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鲍昆：摄影家？还是社会公益家？从王久良的摄影说开去…… - 教师之友网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行程近万公里，走访了北京周边400多个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的垃圾场都有上万平方米规模，它们紧紧地包围着这座城市。作为摄影师他要通过照片告诉人们，在北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面。
　　贫困不是烦恼，是羁绊
　　北京东郊的中国传媒大学西墙外，有一条布满小饭馆小商店的定福庄西街，王久良租住的房子就在这条街边上。很多人大学毕业后还长时间留恋在学校周边，已经从传媒大学毕业四年的王久良也一直住在这里，而且毫无搬走的迹象。
　　久良的租住房简单到了极限，一个房主留下的破沙发，一把当茶几的木凳，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堆纸盒上搭着块三合板变成简易的大桌子，上面摆满了照片。
　　久良的名字被更多人提起，是他在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展上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之后。当然，这个奖项的分量并不足以让他扬名立万，其实，人们把更多地关注放在他那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触目惊心的画面完全不能让人相信首都北京的环境居然恶劣到如此，更不能想象其他城市的环境状况又会是怎样。虽然这些作品没有意识地制造所谓的视觉冲击，甚至还明显带有“艺术的表现”，但事实的残酷，挑战着人们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近乎麻木的神经。
　　今年34岁，不善言语瘦瘦小小的久良，其经历颇有些传奇。生长在山东潍坊乡下的他，曾先后分别考取了济南和西安的两所高校，结果都没读到一年就退学回到家乡的高中复读。这时,他从少年时就萌动的艺术之梦特别是对影像的酷爱变得更加强烈。执拗地带着些许偏执的性格，让他的许多行为有点不为人解和怪异，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造就了“能成事”的可能。在他27岁的时候，终于如愿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他比所有的同学都年长七八岁，可能是当年全校本科生中年龄最大的。
　　做事情有着玩命劲的久良，努力地读书、拍照。在传媒大学期间，连续三年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其他摄影展赛，多组作品获奖，并引起业内人士关注。在他心里最神圣的艺术洋溢在他所有的言行当中，毕业后也从没有找个工作之类的打算，只是一心搞他的艺术创作。从2008年他开始酝酿《垃圾围城》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久良的妻子是他的同窗，两人相恋了六七年，去年夏天完成了没有仪式的婚姻。今年初，怀孕的妻子被久良送回老家休养，因为无论是财力、精力他都实在无力照料。妻子对他的全部理解与支持都化作最日常生活中无声的帮助，一位正值花季的女孩，几乎一年不买新衣服，更没有什么化妆品、首饰之类的追求，去小饭馆吃顿饭都是过分的奢侈。她从没有要求过久良，也不巴望着久良有出人头地的成功，她信任久良深爱着久良，久良所做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是正确的，只要久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她的幸福。
　　谈起妻子，久良平静的表情有了愧疚之色，他说：像其他普通的正常女人一样，我老婆对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让她平稳地生活，而且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主要还是向她灌输价值观念，让她感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非常善良。我无所谓的，可以把生活降到最低的标准，一个人是能很简单地生存下去的。但是说心里话，谁不想让家人过得好点?
　　2009年春节回家过年，久良以亲戚的名义在农村信用社贷款一万元，一年后再次回家过年时，亲戚催促他还款，囊中羞涩的他只还了一千多元利息，这已经让他几乎没有了回北京的返程车票。
　　在连州获得的一万元奖金，部分用于还债，其余部分变成了胶卷。为了让作品达到自己理想的标准，《垃圾围城》多是胶片拍摄，从最初进入这个题材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用从朋友那借来的相机。
　　

　　为了生活，久良曾卖过菜、做过培训、开过手机店，但一如往日般的贫困。在这组照片的拍摄中，了解和懂得他的人们向他伸出了援手，他感受着温暖，也在内心不停地纠结，他分明知道这绝非是施舍，但是这样的形式还是让他痛苦难过，恨自己的无能，恨贫困。
　　生活如此拮据的久良，为了让更多的人从照片中感受到消费主义的弊端和环境污染的紧迫，他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甚至可以承诺放弃所有版权，以及署名权，他只想让这些照片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发挥它的作用。
　　《垃圾围城》获奖后，南方一家知名报纸邀请他加盟该报摄影记者，但被他婉拒，因为他还想再拍点自己想拍的东西。久良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这或许就是他的使命。
　　这个专题将要开始拍摄时，摄影评论家鲍昆带久良去登门拜访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久良把他的拍摄构想、工作方式、面临的困难等诚恳地和盘托出，说到动情处几乎潸然。听罢，栗先生不做声地转身去另一个房间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久良，“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先要生活下去”。这是久良第一次见栗先生，栗所给的两万元正是他的拍摄计划得以实行的启动资金。
