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乡村，寻找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之路，这几乎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执著的追求———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温铁军的定州“翟城村”…… 记忆中清澈的开满荷花的坑塘，现在漂浮着树叶、苔藓和各种生活垃圾。 梁鸿 摄  远处电线杆底座四面的土全被挖走，成了孤零零的杆子。 梁鸿·《中国在梁庄》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分别于2008年、2009年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该作品选摘《梁庄》获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颁发的“非虚构作品奖”，同时获评《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好书。 梁鸿家乡的豆面条和烩面是很好吃的，里面都加了一些芝麻叶或者红薯叶、萝卜樱子、南瓜叶子做成的干菜，大热天摘下晒干，冬天用水泡发，热气腾腾的面条里，就浮现出干菜诱人的暗绿色，散发出别样的香味，这样的一碗豆面条或者烩面，让离开家乡的人扯心扯肺。 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算上梁家的祖辈们，吃干菜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每逢荒年乱世，灾民饮食无着，干菜是最后赖以活命的食物，所以当地人家再穷也要晒一些干菜———谁知道哪一年又会饿肚子？饥苦成为梁家几代人记忆深处的感受。 不过在北京，梁鸿已经很难吃到地道的家乡饭了，近20年来，每天的电话、短信，成为她和家乡血脉的连接。“啊呀，你不知道，咱村里又出了个大事呀……那个谁谁谁……”日渐模糊的梁庄，在亲人们的描述中，渐渐清晰，乃至成为隐痛———对，那是故乡，可又是那样陌生；那是中国已经或者正在逐渐消失的40万个村庄中的一个。 陌生的故乡 每次回家，梁鸿特别喜欢坐在火车的窗户边，看着火车一点一点到了平原，一片绿色的庄稼地，庄稼地里突然有一棵树伸出来了，或者有一座坟，坟旁边有一棵树，还有远远的村庄，那么朴素，那么沉默，都让她感觉非常幸福，非常满足。回到梁庄，她也特别有归属感，早逝的母亲安葬在梁庄河坡上的公墓里，那里开阔，安静。梁鸿每次给母亲上坟，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993年离开家乡后，实际上梁鸿很少回梁庄，更多的时候由姊妹们代她给母亲磕个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台上，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她要教中文写作课，要作学术论文。然而，她越来越质疑这种虚构的生活：“我站在讲台上常常自问，我讲的这些，我自己相信吗？我的学问跟谁发生了联系？”她思念曾经生活了20年的穰县梁庄，一次次地，她在内心追问自己：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已经有十年之久，写写故乡的冲动始终在她内心冲撞。2008年暑假，梁鸿终于回家了。 2008年7月3日，父亲带着姊妹们来接梁鸿。车门打开，早站在车厢门口的3岁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下车，他指着地上说：“脏，太脏了。”大家哄堂大笑。车站到处是被雨水淋湿了的水果皮和废纸，苍蝇在垃圾上爬来爬去。来自北京的儿子有点被吓住了，看着接自己的亲人，梁鸿有点羞愧，事后狠狠地批评了儿子一通。 回梁庄的路上，梁鸿还在想念20多年前有鸭子飞过水面的坑塘(水塘)。那时候的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清香的莲子伸手可摘，水里还有鱼和螺壳。半个多小时后，梁庄村口到了，梁鸿记忆中清澈的开满荷花的坑塘，现在还不到原来的1/3，污水、树叶、苔藓和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漂浮在黑绿色的水面上。 村庄的主路两旁，现在盖起了一排排新房，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但一把把铁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偶尔，有人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是老人和年幼的孩子。通向梁家老屋的路，几乎已被及膝的杂草和灌木封住。正屋屋顶上到处是大洞，地基倾斜，院墙坍塌。以老屋为起点往东看，竟是大片连绵的废墟，到处是瓦砾断墙，断墙角落还有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有落满灰尘的锅盖和铁铲。 而在梁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老屋前面的树下就是梁庄的中心。夏天，每到吃午饭，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是歇凉的中心，到了半夜，还有人在这里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梁庄的西南边，则是一片离地平线三丈深的整齐的凹陷地，足足有上百亩，一眼望过去，非常平坦。 “连上砖场，这儿原来共有两三百亩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麦黄梢时，一片金黄，那真是漂亮。现在这地，已经没法种了，因为没有任何营养了。”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 梁光正所说的砖场，建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那曾经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重新复苏的标志之一。80年代初期开始，村里有许多人都在这个砖场干过活，以挣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学费。到2005年，国家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砖窑废弃了，环绕砖场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这些年间，梁庄砖场到底挖了多少土，挖有多深，只要看看砖场旁边的那根电线杆就明白了———从电线杆的底座到它裸露出来的根部约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电线杆成了一根孤零零的旗杆。砖窑前面的河坡如今也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平———它曾经像城墙一样，抵挡过汹涌的河水。 灌溉梁庄田地的河是湍水，几百年前，它就流经这里。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曾记载，在湍河两岸，生长着如奇葩般的菊花，味美异常。梁鸿的父亲记得，他小时候湍水还能行船，来自武汉、襄樊十吨八吨的大船都能行经这里。河道变窄后，绿色的河坡成为空旷的荒野，小鹿、湖洼、野鸭、芦苇荡，不知什么时候也消失了。河水越来越少，有许多地方只剩下干涸的河底。很长一段时间，上游造纸厂排出的废水都流进湍河，黑亮亮的河水像汽油，浮着泡沫，整个河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河岸两旁，挖沙车像蚂蝗一样拥挤着。