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姣摄
网站工作人员用“锵锵三人行”嘉宾许子东的发言做成的标题颇为“耸动”。“有些概括得很准确精辟，也有些并非我的原意。”许子东说。
虽然已是电视上的“明星学者”，但许子东坦言自己本质上还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他更愿意谈的还是有关文学的那些事儿。
上世纪80年代，许子东开始在上海做文学评论。“最初，我用19世纪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作品、作家的三角关系，是知人论事的方式。到中国香港、美国以后，受英美现代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的影响，以研究作品为主，是‘断六亲’的研究方法。断作品跟作家、读者、社会的关系，当然它的好处是可以文本细读。”他说。
不同研究方法，也让愿意勤勤恳恳做学问的许子东拓宽了研究范畴。郁达夫、张爱玲以及“文革”小说、当代小说都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而对当下的文坛，他也颇有看法。
在他眼里，内地文坛和香港文坛的共性，是纯文学越来越边缘，失去了主流读者，对主流意识形态参与的能力也在减少。“上世纪80年代，刘心武、王蒙的小说可以成为大众话题，变成意识形态的东西，但现在最好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余华等人的作品不会有那样的影响。”许子东指出，香港文坛同样如此，尽管不乏如西西、刘以鬯等优秀的纯文学作家，但他们远没有李碧华、金庸的影响大。
之所以纯文学被“边缘化”，许子东认为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内地走向商业化，文学不是走通俗文学的道路，就是回归上世纪50年代的革命文学道路。尽管作家写得很前卫，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中，连地主被杀掉都得到反思，但如果不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它的影响范围就很有限。”
但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许子东认为，以前内地文学介入主流，也不大正常，是由于政治上高度重视文学，用它做宣传工具，以便解释历史，摆脱阴影，而仗打完后，弓箭就要被挂起来了。但在该宣传幸福生活的时候，主流作家未必能歌颂，只能靠演唱会、通俗文学等直接的形式来完成。而香港区别于内地的是，通俗文学从来都是主流，纯文学很少进入主流意识形态。
如今，通俗文学盛行，有着庞大的读者群和名利收益，然而有趣的是，多数作家并不希望自己被贴上通俗作家、流行作家的标签。“在概念上，大家还是以它为耻的，鲜有作家标榜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流行文学也像个贬义词。余秋雨的作品很流行，但说他是流行作家他一定不高兴。”许子东说。
在他看来，作家对通俗、流行不认同，导致一个“畸形”的状况：能满足广大人民阅读需求的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几乎跟铁凝、王安忆等纯文学作家以及作协毫不相干，而知识分子不闻不问也不看。这些阅读量很大的文学作品，不管其质量如何，它的文字、情节、流派已非常复杂，把原来定义的文学挤到一个非常小的角落里。
“这应该引起关注。”许子东强调说。他分析了网络文学创作的两种趋势，一种走的是“鸳鸯蝴蝶派”，许子东称之为“新媒体、旧文化”，许多文学网站像民国初年的报纸，尽管媒介是新的，但热衷的是言情小说，形成“网络鸳鸯蝴蝶派”。另一种是从文字上适应新媒体的段子创作。如李承鹏、韩寒，在小说的开头写些段子吸引读者。
“话怎么说会影响说什么，微博等形式的网络写作，会对我们的文字创作、阅读习惯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不过，许子东觉得这不妨碍原来用笔写作的作家。不少人为网络文学冲击下纯文学的发展忧心忡忡，但许子东总结了十二个字：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其实文学是被人民逼着走的。
他仍看好贾平凹、莫言、王安忆这批作家，他们没有太多诱惑，可以静得下来。“据说贾平凹的《古炉》销量不错，这让我对纯文学充满信心，因为《古炉》细节琐碎，可读性较差，跟现实生活离得很远，但贾平凹写得很认真、不媚俗。这样的作品居然仍有一批忠实的读者追捧，情况比香港好。在香港，这样的作品销量不会超过500册。”
当然，许子东也不掩饰自己对纯文学不满意：“当代文学处在一个缺乏自身动力的状态，它在某种程度上被招安。作者在体制内享受较好的待遇，因此他们不会做很大突破，并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也共同分享胜利成果。当下文坛不如上世纪80年代有生气。”
他认为，“那些纯文学作家是可以写出很深刻的作品的，但问题是这些作家自身动力不大”。他曾给作家朋友出主意，写些“出格”的作品，然而他得到的回应是：“你怎么不写？”本报记者 张黎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