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家群英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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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汉灿烂 方方 方方,本名汪芳。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小说、散文集70余部。小说《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琴断口》获鲁迅文学奖。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葡、韩、泰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很多年以前的一天,我去到秭归。这正是端午节的前夕。站在屈原故里的牌坊下,看着简陋而古朴的民居,觉得一切都平淡,心里似乎并没多少感触。但次日清早,天还黑着,突然有呼喊声从天而落: 三闾大夫哦,听我讲,你的魂魄哟,不可向东方。东方有魔鬼哦高数丈,人到那里必受伤……。孤单而苍凉的声音,瞬间响彻全城。仿佛喊叫,又似长啸。 我几乎从床上弹跳而起,惊愕地听着这一声声的呼喊。这声音对于我,有如来自千年之前。它穿越过漫漫时空,在我耳边也在我心里轰雷般炸响。同室的朋友告诉我说,这是秭归的招魂曲。每年端午都要唱。为了屈原。千年来,人民一直在为他担忧。 我从未那样强烈感觉到诗人的力量。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原来一个诗人的生命能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千年,而真正的文学竟能够超越无数朝代在民间如此鲜活地生长。 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声音始终影响着我的写作和我的人生。 我们生活的湖北,正是养育伟大诗人屈原的土地。屈原的人格和他的诗歌以及他的传说,永远都在为我们提供艺术营养和精神力量,也永远照耀着一代一代如我一样的写作者。 如果说,屈原是我们湖北文学之树的根。而现在,这棵有着深厚根系的文学之树业已生长得枝繁叶茂。湖北作家,多年来可谓层出不穷。阅读一本湖北当代文学史,我们会看到群星灿烂。湖北作家以充沛的激情、富于个性的写作姿态以及对人民大众的深沉情感,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们给文坛带去活力,也给读者提供了无数精神食粮。 2012年行将开始。新的一年中,文化体制的改革将给文学带来新的机遇。相信我们的作家会身心投入他的创作,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相信我们的读者热切地想要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以深化他们的阅读。因此,湖北作家协会与湖北日报联合推出《湖北作家写作家》这样一个专栏来满足读者的需求。 老话常说,文人相轻。但新时代的文人已然少见相轻的心态。更多的时候,作家们都是相互看重,相互欣赏。鉴于此,我们特邀请30位作家开写这个专栏。每一位写作者和每一位被写者都是作家。作家交往,更常见的方式是以文会友。偶尔相聚,也会一起喝酒侃大山,畅谈人生闲聊世事。那么,他们眼中所见别的作家会是什么样的呢?其他同行又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和写作习惯呢?这还真是蛮吊胃口的事。开栏作家每人每月将会写一篇文章,记叙他眼中的作家。一年共写12篇,他们将用不同角度的眼光和不同风格的文字共同把三百六十多位湖北作家推上前台,介绍给广大读者。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专栏。通过这个栏目我们能看到湖北文坛声势浩大的作家群体。坦率地说,在做方案过程中,我们把作家名单一一列出时,大家都颇觉惊讶:原本我们的知名作家竟是如此壮观的一支队伍。我们的作家们居然都写过这么多作品。其时,我们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
悄悄地亮一亮肝胆 ——诗人熊召政 □ 梁必文 熊召政,著名诗人、作家、学者,现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旧体诗词、历史随笔、书法作品集及演讲集等著作三十余种。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长篇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自熊召政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张居正》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一版再版的《张居正》成了市场畅销书,熊召政被理所当然地划入到了著名小说家行列。于是,便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诗歌了。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只不过是小说的盛名遮蔽了他的诗歌的声名罢了。年长一点的人也许都还记得,那首曾经轰动过诗坛产生巨大影响的长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是他的成名作。但可能忽略的,最能代表熊召政诗歌艺术成就的,还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两部诗集《在深山》和《脊地上的樱桃》,那些构思精巧抒写乡村生活的小诗,现在读来依然有如啜饮山泉,沁人心脾。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为少女而歌》、《魔瓶》、《南歌》等诗集。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创作的《南歌》,可以说是他诗歌艺术成熟之后的代表作,那些作品也正是他经历了人生“劫波”后的痛定之思,是心灵荒凉孤寂的低吟,因而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心灵震撼和人生浩叹。如《黄鹤楼送友》一诗中写道:“我原以为你我的相见/是一场子夜的抱头痛哭/是在拉紧窗帘的书房里/喝它两三杯/不敌晚来风急的/冷酒/是在不见鹤舞但闻鹤唳的地方/悄悄地亮一亮肝胆/然后挹上一壶冰心/踏上比酒肠更窄的归路”,读着这样的诗句,不禁让我们想起那个惊心动魄而又毕竟远去的岁月,这也正是一个身处逆境之人偶遇知己时的真实内心的写照。 不但擅长新诗创作,旧体诗词也写得十分老道,这也正是熊召政的过人之处。亦如他自己所言:“我步入文坛并让读者记住我名字的,是因为诗。最早将我引上诗歌道路的,不是新诗,而是旧体诗词。我的旧体诗更具私密性,也更加真实地记录了我的生命历程”。的确,读过熊召政旧体诗词的人,都知道他的功力,其实,旧体诗词好写,也难写,写好更难。这难在格律,也难在出新。而熊召政之所以能写好,要得益于他自幼好学,5岁开始背诵唐诗,现在好多古诗他都能脱口而出背诵出来。正所谓知识、阅历、境界、勤奋和天赋,加上机遇,是一个作家成功的关键。目前,已出版的熊召政的旧体诗词有《闲人诗稿》、《二十八年访禅记》、《闲庐诗稿》、《楚人入秦记》、《闲庐继稿》等多部。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熊召政的第一部新诗集《脊地上的樱桃》是徐迟作序,他的第一本旧体诗词《闲人诗稿》还是徐迟作的序。而《闲人诗稿》序写于1996年下半年,正是徐迟去世前夕,可谓绝笔。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为比他年轻的诗人的新诗和旧体诗词分别作序,这在诗坛上亦不多见,也是佳话。这除了诗人之间的真挚友谊、相互理解与欣赏,也许还有惺惺相惜。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熊召政的另两句诗来:“只有玫瑰才能理解另一朵玫瑰,只有漫天风雪才能理解冬天。” 难道不是这样吗?! |
来来往往她的城 ——池莉印象 易飞 池莉,武汉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池莉文集》、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不谈爱情》、《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作品曾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等。 《她的城》是池莉的新作,写3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武汉女人。 她的城在武汉。这么多年来,池莉延续和坚守了自己作品特色:写武汉,写武汉的小市民。 欲采访池莉,回短信说在英国访问。我在自己的相册上搜索,找到一张老照片。照片摄于1993年,其时我在电台当记者,参加由《小说月报》在汉主办的“方方池莉作品研讨会”,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池莉。此前,方方池莉正强势推出一系列精品佳作,成为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19年前的照片依然清晰:池莉着藏青色外套,红毛衣,长发,娴静端庄;坐她右边的方方着蓝白红相间的外套,浅灰色毛衣,充满活力;再右边是白夹克长头发血气方刚的易中天先生。 照片上的池莉一直向右侧着头,仔细地倾听着专家学者们的发言,神态谦恭而专注。 从那时起,池莉和方方常常被相提并论,只因有着诸多理由:同为女性作家且年龄相仿;作品同以武汉为背景;同以“新写实”小说作家身份广为人知;同年写出成名作;有着相似的生活、读书、写作等经历。 池莉写得最好的小说是《烦恼人生》,就是过去十多年,这部作品留给我的记忆和感动依然牢固。这位看上去娴静端庄的女作家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纤弱,而是饱含着某种内敛的力量。后来我读了她的很多中篇,也有一些精致的短篇,其艺术上越来越成熟,题材上有所拓宽,并且在影视上也作了有益的尝试。因为她的题材和风格,因为她作品中的关切和温暖,也因为她的很多作品转化成了影视,所以她拥有了众多粉丝。 她的作品如同一幅幅武汉的风情画。 她把粗粝火热的武汉人写得入木三分,让读者认识了一群鲜活的、栩栩如生的武汉人。《烦恼人生》忙忙碌碌被人吆来喝去的印家厚,《你是一条河》寡廉鲜耻的辣辣,《生活秀》美丽泼辣却并不幸福的卖鸭颈的来双扬,《你以为你是谁》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愚蠢自卑的陆武桥、《来来往往》把生意和爱情搅得一团糟的康伟业,《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有情有义的猫子…… 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食物、语言……在她的作品中应有尽有。读她的小说,你开始理解这座城市,接纳这座城市,想要去融入这座城市。 有人这样描述:“她写的都是些琐碎的生活片段,可她一样能把你带进去读,让你感动,感动于生活本身的庸常、平凡、苦恼淡淡的、然而却持久的温情。” 这是她的城,一个人的一座城。 |
行走在平原与森林 ——陈应松的文学世界 李鲁平 陈应松,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小说集《陈应松作品精选》、《松鸦为什么鸣叫》,随笔集《世纪末偷想》、诗集《梦游的歌手》等40余部,《陈应松文集》6卷。小说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屈原文学奖和湖北文学奖等30多种省内外重要奖项。现为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省第十届政协委员。国家一级作家。 我认识陈应松大约是1985年或者1986年,他武汉大学读书。当时接到一个口信,要我去武汉大学通知几个人,说是在天门举行的“平原诗会”改时间了。那时通讯很不发达,只能由人去送信;那时交通也不发达,只能步行去。我就是送信的人,我就步行去了武大。我找到他们寝室时,陈应松似乎还在睡觉。于是就觉得,这些在社会上工作后又来读书的,与我们从高中来读大学的,还是有区别。他们比较懒散,寝室也不整洁。当然,那次,我还去了华姿的寝室,也是通知同样的内容。 这次见面,可能是我比较小吧,在他们眼中可能真的就是个学生,也互相不了解,没有说什么话。差不多同时,我读到了湖北青年诗歌学会编辑的他的诗集《窗口》(系“南方青年诗丛”之一),其中有些诗作一直刻在我的记忆,比如他写的小港口的候船室,“吊灯,暗红的枝叶/无望地枯萎着/江风在钉满木条的窗子上/留下冗长的注脚/孩子的鼾声凉了/在母亲的臂弯/断断续续地/梦见家乡的夏夜/ 码头在飘浮的霜霰里/迭落层层目光。他/替年轻的妻子拢了拢围巾/ 想安慰什么/却又转过头去/那块船次公告牌/和过期的小城报纸/已经读得陌生了/谁跺跺脚/从潮湿的条椅上/滑落了一块揉皱的手帕”(《夜,候船室》)。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的港口、这样的候船室再也没有了,这样交织着无奈、清冷、温馨、恬静的生活再也没有了,今天的一切交织着拥挤、迅疾、喧嚣和焦躁。这样充满真正审美追求的诗歌在《窗口》中还有很多,比如《小镇》:“渡口失落在薄雾里/青瓦似的黎明/有婴儿的项圈在梦幻中闪耀/屐声踏着小巷的悠长/该是别离的时候了/窗前的蛛网上还悬挂着残星/当你醒来/竹篦梳理着隔夜的思绪/而磨坊的岁月还在悠悠转动/吊脚楼水母似的红纸伞”,还有《窗口》等等。他在1980年代初期、中期所写的那些诗歌,我固执地认为至今还是湖北优秀的诗歌。在湖北诗歌创作中,把湖乡平原写得水雾弥漫、静谧诡谲、机智秀丽,这样的诗人并不多。 1995年下半年之后,我们曾经是短暂的同事。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了。他调到省作协后,又到神农架挂职锻炼,写了《太平狗》《马嘶岭血案》等一系列关于森林生活的小说。尽管后来人们更多的关注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但我认为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集《大寒立碑》其实更重要,其中的《黑艄楼》应属他的代表作。无论在诗歌还是在小说中,陈应松对平原、对湖乡,都有着极为深刻的感觉和准确的表达,他对洞庭湖所在的那个叫公安的地方尤其如此,并概括为北纬30°现象。 神农架与洞庭湖周围的湿地水乡有着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和生活风情。陈应松对这两种区别很大的地理上的人及其生活都有独到的发现和精湛的表现。在平原上,他写出了水乡人的迷茫感、漂泊感;在森林中,他写出了大山人的绝望与向往、倔强与善良、愚昧与闭塞。他的精神行走在两个世界:水雾笼罩的平原与遮天蔽日的森林,两个世界的人都在突围,或者从水中,或者从森林中。 |
觉醒之龙 刘富道 刘醒龙,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芳草》杂志社总编辑。1998年,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是我省唯一成就文学“双冠”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政治课》、《弥天》、《天行者》,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出版《刘醒龙文集》、《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醒龙卷》等多卷本小说集。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长篇小说《爱到永远》被改编成大型舞剧《山水谣》。有多部小说在英语、法语、日语和韩语地区翻译出版。 方方曾跟醒龙说,你要想获得成功,比起我们来要付出十倍的功夫。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省城,你在下面,因为我是女性,你是男性。这是十多年前醒龙亲自告诉我的,不一定是原话,但肯定是原意。一个小地方的男性写作者,比起位居大城市的女性写作者,出道和成名要艰难得多。 醒龙最早的作品,发在周边省份安徽、河南的刊物上。在他当时居住的鄂东英山县城看来,似乎进军武汉,比到邻近的安徽河南遥远得多。他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前几篇,在周边省份受到青睐之后,湖北、武汉的刊物才把注意力投向他。他从工厂借调到县文化馆还有过被退回去的经历。后来他成为武汉市民,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来的,武汉市文联慷慨地给了他一个专业作家的席位。此前,他的《天行者》的前身《凤凰琴》已在中国大地奏响。 让我来写我眼中的刘醒龙,不能不说起最初的印象,这就有点倚老卖老的味道。1986年,他同姜天民一道来看我,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身材瘦弱的白面书生,从不多的言辞中也看不出特别出众的才华。及至读到《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我被他编织的现代童话迷住了,我迷惑不解地暗自发问:他的这些怪念头是怎么产生的呢?他羸弱的身体怎么容得下这么大一个奇异世界呢? 这里也不能不提到1991年由我们《长江》丛刊发起,同《长江文艺》《芳草》杂志联办的刘醒龙作品研讨会。当时这样的规格让许多年轻作家觊觎。研讨会上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辩论一直延伸到午餐的饭桌上,醒龙非常有个性地站起来进行自我辩护。与会学者对醒龙的赞誉是充分的,也对他未来创作走向开了不少药方。真正让我感觉醒龙能成大气候,是在这次研讨会之后,他没有依照那些“药方”乱吃药,而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条路用一句话说,就是坚守民间立场,对民众做一个知冷知热的作家。一时间,他的《凤凰琴》《秋风醉了》《分享艰难》等一批优秀的中篇小说,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说湖北文坛是阴盛阳衰,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莫道阴盛阳衰》作为回应。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只要到外地走走,人家谈论湖北作家的名字,频率最高的还是方方、池莉。自从有了醒龙等几位年轻气盛的男性作家,可以说湖北文坛才进入了滋阴壮阳协调发展的良性生态。 醒龙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得住寂寞,写三卷本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的6年间,他几乎从朋友们的视线中消失。方方当年忠告那个十倍功夫,醒龙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呢?就是这么十多年,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几十本书,像个得奖专业户一样,在全国各地到处拿奖。现在我们湖北自称为文学大省,靠哪些作家和作品支撑呢,其中当然包括醒龙这一个支点。 如今留着小平头的刘醒龙,壮实的体魄显得底气十足,能够应对玩命般的写作。虽然口头表达不是他的强项,但他在当今社会已经掌握了话语权,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他在各种媒体发出的声音。虽然他从来不耽误写作,但他把一本大型文学期刊——《芳草》原创版,经营成全国有影响的名刊。虽然他男子汉气势十足,而他偏偏策划了一个《芳草》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而且已经成为全国文坛引人瞩目的文学奖项。 我不能不说他是小地方走出来的高人。 |
发布时间:2012-01-06 |
简单快乐酿造深刻文字 ——诗人学者於可训 牛维佳 於可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长江学术》丛刊执行主编,《写作》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王蒙传论》、《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等学术专著多种。 熟悉於可训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快乐的人,於可训的快乐来自于他一丝不苟的从容度日心态,和事事淡定却不乏诙谐的情趣。这也是他和许多搞文学评论的人不同之处。他并不是一个板着脸过日子的人,他的文学论述严谨之余又透露着对生活的情趣,和他本人独有的人生体验。他曾下乡种田,在乡下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黄大姐。在大家都认为下乡很苦的时候,他却找到了一份快乐,并且演变成一生独守的厚爱。他还当过工人,既握过锄把子又摆弄过机器,还在调车场做过调车工,俗称“车猴子”。这个工种很独特,像猴子一样一天到晚在隆隆走动的列车车厢上攀来爬去,没有胆量是干不成的。在回忆这段日子的时候,他说他这人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加上每次“飞车”的时候,他都体验了“铁道游击队”那些飞车侠的滋味,也就平添了一种豪情和另一种乐趣,所以干得也很开心。恢复高考以后他考上了武大。说来我还是他的学长,比他高一级,住在一栋楼,但彼此并不熟识。直到十多年后我们才在一个会上认了门宗。那个时候的他年近四十,已经在武大任教多年。他的文学论述已经在文学界赢得了名声,虽然他为人温良谦和,还是不掩志存高远,春风得意。再后来他冷不丁闲云野鹤般去了一趟天涯海角。在我看这是他按捺已久的诗性大爆发。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於可训本来是写诗的,血管里每一斤血就有七两掺着诗情在燃烧。大家认为他此番海南之行,肯定是被那该死的诗情烧的。那时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也去了几趟海南,有一次还特意拜会他,他却不在。他所在的《天涯》编辑部的人说他到海边去了。从某种意义上看,此处的海边是个最适合进行了断的地方。千百年来海南虽然是流放刑徒之处,这是他们人生进退的最后角落。但是被流放的还有许多墨客志士,和他们满腹狂风白云般的理想。到了这里,他们就置理想于何处可以问问大海浪花,问问海鸥椰树。於可训也许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尝试。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他果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整个文学评论和高校教育界他已经成绩斐然,大红大紫。可以推测,当初他一定是把诗情流放到了海南,因为好的评论家必须和梦寐诗幻保持距离,把它们彻底放逐。这些年我和他每年都有几次碰面,都是在人群会海中,影影绰绰,隔桌隔席相望。眼见着他渐渐地腰宽体胖,却总是面带笑容。是种“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笑,取自于弥勒大佛。我想他是修成了正果。 也许这就是於可训快乐的线索吧。此外,他的弟子们还存有许多关于他快乐幽默的笑谈花絮。有一个很有名,说的是,有一天他正看个肥皂剧,突然就停了电。他一气之下把电话打到校长家,责问为什么停电。那校长开始以为他借故找茬,后来知道他是被停电扫了兴,就回道:你问我打鬼,你问水电班呗……另外还有一事值得一提,一个多月前我去他家,他穿了件阿拉伯式的白色套头长衫,两只手沾着面粉,他乐滋滋地说:每次老伴说我蒸的包子都吃完了,我立马就亢奋起来,又可以做包子了……我在想,这就是了,这於老头的快乐来得十分简单,因为也只有最简单的快乐才能持久。 |
写作 为了心灵得到安宁 ——作家刘富道 刘益善 刘富道,湖北武汉奓山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五期学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前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著作有小说集、散文集、文学散论集、长篇传记文学多种。主要获奖作品有小说《眼镜》、《南湖月》、《直线加方块的韵律》,报告文学《人生的课题》和长篇传记文学《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数字电影《杨得志围城打援》(与张道清合作)获第七届百合奖一等奖。 毫无疑问,刘富道是湖北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第一人。当《眼镜》获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奖时,他如一颗新星升起在湖北文坛,当《南湖月》再次摘得全国第三届短篇小说奖时,这颗新星已变作十五的月亮遍洒光辉了。那时他是一名军人,红帽徽红领章威武敦实的军人,参加省市文学界的一些聚会,我看他时总生敬仰之情。富道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习,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讲所一期,同期学习的有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叶文玲、竹林、王小鹰、韩石山等,都是后来驰骋文坛的人物。谁能说得清呢?刘富道如果不从部队转业,他定能从月亮变成太阳,现在说不定领个少将衔扛在肩上;他如果不分心,沿着《眼镜》、《南湖月》和获全国五四青年文学奖的短篇小说《直线加方块的韵律》延伸下去,他与从那届文讲所走出来的同学是比肩的,称他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家也是无愧的。 富道后来就成了我的领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他到湖北省作家协会担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省作家协会是个厅级单位,组织全省作协会员创作,发展湖北文学事业,办好文学杂志,还有机关里几十号人的管理、升迁及各种事情,是够他这个二把手忙乎的。他除了管行政这些事,还兼任文学院长、大型文学杂志《长江》的主编。他看了许多年轻业余作者的稿子,为他们写序写推介文章,在《长江》上推他们的作品。现在的傒晗、古清生等是得力于他的推举的。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富道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组织和培养人的工作,他自己的创作自然就得放一放了。我说的他的分心,就是指的这些事。虽然在他担任作协领导期间也写过不少作品,也出版了几本书,写全国民警模范邓泽顺的《人生的课题》也获过全国报告文学奖,但我们没看到他新的《眼镜》、《南湖月》这样叫响全国文坛的作品。富道为湖北文学的发展而牺牲了自己的创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富道并没有后悔,从他的许多随笔文章和与朋友们的交往聊天中,没有说过后悔。2000年4月,富道退休,离开他坐了15年的办公室。他是有好多写作计划的,现在无官一身轻了,他又可以收心回来一心一意写他想写的东西。退休的第二天,他背着挂包,乘公共汽车,到图书馆查资料,在故纸堆里钻研,在汉口大街小巷考察采访,每天早晚在电脑前敲字,只一年,他写出了32万字的《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文学的书,又是一本历史的书。他钩沉史实,考据史料,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融会贯通,写出了他的发现与学识,为汉正街镌刻了一部历史碑铭。由于阅读者众,这本书又修订出了第二版。随后,富道还写了一些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同时也在埋头写他的另一本书《汉阳事件》。汉阳一中是武汉近郊汉阳县的中学,1957年6月12日至13日,因为初中三年级学生为提高升学率而自发地闹了一次学潮,被当作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暴乱。这次事件震惊中外,当时有3人被判处死刑,有70多名师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惩处。这是一起惊天冤案,那时刘富道在汉阳一中上高中一年级。几十年来,刘富道心中埋藏的写出这一事件,为冤魂平反的愿望终于实现。他说:“这部书写了七年。为了让我的灵魂得到安宁。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名中国作家,我没给这些名份蒙羞,我尽到了一份历史的责任。七年光阴,加上精力,加上泪水,加上其他付出,得到的总和是一个字:值。” 2011年春天,当我读到《汉阳事件》这部42万字的充满了荒谬充满了血泪的真实记录时,我的心灵被深深地撼动了。感谢党为这一事件平反,感谢富道以7年时间艰辛地写出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富道,我为你退休之后写出的这两本大书而尊敬你,你的文学人生当无怨无悔。 |
俯拾即是 ——车延高印象 谢克强 车延高,1956年2月生,山东莱阳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现在武汉市工作,公务员。从1979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有杂文、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散见各类报纸杂志。2005年开始诗歌创作,在《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中国诗歌》、《十月》等报刊发表诗歌500多首。著有诗集《向往温暖》等5部。 刚刚拍完照片,没等我收拾好照相机,就听有人喊我快走。于是,我们一行人从北峰的华山论剑处出发,沿着擦耳崖向前走去。 越过日月岩,仰望云天弧光之后,我们一行继续向西峰方向攀登。不一会儿,只见一座约七十度的山崖耸立眼前。走在前面的导游小姐小党指着壁立的山崖对我们说,这就是华山著名的苍龙,因山势像一条盘龙蜗居其间、腾云雾里,因此得名。你们都是诗人,据说唐代诗人韩愈攀登至此,望着断崖绝壁,吓得腿直发抖。他怕生出意外,便抽笔写了一封信,投掷崖下,以告世人。后来这里便是华山一景:韩退之投书处。 我听导游小姐绘声绘色地讲着,正想举相机拍一点什么,抬头一看,只见车延高掏出一张纸片,在上面匆匆记着什么,我便匆匆把他摄入镜头。 有人望着苍龙岭壁立云天,便不想再前行了,阎志就关切地问我是不是继续登山。我说,那是自然的,世人都说华山险,好不容易来一次华山,当然得用脚领略它的风采。 登苍龙岭的路真陡,就像壁立云中的一架云梯,走在这样的路上,与其是说登,不如说是爬。爬这样的路,心不怵,腿不颤,那肯定是假的。这不,我每上一级台阶,腿有点颤不说,还爬得气喘吁吁,根本不敢向后张望,就只好握着路旁沿路延伸的铁链,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向上攀爬。 及至爬完苍龙岭,我揩去满头的汗水,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忙张开镜头,想将华山雄奇的风姿尽收其中。待我举起照相机,只见车延高掏出一张纸,在纸上匆匆写着什么。便将他也摄入镜头。 收了镜头,我走上前去,问他是不是灵感来了,想写诗。他笑了笑说,刚写的,批评批评。说着将那张写满字的纸片递给我。我接过纸片一看,好家伙,是一首诗: 在华山峪,我当了一次螃蟹/用一位诗人的脚尝试一行横行/我在前面时,谁都别想超过/不是我霸道/因为自古华山一条路/至此我才领略了华山的另一种境界/是惮悟后的学识/让我知道垄断生出的孩子也有姓名/可以叫霸首/也可以叫专横/为了体现自己的学问/我给它起了一本风格的名字/——独断专行 游山玩水,一般诗人都是触景生情,而车延高却在自然物象中发现自我、深化对自我的认识,同时也深化了对人类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不是么,当我读着这首诗时,不能不浮想联翩……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我读这首诗的感想,心里却暗暗叹服他体验之后惊奇的发现,便把写满诗句的纸片还给他。 车延高接过纸片,笑着对我说:我有个习惯,口袋里总装着纸和笔,有灵光一现的好句子就马上记下来。我始终认为,有心可以使人多出一只观察和发现生活的眼睛。 我说,这个习惯好,俯首即拾,俯拾即是。烂笔头远胜过好记忆啊! 车延高接着说,这是我今天写的第四张纸片了。早上出门,我抬眼远望华山,就写了一首《渴望已久的眼睛在等》,在“天下第一洞房”前,我匆匆记下了一首《最亮的星星做银婚纪念的钻戒》,在日月岩,仰望华山一座耸立云天奇险的山峰,我又写了一首《华山有太多的傲骨》。 我一下才真正认识车延高了。有人曾经质疑,车延高作为一个身负重任的公务员,他发表的那么多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我们从这里不难找到答案! |
