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是作为影视高地精品课程教材的一种，时间紧迫，必须赶在5月之前出版，所以粗糙之处难免。好在这本书将成为我不断修订的目标之一，争取在我退休之前（还有大约8年时光）尽可能完善。所以请看到的朋友直言，帮助我更快地接近目标。
前天在美国西部摄影家的座谈会上，美国摄影家哈里斯凭借书中的图像就对此书大为赞赏，并且将此书推荐给博物馆，同时在会上向摄影专业的学生大力推荐，给了我不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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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节选的一个章节：
41、观念摄影在中国
观念摄影在中国早已有之，但是作为一种集中展现的思潮或者流派，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两个时段。
8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极端历史进程的摄影界，和其他一切艺术领域一样，正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抉择。摄影曾经被改造成革命的一部分，被改造成革命的工具，所谓“革命的话语”至少从表面上简化和扫荡了一切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多样性。进入80年代，“四·五”运动所激发起来的激情指向，尽管还只是停留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之中，但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一个在信仰和价值观上一片空白毫无活力的话语，除了速朽和被彻底同化之外，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于是，摄影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视觉语言，开始了对“革命话语”所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链进行了痛苦而坚决的抗争，并在持续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观念摄影一种作为潜在的对现有摄影文化的自觉突围，不管在80年代初期还是到了它的后期，都只是处于一个非主流的状态。这些观念摄影的作品参差出现在第二回《自然·社会·人》展览，《现代摄影沙龙》85展、86展，《太阳·人》影展，《80平米影展》的空间。在摄影群体和个体上，如上海的北河盟、厦门青年摄影群体以及北京的裂变群体等，以其批判意识和创新观念，为80年代的中国摄影留下了许多可为资鉴的历史回音。
就上海的北河盟来说，当时顾铮、王跃东、金弘建、毛一青，尤泽宏……七八个人才五六条“枪”，以锐利的目光为上海这个大都市留下了足可传世的精彩作品，让中国摄影界也不得不投以关注的目光。这些具有观念色彩的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现代人的生存空间进行了新的诠释，不仅打破了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甚至引起了一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以至有人要求他们在公共场合撤去一些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的“过激”作品。有评论说：“从80年代初期，上海的北河盟、天马摄影沙龙等民间团体，为改变海派摄影形象，在中国摄影界赢得一席，探索求新、艰苦创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共同的特征是非功利的摄影创作，多元的艺术追求，……他们用平静的情绪来跟踪社会心态，以真情勘探当代都市人的心灵，从平常生活中挖掘有生命本质意义的意蕴与象征。无论在题材、构思、内涵和感觉上都具有当代意识。”（胡武功《十年摄影艺术论》，《人民摄影》报1988年6月16日，第24期）这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对于80年代的中国摄影来说，它和相类似的一些青年摄影群体一样，是通过摄影的方式对时代转型期的一种本能的生存抗争，正如顾铮所说：“能够用照相机去编造城市风景不算是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用照相机去反抗频频袭来的压抑是可笑的，也是智慧的。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前的压抑是值得面对的。”这的确是一种智者的预言，对于以后来临的80年代末的中国尤为深刻。
与此同时，北京的“裂变”群体也以其惊世骇俗的摄影方式，通过被主观变异了的物质世界，表现人的多层次的精神空间。谷大象、于晓洋、郑大为他们三人试图首先“打碎生活”，然后再去“复制生活”，从而使摄影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为主动。由于“他们的思维轨迹和心理结构，完全不同于经过十年浩劫的一代人。他们显得自信、轻松、明确和坦诚”（《1:3的对话——“裂变”群体对话录》，1988年6月《现代摄影》，总第9期），也就使他们的作品利用形式和构成上的突破力量逼近心理的真实，和北河盟群体更多地注重客观对象本质化的直接深入上，同样为80年代的中国摄影注入了一股不可低估的清新活力。正如谷大象他们自己所说：“探索创新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只希望找到古老与现实、永恒与发展的交点，以及交点上站立的人类和我们自己。我们相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