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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您一边打渔网一边读《红楼梦》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9 16:11
标题: 您一边打渔网一边读《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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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9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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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9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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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一边打网一边看报纸。。。。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9 16:16
我是怎么续写《红楼梦》的?

  《鸽子》 李永秋
  □刘心武
  著名作家刘心武举七年之功,重续《红楼梦》后二十八回,推出新书《刘心武续红楼梦》,首印100万册,于今年4月由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有许多媒体采访刘心武,但问题主要都集中在追问续写的动机。为此,刘心武特为本版撰稿,叙说《刘心武续红楼梦》一书如何根据各类探佚成果钩沉索隐,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和高鹗版本续作完全不同的艺术世界。
  “白茫茫”就是“死光光”?
  我的续书出来以后,若干读者评家对前八十回里的许多人物在续书中陆续死亡的写法难以接受,发出这样的质问:难道“白茫茫”就是“死光光”吗?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曹雪芹在第五回里明确写下的预言,就是说书里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最后会完全、彻底地败落,呈现“白茫茫”的荒凉景象。高鹗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在他的四十回续书最后写的是贾家“沐皇恩”、“复世职”、“延世泽”,他写了白茫茫的雪地上,出了家的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跪到贾政的面前,景象可与贾府盛时那“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华美安谧媲美,在他笔下,悲剧逆转为喜剧,抗拒社会主流价值的宝玉与恪守社会主流价值的父亲一跪泯冲突。
  曹雪芹已经写出而又迷失的后二十八回里,会写到书中诸多人物的死亡吗?经过我对前八十回的文本细读、考据探佚,结论是肯定的。
  我告诉一位媒体人士:“曹雪芹没有写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么个句子。”他大吃一惊:“是吗?”我就告诉他,“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越剧院改编演出的越剧《红楼梦》里的一句唱词,其著作权属于编剧徐进。这就说明,许多人心目中的“断臂维纳斯”,其实并非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文本,而是电视剧、电影、舞台演出、小人书等转化物。有人见我续书里写了黛玉、宝玉先后升到天界,嘲笑道“魔幻续书”,一细问,原来他就并未仔细读过曹雪芹写的第一回,第一回前半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里明明白白写了宝、黛是天界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他们相继由警幻仙姑安排下凡,他们乃天上神仙是曹雪芹的设定,怎么会是我以“魔幻”笔法杜撰出来的呢?这就说明,若要真正维护“断臂维纳斯”,那就请去仔细通读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红楼梦》。
  为什么坚持黛玉沉湖的看法?
  我的续书里,安排黛玉的归宿是沉湖仙遁、回归天界。我的文笔难逮高鹗,但我为什么坚持黛玉沉湖的看法?
  有的记者采访我时,以及有的读者评议时,以为黛玉沉湖是我的“荒唐杜撰”,这倒无所谓,但紧跟着却又说:“你如此荒唐的想像,不知周汝昌老先生将如何评价?”他们就完全不知道,黛玉沉湖,乃是周汝昌前辈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学术观点,据他考证,在曹雪芹已经写出却又迷失的八十回后文字里,黛玉就是沉塘仙遁。
  根据周老的研究,黛玉沉湖应是在中秋之夜。我原来在这个具体时间上也是认同的。但在续书的过程里,我必须排出事件发展的时序,从贾元春省亲算起,到第八十回,应该已经是那以后的第三个年头的秋天,“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从八十一回起,当然就必须去写“诸芳”或死亡或出家或远嫁等等结局,而且必然会从“第三春(年)”的秋天写到冬天,进入“四春(第四年)”,这一年里四大家族要遭遇沉重打击,悲剧事件接踵而至,根据曹雪芹前八十回里的伏笔,以及脂砚斋、畸笏叟批语里的透露,倘若把黛玉仙遁安排在这一年中秋,则中秋后到入冬落雪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若把二宝成婚、贾宝玉第一次出家而又被甄宝玉送回等情节挤放在三个月内,殊难成立,故我采取变通的办法,安排黛玉在端午月圆夜沉湖,这样既不违背前八十回伏笔,又为上述家族巨变的情节舒展出足够的时间。
  《红楼梦》是一部爱情小说?
  有的读者评家希望在我的续书里看到宝玉、黛玉的爱情故事,结果发现黛玉在第八十六回就沉湖仙遁了,大失所望。
  我关于黛玉结局的笔墨确实存在不足,但是必须跟大家交代明白,就是从曹雪芹的八十回《红楼梦》文本来看,第一,不能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爱情小说,八十回里有大量篇幅写到爱情以外的故事,表现着社会生活及个体生命的其他方面。更何况书里还写了许多男性,大多也不写他们的情爱而写他们的其他活动,折射出那个社会的人情世故、宦海浮沉。
  第二,就以爱情笔墨而言,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也不仅仅是写了宝、黛的爱情,他还浓墨重彩地写了贾芸和小红的爱情、贾蔷和龄官的爱情(都是上了回目的),还有秦钟和智能儿的爱情、司棋与潘又安的爱情、焙茗与卍儿的爱情……
  如果你真是静心欣赏“断臂维纳斯”即曹雪芹的八十回文本,你就会发现,虽然在前四十回里曹雪芹运足了气力来写宝、黛的铭心刻骨的爱情,以及黛、钗与宝玉的三角纠葛,但是到第四十九回写到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四位亲戚女性到贾府以后,曹雪芹就将宝、黛的爱情以及宝、黛、钗的三角关系郑重地作了一个收束,黛玉不再对宝钗猜忌,宝琴进府后获得贾母宠爱,吃醋并说出酸话的不是黛玉而是宝钗,黛玉对宝钗、宝琴以亲姐妹相待,以至宝玉反觉纳闷,问“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宝、黛的爱情故事从此不是书里的主体了。
  八十回后的贾宝玉什么样?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排拒仕途经济,痛恨国贼禄蠹,把科举考试畏为毒药,将功名利禄视作粪土,他从不进入主流话语,有自己一套独特的具有叛逆性的思维和语言,有着博大的“情不情”的胸襟(以爱心对待天地万物,连对他无情的存在,也能以真情相待)。
  可是在高鹗续书里,他偏要写出不仅宝玉自己接受了八股文,连黛玉也支持宝玉去写八股文,这就把前八十回里曹雪芹所写出的宝、黛爱情的思想基础给釜底抽薪了,这样的宝玉,还是曹雪芹笔下的那个宝玉吗?这样的黛玉,还是前八十回里的那个独不劝宝玉去立身扬名的黛玉吗?宝、黛没有了共同的具有叛逆性价值观的爱情,纵使写来也颇缠绵悱恻,还是“断臂维纳斯”所呈现的那种富有深刻内涵的爱情吗?
  我在续书里安排了宝玉离家遇到强盗的情节,他不懂何为抢劫,主动把银子交给抢劫者;后来家府败落,宝玉与贾环、贾琮软禁在一处,环琮欺侮他,他却以德报怨;及至入了监狱,同狱有个杀人犯,刑讯后浑身血迹,他小心翼翼地给那“不情”者揩血,同监的要喂那人凉水,他知失血过多猛饮凉水会导致死亡,加以阻止。
  曹雪芹笔下的宝玉永葆赤子之心,我在续书里就写他如何以童真待人,他总是时时检讨自己,而去努力理解、关爱别人。曹雪芹笔下的宝玉特别看重社会边缘人,我续书里写他和湘云与花子们共处,在极端贫寒中亦享受到人生的快乐。我延续了前八十回里宝玉、宝钗之间在相互爱慕时难免因价值观不同产生龃龉……凡此种种,都凝聚着我的苦心,就是要去除高鹗对八十回后宝玉的歪曲,力图还曹雪芹八十回后宝玉形象的清白。