董宏猷 欢天喜地的文学“义工” 田天 董宏猷,武汉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董宏猷文集》四卷,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十四岁的森林》、《胖叔叔》系列幽默小说等作品。曾三次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二次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以及中国图书奖等。作品在台湾评为“十佳图书”,并获台湾优良儿童图书金龙奖。多部作品译介到国外。 我跟董宏猷做了十几年邻居,他住五楼,我住二楼;门前一段过道,正是他上下楼梯出入闹市的必经之地。 任何时候你都知道门外是不是董宏猷:脚步声还在三楼以上,他的歌声便已提前抵达我的书房,仿佛一个热血慷慨的战士即将出征。在外面轰轰烈烈一天之后,你也许一脸风尘满身疲惫,话都不想多说一句吧,可他仍是豪兴未减气壮如牛,人还在院子里,激情悠扬的男高音就飞上楼来,一下子惊醒我们满世界的“俗人”。这栋楼住着几位武汉演艺界的名家大腕,按理说应该是他们欢声笑语歌声飞扬的,可是偏不,整日里欢天喜地一路高歌的,却是一个作家,还是武汉作家的“总拐子”(大哥)。在武汉,只要和文学沾点边的人,大约都知道董宏猷热心快肠行侠仗义的名声、登高一呼的威望,以及欢天喜地的个性。 董宏猷早先写诗,出名甚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刊物上,我就多次见过他以“下乡知青”或者“华师学员”的身份发表的诗作。当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时,他便以“兵头将尾”的资格,迅即成为武汉文学青年的核心和“偶像”。 从他热情浪漫、多才多艺的个性来看,我一直认为董宏猷应该做个大诗人才对,否则就是“暴殄天物”。事实上他也并没完全丢掉诗笔,1998年长江大水期间,他就写过一首字字珠玑的《江汉平原的树》。在抗洪电视晚会现场,我看见许多观众深受震撼,泫然泪下。 可他毕竟早就从写诗转而写小说了。先是写了一批“长江童年系列小说”,把他童年时代和一帮“细伢们”“打码头”的故事搬进了文学。接着又写出长篇小说《十四岁的森林》和《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后者更是畅销海峡两岸,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后来又写他熟悉的校园生活,从《少男少女进行曲》到《胖叔叔》、《好大胆和好小胆》等等,越写越好看,越写越幽默,把儿童文学界的“南董”这一派写得风生水起。不但三次获得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而且还入选“国家精品图书”,被有关部门向全国校园及图书馆推荐阅读与收藏。 记得方方曾说,董宏猷似乎认识武汉市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我。我是1984年从武大毕业分配到武汉市文联的,而他就在文联楼下的《主力军》杂志上班。 大约是九十年代初,董宏猷调到《芳草》杂志,我们成了同事;再后来他高票当选武汉作协主席,最大“政绩”就是策划主持了“武汉长篇小说笔会”,连续办了好几届,出了不少好作品。对于武汉文学,他几乎每年都有振兴或者崛起之类的新招(比如首创“签约作家”制度),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一丝不苟地、身体力行地操办起来。为了培养青年作家,他对请他写序的全都来者不拒,一篇一篇写下来,几年间竟然写了几十篇,还出了一本序文集子。其实,这些事情除了费一些时间、添一些烦恼,他能得到什么?然而他却十分骄傲地自称“文学义工”,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也出手,无怨无悔、乐在其中。 去年,董宏猷做了一件朋友们期待已久的事。关在屋子里两个月没下楼,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汉口码头》,听说已经完成拍摄,近期将在央视播出;同时他还把剧本改写成同名长篇小说,此刻正在各大书店销售。建议你买一本,看看这部原汁原味的“汉味小说”。 |
图文:千里烟千里路 湖北日报讯 王晓英 千里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近5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爱情豆豆》等7部,《和棉花一起》等诗歌、散文小说类文集3部。《爱情豆豆》获2004年新浪第二届原创文学大赛第一名。 千里烟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那是2004年冬天,为了写作长篇小说《爱情豆豆》,她去北京当保姆体验生活。因为经济拮据,她住在狭小潮湿的地下室里,每晚午夜下班后,坐公车回住地。有个午夜,她正在等车,突然遭遇两个劫匪。为了和劫匪争夺手机和背包,她的脸上、手上被劫匪打得鲜血直流。在派出所接受警方调查时,她突然发现墙上贴着的一些宣传单可以作为写作素材,便不顾一切地摸出笔,在小纸片上抄起来……她全然忘记了要为自己讨个公道,急匆匆地返回住地,在阴冷的地下室里,把被子裹在身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开始创作…… 这就是长篇小说《爱情豆豆》背后的故事。这部小说在2004年新浪第二届原创文学大赛中荣获第一名。领奖台上的千里烟笑容灿烂,眼神和嘴角带着孩子式的顽皮,全然找不到一丝辛酸和颓废。这就是千里烟。她的《爱情豆豆》和她的人一样,充满浪漫情怀、阳光色调,反映出当代青年面对现实、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开拓自己新生活的心态。 我以为,《爱情豆豆》中的许豆豆就是千里烟的写照。 从认识千里烟起,我似乎就一直和她在告别。确切地说,她一直和自己在告别。从蔡甸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她始终没有放下行囊歇息。某学院副处长、出版社编辑、某文化公司副总经理……越来越令人羡慕的平台和光环,也未曾留住她的脚步。她的灵魂似乎一刻也安分不下来。她不断地打破束缚自己前进的种种世俗诱惑,执着地追寻一种看似虚无的东西——理想。她用文字写出了滚滚红尘中的人性之光、奋斗之歌。她那闪烁着亮色的作品延续了武汉文学积极向上、格调明朗的传统——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方方的《大篷车上》到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醒龙的《凤凰琴》、邓一光的《我是太阳》……这些作品中,都明显贯穿了一条主线:努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哪怕是带有种种缺憾的美好。 千里烟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生命人文意识。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和母亲的情人》是部探讨爱情,情欲,道德,家庭和责任的小说,也是部催人泪下的好小说。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是两个城市中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构成的故事。在涉及两个家庭和三个人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情感纠缠中,她展开了对人性、婚姻家庭与道德责任的思考和追问,充分挖掘出了女性生命存在的内在力度,具有浓厚的充满魅力的新女性气质,人物在她的笔下得到了复活。“文学应该触及心灵、深入心灵、震撼心灵”。千里烟在一次作客新浪时谈到自己的文学观时,如是说。 千里烟,就是这样一个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以文字为生活路径的理想主义者。她对自己的作品一直都不满意。这就注定了她的行走。每一次出发都意味着重生,她在文字里一次次地涅槃,跋涉在她的千里路上。 |
纯洁的笑容是他的标签 走近诗人张执浩 湖北日报讯 阿毛 张执浩,1965年秋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杂志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和《撞身取暖》,中短篇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等3部。作品曾入选百余种选集(年鉴),并获中国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十月诗歌奖等。2007年被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羊城晚报》等媒体评为当代(1986-2006)十大新锐诗人之一。 我的记忆里没有第一次与张执浩见面的原件与备份,我不知道这第一次淹没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哪一次诗歌盛会中。按他自己某次说到的,似乎我们是在80年代末的某次武汉高校的诗歌大赛的领奖台上认识的。我大脑库存中所搜索到的最初图像记忆是90年代初,我和他、剑男、江南等几位校园诗人在武大的一次诗会后的合影。长发飘逸、面庞清俊的张执浩,嘴巴上留着醒目的短胡子。但比那短胡子更醒目的是他的嘴角少年般纯洁真诚的笑意。在很多人看来,长发飘逸是诗人张执浩的主要外形标签,但在我看来,少年般纯洁真诚的笑意不但是诗人张执浩的主要外形标签,更是他作为诗人的内部肌理和精神气质。 当短胡子剔掉,文字里的刀剑、工地代替“糖纸”和“苹果”的时候,甚至头发日渐稀疏、面目渐显沧桑的中年岁月,张执浩的那份纯洁真诚却依然洋漾在嘴角、浸湮到他的文字里。所以,我曾经在与诗人朋友的闲聊中说道:“粗庸不洁的话语或字词,在张执浩的唇齿间和句子里,也有一种纯洁的、独特的光芒。”他纯洁的、独特的光芒不是后天的修为,而是一种天赋之资,因此我认为张执浩是一个天生的诗人,生来就是诗人的那类人。他的后天修为,只是敏锐与智慧顺理成章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优秀的诗人。 很多时候,张执浩说出的不是普通的句子,而是他作品里的诗句;反之,很多时候,他写出的不是特别的句子,而是他脑子里的深刻之见、嘴里的惊人之语。这样语言中的张执浩与文字里的张执浩保持着纯粹的真实与一致。正是这种纯粹的真实与一致,使他总有一种纯洁的、独特的光芒。 随岁月而不减的纯粹与真诚,同随岁月而递增的白发与智慧一起,不断成就着张执浩和他的诗。从“天才少年”的《糖纸》《苹果堆》,穿过“哽咽着吟唱”的《美声》,走过《内心的工地》,再到《高原上的野花》……张执浩始终很清醒很真实,他不但敏感地发现了诗歌中、生活中、生命中的诸多问题,而且也迅速准确地找到了答案。在这些发现、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与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始终葆有少年的纯粹与真诚、尖锐与不合作、玉石俱焚的勇气,更有老父亲的苍老透彻、无奈和解、爱与悲悯,所以,他既是“白发苍苍的少年”,更是“披头散发的老父亲”,纯洁真诚,涕泪横流…… 我承认我每次读到《高原上的野花》时,老泪纵横—— “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在这里,我愿意/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的确,当年那个在“糖纸”里捧出纯洁和真诚的少年,“幻想一首终极的诗歌”替他“生养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婴”愿望已经达成。——这个愿望由《高原上的野花》这首诗达成,由《高原上的野花》里那个“生养了众多的小美女”的老父亲,——那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达成。 |
图文:武汉文坛常青树 全才管用和 湖北日报讯 任蒙 管用和,1937年生,湖北孝感市人。当过教师、文化馆干部、专业作家。1956年发表美术作品,次年发表文学作品。现已出版诗集、长诗、散文集、画集等作品26集。发表绘画作品300余幅。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30多次。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等职。文学创作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经常阅读管用和的作品,读他的诗集《欢乐的乡村》和《公社大地》等等,还读到了他曾经引起诗坛风波的那首《绕道》。那时我作为一个军中的文学爱好者,他作为一个活跃在省城的诗人,可以说,他以作品影响着我在文学初始阶段的蹒跚学步,只是他并不知道。有个日子,我从未向他提起过,我也记不起具体是哪年哪月哪天,只记得那是在夏季,一个年轻朋友约我到武昌的紫阳路去走访《长江文艺》编辑部。当我们即将走进那座老房子的院落时,碰到了管老师,那会儿他四十出头,刚刚从编辑部出来,一手拎着包,急匆匆地迈着大步,好像有人等他。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他急着要离开,转过身还在说“我读过你不少诗,好好写啊,”边走边甩起一支健壮的胳膊。他当时说的很可能是随口话,肯定不记得,可我记忆很深,还从中受到过鼓励。 那个时期的管老师,处在他创作最活跃的年龄段,本地报刊上到处是他的作品,外地也不少。发得最火的是他的《露珠集》,是许多精短片断组合的系列散文诗,每段一般一二百字,暗喻一个哲理,语言十分简洁,但很多段落有情有景,文字高度诗化。《露珠集》是个总名,每篇的内容不同,我记得他连云南《个旧文艺》这样的地方小刊也发过一些,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字,每见必读。后来,我听说他结集出版了,便向他索要,可他说出版社配送他的样书一来就被大家“抢”光了,这件事一直让我遗憾。 几年后,武汉作家协会成立,我是第一批会员,管老师做了副主席。那会儿曾卓等老一辈作家还处在盛年,还有延安时期的“老格子”,他是作协班子里年轻的小字辈。记得开大会照全体合影时,他自己爬到后面的高凳上站着,作协虽然没有那么多规矩,但仍然看出他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谦谦君子。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虽然我们交谈的都是创作方面的话题,几乎没有涉及到工作和人生这样的内容,但我对这位厚道温和的前辈作家早已熟悉了,内心怀有由衷的敬重,他对我也有一种无须言语的了解和信任。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曾多次动员我调往市文联,去主持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因为他的举荐,文联主席池莉向我表示过欢迎的善意,文联党组的主要领导连续三次找我谈话,但我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本单位的意见,放弃了那次机会,可我一直对管老师和文联领导心存感激。 进入晚年的管老师,出远门时常见有老伴陪着,缓慢而均匀的步伐里更能显出一种悠闲和淡然,笑容也更加和蔼,看上去更加平和朴素,有个外地文学青年形容他就像一个从村头走来的老人。我向他介绍说,这个老头儿可不平常,是作家队伍里少见的“全才”,诗歌、散文、随笔、小说,音乐方面的作词谱曲,还有绘画和书法,他全占了,并且在多个领域取得公认的成就,例如他创作的歌曲曾上过央视春节晚会,他作为作家中的书法家是颇受大家赞誉的。这些年他以绘画为主,山水,国画,到老年还进入了一个艺术新境界。去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画集,受到好评。 |
图文:前额高耸的刘继明 湖北日报讯 韩永明 刘继明,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大学毕业后历任湖北省歌剧团专业编剧、《长江文艺》杂志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九十年代以“文化关怀”小说引起文坛注目,进入新世纪后,又以一系列小说、随笔和文论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之一。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前往黄村》、长篇小说《江河湖》等。曾获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部分小说和随笔被译介到国外。 听刘继明发言或与之聊天很舒服。他总是怀抱双手、眼光越过你落在很远的地方,谈的总是你没有想到的地方,而且总是侃侃而谈、汪洋恣肆,似乎他头脑中有一条滔滔不绝的江河。 在这样的时候,你除了感觉他的犀利、敏锐、深邃以及他内心的强大和丰富外,还会立即把他与许多作家和写作区分开: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写作者。 他的写作确实有些另类,他开始于先锋文学,被归纳为新生代的作家之一。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的创作发生了转向,他创作的一系列文化关怀小说,如《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明天大雪》、《桃花源》、《中国迷宫》、《我爱麦娘》等,在文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他的写作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致力于思想评论及随笔写作,出版了《我的激情时代》一书,以其“直面现实的批判立场和深切的人文情怀”在文化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 其次,他创作的5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梦之坝》,被誉为“一座文学和史学的巨坝”,而新作长篇小说《江河湖》,被誉为2010年度最佳长篇小说之一(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长篇小说十佳)。 许多人认为,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或知识分子气质的当代作家之一。我想这不仅是说他的写作姿态,更重要的是说他的知识分子责任意识和人格追求。 相对于写作,他更擅长或者说更喜欢用演讲、对话这种更直接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表达。这使他在一些研讨会、大学课堂的发言甚至沙龙对话,往往成为一些杂志的抢手版面。 生活中的他任达、自然,不拘小节,不谙人情。吃饭时,夹菜总是把筷子叉得很开,旁若无人,不言不语,不知道此时他是在咀嚼菜肴,还是思想停留在什么地方。穿衣也很随便,常装是夹克衫和休闲裤。头发一直很长,可不是那种蓄意的发型……他走在街上,不会有人当他是作家。 今年上半年,他在新西兰做访问学者,回来时,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戒了烟。他说那边没有吸烟的环境。 民间说,前额突出的人聪明、睿智,而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他的“高耸”更有一种“突围”的意味。他的写作一直在突围,始终回避着时代的流行和时髦,追究对这个世界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时,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担当,做着另一种突围:他创办大型人文思想杂志《天下》,以胸怀天下之勇气,试图让更多人从时代的困境和喧嚣之声中突围。 他对这个世界是敬重的,是有责任心的,也是藐视的,克制的。 我想说,这才是知识分子。而作家应该是知识分子,可惜很多人,不是。 |
图文:方方这个人和这座城 湖北日报讯 田天 方方,女,现任省作协主席。1955年生于南京,原籍江西,两岁随父母迁至武汉。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9年调入省作协。已出版小说、散文集70多部。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外多个奖项。代表作有《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汉口的沧桑往事》《到庐山看老别墅》等。 每次见方方,总在如何称呼她的问题上颇费踌躇:主席?学姐?老师?或者,干脆一口气复原到30多年前我们在珞珈山求学时期,同学之间那种直直巴巴的称呼——汪芳? 方方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学生。不过学生证上的名字是汪芳。直到1982年她在《诗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的时候,署名还是汪芳。 我记得,就是因为那首《当我拉起板车》奇迹般发表在全国性大刊物上,我们这些武大学子才第一次知道了她的名字。当时中文系77级颇有几个闻名遐迩的学生诗人或作家,比如高伐林、王家新、於可训等;方方所在的78级也是人才济济,办有自己的文学社、诗社,还有一个专演世界名剧的话剧社。汪芳是诗社骨干,也是话剧社活跃的社员——不过并未粉墨登场,只是担任了一个类似“秘书”的打杂角色而已。但在国家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还基本没有。把你的习作发表在油印刊物上是一回事,跑到食堂人多的地方高声朗诵也不难办到,可要像汪芳这样双管齐下,发表诗歌之后又以“方方”之名发表了短篇小说《大篷车上》,却是不大容易,因此在校园和社会上都轰动不小。其中一个轰动,是学校破例批准她以一篇小说代替毕业论文,惹得许多不怕写小说就怕写论文的家伙患上了红眼病。我们一帮人甚至还为它以一票之差落选全国短篇小说奖而争吵吼叫过。 我们是把《大篷车上》当作范文读的。揣摩为什么这样写才容易发表,并一举成名。可是这篇小说没写校园生活,写的是几个貌似“刺头儿”,实则外冷内热、充满生命活力的青年工人形象,叫我们这些对校园之外的大千世界一无所知的追随者如何模仿呢?四处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师姐在上大学之前有过四年吃苦下力的装卸工生涯。 方方是“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子弟,父亲是高级工程师,祖父也是著名学者,堪称书香门第;而“长办”一直自成系统,有自己的小社会,对周边的市民社区基本是不大来往的。即使像当年鲁迅家里那般“家道中落”,但也不至于“沦落”到让一个饱读诗书的小姑娘去干装卸工吧?其实也很简单,因为1972年她父亲去世了,一下子失去家里的经济支柱,三个哥哥又不在身边,于是她雄心勃勃自愿到武汉运输公司二大队当起了搬运工。 方方后来说,那时候自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去“深入生活”,主要是看上了这个重体力活每月有42元的“高工资”。而当年在工厂当学徒只有18元工资。 1987年底,当中篇小说《风景》横空出世,并以此拉开“新写实主义”的时代序幕时,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当年,就在方方像“男将”一样拉板车、扛大包、开吊车的时候,恐怕她自己也没料到,这段工作是她对城市底层平民生活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作家真正进入武汉这座伟大城市的特殊“入口”! 《风景》之后不久,方方正式成为专业作家。这时,我们的阅读速度已经跟不上方方写作发表的速度了,几乎每年都有文坛公认的优秀中篇小说问世。好歹还得了个鲁迅奖。据省作协的朋友说,每晚她家的灯总是最后熄灭的。有时某几家也可能更晚熄灯,不过那是在打麻将。 可是她为什么不写长篇呢?2000年,我们终于读到方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这部长篇写的是以“长办”为背景的一段沉重历史,算是方方本人的“家族小说”;近年,她又相继出版《水在时间之下》和《武昌城》,前者写一群汉剧艺人的曲折命运,后者以她个人化的历史观重新观照北伐战争时期的武昌城的“攻”、“守”之战。三部长篇尽管题材各异,时代背景不同,文体风格也大有变化,但都是以武汉为舞台展开故事,写的是武汉历史文化风情,也许“汉骂”不多,但一股浓郁的“汉味”流淌在字里行间。我以为这就是标标准准的“汉味小说”,而且是“汉货精品”。 在众多武汉作家中,如要说出一个精彩描写武汉的“第一人”,我还是首推方方。单是一本薄薄的随笔《武汉人》,就已把武汉和武汉人写得活色生香、淋漓尽致。听说一些作家根本不看本地作家作品,但方方的书我是每本必看的。一边看着书中一个个熟悉的武汉地名,一边踏着这些地名自豪地走来走去,何乐而不为? 方方一路写来,三十年如一日,一不留神“写成”了省作协主席。履职之初她有个“帮助青年作家、农民作家、女作家”的任职承诺,现在看来大多兑现了。前不久看到她率领十位湖北农民作家在北京亮相,我不禁眼眶发了发热,心里说,下次见面,该恭恭敬敬叫她一声方方主席了。 |
图文:淡定从容陈美兰 湖北日报讯 樊星 陈美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同年留校任教,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曾受国家教育部委托参加主持编写我国第一部当代文学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是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重要学者之一。曾赴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进行学术交流。 都说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连学术界也不能幸免。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乱象早已成风。然而,还是有一批真正的学者能够超然于浮躁与纷争之外,淡定地生活,从容地做着自己喜爱的研究。例如武汉大学的陈美兰老师。 我认识陈老师,是在1985年。那时,我决定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我的中学老师张士俊先生向我推荐了陈美兰老师,说陈老师学问做得好,尤其人好。在张先生的引荐下,我登门拜访了陈老师。记得那是个热天,我第一次走进陈老师家。她的爱人宗福邦老师(现在已是武汉大学的资深教授了)和女儿正在客厅里读书。宗老师热情招呼我。我才看见在卧室兼书房里正在伏案写着什么的陈老师。我向陈老师呈上了自己发表在《书林》杂志上的评论习作。在简单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陈老师鼓励我积极备考。后来,张先生告诉我,陈老师在看了我的习作后,专门在散步时去告诉张老师,对我的印象不错,要我树立信心。这样的鼓励使我深受感动。没想到后来因为招生计划变动,陈老师停招一年。知道此事后,陈老师连忙要我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由此可见陈老师待人的热情与责任心。此后,我仍然不时向陈老师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陈老师出了研究著作,也常常送我。 在陈老师的著作中,最有名的当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已故评论家许觉民(洁泯)先生就指出:该书“在分析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中以‘生活矛盾支架’构筑起来的创作模式时,有着十分精彩的解剖”,该书“几乎每一章节都贯串着作者的理论思辨力,尤其在判析当代文学转换阶段中内在的创作机制上,作出了独到的理论见识”。评论家胡德培先生也认为:“这是集创作发展论、创作艺术论和创作美学论于一身的一部论著”。此书曾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湖北省屈原文艺创作奖,也一直是许多研究者探讨有关课题的重要参考书。然而,就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还印着老师的手迹:“在学术园地的耕耘中,我深知自己起步之晚,但我还是只能慢慢地走,一步一个脚印”。其实,在全国当代文学研究界,陈老师的影响是尽人皆知的。她曾担任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的职位。1985年还曾因教学科研成就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可她一直就那么淡定、从容。她也因此赢得了广大作家、评论家和同事们、学生们的一致敬重。 2000年,我调入武汉大学工作。陈老师对我说:“这一下,我们的缘分才算续上了。”我知道,她一直记得当年因为没有招到我的小小遗憾。人事多变。何况是在这么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但我也看到了,无论时代怎么变,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会改变淡定、从容的处世态度和治学风度。在这一方面,陈老师一直是我的楷模。 现在,陈老师也退休了。可她仍然在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有时,我会在山路上与正在散步的陈老师、宗老师相遇,彼此问候;更多的时候,我和老师是通过e-mail互相联系,交流着各种有趣的信息。一切,都如清水一般淡泊;一切,也如江河一般源远流长。 |
