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震今：教育公平与关注学生个性差异 |
今年的高考和录取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有关高考制度和高校招生体制的争论也越来越热烈。在争论中，在具体到某些活生生的个案时，大家都觉得应该给每个学生发展的机会，但是当这些孩子的机会是相互矛盾的时候———因为录取名额是规定死的，录取甲就可能影响乙或丙的命运———就让人难以下定论了。从局外讲，大家怎么说都可以，可是作为负责招生工作的领导，给了这个考生机会，也就堵塞了另外一位考生的道路。在这里，仍然是典型的零和博弈。他们都是人，都值得同等的尊重和同情，我们应该如何考虑呢？ 在争论中，不仅许多人以郭沫若、钱钟书、邓拓等人的例子，批评现在所谓“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而且不断有现实中的例子进一步佐证，应该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了。据说，东南大学有名学生，几年前东南大学破格将其录取到无线电系，其发明很多，获得许多奖项，但考试成绩却不算太好，却又被推荐上了研究生。加之今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推出了力度更大的自主招生改革，甚至有未达重点线的学生因面试成绩好而被录取。作为高校负责招生工作的领导，我个人非常钦佩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勇气，而且认为高考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不过，我觉得必须全面、历史地对待和思考高校招生制度问题，使其得到逐步修正和完善，而不能破坏性地对待。 首先，历史地看，目前的高考制度应该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保证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公平，使许多有志青年圆了自己的梦。尤其是在恢复高考的初期，它带给人们的是公平、是机会、是希望———不再凭借家庭出身、地域差别、城乡身份、人缘关系，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就可以与其他青年人一起通过公平的考试，去争取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近几年，公众批评招生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政府提出招生工作的阳光工程，就是为了维护招生工作的公平性。实际上，许多国家在学习中国的办法，如俄国就准备在2009年实行全国统一考试。鉴于此，我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仍然具有合理性，改革的应该是考试内容。尽量减少死记硬背的东西，增加基本能力和创造力的测试。 其次，就我作为高校教师的观察，从概率的角度看，考试分数与认知能力之间正相关的关联还是很明显的。譬如，我在多年讲全校公共素质课的过程中就发现，凡是高考分数较高院系的学生，其学习能力和效果整体上好于高考分数较低的院系。而且，如果分数不那么重要，高校就不那么在意自己的招生分数线了。香港的大学来抢内地的高分学生，不就是冲着这些学生的学习潜力嘛！国外的大学也是尽可能挑选考试成绩好的，甚至更看重在中学期间的成绩。即使对那些靠时间拼命学习的人，得到高分也说明他们除了基本的认知能力外，还有成功所必备的意志。意志对社会上的工作，甚至比知识和聪明都重要。我不否认有例外，总有些人考试不行，却很有能力或创意，但这种情况在概率上并不是多数。面对千百万考生，我们谁能说某某人就一定是未来的大师？也许我们把此人培养成大师了，却同时剥夺了另外一位成为更大的大师的机会。制度应该是在保证普遍性基础上照顾特殊性，而非以特殊性为基石。如果都考虑特殊性，那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制度，而且必然破坏普遍的公平。 再次，在现实中，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和人们期望之间存在矛盾，很难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因此选拔就需要标准，就必定有淘汰。大家都希望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人之所以没有报，不是不想，而是分数不够。如果没有制度、没有标准，只考虑人们的要求，如何处理呢？有人就可能想出各种理由，譬如特长。现在，各学校的自主招生已经考虑特长了。如果特长经过鉴定，可以把其录取分数的标准降低一些，这是合理的，因为标准是事先确定好的。因此，我认为，不能把特殊性当作标准，而应该考虑把特殊的才能变成可以衡量的能力，这样就有了可以公平竞争的标准。如果事先没有说明和规定标准，录取特殊的学生，就意味着对其他参考学生的不公平，因为其他学生是按照分数的标准准备的。教育首先是促进公平，而不能制造不公。大家都知道，教育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如果没有事先规定好的标准，在争取被录取的博弈中谁都会找出理由，但吃亏的往往是弱势群体。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现实中以特殊理由要求照顾的，绝大多数是熟人或强人，西部山区或西部农村的家长没有能力为孩子争取这样的机会。 最后，我声明，我绝对不反对进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我只是强调要维护原有制度好的成果，那就是对教育公平的坚持。第一，在资源有限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有透明的游戏规则和普遍有效的标准。没有标准和规则的游戏是不公平的竞争，而不公平的竞争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和争论。这是教育公平的基本框架和底线。