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儒林外史》（一） 这是几个与传统读书人不一样的市井奇人。一个是会写字的，叫季遐年，无家五业。他写字背弃了传统书法中的“帖学传统”——从临摹古代伟大书法家流传下来的法帖中获得创造力。他写字只在情愿的时候写，若是不情愿，王侯将相，大捧银子，他正眼儿都不看。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祖代都是卖菜的，他却是个下棋的高手，大国手也栽在他手里。开茶馆的盖宽，本来是开当铺的，有钱有田地，却偏偏喜欢画画作诗，大把的银子拿去送人，结果生机艰难到要断炊。又有一个叫荆元的，明明是个裁缝，偏偏就爱弹琴写字，朋友们就不解，既然要做个雅人，干吗还要做这行？他偏有一番大理论，做了这行，挣钱吃饭，吃饱了弹琴写字，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一部近世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儒林外史》，就终结于这几个所谓的市井奇人。安徽作家吴敬梓写于18世纪的这部通俗小说，以晚明为背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传统社会“士”阶层的衰败——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陷于普遍的崩溃。吴敬梓小说里的这几个奇人，具有着浓厚的象征意味。在代表传统文人精神世界的琴棋书画的艺术实践中，他们自得其乐。季遐年的放旷令人想到魏晋时的名士风流，他们的放诞无礼同时伴随着艺术上的创造力。操“贱业”却喜欢文人们的调调，王太、荆元是传统中隐逸一流的人物。小说结尾引用的词句：“凤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梧桐上停落着凤凰，虫儿在亭榭里鸣叫，像蝉蜕皮一样扔掉旧衣冠，在沧浪水里洗脚，做一个浊世里的清人，念经礼佛。 这不是文人传统上寻求一个避秦的桃源，而是一直处于社会舞台中心的文人向自我大规模的溃退。现实中，张岱，一位著名的晚明文人，经历了强大的明王朝分崩离析的过程。在当时的贸易中心之一的杭州，张岱度过了他在强大物质力量支持下极为享乐的青年时代。晚年他在充满惆怅感的回忆文章中说：“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张岱把后半生所经受的一切归之于因为前半生过分享乐而带来“果报”，借用佛家的这个核心词汇，他对自身做出一番不无得意的审视。这当然不是他的创举，在明朝覆灭之后，很多人从道德角度置疑商业经济催生的城市文化对传统价值观的瓦解，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毁灭。 在16、17世纪，这个原来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缔造的自给自足的理想乡村社会，逐渐转变为一个“堕落的”商业社会。此时，整个世界正空前地联系在一起。南美银矿减产，将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波动。据1597年和1602年墨西哥的报告，每年有15万－34.5万公斤的白银从阿加普科运出，它们中的大部分会流向中国。这些白银用来交换丝绸、瓷器、紫檀家具、茶叶，这些从中国出口的商品，是欧洲上流社会喜欢的奢侈品。从西方传来的物品，也普遍受到明代社会的欢迎。 商业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整个道德伦理系统的转变、矛盾和不安。对利益和享乐的无节制的追求，是不是王朝溃亡背后的动因呢？明亡后，不少积极反思的知识分子对此深信不疑。 写于18世纪的《儒林外史》，也许就是这许多复杂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后果——本应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支持的文化先锋们，没有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上文化上的解释和引导，最终和普遍的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携手并行。这令人想到福柯的见解：“如果在基础的层面上没有思想的工作在起作用，如果思想的模式、行动的模式没有得到改变，那么，不管改革的计划怎样，它也会被长期以来一成不变的行为模式和制度所吞灭和消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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