图文:田禾传奇 湖北日报讯 张执浩 田禾,本名吴灯旺,60年代出生于湖北大冶。国家一级作家。已出版诗集《喊故乡》、《野葵花》等11部。作品选入200多种全国重要选本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北师大出版社等出版的五种大学语文教材。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刊》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中国诗歌学会首届徐志摩诗歌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兼文学院副院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清晨,在湖北大冶张山吴村村口,一个身形瘦小的年轻人一头扎进了鄂东南深秋的薄雾中,当晨曦渐次铺展在挂满霜露的荆棘、衰草上时,他已经登上了前往省城的班车。这个名叫吴灯旺的青年,多年以后成了名满文坛的诗人,但此时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名字:田禾。文学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她不仅能带人去做梦,而且还可以带你去实现梦想。多年过去了,我们只能从田禾的诗里行间打探吴灯旺当年的梦想,一个出身贫寒、家境困顿的辍学青年,他最大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在许多场合,田禾都公开承认过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言下之意是,他今天的一切全拜文学所赐,确切地说,是诗歌彻底地改变了他作为一个人的面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他作为一位优秀诗人的品质:朴实,善良,忠诚,一如张山吴村青山依旧乡音仍然。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湖北乃至中国新时期的诗人素有写农事诗的传统,但只是到了田禾这里,农业、农民、农具这些早已被异化了的词语才终于落到了实处,它们再也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抒情,以及所谓的“心灵栖息所”,而转而变成了对土地以及挣扎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者鲜活的纪事。田禾的身份也不再是被符号化了的诗人,而变成了一个尽忠职守的土地测量员、田野考察者,或风俗人情世故的速记员。田禾采取了一种平视的视角反复打量端详那些出没在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乳娘、大伯,还是邱跛子、劈柴的大哥及刨红薯的老人……无论是“放荡的葵花”,还是“落在一个乞丐搪瓷碗里”的夕阳,因为这样一种和蔼可亲的视角,使得他的文字散发出独特的人性魅力。至此,一支始于“诗意”的笔椽经由生活的煅淬变成了锄头、铁锤或任何刀具。田禾用一种近乎单调急迫的语速向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群被现代化碾压、追逐和驱赶着的生灵形象,他无比深情无比专注地守望着这些曾经在记忆中活蹦乱跳,现如今却仍然被贫穷、疾病、屈辱纠缠不休的亲人,他最大的愿望是用自己诚实的笔触存留住他们的映像,给予这些人物应得的体面和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讲,田禾的写作早已超越了知识分子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的“悲悯”,而成就了一个人之为人的基本事实。 在一首题为《狗吠村》的小诗中,田禾写道:“我回家必须经过的一个小村庄,四户人家/我可以像读家谱一样读出每家主人的名字/……客人来了,四户人家的狗同时吠叫起来/四户主人的妻子同时探出头来往门外观看……”,寥寥数行,当代中国乡村的风貌便呼之欲出了。我曾对田禾说,余生你应做的工作就是为这些苍生记谱,因为放眼诗坛,我还没有发现有哪个比你更能胜任,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具有反哺能力的人。 |
图文:通往百岁之路 延安走来的老作家王淑耘 湖北日报讯 王维洲 王淑耘,1920年生,江苏句容人,1986年离休。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名誉委员、湖北省文联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鲁艺文学系毕业。曾任《冀热辽日报》、《群众日报》副刊主编,天津新华广播及中南广播电台科长 。1952年开始任中南文联《长江文艺》副主编、主编、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听见王淑耘的保姆叫我,赶快从我所在的四楼,几十步就到了她那里。进了门我的脚步就放慢了,心想,她在做什么呢?我见这楼梯呀,地板呀,都极干净,精光放亮。我想,这不就是王淑耘的人品写照么?因为她历来就是洁净而温柔的。 我进了二楼的门,就见一个风扇型的电热器,中间一片红,那光线很是柔和,款款地射向含笑面对我的淑耘。她坐在一把大椅子里,脚伸进一个圆盘护脚棉窝。那样子是极为舒服的。她对我说,你看我的狼狈样子!我赶快说,你很好啊,哪里狼狈呀?她说:我怕冷。 她把脸扭向左边,那是通向阳台的大玻璃门窗。她说,现在太冷,春秋两季,我总在那里晒太阳。我说:是呀,你总不运动,再不晒太阳可不行。 她急着说:什么?我不运动啊?我每天早中晚下楼梯,再上楼梯,一天三个来回呢。 我说今天是来采访你的。她说,李建纲已写过了。我笑说:建纲写的好,有回忆,又细腻;有感情,也充满了温情。 她点着头。她的神情,是在追忆着遥远的日子…… 那是在她的出生地江苏句容县城,那里有很多她童年时小女孩轻灵的身影。再后是父亲的愿望,到镇江师范去读书。我想这与她后来辛勤培养青年作家是有益的吧? 她也想起抗日战争年代去重庆求发展的情形。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中,她无处可跑,忽然被一个人把她拉到防空洞里。一看,原来这竟是早已认识的句容人:骆文! 她跟着骆文去“周公馆”,看见了一位可敬也可爱的人物周恩来!他聪明,细致,温厚,这一印象让她永远难忘。 他们在世象艰难一路拼搏中坐着笨重的大卡车,拥拥挤挤地来到延安,当看见了巍巍宝塔山的时候,其激动之情真是如久阴见太阳啊。 她有幸参加了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主席骑着枣红大马,沿着延水边来到会场。他穿着和大家一样,可身高体壮,气概不俗,声气浩荡。她努力地听着不太懂的湖南话,深感这一次文艺要面向大众,从此她竟受益一生! 在战争中,分配她主编了两张报纸,那是《冀热辽日报》,《群众日报》,这是她最初办报,她极认真,发狠要把报办好! 1949年,中南区办《长江文艺》,她做副主编。不久主编李季去北京办《人民文学》,从此她就一直任《长江文艺》的主编。她展示宏图,一直以抓根本,培育文学新人为己任。 她最激动也是最满意的,是她为党培养了好多作家。如,李准、未央、黄声孝、方方、熊召政、池莉、沈虹光、叶梅、映泉、李建纲、叶明山等等很多很多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这是她平生最知足最满意最让她倍感荣耀的一件大事。想那遍地是文盲的年代,培育出作家是何等艰巨呀。 现在,她92岁了。她还赞扬群众对她的关心;领导还多次表扬她;孩子不久前给她检查身体,结果是她还有几个生理项目像年轻人一样好。她还要好好地活下去,读书,看报,看电视,她要与时俱进,达到百年! 我要给她照一张最新的像,她说不行,必须穿上她的大衣,而且还拿上了她孙子给她买的龙头拐杖。于是,她便精神抖擞地面对读者了。 |
图文:钟祥有个冯道信 湖北日报讯 张德宏 冯道信,1943年出生于钟祥,省作家协会会员,钟祥市作家协会主席、省楹联学会副秘书长。从事文艺创作近四十年,发表出版各类作品数百万字。代表作品有:《嘉靖内传》《郢中览胜》《风流莫愁女》《雾锁云台》《论楚歌》《红颜无悔》等。 钟祥有个冯道信,未见其人早闻其名。他虽然没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但他带出来的文学新人少说也有上百人。钟祥“乡土作家群”闹得红红火火,名扬全国,成为当地一个文化品牌,冯道信功不可没。“乡土作家群”的旗帜是他最早树起来的,许多作家是他一手扶持推出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冯道信担任钟祥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职务。凭借资历、地位和威望,他成了钟祥文艺创作与发展的助推器。只要发现有人对创作感兴趣,他就大力鼓励;只要知道有人想出版作品,他就积极支持。近十年来,钟祥“乡土作家群”出版图书300余部,每年20多部,在全国县级市文坛实属罕见。钟祥有一个有趣的惯例,一个人出了书,大家都踊跃去祝贺。那祝贺是实实在在的,多则上千人、少则上百人。出书者不仅给大家赠书,还要大宴宾客。据说,这个惯例的首创者就是冯道信,其目的在于鼓励创作、出书,形成尊重作家、崇尚文学的社会风气。 初次见到冯道信,是在一次创作会议上。他的形象乍一看叫人不敢恭维,又瘦又矮的个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谢顶。操一口钟祥普通话,夸张而富有激情。会餐时白酒成杯成杯地喝,挨桌挨个地敬,似乎永远喝不醉。饭后是舞会,冯道信异常活跃,频频请人跳舞,瘦小的他像陀螺在舞场上转来转去。也许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的舞步没有章法,只有随心所欲。几曲下来,有些舞伴见了这个小老头就躲,他全然没有察觉,仍是热情地邀请人家跳舞。当时我想,不见儒雅斯文,又看不出什么气质风度,这个近似放荡不羁的人,真是一个特别的作家更是一个特别的作协主席。 冯道信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他绝不是徒有虚名。《嘉靖内传》、《风流莫愁女》、《恩仇奇缘》、《雾锁云台》、《论楚歌》、《红颜无悔》……翻开这些作品,我才发现另一个更真实的冯道信: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率真性情,执著为文。冯道信毕业于武汉大学,深造于上海戏剧学院,有着较高的文学艺术素养。他的作品有小说、传说、戏剧、影视剧、文史美学论文等等;他的视野开阔,举凡文学、史学、美学、心理学、直至方志学,均有涉猎。 大多数作家都有乡土情结,冯道信的乡土情结比一般人更浓。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本土,如莫愁女、嘉靖皇帝、郢中名胜等等;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读出一个神奇美妙的钟祥。为了宣传故乡钟祥,提升钟祥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冯道信竭尽全力打“牌”,不遗余力造势。例如为出自钟祥的嘉靖皇帝立传、正名;请楚国著名歌舞艺术家莫愁女“还乡”等。一般人认为石城是今天的南京,莫愁女是南京人。冯道信用他的考证,提出石城即钟祥、莫愁女是钟祥人的定论。不能小看这个笔墨官司,它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效益是不可低估的。今天,慕名到钟祥游桃花村、莫愁渡、莫愁湖的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因为莫愁女,钟祥更具魅力。 冯道信已年近古稀,仍然笔耕不辍。他说这一辈子很充实很快乐,因为一直生活在故乡,一直在写故乡。 钟祥有个冯道信,这地方就让人刮目相看。 |
图文:方方这个人和这座城 湖北日报讯 田天 方方,女,现任省作协主席。1955年生于南京,原籍江西,两岁随父母迁至武汉。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9年调入省作协。已出版小说、散文集70多部。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外多个奖项。代表作有《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汉口的沧桑往事》《到庐山看老别墅》等。 每次见方方,总在如何称呼她的问题上颇费踌躇:主席?学姐?老师?或者,干脆一口气复原到30多年前我们在珞珈山求学时期,同学之间那种直直巴巴的称呼——汪芳? 方方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学生。不过学生证上的名字是汪芳。直到1982年她在《诗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的时候,署名还是汪芳。 我记得,就是因为那首《当我拉起板车》奇迹般发表在全国性大刊物上,我们这些武大学子才第一次知道了她的名字。当时中文系77级颇有几个闻名遐迩的学生诗人或作家,比如高伐林、王家新、於可训等;方方所在的78级也是人才济济,办有自己的文学社、诗社,还有一个专演世界名剧的话剧社。汪芳是诗社骨干,也是话剧社活跃的社员——不过并未粉墨登场,只是担任了一个类似“秘书”的打杂角色而已。但在国家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还基本没有。把你的习作发表在油印刊物上是一回事,跑到食堂人多的地方高声朗诵也不难办到,可要像汪芳这样双管齐下,发表诗歌之后又以“方方”之名发表了短篇小说《大篷车上》,却是不大容易,因此在校园和社会上都轰动不小。其中一个轰动,是学校破例批准她以一篇小说代替毕业论文,惹得许多不怕写小说就怕写论文的家伙患上了红眼病。我们一帮人甚至还为它以一票之差落选全国短篇小说奖而争吵吼叫过。 我们是把《大篷车上》当作范文读的。揣摩为什么这样写才容易发表,并一举成名。可是这篇小说没写校园生活,写的是几个貌似“刺头儿”,实则外冷内热、充满生命活力的青年工人形象,叫我们这些对校园之外的大千世界一无所知的追随者如何模仿呢?四处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师姐在上大学之前有过四年吃苦下力的装卸工生涯。 方方是“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子弟,父亲是高级工程师,祖父也是著名学者,堪称书香门第;而“长办”一直自成系统,有自己的小社会,对周边的市民社区基本是不大来往的。即使像当年鲁迅家里那般“家道中落”,但也不至于“沦落”到让一个饱读诗书的小姑娘去干装卸工吧?其实也很简单,因为1972年她父亲去世了,一下子失去家里的经济支柱,三个哥哥又不在身边,于是她雄心勃勃自愿到武汉运输公司二大队当起了搬运工。 方方后来说,那时候自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去“深入生活”,主要是看上了这个重体力活每月有42元的“高工资”。而当年在工厂当学徒只有18元工资。 1987年底,当中篇小说《风景》横空出世,并以此拉开“新写实主义”的时代序幕时,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当年,就在方方像“男将”一样拉板车、扛大包、开吊车的时候,恐怕她自己也没料到,这段工作是她对城市底层平民生活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作家真正进入武汉这座伟大城市的特殊“入口”! 《风景》之后不久,方方正式成为专业作家。这时,我们的阅读速度已经跟不上方方写作发表的速度了,几乎每年都有文坛公认的优秀中篇小说问世。好歹还得了个鲁迅奖。据省作协的朋友说,每晚她家的灯总是最后熄灭的。有时某几家也可能更晚熄灯,不过那是在打麻将。 可是她为什么不写长篇呢?2000年,我们终于读到方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这部长篇写的是以“长办”为背景的一段沉重历史,算是方方本人的“家族小说”;近年,她又相继出版《水在时间之下》和《武昌城》,前者写一群汉剧艺人的曲折命运,后者以她个人化的历史观重新观照北伐战争时期的武昌城的“攻”、“守”之战。三部长篇尽管题材各异,时代背景不同,文体风格也大有变化,但都是以武汉为舞台展开故事,写的是武汉历史文化风情,也许“汉骂”不多,但一股浓郁的“汉味”流淌在字里行间。我以为这就是标标准准的“汉味小说”,而且是“汉货精品”。 在众多武汉作家中,如要说出一个精彩描写武汉的“第一人”,我还是首推方方。单是一本薄薄的随笔《武汉人》,就已把武汉和武汉人写得活色生香、淋漓尽致。听说一些作家根本不看本地作家作品,但方方的书我是每本必看的。一边看着书中一个个熟悉的武汉地名,一边踏着这些地名自豪地走来走去,何乐而不为? 方方一路写来,三十年如一日,一不留神“写成”了省作协主席。履职之初她有个“帮助青年作家、农民作家、女作家”的任职承诺,现在看来大多兑现了。前不久看到她率领十位湖北农民作家在北京亮相,我不禁眼眶发了发热,心里说,下次见面,该恭恭敬敬叫她一声方方主席了。 |
图文:通透的作家刘耀仑 湖北日报讯 牛维佳 刘耀仑,汉族,1953年生,英山人。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秘书长。著有文集《书之慨》、《刘耀仑文集》、《逝水》等。发表多类体裁作品160多万字。其作品多次获奖。 在写刘耀仑之前我读了他的小传,他的小传头半部分深深地吸引了我。在我看,它本身就是一部很有味道的生活实录。你可以看到在大别山深处的他成长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一连串更大的背景下的依稀往事。刘耀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滋润和造化出来的,每个人的成长都少不了与其相关的环境,而他的生长环境充满了家乡的关怀和温情。正如他说的,他从小就以为,太阳每天都从英东寨升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太阳给他的家乡和他的成长带来了温暖和光明。也成就了他成长的主要基调,这就是通透明亮。 和刘耀仑打交道可以感觉得到他的透明,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诗歌、散文、小说、评论他什么都写,在我看他还是以散文、随笔见长,也恰恰是从散文随笔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的为人为文。平时的他诙谐幽默甚至不拘小节,有时候图了一时快活开个玩笑而全然不分场合,不然他会憋得难受。这是他率性和顽皮的一面。但是他的内心却是认真乃至传统和严肃的,亦如他文中所表露出来的。特别是他的认真,一点也不少于他的率性。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不同的做派能够集于一身,至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他执著认真的一面,也就是他板着脸做人的一面。 在接人待物上他的认真也无所不在。和许多人不同的是,他没有那么多铺垫和婉转,喜欢用自己的思维模式驱动自己的观点。并且直来直去、长驱直入,有时候便显得十分执拗。不过,出现纠结的时候和别人拉下面子大干一场的事他也不会干,通常的办法是他会坚持向你摆道理。他是讲理讲规矩的人,但要是碰到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他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会一直与其理论下去,直到对方头疼难耐拱手相让才算作罢。这样的情形大多都是发生在工作上,或者有的时候根本就是为别人打抱不平。年轻的时候有人把他的这些秉性归为不够成熟,可是随着年事渐高,离退休没几天了,可他仍然这副模样,仍然如此这般地坚持着自己。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执著,也让他在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中有了独到和不懈的追寻。他追求的是他认定的道理,哪怕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千变万化一时说不清,他也会抽丝剥茧地把它找出来。因为在他来看,这个道理对于一个人的品格十分重要,就像自家乡英东寨的太阳,它应该是明亮通透的,而不是昏暗晦涩的。 |
图文:赵金禾的一日三餐 湖北日报讯 刘富道 赵金禾,武汉黄陂人。孝感师范毕业。当过教师、演员、记者、文化馆长。现为孝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陆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70年代在《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和小评论。主要作品有杂文《毛遂不避嫌疑》、小说《宋老的感慨》和散文《陪客赋》等。50岁后发表了50多部中篇小说。 准确地说,他53岁开始写中篇小说,已经发表61部。 准确地说,他在1996年发表11部,有6部发在各刊物头条,其中《人民文学》两个头条,一部《学习》让他大红大紫起来。 文坛有人称那年为赵金禾年。 自从爱妻去世之后,他就不在安陆久住了。或者住到美国的小女儿那里,或者住到武汉的大女儿这里,这样一日三餐才有着落。独自一人时,早餐是吃什么糊涂对付,中午是赵氏配方营养大餐一锅鲜,晚餐首选稀饭有菜无菜无所谓。好在他是素食主义者。不过在外面吃饭,也不完全拒绝鱼肉。 我们大体两周一见,每次都有一两个中心话题。我到汉口就由他买单,定点餐馆是好人家。选择好人家的理由是,老板娘秀色可餐,老板兼厨师能够做到少放油少放盐。在其他餐馆吃饭,他面前要放只茶杯,用来清洗菜肴里的油盐。尽管基本吃素,吃些少油少盐的食物,他精力却异常充沛。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到长江游泳,无论冬夏。前年冬天同他到云梦县,他清晨畅游府河,我在岸上陪看。待他上岸来,我用手机给他拍了一张“全裸的大卫”,给好多男士女士看过了,都赞叹这个中国老大卫好肌肉。就是现在,已经进入七秩,还有一个绝活:表演倒立。 赵公经常教导我过日子悠着点,要像他一样,要会玩。不过,他其实每天都写作,用平常心态写作,不紧不慢地写作。近两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有《宣传部长》、《睁着眼睛是天黑》和《幸福其实很简单》等几部。至少还有3部中篇即将发表出来。 2011年初夏,他从美国回来不久,急切地召见我:快过来看老板娘呀!我们到了好人家餐馆,他点过菜,突然向我宣布:“我结婚了!”我先是一惊,紧接着就问:“跟谁?”三年前我们几位朋友把他同一位单身女诗人召集在一起吃饭,这顿饭白吃了,赵先生后来跟女诗人说:“你写诗,我写小说,一日三餐谁管呢?还是我写我的小说,你写你的诗吧。”看来民以食为天是普遍真理,作家诗人也不例外,不过这事实在让我们太扫兴了。新嫂夫人原来是一起吹葫芦丝的新朋友,他去美国之前就有那个意思,到美国之后E-mail传情,回来就成一对了。金禾对新嫂夫人的爱称是宝宝。我第一次见宝宝,听他们合奏巴乌《烟盒舞》舞曲,看他们幸福无比的情态,我就想到珠联璧合四个字,想到老朋友的一日三餐,我好高兴。 赵公听说我要写他,急忙来邮件,说:“那个挽联的事不可不写呀。”哦,这事!那是在2008年,一位作家作古,我写了一副挽联,赵先生在报纸上看到了,赞不绝口,郑重其事地说:“给我也写一副吧!”他看我有顾虑,又说:“你给人家写得再好,人家看不到了。我就要活着的时候,看看给我写的挽联。” 我勉为其难地写了。现在加上标点,便于读者断句: 前年宣传,去年宣传宣传,哪知道在这里宣传又宣传,早知道哪个敢来; 今日学习,来日学习学习,谁晓得到那边学习不学习,要晓得谁人想去。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有赵氏一本《宣传宣传》。我的这副戏联,被两位朋友拿去做文章,各赚了些稿费。 |
图文:沙洲上的记忆 见证李鲁平的文学路 湖北日报讯 易飞 李鲁平,湖北枝江市人。法学学士、哲学硕士、法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芳草》文学杂志副主编、武汉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发表评论文章近百万字。出版有诗集、报告文学集以及评论集《政治漩流中的作家们》、《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等。 有过这样的时候/沙洲只是一只小船/我们抛出去又被肯定抓起/最湍急的汛期击不沉你/母亲是这条河上最坚韧的帆……这首诗是鲁平大学期间写的,刊印在我们俩大学期间自费出版的诗集《那一年深秋》上。作为一个来自宜昌枝江百里洲的学子,在他眼里,巴河是一条雄性剽悍的大江,沙洲则是为他带来片片温暖的伊甸园。 梧桐年年飘落,桂花岁岁绽放。美丽的桂子山留下我们多少关于诗歌的美好记忆,那时的大学校园弥漫着浓郁的诗歌氛围,像一把火,我们都被点着了,首先是我(我高他一届),然后鲁平也自投罗网。我在中文系,他在政治系,我住在五号楼,他住在三号楼,前后栋。大概在1984-1986年期间,我因为鼓捣诗歌,在校园里有了些名气,混到了《华中师大报》当副刊编辑。一天下午,一个身材单薄、着军绿外套、黑毛衣的小伙子,到我的寝室里找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鲁平。鲁平谦虚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几张诗稿,说是请我指正。诗稿是用圆珠笔一笔一笔誊抄在方格稿子上的,只有两页。那首诗叫《黎明诗情》,应该是鲁平的诗歌处女作。26年过去,去年我在整理书柜时意外发现了它,并告诉鲁平,鲁平要我改天给他,这个意义重大。记不得当时给他提了什么意见,现在看来,这首诗的稚嫩青涩显然易见。但是以后他的飞速长进,让我在自叹弗如中,更多的只有赞叹了。以后的每个黄昏,这个比我痴迷中毒更深更疯的人,几乎都到我寝室来。再后来,他成了华师校园里响当当的校园诗人。在我忙于毕业论文和求职的最后一年,他和张执浩(他们同届)已经成了武汉高校诗歌的领军人物。 时光荏苒,近30年过去,我们已人至中年,我们一直生活在这座叫武汉的城市里,其间我和鲁平常在各种文学聚会中见面,他可以算一个纯文学圈内的人,我更多是一个新闻人,业余玩文学,他经常给我鼓励点拨,让我受益匪浅。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冕之王》出版后,他第一个写评论在报上发表;我的中篇小说《梦中的石头》在《芳草》还没发出来前,他说要写一个评论向文学界推介。 可是我对鲁平越来越失望,因为我自认为才华平庸,但尚有一点先天的预知能力,我在大学时就预言过他一定会成为国内一流的诗人。可是不知哪天开始,鲁平悄悄改变了自己的文学轨迹,专事于文学评论了。其间他也写过小说,短篇、中篇都写过,写得相当不错。作为芳草杂志的副总编、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的负责人,鲁平说生活为他作了选择。所幸的是,近几年来,鲁平的文学评论已经在业界崭露头角,并且显现出越来越好的态势。 鲁平的文学评论首先是从他心爱的诗歌出发的,始于1987年,研究的是《诗的幽远美》。后来,他开始了对本土作家的研究,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文章在业界发表,特别是在扶持文学新人方面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近几年来,鲁平开始关注在全国活跃的作家,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在国内重要的文学刊物上,以全国视野和独到见解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在业界引起关注。尤其在文学伦理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关注。近期鲁平受邀在《文艺报》所开专栏“看小说”深受创作界关注。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也许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但收获了一位有影响的评论家。 |
图文:低调吹箫 余音绕梁 我结识的刘明恒 湖北日报讯 陈敬黎 刘明恒,咸宁人,中国作协会员、咸宁市作协副主席。196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在《诗刊》、《人民日报》等全国百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作品曾被《青年文摘》、《小小说选刊》、《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刊转载。曾获《星星诗刊》、《诗神》诗歌奖,《长江文艺》小说奖。2010年被评为“咸宁市德艺双馨文艺家”。 在我结识的那么多不知疲倦地为文学高歌的前辈中,刘明恒一直在低调吹箫,至今余音绕梁。 我是牵着刘明恒的衣角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记得我还在上中学的那个年代,除了书以外没有其他媒介让我了解这个人世。好读书的天性,让我在课余寻找可以寻到的各种书来读,其中包括许多小说。前辈作家们用文字给我营造了一个个风云变幻的世界,让我如醉如痴。从那时起,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一样去写如梦如幻的人世,成了我的梦。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拿起笔,尝试着开始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那个时候的刘明恒在咸宁已经是一位有名气的作家,并且是我的故乡咸宁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我通过在咸宁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发小结识了刘明恒,很想拜在他的门下。那时的刘明恒对我来说不仅是大官,还是大作家,我诚惶诚恐地仰视他,每到周日,我从我的老家马桥大屋走到温泉,花两角钱搭车到咸宁,把我写在练习本上的文章草稿拿去给刘老师看。他总是和蔼可亲地给我教导,给我鼓励。至今三十年了,我们仍然亲如师徒。 对于刘明恒来说,为官是他的正业。他从小被在南京为官的伯父带到南京,在南京长大,在南京读书,做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也正是在南京,他的一位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的老师,把他带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南京市江浦县石桥公社新民大队插队期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1969年国庆节前夕,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诗歌处女作《扁担的歌》,从此一发不可收,至今已在《诗刊》、《人民日报》、《星星诗刊》、《诗神》、《长江文艺》等全国百余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作品被《青年文摘》、《小小说选刊》、《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特别是由他撰写解说词的电视专题片《咸宁的桥》上了中央电视台,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这一切刘明恒都是在他繁忙的工作之余创作的。 因为父母亲多病,作为孝子的刘明恒放弃了在南京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到了父母身边,回到故乡从一名民办教师做起。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了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毕业后分配到咸宁县委机关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亦官亦文的人生。现在退休了,他却不仅未放下笔,还比年轻时出的作品更多,质量更高。先后出版了官场小说集《劫难之后》、《吴县长和他的夫人》,还创作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土地》,以及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 在这个浮躁的人世,许多人在为自己的一点成就高歌,刘明恒在低调吹箫,却余音绕梁。 |