第二，改革考试的内容，增加基本能力和创造力测试，减少死记硬背的内容。这是改变选拔方式的手段。考试作为指挥棒既可以让人死记硬背，也能够让人提高基本能力，关键是如何考和考什么。第三，对学生的差异，要有普遍公平框架下的特殊安排。譬如，对有特长的孩子，必须有必要的标准，把特长变成是可以加以比较和衡量的，否则谁来决定、按照什么尺度来决定，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学生更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大师？第四，可以考虑让部分大学试点，学校按照自己的教育目标和培养规格完全自主招生，不过这样做的成本可能很大。第五，学校在坚持标准的时候可以考虑某些专才的特点。实际上，现在许多学校都为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发展留有空间。如复旦大学新生不分专业，第二年再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成绩选择专业。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在二年级时，给同学们重新选择自己专业的机会。当然，无论复旦还是师大，这种选择仍然是双向的选择。毕竟，许多人在选择时并不是考虑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而是考虑哪些专业是热门专业。正像一个公司里不能让所有人都当CEO或其他一个什么职务，学校也不可能让所有学生学习金融或其他一个什么专业。 总而言之，教育是促进学生发展的。义务教育的准入应该是尽可能完全公平的，而高等教育的准入应该是为所有人创造尽可能公平的竞争规则，创造不同特点的人进入不同学校和专业的公平标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哲学教授） 来源：《中国教育报》 |
| 3元营养补助：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努力作者： 时间：2011-10-28 |
| 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可今年以来，关于免费午餐的新闻不绝于耳。 3月份，媒体人士和民间公益团队发起为贫困山区孩子捐助3元的免费午餐活动；7月份，国家决定从今年秋季学期启动民族县、贫困县农村免费午餐试点工作，并将宁夏确定为首批试点省区。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3元。 尽管如何能够将这些补助以最恰当的方式，送到贫困山区孩子的手里，目前仍在讨论。可在免费午餐计划中，从想法提出到孩子们吃到热乎乎的午餐，从民间捐助到中央财政承担经费，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之快。一份3元的免费午餐，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责任与为之赋予行动的努力。 可能，如果不是今年一系列的免费午餐活动，很多国人都不会相信，在贵州、广西、四川的一些贫困地区，有很多小学生因为家庭贫困、学校离家远或其他原因，中午经常不吃午饭、饿肚子，与城市同龄孩子相比，他们矮小瘦弱得非常明显。 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今年2月发布的农村贫困学生营养状况调研报告，受调查的1400多个农村孩子，每100个中有近12个发育迟缓，身高低于同龄城市孩子6至15厘米，有9个体重低于同龄城市孩子约7至15公斤；营养摄入严重不足是这些学生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的主要原因。 我们常常在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可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吃不起午餐而辍学的时候，就需要国家和成年人社会担负足够的责任和付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贫困学生都应该吃上“免费午餐”。 于是，今年年初开始，媒体和民间公益人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着。个人色彩浓厚的民间捐助方式，存在诸多的临时性，资金是临时募集的，采购和做饭的人力是由教师临时担任的……尽管爱心人士能努力克服困难，但如果这个计划从一开始，社会普遍的希望就是从民间慈善转向国家和政府计划，如此可让免费午餐向“长期性”继而“制度化”转变。 之所以希望政府成为免费午餐的主导力量，让一个国家的责任成为孩子们吃饭最有力的保障，是因为贫困山区孩子的午餐问题，不能仅仅当做一个贫富差距问题，更是一个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就是说，民间层面上简单的扶贫帮困行动并不是解决孩子们午餐问题的根本之路。孩子们的午餐问题，就是孩子们的体质问题，也是一个国家义务教育最基础的部分。 质量和公平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关键词。从让孩子“有学上”到“上好学”，教育正发生着革命性变化。免费为贫困山区的孩子提供午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万世。目前，中央财政成为免费午餐的主要供给者之后，民间的爱心仍可以继续发挥自身的力量，致力于质量的再提高。唯有政府的坚决介入与民间力量的热情投入，才能完美地促成这桩善政的持久。 3元的营养补助，解决孩子们的口腹之饥，强健一代国民的身体，满足他们求学的饥渴，提升一代国民的文化水准，烛照一个国家的未来。不让一个孩子因饥饿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不让一个孩子输在身体营养的起跑线上。这，是一个国家该有的责任，并必须为之进行各种不懈地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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