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画取得的成就很多，其中以人物画取得的进展和收获最为突出，山水、花鸟则居其次。人物画之所以有较大变化，要归因于时代的巨变和对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吸取。众所周知，以文人画为主流的近千年中国绘画史程，能够反映现实、手法写实的人物画自宋元以后渐次衰退。直到封闭的国门被打开，图强求变的有识之士接受西方文化，“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一时成为扶危济困的不同选项。“改造中国画”的口号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唤起，直到1949年之后在各大美术院校的教学中全面付诸实施。1949年以前的人物画除徐悲鸿、蒋兆和等融合中西一派之外，还有吕凤子的简笔写意人物，陈师曾、赵望云的市井农村写生人物，丰子恺、叶浅予的漫画写意人物，都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1949年之后人物画进入新时期，以素描造型为主导的现代美术教学方法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全面推行，也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人物画家。在“文艺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强力推动下，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具有时代精神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画创作。今天我们以历史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就不能不承认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不可避免的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局限性，以及艺术风格趋同、缺少个性的不足之外，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人物画教学和创作的成就，历史性地奠定了我国现代人物画的坚实基础。先驱师长们筚路蓝缕辛勤探索的功绩不可磨灭。
水墨写意人物画或者说新人物画（相对于传统人物画而言），是20世纪积累的优秀传统。上世纪50年代以后美术院校教学中的“徐蒋体系”，不是固定的公式而是不断演变的系统。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物造型能力，二是笔墨表现力的探索。以所谓“素描加笔墨”或“笔墨画素描”来概括这一时期，显然是过于简单。回首当年，除个别人的倾向外，大多数人物画家都在努力探索精当的写实造型表现力和传统书写笔墨风格技法的结合（对于古代人物画包括敦煌壁画、尤其是对永乐宫壁画的临摹），为的就是寻求传统写意精神的概括、简练、传神的道路。探索民族化是那一时期教学、创作的重大题目。蒋兆和、叶浅予、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卢沉、刘文西、姚有多等许多人物画家贡献良多。与此同时，非院校的人物画家以黄胄为代表，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以速写为基础，显出别样面貌，生动、简练、传神和线描笔法的恣肆灵动，其成就的突出、影响之大绝不在前者之下。此外，更有一些“另类”的画家，如专画戏曲人物、风格前卫的关良，画风简练夸张的韩羽，他们在笔情墨趣（中国画的绘画性）的追求方面可以说走在时代的前面。当然，在当时也有探索使用笔墨工具和更多运用西法素描、水彩技法并形成鲜明风格的画家，如李斛、杨之光同样受到画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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