确也做了许多传承的努力。例如1970到1988年间我曾在台湾大学教文学院研究生“高级英文”课，专做英美文学选读。近二十年间教了至少四百个研究班学生，他们今天约五十多岁，在台湾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些分量，都是继起开来的知识分子。在我其他课上的学生数倍于此，在各行各业有成就的甚多。环环相扣，形成台湾今日的文化。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应该可以说尽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
问：您认同丹纳的观点，认为“时代、民族、环境是构成文学的三要素”，上世纪中国经历了民族、环境的巨大变故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
齐邦媛：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以此三要素写小说容易引起杀身之祸。但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很伟大的小说，《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台湾1959年出的姜贵《旋风》）等也永不朽。
问：您曾评论，“台湾新一代作家，文字很好，聪明得不得了。但是题材不大，沒有真正着力的地方。”您认为台湾文学真正着力的地方应该在哪里？为什么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相对而言技巧十足而内涵较窄？
齐邦媛：我想时代、环境的震撼力都进入太平时代的平庸期了，人们理想和失落都较和缓，新的教育处处增加儿童自信。文学中所需的追索、自我盘诘较少，文学技巧本身不能自成文学。
问：在与白先勇先生的对谈中，您曾提到，如今的人“生活好，有吃有喝，心情却茫然，这个才是大问题。”您年轻时也曾对自己的前途与和国家的茫然难以消除，感到“当年想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这种茫然与当下这一代人的心情有何差别？以您的个人经验而言，这茫然又当如何解脱？
齐邦媛：1947年我到台湾后所遇师友都是做建设性工作的知识分子，在此开始一生服务态度，然后结婚生子，有家庭责任，渐渐走出茫然的心境。
我不使用电脑，不能精确地比较电脑时代的人生态度和书本时代到底怎样不同。也许活在太平、充裕的时代，电脑上零碎的知识也足够使他们快乐了，没有大的忧愁又何必强说愁。有些年轻人文章中说茫然，总得自己走出来。（灵子）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8 22:04
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 王德威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 ?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东北与台湾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身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满清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一八七 ○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孤悬海外，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移民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一九○五）、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满洲国（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历来与"关内"或"内地"有着紧张关系。两地都是移民之乡，草莽桀骜的气息一向让中央人士见外。两地也都曾经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对宗主国的漠视和殖民者的压迫，从来隐忍着一种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七）。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大帅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一八八三～一九二五）。郭
     
    愤于日俄侵
     
    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假使东北能够得到中央重视，是否满洲国就无法建立，也就没日后的抗战甚至国共内战 ?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听任俄国人蹂躏东三省。中共崛起，东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中央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一九四九年。*《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一九六 ○年更因与雷震及台籍人士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等人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 ,还是台湾，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注：林忠胜、林泉、沈云龙，《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渡不过的巨流河 --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来承续。
    *注：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全集》（台北：学生书局， 1991），卷 4， 366页。
    齐邦媛应是台湾光复后最早来台的大陆知识分子之一。彼时的台湾仍受日本战败影响，二二八事件刚过去不久，国共内战方殷，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子在台湾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页。
    齐先生对台湾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风潮。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译介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甚至"大陆人"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先生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于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也被辜负了太多。像《亚细亚的孤儿》和《寒夜三部曲》这类作品写的是台湾之命运，却有了一位东北人做知音。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巨流河》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邦媛先生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
     
    四种"洁净"典型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有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 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地。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齐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齐邦媛却谓从父亲学到"温和"与"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一九一八～一九四五）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 •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的分析又分析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上个世纪末，七十五岁的邦媛先生访问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千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邦媛先生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
    朱光潜先生（一八九七～一九八六）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一九三五年鲁迅为文批评朱 对文学"静穆"的观点，一时沸沸扬扬。的确，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
    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某日朱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这是种矜持的态度了。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五十年代当他的女弟子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
    钱穆先生（一八九五～一九九 ○）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两人初识时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已隐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唯"诚明"而已。
    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益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予的忧愁。有十六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阶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然后一九九○年在"立法委员"陈水扁的鼓噪、"总统"李登辉的坐视下，钱被迫迁出素书楼，两个月之后去世。
    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但国家机器所操作的历史何尝顾及于此？是在个人的记录里，出于对典型在宿昔的温情与敬意，历史的意义才浮现出来。二十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先生最深之处。
     
