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摄于埃及
林贤治（方迎忠）“（林贤治）一如一位当事者，时刻在以反抗的姿态发出峻切、急迫和呼号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专业化、物质主义的二十世纪末，听起来很有点唐吉诃德的味道”
书名：中国新诗五十年
书名：中国散文五十年
| 我所知道的林贤治 范美忠 应该说，我知道林贤治是比较晚了，一方面是我在大学时候坚决不看当代人写的书，只关心古典文学，因此对当代文坛比较隔膜；其次是因为我有三年时间是呆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教书，信息自然不太灵通。最初知道林是因为《人间鲁迅》，当然，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的书他的文章有多好，而是作为一个鲁迅崇拜者，只要看见与鲁迅有关的书我就要翻翻，而买《人间鲁迅》也很偶然，因为一个书店打七折，我觉得还算便宜，所以就买了。看了之后也不觉得特别好，或许是因为他太喜欢鲁迅了，这一方面导致他能够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接近鲁迅，同时也导致对鲁迅太过美化的毛病，传记在很多时候都很难避免这个毛病，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及坊间流传的胡适和钱钟书的传记也同样如此，不独鲁迅传记而然。有人说曹聚仁和王晓明的鲁迅传比较好，我不这么看，他两个人都声称要把鲁迅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好象还原了真相，但鲁迅虽然不是神，但也决不是普通人，他两个根本没有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因此所作也就难免失败，相比较而言，还是林著为佳，当然理想的传记还没出来，至于阐释鲁迅生命哲学的著作，个人以为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最好，而钱理群写的与鲁迅有关的东西就我看过的而言，皆不堪卒读，而李欧梵的《铁屋子里的呐喊》不失为难得的佳作，这里扯得远了。 除了《人间鲁迅》外，我当时还买过他主编的《流亡者译丛》中的诗歌卷《午夜的孩子》。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后来又听余杰吹嘘当代中国文坛杂文写得最好的三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摩罗和林闲治。而号称学术界中场的丁冬则对林做了一个专访，似乎是把林和余杰，谢泳并称为中国当前思想界的三匹黑马。 到了广州之后，又买了林写的《自制的海图》来看，其中收录《五四十年》和《五十年来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虽然我并不是学院派，但毕竟受过一定的学院训练，因此对没有经过特别扎实研究的《五四十年》并不太欣赏，在海内外一片质疑和反思五四激进思潮的背景下，林和袁伟时，邓晓芒等恐怕算少有的坚决捍卫五四的不多几个有名的人了。 而真正让我叹服的是林对散文的批评，文中对张承志，余秋雨，贾平凹和王蒙的批评可谓洞烛幽微，剥皮见骨，林真是目光如炬，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其中对王晓波和筱敏的批评是我所不能同意的，而对刘亮程的批评则不如摩罗。（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就小说而论，学院派我比较服胡河清和邓晓芒，而作家当中我最喜欢马原的《阅读大师》，格非和残雪的感觉也挺好，不太喜欢余华的文学批评。）后来又买了他编的《读书之旅》从书中的两本。又看了他的《夜读遇罗克》，总的感觉是林不光编书很严谨，写东西也很严谨，不多不滥，这跟余杰的大量产出劣质文章形成鲜明对照（跟好多人不一样，我觉得余杰有些文章是不错的，对他也并无恶感，唯一感到遗憾的写东西太不严谨，不能保证质量）。 但我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主动去见他，倒不是因为怕名人架子大，而是因为自己虽然读书不多，水平一般，但也挺傲气，不太喜欢访名人，何况自己在百年来中国文学家中只服一个鲁迅，而学者只服一个王国维。但我在广州的好几个朋友都跟林熟识，其中一个朋友打印了我最初的两篇文章《点评论北大历史系诸先生》和《驳谢有顺‘十部作品，五个问题’》给他看，也许是因为我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以及当代文坛的看法印证了林的看法，所以他很高兴，表示愿意见我。我在给他的电话中说：“我读书不多，文章不好！”他说：“你读书也挺多的，而且文风的活泼是我学不来的！” 原来我知道他在花城作编辑，后来发现他居然已经调动到了广州日报编书，倒是跟我同一个单位。