刘心武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9 16:17
续写《红楼梦》 刘心武详解前因后果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今年69岁的著名作家刘心武举7年之功,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重续《红楼梦》后28回,日前已经杀青,交由凤凰联动出版公司出版,内地和港台将在4月中旬同日出版。续本未见刊行,便已经成为读者热议的文化热点。至于刘心武的新续作28回能否超过高鹗版的后40 回,尚待作品正式出版后方能一窥究竟。刘心武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解续写《红楼梦》前因后果。

  把曹雪芹原意复原出来

  “《红楼梦》是大约250年前曹雪芹的一部伟大的著作,流传到今大抵是80回,这80回是经典,任何人不能乱动。我也是出于对它的热爱,呼吁大家不要随便动这前80回。有人把这80回比喻成断臂维纳斯。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刘心武告诉记者。

  据刘心武介绍,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全书的,曹雪芹全书为108回,曾经在小范围流传过。曹雪芹同时代里是有人读到过全本并留下痕迹的,从脂砚斋等人的批语里可以看到。很多资料证明曹雪芹和他的合作者都非常珍惜他的全本《红楼梦》,对80回后的文稿迷失痛心疾首。尽管曹雪芹书稿的后28回至今未找到,却是可以经过探佚加以钩沉的。传世的前80回“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传世脂评里对后28回内容的诸多透露和逗漏以及其他一些资料,均是自己探佚的资源。在探佚成果的基础上,试以曹雪芹的思路、思想、风格来续写80回后的28回。

  刘心武认为,清代的程伟元和高鹗出版的120回的通行本《红楼梦》,以活字排印方式推出,使曹雪芹的前80回获得推广流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他们对前80回手抄古本的改动,留下遗憾;而后40回基本上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120回的《红楼梦》是一个接臂维纳斯。接得不好,允不允许有人试一试,接得好一点?我想这个事应该是允许有人做的,而且应该欢迎有人尝试。早在清朝,已有不少《红楼梦》续书出现,但大都是从120回续起,总不脱才子佳人大团圆模式。当代也有作家续写的,自由发挥的成分居多。而刘心武的这本续书则是通过对前80回的文本细读,以及探佚研究,力图恢复曹雪芹后28回原笔原意的一次尝试。刘心武说:“我是不自由发挥,戴着镣铐跳舞,这镣铐是我自己套上的。我是要把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复原出来。”