大约五里的路程，就有将近20个挖沙机，平均一里地就有4个，有些地方更集中。河岸边还有挖沙遗留下来的一个个大型不规则的沙窝，梁鸿的哥哥梁毅志说，这里的沙、水都物有其主，被不同的沙场老板分治割据，“一到夏天，河水涨了，这些沙窝就全是大旋涡，每年都淹死人。” 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梁鸿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20年的梁庄。走在路上，她总有迷失的感觉，“我的家乡怎么变成了这样？”  湍河如今变窄，河道被挖掘出许多杂乱小支流。  村子里一处废弃的房屋。 吞噬生命的河流 要不是痔疮太厉害，五奶奶还见不到小儿子光亮，“五年啦，没钱(寄)回来。”儿子躺在床上输液，这个中年男人给母亲算账说：“啥世道，城里割个痔疮也算手术，还要住院，三四千块钱！好嘛，好不容易攒起点钱就要交到那里去，还不如回这找个卫生院、诊所割了省事，才几百块钱！” 五奶奶70岁了，头发全白，肥胖、慈祥，有着爽朗的笑声。儿子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就在家照顾他们的孩子，儿子每个月寄500元钱回来。 梁鸿的老父亲在一旁说，村里几乎家家是这样，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不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有一对老两口照顾4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4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 中午，五奶奶要给5个孙子孙女做面条吃。孙女刚出大门就哭喊起来“奶奶，他把俺头打了！” “这土匪！”五奶奶把围裙卷在腰里，去追被叫做土匪的调皮小子，小男孩一溜烟窜到门前的冬麦地里，远远地嗷嗷叫着蹦着。 不到5分钟，院子里的女孩嚎啕大哭，“土匪”把砖头砸在了她的头上，五奶奶用扫帚打“土匪”，他笑嘻嘻地跳着“不疼，不疼！” “要是给我3个这样的孩子，我连半月都活不了。”五奶奶坐在凳子上，累得直喘。 五奶奶和光亮谁都不提9年前淹死的调皮蛋。死的时候，他11岁，“要是活着，现在20岁了。”五奶奶每年都念叨这个孙子。 9年前，五奶奶领着孙子调皮蛋上学，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做饭，地里的活还要抽空干。有天中午正做饭，邻居孩子跑来告诉五奶奶，调皮蛋掉河里了，大人正捞他。五奶奶顺着砖瓦场走下去，边走边哭，想着这咋给儿子儿媳交代呀.她走的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蹚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只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跑到河边，一群人在水里摸，大人用脚探住了调皮蛋，用劲挑起来，调皮蛋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 五奶奶现在还记得孙子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扎过，说没就没了。五奶奶一屁股坐在沙里，抱着娃儿的身子哭：“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当年淹死调皮蛋的湍河，如今已被挖得很窄，河道被挖掘出许多杂乱的小支流，河水也随意漫流着，有些地方清浅无水，有些地方水流却非常急。隔两三百米，就有挖沙船的传送带隆隆地响着，挖沙机横在水里，吊机悬在空中，机器旁边是一堆堆沙子，拉沙的卡车隆隆地来去，一派繁忙景象。梁鸿的哥哥梁毅志说，1994年，一小四轮（小型拖拉机）沙子带工钱才5元，现在，建筑工地多，一卡车要100多元钱。河面上挖沙场太多，有的河段已经被抛弃，因为河底已经挖到黄泥层，没有沙了。 后来，梁鸿去采访县城的水利局副局长，副局长说：“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我们局里有一个同志的小孩，16岁，就是前几年被淹死的。”而且，短暂停工后的上游造纸厂又要开工了，作为邻县的支柱产业，“它一直是开开停停。” 养猪的校舍 梁庄小学已关闭将近十年了，不知谁把原来的字改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残破的两层红砖楼，几年几班的牌子还没有摘下，楼下二年级1班和2班的教室都关着两头猪，水泥地面上猪粪和泥水和在一起，臭味和着教室里陈年潮湿的气味从门口涌出来。升国旗的地方只剩下水泥墩，看门的兴哥说，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卖废品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兴哥和老伴在院里种上了大葱和小油菜，“地硬，原来全是砖地，可不好刨。”老伴抱怨着。教室的窗玻璃大都被打烂了，兴哥老伴说，有的窗框也被调皮孩子扒走了，“啥都给你整得稀烂，要不是我们看着，大门都叫人扒走了。” 兴哥有时能赚点小钱。他牵着一头猪出去配种，猪一路叫着，泻出的猪粪撒在院子正中的路面上。出去一会，兴哥把猪拴在旗墩子上，忙着给客人倒水喝，“村里有几户盖房子，猪没处放，就圈这里。” 兴哥把暖壶和杂物都放在石碑上，“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是他在猪槽下面找到的，他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 曾在这里教书的老民办教师万明记得，1981年国家开始资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现在的两层红砖楼是那年盖的。小学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200多个学生。 但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学生被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学校也就散了。”  一头小猪靠在《小学生守则》墙下。  这是村里一户农家的正屋。 梁鸿 摄 无以为继的农田 给梁鸿的爷爷和三爷上坟时，梁鸿的父亲梁光正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4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 1960年前，梁庄的梁家人有200多口，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每户都有人死。梁光正记得，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1958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都饿得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到1981年、1982年，人民公社体制即将消亡，联产承包开始推行。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8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因为地少，收成不够养家糊口，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就曾去北京打工。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到北京后第二天，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提到那个时候出去闯天下，梁毅志笑起来：“我还带了一辆山地车回来，那时候要600多元钱。” 