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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给人的印象，是贫穷落后。
即便你没有到过印度，你的脑海里浮现的影象，也许是沙尘滚滚的街上黑瘦的小孩伸出骯脏小手向人乞讨；在棚屋前面衣衫褴褛的老妇漠然呆坐；街角处一群男人无聊地打发时间。如果追问，这些印象怎样来的？你也许说不出来，也许会说是电视、杂志上看到的。反正，贫穷、落后、骯脏、慵懒、卑屈、无望，几乎是互通的，印度的人均国民产值在2001年只有450美元，只及我们中国的一半。似乎确实无误的数字，表述了似乎不容置疑的贫穷落后。
我们中国要向印度学习吗？相信很少人会这样想。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民主”的口号，到新中国建立后要“追英赶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四个现代化”，我们想学习的榜样，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北美西欧。印度，不入我们的眼帘。
今天，步入北京的国贸大厦、上海的梅龙镇大楼，时髦舶来商品琳琅满目，云石台阶高雅洁净，与巴黎纽约的百货商场无异。城市中上层的生活方式，可说紧追北美西欧了。但是，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在享受着现代化的甜美果实呢？
如果说百年历史见证了农村凋蔽困厄，如果说今天中国面对的三农问题相当严峻，如果说我们要探求乡村建设以及社会整体发展的多种道路，那么，我们要放下成见和幻象，把视野从北美西欧转向以往不屑一顾的“第三世界”，寻找适合中国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发展模式。
位于印度西南角的喀拉拉邦，论“贫穷”程度居世界前列，十多年前比全球排第十的穷国更穷，人均收入比印度平均水平低。但是，它却有非常宝贵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1956年，印度三个西南地区合并成为喀拉拉邦，全邦说同一语言——马拉亚拉姆语，是“山地语”的意思。喀邦人口3千3百万，农村人口占百分之80，有990个乡，人口密度在全国排第二，每平方公里有750人。一个惊人的数字：全邦有9千多间图书馆，1万2千多间阅览室。其中，隶属于“喀拉拉图书馆议会”的图书馆有5千多间，分为三类︰甲类有图书2万5千册以上，乙类有1万5千册以上，丙类有5千册以上。三类图书馆的比例是2:3:5。这就是说，每个乡大约有人口2万5千人，图书馆8间，阅览室10间。
单是乡村图书馆的数字，已羡煞国内的友人。今年9月，我到晏阳初当年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定县访问。今日的定州市，是县级市，人口120万。坐出租车去市图书馆，司机不知道图书馆位置。馆内冷冷清清，藏书不到三万册，每年购书刊经费3千元，十多年来未添置一本新书，只订阅一些报刊，每周借出的图书仅十来册。据说，国内不少县市公共图书馆情况相若。
这种天渊之别，让我感慨之余，很想追问，喀邦的乡村图书馆是怎样走出来的，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又扮演什么角色。今年10月初到喀邦参加研讨会，特地询问乡村图书馆的情况。
原来，乡村图书馆在喀邦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40年代，还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潘力卡（PN Panicker）推广图书馆运动，每一个乡村成立一个图书馆和一个阅览室。1945年9月，图书馆联会正式注册，后来成为“喀拉拉图书馆议会”，有47个创办成员。1989年，喀邦议会通过议案，正式承认它为喀邦的公共图书馆，邦和地方政府每年拨款添置图书，管理人员大多是义务的。
有这么多图书馆，可以想象，喀邦的出版事业十分蓬勃。1945年，12间出版社集资120卢比（今天，一元人民币约相当五个卢比），成立“知识出版合作社”，1949年与“民族书店”合并，之后的25年，是出版界黄金时期，从1960年到1975年，该合作社每天出版一本书！类似的出版合作社有十多家，但规模较小。
图书馆林立、出版业蓬勃，意义不简单是数量上的可观。这些数字让我们窥见喀邦的社会和政治变迁，也让我们想象喀邦乡村的文化生活是怎样的。在20世纪40年代，工人、农民、贱民等运动，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部分，图书馆运动在民智开发和知识累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变化，图书馆的作用也有改变。以往，图书馆和阅览室是乡民聚集的场所，从早上七时到半夜，有乡民来读报、评论时事、高谈阔论。一般的图书馆，会有3-5份马拉亚拉姆语报章，1-2份英语报章，几份周刊。周刊由个别乡民捐赠，报章由图书馆订购。近年来，喀邦有三千多份报刊，每个乡有乡报派发到每户，约百分之70的家庭自订报刊，于是较少人到图书馆读报，这些地方便少了以往的热烈讨论了。
图书馆如果只是书架和书报，那么，在电子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它会逐渐被淘汰；在自己家里或在网吧上网不就行了？但是，图书馆如果是知识文化传播和再生产的支点，它便会生意盎然。
