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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在深举行 龙应台在演讲 谁是我们?什么才是传统? 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于2007年举办首届,其提出的“走向公民建筑”理念,已在中国建筑界、思想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本届论坛举行当日,深圳数百名热心观众让音乐厅小剧场座无虚席。毕竟能在一天内聆听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助理教授赖德霖、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王维仁、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教授王澍、建筑师刘家琨等知名学者和建筑师演讲的机会,不是经常有的。而这些演讲者中最有号召力的,还是台湾著名作家、学者龙应台。 作为该论坛前两届的主持人,著名媒体人、评论家梁文道今届再度担纲主持,他首先以自己的见闻巧妙带入今届论坛的主题“传统与我们”。梁文道说自己以前每到吉隆坡,必去那里已有百年历史的“陈氏书院”,这座由中国广东移民兴建的书院,颇具岭南建筑风格,宛如“广州‘陈家祠’的微缩版”。可吉隆坡市政府于上世纪90年代对这座书院重新修葺时,请来了一批来自北京的建筑专家,这些专家将书院原有的岭南陶塑统统去掉,镶上了北京故宫式的琉璃瓦。“难道只有故宫风格才能代表中国建筑的传统?”梁文道进而发出了牵扯到身份认同的疑问:“谁是我们?而什么才是传统?” 诚然,远离传统,我们便无法看清当下。“一个如此热衷于在哲学上谈论‘天人合一’的国度,为什么会在今天制造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生活环境?一个号称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为什么会时常表现得如此缺乏历史意识?为什么我们会轻易抹除有着千年历史的家园和记忆?”论坛学术召集人朱涛在随后的引言中,同样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发人深省。 两个关于传统现代化的故事 对于这一个个复杂而沉重的问题,作为论坛首个演讲嘉宾的龙应台,无疑是很好的解题者。当天的龙应台短发、白衫、黑裤,一如既往地干练。她一登台,先不忙着开始演讲,而是提了两个建议,一是恳请主办方在消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徘徊在讲堂外的观众都能进来;一是招呼于讲台两侧席地而坐的观众们往中间坐,以便看清演讲中播放的画面与视频。龙应台的周到与体贴,引来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 龙应台的演讲题为“谁来解释我的现代——以台北宝藏岩为例”,她用讲故事的方式从香港的调景岭讲到了台北的宝藏岩——一个略带悲伤的但又无比真实不容忽视的“故事”:“香港有个地方叫调景岭,以前叫‘吊颈岭’,是片荒山。1950年代初,港英政府把大概6000多名难民运输到那里,而现在,那里到处是高楼大厦……台北的宝藏岩也是这样一个山头,这里从1949年开始住进‘老兵’,说是‘老兵’,其实他们很多人当时才14、15岁,正是青春少年,但他们一辈子被人称为‘老兵’,他们是台湾社会的边缘人,是社会底层,是最没有资源、最没有声音的人……” 龙应台所说的宝藏岭是台北有名的“贫民窟”,“它在台北都市的边缘,一座小小山头,高高低低满布陋屋,陡峭的山道,歪曲的水沟,乱七八糟的电线……”侯孝贤等台湾电影导演,都曾把镜头对准这个“台北的边陲”,一部又一部的电影,通过宝藏岩记录了几代台湾人的旧时记忆——流离、贫穷。1993年,宝藏岩被台北定为公园用地,决定强势拆除,当地的居民无奈之下只有抗拆,一位老兵还为此上吊自尽,这件事对当时的台湾社会造成非常大的震撼。 1999年11月,旅居德国的龙应台回到台湾,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在任上的三年半时间里,龙应台和一众知识分子、媒体人士为保护宝藏岩煞费苦心,即使是她离任后,也一直在为保护宝藏岩尽自己的力量。最终,宝藏岩于2010年10月变成了艺术村,原住居民在整个山坡结构重建后又搬了回去,而村中的一些房子也成为年轻艺术家们的展演区和工作室。龙应台说,“宝藏岩最终留屋留人、改造完善等现代化的改变,结局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它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需要市民、知识界、社会力量、政府官员共同努力的事。” 传统不是怀旧,而是生存的必要 龙应台的娓娓道来,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传统如何“现代化”的故事:“我们讲传统跟现代的关系,传统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到底是谁在做决定?传统跟现代又怎么接轨?如果我们对传统有一个共同的认知,那未来我们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曾经都是荒山,可如今香港的调景岭高楼林立,而台北的宝藏岩则在满足原住居民的同时又更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样,到底哪一种“现代化”更好呢?龙应台最后给出的答案让人出乎意料:“我并不能肯定宝藏岩现代化的今天就一定是完美的”,她认为所谓现代,就是“公民有权解释自己”。 在龙应台演讲之后,赖德霖、赵辰、王维仁、王澍、刘家琨等知名学者、建筑师也依次登台演讲。