图文:钟祥有个冯道信 湖北日报讯 张德宏 冯道信,1943年出生于钟祥,省作家协会会员,钟祥市作家协会主席、省楹联学会副秘书长。从事文艺创作近四十年,发表出版各类作品数百万字。代表作品有:《嘉靖内传》《郢中览胜》《风流莫愁女》《雾锁云台》《论楚歌》《红颜无悔》等。 钟祥有个冯道信,未见其人早闻其名。他虽然没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但他带出来的文学新人少说也有上百人。钟祥“乡土作家群”闹得红红火火,名扬全国,成为当地一个文化品牌,冯道信功不可没。“乡土作家群”的旗帜是他最早树起来的,许多作家是他一手扶持推出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冯道信担任钟祥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职务。凭借资历、地位和威望,他成了钟祥文艺创作与发展的助推器。只要发现有人对创作感兴趣,他就大力鼓励;只要知道有人想出版作品,他就积极支持。近十年来,钟祥“乡土作家群”出版图书300余部,每年20多部,在全国县级市文坛实属罕见。钟祥有一个有趣的惯例,一个人出了书,大家都踊跃去祝贺。那祝贺是实实在在的,多则上千人、少则上百人。出书者不仅给大家赠书,还要大宴宾客。据说,这个惯例的首创者就是冯道信,其目的在于鼓励创作、出书,形成尊重作家、崇尚文学的社会风气。 初次见到冯道信,是在一次创作会议上。他的形象乍一看叫人不敢恭维,又瘦又矮的个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谢顶。操一口钟祥普通话,夸张而富有激情。会餐时白酒成杯成杯地喝,挨桌挨个地敬,似乎永远喝不醉。饭后是舞会,冯道信异常活跃,频频请人跳舞,瘦小的他像陀螺在舞场上转来转去。也许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的舞步没有章法,只有随心所欲。几曲下来,有些舞伴见了这个小老头就躲,他全然没有察觉,仍是热情地邀请人家跳舞。当时我想,不见儒雅斯文,又看不出什么气质风度,这个近似放荡不羁的人,真是一个特别的作家更是一个特别的作协主席。 冯道信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他绝不是徒有虚名。《嘉靖内传》、《风流莫愁女》、《恩仇奇缘》、《雾锁云台》、《论楚歌》、《红颜无悔》……翻开这些作品,我才发现另一个更真实的冯道信: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率真性情,执著为文。冯道信毕业于武汉大学,深造于上海戏剧学院,有着较高的文学艺术素养。他的作品有小说、传说、戏剧、影视剧、文史美学论文等等;他的视野开阔,举凡文学、史学、美学、心理学、直至方志学,均有涉猎。 大多数作家都有乡土情结,冯道信的乡土情结比一般人更浓。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本土,如莫愁女、嘉靖皇帝、郢中名胜等等;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读出一个神奇美妙的钟祥。为了宣传故乡钟祥,提升钟祥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冯道信竭尽全力打“牌”,不遗余力造势。例如为出自钟祥的嘉靖皇帝立传、正名;请楚国著名歌舞艺术家莫愁女“还乡”等。一般人认为石城是今天的南京,莫愁女是南京人。冯道信用他的考证,提出石城即钟祥、莫愁女是钟祥人的定论。不能小看这个笔墨官司,它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效益是不可低估的。今天,慕名到钟祥游桃花村、莫愁渡、莫愁湖的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因为莫愁女,钟祥更具魅力。 冯道信已年近古稀,仍然笔耕不辍。他说这一辈子很充实很快乐,因为一直生活在故乡,一直在写故乡。 钟祥有个冯道信,这地方就让人刮目相看。 |
图文:文学是他一生的追求 杨郧生速写 湖北日报讯 刘书平 杨郧生,保康人。1956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十堰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文学和理论专著六部,多次获奖。 我认识杨郧生,缘于我们共同钟爱文学。在处理好行政事务之后,闲暇时间杨郧生总喜欢博览群书,似乎要在文学的海洋里打捞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勺。下乡当过知青,进厂当过技工,留校当过教员,机关当过干部,这些经历,这些阅历是他文学创作的资源。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文字领域耕作,写了大量文章,在《湖北日报》《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党建研究》《党员生活》等近百家报刊发表散文及人物通讯,在鄂西北一带产生较大影响,凭着人品和才干受到组织重用,先后担任了十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地位的变化,没有改变杨郧生对文学的追求。他先后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贫困山区的好支书》、《共和国之星》、《梦萦故乡那条河》等100多万字的专著,并编著了长达50余万字的《郧阳民俗文化》一书。既弘扬了社会先进典范,也努力发掘了历史文化宝藏,为文化的建设和文学的繁荣,真正做到了尽心尽责。 我读过杨郧生很多文章,其中最喜欢他的散文和游记。几年前,他出版过一本《藏地大回环》,这是关于西藏的游记。据说,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深造,趁假期三次入藏,用徐霞客的精神和情怀,客观地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吟唱了华夏大地的古老文明,阐释了汉藏两族人民的深厚友谊,展示了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怀。不少读者在读他作品的过程中,为那些句句寓情,字字敲心的文字所感动。拜读此书,将我不知不觉地带进了西藏在那碧蓝如洗的天幕下,使我和宗教以及自然环境毫无阻滞地融为一体,好像也站到了这个高原的布达拉宫的金顶上。氆氇和卡垫、长刀和火镰、银杯和木碗、嘎乌和灯盏、铜佛和唐卡、法号和白螺等等,增添了我对西藏的认识,感受到了亘古岁月的沧桑。由于感动,我曾为他写过一篇读后感,这篇文章在三家报刊发表。 杨郧生在十堰地区应该是起步较早的一位作家。1982年他就在《四川青年》上发表过小说《最美的人》,自此笔耕不辍,后来当了行政干部,仍然把这份爱好当作生命价值来追求。30年来,接连出版文学作品专集多部。我懂得杨郧生这种追求,他试图用文学开阔自己的视野,以此发现美好的事物和人性。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生他将文学作为他维系生活的情感纽带,用文学来构建一个体现人性温暖与心灵关爱的独特的审美境界。文学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数十个春夏秋冬,杨郧生扎根在如火如荼的生活现实中,为时代而抒发,为时代吟唱。 2006年,他被推选为十堰作协主席,兼任这个角色之后,越发增强了他对文学的责任感,不但用自己的热情燃烧着他人,而且用自己的能力推动着他人。 |
图文:用写作安顿情感与灵魂 |
——低调的胡燕怀 |
图文:诗意地看取人生 ——梁必文印象 湖北日报讯 谢克强 梁必文,赤壁人。生长在农村,当过民工、民办教师、县文化 馆干部、剧团编剧。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诗集《杨梅雨》《燃烧的灵魂》《梁必文诗选》,小说集《孤山》,书法作品集《梁必文书法》等。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诗人梁必文我是熟悉的,岂止是熟悉,应该说是深刻了解的;也可以这么说,与其说我深刻了解梁必文这个人,还不如说我深刻了解他的诗。 得我刚脱下穿了15年的军装回到湖北时,我的老朋友叶文福就给我介绍他的家乡蒲圻的诗人群,其中重点介绍了青年诗人梁必文。其实,那时我在《长江文艺》《芳草》等报刊上就读到必文的诗,诸如《禾场》《故乡年轻了我的思念》等,不久我又在《诗刊》读到他的《采桑女》。他说:“我爱故乡,是故乡的山水哺育了我的情思;我爱泥土,农村的每一丝变化都牵动我的血肉,因为,那土地上还有我匍匐着的白发苍苍的母亲。”正是这种情感,他将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事都赋予了清新的诗意。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是必文写诗的疯狂期;后来,他将这期间的诗作结集《杨梅雨》,著名诗人曾卓先生为其作序。那时,在湖北的乡土诗人中,我以为必文是以其清新、水灵、质朴的诗站在前列。 那时,必文在蒲圻县当文化局副局长。后来,他进武汉大学作家班读书,又开始写小说、散文;后来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作家协会工作,与我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再后来,我读必文的诗,就有点不认识他了,也就是说从熟中读出了陌生。 “老了的苞谷/被剥去美丽的外衣/露出和太阳一样金黄的肤色/悬挂在屋檐下/连麻雀都不肯去碰触/……只有一位老妇人/独坐屋檐下/抬起头来望一眼老玉米/她心中的苞谷”。(《老玉米》) 还是乡村常见的情景,但诗意已不再那么单纯了,而是赋予寓意,有了象征意味了。 “经过一阵鸟云的打磨/我眼中的那一轮月亮/更亮了//就像我手中的这把刀/在经过石头反复打磨之后/终于变得锋利起来//看来,打磨是必要的/就像命运/需要苦难打磨/而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要多少次打磨/才能闪光呢”(《打磨》) 从具象到抽象,看似写一把刀子,其实是写人,字里行间融入了诗人自己的思考,这与他早期的乡土诗判若两人。 还有那首《指挥》“ 在生活中,我/是否也这样指挥过别人?抑或/也这样被别人指挥”。让人读后不得不浮想联翩,深思再三。 毫无疑问,这个疑问,浅显而又深刻、巨大而又悠远;是必文的疑问,又岂止是必文个人的疑问?!细细读过这首诗后,不难发现,如果没有诗人自我独特的感受和体悟,是难以通过看一场演出发出如此疑问的。诗人正是从岁月沧桑和人间百态中发现了这一问题,才用朴素的语言陈述朴素的道理,看似平凡却涉及微观与宏观、表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振聋发聩。而对于诗而言,正是只有通过自我独特的感受和体悟,才能使诗获得独特的思想内蕴、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个人化写作越来越发展为自我的情绪表达,商品大潮模糊了人们对诗歌价值的判断,在大众传媒和文化消费观念的引导下,不少诗人或过多地描述日常琐碎生活的形而下,抛弃了作品中的历史负荷,削弱了诗歌的社会关怀、忽视了诗人的责任感。而必文的近作,大多是对时下人生诸多意义的解答,或者是对人生的众多公式作解。诸如《拳赛》《斗牛》《握手》《掘进者》和《防盗门》等,都是这样的佳作。 这标示着诗人的创作走向。如果说必文早期的乡土诗以清新、水灵、质朴见长,那么必文的近作则呈现出另一种特色,即理性地阐发生活哲理,诗意地看取人生,诗意地阐发哲思。而这些,正是诗人审美情趣及对生活阅历有着深刻体悟的选择。 |
向阳湖中一尾鱼 执着的李城外 湖北日报讯 高晓晖 李城外,属牛,通山县九宫山人。向阳湖文化和“五七”干校研究专家。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委员兼咸宁市作协执行主席,咸宁市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 想写李城外应该在10多年前,当时我还在《今日名流》做编辑。在编辑部,城外和我聊起他如何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抢救性地采访当年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名人。我为城外对历史抱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而感动,打算为他写一篇文章,我甚至拟好了文章的标题——《一个和6000个》。“一个”指李城外,“6000个”则指当年下放向阳湖的“五七”战士。文章没有写成,我却被城外列为他一个人的“文化苦旅”的分享者之一,分享他的艰辛,更分享他成功的喜悦。 上世纪90年代初,当城外这“一个”在《咸宁市志》上发现文化部“五七”干校那“6000个”时,干校和“6000个”都已如沉船一般淹没在时间的烟波之中。只有城外用一份特别的锐敏,洞穿时间之海,发现了这艘“沉船”的价值,他的目光直抵向阳湖“干校”故事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核,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当时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外为向阳湖所做的一切,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来,在不久的将来,关于干校文化的研究,他将成为一座别人绕不过的高山!出人意料的是,仅用了10多年的时间,城外果然把自己垒成了一座高山。关于向阳湖文化,关于“五七”干校,他的成果无人能及,他的热忱更是无人能及。为一件事付出自己的一生,这是他的非常之处。2010年底,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一套7卷本《向阳湖文化丛书》,这套丛书300多万字,全是李城外利用业余时间一手编著而成。著名文物专家吕济民先生在序文中称此丛书,“为特殊时代留痕,为文化名人存照,功莫大焉”,是一座纸上的“干校博物馆”。为创建这样一座纸上的“干校博物馆”,城外付出了他最好的青春年华。 读《城外的向阳湖》,从1994年春到2009年冬,他行走的脚印是如此清晰,一个人的“文化苦旅”,他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他时常独自品尝的是一个文化守望者的寂寞,但也时常收获着“莫名的满足”。1995年11月,城外在北京一连几天的采访,几乎是早中晚连轴转,14日,竟在3个小时内访问了3家(绿原、蒋路和秦顺新),城外暗自庆幸,这是“破纪录的顺利”。我还注意到城外2000年10月1日的日记:“花了一天时间,又一气写了200余封信,千篇一律:‘寄上小报,盼指正。’又让致婷屈尊糊信封,晚上一清点,寄北京的230封,其他地方包括市内101封,是寄信最多的一次。”按理,国庆节是休息日,可城外却为宣传向阳湖文化,来了个“全家总动员”。这是他全身心付出的一个缩影。多年来,他当医生的妻子是向阳湖文化的“义工”,他儿子李熟了(现为中戏研究生)也是一位“志愿者”。城外向外寄出的是刚刚创刊的《向阳湖文化报》。这张报纸,是他一手策划创办的,他对办好报纸“充满信心”。不仅仅是办一张报纸,这之前,他策划制作发行了“向阳湖文化名人风采”纪念封。之后,他又先后创办了向阳湖文化网,在新浪开了“向阳轩主”博客,还拍专题片,到全国各地调研、演讲。他发起成立了咸宁市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创办了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 一艘历史的“沉船”,就这样被李城外一手一脚打捞上岸,并且擦拭得越来越鲜亮了。向阳湖文化品牌已经高高地树立起来了!武汉大学等高校也开始立项进行向阳湖文化研究了。一个人的向阳湖已经变成了全省、全国的向阳湖了。去年10月,一位领导视察向阳湖,对李城外执着研究推介向阳湖文化赞赏有加,并送他一个“文化李向阳”的雅号。其实,10多年来,李城外获得的雅号还真不少,“干校迷”是他,“向阳湖中一尾鱼”也是他。不错,李城外的确是这样痴迷的“鱼”,他沉潜于向阳湖中,无怨无悔地寻觅一湖文化的精髓,吐纳之间,向阳湖无声地融进了他的血脉之中,“向阳湖情结”也成了他一生一世的生命依托。 |
图文:冷峭与忧伤 ——林彦印象 湖北日报讯 董宏猷 林彦,武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文联签约作家。1992年开始青春校园文学和儿童文学创作,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青苹果乐园的快乐时光》、小说集《夏天的伞》、散文集《门缝中的童年》等著作。曾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老舍散文奖等奖。 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喷出淡白的花 ——张爱玲 不知怎么回事,湖北的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低调,淡泊,内向,甚至腼腆,不怎么爱说话。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林彦。 从第一次见到林彦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林彦给我的印象,就是文质彬彬,低调而内秀,同时,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人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在镜片后下垂着,不抢话,不多言,认真而专注地倾听。倘若要照相,要合影,他大约会闪到一边,或者,默默地站在最后。即使是成名后,也是这样。但是,一旦开口,他便仿佛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严肃,认真,坚决,有时甚至很激烈,就像在进行答辩或者论战。他的认真,他的执著,与他平时的低调内秀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他身边的朋友们顿时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是的。林彦其实是很会说话的,因为他的职业就是教师。也许是浸润于教师太久,林彦平时的说话,常常就像在讲课一样。有意味的是,正因为其职业是教师,对中国的教育现状爱之深,愤之切,林彦的小说便偏向于校园,偏向于校园悲剧。他特别擅长写悲剧人物,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其结局总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不幸、痛苦或者死亡。在校园小说以热闹、搞笑、简单并线性的类型化故事畅销中国的时候,林彦沉重得令人心颤的校园悲剧,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那么的独立寒秋。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与艺术家中巨富的,都是向孩子和国人推销搞笑、娱乐与清浅阅读的。中国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历史阵痛、尖锐矛盾、老百姓包括孩子们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与精神痛楚,最好是用笑声去冲淡、遮蔽吧,我们的孩子最好是成天笑呵呵的,傻乎乎的,或者沉溺于玄幻、穿越、魔幻、情爱之中,而忘记现实的疼痛吧。而林彦的小说则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对当今教育的痼疾进行了艺术化的批判,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更重要的是,林彦注重的,不是将文学作为积累财富的工具,而是视艺术与审美为创造的最高原则。他的小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文学,而且,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好在文学在历史的喧嚣中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它始终根据文学的尺度而不是财富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作家与作品的品质。作品不多但是追求质量的林彦,以独立寒秋的姿态在儿童文学领域崛起,并且成为儿童文学界的“得奖专业户”。他的小说与散文连续获得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大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以及湖北、武汉的文学大奖。 林彦为人称道的,还有散文。他的散文,如同江南烟雨蒙蒙的水墨画,小桥,流水,乌篷船,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苍黑的苦楝,幽深逼仄的鹅卵石街道,水瘦了,芭蕉剩下寂寞的叶子,廊檐下风吹来的二胡,如泣如诉••••••林彦用冷峭的笔触,将江南典型的美学元素,精致地剪裁在一起,融入深秋的浓雾里,春寒的晨烟中。林彦有本散文集,叫《门缝里的童年》,也许他的冷峭,与他生命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忧郁之雾分不开来?散文中的那个因家庭变故而远走他乡,中途辍学并多病多愁的“我”,究竟是作者本人,还是用含蓄的笔法,借景抒情,道尽少年成长的忧郁,与青春期尖锐的疼痛呢?但是林彦不回答。无声回答的,只有他的作品,只有那些精致如同写意扇面与婉约小令一样的古典诗意,将你笼罩在烟雨一般的愁绪与惆怅之中。正如他的低调与无语,低眉不着一字,道尽人间忧伤。 就是这样一个惜墨如金的林彦,尽管躲藏在蒙蒙的烟雨之中,但仍然成为儿童文学界青年作家的代表,我说的不仅是湖北,而是当下的中国。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家,由于“潜伏”得太深,他的单位多年来尽然不知道,那个勤勤恳恳的办公室的黄主任,竟然是名扬全国的代表性作家!原因之一,林彦只是黄主任的笔名。至于他的单位,与长航有关,与海事有关,而他的真名,还是隐去吧。 蒙蒙烟雨中,我看见林彦偷偷地笑了。好像在说,如果你的目的是品尝鸡蛋,又何必在意下蛋的母鸡呢? |
图文:情感饱满而热烈 ——作家编辑家刘益善 湖北日报讯 田禾 刘益善,武汉江夏人,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发表小说、散文、诗歌500余万字,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20部,其中诗集6部。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诗刊》1981年-1982年优秀作品奖,纪实文学《窑工虎将》获全国青年读物奖。 刘益善与饶庆年一样,是湖北新时期乡土诗的重要代表诗人。在八十年代,刘益善和饶庆年的乡土诗以各自的特色,在中国诗坛上独树一帜,各领风骚。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这两位诗人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诗歌和人生的引路人。他们的诗歌都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过我的写作,从某些程度上,也影响了湖北诗歌的创作和发展。虽然刘益善老师一直把我当着他的小兄弟,但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我的老师。老师永远都是老师。 刘益善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写诗,他的代表作《我忆念的山村》(组诗)荣获《诗刊》1981年-1982年优秀作品奖后,便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著名诗评家张同吾评价《我忆念的山村》是“刻画中国农民性格特征的力作”。诗中的《房东》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勤劳、善良、淳厚的山村农民形象:“山岩般的脸/山岩般的手脚”;他“陡地站起来,走了/深夜,羊栏里几声惨叫/枣树放倒刨根/天明,只见他脸上/留有几道泪痕/枣树能结两月粮/羊身上长着孩子的衣衫/对他来说,这太重要了/他的日子太多了艰辛。”还有“大妮子”,都是一代中国农民的苦难缩影。诗人为我们送来的是泥土的原味和淳朴厚重的乡土精神,语言质朴,情感真挚,让读者造成持久的心灵震撼。这组诗后来还收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影响了几代人。刘益善的许多抒情短诗也很有特点,很有韵味,《我们在草地上数星星》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中。他在诗中写道:“我说萤火虫/是月亮下的蛋/她说萤火虫/是星星流的汗。”他写得机智而富于哲理,情感却又是饱满而热烈的。 其实,刘益善是一个写作的多面手,在很大程度上,他后来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等,并不逊色于他的诗歌,然而,却被他过早的诗名遮蔽住了。他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都像他的诗一样,富有诗性色彩,直抵事物和生命的本质,将生命中的秘密,生活中的秘密,灵魂中的秘密一一呈现,使人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并有所领悟。特别是他的中篇小说《回家过年》《向阳湖》《河东河西》《远湖》《逝水》等发表后,分别被《中华文学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转载。刘益善曾经在《十月》这样有影响的杂志上,一连发表过三部中篇小说,可见《十月》杂志对他小说的看重。他告诉我这些小说有很多都是他十几年前创作的,但我现在读来,觉得一点也不过时,而且历久弥新。他的小说就像春天的树上长出来的一片片新鲜的叶子,颜色、脉络、光泽、气味,都是真实的,伸手便可触摸。 以上这些创作成果,都是刘益善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熬油点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刘益善的工作是一名《长江文艺》的编辑,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四十年。自他1997年担任《长江文艺》的社长、主编以来,在责任和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暂时牺牲或放缓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作品自然少写了许多。然而,他获得了另一样别人不可想象的收获。多年来,经他编辑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优秀作品不计其数。在他的发现和培养下,一代一代的作家成长起来,有很多已经成为当今文坛的核心或文学的中坚力量。 一转眼,刘益善就到了退休年龄。他说他退休后,静下心来好好写点心里想写的东西。我相信他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孕育,一定会有一个火山般的爆发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更加厚重,更加蕴涵丰富,更加有艺术魅力。 |
图文:百变精灵王小木 湖北日报讯 黄大荣 王小木,原名王君。女,七十年代出生,荆门人,现定居荆州市。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部,小说数度被《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并评论。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荆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小木不是书斋里的作家。她十几岁进城打工谋生,在商海里摸爬滚打,颠簸沉浮,做代理,搞营销,办工厂,开发产品兼做推广——她是无情商场里踽踽独行的觅食者。20年风雨兼程,她是行者,一直在路上,在现场。尽管她在荆州有了自家的工厂和洋派的小楼,她依然居无定所——带着她的几十名工人弟兄,餐风宿露,辗转他乡。每年总会见到她一两次,有时她一脸风霜,于是知道她四处奔波,十分辛苦;有时她阳光灿烂,肯定翻过了哪道坎走顺了道;有时显得疲惫,一准遇到了麻烦;突然她站在你面前,漂亮的大眼睛金光四射,一下子年轻了许多,让你也高兴她办成了什么大事。没有办法,她的百变身影,是因为她几乎不拥有经商必须拥有的所有资源和人脉。而她的善良又往往让她不懂设防,稍不留神一次就被骗走了几十万,急得人都脱了形。 王小木前世似乎欠上帝的小说,注定今生要偿还文债。命运给了她异乎寻常的磨难和阅历,也给了她不一般的语言天赋。我曾问她哪来时间写作,她说她起得早,尽量用半天安排好工作,下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么事都不问,就看书,写。 王小木的小说,也像百变精灵,一篇一个样子。她属于不断给自己出难题,求新求变,不想重复自己和别人的小说家。这就注定了她很难靠写作养家活口,不得不以七八成精力去拼生活。 她的小说,个性独特鲜明,一看就是她的。语言阳刚波俏,率性洒脱,有张力和韵味,叙述节奏拿捏恰如其分,有些段落甚至具大家风范,看起来一点没用劲,劲道似乎都在她敏锐的直觉和灵动的语感里。情节是传奇的,精彩的。她擅长写底层小人物,尤其女性,这些小人物结结实实站立于生活的土壤,风雨不移;她们活得艰难,命运悲怆,却也活得简单爽利,情爱性爱,痛痛快快,生死抉择,撩撩撇撇,颇有“生死亦大矣”之概。她好像不喜欢猥琐、阴谋算计和小肚鸡肠,就同她的为人一样。王小木小说最可贵的,是倾注了作家生命的热忱和激情。我曾比喻她的小说是一座活火山,她笔下的人物故事,充满了生气、热气、活气,人间烟火气。见仁见智,我以为她最好的作品,还不是《人民文学》发表的《香精》、入选《中华文学选刊》的《逛天堂》,而是《雪下起了高潮》和《杀了那条狗》。小说精致,精巧,又那么另类,给人以艺术的冲击和回味。那才是完成度很高的艺术品。 王小木的小说,如脱缰野马,你莫想拿章法陈例去套住它。也正因为不拘格套,一旦引发争议,褒贬双方,便极端对峙。《作品与争鸣》所选的几篇,就是这样。撇开思想层面的理性分析不论,那些作品在技术上确是有毛病的:情节过于曲折复杂,且多是些惊世骇俗的“突转”,腾不出笔墨揭示或暗喻人物言动的多重动机。批评者倘若感觉“没得捞摸”(无从入手)而产生焦虑,自会提出质疑。她的《杀了那条狗》,情节虽也十分曲折,甚至带有荒诞性,却曲折荒诞得入情入理。可见构思成熟性或艺术高度,至关重要。 最近完成的工地系列中短篇,再次证明,是生活积淀的丰厚,成全了她的小说。王小木已经意识到学养跟进的重要,喜欢上了读书。她开始啃那些不容易啃动的西方现代哲学和博尔赫斯、卡佛之类,有了形而上的浓厚兴趣。事实上她的小说已经吸纳了许多现代派元素。这是好事。不过她的学识结构,还像一间待收检的书屋,片断式的收获,还有待连缀、梳理和深思。姑妄言之,不知小木以为然否? |