据他了解，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家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地很。”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原来村里有1000多口人，“现在进村不见人，死了人都没人抬。找不到年轻人抬、挖坑弄啥。” 如今梁庄的土地也多是老人在种，梁光正算了一个明白账：一个人8分地，一般种麦子和玉米，一亩麦子最高产量800斤，玉米1000斤，都合8角钱一斤，一年才见1400元。再算投资，麦子一亩地得200元钱，犁地上肥料就得300元钱，总共700元钱能把庄稼收到家里来，这还是好年景，按最高的产量算。一亩地一年挣700元钱。 少年奸杀案 2006年1月23日，当地的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这成为梁庄十几年间最令人震动的大事。原来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梁庄82岁的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梁庄调查案件也已有9个月。 王家少年被抓后，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梁庄。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习回来，王家少年打开电视机和D V 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黄碟看。看完之后他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他到刘老太所住的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 在公安局排查的9个月里，王家少年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 梁鸿走访村民得知，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虽然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他的学习倒是一直不错，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也面善，从不像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梁鸿和五奶奶聊起这事的时候，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她言语非常激愤，和梁鸿父亲及老支书梁兴隆的语气一模一样。 通过重重关系，梁鸿终于获得探视王家少年的机会。面前的年轻人单薄、瘦弱，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须都没有———看到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梁鸿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她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她一下子崩溃了，“谁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她后来写道。 “害就害在九几年(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绑架、黄色录像、抢劫……慢慢出现，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听说黑社会啥的……”梁光正也叹气，“早些年(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比较安生，哪有这些个事？” |
| 除了被判死刑的王家少年，梁鸿采访的巧玉媳妇也曾是被看不起的人，前夫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和村里另一个男人相好上，双双去了深圳打工，然后和前夫办了离婚。可当她听说前夫脑血栓中风在床时，巧玉两口子马上就回来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俩天天推着前夫到街上去打针、看病，两个人照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人，认认真真地服侍着，一直到前夫发病去世。 回忆中的梁庄，总是温暖亲切的。梁鸿的大姐还清楚记得，上世纪80年代过年，家里总要做一大锅烩菜，姊妹几个每人要给村里人端一碗(条件好的要端饺子，一般就是萝卜烩菜)，别人家也会让孩子端一碗烩菜送回来，这样端回来就是一锅百家饭。平时家里有点小隔阂的，这时候都不能太计较，“如果两家都不端菜了，那这两家的关系就等于断了，”梁鸿大姐说：“这些年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家里都没有人了。” 礼尚往来，谦卑宽厚，善良诚恳……这些古老的道德依然深得乡人的尊重。“在乡村，这种东西它会越来越少，因为整个乡村的文化处于一个颓败状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化，在这几十年里其实在慢慢地破坏掉。”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禁不住感慨。 土葬之恋 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梁鸿的大伯“老道义”是梁庄最早的大学生，先在县城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到镇上教书，他和梁鸿的父亲一样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于是人们背地里都叫他“老道义”。 2004年，“老道义”得肺气肿去世。但去世前，老人就说，不想火化，一直念叨着怕疼，哪怕出点钱也行，他给村支书也说，希望有完整的尸首，见不得烧那样子。 “老道义”的儿子万会十分为难，在梁庄，一种是半夜偷偷埋掉，亲人来了不敢哭出声，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另一种是出钱完整地埋，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民政上的人知道了不好办，还得花钱。 “老道义”去世的时候，上面正盯得紧，县上的人也跟过来，不火化不行了，但又不能违背老人的遗愿，儿子万会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之前，就让阴阳先生把父亲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他曾安慰自己：“这也算是个囫囵人。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可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但到了火葬场，父亲头上蒙着的黄纸老往下掉。儿子万会抬起来盖上，一会又掉了，后来才发现，是父亲的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所以提示我。”隔了这么多年，万会想起来还是难过，“我当时就哭了，爹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新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老道义”的骨灰是偷偷埋掉的，亲人们哭得声音都很小，只是抹眼泪。