　　久良是幸运的，几年来，有很多人给了他无私资助和不同形式的帮助。当然，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其说久良幸运，不如说是他的真诚和所做事情的意义，以及他的善良感动着大家。
　　艺术不是游戏，是态度
　　不禁想起梵·高所说：艺术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背叛。有时，我们会想为什么要背叛呢?当然梵·高是可爱的，他认为艺术里只能有大爱，不能有小爱，爱女人就不能爱艺术，爱艺术就不能爱女人，与日常生活你死我活。久良也不想把这些对立起来，何况它们已经搅在一起了，分不清楚是醒着还是睡着，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
　　久良和艺术之间的情感关联,我想大概类似信徒和宗教的关系，艺术是他精神的依托、人生的导向，是所有意义的所在。艺术有时是一种自救行为，久良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的精神总显得沉重，创作的过程和结果偶尔让他变得舒缓、温润。他没有像某些艺术家把艺术当事业那样积极努力，他仅仅把拍照当成自己的工作，即使它换不来金钱赢不了喝彩，但它们已经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肌肤相亲般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垃圾围城》之前，久良拍摄了多组颇具艺术倾向的作品，其中包括一组关于民俗和鬼神信仰这方面的作品，他想通过鬼神信仰探求人内心的东西。鬼神是人类脆弱的一个表现，鬼神的产生是出于人类需要精神上的寄托，每个鬼神的存在其实都跟人的欲望有关。而且，每个鬼神故事都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反映，一个曲折的反映，一个并不存在、冥冥中的虚幻世界，它的蓝本却是我们的现实。
　　从拍“鬼神”，这样一个探求精神的东西，到现在的现实题材，对于这样的转变久良认为并不冲突，也谈不上什么大的转变，无非是一个解决精神，一个解决客观现实，两者本质是一样的。总是要让照片发挥作用，让照片说话，无论是用曲折的、艺术的手法，还是一个更加直接、更加犀利和直观的手段去呈现都是一样的，最终本源都是相同的。
　　尽管这种转变不是本质上的，但毕竟是不同类型的题材，它的发生总有个契机。久良在老家看到，如今偏僻的农村已是到处垃圾袋，这景象是个引子，他瞬间联回想到他所生活的北京周边。大学时他就有辆摩托车，他经常骑着车在北京周边游荡，他想起了那些从车边掠过在意又并没在意的垃圾场，这无意识的积累，也促进了这个专题，他忽然想到了许多类似的问题。其实刚开始他更关注的还是消费主义，商品社会对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是他的一个切入点。然后对垃圾场的考查，是想提供一个背景环境，然而当他真正深入去做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背景资料，而是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撼你内心的时候，你才真正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形成。
　　

　　久良并不确定自己完全明白“社会责任”的含义。艺术家或许只是个社会的旁观者、守望者，但他既不想装伟大，也不想装渺小。“我看到了一个事实，用照片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坏人心里有所顾忌，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我就觉得这是幸福。”所以他不想仅仅作个旁观者，他想说出来，想告诉更多的人，想呐喊。久良可能是天真的，但是艺术家就要保持孩童般的清纯和感知，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内心的道具，不见得是艺术家影响社会的工具，你是一只温度计、探测仪，你应该真诚、如实地把自己感受到的温度、冷暖，酣畅地表达出来。
　　关于题材的选择，完全是思考、经历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他没有作秀、没有撒谎、没有隐藏。对名利寡淡的久良说：“最搞笑的是出席什么颁奖典礼，走在红地毯上，我感觉我是十年前自己的一个幽灵，配合大家，向现在的自己炫耀、卖弄，特别荒诞”。
　　一向要成为艺术家的久良，现在更看重自己的社会工作者身份，他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一名摄影师，而是一个不断去探求事实的公民。他站在垃圾山旁边，时常游离出摄影师的身份，他经常觉得自己像个社会学者，清醒地审视着眼前的现实。他不想把照片拍成血淋淋的样子来哗众取宠，即使面对不忍卒看的事物，他也愿意“用散文的方式去表达，用善良的眼睛去抚摸”。所以他的作品在表象上显得安静而平淡。他说：我要代表大众去冷静地看这些垃圾场，相对客观、不带主观色彩地去呈现垃圾场的基本状况。为了突破镜头本身的视角局限，久良使用了多幅照片拼接的办法去完成大的场景，但为了确保每一张照片的原始真实性，他拒绝使用数字技术去完成天衣无缝的拼接，因此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缝，这也让他的作品带上了鲜明的性格烙印。
　　在此专题拍摄之前，久良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毕竟垃圾处理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为了掌握有关的专业知识，他甚至自学化学，他还到处了解国内外垃圾处理知识和处理现状。之后，他首先要找到城市周边的这些垃圾场，为了避人耳目，垃圾场多在隐蔽之处。久良骑着摩托车等在通往郊外的路上，见到拉着垃圾的大卡车，他就尾随而去，最终找到垃圾场的准确位置。他把垃圾场的精确位置和面积用黄色的圆点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没用多久，地图上已是满布400多个刺眼的黄点。
　　在拍摄中，他与生活在垃圾场边的人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从被怀疑被阻挠驱赶，到与他们成为朋友。
　　2009年夏天，在某垃圾场，久良遇到一个父母靠垃圾为生的6岁男孩陈华江，小华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发育不良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只需要五六万元便可治愈。孩子贫困的家庭几近崩溃哪里有钱看病，衣食无着的久良固然也是有心无力，但他没有放弃，会同摄影界的几个朋友呼吁为孩子治病捐款，最终在多位摄影人和武警总医院的善举之下，拯救了孩子的未来和生命。