图文:为中国神仙立传 ——神话大师周濯街 湖北日报讯 何存中 周濯街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作家。已出版长篇神话小说99部(含电子版30部)。有51部长篇小说和68部出版物,被世界380个图书馆收藏。根据其长篇小说改编的多部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 周濯街出生地濯港镇,相传说与五祖有关。五祖俗姓周,不知是不是周濯街的先人?总之周家成为禅宗,周濯街成为神话大师决不偶然。研究周濯街,可以催人奋进。据他自己说,他小学毕业就去当兵,然后退伍回乡,杀过猪卖过肉。就是从那时候起,他立志此生搞神话小说创作。那时候他走乡串村收集民间的神话素材,收集的民间素材有好几麻袋,几十万字。他开始动笔是写短的,写成后向当时省群艺馆办的《布谷鸟》投稿。编辑老师从他错字连篇的小说中,发现了他杰出的才华,指导他修改,这就是《岳家拳》,此篇发表后,出了单行本。于是借改革开放文坛百花齐放的春风,他一发不可收。据他自己统计,迄今为止,他出版了99部长篇,短的就不去说它了。根据他的长篇改编的电视剧有很多部了,这些电视剧上了央视一套和八套。他的神话小说在海外华人文化圈里享有盛誉。还有他的散文和神话学术论文,据圈里的权威人士说,比他的神话小说更有价值。 周濯街自称“粗人”,长得五大三粗,膀阔腰圆,像个杀猪的,唯有一双眼睛咄咄逼人,那是智慧的灵光。周濯街用他操过枪拿过刀的手码字,豪气干人,据说劲头上来了,每天可码两万字。这是何等的速度?是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他有99部长篇。周濯街有一个宏伟的计划,想在有生之年给所有的中国神仙立传。所以每天他追着自己的灵魂,按计划进行。所以他的日子里,有许多事不做了。比方说抽烟,他早年是抽烟的,写起来抽得厉害。为了计划他不抽了,因为抽烟一是影响身体,更重要的是影响写作速度。于是就只喝酒。他的酒量是不同凡人的,每餐半斤八两不成问题。六十多岁的人了,酒量过人。酒酣过后,指点神仙,激扬文字,总有舍我其谁之势。 周濯街爱酒,更爱收藏酒瓶。每次喝过酒之后,如若是新品种,他就要把空瓶子收起来。记得那一年省里开作代会和文代会期间,我与他在一起喝酒,酒是他请的,那酒叫湘酒,瓶子是陶的,古色古香,像个葫芦。喝过之后,他就要收集瓶子。收集不说,他拿出准备好一支签字笔,要在席的所有人签上名字。在席的所有人按他的要求签上名字,他写上日期,事毕后,他如获至宝,拿在手上反复把玩,说:“又是一件好东西!”他说他收藏的每个酒瓶都有一个故事,他说他到时候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书名就叫《惟有饮者留其名》。你说这样一个有情趣、懂生活、处处留心的人,加上勤奋,再加上有一个他经常表扬的贤内助、好老婆,想做的事,有什么做不成? 黄梅是个好地方。黄梅出大家。周濯街在黄梅这块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写神仙,为神仙立传,通过他的奋斗,大师终于练成了。 |
图文:盛开的紫百合 ——畅销书作家刘敏 湖北日报讯 王晓英 刘敏,笔名紫百合,“80后”新锐作家。省作协文学院第八届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畅销小说《花落燕云梦》《荆棘舞》系列等18部约400万字,网络粉丝逾千万。另有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若干种见诸全国知名杂志及期刊。 前年这个时候,刘敏还在长江出版集团现在网任文学主编。她告诉我她准备辞职了。“我年纪不小了,我得结婚生孩子!”她在电话那边哇哇叫。我忙表示赞同。过了30的女人,结婚生孩子可是头等大事。今年电话她时,不等我开口,她叹了口气道:“晓英姐,我正在横店和温州拍戏……今年的档期已经排到十月份了。不过,我尽量争取今年搞掂这些事!这是必须的!” 刘敏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对生命的激情和对事业的执著。来武汉之前,她一直供职于上海的美、英等外企,职务从人事专员一路升到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为工作全国到处飞,她的行李箱曾在一个月内被多个机场的托运条给贴得满满当当。2005年她在网络发表的小说《唐宫外传》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从此她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写作的生活。 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刘敏对市场有着敏锐的嗅觉。2007年她创作的穿越类小说《花落燕云梦》受到读者的热烈追随。2009年,刘敏意识到,人们的阅读取向已经从虚幻的玄幻爱情转向现实的婚姻商战类,他们更想看现实身边的人和事。她适时推出职场小说《荆棘舞》,再次获得读者追捧,好评如潮。从言情转型写职场小说,刘敏坦言,难度确实加大了不少。因为是现实类的作品,因此不能凭空想象来写,所有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写作的过程中,她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辅佐创作。她还把书稿给外企从事销售的高管好友“审阅”,好友指出她作品中一些销售数据的不到位,她都赶紧虚心改正。和责任编辑一起,整本书反复修改打磨了不下10遍。 职场中的刘敏很精干,但绝不强悍。她像《荆棘舞》中的女主人公叶小荼一样,在遇到各种困难时,都能够勇敢而乐观地面对,以一种优美的姿态面对生活。也因此,尽管职场坎坷如荆棘,刘敏穿行其中,灵动自如。当大多数人对网络文学还抱着鄙夷或旁观的态度时,刘敏在网络上的创作已经艳丽多姿,读者如云。如今网络文学被大众认可并受到重视时,她又已经先行一步,把网络文学创作和影视结合起来,有滋有味地实现文学作品的产业化。 那天刘敏从横店打电话给我,说她的新长篇《猎爱全城》出版了!“这是我的第21个孩子!”她乐呵呵地说。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忙得没有时间结婚的女孩子,不管多忙,却以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认真地“生孩子”。 在这花雕纷繁的世界里,我很喜欢紫百合。它争着要怒放生命,那么执著,那么认真。那是对生活的深深眷恋和无限恩情。 刘敏的网名就叫“紫百合”。 |
图文:悄然行走的王维洲 湖北日报讯 董宏量 王维洲,辽宁营口县虎庄人。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湖北散文学会副会长。系国家一级作家。著有散文集《千佛洞夜话》《鹿回头之梦》等4本,诗集《小路的足迹》《可爱的时代》及长篇历史传记《国殇》和20万字的报告文学。其作品有80多篇被各种选本收选。 1958年初夏,鞍钢青工王维洲乘车南下,奔向新建的武钢。他“一路上贪婪地看着江南的风景”,一到武汉,就寄出了他在火车上吟就的诗作,几天后发表于《长江日报》: 敬礼,扬子江! 敬礼,扬子江岸的钢铁厂! 钢都工人遥望着向你奔来, 要用一生的精力为你歌唱。 王维洲就这样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敲响了青春的行板。这位15岁就走进工厂,用稚嫩的肩膀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东北小伙,少年老成,聪明谦逊,是作为技术骨干调到武钢来的。但他却很快成为名震全国的工人诗人。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学习写诗,就有热心人将我的习作转给他看,他评价说颇有潜力,使我激动不已,极大地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可与他结识后谈起此事,他却淡淡一笑,说记不清了。显然,他对每个爱诗的人都是这样鼓励的,就像他鼓励所带的徒弟们。戴着眼镜的王师傅,温文尔雅,平时不爱说话,只用深沉的眼神看着你,一旦开腔便格外有分量。 也许是职业习惯,王维洲写诗也精细。有一年参加诗会,我有幸与他同室写作,我躁动不安,写一张,扔一张,诗没写成,倒扔了一地纸团。可回头看他,如同僧人打坐,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一张稿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显然,他更重于打腹稿,胸有成竹后才悄然落笔。 不论是当工人、当编辑,还是后来当专业作家,在人们眼中,王维洲是个沉静如水的好男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只喜欢慢悠悠地散步。他就这样散淡地行走着,与山河对话,与历史对话,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读他的散文,仅看篇名就使人陶醉:《千佛洞夜话》、《滟预堆记》、《少林寺秋游闲话》——我曾与他开玩笑:你的话很多,只是闷在心里用笔来说。他点头自嘲,说天生嘴笨,却想说得有新意,就说得太慢太慢。其实,他是慢工出细活,近来他写《显陵三辩识嘉靖》,为破旧出新,证明嘉靖的可敬可爱,他沉潜史料,广征博引,以至这篇只有8000多字的散文,写了三个多月。正是这种创作上的严谨,使他的作品十分耐品,有评论家认为,王维洲诗文俱佳,其散文可称作“古而不怪,幽而不诡,朴而不白,艳而不俗”。 是的,清淡如菊、悄然行走的王维洲,只有在他的作品中,才能看到他心中涌动的激情,听到他所敲响的行板。多年前,在《雨中过伶仃洋》一文中,他就因“伶仃”二字有感而发:“是什么叫我爱上了文学?每下班就走进了文学堆里。读进躯体的和宣泄出躯体的,都是蘸满了感情浓汁的文字,我过的是一种排斥群体排斥热闹的孤零的生涯。”由此可见,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内心往往是孤独的。只有看淡世俗的喧哗,甘于寂寞,积蓄内力,才能领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才能在人生之路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
图文:惟有饮者留其名 ——记王又平教授 湖北日报讯 樊星 王又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著有《转型中的文化迷思和文学书写》《20世纪的中国文学》(合著),主持编写有《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1949-1976)》《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等。曾获多项省部级教学优秀奖、优秀教材奖、科研成果奖。 一位曾经先后在华中师大和南京大学求学过的学子(现在已是上海某大学的教授了)曾经对我说过:“我去过很多名校蹭课,得出一个结论:华师老师的讲课水平,在全国高校中是可以进入‘四大天王’之列的。”他说的不错。我经常参加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听过一些大名鼎鼎的名师发言。感觉那讲的水平实在一般。远不能和华师的黄曼君、王先霈等老师相比。由此可见,学问好的,课不一定讲得好。而王又平,则是华师学子争相追捧的名师之一。我上研究生时,听过他讲课。他讲起课来,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声如洪钟、激情飞扬,每一堂课都好像是在发表演讲。而且他讲课常常不时地像列宁演讲一样地挥动着手,以加强语气,以至于我觉得他一定深受过列宁的影响。对于他,每一次上课都是一次挥洒激情的良机。我记得有一次他甚至说:“有时,得点小感冒,讲一次课,出一身汗,就好了!”他以他的充沛激情倾倒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他终于以他高超的授课艺术赢得了“湖北名师”的称号。 在文学评论方面,他以擅长“唱反调”而为人知。开文学作品的研讨会,常常说好话的居多。常常在会议进行到一半,那些好话已经形成了“气候”时,又平先生会以不同的声音改变那“气候”。他会引经据典、拿国内外经典作家的榜样作为衡量的尺度,从而找出大家正在评论的作品的不足来。他的批评之声一如他讲课一样,声如洪钟、激情飞扬。这样的批评当然常常是尖锐的,也因此而使在座的作者(有的甚至是风头正健的名家)感到一些不自在。但这样的批评的确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活跃了气氛。在说好话、甚至滥用溢美之词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的当今评坛,这样的评论风格实在不多见。这样的批评至少显示了对于当今文学的严格要求。 只是因为他动笔少,所以他的许多奇思妙想没有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我曾经建议他,把讲课内容录下来,整理成文,发表出去,可以产生超越课堂与会场的影响。他笑着答曰:“我是‘述而不作’的!”但我知道,他还是一直想追求理论方面的“宏大叙事”的。他有一本根据讲义整理、写成的《文学转型中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就因为理论叙述的严谨又晓畅在研究生中颇有影响。我注意到不少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中都会列入此书。 除了讲课,他的一大爱好是喝酒,而且是在一个特定的大排档上喝酒。有一次,他的一位硕士考上了我的博士生,就在华师东门外的那个大排档上请客,还专门告诉我,这是王老师指定的。我去了一看,好家伙,那个烟熏火燎!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来这样的地方——空气糟糕,而且食物的质量也值得怀疑。他告诉我他常去那里,就因为老板娘是四川老乡,做的菜合他的口味。而且因为他常去,食物的质量不会有问题。尽管这样,我那顿饭还是吃得不那么舒坦。席间,你看他那如鱼得水的滋润感吧!我知道他当过知青,喜欢市井的热闹。现在又加上学生的拥戴,“人生得意须尽欢”就是了,才不管高档不高档呐!喝到微醺的状态时,大谈他“坐大排档”的心得,谈吐间依稀使人想到魏晋名士的风度。在一个大家都被各种“课题”、“项目”、“会议”、“写书”、“评奖”弄得团团转的年代里,能够享受一下坐大排档的乐趣,也可谓参透了生活的真谛了吧! |
图文:诗,在血液里奔腾 ——老作家羊翚印象 湖北日报讯 王维洲 阳云,原名覃锡之,笔名羊翚。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参加新四军第五师文工团,武汉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创作组教员,中南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长江》编辑,编审。出版《晨星集》《彩色的河流》《涉滩的纤手》《火焰的舞蹈》《心中的城》等。 “当阿房宫的千门万户一炬成为焦土的时候,而地下的兵马俑依然在列队进军。多少个世纪过去了,车毂好像仍旧转动,战马似在昂首嘶鸣。”这摘自羊翚的散文诗。它撼动人心的是宣布灵魂不灭,精神长存。他是位文学大家,在中国现当代散文诗史上,他毫无疑问据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早在1951年我还是一个小鬼的时候,就读过羊翚的诗。38年后,我调到《长江》,这才见到了他。当时我吃了一惊,这样的一个人物怎么在这里当一个普通编辑呀?羊翚的才气和人缘自不必说,要说的是他的沉默和特贪酒,此其一;其二,是他特贪烟,他的嘴里都是烟和酒的混合气体。我有一种怜惜的担心,怕他会被烟酒摧倒。 他家在四川广汉市。有一次,我提到台湾有一位大诗人覃子豪也是四川人,他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但后来我得知,覃子豪就是他的亲哥。在当时敏感的环境里,我也不便和他交流。小时候,他们三兄弟就在“三星堆”的原址玩游戏,在母亲的指导下成为爱书的人。也是因为书,他们特向往外边的世界。大哥进了北平中法大学,二哥进了北平弘达学院,羊翚在1938年母亲逝世后,进了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这时他如痴如狂地写爱国抗日的诗歌。1945年他进入新四军第五师文工团。中原突围后,羊翚流亡到上海。他们三兄弟竟然在离散15年后,奇迹般地在上海相遇!覃子豪惊喜地发现,当年玩泥人儿的小弟,竟然嘴上冒出胡须来了!当晚他们在亭子间里,痛饮五加皮酒,畅谈中国和自己的大事,一床大被暖着三兄弟到天明。他们依依难舍而又非舍不可!大哥在黄浦江边指向一棵高树:让我们十年一聚!然后他去台湾办刊物,二哥去南京做民盟工作,羊翚随即穿过封锁线,回到华北解放区。 然而事与愿违。第一个十年他们只能隔海望月;再一个十年,羊翚却接到覃子豪的四周年祭!弥留之际他还急说:“快给我换衣服,我要回广汉的家了。”覃子豪为现代诗所做的开拓和发展的努力,受到海外文学界的普遍赞赏。台北的墓前,给他树立了半身铜像,广汉市建立了“覃子豪纪念馆”。后来台湾诗人彭邦桢夫妻来大陆,羊翚与妻子林焰领他们到广汉参观了纪念馆,彭邦桢当场吟到“低头看水里,抬头看天上,看月亮思故乡”,羊翚热泪盈眶。 羊翚现在88岁,在医院里看见了我,仍然眉目飞扬,笑容流溢。他有一个知心的女儿阳凌,为他编辑文稿,现在我看她边拍照边为父亲的高兴而高兴,我除了快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
图文:敢自嘲者真名士 ——智者符号 湖北日报讯 张永久 符号,本名符利民。1938年出生于湖南攸县。1958年毕业于华中师院。中国作协会员,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发表杂文900余篇,出版有《敢自嘲者真名士》、《静观肃思录》等杂文集8种。60多篇杂文入选80多种选本。 与符号先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长阳天柱山的一次文学笔会里。那时,他还没有退休,还在宜昌市副市长的任上。傍晚时分,我们踏着落霞余晖沿山间小道散步,且行且叙,讲的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关于文革的记忆。小县城里,几个优秀的青年人,死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悲剧了……符号年长我十几岁,按说该是我聆听教诲,那次却成了我讲他听。一路上,符号始终安静地听着,眉头上锁着个结子,讲到人物命运的关键处,忍不住插话问上几句。神情有些急切。若干年后,我明白了那种急切的神情叫做人文关怀。 官场上讲究作风沉稳,符号身在其中,不可能不遵守潜规则。何况在那些年代,对文革话题的敏感,犹如对麻风病的忌讳。我很感谢他当时能安静地当我的听众,我更感谢他眉宇间那种人文关怀的神情。后来相处多了,我慢慢也知道了: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与关爱,是符号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 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饭局后,回家路上,闪烁的霓虹灯下,符号讲了他年轻时的故事。哦,那是一个多么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开头啊,三湘弟子,考学来到华师桂子山上,性格外向的他,对生活倾注了十二分的热情,写诗、演戏、跳舞、画画、吹笛子、拉手风琴、打篮球、游泳……突然间,一场反“右”运动的暴风雪扑面袭来,他的人生经历了跌宕,没能逃脱厄运,被补划为“右派”,分配到边城宜昌,当了一名教书先生。 苦难的经历能压垮一个人,也能成全一个人。在宜昌,符号找到了他的爱情,那段曾经使他痛苦的经历,也成了他宝贵的人生财富。 我们在文学朝圣的路上,见过很多拿文学当敲门砖的人,一旦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譬如权力),文学就被弃如敝屣。然而符号却不。他真心喜欢杂文,甚至把杂文看做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即使当年在副市长的任上,不少人对政府官员写杂文有非议,他的态度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符号最欣赏的一句话是林则徐的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也成了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他总是最严厉地解剖自己。在回顾自己读书生涯的文章《我是一只井底蛙》中,符号不无幽默地自我揶揄:“一直以为自己比较博学,接受过正规教育,读过马恩列斯的著作……当时光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终于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只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学的井底蛙。”在文坛中能如此自嘲者并不多见,在官场中则更属于凤毛麟角。几年后,符号新出版一本杂文集,索性将书名取为《敢自嘲者真名士》。 最近几年,符号先生像一只候鸟,炎热的夏天就到北方,在京城儿子家中消夏,到了冬天再回到南方宜昌。正是这种两地生活经历,使他与京城思想界有了更多的接触,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他的杂文作品一发而不可收,频繁见诸报刊,频繁获奖,在各种杂文选本中频繁出现。杂文家鄢烈山评价符号的杂文是血性文章,“不仅有文学的感染力,而且深邃隽永”。鄢烈山前几年说,符号以望七之年,离庄子所说的中寿八十尚远,比起严秀、何满子等几位宝刀未老的杂文界前辈要年轻一二十岁,衷心期望他在从心所欲的自由心境中,写出更多的杂文精品。这样的期待与祝福,也何尝不是我们这些文学同行们的心愿。 |
图文:百变精灵王小木 湖北日报讯 黄大荣 王小木,原名王君。女,七十年代出生,荆门人,现定居荆州市。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部,小说数度被《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并评论。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荆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小木不是书斋里的作家。她十几岁进城打工谋生,在商海里摸爬滚打,颠簸沉浮,做代理,搞营销,办工厂,开发产品兼做推广——她是无情商场里踽踽独行的觅食者。20年风雨兼程,她是行者,一直在路上,在现场。尽管她在荆州有了自家的工厂和洋派的小楼,她依然居无定所——带着她的几十名工人弟兄,餐风宿露,辗转他乡。每年总会见到她一两次,有时她一脸风霜,于是知道她四处奔波,十分辛苦;有时她阳光灿烂,肯定翻过了哪道坎走顺了道;有时显得疲惫,一准遇到了麻烦;突然她站在你面前,漂亮的大眼睛金光四射,一下子年轻了许多,让你也高兴她办成了什么大事。没有办法,她的百变身影,是因为她几乎不拥有经商必须拥有的所有资源和人脉。而她的善良又往往让她不懂设防,稍不留神一次就被骗走了几十万,急得人都脱了形。 王小木前世似乎欠上帝的小说,注定今生要偿还文债。命运给了她异乎寻常的磨难和阅历,也给了她不一般的语言天赋。我曾问她哪来时间写作,她说她起得早,尽量用半天安排好工作,下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么事都不问,就看书,写。 王小木的小说,也像百变精灵,一篇一个样子。她属于不断给自己出难题,求新求变,不想重复自己和别人的小说家。这就注定了她很难靠写作养家活口,不得不以七八成精力去拼生活。 她的小说,个性独特鲜明,一看就是她的。语言阳刚波俏,率性洒脱,有张力和韵味,叙述节奏拿捏恰如其分,有些段落甚至具大家风范,看起来一点没用劲,劲道似乎都在她敏锐的直觉和灵动的语感里。情节是传奇的,精彩的。她擅长写底层小人物,尤其女性,这些小人物结结实实站立于生活的土壤,风雨不移;她们活得艰难,命运悲怆,却也活得简单爽利,情爱性爱,痛痛快快,生死抉择,撩撩撇撇,颇有“生死亦大矣”之概。她好像不喜欢猥琐、阴谋算计和小肚鸡肠,就同她的为人一样。王小木小说最可贵的,是倾注了作家生命的热忱和激情。我曾比喻她的小说是一座活火山,她笔下的人物故事,充满了生气、热气、活气,人间烟火气。见仁见智,我以为她最好的作品,还不是《人民文学》发表的《香精》、入选《中华文学选刊》的《逛天堂》,而是《雪下起了高潮》和《杀了那条狗》。小说精致,精巧,又那么另类,给人以艺术的冲击和回味。那才是完成度很高的艺术品。 王小木的小说,如脱缰野马,你莫想拿章法陈例去套住它。也正因为不拘格套,一旦引发争议,褒贬双方,便极端对峙。《作品与争鸣》所选的几篇,就是这样。撇开思想层面的理性分析不论,那些作品在技术上确是有毛病的:情节过于曲折复杂,且多是些惊世骇俗的“突转”,腾不出笔墨揭示或暗喻人物言动的多重动机。批评者倘若感觉“没得捞摸”(无从入手)而产生焦虑,自会提出质疑。她的《杀了那条狗》,情节虽也十分曲折,甚至带有荒诞性,却曲折荒诞得入情入理。可见构思成熟性或艺术高度,至关重要。 最近完成的工地系列中短篇,再次证明,是生活积淀的丰厚,成全了她的小说。王小木已经意识到学养跟进的重要,喜欢上了读书。她开始啃那些不容易啃动的西方现代哲学和博尔赫斯、卡佛之类,有了形而上的浓厚兴趣。事实上她的小说已经吸纳了许多现代派元素。这是好事。不过她的学识结构,还像一间待收检的书屋,片断式的收获,还有待连缀、梳理和深思。姑妄言之,不知小木以为然否? |
图文:一个诗人的江湖志 ——哨兵印象记 湖北日报讯 阿毛 哨兵,1970年11月生于洪湖。湖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获《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第二届《芳草》文学杂志汉语双年十佳、《长江文艺》第五届年度诗歌奖等奖项。出版诗集《江湖志》、长诗《水立方》等。 外省的渔民、外籍的候鸟所携带的来历与身份,使洪湖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具有了丰富的色彩。这或许是诗人哨兵把洪湖看成整个世界的原因。像渔民、候鸟在洪湖安置自己的巢居一样,哨兵在他诗歌中的洪湖安置着整个世界,动用母语,寻找并保全洪湖的词根。于是他诗歌里的洪湖成为一个巨大的容器。他与这容器里的万物对视。荷叶、苇丛、秋风……小鱼、小虾、小百姓……湖底的沉棺,湖上的鸟群……他和它们对视,探寻它们的来历,深切地感受着它们的疼痛,并为那走失了的秘密或即将走失的秘密著史、立传。 哨兵写洪湖并非是写浪漫的“歌中盛景”,而是“感知自然的冷酷、强大与生活的繁复和厚重”,写灾难、现实带给洪湖的揪心锥骨。诗人早就知道,洪湖不但适合养鱼、写诗,还必须适合泄洪、干旱。这不但是洪湖不得不承担与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也是诗人自愿承担的责任与使命。因为写诗,为洪湖分行,其实就是波涛为水分行。这如同在水上写字、像波涛重叠波涛那样,徒劳却乐此不疲。而诗人的使命与意义正在这无尽的徒劳与乐此不疲中……《水立方》这首相当于《离骚》与《荒原》总行数的长诗,不但是容器,更是诸种隐喻,和具有无尽阅读的可能性的优秀长诗。作为它的责编,我曾在欣赏之余这样写道:“洪湖/这个水立方不是供人瞻望的/是泛滥的、蒙尘的——/承载一个诗人的江湖志/一个地域的洪荒史/和一个内湖对一条大江的出生入死……” 现在武汉工作的哨兵,已写了一首千行长诗《武汉辞》。哨兵笔下的武汉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视角与浓厚的“江湖气”。就像他在洪湖的水波里分辨长江的气息与灵魂一样,他在武汉的江水里辨认故乡洪湖的气息与灵魂。看来,哨兵矢志把洪湖和长江保留在他诗歌的“水立方”中。他的这种“矢志”有着绝望的使命感和悲壮的幸福感!因为他对江湖的来历和去处有着清醒的认识——出生、来处神秘,去处、前途不明。“我只见过长江,没见过河流本身。”“不管走到哪里,江流都在与我/作对。”因为诗人知道,他对他深爱的湖水——那些固守原地的湖水,那些奔往长江的途中消失的湖水,那些被裹挟着进入长江奔向大海并成为在大海上波澜壮阔的湖水——是性灵的。 但哨兵从来不是悲观的,他具有鸿鹄对远大、高远追求的自信与雄心。“所有想飞翔的都长出了翅膀/所有想上升的都扎下根须”。他的写作不但是面向大湖的写作,还是面向大江甚至大海的写作。 哨兵还是富有的。因为他不但拥有在武汉过江过湖的桥梁、隧道、车辆、人流……还有洪湖的乌篷、莲藕、水鸟、鱼群……尽管“身在城中,却心系/天下草木”的哨兵在武汉时常想念洪湖,但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花上两个小时的车程去拥抱他的洪湖,他甚至在恍惚中可以把武汉关在窗外,把在武汉的住地当作洪湖,入心,入诗,入魂——“人在武汉/异乡,我的钥匙/却能打开世界的两扇门”。 哨兵还是骄傲的、谦卑的。这无需更多的说明,仅一句足够——“我是有根的/仿佛江流与世界的低处”。 |
图文:她偏爱穷乡僻壤 ——记王建琳 湖北日报讯 李叔德 王建琳,襄阳人。省作协文学院第六、七、八届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襄阳市作协副主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曾获《芳草》优秀短篇小说奖、屈原文艺奖、省五个一工程奖。 前些年,在一次省作协签约作家活动中,王建琳突然对我说:“我是女作家中年纪最大的,你是男作家中年纪最老的。”我愕然四顾在座诸位,可不是么?不过,男人对年纪不大在乎,而女人对此话题却是十分敏感啊。这就是王建琳。她是个典型的襄阳女子,身材高大,性格直爽,处世坦然,快人快语。 王建琳临近半百,创作潜力突然爆发,长、中、短篇全面出击,登地方、中央文学刊物如探囊取物,且好评如潮。至今我尚记得,2005年春末的一天,她在省作协问我:“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哪里?”原来她怀揣着厚厚的稿子却不知往何处发?我当即与她打的到雄楚大道图书城,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王副社长。当王建琳惴惴地将几叠稿纸轻轻地放到桌上时,我们三个人谁都没有预料到这堆纸稿变成《风骚的唐白河》之后,会以旋风之势席卷整个文坛。 说王建琳大器晚成并不对。她自幼酷爱文学,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在遥远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见过面。那时她二十多岁,刚刚在《芳草》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好一只出头鸟》,同时获得该杂志优秀作品奖。后来这只鸟展翅一掠而过,不见踪影。原来她作为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在贫穷而广袤的鄂北高地上用热血和汗水谱写着自己的青春之歌。可以想象,在高高的麦秸堆旁,一个憨头憨脑的丫头借着夕阳的余晖,全神贯注地阅读《林海雪原》的情景。她当时一心要写出一部《黄土岗原》呢! 一晃许多年过去,再次见到王建琳,是在英年早逝的青年诗人叶青的追悼会上。她以襄樊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了追悼会。她向我打听文坛近况和某些熟悉作家的创作动态,显然对文学热情未减。她的生活太厚实,对于语言文字的掌握也日趋成熟,所以,当工作和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她在创作上的突飞猛进几乎是必然的。后来她拿了一个短篇给我看,我立即被其独特而泼辣的语言风格所吸引。听了我的评价,她长长舒了一口气,知道后面该怎样做了。她的做法就是变魔术一样不断向世人展现一部部或长或短的优秀小说。 穷乡僻壤曾是中国作家的最爱。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几乎都是农村题材的。可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当代中国的农村早已今非昔比,此题材的文学作品日见凋零。王建琳却异军突起,拾起这只被许多作家丢弃的笔,写出了系列鸿篇巨制。有评论指出,她的作品承继了《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的写作风格,即以革命激情贯穿始终,以宏观视角描写世间。也有评论指出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多是农村社会的管理者,而不是农民本身。然而,有争论,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听说她还有庞大的写作计划,真让人不由感叹:好一只出头鸟! |