因此，在一个周五下午我就去拜访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中等，但有点瘦，头发比较长，挺乱，有点不修蝙蝠，并且有着饱满的激情和不羁的野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鲁迅，所以一坐下来我就从这个话题开始，刚好前一期书屋上发了三篇贬低鲁迅的文章，其中两篇分别是李慎之的《鲁迅与胡适》和朱大可的《殖民地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我就问他怎么看，他问我怎么看，我说我本来想写文章反驳李慎之，可惜我对胡适的很多具体事情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因为这个人没有人格魅力，文章又差，思想又肤浅，接着我说了一大通自己的看法，林没有吱声。只是把他写的《也谈鲁迅与胡适》的打印稿给我，他说：“《书屋》的编辑周实和王平已经被撤换了，文章发不了！”我说：“那我给你打印到电脑上，发到网上吧！”但我比较懒，始终没有打印，而《书屋》后来也终于发了他那篇文章。谈到朱大可，他说：“当时他写《流氓的精神分析》的时候，我觉得他还不错，现在他自己也成了流氓了！”这其实是我不赞同的，贬鲁迅并非不可以，在自由的社会，没有人是不可以亵渎的，当然，文章要讲究基本的逻辑。在谈到余杰的时候，他说：“余杰也还不错，虽然浅，但还说些真话，有的文章也还可以，只是好名作秀，文人多有此毛病，余杰和摩罗等签名售书，想当文化明星，而且他谈思想的书却把女孩子的情书附上，我说了他，他不高兴，以前老给我寄书，现在不寄了！ | |
| ”大约聊了一两个小时吧，我告辞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本《娜拉：出走或归来》，我回去就看完了，感觉行文类似《野草》风格，相当不错，当然，比鲁迅远远不及，他自己也说：“鲁迅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法跟上他！”跟鲁迅一比，很多很不错的人都显得比较差，大师就是大师，没办法！毕竟，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五百年一出的超级天才！ 后来因为商谈一些事情，还因为其它一些事情，我跟林有过多次接触，感觉他确实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的人，不好名，不作秀，没有功利心，以至于有朋友说他：“你编的书虽然好，可惜赚不了钱！”他编的书有的可能也赚了些钱，但他编书的时候却决不是从经济效益出发。当然，由于对权力的戒心，他不信任政府，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我也不信任政府，但没政府不行，而我考虑的就是应该限制政府的权力。再比如关于暴力问题，我说无论如何我是个非暴力主义者，生命必须尊重。而他则认为：“没有办法的时候也许只有依靠暴力。” 他的严谨的写作态度在当代中国文坛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比如他一直想写《王实味传》，但他说：“我收集材料已经六年了，但还是感觉材料不够！”我则劝他：“你还是写吧，要说准备充分，你也许永远也不会觉得准备充分，毕竟，不太可能写出完美的文章完美的书！” 当然，林也有他偏激的地方，真诚的偏激！比如对胡适的评价，虽然我也觉得胡适仅仅把自由主义当招牌，没有一种发自生命内在的自由主义激情，而且其生平所为有的似乎也违背了自由主义宗旨，但说他是庭臣终究贬抑太过，虽然胡适文章差，但终身坚持自由主义理念，毕竟是我辈中人。还有谈到中国现代诗，他因为编写《自由的诗篇》，萌生了写《五十年来诗歌》的想法，他询问我和另一个写诗的朋友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看法，关于当代诗歌，我们没有什么分歧，而现代诗歌，我认为穆旦第一，冯至第二，他则认为艾青最好。他说穆冯二位只关注自己。确实如此，尤其冯至，但诗歌关注内心有什么不对呢？显然，由于他强烈的社会和底层关怀，以及对土地的情感和苦难的怜悯，他看待诗歌不完全是从审美的视角。而他对臧棣为首的一帮人尤其不满，认为他们简直是堕落，而谈到盘峰诗会，他则认为，由官方出面来召集和裁决诗歌方面的分歧，完全是诗歌的耻辱。 由于他对鲁迅太过偏爱，以至于我们只要说鲁迅的不是，他就怫然不悦！比如我一个朋友说：“鲁迅没有建设！”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不能要求他所没有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说他在医学方面没有贡献呢？每个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完成他的一生！”而我则谈到：“从文学的角度看，杂文确实没太大价值，而鲁迅没写长篇是多么的遗憾！倒不是我认为他没能力写，而是如果他写出来该是多么精彩！”结果他又不高兴：“你没必要拿那些文体的套子来套，离开了社会和人的关怀，文学还有什么价值呢？”我觉得自己对鲁迅的崇拜已经够狂热的了，跟他比，我还算理性得多。 林对学院派知识分子或者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敌视，他说他们是策士，投靠权力捞好处。我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政治稳定的四种类型》给他看，他立即指责：“你脑子里有帮忙的策士心态！只有统治者才需要稳定，老百姓不关心稳定！”其实我觉得他错了，根据我大学毕业后几年的经验，我发觉最怕乱的倒是知识分子和小老百姓，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望自由，一方面又害怕自由，唉，自由主义者，你有勇气面对自由吗？