  刘心武感叹:“我是兢兢业业地根据前80回的伏笔写,追踪设计不敢稍加穿凿,很辛苦的一件工作。”除了80回里有伏笔,很多的评注里也有,一个是脂砚斋,一个是畸笏叟。这些署名的批语量很大,里面关于80回后的提示非常之多。比如脂砚斋就说80回后有一个回目叫王熙凤知命强英雄,薛宝钗借词含讽谏。高鹗后40回里没有。刘心武的续写里有。脂砚斋说80回后里有狱神庙的故事,里面出现一个人物叫茜雪,这个人物前80回里是有的。高鹗的续写里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刘心武的续写里出现了。中国仅存一个狱神庙,在河南,刘心武为了写这本书专程跑过去看。也有人说人家的续写里面好多诗词,你有多少诗词?刘心武承认自己的诗词是弱项。但自己安排诗词是完全根据前80回的提示。比如在64回,写林黛玉写了五首诗,吟诵古代五个美女。脂砚斋就有一个明确的批语, “与后诗《十渡吟》呼应。”高鹗的续里没有,刘心武就写了《十渡吟》。


  续写《红楼梦》“蓄谋已久”

  早在1981年,写长篇小说《曹雪芹》的作家端木蕻良对刘心武说:“我想续写《红楼梦》,不知能不能实现。”这句话在刘心武的心里埋下了种子。端木蕻良那时69岁,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而刘心武在69岁时实现了这个愿望,端木蕻良没做的事刘心武做了,刘心武觉得可以以此告慰端木蕻良的在天之灵。

  刘心武称自己续写《红楼梦》是“蓄谋已久”,他将自己研究《红楼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1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话说赵姨娘》,随机发表阅读《红楼梦》感想。周汝昌先生读后主动写信联系刘心武,送他4个字:“善察能悟。”这给刘心武很大的激励。第二阶段从秦可卿入手揭秘《红楼梦》。第三阶段是探佚。探佚出来80回后是什么回目了,干脆就试写出来。从7年前就开始续写,高潮是完成这本书。“20年辛苦不寻常,了此心愿,乃我一生中的大快乐。”刘心武说,“我真正的初衷是为了向曹雪芹表示尊重、致敬。呼吁大家通过这样的推动力再去读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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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的魅力与尴尬——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引热议

  一则“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即将出版”的消息日前在网上传开,不久,消息得到出版方的证实。一时间,各持己见的文学专家、普通读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参与的人群大致可分两派,一派质疑刘心武续写的权威性,力保名著不被“玷污”;另一派则支持续写,期待尽早看到有别于以往的 “红楼后二十八回”。是是非非一时难有定论,有网友感慨,在这个“快餐式阅读”的时代,刘心武的大胆之举无论对错,已让“红学”又红了起来。这是经典的不朽魅力,也是经典无法回避的尴尬。

  质疑派:狗尾续貂不如留存遐想

  “凭什么续写?”“经典岂能戏谑?”“续写《红楼梦》,等于是给维纳斯安个胳膊。”“狗尾续貂,不如留存遐想。”“现代人的续作无法超越古人。”“续出的不会是‘青楼梦’、红‘雷’梦吧!”……续写话题一出,招致的质疑声很大。

  在“质疑派”中,有不少忠实的“红迷”,他们大多认为,今人无法探知古人的真实想法,也无法到达古人的语境,倒不如维持“红楼”的残缺美,因此不赞成续写。

  部分文学研究者也加入了“质疑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言辞犀利。他在微博中称:“若是以贫弱的笔力、陈腐的观念、主观的考证,要再造一个‘真实’‘正确’的红楼梦,那是会混淆是非,误导读者的。”

  还有一些自称“红迷”的业余研究者也在网上公开撰文批评刘心武续写。他们认为,刘心武之前有关秦可卿身份的研究已经走入误区,续写版本若大量发行,有以讹传讹之嫌。

  长期关注“红楼”研究进展的贾如泽在博客中提出,刘心武的另类考证,看似索隐,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索隐。“他的错误让人先入为主,很难再走出那个死胡同。”

  热衷探究“红学”的网友陈林认为,续写是刘心武的自由,但如果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以往“高鹗续写”的推断一旦不成立,那么刘心武续红楼梦就非常荒唐了。

  支持派:续写有何不可?

  “很好奇,很期待!”“不管有多‘狗血’(荒诞),我还是想看看……”在支持派中,不乏刘心武的固定读者群,也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对他勇于“挑战权威”的举动,表示钦佩。

  网友“直言相见”认为,刘心武写得怎么样且不说,敢想敢干就是勇气非凡。“Vivi-夏”说:“说真的,好期待!总比高鹗的好很多吧?!好勇敢的行为!一定去买! ”
  一些网友分析,长期以来,红学家已经霸占了《红楼梦》的话语权,应当允许刘心武说出自己的想法。

  网友“波斯蜗牛”说:“《红楼梦》又不是你们家的,怎就不能续?续得好或坏,《红楼梦》本身不会有任何损害。”

  部分人士还主张“红学”研究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久居“庙堂”之上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有“大众化”的通俗解读,让“红学”热起来。

  网友“天之韵”说,有一点不可否认,刘先生进一步推广了《红楼梦》,让更多人对《红楼梦》感兴趣。如果其中抛砖引玉出《红楼梦》的文献和人才,那也是奇功一件。

  网友“南国玫瑰”认为,刘心武的观点确实有争议性,但“红学”本来就应该是大众的,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

