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可谓是影像时代，很多随身的玩意儿都带照相功能，在人人都能当摄影师的基础上，培养了大批的摄影爱好者，他们不但自己玩，很多人通过沙龙、博客等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小团体。这种情形，在80多年前也出现过。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活跃着一个业余的摄影团体——光社。
1918年，在北京大学攻读的王视庐、张子静、徐燕庭等，常在假日余暇时，结伴同游北京风景胜地，手拎笨重的照相机，使美丽的湖光山色跃然在这方寸的照相纸上。他们每年都在北京大学内举行摄影作品展览，互相观摩作品，交流实践的心得体会。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职业性的研究摄影的组织，取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
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曾三次在北京今中山公园公开举行摄影作品展览，观众达万余人。其作品主要以山水花木为题材，也有同情劳动人民的作品。1926年夏，“艺术写真研究会”正式改名为“光社”。
光社社员把摄影当作一门新兴的艺术，他们认为，照相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像其他艺术一样来表现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为了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意境和情趣，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拎着照相机，跑遍了北京城。
那时候，摄影还是一种新奇的玩意，不少人把照相机看作是一种怪匣，有的妇女怕把自己孩子的灵魂摄走而躲避镜头，乡下农民怕把鸡蛋照了相孵不出雏鸡而加以阻止。这些都是趣闻笑话了。
刘半农作品
像画家那样去摄影
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现在有各种流派，拍出的照片光怪陆离，外行人根本看不懂……有追求的摄影师，绝不满足于用“傻瓜”都能拍东西，历来如此。
光社社员在自己的摄影实践中，非常注意探索中国摄影的风格和道路。著名作家、光社社员刘半农在1928年出版的《北京光社年鉴》第二集的序言中写道：“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和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
知道刘半农摄影生涯的人，恐怕远不如知道他在文学方面的人为多。他开始摄影是为了解闷而已。可是，后来竟认真起来，研究摄影规律了，而且还编写出版了一本《半农谈影》。他不喜欢人云亦云，常保持他的独立见解；当他听到朋友说摄影是“傻瓜”的艺术，是五分钟就可以学会的东西时，就不以为然，立志要创出一条摄影的新路来。
刘半农的摄影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点不同。例如一枝孤独的垂柳，一般人不会感到有兴趣，可是经他一拍，一剪裁，加上富有诗意的题款：“春风不管人间恨，又送青青到柳梢”以后，使我们感到这柳枝竟有了更为迷人的生意，仿佛像婀娜多姿的仙女一样。
刘半农对于摄影器材并不讲究，他用的是一架又破又旧、体积很大的照相机。他取物选景，绝不吝惜精力与时间，常常是揣摩再三；对每张照片都要煞费苦心地为之题名，就像一位画家为自己的作品题名一样精心。难怪朋友们说：半农的摄影作品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奠定中国摄影理论基础
现在大部头的摄影集越出越多，印刷精美，动辄上百元。摄而优则出版，只不过能流传80年的影集，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刘半农编辑的《北京光社年鉴》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摄影艺术的作品集，从中所收集的共19位作者，123幅作品来看，大部分作品都运用一种浑柔的线条和影调表现山水花木，有一种国画的韵味，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
由于光社社员们的努力，摄影作为一门艺术逐渐得到社会上的承认，并且有了影响。摄影之风波及了全国，广州成立了摄影团体“景社”，上海组织了“华社”，常熟、无锡、常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摄影团体。这些组织的社员大都和光社有密切联系。
由于时代的局限，光社的活动与当时现实斗争很少联系，虽数年之后离散解体了，但光社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和重视，对摄影艺术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光社代表人物刘半农，被后世的摄影界称为为摄影艺术开拓者、中国摄影理论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