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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笔墨之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格力量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 14:15
标题: 笔墨之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格力量
笔墨之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格力量
“通会之际,人成艺成。”这是中国古代画论的结论,而通会是非穷毕生精神不能实现的目标。所以,中国画是生命过程的艺术,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与人的生命紧紧相连,从而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程大利
《中国古代画论类编》是俞建华先生倾20年心血完成的一部资料型巨著,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画论中,披沙淘金,分类整理,删订增补,校勘错讹,成为一部完整而可靠的研究古代画论工具书。自1950年代出版以来,半世纪行销不衰。因为美术编辑的职业,审读和加工是我的工作。其实,在成为编辑之前的弱冠之年,我已通读过此书。但那时并不理解。同一段文字,20岁读、40岁读和60岁读,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的国势日渐昌盛,当民族的自信心愈益强大,当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讨伐之声渐退渐远,尤其是当我积数十年编辑经验,开始结合人生阅历思考问题的时候,再读这部宏著,才更感到此书分量之重。
中国古代画论是中国人对艺术的认识论,它植根于中国古典哲学,又在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规律中得到印证,是通会之后的大智慧。笔墨早已不是形而下的概念。而是承载着文化精神的述说方式。随年事阅历的变化,更兼数十年临池,始知笔墨的崇高。深刻的精神内涵和由此彰显出人格力量是笔墨的魅力所在。国画不只是在画画,是借笔墨抒写心灵,是画家精神世界的剖白,才情的彰显,学识的记录。在“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社会功能外有更宏大的功能。
明代学人杜琼说:“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惚变幻,象其物宜。足以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董其昌在《容台集》里引用了这段话。这里说到了欣赏功能。而清代王昱在《东庄论画》里则认为“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画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而稍后于王昱的董棨在《养素居画学钩深》里说道:“我家贫而境苦,惟以腕底风情,陶然自得。内可以乐志,外可以养身,非外境之所可夺也。”把画画与养生结合,是笔墨艺术的一大属性,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色。
画家,以绘画为职业,应该远离功利,散淡从容,特别是山水画家,离开这个喧嚣的社会越远越好,离社会远些日后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历代画论提出“清心地”,“善读书”,“却早誉”,“亲风雅”,“不可有名利之见”,不能“沉缅于酒,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等,是说高尚的人品能影响到笔墨,这是中国画认识论的独特之处,与西方美学观不尽相同,中国画强调“人成艺成”。历代画论均论述过人品与画品的关系,足见这一命题的重要性。
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说:“文徵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髹采圬墁之工(指漆匠、泥水匠)争巧拙于毫厘也。”清代沈宗骞说得更具体:“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记载所传,其卓乎昭著者,代惟数人,盖于几千百人中始得此数人耳。苟非品格之超绝,何能独传于后耶?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又说:“在学者当先立卓识,操定力,不务外观,不由捷径,到得功夫纯熟,自成一种气象。”清代盛大士著文批评世风,和当下有些相像,他说:“近世土人沉溺于利欲之场,其作诗不过欲于求卿相,结交贵游,弋取货利,以肥其身家耳。作画亦然,初下笔时胸中先有成算,某幅赠某达官必不虚发,某幅赠某富翁必得厚惠,是其卑鄙陋劣之见,已不可向迩,无论其必不工也,即工亦不过诗画之蠹耳。”
人品立定之后还要读书,这是画家的终生课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只是指写诗,书画一道也是如此,读书决定着画格,读书是做学问的同义语。不做学问,画只见才情难有境界,古来大家没有不爱读书的。古有“俗病难医”之说,但清人王概开出药方:“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芥子园画传·学画浅说》)清人唐岱更论及读书作用:“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泼墨挥毫,皆成天趣。读书之功,焉可少哉!《庄子》云:‘人而不学,谓之视肉。’未有不学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能超越名贤者。”(《绘事发微·读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际上是继承传统和体验生活。后来可染先生说“传统和生活是两本大书”,应是毕生功课。