你能够向中国的普通民众讲清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自由与无政府主义与动乱的区别吗？讲清楚这些简单的道理却正是启蒙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我后来还从林那儿获得了《散文与人》，《记忆·一》，《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三本赠书，遗憾的是，他早年的两本诗集，以及关于胡风案的石破天惊的长文我一直未能得窥全豹，而他自己也已经没有了。 我想，在大众层面，林的名声不如作为文化明星的余杰，而他的书也没有作为流行文化的余杰的书卖得多，他的名声恐怕也不及占据北大位置“居高声自远”的钱理群，但在民间思想界在圈子内，在边缘知识人群体中，道德文章都让人服气的林的声望要高得多，而且批林的人也很少，可见，在做人方面，林也比余成功得多。而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他也很懂得策略，钻网有术！他是一个盗火者，是个思想，自由和正义的守夜人！在当代知识分子整体溃败的背景下，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面旗帜！ | |
林贤治 将纯粹的偏激坚持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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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1月8日，林贤治获得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2010年他还出版了《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和《纸上的声音》。 爱自由，爱散文写作，爱批评意识 爱鲁迅，不爱王元化、巴金、李慎之 我是民间最高单项奖金获得者， 我不是因为奖金而写作 我和他们不一样，这是庶民的胜利 我是林贤治 自由就是我尚未愈合的伤口，我还认为我偏激得不够呢 当今的中国作家，能同时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产生影响的不多，在这方面，林贤治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通过他的散文作品以及对中国当代散文、当代诗歌独具时间穿透力的评论，在文学界产生影响，同时还将他的影响力传导至壁垒森严的中国学术界，而这是由他的思想评论和思想史论方面的著述，如《五四之魂》、《午夜的幽光》、《沉思与反抗》、《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鲁迅的最后十年》等来积淀和达成的。虽然今年林贤治因为散文随笔集《旷代的忧伤》收获了30万元奖金，但客观而论，他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散文写作上，而是在思想评论和思想史论方面。所以，在我眼里，林贤治的主要价值身份不是一位散文作家，而是一位评论家和学者。 说起林贤治，人们总爱用到“偏激”这个词；在对林贤治的有关评论和访谈中，我们也往往会读到“偏激”这个词———甚至林贤治自己也乐于承认自己的偏激。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林贤治坦然承认：“我绝对是偏激的，说我偏激是说出了我的特点，我一点都不觉得被伤害。胡适也曾说过自己喜欢走极端，偏激是指人的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倾斜，我是一个失衡的人，没有获得平衡，越失衡就越倾斜，越偏激。”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林贤治也说：“文学是一种精神创造物，带有我个人的喜恶，极端就叫偏激，我还认为我偏激得不够呢。”同时自称是个“偏执不平和的人”。自己承认自己偏激，并视偏激为自己的特点，还认为自己偏激得不够，这在我认识的中国作家和学者中是很少见的。“偏激”似乎已成为林贤治风格的一个标识性符号。 林贤治的“偏激”，首先———也特别表现在他对鲁迅的态度上。我们知道，林贤治是一位鲁迅研究学者，但是他和其他的鲁迅研究者不同，他的鲁迅研究，是以无保留的热爱、捍卫和崇敬鲁迅为前提的。 关于林贤治对鲁迅的这种偏激的爱，我曾和林贤治交流过。我说，听说有人称你是“鲁迅凡是派”，在你眼里，凡是鲁迅写的、鲁迅说的一定是正确的。你怎么看？林贤治说：“我知道，据说是上海的一位姓朱的评论家最先说的。当然，鲁迅也不是完人，他也有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定要我在中国的作家中找一个缺点最少的，最伟大的，那只有鲁迅，这个人非鲁迅莫属。” 据我了解，林贤治对鲁迅的崇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结缘于林贤治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上个世纪80年代初，林贤治因为“清污运动”蒙受打击，迷茫抑郁中的林贤治开始重读鲁迅，并准备为鲁迅写传《人间鲁迅》。