赵辰认为,早期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为建立民族主义的建筑史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宫殿、庙宇等能与西方古典建筑相对应的类型,而相对轻视了这种民间倾向的“土木/营造”。他指出,“直至今日,国际建筑理论已突破西方古典主义的桎梏,得以对非古典的民间建造体系、聚落、市政建筑加以尊重,但中国建筑学界对此并未有深入而清晰的认识,这导致今天中国建筑界与国际建筑理论存在隔阂。” 在当天论坛结束之际,主办方还举行了汇聚前两届论坛精华和成果的《走向公民建筑2007-2010》一书的发布式,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结束对该论坛一天的采访,有一个似乎最基本的问题仍让记者困惑——到底什么才是传统呢?也许,龙应台一篇《在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的旧文会让我们找到答案:“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是的,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晶报首席记者 刘忆斯/文 张定平/图) |
中国土木欧洲石 东西方建筑背后的文化差异 |
永定土楼 2500年前,希腊建筑告别木结构,进入石头时代。2000年前,罗马人运用石拱券结构,完成了古典建筑的整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提出著名的建筑三原则,“适用、坚固、美观”。然而中国建筑却始终停留在“土木”时代。中国建筑为何没有向石材阶段演进? 中国没有石建筑吗? 中国古建筑并非全然不用石材,文献中常用“玉”为边旁的字来说明宫殿的奢华,《竹书纪年》:“桀(筑)琼宫,饰瑶台,立玉门。”“帝辛受居殷。作琼室,立玉门。”在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已被发现,出土有石料、石材半成品以及石加工工具。 战国时期,工匠就已初步掌握砖石拱券的砌筑法,并运用于地下墓室。墓葬在意象上关乎永恒,在功能上则有坚固耐久的需求。东汉前,拱券一直藏于地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在砖石佛塔的门窗横楣之上得到局部采用。南宋时火药频繁使用,为了加强城防,砖石拱券逐渐推广到城门的横楣之上。采用砖石拱券之后,作为木结构符号的梯形仍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元代居庸关的石拱券城门上,就能见到这种梯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菲尔铁塔,其基部四面都做成圆弧形。其实,就铁材质而言,作为拱券符号的弧形已不具实际意义,但作为文化符号却根深蒂固。 明代制砖业极其发达,砖拱券建筑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地上,常用来存放皇室档案或佛经。但这些建筑的外部依然维持木结构的传统形象,梁、柱、枋、椽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建筑都有具体的名称,但又有一个相同且更为人所知的别称——“无梁殿”。不经意中,这个名称透漏出一个重要信息——“梁”在中国建筑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桥梁同样要求坚固、防火和防腐,因此自东汉始就开始采用石拱券结构。可是直到明清,木结构桥梁的弦歌不断。实际上,梁是桥的古称,水平静态的梁在中国人内心中是那么地难以割舍。北宋时,为了安全地上行车马、下通漕船,木结构的叠梁拱桥横空出世。这种桥的外观为割圆拱形,而结构要素仍然是静定的简支梁。叠梁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妙不可言的结构处理,散发出鲜明的中国式智慧,《清明上河图》中心就是这样一座木拱桥。 雅典帕提隆神庙立面 资料图片 石材为何没有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 纵观历史,欧洲建筑一直处于演进中,其结构技术与造型艺术持续发展;中国建筑却因循沿袭,几乎成为保守落后的象征。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没有“建筑学”,只有“土木”,而“土木”没有思想,“土里土气、木头木脑”。 中国建筑历史的低调,令很多学者备感困惑。一般认为,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可为什么在东西文明并驾齐驱的整体框架中,建筑领域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中国古建筑为何没成为正确记录历史的书?没有担当文化载体的重任? 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并不缺乏石材。目前已经探明,中国大理石、花岗石等优质石材的总储量居世界前列。其次,有关石材的加工技术并非落后,先进的玉文化就是明证。《说文》中这样记载:“玉,石之美者”。在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对白玉玦;在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过玉猪龙、玉鸟、玉龟、玉玦、玉璧等。 有人说原因在于没从土木走向砖石,可深层问题随即出现:为何如此?梁思成曾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为什么“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有待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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