图文:夜半虚前席 论道唯有君 —— 记昌切 湖北日报讯 王又平 昌切,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众声喧哗与对话批评》《思痕集》《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和《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等,译著《语言学与小说》,主编名人译丛一套,发表文章300多篇。 昌切学名张洁,与著名女作家同名,据说武大还有几个叫张洁的,于是大概是不甘流俗或不敢入雅,他便常以笔名替代本名了。 要是你知道昌切与樊星同搞现当代文学且在一个教研室,便一定会生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了。两个都是才华横溢且意气相当的人,却性格反差极大,偏偏二人经常同场开会,昌切的一本正经与樊星的插科打诨瞅不准就会同台出演,此时,前者是怒而不发跃如也,后者则佯装无事兀的暗笑,其庄谐互衬往往成为会上一道亮丽风景。 昌切是极为认真的人,不论是对自己的言说对象还是对自己的言说本身都是一丝不苟的,正襟危坐、正颜素面和正言陈词是我对他的描述。其实他也笑的,也来点小幽默什么的,但不知怎的,一闭眼就是一脸正气肃然、不苟言笑的样子。因此我听他说话,从来是不敢马虎、不敢懈怠、不敢掉以轻心的,因为确有他思虑已久的高论如电光火石般地击中你,让你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有痛快淋漓的感觉;当然金玉良言也可能在你一个心有旁骛的瞬间稍纵即逝。我是昌切极好的听众,而昌切又是极好的传道授业者,其诲人之不倦只能用苦口婆心耳提面命来形容。 还是在我蜗居在鸳鸯楼的时候,他时常蹬着破自行车莅临鄙人寒舍,在我那六七个平方米的厅里同我坐而论道。这是什么厅哪,整个堪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室”相媲美,可他那个“室”仅他一人,而我这个“厅”可得蜷缩着两大活人。幸亏昌切个儿虽高,块儿却不大,一个歪歪唧唧也叫做沙发的东西居然还容得下我们两人,只是不促膝也不可能了。就这样,一瓶开水一盒烟,也能聊到五更天。说是聊,其实是他的独角戏。昌切表述看法其实并不需要看官多嘴,只要你不时颔首、蹙眉,做出若有所思、恍有所悟的表情就行,能够发出点啊哦咦唔嗯的应答声就算是对话了。昌切爱下围棋,为了搭上他的话,那阵子中日围棋擂台赛我也没少看,其实是一点也不懂,看上半天也就知道个胜负结果。棋没看会,“观棋不语真君子”的三昧是领悟了,把这份修养用来听昌切神聊是再好不过的。那时他寄寓在他老爹家,坐落在广八路口的小八栋干部小区有门禁,过了晚10点还是11点要锁院门的。昌切是不大在意这个点的,只管兴之所至聊到云苫雾罩,只是听我不吱声儿了,才意识到是不是该走了。我曾很关切地问过他:你回去晚了院门落锁了咋办?他满不在乎地回答:翻院门进去,明早再取车子,破车没人要的。我惊愕,谦谦君子为寒门会友竟不惜干出爬墙翻门的勾当,便越发肃然起来。掐指算来,从珞珈山脚到桂子山麓为神聊而翻院门该不下七八趟了吧,君子之交何止淡如水啊! 当然也有浓于酒的。我有史以来喝酒最多、历时最长的纪录就是在昌切的神聊中创下的。那是在广八路口一个小餐馆,是个闹中取静的地儿。为送我俩共同的朋友去俄罗斯进修,居然从上午11点喝到晚上11点过!在小餐馆蹭蹬了半天日子,连自己都不好意思,怕被服务员疑为无处可去的盲流,遂吩咐店家撤去中午的残羹剩菜,重新点菜上酒继续喝。三人喝了四瓶白云边外加一个对时,饭菜没吃多少,靠的就是聊啊!从中苏文学比较到晚清民国共和国,从文化文明文学到思想政治经济,有胃病在身的昌切全然不见倦意,倒是越喝越聊越来劲,真是可怜夜半虚前席,既论苍生又论神哪。 倘若以为昌切的神聊是海天湖地的胡吹乱侃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于学问极较真的人,较真到或是把别人侃晕,或是把自己气晕的地步。那年在襄樊南湖宾馆开会,宾客中有《文学评论》的董之林女士,这是位满腹诗书一脑袋瓜见解能言善侃的京城知名才女。与昌切相见甚欢视为同调,饭后散步就聊上了。第二日我遇董女士问聊得如何,不知是赞曰还是叹曰:真能聊!侃晕了!又一年昌切、晓芒等哥儿几个在我师兄家中聊文化问题,为一个英文术语的汉译发生争执,只见昌切瘦脸涨红,脖筋暴起。事后师兄问咋回事,我得罪他了?这么生气。我说没事儿,这老弟就那么认真。 昌切最喜欢说的是我是把有关材料都看过的,也喜欢糟痞别人什么什么根本就没读过。这种打骨子里透出的自负和迂执有时不免会招来旁人哂笑,但每次同他一起参加作家作品研讨会,或者同他谈问题,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比我读得多、想得比我深。他的底气就从读中来、从思中来。面对下了工夫的强人,I不得不服了YOU。 你若以为昌切是个只会读书神侃的迂夫子那就又错了。除了围棋、他还是足球迷,德甲西甲英超世界杯,每有实况直播,他会秉烛攻读般不离不弃看上一宿。他的最爱是德国队,这大概同他对理性的崇尚有关吧。他也不是只看不练的主,当年在华师,他同那位去俄罗斯的哥儿们联手为文学院夺得校乒乓球团体冠军,自他去武大后,类似的辉煌就没再复现过。还有唱京剧和拉京胡,我俩曾在他家操练过,尽管只会样板戏,但如今也算是文化孑遗了吧。真不知他还会些什么,方修炼到如此境界。 |
图文:为中国神仙立传 ——神话大师周濯街 湖北日报讯 何存中 周濯街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作家。已出版长篇神话小说99部(含电子版30部)。有51部长篇小说和68部出版物,被世界380个图书馆收藏。根据其长篇小说改编的多部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 周濯街出生地濯港镇,相传说与五祖有关。五祖俗姓周,不知是不是周濯街的先人?总之周家成为禅宗,周濯街成为神话大师决不偶然。研究周濯街,可以催人奋进。据他自己说,他小学毕业就去当兵,然后退伍回乡,杀过猪卖过肉。就是从那时候起,他立志此生搞神话小说创作。那时候他走乡串村收集民间的神话素材,收集的民间素材有好几麻袋,几十万字。他开始动笔是写短的,写成后向当时省群艺馆办的《布谷鸟》投稿。编辑老师从他错字连篇的小说中,发现了他杰出的才华,指导他修改,这就是《岳家拳》,此篇发表后,出了单行本。于是借改革开放文坛百花齐放的春风,他一发不可收。据他自己统计,迄今为止,他出版了99部长篇,短的就不去说它了。根据他的长篇改编的电视剧有很多部了,这些电视剧上了央视一套和八套。他的神话小说在海外华人文化圈里享有盛誉。还有他的散文和神话学术论文,据圈里的权威人士说,比他的神话小说更有价值。 周濯街自称“粗人”,长得五大三粗,膀阔腰圆,像个杀猪的,唯有一双眼睛咄咄逼人,那是智慧的灵光。周濯街用他操过枪拿过刀的手码字,豪气干人,据说劲头上来了,每天可码两万字。这是何等的速度?是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他有99部长篇。周濯街有一个宏伟的计划,想在有生之年给所有的中国神仙立传。所以每天他追着自己的灵魂,按计划进行。所以他的日子里,有许多事不做了。比方说抽烟,他早年是抽烟的,写起来抽得厉害。为了计划他不抽了,因为抽烟一是影响身体,更重要的是影响写作速度。于是就只喝酒。他的酒量是不同凡人的,每餐半斤八两不成问题。六十多岁的人了,酒量过人。酒酣过后,指点神仙,激扬文字,总有舍我其谁之势。 周濯街爱酒,更爱收藏酒瓶。每次喝过酒之后,如若是新品种,他就要把空瓶子收起来。记得那一年省里开作代会和文代会期间,我与他在一起喝酒,酒是他请的,那酒叫湘酒,瓶子是陶的,古色古香,像个葫芦。喝过之后,他就要收集瓶子。收集不说,他拿出准备好一支签字笔,要在席的所有人签上名字。在席的所有人按他的要求签上名字,他写上日期,事毕后,他如获至宝,拿在手上反复把玩,说:“又是一件好东西!”他说他收藏的每个酒瓶都有一个故事,他说他到时候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书名就叫《惟有饮者留其名》。你说这样一个有情趣、懂生活、处处留心的人,加上勤奋,再加上有一个他经常表扬的贤内助、好老婆,想做的事,有什么做不成? 黄梅是个好地方。黄梅出大家。周濯街在黄梅这块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写神仙,为神仙立传,通过他的奋斗,大师终于练成了。 |
图文:盛开的紫百合 ——畅销书作家刘敏 湖北日报讯 王晓英 刘敏,笔名紫百合,“80后”新锐作家。省作协文学院第八届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畅销小说《花落燕云梦》《荆棘舞》系列等18部约400万字,网络粉丝逾千万。另有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若干种见诸全国知名杂志及期刊。 前年这个时候,刘敏还在长江出版集团现在网任文学主编。她告诉我她准备辞职了。“我年纪不小了,我得结婚生孩子!”她在电话那边哇哇叫。我忙表示赞同。过了30的女人,结婚生孩子可是头等大事。今年电话她时,不等我开口,她叹了口气道:“晓英姐,我正在横店和温州拍戏……今年的档期已经排到十月份了。不过,我尽量争取今年搞掂这些事!这是必须的!” 刘敏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对生命的激情和对事业的执著。来武汉之前,她一直供职于上海的美、英等外企,职务从人事专员一路升到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为工作全国到处飞,她的行李箱曾在一个月内被多个机场的托运条给贴得满满当当。2005年她在网络发表的小说《唐宫外传》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从此她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写作的生活。 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刘敏对市场有着敏锐的嗅觉。2007年她创作的穿越类小说《花落燕云梦》受到读者的热烈追随。2009年,刘敏意识到,人们的阅读取向已经从虚幻的玄幻爱情转向现实的婚姻商战类,他们更想看现实身边的人和事。她适时推出职场小说《荆棘舞》,再次获得读者追捧,好评如潮。从言情转型写职场小说,刘敏坦言,难度确实加大了不少。因为是现实类的作品,因此不能凭空想象来写,所有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写作的过程中,她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辅佐创作。她还把书稿给外企从事销售的高管好友“审阅”,好友指出她作品中一些销售数据的不到位,她都赶紧虚心改正。和责任编辑一起,整本书反复修改打磨了不下10遍。 职场中的刘敏很精干,但绝不强悍。她像《荆棘舞》中的女主人公叶小荼一样,在遇到各种困难时,都能够勇敢而乐观地面对,以一种优美的姿态面对生活。也因此,尽管职场坎坷如荆棘,刘敏穿行其中,灵动自如。当大多数人对网络文学还抱着鄙夷或旁观的态度时,刘敏在网络上的创作已经艳丽多姿,读者如云。如今网络文学被大众认可并受到重视时,她又已经先行一步,把网络文学创作和影视结合起来,有滋有味地实现文学作品的产业化。 那天刘敏从横店打电话给我,说她的新长篇《猎爱全城》出版了!“这是我的第21个孩子!”她乐呵呵地说。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忙得没有时间结婚的女孩子,不管多忙,却以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认真地“生孩子”。 在这花雕纷繁的世界里,我很喜欢紫百合。它争着要怒放生命,那么执著,那么认真。那是对生活的深深眷恋和无限恩情。 刘敏的网名就叫“紫百合”。 |
图文:用露珠纺织桂冠 —— 阿毛印象记 湖北日报讯 张执浩 阿毛,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代表作有《女人辞典》《爱情教育诗》《多么爱》《取暖》《玻璃器皿》及《当哥哥有了外遇》等。作品入选百余种文集、年鉴。获得过2007年度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中国2009年度最佳爱情诗奖等奖项。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阿毛还叫毛菊珍,但樱花还是当年的樱花,桂花还有当年的香气吗?这个假设令我在写这篇印象记时有过短暂的恍惚。最近,我越来越觉得“穿越”是可能的,至少在文艺作品中是成立的,不然的话,我们在时光的链条里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现在”,而失去了“过去”和“未来”,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毛菊珍的年代我依稀看见了阿毛的影子,而在阿毛的年代毛菊珍依然栩栩如生。 “以前我走的路,都很平坦/以前我走的路,都在生活的表面/我整天写诗,做诗人/我整天爱呀,做恋人……//现在我走的路,很坎坷/现在我走的路,都在生活里面/我整天写字,做作家/我整天做事,做俗人……”——在这首题为《从前和现在》的诗里,阿毛将自我一分为二,但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其实也已诸多的重叠,因为从前的路一直铺到了现在,平坦中有坎坷,表面包含着里面,诗人也是俗人。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评论阿毛的文章写道:“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必定是一个敢于与时代、与生活玉石俱焚的人,他(她)的勇敢、决然缘于个体的遭遇,同时又不独独属于个人,他(她)要对抗的甚至不是别人,不是那些迷眼的道德之灰,而是共存于我们人类内心深处的那块善恶交织的顽石。”几年过去了,我看见阿毛更加坚定地走在自我认定的路途中,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摇摆,越来越让人佩服她弱小的身躯下居然蕴涵着如此惊人的能量。 阿毛是一个渴望“诗生活”的写作者,她需要用诗歌来拯救生活,同时也需要用生活养育诗歌。这样的写作者除了应具备丰沛的才情外,还要有一只“强壮的胃”,用以消化日常生活中难以数计的杂质。“上午在擦玻璃,购物,安居/下午在女性主义的栖居地”,在这里,我们看到阿毛从容优雅地穿行于物质与精神的“境遇”中,真正将写作与生活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阿毛和我同属一个时代,现在又共处一个单位,20年前我们“以文会友”,20年后我们仍然在干着相同的事情。我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替人做梦”的人,因为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一个个被迫疏离了文学这个行当,而上帝却给了我们继续把这个古老的梦做下去的机会;我也自认为写作是一种噩梦连连的苦差,但每当我看见阿毛从容自信达观的神情,看到她“怀着把露珠砌成桂冠的野心”聚精会神地工作时,便很快受到了鼓舞。是的,光阴的流逝总是加速度的,而我们居然也能够一天天重复着活着。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已经算得上是“奇迹”;而我们都还在写,而且还有望写得更好,这无疑算是更大的“奇迹”了。 |
图文:悄然行走的王维洲 湖北日报讯 董宏量 王维洲,辽宁营口县虎庄人。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湖北散文学会副会长。系国家一级作家。著有散文集《千佛洞夜话》《鹿回头之梦》等4本,诗集《小路的足迹》《可爱的时代》及长篇历史传记《国殇》和20万字的报告文学。其作品有80多篇被各种选本收选。 1958年初夏,鞍钢青工王维洲乘车南下,奔向新建的武钢。他“一路上贪婪地看着江南的风景”,一到武汉,就寄出了他在火车上吟就的诗作,几天后发表于《长江日报》: 敬礼,扬子江! 敬礼,扬子江岸的钢铁厂! 钢都工人遥望着向你奔来, 要用一生的精力为你歌唱。 王维洲就这样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敲响了青春的行板。这位15岁就走进工厂,用稚嫩的肩膀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东北小伙,少年老成,聪明谦逊,是作为技术骨干调到武钢来的。但他却很快成为名震全国的工人诗人。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学习写诗,就有热心人将我的习作转给他看,他评价说颇有潜力,使我激动不已,极大地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可与他结识后谈起此事,他却淡淡一笑,说记不清了。显然,他对每个爱诗的人都是这样鼓励的,就像他鼓励所带的徒弟们。戴着眼镜的王师傅,温文尔雅,平时不爱说话,只用深沉的眼神看着你,一旦开腔便格外有分量。 也许是职业习惯,王维洲写诗也精细。有一年参加诗会,我有幸与他同室写作,我躁动不安,写一张,扔一张,诗没写成,倒扔了一地纸团。可回头看他,如同僧人打坐,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一张稿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显然,他更重于打腹稿,胸有成竹后才悄然落笔。 不论是当工人、当编辑,还是后来当专业作家,在人们眼中,王维洲是个沉静如水的好男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只喜欢慢悠悠地散步。他就这样散淡地行走着,与山河对话,与历史对话,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读他的散文,仅看篇名就使人陶醉:《千佛洞夜话》、《滟预堆记》、《少林寺秋游闲话》——我曾与他开玩笑:你的话很多,只是闷在心里用笔来说。他点头自嘲,说天生嘴笨,却想说得有新意,就说得太慢太慢。其实,他是慢工出细活,近来他写《显陵三辩识嘉靖》,为破旧出新,证明嘉靖的可敬可爱,他沉潜史料,广征博引,以至这篇只有8000多字的散文,写了三个多月。正是这种创作上的严谨,使他的作品十分耐品,有评论家认为,王维洲诗文俱佳,其散文可称作“古而不怪,幽而不诡,朴而不白,艳而不俗”。 是的,清淡如菊、悄然行走的王维洲,只有在他的作品中,才能看到他心中涌动的激情,听到他所敲响的行板。多年前,在《雨中过伶仃洋》一文中,他就因“伶仃”二字有感而发:“是什么叫我爱上了文学?每下班就走进了文学堆里。读进躯体的和宣泄出躯体的,都是蘸满了感情浓汁的文字,我过的是一种排斥群体排斥热闹的孤零的生涯。”由此可见,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内心往往是孤独的。只有看淡世俗的喧哗,甘于寂寞,积蓄内力,才能领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才能在人生之路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
图文:写作绘画品“易难” ——我印象里的周翼南 湖北日报讯 任蒙 周翼南,1941年生于武汉,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现任职于武汉市文联。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纪实文学集、散文小品集和长篇小说、自选文集。且擅画,画名易难。现为武汉作协书画院院长。 也许是因为写小说出身,周翼南的散文擅长写人物。早年,他接连创作了一批人物散文,记录几位老作家、老艺术家、老编辑家在文革中遭遇的坎坷经历。这批作品所以能写得出色,产生很好影响,不仅是因为他与这些“臭老九”非常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是一个在十年浩劫中受伤害很深的过来者,所以他能够感同身受。这批散文中,备受称赞的是那篇《白发在阳光下闪耀》,篇幅很长,写的是诗人曾卓。我通过很多信息判断,周翼南与曾卓有着很深的交往,因而他能够将曾卓的神态、语言都描绘得很逼真。他这批散文大都收录在《人物·山水·猫》中。 周翼南用散文写过不少人物,比如《刃口上的生命》写了一个英年早逝的作家,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位颇具才华的作家短暂而不幸的一生,尤其是写到他进入生命终点的时刻,更让人为生命的早逝而深深惋惜,体味到人类生命中最古老的爱和最原始的痛苦,从而加深了对生活的真谛与生命意义的理解。还有《妻子》,不仅写得情真意切,而且写出了独特的幽默感,写出了自己的风格,还写出了一个临事不惊颇具个性的妻子,连散文大家孙犁也大加赞赏,并对他的妻子深表敬佩。以上列举的这些篇目是周翼南散文的代表性作品,许多老一辈读者都记忆犹新。 他的散文中浸润着生命的真切体验,从不矫揉造作,平易畅快,令人读来不为文字所动而产生出欣赏散文的感觉,因而诗人绿原将其称之为“超散文”或“原散文”。 在作家队伍里,周翼南是不缺才学的,二十出头他就创作了有关杜甫、辛弃疾生平的两部电影剧本,尽管未获成功,但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说,却是个比较高的起点。正当他满怀信心地叩响文学圣殿大门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动乱开始了。直到“四害”被戬除之后,他才正式登上文坛,虽然晚了些,但出手不凡。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严峻时刻的音乐会》,讲述一位钢琴家如何在寒流里演奏《国际歌》,这个流传一时的故事据说是真实的,发生在1976年1月,也使他的这篇作品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自那以后,周翼南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当代》、《花城》等高层次的文学期刊接连发表他的小说,其中《西班牙母亲》对他是一次重要突破。这部以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为背景的小说,塑造了一个不惜自己和爱女生命为祖国而战的年轻母亲,受到碧野、曾卓等老一辈作家和许多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20多年前,他因患有比较严重的坐骨神经病痛,必须遵医嘱每天站立两小时,于是便有了他随后的绘画生涯,他曾经送给我一本画册。其实,因为读画比读文章快捷,平时我读过他不少画作,也和文化界很多人一样,早已熟知了“易难”这个被他专用于绘画的笔名。 没有见过周翼南写诗,而我年轻时参加作协的活动多半被分到诗歌的团组,后来因为忙碌,我很少跨进过文联门槛,因而与周老师交往很少,几乎没有单独交谈过。记得90年代初期他在电话里向我垂询一件小事,竟然称我为老师,我当然不能接受,这中间除了他的谦逊,也能体现我们之间的“陌生”,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了解。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认知途径。虽然有个评论家说周翼南一生都未曾大红大紫过,但他却是一个在散文和小说等领域都很有成就的作家,这些年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他。 |
图文:刘碧峰坚守在槐荫树下 湖北日报讯 曹军庆 刘碧峰,男,1957年生,应城人。省作协委员,孝 感市作家协会主席。198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报告文学集、诗集等六部。 我常常会感叹时光,因为我见证了那么多文学追梦少年渐成文学老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圈子,以前的文朋诗友重聚一起,相顾对看,难免嗟叹伤感。刘碧峰并不显老,写下这段文字是缘于他的文章:《人随着刊物的成长老去》。刘碧峰在这篇文章里深情款款地回忆,几十年来他与《槐荫文学》相伴而行。 刘碧峰年轻时生活在应城,三十出头到孝感。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茫然四顾,当初一同走在文学之路上,激情满怀将滚烫的心捧给文学的同道者,至今还有几人?大凡文学青年,其情怀,其智慧,都不在常人之下,甚或在常人之上。如果掉头离开,以追求文学之执着去追求其他,大都卓有成就。刘碧峰目睹过他的朋友离去,并成功。但他在,刘碧峰始终都在孝感文学的中心地带。 他在,持之以恒地在,他坚守着,这本身就是一种品德。 对孝感文学而言,总得有人在。一个人,以及一群人。 1988年,王友生先生(真正的文学老人,我怀念他)深入到各县市挖掘人才。想想看,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哪怕你在下面,在基层,只要你真正有成就,你就会被注意到,你不会被埋没。王友生找到了刘碧峰,他从应城挖掘到这个人才,并把他带到孝感。在王友生的这次文学寻访活动中,刘碧峰是幸运者。但同时,作为一座城市,孝感也因此而受惠。迄今,孝感得以运转的文学资源,仍然是当初那一帮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碧峰无疑是孝感文学的常青树。 刘碧峰在应城就已经发表过很多作品,他的处女作《一盘下酒菜》发表在《布谷鸟》上。他成为家乡第一个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这一份荣耀,应城的朋友至今常常提起。到了孝感,我记得有好几年时间,刘碧峰都在辛勤地为《槐荫文学》而奔波。那时候,他暂时放下了文学创作。他往县市跑,往乡镇跑,往基层跑,往企业跑。写下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以“毕封”或“毕锋”的笔名发表在《槐荫文学》上。这一段时间的写作和采访,为他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素材。 自那以后,刘碧峰这个名字与孝感文学,与《槐荫文学》再也分不开了。作为内刊,作为传统纸媒刊物,《槐荫文学》从创刊起就没间断过,出刊一百多期。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倾注了刘碧峰的大量心血。 如何评价、评估刘碧峰的创作,这一工作应由评论家来做。他一共发表了二百多万字作品,出版过六部专著。老实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尤其是应该考虑到,刘碧峰还必须拿出足够多的时间来处理行政上的事务。前面说过,他还在办刊物。他还要组织各种活动,以及扶持青年写作。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再来看前面的数目,则更让人心生敬重。 有记者采访刘碧峰,将他称为“文学追梦人”。他自己追梦,也为另外的追梦者圆梦。他不遗余力地推介本地作者,共为本地作者写了八十余篇序、跋和评论文章。 如果说孝感文学有一架磨盘,那么,刘碧峰很有可能是那架磨盘上的轴心。 |
湖北日报讯 王又平 昌切,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众声喧哗与对话批评》《思痕集》《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和《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等,译著《语言学与小说》,主编名人译丛一套,发表文章300多篇。 昌切学名张洁,与著名女作家同名,据说武大还有几个叫张洁的,于是大概是不甘流俗或不敢入雅,他便常以笔名替代本名了。 要是你知道昌切与樊星同搞现当代文学且在一个教研室,便一定会生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了。两个都是才华横溢且意气相当的人,却性格反差极大,偏偏二人经常同场开会,昌切的一本正经与樊星的插科打诨瞅不准就会同台出演,此时,前者是怒而不发跃如也,后者则佯装无事兀的暗笑,其庄谐互衬往往成为会上一道亮丽风景。 昌切是极为认真的人,不论是对自己的言说对象还是对自己的言说本身都是一丝不苟的,正襟危坐、正颜素面和正言陈词是我对他的描述。其实他也笑的,也来点小幽默什么的,但不知怎的,一闭眼就是一脸正气肃然、不苟言笑的样子。因此我听他说话,从来是不敢马虎、不敢懈怠、不敢掉以轻心的,因为确有他思虑已久的高论如电光火石般地击中你,让你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有痛快淋漓的感觉;当然金玉良言也可能在你一个心有旁骛的瞬间稍纵即逝。我是昌切极好的听众,而昌切又是极好的传道授业者,其诲人之不倦只能用苦口婆心耳提面命来形容。 还是在我蜗居在鸳鸯楼的时候,他时常蹬着破自行车莅临鄙人寒舍,在我那六七个平方米的厅里同我坐而论道。这是什么厅哪,整个堪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室”相媲美,可他那个“室”仅他一人,而我这个“厅”可得蜷缩着两大活人。幸亏昌切个儿虽高,块儿却不大,一个歪歪唧唧也叫做沙发的东西居然还容得下我们两人,只是不促膝也不可能了。就这样,一瓶开水一盒烟,也能聊到五更天。说是聊,其实是他的独角戏。昌切表述看法其实并不需要看官多嘴,只要你不时颔首、蹙眉,做出若有所思、恍有所悟的表情就行,能够发出点啊哦咦唔嗯的应答声就算是对话了。昌切爱下围棋,为了搭上他的话,那阵子中日围棋擂台赛我也没少看,其实是一点也不懂,看上半天也就知道个胜负结果。棋没看会,“观棋不语真君子”的三昧是领悟了,把这份修养用来听昌切神聊是再好不过的。那时他寄寓在他老爹家,坐落在广八路口的小八栋干部小区有门禁,过了晚10点还是11点要锁院门的。昌切是不大在意这个点的,只管兴之所至聊到云苫雾罩,只是听我不吱声儿了,才意识到是不是该走了。我曾很关切地问过他:你回去晚了院门落锁了咋办?他满不在乎地回答:翻院门进去,明早再取车子,破车没人要的。我惊愕,谦谦君子为寒门会友竟不惜干出爬墙翻门的勾当,便越发肃然起来。掐指算来,从珞珈山脚到桂子山麓为神聊而翻院门该不下七八趟了吧,君子之交何止淡如水啊! 当然也有浓于酒的。我有史以来喝酒最多、历时最长的纪录就是在昌切的神聊中创下的。那是在广八路口一个小餐馆,是个闹中取静的地儿。为送我俩共同的朋友去俄罗斯进修,居然从上午11点喝到晚上11点过!在小餐馆蹭蹬了半天日子,连自己都不好意思,怕被服务员疑为无处可去的盲流,遂吩咐店家撤去中午的残羹剩菜,重新点菜上酒继续喝。三人喝了四瓶白云边外加一个对时,饭菜没吃多少,靠的就是聊啊!从中苏文学比较到晚清民国共和国,从文化文明文学到思想政治经济,有胃病在身的昌切全然不见倦意,倒是越喝越聊越来劲,真是可怜夜半虚前席,既论苍生又论神哪。 倘若以为昌切的神聊是海天湖地的胡吹乱侃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于学问极较真的人,较真到或是把别人侃晕,或是把自己气晕的地步。那年在襄樊南湖宾馆开会,宾客中有《文学评论》的董之林女士,这是位满腹诗书一脑袋瓜见解能言善侃的京城知名才女。与昌切相见甚欢视为同调,饭后散步就聊上了。第二日我遇董女士问聊得如何,不知是赞曰还是叹曰:真能聊!侃晕了!又一年昌切、晓芒等哥儿几个在我师兄家中聊文化问题,为一个英文术语的汉译发生争执,只见昌切瘦脸涨红,脖筋暴起。事后师兄问咋回事,我得罪他了?这么生气。我说没事儿,这老弟就那么认真。 昌切最喜欢说的是我是把有关材料都看过的,也喜欢糟痞别人什么什么根本就没读过。这种打骨子里透出的自负和迂执有时不免会招来旁人哂笑,但每次同他一起参加作家作品研讨会,或者同他谈问题,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比我读得多、想得比我深。他的底气就从读中来、从思中来。面对下了工夫的强人,I不得不服了YOU。 你若以为昌切是个只会读书神侃的迂夫子那就又错了。除了围棋、他还是足球迷,德甲西甲英超世界杯,每有实况直播,他会秉烛攻读般不离不弃看上一宿。他的最爱是德国队,这大概同他对理性的崇尚有关吧。他也不是只看不练的主,当年在华师,他同那位去俄罗斯的哥儿们联手为文学院夺得校乒乓球团体冠军,自他去武大后,类似的辉煌就没再复现过。还有唱京剧和拉京胡,我俩曾在他家操练过,尽管只会样板戏,但如今也算是文化孑遗了吧。真不知他还会些什么,方修炼到如此境界。 |