万会说，原来大队说要给村里找片地，盖个房放骨灰盒，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动静，“在农村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乡村出路在何方 村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一种对象，大概只有100年的历史，中国古代资料里存在的是官方的“里”和“社”。现代以来，包括延安时期，人们利用民间的剪纸、喜剧进行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以村庄为题材的大部头小说《艳阳天》，这些在历史上都是很难看到的。梁鸿采访的人物故事，则大多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间。 《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集中在2010年上半年，中间有段时间梁鸿写不下去了，“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这些故事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乡村走的是一条死路？难道中国的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吗？身处强大的现代化旋涡当中，乡土的中国在逐渐终结吗？出路到底在何方？” 2010年11月，《中国在梁庄》出版。梁鸿的大姐看完后对梁鸿说：“你写的家乡很真实，可是你也应该看到好的一面，过去连文盲都解决不了，现在你看有吃有喝有钱花；过去咱妈有病，每一分钱都要靠自己拼，你看现在国家掏一大部分，医疗解决多大问题……妈现在活着该多好……她一天福也没享过。” 梁鸿无以辩驳。她总想起年少时，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常年瘫痪的母亲冰凉的脚，给她捂暖，梁鸿姊妹们躺在另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窗外清白的月光照进来，父亲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豫剧《海棠泪》段落)悲哀与温暖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梁鸿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 74岁的梁光正，以自己大半个世纪的乡村经验和思索，帮女儿完成了采访，《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尽管视力还很好，老父亲却始终不愿意看，他说“看了心头难过……” 一直到《中国在梁庄》频繁获奖，梁鸿的心情还是很复杂。2011年1月6日，她去领奖，发言那一刻，梁庄熟悉的亲人和乡亲，一下都涌到了眼前，她含着眼泪，有点哽咽：“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改变乡村，寻找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之路，这几乎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执著的追求———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温铁军的定州“翟城村”，都是乡村调查的范本——— 梁鸿的梁庄，还远没有结束。 (注：作家梁鸿所写“梁庄”与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1299115053 |
| 价值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是我们在心里看重、认为值得以行动追求的东西。我们看重的东西不止一个，但我们常常还是能够理出持久和非持久之别、根本和非根本之别。不同人的价值追求也会有所不同，但在人性的深处还是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是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重视或需要的。不少进饭馆的人可能永远不会进书店，而所有进书店的人都还会进饭馆，所以，饭馆的数量远比书店要多。或者说，价值追求还会有多数和少数、比较广泛和不那么广泛之别，在一个社会里，就会形成主流或非主流、支配或非支配性的价值追求。我应当追求什么？或者更进一步说，一个社会应当主要追求什么？按休谟的说法，这种价值的要求是无法从事实引申出来的，无法从事实给出论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对人们事实上在追求什么做一种客观的观察和描述。 不谈超越的、精神的追求，人们此世的、或世俗的价值追求可能主要有三种：权、钱、名。而其中对钱的追求又是最普遍的，因为“钱”还包括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即便钱“不是万能的”，但完全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有这个意思。但这一最广泛的价值要求能否成为一个社会最高的、或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却是不一定的。相反，我们倒是可以从漫长的中国以致西方的历史中看到，传统社会一般并不以满足经济欲求为中心。 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会始终在人性中根深蒂固地存在，但是，一个社会张扬那一些价值、尤其是从制度上张扬，则决定了那一些价值能够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种张扬其实又反映了权力者的价值观。这样说，权力又是更关键或更紧要的了。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处在一个“权力本位”而少制衡的社会里，获取政治权力也能成为获取金钱的手段，甚至是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来说更可靠、更有效的手段。但是，在有些制度下，比如就说中国自两汉到晚清的社会，获取某种文化名望又成了获取权力和官职的先决条件，或是通过在民间养望而得到察举，或是通过考试而金榜题名，官员的主要来源是来自有一定文化能力的有名之士。 如此看来，中国传统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权名社会”了，到了近代和西方相遇，虽然开始力求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富强”，但在长达百多年的过渡期里。似乎还是一个“权名社会”，只是这里的“权名社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权名社会”，尤其是“名”改变了，从社会的角度看，不再是尊崇儒家的文化，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诸神之争”最后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定于一”。中国社会在此期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举之路的功名道断，价值的社会基础从乡村移到了城市。 