  学者:“红学”可以通俗化但不能“被娱乐”

  无论力挺还是质疑,刘心武的续写本身已引发众人对于目前“红学”研究状况与环境的反思。有学者表示,当下的“红学”,可以逐步通俗化,但不能“被娱乐”。

  “创作是个人自由,无可厚非;续写其实是今人走近古代文学经典的一种尝试。”涉猎“红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分析,时下已是一个大众文学的“卡拉OK时代”,不能阻止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续写名著。

  但他也指出,若从学术层面看,续写《红楼梦》有很高的难度,因为“红楼”的确博大精深,其中又有太多的不解之谜,引人入胜。因此,续写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能天马行空。

  赵昌平点评说,刘心武走的是“红学”中的“索隐派”路子,在“探佚”方面甚至比以往一些“索隐派”更厉害、更“走火入魔”,似乎下了很大功夫。刘心武的续作,虽然其文学品质还难以判断,但他的创作态度还是严肃的,不是庸俗的。赵昌平认为:“此书不妨一看。”

  “续写可以,但‘索隐’过了头,就成了‘娱乐红学’,变成迎合大众的文化猎奇、窥隐心态了。”曾编着《红学通史》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维昭主张,把“红学研究”和“小说创作”分开,不要误导大众,红学史上恰到好处把握两者区别的文人,也大有人在。他还说,刘心武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有的表述不符合学术规范,这必须纠正。

  针对一些网民为刘心武叫好,批评红学界过于封闭,陈维昭指出,红学界理应维护《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也不应包揽大众对《红楼梦》的话语权。

  值得参考的还有著名作家王蒙的观点。前不久推出新作《王蒙的红楼梦》时,他曾点评,刘心武做的是“趣味性研究”,不是历史考证;可以“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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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9 16:18
台州七旬老人六年续写《红楼梦》2011-03-16
 来源: 今日早报(杭州)






一部58万字80章回《红楼再梦》即将出版本报记者 吴中平 文/摄
一千名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名读者有一千个“红楼梦”
台州七旬老人六年续写《红楼梦》
一部58万字80章回《红楼再梦》即将出版
本报记者 吴中平 文/摄
一枕“红楼梦”,柯元华老人做了半个多世纪。经过6年的艰难逾越,一部58万字80章回的《红楼再梦》,即将在今年5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
日前,记者在台州市黄岩区海棠新村,拜访了76岁老人柯元华先生和他即将出版的《红楼再梦》一书。
一枕“红楼梦”做了半个多世纪
在台州椒江区委办工作的柯溢滨,是柯元华的儿子。提起父亲,他的脸上就溢满了骄傲。
他告诉记者,父亲是个铁杆“红楼迷”,《红楼梦》也是父亲一生中最爱读的一本书。50多年来,父亲一直有个“红楼梦”,就是续写《红楼梦》。
“第一次看《红楼梦》时,我才十七八岁。”柯元华回忆说,他很快被迷住了。但两个版本的《红楼梦》,在文革期间被妻子烧掉了,这一直是他心中的痛。
文革结束后,新华书店里的《红楼梦》一上架,柯元华赶紧又买了一套。从此,他一闲下来就捧起书来阅读,自得其乐。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对书中人物的了解,柯元华慢慢地对该书的故事情节,产生了意犹未尽之感。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柯元华对《红楼梦》理解的深入,他便萌发了写续集的念头。但他明白,为《红楼梦》续作,曾为不少文人学士思索和期盼,但要在巅峰之上攀登、着顶,甚至超越,却不是常人能企及和成就的。为此,他暂时抑制了这份“冲动”。
但柯元华却沉迷在“红楼梦”中,不醒。
每天闲暇之时,他总要翻出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品味一番。在翻阅了清代一些人士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续作后,柯元华发现,都是黛玉“还魂”之后,继续与宝玉结为连理的内容,而缺乏贾兰中榜以后生活的成长经历。
于是,柯元华再次萌发了续写《红楼梦》的想法。但直到70岁时,柯元华才决定动笔续写《红楼梦》。
70岁开始写作《红楼再梦》
“当父亲告诉我们他要续写《红楼梦》时,我们都以为父亲是闹着玩的。谁知,父亲一头扎进去,就是6年时间,并拿出一部洋洋洒洒80章回、58万字的《红楼再梦》。”柯溢滨说,父亲孜孜以求的心志、畅达无羁的思维和对传统文化痴迷而产生的惊人毅力和冲劲,是年龄、专业和其他条件所不能束缚的。
而柯元华只念过几年私塾,不仅读《红楼梦》特别费力,要续写《红楼梦》更感力不从心。
为了写《红楼再梦》,已步入古稀之年的柯元华,决心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深入研究古诗词、歌赋、楹联。
为了感悟苏杭文化,严谨的柯元华不顾高龄,十多次赶赴这些地方进行实地采风。为此他也付出很大代价,特别是有一次连续遭遇3次小偷,在南京被偷了三四百元钱,在无锡又被偷了500元钱,到杭州,他发现手机又不见了,回到家时已身无分文。
撰写了《红楼再梦》前十几回合时,柯元华笔耕着其中的一字一句。因为觉得速度比较慢,修改比较麻烦,已近七旬的他,购买了电脑,这为他的创作带来了很大帮助。
买来电脑后,不会拼音的柯元华,又专门买了一本辅导五笔打字的书籍进行自学。他用一个星期背熟了五笔字根,用半年时间掌握快速打字要领。此后,在全家人的支持下,他每天在电脑上潜心创作。
经不倦耕耘,柯元华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红楼再梦》初稿。
此后,柯元华又陆续完成了《红楼再梦》的第二次修改,但他觉得,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其实可以描写得更精彩,因此希望作品能更完善的他,又进入了第三次修改环节。
书稿成型后,柯元华像往常一样,早上7点钟出去练太极拳,白天在闲暇时窝在书房里修改小说。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柯元华突然对小说有灵感时,他就开始他的工作,甚至在半夜两三点,也会起来编写故事。
为让父亲的《红楼再梦》达到尽善尽美,同样爱好文学的柯溢滨,主动加入父亲的创作过程,他不仅提出了一些好的修改意见,还亲力亲为协助父亲修改初稿。
经过3年十易其稿,一部80章回、58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红楼再梦》在父子的精诚合作下出世了,并将在今年5月正式出版。
“再梦”讲述红楼人物后代故事
柯溢滨告诉记者,“再梦”以“程高本”为原著蓝本,主要叙述黛玉香消、宝玉出家20年后,由薛宝钗、李纨担纲的“红楼遗钗”,抚育新一代成长而呕心沥血,不断追梦的“新梦”。
小说从多个角度,贯穿了“红楼倾覆”后,荣府众人飞鸟投林的悲欢离合片段。有儿女情长的纠葛、有官商侠匪的较劲,有热火朝天、流光溢彩的祥和镜头,有刀光剑影、尔虞我诈的激烈场面。使传统和世俗规制在时代大发展的洪流中,在个性解放的抗争中,表现出腐朽、没落和残酷,使叛逆的“红楼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
为营造“再梦”氛围,该书设计了“玄虚梦境”作为故事的冥冥间依托,以写实手法说人、叙事、述物、写景、抒情。
在时间切换上,“再梦”以清王朝鼎盛时期主旨和脉络。以《红楼梦》十二曲之《晚韶华》为依据,围绕印证《好了歌及注释》的预示为线索,展开了处于清王朝鼎盛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展现传统女性渴望冲破世俗桎梏束缚、争取自由幸福的思想情怀和生活画卷。
作品展示了从民间到官场,从百姓到皇上的各式人物造型,主人公悲剧命运和意识形态特征。既给纷繁红尘以“空”的诠释,又赋予渺渺人生“实”的含义。
柯溢滨特别强调,《好了歌及注释》是“红楼”灵魂,是作者的世界观和“总论点。纵观“红楼”无不“好”尽“了”至、乐极生悲。而“再梦”中的《好了歌》,赋予了“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要了”的新内涵,道出了事物因果关系,崇尚道义德性、与人为善。