图文:凿取清清水一池 — —葛昌永印象 湖北日报讯 梁必文 葛昌永,1957年生,笔名长吟,中国作协会员,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省作家书画院副院长。著有散文诗6部,诗集2部,书法类4部,文艺作品多次获奖。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秋天,长江文艺文学创作笔会在枣阳举办,作为笔会承办方,时任枣阳县粮食局长的葛昌永,自然是忙前忙后热情张罗。但他忙而不乱,一边上班,一边把笔会安排得井井有条丰富多彩。文学笔会少不了文学交流。交流之余,便是喝酒聊天大快朵颐,唱歌跳舞尽兴而乐,几天下来,个个神情爽然心满意足,大有乐不思蜀之感。我也正是在那次笔会上认识了葛昌永,并从此结下友谊。 在我的心目中,葛昌永待人总是那么诚恳谦和不失君子之风,好客仗义而有雅士之度。看他清癯坚毅的脸上总是写满笑意,只是襄阳口音不改,却又平添几分质朴。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枣阳县最年轻的科局长,葛昌永可谓少年得志。可他在仕途上似乎没有过多追求,倒是在恪尽职守埋头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长期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且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懈怠孜孜以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的三分之二用在了工作上,三分之一用在文学创作上。此话不假。因为他主政工作过的几个部门,不是年年被评为先进便是文明单位,他写的经济论文不但发表还屡屡获奖,而他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在散文创作上付出的努力,也同样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同行的肯定。 可以这么说,在湖北散文作家群中,葛昌永是独树一帜而卓有成就的一位。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散文创作的数量上——已出版散文集6部;也不仅是因为获得过不少全国性的征文大奖,而是体现在其作品的质量上。体现在他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丰富的想象,对身边事物细心观察和敏锐的感知,对人与自然已知和未知世界的关切与探究,以及充满哲思、细腻灵动而富有张力的语言,和对散文艺术一以贯之的唯美的追求上。在他的作品中,既可感受到生活的热度,亦能感知到历史的厚度,和时空跨越的广度。正如作家刘富道所评价的:“雄隽而不浮艳,结实而不脆弱。”的确,读《听月》、《怅廖廓》等散文集中的篇章,让人如沐春风、如品芳酽,有一种心灵被洗礼的感受。 葛昌永十分注重向传统学习。不仅熟研历史,深谙古文奥义,同时也十分注重向中外现代散文大师学习,用开放的思维去观照现实与历史,并力图用想象的彩虹去搭建一座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古代文人情怀,亦有今人开放意识,还有古今文人皆共通的思辨色彩。 几年前,葛昌永调来省文联工作。如今,作为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的他,依然把全部精力的三分之二用在了协会日常工作繁忙的事务上。所不同的是,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与同事们一道组织了许多有影响的书法活动外,他还博采众长,勤奋习练,其书法技艺日益精进。他创作的书法作品不仅参加全国性大展,还在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展出,已成为有影响的书法家。但在我们的闲聊中,他似乎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文学创作,可以安放并慰藉心灵的那些散文。“凿取清清水一池,浪洗凡心得意时”,这是葛昌永书法作品中的两句,这也许正是他追慕高洁的人品与文品、淡泊宁静的真实内心写照。 好境难觅,时光不再。回想起20多年前的那次文学笔会,仿佛又身临其境,沉浸在那一杯黄酒碰响的朗笑中…… |
思考永远大于写作 ——先锋诗人韩少君 湖北日报讯 张德宏 韩少君,1964年出生于荆门。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全委会委员,荆门文联副主席。著有《洗浴过的工人阶级》《你喜欢的沙文主义》《倾听》《黄金日子》《另一粒阳光》等诗集,发表诗作千余首。先后40余次在全国各种诗歌大赛中获奖。 我不知道,在当今社会,不是为了生存而写作,而是把写作当做生活乃至生命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的作家还有多少。我只知道韩少君算一个,他绝不是为生存而写作,因为他一直有着较为优裕的生活环境。视文学为精神家园,把写作当作人生快事,我以为这是一种境界。 韩少君不仅具有这种境界,而且有着执著的追求和可喜的收获。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韩少君在诗歌王国里由上下求索到自由翱翔,充分展示出一个新时代诗人非凡的勇气和才华。近30年来,他出版《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黄金日子》、《另一粒阳光》等诗集,先后四十多次在全国各种诗歌大赛中获奖。他是目前国内十分活跃且具个性的实力派先锋诗人,作品受到诗界和理论界广泛关注。他的写作最显著的特点是摒弃了一般文人很难避免的功利性,因而拥有极大的自由。艺术的本质就是自由,唯其自由,才成其为人类向往与迷恋的殿堂。韩少君的写作因此插上了灵动的翅膀。 读韩少君的诗歌不难发现,他的诗歌不受传统手法的限制,不被某种观念束缚,不为任何潮流左右;他在自己开辟的疆域里纵横驰骋,犹如天马行空。韩少君的诗擅长撷取典型细节,意象鲜活,时空开阔,语言诙谐风趣。尤其是重在呈现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与发现,字里行间闪烁着照射心灵的思想光芒。韩少君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他的目光时常投注在普通生命及社会底层角色身上。请看《到北京见一见芸》这首诗:“过石家庄,我就想/到北京要见一见芸。我/合上西默斯·希尼/一队晨练的鸟儿飞到了车窗前/它们与火车平行。这些鸟/有葵花型的眼睛,但目中无人/我真想抓住一只河北籍小鸟/到北京送给芸,对她说:‘它从华北广阔的花生地里飞来/你看看它眼睛/像不像两朵缩小的葵花。’我要告诉芸,坐地铁穿越黑暗/蚯蚓一样的感觉。我打算/学习文学馆里巴金的样子/和芸讲话时,站在水边/低着头,垂着手/石膏的风衣,被北风打开一角。其实/我和芸并没有/熟识到可以使用比喻的地步。我只记得芸有白杨叶一样的眼睛/虫子一样的表情,一年前下岗了/春天,杨花飞舞的日子,芸来到了北京。”读罢全诗,虽然未见到主人公芸,但她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们心里。诗人对下岗女工的同情与牵挂,让人感动。 韩少君的作品看似写得很随意,有些诗好像就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但绝非是粗制滥造、鱼目混珠。韩少君说过:“思考永远大于写作。我强调的是一首诗歌的来历,强调它出现前的痛苦过程,强调那个站在作品后面的人的思想。我反对轻率的艺术行为。”严肃的写作态度,对艺术负责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始终是韩少君坚持和恪守的基本原则。 生活中的韩少君很现实也很超脱。在单位,他不折不扣地完成本职工作,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家里,他善于经营调理,给妻子女儿舒适、快乐与幸福。不与他人争名夺利,不为权力金钱所累,不作非分之想,韩少君活得自由活得轻松活得潇洒。尽管他现在有不少头衔,但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文人,普通劳动者。隔三差五,约上几个好友品酒论诗,或是下乡重温田园生活,那是他最惬意的事。自由地写作,自由地歌唱,自由地生活,这就是韩少君——一个真正的先锋诗人。 |
图文:快活而彪悍的人生 ——胡世全印象 湖北日报讯 吕志青 胡世全,宜昌市人。197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半条街风景》,合著长篇报告文学《三峡移民行》,《革命百里洲》,散文集《一个人的三峡幽思》。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胡世全是我的同事和朋友。文革开始时,他正在宜昌一中读书。重点高中的高材生,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龄,而且正好又赶上了那个年代。但随后,他的情形有点不妙:先是到宜都县插队,别的人都先后上调走了,他却在乡下呆了六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经历了最初的爱的诱惑:一支白皙的胳膊从门缝里伸了出来,一同飘出来的还有一个轻轻的、也是温柔的声音:“肥皂”。这是不是一个暗示呢?年轻的老胡可吃不准。就这样,一切转眼间就过去了,飘进了记忆中。这段故事大概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真的,奇怪了,几乎老胡一生中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爱情故事通通都是纯洁无瑕的。是不是当年的那个故事一下就把调子定死了呢?不知道。好不容易熬出了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华师,以为可以做学问、当历史学家了,却不料被分配到宜昌县三斗坪去教书。 在那里他大概经历了一个苦闷时期。考上了研究生不让读,多少友人为之不平。他自己反倒不是那么苦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以肯定的是,老胡是一个自己快乐,也使朋友快乐的人。跟老胡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情总是很好的。这也是一个奇迹:几十年来,我几乎从未在他脸上发现过愁容,更难寻得到一丝忧郁。多年前他就这样评价自己:在生活的铁砧上经受了不断的锤击之后,仍然是一个快活的男人。凭借这快活的彪悍和文学上的才华,年轻的老胡由三斗坪调到了县党校。据说,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死啃马克思的《资本论》。接着是县文化馆,他在那里编一份文学刊物。随后他调到宜昌地区文联,也是编刊物。以后地市合并,我们就到一起了。但远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我所读到的老胡的第一篇小说是《大老岭纪事(二题)》。当时我们正在那里开笔会。读到这篇小说时,张永久和我都有些激动。小说里的人物有的和老胡的经历有些相似。也是年纪轻轻就来到老山青林中。记得里面有一个细节:腊月间大雪封了山,一群青年男女回家过年,女生在哭鼻子,男生把腊肉当雪橇,坐在上面沿着冻得硬邦邦的山坡往下溜。我至今仍认为这是老胡最出色的小说之一:扎实,有力。 老胡也是生活触须特别多的人。对于他这一类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光是一个文学是远远不够他们挥霍的。工作之余,老胡还开了汽修厂,近年又开了新公司,赫然一董事长。此外,他还是住宅小区不拿一分钱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动不动就要召集大家开会、维权的。还有宜昌冬泳队。那里的人都叫他胡老师。胡老师也和大家一样,都是拿一条老婆淘汰下来的花裙子,瑟瑟地站在江边换短裤,往腿上抹那种黏乎乎的凡士林。老胡做过一届签约作家,每次开会时老胡都要带上那条裙子。他一下水,总有女作者嚷着要去看。都去!都去!老胡把手一挥,慨然应允。那时,他一般用不太规范的动作慢悠悠地划着水,一边望着岸上的人呵呵直乐。这也是老胡的一个特点:他走到哪里都不乏追随者,真真令人羡煞!不过老胡更为可贵的地方是:他始终保有一股正义的激情,不仅有所思,而且敏于行。他天生是一个行动家。近年里,他曾出面帮一些拆迁户维权。光是这一点,又有几个文人能够做得到? |
图文:余笑忠的变形记 湖北日报讯 图为:张执浩 余笑忠,1965年1月生于蕲春农家。1982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毕业后供职于湖北电台。著有《余笑忠诗选》。曾获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联合评选的“2003中国年度诗歌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某个夏日的午后,我陪余笑忠从解放路晃荡到彭刘杨路口,突然听见他喃喃自语道:“我得去理个发了,老爹要来了。”我瞅了眼他那并不算长的头发,心想,理发与老爹有什么关系呢?随后,他面带愧疚地补充道,总不能让他看见我满头白发吧。事实上,那时候他的黑发比白发多,加之发质浓密,若不细看也很难发现他是“少年白”。在送走笑忠后,我回味着他刚才的那番话,心中陡然涌上一阵酸楚。 这些年来我先后给余笑忠写过几篇短文,在一篇题为《一个诗人的美德》的文章里我曾这样写道:“余笑忠的确是一个具有诸多美德的人:勤劳,善良,谦卑,朴实,忠厚,大智若愚……如果我愿意,还可以将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词语一直罗列下去。‘一个几近完美的人!’我时常在心里生发出这样的感喟。”余笑忠的写作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他成名首先却不是因为诗歌,而是他当年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主持的一档文学节目:双桅船。多年以后,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还能经常碰到那档节目的忠实听众。“晚安吧,现在还醒着的人们!”每当笑忠用他那充满磁性的男低音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宣告又一天结束时,不知有多少文艺青年仍然还沉醉于对这声音背后的那个男人的猜想中。我亲眼见过大批粉丝堵在电台门前的雪地上,等候着,渴盼一睹其真容的场景,而余笑忠总是腼腆的,难为情的,不好意思的—— “十年前,我说:晚安,还清醒着的人们/十年后,我哼哼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抱着卷心菜,撕它的烂叶子,最后全部扒光/又要从一堆烂叶子里再找一遍 麻烦啊,麻烦在于/昨天夜里,有人硬塞给我两枚鸡蛋/他告诫说这是世界上最后的两枚 麻烦啊,这意味着我要担当鸡的上帝”(选自《折扇·麻烦》) 余笑忠大略属于大器晚成的诗人,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诗人往往能给我们提供结实可靠的文本。一个从来不屑于投机取巧的诗人,一个极端忠实于自我内心的写作者,他的沉潜,他的稳健,使他有效地排除了任何干扰,最终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几年前,我曾从他的诗句中生硬地创造出了“撞身取暖”这个词语,以此来表达文学尤其是诗歌在这个时代的现实处境,同时也以此向笑忠致敬。是的,“寒冬在加深。一群乡村小学的孩子/在墙角彼此撞来撞去。他们这样相互取暖”。这该是一件多么贫乏而快乐的事情啊,尽管笑忠现在的白发已经多过了黑发,但我们依然有能力度过“寒冬”,一如我在献给他的诗中所写:“和人群一样,挤着空气,硬着头皮/反复叨念着各自的变形记”,直至再也无形可变,时光也会觉得自讨没趣。 |
图文:阎志以诗言志 湖北日报讯 谢克强 阎志,1972年生,罗田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主编。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诗集、小说集多部;其作品多次获徐志摩诗歌奖、《诗刊》一等奖等奖项。先后从事过编辑、记者和企业管理工作。 那还是1990年夏天,黄冈地区文联在罗田天堂寨举办一个笔会,就是在这次笔会上,我因阎志的小说《看山屋》认识了阎志。 通常在笔会上,主办方都要给我们看作品,以便与作者交流。看过几篇小说后,我粗粗翻看了下《看山屋》,不觉眼睛一亮,便又细细读了一遍。就是今天,当我写这篇文字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小说中的这一幕:德生爷在临死前执意要搬到看山屋,只因那屋是他曾经流逝的梦。 阎志来自深山,他又走向山的深处。在他父亲为之奋斗大半辈子的林业战线,开始了他最初的社会生活。阎志是个有心人,他开始用他有点迷茫的眼睛观察人、观察事、观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观察事与事之间演变的态势,并用笔记录下来,开始了他最初的文学生涯。《看山屋》已显示出阎志在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潜力。更令我惊叹的是,阎志刚写这篇小说就应邀参加这次笔会,满打满算才十八岁。 临行时,阎志又将他自己的诗集《风铃》送给我,他说,这是他16岁到18岁的试笔。我读了他最初的几首诗,望着还是个孩子的阎志,便对他说,你可以写下去,以后多看、多读、多写。 一手写诗,一手写小说,阎志确实显现了他的才气与灵气,我便对参加笔会的丁永淮谈了我的感觉,这是个可造之材,建议给他一个新的平台。 不久,阎志调任黄冈地区文联,任《鄂东文学》编辑部主任。1993年夏天,他和时任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文学部主任的刘醒龙联手在罗田青苔关举办笔会,又邀我参加。一见面,他递给我一部诗稿《童年的鸟》,邀我写篇导读文章。几天后,我细读过诗集后,发现他的诗较三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便以《童年的鸟,飞向何处》作答。 一年后,刘醒龙调来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不久,阎志也辞去公职,只身来到武汉,在一家报社当了名记者。冥冥中似有什么在召唤着他,他白手起家,一张桌子、一间房子、三个人,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1996年底的某个冬日,在他的广告公司渐有起色、在他闯荡十年、从大别山深处的小镇一直走到大都市,他要将他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悟动手写一首长诗。不久,这首长达2500行的抒情长诗《纪念与挽歌》写完,他显得有点兴奋,将这部长诗的初稿送给我评点。《纪念与挽歌》是写在一本练习本上的,我是细读慢品,一章一章,越读越兴奋,掩卷之后,久久不能平静。我之所以兴奋无比,不仅仅是因为在湖北还没有一个青年诗人写如此规模的长诗,更是因为这是一部以诗人自己的成长经历为经,以我写物、以情写景、以经带纬、以象表意,关注现代人的心灵变化,发掘现代人生命中的文化意蕴。这部长诗,与其说是青年诗人阎志的心灵史,还不如说是一代人在变革时代的精神追问。更为难得的是这部抒情长诗,大胆突破了以前抒情长诗的樊篱,在长诗的结构和技艺上作了全新的尝试,具有开创性。 后来他几经打磨、数易其稿,为此《诗刊》社还举办“现代史诗暨阎志作品研讨会”。2010年,花城出版社和台湾华品文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出版了《纪念与挽歌》最新版,海峡两岸著名学者、诗人谢冕、郑愁予等撰文推介这部长诗,认为这部抒情长诗完整而清晰地呈现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是时代精神命运的巨型寓言。引起诗坛广泛注意。同时他先后获2007年度中国最具实力诗人奖、徐志摩诗歌奖、完美文学奖等多种奖。 如今,阎志已是国内一位声名显赫的青年企业家,他与他的“汉口北”的成功,在我看来,是诗的激情与想象为他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
图文:冒险的小说家林白 湖北日报讯 李鲁平 林白,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本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玻璃虫》《万物花开》等多部,有《林白文集》四卷,部分作品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出版。 坦率地说,我与林白交往甚少,甚至说话的机会也很少。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林白,是她刚刚调入武汉市文联之后,在一个会议场合。会议的主题记忆不清了,但跟创作有关。在那个会议上,林白上台做了一个发言。作家的发言总是很感性的,林白在发言中,讲到自己的创作和人生,讲到自己调入武汉和对武汉的认识,讲到武汉的文学氛围和环境——特别是武汉对作家的关心和尊重令她和全国的很多作家印象深刻,讲到在中国做作家就应该生活在武汉,讲着讲着不知怎么就说出了武汉万岁、武汉人民万岁之类的语言。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赞美武汉。我理解林白内心深处的感受。调入武汉时,她正值人生中的一个关口。在这样一个坎上,武汉以开放的胸怀和真诚的姿态,把她迎进这样一个以文学自豪的城市,并力尽可能地为她的创作提供方便和条件。这样的城市当然是要赞美的。 另一次见面大概是2010年底,当时,我们正筹办《芳草·潮》。有一次在汉口武汉天地一个餐馆聊天,吃饭时,林白说了不少话,大多都跟黄冈、浠水有关,跟《妇女闲聊录》的创作有关。这一次我不仅知道了她对黄冈及其民俗比较了解,而且还了解到她跟浠水的渊源,她甚至能说浠水或者黄冈的方言。这一次也了解到她在浠水生活和创作《妇女闲聊录》的过程以及感受。那是我听到她说话最多的一次,过去我以为她言语很少,可能是一种误解。 林白的创作是丰硕的,更是独特的。《守望空心岁月》、《回廊之椅》、《子弹穿过苹果》、《一个人的战争》、《瓶中之水》、《致命的飞翔》、《说吧,房间》、《寂静与芬芳》、《玻璃虫》、《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等等,每一部作品都会引来不同的解读、热闹的讨论与激烈的争执。关于林白的创作,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比如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私人化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等等;关于林白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质,也有纷纭的说法,比如女性成长史、女性自我认同意识、自恋意识、孤独意识、身体诱惑写作、内心狂想、复苏的性别、性别意识、性别经验,前卫与叛逆,等等。这些既说明林白创作的独特性,也说明林白小说的魅力非凡。 对于我而言,林白创作的魅力在于,她从不按照既有的规则去创作,从不按照约定成俗的艺术样式去结构自己的作品。因此,我更愿意把林白看成冒险的小说家,或者说,她始终是充满创新意识的小说家。 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如此,比如《一个人的战争》强烈依赖回忆的叙述;比如《致一九七五》上部更接近散文,下部则是知青生活的个人化叙述。如何在风格迥异的上下部之间建立起连贯性和整体性,对读者的阅读和审美就是巨大的挑战。后来的《妇女闲聊录》更是如此。 林白很多作品的叙述方式让很多习以为常的审美习惯受到挑战,我以为用当下的语言来说这就叫“艺术创新”,但毫无疑问,创新也意味着冒险和风险。我相信林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但她一直坚持并不妥协。或许,这正是小说家的职业精神和艺术追求,惟其如此,林白的作品也才一直吸引人不断探寻和解读。 |
图文:全能型的文化人 ——俞汝捷印象 湖北日报讯 樊星 俞汝捷 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会员,享受国务院津贴。所撰《小说24美》获湖北省首届屈原文艺创作奖。主要著作有《学诗26讲》《人心28论》《幻想和寄托的国度——志怪传奇新论》《长江小说史略》(合著)《黄鹤楼碑廊诗注》《李自成[精补本]》等。 和俞汝捷先生聊天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无论是谈文坛轶事,还是聊“文革”旧闻,也不管是谈古人雅趣,或是书画掌故,都能兴致勃勃、如数家珍。每次见到先生,就喜欢听他天南海北地谈。有一次,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列车上大家谈了一路。临别时先生高兴地表扬我:“樊星很能谈!”当然,我知道,在许多方面,我所知寥寥。特别在古代书画知识方面,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的废墟上度过的。 先生从小就对字画楹联、线装书、古典文学兴趣浓厚。上高中后对古典诗词更是痴迷——一直到今天,还能填意境高远的词。请看这首《南歌子》:“高树悲风起,低回《黄雀》诗。酒酣倚剑正神驰,子建当年慷慨放歌时。词赋江关梦,不才笑我痴。秾春消息复谁知,三十一年狂想已难期。”细细品味,是可以感到先生当年的狂放与狂想,也可以明显体会到饱经沧桑后“欲说还休”的感慨的。有这样的古典文化修养作底子,先生不仅词追古风,也能在品评书画方面道人所未道。例如他就曾谈到:“以几届书协主席而论,似乎只有启功一人擅诗。书法家不能诗便只能书写他人的作品。这无疑是一种局限,而由此带来的另一毛病是,在书写中容易发生错讹,闹出笑话。”作为黄鹤楼的文化顾问,在撰写《黄鹤楼碑廊诗注》一书时,先生在通读碑廊中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书法家(其中不乏名家)竟然把原诗写错的问题。他感慨道:“错得如此荒唐,简直令人吃惊。而如果这些书法家都能好好学诗,弄清诗词的平仄对仗要求,这些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样的感慨道出了学养对于书法的极端重要性,对于时下流行的“书法热”无疑是一针见血之论。可惜,这样的洞见仍然被当下许多自命不凡的“书家”视而不见。 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能“熟练地看线装书”,才使得老作家姚雪垠在选拔助手时慧眼识英才。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俞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姚雪垠口述录音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后三卷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时帮姚雪垠查阅相关史料。因此,《李自成》中也融入了俞先生的心血。在姚老于1999年离世以后,俞先生又在保持了原著基本构架和风格的基础上,修订补写了四卷本《李自成》。该书出版后,有专家指出:“‘精补本’较之原著,最大的特点是基本消除了‘现代化’的痕迹。”那些当年为防“棍子”而外加的带有政治化色彩说明性、议论性文字,以及原著中某些人物形象的“理想化”问题得到了应有的修补。为此,俞先生补写了20万字,压缩了100多万字。“精补本”无疑显示了俞先生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 同时,在文坛上,俞先生又以评论家、学者而为人熟知。他的小说风格学专著《小说24美》,就借鉴古典文论的形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是众所周知的名著),以古今中外百余部名著为例证,概括了小说之美的各种形态。该书重印多次,印数逾10万册,曾于1990年获湖北省最高文艺奖——首届屈原文艺创作奖,堪称学术著作雅俗共赏的一个典范。 能诗、能文,还能写小说,俞先生堪称“全能型的文化人”。而这样的人,在现在显然越来越少了。这个时代多的是“专家”,少的是“通才”。 |
我的黄金搭档周万年 湖北日报讯 黄大荣 周万年,省作家协会委员。中国作协会员。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现供职于某文学杂志社,发表作品逾百万字。主要作品结集为短篇小说集《家宴》、中篇小说集《非常演出》,纪实文学集《弃守之间》,与人合著的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1998:决战长江》。 写写万年兄(其实是小老弟,中国文化,称兄则尊则雅),在我是必须的和乐意的。圈中人称我和他“黄金搭档”,典出于去年荆州创作会议。从资金、联络、筹备,到材料、会务,就我们两个老伙计跳来跳去,居然安置得几十号人都还满意,送走最后的客人,我和他相看无语,多说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万年自谦地称我“老师”,愧不敢当,于是我有了一联:亦师亦友亦搭档,品物品文品清茶,横批:君子之交。说的是常有三五老友小聚,一杯清茶一坐半天,日常琐屑,网络稗闻,奇文疑义,家国天下,无所不聊。 万年知青岁月就是“业余作者”,招工回城,经周年丰先生介绍到沙市文化馆找我,算来已近四十年了。我一直保持着他的小说第一读者的身份。我们彼此读过对方几乎所有的文字,还有过的数度合作。当年都曾奔赴抗洪前线,他组织采写,我主持编辑,出版了二十万字的《1998:决战长江》。十年后,我和他重返抗洪战场凭吊,合写了报告文学《弃守之间》,《荆州日报》用整版连载三天,这还是从未见过的事。这几年一起办《荆州文学》,朝夕相处,有商有量,许多事甚至不用交流就想到一起了。 凭智慧和敬业精神,周万年从新闻记者做到了《江汉商报》老总。搞新闻太忙太累,应酬又多,他在出版了小说集《家宴》之后,搞文学就只是“玩玩打打”的事了。男怕入错行,万年入新闻这一行,我做过推荐,不知道他是否后悔。万年说,真想写,还是有时间的,牌桌上花去的时间不少,没办法,喊你的朋友多,自己也有牌瘾。他这么说我就安心了。其实,他跟我一样,生性有几分疏懒、散漫,憋屈和压力都受不得;兴趣又广,写作不过兴之所至,偶尔为之。情愿做苦吟诗人还是乐意做散仙,不好拿功名或超脱之类做道德评价的。 万年善于讲故事,对于体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有天生的敏感。他把生活故事移栽到他的小说王国时,悉心呵护着它的泥土和根系。 沉寂了近十年之后,饱经磨练的中年的周万年,出手不凡,出现了又一个创作爆发期。中篇小说《非常演出》、《新闻场》、《张昌的纯洁爱情》、《本报内参》相继问世,引起读书界、批评家和编辑家的广泛关注,被多家刊物出版社编选出版。以我的愚见,说他因这几部力作而跻身于当代优秀写实主义小说家的行列,不为过誉。 万年小说,选择了与他自己身份、境遇乃至心态相近的人物做主角,营造出一种真切的生活环境,让我们与他一起“活”在其间。作品的“气场”,如此熟悉,它已然是我们行动的舞台,精神的流浪地。我们活在其中,又清醒又麻木,又尴尬又无奈。想挣扎想摆脱,却又不得不周旋其间,有时凭着良知行事,有时又不得不拿人格和尊严作代价。是因为没有勇气放弃既厌倦得要命而一旦割舍便又会惶惑不安的东西么?我们处于一个严峻的悖论:既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又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万年揭示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在一个转型社会无疑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近来万年对现代派小说产生了兴趣。他明白,现代派不单是叙述方式不同,真实感、思索和审美都有另一番意趣。我期待我这位老弟文学上有新动作大动作(最近写的《风筝鱼》已经透露了某种消息),我相信他的实力,只是一宗,要少打点麻将!尽老友之责,也顾不得他爱不爱听了。 |