端正了作画的态度,注意到人格的修养和锤炼,又能做到读书不辍、体察生活,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终生课题就是笔墨了。
笔墨是中国画的安身立命之本,笔墨不仅是视觉形式和技术规范,笔墨还是中国画的精神内容。笔墨二字,笔在先,用笔是关键。黄宾虹以毕生实践研究传统笔法,认为“用笔之法,从书法而来”,又说“自画法失传,古人用笔,存于篆隶”,故“作画全在用笔上下功夫”,他还指出,“作画不求用笔,止谋局部烘染,终不成家”。
以笔入画,求笔法,见笔趣,有书写意趣者,当今已找不出多少人。在一个重形式的时代,我们离“笔”越来越远,这就是今人低于古人之处。笔讲力度,后人称元代王蒙“叔明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又称扛鼎之笔为“金刚杵”。“金刚杵”三字形象而深刻———刀伤人,取其锋利;枪伤人,取其尖锐;而金钢杵致人死地不见创口,五内俱碎,以此喻笔,必力透纸背无疑。清代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论笔》中说:“用笔以中锋沉著为贵,中锋取其圆也,沉著取其定也。定则不轻浮,圆则无圭角。生怕涩,熟怕局;慢防滞,急防脱;细忌稚弱,粗忌鄙俗;软避奄奄,劲避恶恶;此用笔之鬼关也,临池不可不醒。”唐代陆希声所论的“擫、压、钩、格、抵”五字执笔法,使五指自然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分工而又合作,做到“五指齐力”、“指实掌虚”,笔在手中也就操作灵活、进退裕如了。古来大家十分讲究用笔,且追求沉厚老辣的境界,对于一般画家,且不要说达到,能有所领悟也是很难的事情。用笔的“高山坠石”之效确实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艺术,所谓“曲高和寡”。
南齐谢赫首提“骨法用笔”(《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解释为“生死刚正谓之骨”。骨是写的力度体现。在历代的画论中,偏于“写”的拙辣,无疑要高于偏于“工”的巧致,前者重于神韵的发抒和笔墨本身的审美,后者关注外形的效果和视觉的完整。前者为艺而重道,后者为质而重法。黄宾虹用笔“粗头乱服”乃是至高的“内美”境界,常人是无法领略的。
在笔墨技术上,前人的论述则更多,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笔尽笔法、墨求墨气”,“笔墨太简,则失之阔略”,“古人位置紧而笔墨拙,今人位置懈而笔墨结”,“学者未入笔墨之境,焉能画外求妙”,“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单然,不贵五彩”。北宋韩拙在《山水纯全集》里说:“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山水悉从笔墨而成。”这句话被千年以来的实践所证明。笔是中国画的筋骨,墨是中国画的血肉,论气韵先看笔墨,舍笔墨无以谈气韵。
舍弃笔墨则不是中国画。笔墨功力不到家,也称不上是一位成功的中国画家。黄宾虹为此积70年创作经验指出:“国画艺术之粗精、高下之分,就在笔墨变化之中,既是笔笔分明,又能浑成一气。既是浑成,又能分明,其中变化就透出造化的消息来。”又说:“国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有笔墨!”
黄宾虹留下的大量论画经验无疑开启并端正了后人的学画之路,若说中国画教育,黄宾虹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教育家。由于对传统各家的深入研究,殊有心得。他又是一位传统笔墨的集大成者。他的用笔,不但笔笔入纸,而且留得住,提得起,劲健圆浑、力透纸背,是篆籀笔法所形成的金刚杵的感觉。尤其临终前几年的用笔,秃笔篆籀,笔笔分明。这种感觉是几十年锤炼加之对中国传统画论的深入领悟形成的,20世纪没有第二人达到。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宇宙自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人体内也是真气流转,没有间歇。观照笔法,也应是元气充沛。当外部的环境影响到人的心理和生理时,元气会产生不稳定的变化,如气虚、烦躁等等,反映在笔墨上便出现“浮气”、“躁气”,也有性格和修养的关系,沉不下心来,当然现出“浮气”,而一味讨好社会,急于求得别人赞扬,常现出“匠气”。所以,养气是中国文人画家的功课,能做到气脉不断,笔不困,墨不涩,元气安稳,神闲意定。“勿促迫、勿怠缓、勿陡削、勿散神、勿太舒,务先精思天蒙,山川步伍,林木位置……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在这里指出气韵妙决——心神高远则笔墨自能深厚,心境旷达则画境自然高迈,笔墨已不仅是技巧,是心胸、秉赋、气度、积累的反映,是才情和知识的记录,更是人格的标志。
中国画之路,漫长而修远。黄宾虹和许多大家的成功离不开长寿这个条件。这个长寿还不仅仅说明岁月之长。《黄宾虹画语录》中说到:“学乎其上,得乎其次,递嬗递退,弊习丛生。而后聪明超越才力勇锐之人出,或数十年一遇,或数百年而一遇。其人必能穷究古今学艺之精深,而又有沉思毅力,其功超出于庸常之上,涵濡之以道德学问之大,参合之于造物变化之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又说:“寻师访友,不远千里之外,详其离合异同之旨,采其渊源派别之微,博览古今学术变迁之源,遍游寰宇山川奇秀之境,必具此等知识学力,而后造成一名画师,当不难矣。”因此,他的长寿与他的道德,性情和平淡从容,物欲清寡,历劫不磨、坚韧不拔有关,这是修炼而成的百年人生。
“通会之际,人成艺成。”这是中国古代画论的结论,而通会是非穷毕生精神不能实现的目标。所以,中国画是生命过程的艺术,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与人的生命紧紧相连,从而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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