“如果说,《红楼梦》是消极对抗的话,《再梦》则是积极应对。”柯溢滨说,这正是本书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体书的思想内涵是积极向上的。”
柯元华说,他当了几十年基层干部,深深懂得‘当官要为民办事这个道理。在这套书里,他把很多笔墨放叙写官场事态,将新“护官符”、“新廉污吏赋”推荐为做官从政的借鉴和准则,竭力歌颂贾兰、周进等忧国忧民、清正廉明、大公无私的清官廉吏,抨击贾怀、符培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以官场宝鉴寄托对清廉政体的企盼、宣泄对腐败当局的痛恶。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今日早报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9 16:19
这不是可以续写《红楼梦》的时代2011年06月13日

来源:信息时报




思想钝刀 萧耳(杭州,作家)
昨夜读了几章刘心武的《红楼梦》,看不下去,最大的问题,不是说续作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有多大问题,而是语言感觉基本不对。
就好比一个天天要遵守社会法则,为五斗米折腰的现实中的中产阶级,硬是要显得自己对两百年前的贵族豪门生活细节了如指掌,了解他们怎么说话,怎么作态,怎么交际,怎么思考,怎么表达情感,以为能穿越到那里,跟姐姐妹妹们一起长袖善舞,其实那劳动人民的袖子,短得根本不能耍袖。
刘心武就是刘心武,即使在这个并不性灵的时代里,他也算不上是一个性灵才情挥逸的作家,以前读过他的小说,文字感觉基本上水泥预制板那种,闷闷实实的,他的文字里,缺的是一份风流潇洒。对《红楼梦》的痴迷是一回事,你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大观园里的那点事,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因为你不是曹雪芹,也不是洪升,你骨子里也从来不是风流潇洒又愤世嫉俗的公子哥儿,在那样的簪缨世家里生活过几十年,到潦倒时,回忆便一幕幕地自动展开,因而丝毫的不做作。
就好像《旧地重游》这样的英伦挽歌,也只有Evelyn Waugh这样的世家出身的英国人写得出。
刘心武的《续红楼梦》,可叹满纸匠气,最不搭的是语言。欠气度,欠典雅,欠性情,欠风月,欠古典,欠莺燕,也欠闲话说玄宗的那种悠长淡然,刘心武很像木刀子割肉的屠夫,虽势大力沉,那肉却依然被割得不成形状,面目全非。他很卖力,硬是想将现代语拗出古典味来,可语言这东西,真是勉强不得的啊。
相比写市井的《金瓶梅》,还有高鹗版的续,还有后来鸳蝴派的一些小说,语言都比刘心武的《红楼》美多了。
优美语言的流失,或者是急躁冒进的时代造成的,想在当代找个能使语言符合《红楼梦》之美的作家,大陆真的不太好找,或许,还能在台湾找出两三个来吧。
100年前,中国还是儒学大师一抓一把的辉煌时期,忽地就哗哗地凋零了。从文化的食物看,若没有古典书,没有国外书,我们现在的人,也就只配吃吃肯德鸡和麦当劳。陆文夫当年写《美食家》,那种关起门来在幽闭中享受极致的情调,如今都不可得了。
这真不是一个可以续写《红楼梦》的时代啊。可是,为什么总要埋怨时代不配合呢?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9 16:20
续写《红楼梦》 =给维纳斯安胳膊?
2011年02月25日

