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6月19日，首届农民摄影大展理论研讨会在梅地亚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张桐胜主持会议，中国摄协分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郑生在研讨会上进行讲话。（原文发于中国摄影家网，我对大师们的发言进行了摘要，并对标题进行了修改，如有不准确的地方，请以原文为准。大师们的发言虽然只是即席演讲，但是对于摄影确有心得，不乏精辟的论点，对于困惑纠结中的摄影人，不无教益。） 王郑生 （中国摄协分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 李德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伴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而应视之为一种“归位”和“落实”。因为多年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乐于和便于参与的文化形式和活动并不丰富、并不充分，实际上是太简单、太贫乏了。” 摄影术的诞生赋予了人类观看世界的“第三只眼睛”，通过这只眼睛，我们得以将倏忽即逝的瞬间凝结为永恒，同时得以分享彼此的目光，得以更全面更多样地传达信息、表述认知、抒FQ感、沟通心灵。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和数码技术发展从两个侧面推动摄影迅猛地向大众普及。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摄影已经成为最为大众广泛使用的信息记录和传播工具之一，最为大众广泛接受的文化样式之一，最为大众乐于参与的艺术活动之一。 王小东 （著名学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就想看技巧性的东西，这不违法。我现在喜欢微距摄影，我们难道不能把技巧性、技术性也作为价值评判吗？我们的摄影师只讲人文价值，不讲技巧性价值了吗？这样的话，我们人类所有关于照相器材的发明都是没有用了，讲大道理也可以讲，我认为当一个农民，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的时候，农民熟悉掌握技巧的时候，首先就是向工业化的进步，有利于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培养素质更高的人，更高的劳动力，一个农民干粗活的时候，学会很细的技巧的时候，劳动力素质和原来大不一样，我们国家工业化需要。 刘凤宇 （农民日报主任记者）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去农村，当今农村找出来像罗中立老师当时描绘的《父亲》的形象已经很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变化是巨大的。正像刚刚王先生讲的，农民乐于参与活动真是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如果他们知道更多的信息，可能还会踊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主办单位搞了向农家书屋捐赠画册的活动，我觉得这能使更多的农村摄影爱好者，能融入到活动里。我非常感谢摄影家协会搞这次活动，我们也愿意进一步关注这个活动。 刘仰 （电视媒体人，文化评论、影评人） 我在博客上介绍的时候说这些农民拍镜头里面看到的中国，真的有很多温暖、幸福、美满。但是中国的一批精英，他们的镜头拍出来的大多数都是丑陋、野蛮、贫穷的内容。这些精英说要来拯救农民时，我想这些农民是否需要精英们来拯救，我感觉至少他们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他们能已经过得很好了。 今天我到现场留意了一下照片的作者，材料上说作者来自三十一个身份，但大多数都来自浙江、江苏、福建、山东那几个省份，从省份来讲这些地方比较富裕。我没有看到有广东，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广东是最先富裕起来的，其他地方后富裕的，为什么广东的农民不摄影，其他省份的农民非常乐意摄影？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广东很多人富裕起来以后，可能干其他的事情了，而其它地方的农民把富裕起来后的业余生活放在陶冶情操方面更多一些。我觉得这是展览里挺有意思的现象。当然很多人说中国还有很落后的、贫穷的、丑陋的一面，这些根本不会进入镜头，就算进入镜头，我们根本不会评奖评上，就直接淘汰了，我当时就在想，这个现象可能是存在的，因为我看到过西方人在拍中国到处都是垃圾。为什么我们农民没有拍这些？除了我们前面有人提出质疑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农民富裕起来以后，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还是蛮高的。我在博客的一篇文章里写了一个很小的结尾：如果一个人心中有爱的话，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善良和美好；如果一个人心中有恨（中性，可以是对丑恶事物的恨）的话，他看到的很多都是丑陋。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中国富裕起来的农民和少数精英们的巨大差别。 刘铁生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我们常说“大众文化”，中国真正的大众是农民兄弟，他们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的主角，东方文明的代表，而农民文化往往被视为弱者的文化，忽视了弱者的文化，便沉默了大多数的声音。《首届农民摄影大展》首创农民看农业、拍农民、观农村之举，显示出农民群众中蕴含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创造力。人们从农民摄影中听到了农民兄弟巨大的呼声：农民的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农民的问题反映的非常好，我们的党是伟大的。 