传统社会主要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欲获取功名和官职的人主要是耕读传家的农家子弟，只要有相当的聪明，他们在乡下读私塾甚至家教就足可应对以人文经典为主要内容的考试，所以，他们进城也主要是短暂的赶考而非长期的求学。根据何炳棣等学者的研究与统计，古代官员大多是来自散布在乡村的子弟而非城里的仕宦之家。而官员退休后也多重返乡里。中国的这种城乡格局和乡村状态多少年来也没有大的改变，甚至我们看费孝通先生1948年写就的、篇幅不大但却具有经典意义的《乡土中国》，其中描绘的还是这样一个古老的乡土社会：固守土地，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等。 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状况却是大大的不同了，几乎可以说是“不离乡无以发达”，“不进城无以出头”。这在1949以后的前三十年就已经很明显了，城乡差别与户口隔离一度发展到了凝固的地步，我们从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可以看到：一个农村的有志青年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要克服多大的障碍，他必须首先跳出“农门”，而仅仅要走过将吃农村粮变为吃商品粮这一步就有无比的艰难。我1976年在内蒙的驻地附近还曾访过一位穷老汉，他49年已是解放军的连长，但因为渴望着“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在分田后选择了离开部队回乡务农，于是最终过上了一种贫困的生活——但这也就是当时农民所过的普通生活，只是他的战友后来多是师、团职、与他就有天壤之别了，转业到城里的也远比他生活好。他总结他的教训是：一是离开了军队，也就是说离开了一个权力的系统；二是没有到城里而是回到了乡下。当然，他也没有料到后来政策的变化。 在建国一甲子的后三十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但各种资源也更多地聚集到了城市。今天的“城市”作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凝集了多种多样人们渴望追求的价值资源：权力、财富、名望、物质文明的便利、文化生活的丰富、精神交往的宽广等等。而乡村地区的变化则呈两极：要么大规模地都市化或城镇化，要么衰落、萧条甚至被遗弃。比如，我少年时所居住的距省城十八公里的乡野现已和都市联成一片，连过去的大湖也被填平变成了楼房林立的居住小区。而我童年时所居、离城市较远的园艺农场则渐渐抛荒，连附近给了我许多幼时憧憬的的铁路小站也被取消和拆除。农村也盖了许多新房，一问都是从城里挣来的钱。年轻人大都到城里打工或做生意去了，留守乡村的是老人和儿童。开明的老人也早已不希望子女“父母在，不远游”，而是说：“孩子走得越远越好，越远越有出息。没出息才守在家里。”“头等上京城、中等去省城，最不济也要到县城。”看来，今天的社会学家亟须有人写一本言简意赅的《都市中国》了。 |
| 郑永年：中国的文化现状及其“走出去”困局 | ||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国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在任何一本西方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三是文官的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把他们进行调动，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里有两个目标，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累积治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能力。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这里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权利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营销效果取决于实际内容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这些年在世界上的扩张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穆斯林在欧洲的扩张。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的扩张同样迅速。 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成份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们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穆斯林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穆斯林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会不会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人们的关注。 中国文化处于守势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很显然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更没有基于文化产品质上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继续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要就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它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它国家，强迫其它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现在所有的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不简单照抄照搬，要不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贫困潦倒的条件下进行艰难创作的哲学家、小说家、画家、音乐家，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如此吸引我们了。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走出去”。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中国文化的生存空间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挤压。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人们可以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不就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 注：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节选的第二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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