来源:北京日报



一则“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即将出版”的消息日前在网上传开,并且得到出版方的证实。一时间,各持己见的文学专家、普通读者展开了热烈讨论。各大网站也纷纷开设专栏,就刘心武该不该续写提供讨论平台。
在这场讨论中,参与的人群大致可分两派,一派质疑刘心武续写的权威性,不乐意名著被“玷污”;另一派则支持续写,期待尽早看到有别于以往的“红楼后二十八回”。
网友感慨,在这个“快餐式阅读”的时代,刘心武的大胆之举无论对错,已让红学又红了起来。
踩:续貂哪如残缺美?
在质疑派中,有不少忠实的“红迷”,他们大多认为,今人无法探知古人的真实想法,也无法到达古人的语境,倒不如维持“红楼”的残缺美,因此不赞成续写。
部分文学研究者也加入了质疑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言辞犀利。他在微博中称:“若是以贫弱的笔力、陈腐的观念、主观的考证,要再造一个‘真实’‘正确’的红楼梦,那是会混淆是非,误导读者的。”
还有一些自称“红迷”的业余研究者在网上公开撰文批评刘心武续写。他们认为,刘心武之前有关秦可卿身份的研究已经走入误区,续写版本若大量发行,有以讹传讹之嫌。
顶:经典不妨出庙堂!
“很好奇,很期待!”“不管有多‘狗血’(荒诞),我还是想看看……”在支持派中,不乏刘心武的固定读者群,也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对他勇于“挑战权威”的举动,表示钦佩。网友“直言相见”认为,刘心武写得怎么样且不说,敢想敢干就是勇气非凡。
一些网友分析,长期以来,红学家已经霸占了《红楼梦》的话语权,应当允许刘心武说出自己的想法。网友“波斯蜗牛”说:“《红楼梦》又不是你们家的,怎么就不能续?续得好或坏,《红楼梦》本身不会有任何损害。”
部分人士还主张红学研究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久居庙堂之上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有大众化的通俗解读,让红学热起来。
学者:可通俗不可被娱乐
无论力挺还是质疑,刘心武的续写本身已引发众人对于目前红学研究状况与环境的反思。有学者表示,当下的红学,可以逐步通俗化,但不能被娱乐。
“创作是个人自由,无可厚非,续写其实是今人走近古代文学经典的一种尝试。”涉猎红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分析,时下已是一个大众文学的卡拉OK时代,不能阻止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续写名著。
赵昌平说,刘心武走的是红学中的索隐派路子,在探佚方面甚至比以往一些索隐派更厉害、更走火入魔,似乎下了很大功夫。但他也指出,《红楼梦》博大精深,其中又有太多的不解之谜,续写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能天马行空。
“续写可以,但索隐过了头,就成了娱乐红学,变成迎合大众的文化猎奇、窥隐心态了。”曾编著《红学通史》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维昭主张,把红学研究和小说创作分开,不要误导大众。
(许晓青 孙丽萍)
泄露? 炒作?
2月14日晚6时35分,出版商凤凰联动在微博上宣布刘心武重续《红楼梦》后二十八回书稿已杀青。18日,凤凰联动总裁张小波在微博上发布100万册起印《刘心武续红楼梦》的消息,助推该新闻。同日,《人民文学》杂志网站宣布,将在今年第四期重点推出刘心武重续《红楼梦》后二十八回之前十四回。就在业内人士和网民强烈关注的同时,出现了疑似原文外泄的事件。
17日,媒体人鞠健夫在微博称“全球独家披露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后28回”,随后更连续发布博文,上传刘心武续写的第八十一回“中山狼吞噬薄命女 河东狮吼断无运魂”部分章节,但那一千多字远没有满足大家的阅读欲,正当纳闷儿怀疑鞠健夫是否会触犯刘心武版权时,又一事件发生。
18日晚8时,一篇名为《冒死发帖,内部流出刘心武续红楼梦全文》的帖子在网上出现,与鞠健夫发布的为同一章节,只是网帖有七千多字,似乎是八十一回全文。事出后,刘心武对此表示不满,并声称疑似泄露的文字并非出于自己之手。
19日,出版方凤凰联动的官方微博做出回应,表示“内部流出”文字非确切文稿,“全文”应属妄语,凤凰联动将严查此事,追究恶意侵权者责任,并对刘心武表示深切歉意。
书稿的外泄,使得刘氏后二十八回真面目露出冰山一角,挑起众人翘首期待的胃口。对于该事件的虚虚实实,不少网民质疑是炒作的伎俩。(李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8:45
红学研究不仅仅是红学家的事
时间:2010-02-02
 来源:山西新闻网 三晋都市报 