    知识的天梯
     
    由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齐邦媛厕身学校一甲子，或读书求学，或为人师表，在见证知识和知识以外因素的复杂互动。她尝谓一生仿佛"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的往上攀登"。但到头来她发现这石梯其实是个天梯，而且在她"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这知识的天梯之所以过早撤掉不仅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动荡有关，尤其凸显了性别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青年流亡关内。齐世英有感于他们的失学，多方奔走，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国立中山中学，首批学生即达两千人。这是齐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联。中山中学的学生泰半无家可归，学校是他们唯一的托命所在，师生之间自然有了如亲人般的关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他们共勉的目标。抗战爆发，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师率领从南京到武汉、经湖南、广西、再到四川。一路炮火威胁不断，死伤随时发生，但中山的学生犹能弦歌不辍，堪称抗战教育史的一页传奇。
    中山中学因为战争而建立，齐邦媛所就读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则因战争而迁移。南开由张伯苓先生创立于一九 ○四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校友包括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国家总理，钱思亮、吴大猷两位"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无数文化名人如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汉大学是华中学术重镇，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一九二八年成为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抗战爆发，南开迁到重庆沙坪坝，武大迁到乐山。
    邦媛先生何其有幸，在战时仍然能够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南开依然保持了一贯对教学的质的坚持。南开六年赋予齐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许，一如其校歌所谓，智勇纯真、文质彬彬。到了乐山武汉大学阶段，她更在名师指导下专心文学。战争中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不论是南开"激情孟夫子"孟志荪的中文课还是武大朱光潜的英美文学、吴宓（一八九四～一九七八）的文学与人生、袁昌英（一八九四～一九七三）的莎士比亚，都让学生如沐春风，一生受用不尽。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中国文化基础伤痕累累的年月里，齐邦媛以亲身经验见证知识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然而战时的教育毕竟不能与历史和政治因素脱钩。齐邦媛记得在乐山如何兴冲冲地参加"读书会"，首次接触进步文学歌曲；她也曾目睹抗战胜利后的学潮，以及闻一多、张莘夫被暗杀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武汉大学复校之后，校园政治愈演愈烈；在"反内战、反 饥饿"的口号中，国民党终于军队开进校园，逮捕左派师生，酿成"六一惨案"。
    半个世纪后回顾当日校园红潮，齐邦媛毋宁是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经因为不够积极而被当众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进、天真和狂热的距离每每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的后见之明难以作判断。她更感慨的是，许多进步同学五十年代即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他们为革命理想所作的奉献和他们日后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成为反比。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之间艰难的抗争了。
    反讽的是，类似的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拉锯也曾出现在台湾，而邦媛先生竟然身与其役。时间到了一九七 ○年代，"反攻复国"大业已是强弩之末，但保守的国家栋梁们仍然夙夜匪懈。彼时齐先生任职"国立编译馆"，有心重新修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未料引来排山倒海的攻击。齐所坚持的是编订六册不以政治挂帅，而能引起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但她的提议却被扣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齐如何与反对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紧的是她克服重重难关，完成了理想。
    我们今天对照新旧两版教科书的内容，不能不惊讶当时惊天动地的争议焦点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原来不过如此这般。倒是齐先生能够全身而退，还是说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环境与大陆的巨大差距。日后台湾中学师生使用一本文学性和亲和力均强的国文教材时，可曾想象幕后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热情，或许正因为自己的南开经验：一位好老师，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时刻也能启迪一颗颗敏感的心灵。
    齐先生记录她求学或教学经验的底线是她作为女性的自觉。一九三○、一九四○年代女性接受教育已经相当普遍，但毕业之后追求事业仍然谈何容易。拿到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位后的齐邦媛就曾着实彷徨过。她曾经考虑继续深造，但国共内战的威胁将她送到了台湾，以后为人妻，为人母，从此开始另外一种生涯。
    但齐先生从来没有放弃她追求学问的梦想。她回忆初到台大外文系担任助教，如何一进门就为办公室堆得老高的书籍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书时，如何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几个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的那种"幸福"的感觉。直到大学毕业 二十年后，她才有了重拾书本的机会，其时她已近四十五岁。
    　　一九六八年，齐邦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研究所，把握每一分钟"偷来的"时间苦读，自认一生是"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然而就 在硕士学位垂手可得之际，她必须为了家庭因素放弃一切，而劝她如此决定的包括她的父亲。
    这，对于邦媛先生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过的"巨流河"吧？齐先生是惆怅的，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渡到河的那一岸，却如何可望也不可即。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在齐世英先生那里巨流 河有着史诗般的波涛汹涌，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可全不是那回事。
    她的"河"里尽是贤妻良母的守则，是日复一日的家庭责任。但这样"家常"的生命考验，如此琐碎，如此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一场政争。在知识的殿堂里，齐先生那一辈女性有太多事倍功半的无奈。直到多年以后，她才能够坦然面对。
     