　　在某垃圾场，久良与一位孤身老汉成了朋友。老汉在垃圾场旁边自己盖了间简易的房子，还很情调地修了一道漂亮的围墙，小院子被打扫得干净整洁。一个拾荒老人的生活态度，给久良很多感慨。久良时常去看看老人，某天，久良在老人家里没有看到他，就到周边去找，发现老人安详地躺在两座垃圾山之间，久良以为他睡着了，走过去叫他没有反应，上前一摸老人的身体已经凉了。久良赶紧给急救和警察打电话，医生来的时候老人已死去多时。没人知道老人是否有亲人，即使有也不知怎样联系。久良见证了老人的去世，也如同亲人般送了老人最后一程，也给予了一个卑微生命最后的尊严。
　　久良说他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他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对于自己的境遇，久良说，“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恰恰是需要牺牲者。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是需要很多类似的保持着自由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久良一直将《垃圾围城》的拍摄视为证据的搜集，而不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他说：“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
　　在一年多的拍摄中，久良骑着他那辆只能在四环以外使用的京B牌照的破摩托车(北京限制摩托车发展，只有极少京A牌照摩托车允许在市内骑行)，衣着邋遢蓬头垢面地出现在京郊各个垃圾场。尽管垃圾场的恶臭刺鼻难闻，但是，他不能戴口罩，否则一下就被看出你是个“外人”。拍摄时他总要审时度势，观察地形以及垃圾场老板的动向，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时刻—被牵着狼狗的巡逻人员发现，被提着菜刀的老板追赶等等。因为久良触动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利益链。
　　久良的勇气来自责任和良知。有人说，靠摄影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什么社会责任，好像是很过时、很落后或者是很不被当代摄影师认同的一个东西。或许当代艺术挟持了摄影师的思想，大家可能为了获取更近的利益，或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与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在久良看来，这是违反摄影的道德和态度，是违反了一个摄影师的基本态度。
　　

　　环境污染等许多人们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连带而来的，当某些问题已经凸显或者是已经可视化、可思考化。如果有一个嗅觉灵敏的摄影师或者是思维敏捷的摄影师，他应该会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并且迅速地用影像加以实现。
　　《垃圾围城》多为大场景，久良是为了满足目的的需要，并非是为了大场景而拍大场景。“当你想呈现更多的信息，而且是一种非常冷静地审视，而并非带给你强烈的主观愿望或者是主观色彩。我发现冷静地、客观地、远远地、高高地去看待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以巨大的幅面呈现，我只给观众提供一个观看的桥梁和思考的通道以及里面存在的问题，我相信观众通过某些细节信息会有所感悟和触动的”。
　　关于这个专题，久良并没有结束的时限。他希望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取得实实在在地变化就是成功。就像拍垃圾场，哪怕有一个垃圾场因为这些照片而消失，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当然拍摄只是一方面，后面还会有更多的社会工作，他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摄影师或者是摄影家，他想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社会工作者，这是他非常崇高的一个目标。接下来他要更多地参与这件事，直到它有所改变，不能像某些摄影师那样，拍摄完成之后，认为呈现的任务完成了，后面的问题是别人的事情。而久良并不这样认为，如果拍完片子以后，通过广泛传播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使一些事情有好的改变，那他希望在这上边继续前进一步。
　　2010年春节之前，久良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垃圾围城》被编进“新华社内参”，中央领导看到后很是重视，已经提请有关部门在今年“两会”上，就城市垃圾处理问题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久良以一种近似苦行僧的方式来践行他对摄影与责任的理解。将摄影视作武器的锐气，是在那些自视清高、孤芳独赏的摄影“艺术家”身上已经缺失了很久的东西，而这种锐气在他的行为和作品中都有力地直刺观者的内心，他的作品以逼问的方式警醒我们所有的人面对真相时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与道德感，给他的作品带来摄影作为艺术以外的不凡气质。
　　久良的困惑、焦虑，和大家没什么区别，但有一点他和人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从不为自己担忧，从不为自己想想未来，就要做父亲的久良还是胃里装着面条、烧饼颠沛在恶臭的垃圾场。他在迎着自己简单、美好的梦不顾左右地走着，他找寻着干净的阳光，不仅为了自己、为了他歉疚太多的妻子、为了他就要出生的孩子，他想让这光照射在每个人的身上，虽然他对自己的理想到底能否实现并没有把握。

摄影师王久良用18个月时间走访北京周边的垃圾场，拍摄了10000多幅照片，然后在GOOGLEEARTH上把垃圾场标注出来。【來源：鳳凰衛視】
帖子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