太原一读者,四十多年潜心研读《红楼梦》,两度致信《百家讲坛》对刘心武红学观点提出质疑……

2006年,作家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曾轰动文坛。几年之后,太原读者李引泉向本报记者讲述他在当时曾向 《百家讲坛》两次致信对刘心武的红学观点提出质疑,并得到了《百家讲坛》栏目组的书面回复。

1月29日,记者在李引泉贴满红楼金钗图的书房中与他面对面,听他讲述他的红楼情结。

《红楼梦》八十回是完结本

“维纳斯的绝美,正是定格在残缺的原理中,任何修补的尝试,均涉嫌糟蹋艺术,《红楼梦》对其断稿再续,也是如此。曹雪芹为使‘红书’不给后人留一丝质疑,故使《红楼梦》在八十回断稿,并消除后边的文稿,不留只言片语,《红楼梦》断续是曹雪芹为后人设定的文学穴井。”李引泉字斟句酌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历史上对于《红楼梦》的续一直存在争议,也有人提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实已经完整地叙写了故事,并无再续的必要,“他们虽然提出了《红楼梦》八十回是一本完整的著作,但是却没有具体的例证。我的观点在书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李引泉说。随后,他翻开了自己的探讨笔记。“《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用判词判定15名金钗的命运结局,此法借鉴了《金瓶梅》第二十九回的手法。吴神仙为西门庆及妻妾9人,看相说终身命运。其书围绕卦象完书,9人命运与神仙所定卦数丝毫不差。读者不禁质疑,中国古代果真有这未卜先知、预测如神的神仙之人吗?质疑声中,《金瓶梅》的含金量降低。假若9人命运与神仙卜卦相违,反令人信服。”李引泉认为,曹雪芹鉴于《金瓶梅》的得失,而《红楼梦》八十回的成书,其精华足够读者品尝,因此再无续之必要。“妙玉曾道:‘一杯为品,二杯为解渴,三杯便是饮牛饮驴。’”李引泉道:“品尝了八十回,我们已经明白作者抨击当时社会功过得失之因,明白作者讴歌一群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岁寒志士——金钗,作者的创作意图全部达到,完书正当其时。”

有人也曾提出,结局符合判词令人质疑,可不符判词读者更不能接受。李引泉说:“大师故意留给我们一部残缺的天书,这在《红楼梦》第五回已经明示了。如晴雯判词——宝玉看了,没疑问。到八十回,全分解完毕。袭人判词——宝玉看了,不解。遂掷下。到八十回果然没有分解完毕。香莲判词——宝玉看了仍不解。第八十回仍然没有分解完毕,宝钗、黛玉的诗判也同理……假如《红楼梦》依梦写梦,假如真个根清叶楚,谁还会百年来兴师动众,探讨不止呢?这也许就是大师的精明之处吧。”

除了《红楼梦》的结局,李引泉有自己的想法外,最让他得意的是他的三宣牙牌令析解,他说:“《红楼梦》中七副含义颇深的令牌,我都已解开,他们暗合的人物命运也正显示了《红楼梦》的精妙之处,我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我一起探讨。”

不赞成刘心武的观点

“纵观古今的红学研究,越来越剑走偏锋,越来越让人痛心。学者不好好研究红学,却揪住《红楼梦》的作者是男是女不放,还有人说曹雪芹是同性恋,真个糟蹋了这部名著带给我们的精神享受。”李引泉痛心地说。

2006年,李引泉看到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虽然刘心武是名人,但李引泉却直言刘心武曲解了《红楼梦》。因此,李引泉两次致信《百家讲坛》栏目,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举出例子证明刘心武的观点是错误的。《百家讲坛》栏目组分别于2006年10月和2007年11月回复了信件,称来信已转交主讲人刘心武先生,并建议他与红学有关机构取得联系。

李引泉说:“如今自称红学家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可以正确解读《红楼梦》的人却少之又少,我也读过很多红学家的观点,我尊重他们的观点,但是并不赞成,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接着,李引泉详细地介绍了自己认为刘心武在讲解《红楼梦》中的错误之处。

在《百家讲坛》里,宝钗所住的“衡芜苑”,刘心武解释为“恨无缘”,刘心武意指宝钗恨与宝玉无缘分。李引泉认为可笑至极,“曹雪芹悟世明理,面对任何困苦决不怨恨。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红楼金钗抗争封建社会等级的态度,谁有怨恨之心绪?况且,《红楼梦》第五十回提到‘酸心无恨亦成灰’,第二十二回里又有‘焦首朝朝暮暮,煎心日日年年’诗句,与恨皆无关。因此,我认为‘衡芜苑’应解作‘很无怨’。另外,《红楼梦》第三十回中,宝玉说宝姐姐像杨妃,宝钗大怒,刘心武认为宝钗怨恨宝玉,是因为宝玉和黛玉相好。刘心武怎不看看《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的脏唐臭汉。在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就杨玉环为北方人士,长得比较丰满、性感,宝钗与杨玉环一样美丽,连宝玉都动了想摸一摸的念头。宝钗真正生气的原因是宝钗认为玉环乱伦,自己行为圣洁,因此大怒。”

研究《红楼梦》四十多年

尽管自己喜欢、研究《红楼梦》有四十多年了,李引泉却很谦虚,他说:“我只是以文会友,共同论争。以添乐趣,共增雅意。”那么,这四十多年他怎么走过的呢?