    千年之泪
     
    《巨流河》回顾现代中国史洪流和浮沉其中的人与事，感慨不在话下；以最近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似乎也是本向"失败者"致敬的书。邦媛先生对此也许有不同看法。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困蹇只是世纪中期千万中国人中的抽样；如果向他们致敬的理由出自他们是"失败者"，似乎忽略了命运交错下个人意志升华的力量，和发自其中的"潜德之幽光"。《圣经 •提摩太后书》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
    而邦媛先生本人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暴虐和无常的方法。一般回忆录里我们很难看到像《巨流河》的许多篇章那样，将历史和文学做出如此绵密诚恳的交会。齐邦媛以书写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文学无所不在的力量。她的文学启蒙始自南开，孟志荪老师的中国诗词课让她"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武汉大学朱光潜教授的英诗课则让她进入浪漫主义以来那撼动英美文化的伟大诗魂。华兹华斯清幽的"露西"组诗，雪莱《云雀之歌》轻快不羁的意象，还有济慈《夜莺颂》对生死神秘递换的抒情，在让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中国女学生不能自已。
    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诗以铿锵有致的声音召唤齐邦媛维持生命的秩序和尊严。少年"多识"愁滋味，雪莱的《哀歌》 "I die! I faint! I fail!"引起她无限共鸣。但"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在张大飞殉国的噩耗传来时刻、在战后晦暗的政局里，惠特曼的《啊，船长 !我的船长 !》沉淀她的痛苦和困惑。 "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itan lies，/Fallen cold and dead．""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对所有人的悲悼。"悲伤由此提升为悲悯。
    多年以后，齐先生出版中文文学评论集《千年之泪》（1990）。书名源自《杜诗镜铨》引王嗣奭评杜甫《无家别》："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生命、死亡、思念，爱、亲情交织成人生共同的主题，唯有诗人能以他们的素心慧眼，"目击"、铭刻这些经验，并使之成为回荡千百年的声音。齐先生有泪，不只是呼应千年以前杜甫的泪，也是从杜甫那里理解了她的孟志荪、朱光潜老师的泪，还有她父亲的泪。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而已，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永远伺机喷薄而出，令不同时空的读者也荡气回肠；而文学批评者恰恰是最专志敏锐的读者，触动作品字里行间的玄机，开拓出无限阅读诠释的可能。
    杜甫、辛弃疾的诗歌诚然带给齐邦媛深刻的感怀，西方文学希腊、罗马史诗到浪漫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甚至艾略特等现代派同样让她心有戚戚焉。齐先生曾提到西方远古文学里，她独钟罗马史诗《伊尼亚特》（The Aeneid）。《伊尼亚特》描述特洛伊战后，伊尼亚斯（ Aeneas）带着一群"遗民"渡海寻找新天地的始末。他们历尽考验，终在意大利建立了罗马帝国。但是伊尼亚斯自己并无缘看到他的努力带来任何结果；他将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史诗由齐先生道来显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由是我们对她的心事又有了更多体会。成功不必在我，历史胜败的定义如何能够局限在某一时地的定点？
    一九九五年，抗战胜利五十年，齐邦媛赴山东威海参加会议。站在渤海湾畔北望应是辽东半岛，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乡铁岭。然而齐是以台湾学者身份参加会议，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 The Flying Dutchman）。"--"怅惘千秋一洒泪"，杜甫的泪化作齐邦媛的泪。与此同时，她又想到福斯特（ Foster）的《印度之旅》的结尾："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还不是此地'（not now，not here）。"这里中西文字的重重交涉，足以让我们理解当历史的发展来到眼前无路的时刻，是文学陡然开拓了另一种境界，从而兴发出生命又一层次的感喟。
    也正是怀抱这样的文学眼界，齐邦媛先生在过去四十年致力台湾文学的推动。甲午战后，台湾是在被割裂的创伤下被掷入现代性体验；一九四九年，将近两百万军民涌入岛上，更加深了台湾文学的忧患色彩。齐邦媛阅读台湾文学时，她看到大陆来台作家如司马中原、姜贵笔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本土作家吴浊流、郑清文、李乔的文字一样能激起千年之泪。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一九四九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只有台湾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海峡两岸的创伤？齐先生是抱持这样的悲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与其说是为了台湾文学在国际文坛找身份，不如说是更诚恳地相信文学可以有战胜历史混沌和国家霸权的潜力。
    《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二○○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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