著名摄影家朱宪民的《黄河人》作品，表现得那么好，著名摄影家谢海龙的摄影作品《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一双大眼睛为希望工程推波逐浪，这些摄影的经典是摄影文化为时代造像的代表之作。《首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是一次起步，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中，农民摄影者中必将有像朱宪民等摄影家出现，和铭刻时代的佳作也会问世。当下，大展中的个别作品，或模仿别人，或追求形式，对这一现象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学步的阶段，谁都有摔跤的时候，站起来会走得更稳当，不能苛求。相反，农民摄影从生活中流淌出来的原汁原味，倒是摄影人吸收营养的好时候。 李江树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摄影家） 如果影展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认为大部分都是中景、全景的居多，但是可以玩味的细节少，就是大量生活细节的缺失，是这个展览的不足，如果有下一届，应该引导作者进一步挖掘生活细节。事实上农民拿起相机，最有资格，也最知道哪些是生活中最珍贵的细节，比如说当年侯登科拍摄的《新帽》，就是在集市上，父亲给儿子买了一个新的帽子，戴在头上是否合适，那种父子之间感情的眼神自然流露，买一个新帽子给孩子戴，父亲给儿子戴帽子的细节。还有一个鲁中南，沂蒙山区的作者拍了一幅题目叫《可别下雨》，在田野母亲望着天，身旁是一个草堆，旁边熟睡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子，再远处是白花花的没有晒干的地瓜干。不是说非土老破旧就是真实的生活细节，我是要强调他们应该更多拍一点真实的生活细节，生活的局部。我说生活细节就是非戏剧性的，不是决定性瞬间的，但是又是非常平淡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对于他们来说，平淡或许更本质。 吴鹏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 周建根说：“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现在原生态的东西越来越少，民俗的东西也逐渐变味了”；杨振东说：“最关心的是大农业发展和生态农业建设”；黄斌说：“青壮年大量外流，空壳村、撂荒”；还有，徐昌平说：“现在的农村问题，从事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低，增产不增收，土地抛荒严重，农村小企业环境污染现象日益严重”。拿照相机的农民们说的跟“三农”专家李昌平说的如出一辙，水平极高。这是新历史阶段的农民。可圈可点的还有很多。 在我们国家，工人和农民在宪法中有崇高的地位。在社会职业排序中农民又位列三四十位吧？两相结合，“农民工”就更艰难了。希望这个展览能够提供契机，从另外的角度上，再做一些学术研究。比如说社会职业分类的概念中农民是种地的，是被剔除文化含量的。这也反映了从某些人的文化角度来看，认为农民大众是缺少文化份量的。农民作者何益云说，农村中“最大变化是农民思维方式、整体素质提高。”展览告诉我们，在被掌握的照相机前，谁能说农民不追求文化的平等与认同？ 陈申 （中国摄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农村题材摄影与社会学的关系。吴鹏刚刚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历史事实，二十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做的事情，这是摄影史上跟“三农”有紧密关系的事件，当时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于是成立了这个机构，这些摄影师就是十几个人，几乎成为纪实摄影的代名词。是不是中国三农没有出现问题，其实也不是，有问题也不可怕。昨天我跟一个美国教授聊天，他说到这样一个现象，现在美国好多中产阶级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收摊了，移居到新加坡，目的是让孩子在那上学学中文，美国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时代。他们说，十九世纪是英国的天下，二十世纪是美国的天下，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天下。但这不等于说，在中国进步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如何反映问题？用什么来表现？摄影现在看来还不算过时的表现手段。 再有就是大家刚才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不是用广角镜头的问题，是创作理论上的问题，是简单的模仿，是式样雷同，没有把艺术的本质看清楚，艺术是创造，不是模仿，历史上的中外摄影家，有些人用广角拍了一辈子，多少年以后看，作品都能立得住，这就是作品表现力。 晋永权 （中国摄协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 我个人觉得可以呼吁一下，全国各级类别的评委，当作为一个评委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东西制止，不要光从光、影等形式上判断一些问题，小波讲的非常准确，就是摄影界的病症，如果不治疗的话，那是太不好了。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评委也好，评论家也好，多从文化来评论，从多层文化评定作品，不要太懂得从光影和技巧评论。 我刚刚听到大家讲的，所谓专业摄影，现在最大的缺陷在哪里？现在乡村出现所有的重大的事件，包括拆迁**，包括城市街道里出现的重大社会事件，第一手的影像全部来自于身边的人，很少有专业摄影师，除非碰巧碰到的。包括汶川大地震，后来这么多人去拍照，最重要、最震撼人心的影像，是地震对开始普通人的影像，就是普通的游客，工人或者农民，很少有专业人士做的，就是很强烈的感觉。