喀邦的几千个乡村图书馆，并非全都活跃，但积极推广科技知识、文化活动的还是不少。在安那库林区（Ernakulam），VNKPS图书馆是甲类图书馆，有55年历史，藏书2万册，订阅8份报章30份期刊。位于三个乡中间，这个图书馆有1千名会员，三分之一是女性，另外有300名儿童会员。图书馆是三层大楼，面积280平方米，有阅览室、会议室、康乐室、儿童图书室。一名妇女图书馆员负责流动图书室，每周为200个农户送上书籍。图书馆经常与各类合作社和学术、农科机构合办工作坊、培训班，内容涉及农业、畜牧、能源、母婴健康等；图书馆自办刊物，鼓励会员写作投稿并组织辩论和研讨。馆址的活动多姿多采，有征文比赛、话剧创作表演、体育竞技活动、草药医治班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小时候读书，父母老师会这样激励我们；这说法反映了民间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大致离不开对个人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追求。喀邦的民间热心者的图书馆活动，却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想象，是寻求群体发展、移风易俗，特别是让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社群有凝聚发展的空间。
在首府特里凡得琅区（Trivandrum）的柏连卡马拉乡（Peringamala），乡村图书馆作为中心，推行培训课程。首府的“发展研究学院”CDS派出研究员来柏乡，培训当地的大学毕业生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社区发展银行业务和政府福利政策等，然后由这些青年志愿者各人领导一个20名妇女组成的小组，协助小组提出发展项目，申请拨款，然后执行。项目的设计，是致力于让每个小组发展出有领导才能的人，以后不用志愿者帮助也可自行运作。
图书馆同时设立信息中心，邀请医生、工程师、地区发展官员等参与，协助小组成员挖井、养磨菇、种菜、改善食水供应、搞小型水利设施等。每周的妇女小组聚会，让妇女畅所欲言，加强自信心。一名妇女小组成员苏达珊那（Sudarshana）说︰“以前，我不敢在公众场合说话，但现在，我们会在村民大会上坦率地讲意见。”另一妇女莎吉达（Sajitha）说︰“通过图书馆计划，我们发现集体努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虽然数额不大。”
瓦利库努乡(Vallikunnu)位于马拉浦南区(Malappuram)，是回教徒聚居的地方，妇女很少参加公共活动，1999年4月搞了一个流动图书室，将全乡分为五个小区，由五名志愿者分管，每人每月津贴500卢比；她们逐家逐户推广图书借阅。阅读习惯普及后，制度简化，在每个小区设定点借阅室。9个月内，妇女借阅图书册数2万5千本。文化上的变化悄悄地展开。
青少年的成长也是关注点。在库马罗贡乡(Kumarakom)，1995年开始设立社区读书室，约50户的学童为一组，每天早上七时聚集，做半小时眼部操，然后温习一小时才上学，晚上从7时半到9时再作温习。眼部操的音乐和动作，是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一名成员到中国访问后学来的。每个小组由一名志愿青年做导师，协助功课上的困难，也辅导青少年的成长。
前年暑假带20名香港学生自费到喀邦访问，安排他们在村民家里住宿两三周。一名学生兴奋地告诉我，她在小小的乡村图书馆，发现有巴西著名平民教育学家保罗.费尔(Paulo Freire)的书。这本书她在修我的课时读过。
物质条件匮乏的喀邦，竟是乡村图书馆林立。的确，可怕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精神文化上的匮乏。喀邦的卷烟工人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印度土产的手卷烟，号称“穷人烟”，约六厘米长。80年代中期，印度手卷烟烟民有2亿5千万，每分钟吸烟一百万支。这个行业有约六百万全职和兼职工人。工人的生财工具只要一把剪刀、一个竹盆、灵巧的手、专注的精神。每天，帮工把烟叶磨碎筛过晒干，卷烟工人先把树叶浸湿，剪成小块，然后把烟叶平铺树叶上，快速卷成锥状，上面用手指压平，下面用线扎好。工人一天可卷6百至2千支烟，入息微薄，卷一千支烟是15卢比，相当于3元人民币。一般到45岁，手指皮磨得很薄，不能再做下去。
这是低贱的行业，辛劳的活。但是，喀邦一些卷烟工人，几十年来有一个习惯，至今保留下来。他们忙于生计，也有人不识字，于是几千工人分成30-40人一组，每组由工人轮流专责朗读报纸和书本，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听读报念书，一边讨论。每天晚上，各人把一些卷烟交给读报工人，让他有同等收入。
宁可减少百分之三的收入，也要听读报。这是穷人的选择。他们没有因为穷、物质匮乏，而变得精神世界被压缩到只关心基本生存的利益问题。“穷”，不是他们的选择，但追求积极参与的精神世界，却是他们的选择，也是在于他们的选择。这是他们活的尊严，尊严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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