正是在重读鲁迅和为鲁迅作传的过程中，林贤治通过鲁迅校正了人生的路标，重新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可以说，是鲁迅改变了林贤治的命运。因此，林贤治是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热爱鲁迅的，感谢这位大先生拯救了他的灵魂，在他堕落时给了他上升的希望和自救的力量。这种心怀感激的热爱必然是无保留的，无条件的，也就必然是偏激的。这种偏激使林贤治将他对鲁迅的热爱上升为一种鲁迅崇拜，并自觉地担负起守护鲁迅遗产、捍卫鲁迅光辉形象的责任。在林贤治眼里，确实是“凡是鲁迅写的、鲁迅说的一定是正确的”。容不得任何人批评鲁迅，说鲁迅一句坏话。所以才有了林贤治是“鲁迅凡是派”的说法。我想对这一点，林贤治自己内心恐怕也是默认的。 下面，让我们再看林贤治为人的偏激。 一次在我和林贤治通电话时，当我说到因为辞去公职以后没有固定收入，被许多琐事、杂事分散精力，不能专心写作时，林贤治在电话的那头说：“周伦佑，你还是专心写诗吧。理论是苍白的。你的所有文字中，还是诗最好。创作高于理论。”我说：“我知道你的建议是对的，我也想专心写诗，我还有许多创作计划没有完成。但我要养家糊口啊！”林贤治在电话那头说，“要什么家庭！”我又说：“我不能不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啊！”林贤治又在电话中说：“要什么婚姻！”我夫人周亚琴在旁边听到后哈哈大笑，说：“林贤治真的太纯粹、太不世故了。那你叫他把工作辞了，把婚离了试试看！” 林贤治的本意并不是真的希望我把婚离了，把家庭抛弃了，而是希望我抛开一切羁绊和干扰，专心诗歌写作。这种为了诗歌和学术可以抛开家庭和婚姻的彻底的想法，其表达却不自觉地带上了某种容易让人误读的偏激。也许，这就是林贤治表达思想的方式。 在去年11月份的“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仪式上，获提名奖的散文作家周晓枫曾说到一件事：大概十年前，一次她和林贤治通电话，林贤治问她为什么写作，它随口说了一句“写着玩呗”。林贤治一句话没说，立即挂断了电话，从此再没有联系。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在一般人眼里，确实是不近人情的，颇为偏执的。 被别人目为“偏激”，而自己也自认偏激但坚持偏激到底的人，是需要底气、勇气和实力的。林贤治就是这样的人。 从文学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天才作家一般都是偏执的，或者说，一个作家的“天才性”中，往往就包含着某种“偏执性”；这种“偏执性”也就是茨威格所说的“魔鬼性”。如果按照此种观点，我是不是可以判定偏执的林贤治是一个天才作家呢？或者说，林贤治的“偏激”是其生命中的某种“魔鬼性”（即天才性）的表现呢？一般而言，天才作家（包括哲学家）往往不关心别人的思想，也不会热心于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他只专注于自己思想的自由表达，也就是说，天才作家的写作是原创性的、无所借鉴的、天马行空的，旁若无人的，不顾一切的，甚至是反时代的。而林贤治的写作建基于阅读，可以说，大量的阅读是林贤治写作的基础。他的几乎所有作品（思想随笔、思想评论、思想史论、人物传记）基本上都是从阅读、从他阅读的特定思想资源中来的。其写作动机是基于当下现实，为当下而写作的；并且，他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到能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这一切，在作家类型的认定上，都说明林贤治不是一个天才作家。但同时，他的激烈、不妥协、对主流的拒绝、独立性、漠视人情世故，以及那些偏激的表现，又都证明着林贤治对这个时代平庸的抗拒，以及对当代中国平庸的学术界和批评界的蝇营狗苟现状的拨乱反正。这种种特质，无疑又表现出了某种超越世俗的天才性。由此，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林贤治不是一个天才作家；但作为作家的林贤治，其身上是具有某种魔鬼性（即天才性）的。他为人为文的种种偏激，正是这种内在于其生命而他不自觉的某种魔鬼性（即天才性）的表现。 林贤治身上表现出的种种“偏激”，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他太执着，太严肃，太认定，太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对于此种意义上的“偏激”，也可以替换以“极端”、“激烈”、“彻底”、“不苟且”，“不妥协”这些词汇；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包含某种“专断”和“片面性”在里面。所以，我将林贤治的偏激理解为“偏激的纯粹，或纯粹的偏激”。但是不管怎样，置身于一个颓败的时代，面对中国体制学人的苟且偷安和无可救药，林贤治的偏激和他偏激的声音，对于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无疑是有某种警示意义的。 □周伦佑（诗人、西南大学特聘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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