我做了小调查，农村发生的第一重大事件，基本上第一手全部出自农民，后面怎么派人拍摄的话，显得非常无力。这个农民摄影大展，组织者没有标榜学术公正客观，因为这是献礼的工作，这很诚实，后来研究的话，知道这是献礼性质的，礼物就是一高兴，不是打架和较劲的，就是我们探讨问题的时候，要有一个范围，有语境。 黄纪苏 社会学家、剧作家，现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 的确，有些照片的审美、趣味、技术之类一看就是抄来的，不是独创的。但我们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博士生、教授写的文章，哪样不是别处下载来的？798的那些艺术家除了抄不就是抄么？太阳底下没多少新东西——当然会有新组合。辛弃疾说“为赋新诗强说愁”，其实道出了文化的本质：把自己抄成别人，或让别人抄成自己。通过抄，通过把脚穿到别人的鞋里，把眼睛放在别人的眼眶里，我们学习什么叫美、什么叫丑。创新在文学、艺术、学术无论哪个领域里都是极少数人极少见的行为——一千本书里能有小半本有新意就很难得了。行行道道全是这样，我们不能要求刚买得起相机的农民不这样。 从丰富精神世界的角度看，创新也未必是首要标准。参考一下流行歌曲，这么多年基本上都是抄港台日韩，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能把自己唱得摇头晃脑就是一好。 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需要一砖一瓦。抄来的美感也是美感。展览上有一幅着花老干映在水中，颜色、线条非常清简，有古代文人画的意境。这不就是抄得很好嘛。而且抄多了，自会有创新。我自封为“业余手机摄影爱好者”，这两年拍了无数大街小巷的树木。开始也不免模仿别人，慢慢就有了点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眼光。我都能有，别人就更不成问题了。 既然摄影大赛，就少不了评审；既然评审，就少不了专家。于是问题来了，专业标准和眼光真应该是唯一的标准和眼光么？我个人更看重“业余创作”。业余创作才是“独立创作”。业余创作在动机、趣味、审美、人生观上比专业创作要更开阔，更丰富，因而也更有希望。我不否认专业创作，专业创作在一定阶段可以起引导的作用。但问题是引导什么，拿什么引导？刚才有专家说了，农民拍的这些东西，基本都是美好的，而仇恨的、抗议的、不满的没有。我不太知道是农民压根就不拍那些呢，还是拍了被评委给刷了。假定农民压根就没拍抗议的不满的，假定他心里想，我花一大笔钱买机器，可不是为了给自己添堵的——这就像古人写词只言情，言志的事儿放别处。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批评他们：艺术是记录生活的，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你们这么拍不对。恐怕我们应该谨慎一些，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人生观和美学观。专业摄影的，一方面要做好引导和传授，同时也要有一个开放、宽容、甚至向人家学习的态度。有幅作品：一个老农用簸箕扬起谷粒，侧着脸吹谷皮，很有趣味。那一瞬间的美感，如果不是生活在其中，如果没有长期的观察，是很难捕捉到的。总之，专家在帮他们教导他们的同时，也要探讨他们，尊重他们，学习他们。 隋晓龙 （沃和时代（北京）广告传播有限公司视觉总监、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摄影把眼下的东西，把质朴的东西 ，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展现出来，唯美的画面作为辅助来表达，现在看到的这次影展照片，手法上倾向唯美，摄影需要技术，能用技术，不管是抄的也好，或者借鉴，能够用技术拍的这么好看，也是一个进步，然后需要慢慢进步，逐渐更新思路。我们以前的作品也是经历这样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跳过现在这个过程，达到现在的程度。我觉得，就是他们对美的印象认同，大家要慢慢探讨。 雷声 人民日报社摄影部副主任 巨大实惠的历史事件没有得到基层摄影关注，是值得大家思考的，所以中国摄影家协会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这些农民摄影师跟普通的、乡土的农民可能还有一些差别，大部分可能是乡村摄影报道员。他们也习惯了从模式化的取景框中看农村农民，角度并不乡土。应引导他们客观地记录农村的发展变化。既要表现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成果，也要记录生态环境、征地拆迁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历史才真实。这些内容可能与展览主题不符，但是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些影像还是应该留存的，不能为历史留下空白。 藏策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我想提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摄影最重要就是发现，相对发现而言，什么构图、光影之类都是皮毛。但摄影的发现并不等于就是对拍摄题材的发现，以往大家一提到发现，往往会误以为就是对于拍摄题材的发现，这是不全面的。真正的发现不只是题材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对瞬间的发现。在我们生存着的大千世界里，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像大自然的造化一样，奇妙而不可思议，而且转瞬即逝无可追寻无法重现……而摄影与文学、绘画所完全不同的奇妙之处，就是可以捕捉下这些可以超越我们想象的瞬间。以往的摄影理论一提到“抓拍”和“摆拍”，就扯到“真实”与“虚假”的问题上。其实“抓拍”未必就“真实”，“摆拍”也未必就“虚假”，“抓拍”与“摆拍”的最大区别其实是，“抓拍”可以超越于主体的想象之外，而摆拍则无法超越主体的想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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