图文:潜心于书房 热心于公众 ——文艺理论家江岳 湖北日报讯 王维洲 江岳,文艺理论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省作协理论研究室主任,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创作员。已出版《江岳文艺美学论集》和《心海拾珠——江岳作品选》等著作。 江岳在回顾1978年春天时,写道:“在困境中,我憧憬着获得健全智力的机会。我还记得拿到武大入学通知书的晚上,仰望那轮挂在湛蓝湛蓝天幕上的黄月亮,又大又圆,我想象她在为我祝福。” 月亮的祝福,你听到过么?然而,江岳却深得于此。他是月儿一样宁静,月儿一样圆而透明,常常埋头于室内读研写作,也四出组织研讨。现如今,他获得累累的硕果,得到文学理论界的交口赞美! 1982年,他从武大毕业,分配到我所在的省作协《长江》编辑部。我看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而且健壮,以为他必是一位虎虎生风的人物,然而我错了。想不到他却是极为温和,恰是他崇尚月亮一样的温暖明丽又极专心致志的汉子。由于他是编辑理论,我是编辑诗歌,我们之间性格有点相似,便各忙各的,基本没有直接联系,但他给我留下了埋头于工作的好印象。后来他调到作协理论研究室,一人主执工作,也是一人编辑理论刊物。他很忙,但在业余时间,他竟然画起画来。我看到过他画的一匹马:面对旷野狂风遮日,此马扬鬃奋尾,向天呼哮。当时的作协主席骆文对他深为喜爱。但他的画,在全国范围尚不为人知。为此,骆老在百忙中,主动挥毫为他向《中国艺术报》撰文推介,信中说“江岳,我们这里的作家,理论家,亦善画,他的马及生肖、禽鸟等均有特色。”后来此文此画都得到发表。骆老的修为及他对年轻人的爱护,常常令江岳陷入深深的思念和感激之中。这位老人给予江岳的激励,是非常巨大的,从此江岳知道了应该如何为人并且努力做一个好人和做好事的。 但是,搞评论,做学问,是很难像文学和艺术那样起到轰动效果的。它其实是一种孤寂清苦之道。对此,江岳对他的工作是煞费苦心。首先是要团结一大批理论家,还有一批优秀作家。他团结的方式,是以真心相待,绝不虚与委蛇。如徐迟,多次参加他主持的研讨会,还劝他,优秀的评论家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散文家。为此,江岳也写了很多散文。有时,他也写诗。他和资深的评论编辑刘森辉,常在一起研究相关事项。刘的笔名叫杉沐,发表过相当多的文章。其实对刘森辉我也深有感受。有一回一个年轻的散文作者找到我来,说这是刘森辉建议他来的。还有欧阳忠在文章中也写到森辉对我的赞成。我对他也是心向往之。当时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工作,就是这样的好人却不幸早逝。江岳是性情中人,他自然更为惋惜,他匆忙写了一首诗在《当代文学研究》上发表:“你走得太急,太早/我再也握不住你的手了/小餐馆里炉火微明/我们曾默默对酌/您喜欢沉默,沉默中你疾恶如仇/你常常微笑,微笑着对朋友从不推托/你走了,好在我们还有机会/在梦中对酌。”江岳的心,为朋友的每一次跳动,都叫我感动。 正是他有这样的心态,他在理论界朋友众多。后来,对他主执研讨会的不断出新也是赞扬如潮。很有些人,为帮助他的工作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他写文学理论、评论,也写绘画评论,还写电影评论,他终于成为文学和艺术界的全能理论家。他在思维上不断探讨,他谈“烦恼与欣慰”,这是读方方与池莉的小说;他谈“大美无言”,这是他在周韶华的绘画中发现的;他谈“电影表演的偶然性”,发表在《电影艺术》杂志上。他在繁重的编辑和组织工作中,挤时间不断地提出更有新意的见解。30年来,他组织各类研讨会近百次,发表文章百万余字,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二十余篇,令人感到振奋。作家张炜就认为受到了他的启示。而在2007年,10天之内《文艺报》就接连发表了他的两篇长达半版的评论;2010年,《人民日报》就连发了他四篇评论,产生了强烈反响,受到文摘报刊和数十家网站转载。他并不自骄,决心要坚持与人为善,要远离无聊,抓紧自己,鞭策自己。 |
图文:王月圣的休息创作论 湖北日报讯 杨秀武 王月圣,苗族,1950年腊月出生于鹤峰。1978年开始从事民族民间文艺作品搜集、整理工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作品300余篇,已出版文集数部,编辑图书20余种,共有各类作品约600余万字。省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 最近,王月圣正在着手编辑出版400多万字的《王月圣文集》。王月圣的创作,除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神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神秘风情,珠玑般在他灵魂里回荡,在他创作的灵感中纠结;再就是他创作的“休息创作论”,让他的灵魂与恩施在小说的人物命运中展现给读者。 我第一次认识王月圣,是1979年,当时我在恩施市石窑中学教书,他在鹤峰县文化馆当创作辅导员。慕名前往,一见如故。他正在忙着整理足有两尺厚的民间文学大集成。大块头、大眼睛、大嗓门,一个十足的武官形象,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开始他是边工作边和我闲聊,我们越说越熟、越说越亲。晚上,请我到他家里吃晚饭。他书房的写字台上,摆着正在创作中的小说稿《撒叶尔嗬》。我们谈文学,没完没了,不亦乐乎,有几句话至今都还铭心刻骨:白天整理民间文学,这是工作;晚上下班写小说,这是休息。休息不是坐着不动,休息是换一种方式做事。我当时对这句话的理解非常简单,那就是要我摆正工作与创作的关系。 后来,王月圣调恩施州文联,任《清江》编辑部主任。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几个文朋诗友邀约到他的住所,写字台上摆着两部中篇:一部叫《饥饿的土地》,一部叫《男儿女儿动情时》。两部中篇同时创作?他笑着回答说:《饥饿的土地》写累了,就换写《男儿女儿动情时》,换一种生活场景,换一种人物命运,休息就变得很轻松,轻松就是休息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是一种高质量的休息。 1994年,《民族文学》与恩施州文联联合在恩施举办了“与西部同行,与时代同步”的文学笔会,时任《民族文学》副主编的拜克拜尔·米吉提,在文学讲座上把王月圣的这种创作方式,总结为“王月圣休息创作论”。 这个创作方式虽不是专家的学理言说,但却是王月圣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事实。他在创作中置换自己的角色,找到一种真实的情感,充盈自己的内心。“休息创作论”,让他一直保持着自己旺盛的创作活力。从那以后,我也开始尝试实践这一“创作论”,同样也让我如此幸福地享受着创作的过程——那样的轻松,又那样的深入。至今,都让我难以割舍。 |
图文:冇得话说 ——诗人王新民印象 湖北日报讯 田禾 王新民,笔名斯民。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武汉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近30年来,先后发表文学作品1300余篇(首),约300余万字。其作品曾获10余次省市级文学奖,有20余篇(首)作品被收入多种版本的选集或译介国外。 只要提起湖北文学界的王新民,谁都要点头或跷着大拇指说,那是个好人!用一句地道的武汉方言说就是:冇得话说!他对待朋友真诚、诚恳,不耍滑,不虚伪,在文学圈子里有口皆碑。他见人一脸笑,是朋友的那种真诚的笑,发自内心的笑,让人看着就舒服。他帮助朋友或为朋友办事,有求必应,而且从来不打折扣,尽其所能,倾其最大的热情最大的力量去做,争取做到最好。他仗义疏财,帮助朋友从来不图回报,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算朋友账,有唐朝诗人的那种哥们义气。他谦虚低调,心胸坦荡,宽容大度,从不嫉妒别人,不算计别人,不在人背后说长道短。所以,王新民在朋友印象中留下了“冇得话说”的好名声。他也是我多年敬重的一位老哥。我与他一路出过国,一同参加过很多文学活动。老哥语言不多,但烟瘾很大,听他说一天要抽三四包。在公众场合或坐车时,怕影响别人,他硬憋着。下车了,别人去撒尿,他宁可先憋尿,也要先去过把烟瘾再说。 湖北八十年代的诗歌是以乡土诗叫响诗坛的,无疑,王新民是湖北八十年代诗坛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美丽的阵痛》和《颤抖的灵肉》两本诗集,应该是他乡土诗创作的重要收获。王新民的诗歌独树一帜,以“宣叙长调”的特点见长,诗歌语言如万里长江波澜壮阔、奔腾浩荡、一泻千里。《长江呵,我来了》《长江魂魄》《奔向长江》《长江,让我深情地抚摸你》《养蜂女》《丘陵地带》《山民与丘陵》《山民的葬礼》等诗歌作品,都写得气势磅礴,热烈奔放,豪情万丈,读来撼人心魄,荡气回肠,有一种强烈的撞击心灵的力量。 王新民在写诗的同时,也写诗歌评论文章。他说:“一只手写诗,一只手写诗评,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才有可能成为大诗人。”他提倡诗歌要有“风骨”和“灵魂”的理论观点,得到了众多诗人和诗评家的高度关注和认同。他说:“诗是心灵时空对现实时空的审美把握和创构,它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现实、历史、情感意识复合而成的动态结构。”要求诗人写诗既要从宏观上着眼,又要于细微处动情。王新民的诗歌评论,有着特别强烈的导向性和针对性,他不仅涉及诗的社会价值取向,而且也涉及诗的语言审美趣味、诗的思想真谛和艺术特色,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深厚的内在修养。 王新民以前在基层工作,最近几年,调武汉市文联担任市作协驻会副主席,与主席董宏猷成为珠联璧合的黄金搭档,为文学做了许许多多有意义而又实在的事情。这几年湖北几个有影响的诗歌朗诵会几乎全是他们筹划举办的,给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激发了诗人们高度的创作热情。为加强青年作家的培养,连续多年组织和策划了“武汉长篇小说笔会”,既培养了作家,又推出了作品。去年,王新民听说湖北作协文学院10月份要在江夏的梁子湖开办“湖北省首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会上有全国十多位著名作家授课,他异常高兴,故把“2011年武汉长篇小说笔会”搬到了那里,让参加长篇小说笔会的青年作家参加了旁听,收获甚大。后来与王新民聊天时我说,你的这届长篇小说笔会是一届最节俭但又是收获最大的笔会,为单位节约了一大笔经费,而且收获大,可谓一举两得。他只是微微一笑。这就是他的性格,把作家的事办好了,他就高兴。这里我又要说,王新民办事“冇得话说”。 |
挥戈惩腐败 握笔著诗文 ——记诗人吴琦 湖北日报讯 马世永 吴琦,湖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从事纪检监察工作30余年,写诗30余年,先后在《湖北日报》、《长江文艺》、《诗歌月刊》、台湾《大海洋诗刊》等刊物发表诗作300余首,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扫穴犁庭惩腐败,闭门觅句养襟怀。风流自有书剑气,长伴人生除秽埃。”这是诗人吴琦发表的一组廉政诗的第一首,名为《咏怀》。这确实是在纪检监察第一线默默工作了30余年的诗人的嗟咏自况,让人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叹!《论语》有言:“不学诗,无以言。”深受中国传统古典文化浸润影响的吴琦,早在求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就对中国传统诗歌情有独钟。那时的吴琦是憧憬着做一名教书先生和诗人的。由于工作的需要,30年来,他做的是“扫穴犁庭惩腐败”之事。于是乎,工作之余,他过滤生活,捉笔书写的皆是“赋诗言志”之作。“治史须备才学识,读史咏史又何尝不如是焉。徜徉历史长河时间隧道的诗人吴琦,往往能抖落遮蔽视线的岁月烟尘,别具只眼,面对行走浮现于我华夏几千年古道上的人与事,站在现实的高地,发乎胸臆,赋作新声。”这是《长江文艺》重点推出《吴琦咏史诗抄》时编者的一段话。爬梳历史,思考当下,吴琦的系列咏史诗,流露出诗人丰富学养的同时,更多地透发出他所信从的“道义”的追求。 自然地,水乳交融般,吴琦的廉政诗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1983年8月,中纪委召开二次全会,在会议期间,吴琦即兴感怀,写下了《全党驱腐恶》一诗以表心态:“蚁穴易溃堤,腐败足倾国。硕鼠掀狂浪,蚊蝇竞肆虐。改革受干扰,民众积怨多。中央发号令,全党驱腐恶。岂畏有险阴,长缨已在握。自律尚清操,查案挥金戈。纠风顺民意,纲纪起沉疴。弊绝风清日,引吭廉政歌。”出于职业的敏感,吴琦参观包公祠、海瑞墓,观看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电影《红叶旅途》王瑛事迹时,都有妙手偶得的佳作。 “寻幽东湖边,抱膝吟秋闲。黄叶经宿雨,飘然落我肩。”一首《寻幽》,神韵高致,浑然天成。“腕底生春意,泼墨写芳姿。欲令神形备,风雅入诗思。”几句诗,将写赏花诗的神态形态及丰富内涵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1986年,吴琦作为省直机关年轻干部下派到沔阳县(仙桃)挂职,看到沔城的龙舟赛,提笔写就《赛龙舟》:“水乡龙舟赛,轻舸抢中流。又逢好年景,农家争头筹。”赛龙舟是荆楚大地农民庆贺好年景、期盼好生活的农民运动会,一首小诗,将农民的喜悦情怀和“抢”夺头标的竞赛场面跃然纸上。 读吴琦的诗,给人以励志、定神、向上的感受。字里行间渗透出正直、正派、正气。“椽笔追风雅,吟诗求怡神。旷达显本色,无欲总青春。(《感怀》)”“劳苦能增益,名利令智昏。坦诚不染尘,为人重精神。(《为人重精神》)”吴琦常处在反腐斗争第一线,查处不少贪官污吏,不少腐败分子写下忏悔录,有的人生轨迹是青年勤奋好学,中年有所作为,老年走进班房。吴琦利用这些难得的素材写了不少警世诗篇,如《说坎坷》:“羞向盛世说坎坷,中年依旧慷慨多。自信心正一生安,力求少欲万事和。无言桃李酬勤奋,有情诗书甘迂阔。老来不入邯郸道,空梦黄粱思挽戈。”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党性和原则性是必备的,面对社会上的说情风,吴琦也写下了《奉劝“和稀泥”者》:“劝君莫乱施怜悯,蛀虫岂有好品行?今日若使成气候,明朝悔见大厦倾。” 我在工作之余也写些散文随笔,我的办公室与吴琦的办公室对门,加班加点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我常与他交谈:“有的人认为我们是板着面孔,皱着眉头干事的人,殊不知,我们的文学情趣还是很浓的。”吴琦的回答也是很有诗意的:“是啊!从政难舍文学梦,且将百感系小诗。” 写诗,是一种崇高境界的追求,也许还是工作减压最好的良方,个中甘苦,只有同行中人才能深刻体味。 |
图文:快乐歌者甘茂华 湖北日报讯 张永久 甘茂华,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小说、散文、评论、歌词集10部。曾获首届湖北文学奖、第二届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奖、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甘茂华是个有趣之人,朋友间各种聚会若少了他,就少了许多乐趣。 这个快乐而有趣的男人,前些年蓄一头披肩发——准确地说,因老甘前额有些秃顶,所蓄头发并不多,像一只斑鸠的两翼,仅是象征意义上的披肩发;这些年老甘发型始有改观,索性刮成光头,这倒也很符合他快乐有趣的本性。 甘茂华出生在颇富灵性的鄂西南山区恩施,少年即爱舞文弄墨,时有“清江才子”之称谓,高中毕业后赴江西农村插队,因写了一个“毒草”剧本,被内部定性为“问题青年”,上大学、提干、参军等诸条人生道路全被堵塞,只好曲线谋发展,辗转到山西太行山插队,之后又流浪到一家工厂当工人。用老甘自己的话说,几十年来,他“从鄂西到江西,从江西到山西,从山西到西陵峡畔,从知青到作家,沿着生命的河边走边唱,一颗灵魂的颤动,闪烁自己的萤火。如今,生命已走进‘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境地,内心一片澄澈。” 快乐是老甘生命的常态,也是他生命的基本原色。 朋友圈的聚会里,常见老甘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无论是谈论国家政治大事,还是严肃的文学话题,或者是生活中的插科打诨,无不风趣幽默。老甘的口才一流,他常常能在一屋子文友中成为漩涡的中心。 与老甘口才相媲美的是他的文笔。迄今为止,他出版的十余本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散文作品,如脍炙人口的《龙船调的故乡》、《女儿寨笔记》、《鄂西风情录》、《火塘夜话》、《守望吊脚楼》、《三峡人手记》、《拜读清江》等。人称甘茂华是写风情的高手,长江三峡、清江画廊、土家山寨……鄂西南美不胜收的风情画一帧帧从他笔下流出,一经沾上读者的眼睛,读者就能永不忘记。老甘期盼自己的散文还有上升的空间,他的志向是写一部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最近几年,老甘爱上了歌词写作。这个浑身上下充满灵气的人,一旦要做个什么事,必定会做出些名堂来。他作词的《青滩的姐儿叶滩的妹》经歌手李琼一唱而走红,被中宣部颁发“五个一工程”奖。歌词集《下里巴人》,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 有天晚上,我和老甘在友人处喝酒,回家的路上谈到了文学。我建议老甘别把才华轻易浪费在写歌词上了,老甘义正言辞地反击:写首好歌词不容易,好歌词同样能千古留芳!(这话不假,我赞叹老甘说了句真理。对于优秀的写作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写什么,而在于他怎么写。)那天晚上,我俩在路灯下伫立良久,桔黄色的光晕投射下来,我忽然发现老甘的神情有些忧伤。沉默了半晌他大声爆发了:我会写的!一定会写的!作为多年的老朋友,我自然明白老甘的话中所指。文友们都知道,老甘心中储存着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几十年来一直都压在他的心头,沉甸甸的,如果能写出来,也许将是他的凤凰之歌。看着夜风中老甘那张变形的脸,刹那间我似有顿悟:除了快乐之外,忧伤也是老甘生命的原色之一。 |
汉江上长成的鹏喜 湖北日报讯 任蒙 鹏喜,现任武汉作协副主席,芳草杂志社副总编辑,系中国作协会员。主要著述有长篇小说《河祭》等五部,长篇报告文学《龙马负图》等两部,散文集《冰上猎与舞》等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曾获武汉市首届文艺作品奖之长篇小说奖等多种奖项。 多少年,我喊起“鹏喜”这个名儿来就有一种亲切感。他本姓钱,著述署名时就省去了姓氏,因此,无论是从老友角度还是从笔名角度,这样称呼他都很恰当。当然更重要的是,与鹏喜交往或长或短,你都能够感觉出他那种做人的风格,不牛不傲不精不咋呼,更不耍小心眼。我曾经暗自想过,让这人来担任一个特大城市主流文学刊物的主编,对很多作者来说,是件“占便宜”的事情。 鹏喜是写小说的,出版过五六部长篇,也写过中篇和短篇,还写过散文,但只出版过两本。相识多年之后我才接触到他的作品,具体地说就是他的小说《河祭》,那是他早期的一部长篇,也是他产生过社会影响的第一部小说。我是从《当代作家》上读到的,那时我正主持编辑一家书刊资讯类报纸,还就手为他写过一篇短评。《河祭》是写汉水船帮生活的,鹏喜写出了船家初离岸土的痛苦与愁绪,写出了船帮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写出了他们与帮会流氓和官府兵痞之间的周旋用智,更写出了他们抗击日寇的悲壮义举,把一种很多读者不大了解的船家生活写得波澜起伏,向读者展示了一条古老河流与船民生活浑然一体的现实世界。 这部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读者的充分肯定,第二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河祭》出版了单行本。许多年后,还有评论家撰文研究这部小说的成败得失。至今,圈子里的朋友提起鹏喜,就必然说到他的《河祭》,这部小说不仅对他来说是一部标志性作品,而且对汉水这个地域,对武汉文坛,都是不可忽略的一部长篇。 写《河祭》时,鹏喜才三十出头,现在回头看来,在那样的年华能够以老练的笔力写出富有历史沧桑感的“大部头”,是很不容易的。几年后,鹏喜创作了他的第二部长篇《不远的木屋国》,这部小说写的是大都市在旧城改造中发生的巨大变迁,但他没有停留在城市图景演变的简单记录上,也没有停留在对两代城市人与困顿的生存环境抗争历程的描绘上,而是着力揭示社会变迁给人们心态带来的变化。 鹏喜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有人还从民俗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过其中的审美价值。如果要追溯其源,他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鹏喜说,他祖祖辈辈生活在汉江上,他对这条古老的大江有着特殊的情感,自少年时代起,他就被许多可歌可泣的船家故事感染着,于是便有了《河祭》。后来的《不远的木屋国》,写的就是武汉的变化,就是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 鹏喜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你不用和他多接触,他就会使你心情释然,使你信赖他,放心他,同时也尊重他。用“厚道温和”来概括他给我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几十年我没见他大声说笑过,即使许久未见,他也不会上来使劲握手或高声大气地表达。可他那清瘦却光洁的脸上总露出让人感到亲切的笑意,平静的语调让人感受到一种老友的独特情怀。 鹏喜与我同庚,不同的是,我成长在乡下,他属于出生于武汉的城里人,当过知青,在乡下教过书,做过县知青办公室的宣传干事。招工返城后,先是当工人,不久又去教书,又当宣传干事,走过了那个时代许多城市青年经历过的人生道路。可是,后来他能够上大学,能够去做记者和编辑,就不是很多人都可以选择的道路。再后来,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沉甸甸的小说,能够当主编,当作协副主席,所能类比的人就更少了。 |
图文:全能型的文化人 ——俞汝捷印象 湖北日报讯 樊星 俞汝捷 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会员,享受国务院津贴。所撰《小说24美》获湖北省首届屈原文艺创作奖。主要著作有《学诗26讲》《人心28论》《幻想和寄托的国度——志怪传奇新论》《长江小说史略》(合著)《黄鹤楼碑廊诗注》《李自成[精补本]》等。 和俞汝捷先生聊天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无论是谈文坛轶事,还是聊“文革”旧闻,也不管是谈古人雅趣,或是书画掌故,都能兴致勃勃、如数家珍。每次见到先生,就喜欢听他天南海北地谈。有一次,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列车上大家谈了一路。临别时先生高兴地表扬我:“樊星很能谈!”当然,我知道,在许多方面,我所知寥寥。特别在古代书画知识方面,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的废墟上度过的。 先生从小就对字画楹联、线装书、古典文学兴趣浓厚。上高中后对古典诗词更是痴迷——一直到今天,还能填意境高远的词。请看这首《南歌子》:“高树悲风起,低回《黄雀》诗。酒酣倚剑正神驰,子建当年慷慨放歌时。词赋江关梦,不才笑我痴。秾春消息复谁知,三十一年狂想已难期。”细细品味,是可以感到先生当年的狂放与狂想,也可以明显体会到饱经沧桑后“欲说还休”的感慨的。有这样的古典文化修养作底子,先生不仅词追古风,也能在品评书画方面道人所未道。例如他就曾谈到:“以几届书协主席而论,似乎只有启功一人擅诗。书法家不能诗便只能书写他人的作品。这无疑是一种局限,而由此带来的另一毛病是,在书写中容易发生错讹,闹出笑话。”作为黄鹤楼的文化顾问,在撰写《黄鹤楼碑廊诗注》一书时,先生在通读碑廊中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书法家(其中不乏名家)竟然把原诗写错的问题。他感慨道:“错得如此荒唐,简直令人吃惊。而如果这些书法家都能好好学诗,弄清诗词的平仄对仗要求,这些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样的感慨道出了学养对于书法的极端重要性,对于时下流行的“书法热”无疑是一针见血之论。可惜,这样的洞见仍然被当下许多自命不凡的“书家”视而不见。 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能“熟练地看线装书”,才使得老作家姚雪垠在选拔助手时慧眼识英才。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俞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姚雪垠口述录音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后三卷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时帮姚雪垠查阅相关史料。因此,《李自成》中也融入了俞先生的心血。在姚老于1999年离世以后,俞先生又在保持了原著基本构架和风格的基础上,修订补写了四卷本《李自成》。该书出版后,有专家指出:“‘精补本’较之原著,最大的特点是基本消除了‘现代化’的痕迹。”那些当年为防“棍子”而外加的带有政治化色彩说明性、议论性文字,以及原著中某些人物形象的“理想化”问题得到了应有的修补。为此,俞先生补写了20万字,压缩了100多万字。“精补本”无疑显示了俞先生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 同时,在文坛上,俞先生又以评论家、学者而为人熟知。他的小说风格学专著《小说24美》,就借鉴古典文论的形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是众所周知的名著),以古今中外百余部名著为例证,概括了小说之美的各种形态。该书重印多次,印数逾10万册,曾于1990年获湖北省最高文艺奖——首届屈原文艺创作奖,堪称学术著作雅俗共赏的一个典范。 能诗、能文,还能写小说,俞先生堪称“全能型的文化人”。而这样的人,在现在显然越来越少了。这个时代多的是“专家”,少的是“通才”。 |
图文:潜心于书房 热心于公众 ——文艺理论家江岳 湖北日报讯 王维洲 江岳,文艺理论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省作协理论研究室主任,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创作员。已出版《江岳文艺美学论集》和《心海拾珠——江岳作品选》等著作。 江岳在回顾1978年春天时,写道:“在困境中,我憧憬着获得健全智力的机会。我还记得拿到武大入学通知书的晚上,仰望那轮挂在湛蓝湛蓝天幕上的黄月亮,又大又圆,我想象她在为我祝福。” 月亮的祝福,你听到过么?然而,江岳却深得于此。他是月儿一样宁静,月儿一样圆而透明,常常埋头于室内读研写作,也四出组织研讨。现如今,他获得累累的硕果,得到文学理论界的交口赞美! 1982年,他从武大毕业,分配到我所在的省作协《长江》编辑部。我看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而且健壮,以为他必是一位虎虎生风的人物,然而我错了。想不到他却是极为温和,恰是他崇尚月亮一样的温暖明丽又极专心致志的汉子。由于他是编辑理论,我是编辑诗歌,我们之间性格有点相似,便各忙各的,基本没有直接联系,但他给我留下了埋头于工作的好印象。后来他调到作协理论研究室,一人主执工作,也是一人编辑理论刊物。他很忙,但在业余时间,他竟然画起画来。我看到过他画的一匹马:面对旷野狂风遮日,此马扬鬃奋尾,向天呼哮。当时的作协主席骆文对他深为喜爱。但他的画,在全国范围尚不为人知。为此,骆老在百忙中,主动挥毫为他向《中国艺术报》撰文推介,信中说“江岳,我们这里的作家,理论家,亦善画,他的马及生肖、禽鸟等均有特色。”后来此文此画都得到发表。骆老的修为及他对年轻人的爱护,常常令江岳陷入深深的思念和感激之中。这位老人给予江岳的激励,是非常巨大的,从此江岳知道了应该如何为人并且努力做一个好人和做好事的。 但是,搞评论,做学问,是很难像文学和艺术那样起到轰动效果的。它其实是一种孤寂清苦之道。对此,江岳对他的工作是煞费苦心。首先是要团结一大批理论家,还有一批优秀作家。他团结的方式,是以真心相待,绝不虚与委蛇。如徐迟,多次参加他主持的研讨会,还劝他,优秀的评论家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散文家。为此,江岳也写了很多散文。有时,他也写诗。他和资深的评论编辑刘森辉,常在一起研究相关事项。刘的笔名叫杉沐,发表过相当多的文章。其实对刘森辉我也深有感受。有一回一个年轻的散文作者找到我来,说这是刘森辉建议他来的。还有欧阳忠在文章中也写到森辉对我的赞成。我对他也是心向往之。当时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工作,就是这样的好人却不幸早逝。江岳是性情中人,他自然更为惋惜,他匆忙写了一首诗在《当代文学研究》上发表:“你走得太急,太早/我再也握不住你的手了/小餐馆里炉火微明/我们曾默默对酌/您喜欢沉默,沉默中你疾恶如仇/你常常微笑,微笑着对朋友从不推托/你走了,好在我们还有机会/在梦中对酌。”江岳的心,为朋友的每一次跳动,都叫我感动。 正是他有这样的心态,他在理论界朋友众多。后来,对他主执研讨会的不断出新也是赞扬如潮。很有些人,为帮助他的工作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他写文学理论、评论,也写绘画评论,还写电影评论,他终于成为文学和艺术界的全能理论家。他在思维上不断探讨,他谈“烦恼与欣慰”,这是读方方与池莉的小说;他谈“大美无言”,这是他在周韶华的绘画中发现的;他谈“电影表演的偶然性”,发表在《电影艺术》杂志上。他在繁重的编辑和组织工作中,挤时间不断地提出更有新意的见解。30年来,他组织各类研讨会近百次,发表文章百万余字,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二十余篇,令人感到振奋。作家张炜就认为受到了他的启示。而在2007年,10天之内《文艺报》就接连发表了他的两篇长达半版的评论;2010年,《人民日报》就连发了他四篇评论,产生了强烈反响,受到文摘报刊和数十家网站转载。他并不自骄,决心要坚持与人为善,要远离无聊,抓紧自己,鞭策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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