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还在上小学6年级的李引泉还不知道《红楼梦》为何物,他还是跟同龄的小朋友一样,只知道玩耍。“我真的要感谢那些邻居老师,他们对我说,每天把时间花在玩上,为什么不看看《红楼梦》呢?那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宝库。”李引泉感慨地说。让李引泉没想到的是,从那天开始,《红楼梦》便成了他一辈子都在读的书。

《红楼梦》一直藏于李引泉的案头,每天他都会翻出来读一读,还会在上面勾勾画画。“年轻时,我以为《红楼梦》是一部爱情小说,为此,还学着宝玉的样子流连于女子之间,想体会宝玉的心境,一度走入了死胡同。毛泽东曾说过,只有看过《红楼梦》五遍以上才有资格评论。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对《红楼梦》要用悟空的心境来看,它其实是一本全面深刻剖析当时社会的书。”

上世纪70时代,李引泉参加了工作,也没有放下《红楼梦》的研究。经常带本《红楼梦》到公园找个安静的地方读。上世纪80年代,李引泉当时的月工资也就50元钱左右,为了方便研读《红楼梦》,他还是花了将近一半的工资买了两套正版的《三国演义》《红楼梦》。

“读了这么多年《红楼梦》,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记者问道,“薛宝钗!”李引泉果断地回答,“其实,薛宝钗是《红楼梦》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本身很复杂。红学界的主流一直是‘褒林贬钗’,但作者刻画的薛宝钗却是个很正气的人。在书中,曹雪芹将主要人物拟作花,但把薛宝钗拟成什么花却一直很模糊,前八十回,曹雪芹将薛宝钗拟作牡丹,后四十回高鹗将薛宝钗拟作梅花,这是有原因的。在前八十回,宝玉是曹雪芹在书中的化身,后四十回中宝玉的结局是出家了,但在现实中曹雪芹没出家,而是艰难地在尘世中活着。所以说,在书中,薛宝钗的命运更符合曹雪芹的现实生活,是曹雪芹在书中的化身。”

采访手记

采访从正午延续到夕阳西斜,期间,李引泉先生给我们讲解的最多的是《红楼梦》。

红学研究是很深奥的学问,时不时有红学专家提出令人或信服或不解或哭笑不得的观点,但即便如此,对《红楼梦》的研究仍让人欲罢不能,这恐怕就是名著的魅力吧!

本报记者陈丽红 实习生王飞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8:47
宝玉科举高中、贾府复兴有望、宝钗怀上孩子……
红学家西岭雪评新《红楼梦》:红学研究在倒退



  日前,新版《红楼梦》在四川地方频道播出了最后一集。从大结局来看,和1987年的旧版有很大不同:宝玉、贾兰科举高中,贾府又有复兴的希望,活生生整了一出喜剧。对此,红学家们并不买账。红学家西岭雪认为,这完全是红学研究的倒退。
  
  惊叹
  改编1:巧姐下乡没进青楼
  
  在新版中,巧姐最后没有像旧版那样堕入青楼,而是跟着刘姥姥到乡下避难。第50集一开始,贾环为了报复凤姐,特地为巧姐说了一门不称心的婚事,还说服了邢夫人,想赶快把巧姐嫁出去。幸亏平儿找来王夫人想办法,王夫人就找了刘姥姥前来接巧姐。最后,王夫人借计把邢夫人绊住,平儿则将巧姐打扮成佣人的样子,随着刘姥姥到乡下去了。
  红学家西岭雪:“巧姐肯定被卖入了青楼,而且也是刘姥姥去救了她,这是研究红学的专家们一致认可的。”
  
  改编2:宝钗怀孕贾府蒙赦
  
  宝玉出家后,宝钗似乎并没有太过悲伤,镇静自若,她此时已怀了宝玉的孩子。只听见丫鬟来报,宝玉考了第七名举人,贾兰也榜上有名,皇上大赦贾府,归还此前查抄的家产。而旧版宝钗的结局是最后被宝玉抛弃。
  红学家西岭雪:“红学界有一种考证就是宝钗婚后还是处女之身,因为宝玉出于对黛玉的怀念,没有和宝钗同房,再说他们结婚的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就怀孕了。同时高鹗很封建,总是觉得应该有儿子来送终,但曹雪芹的本意不是这样的。”
  
  改编3:宝玉高中贾府复兴
  
  在新版结局中,宝玉和贾兰高中,皇上大悦召贾兰面圣。而后又大赦贾府,贾珍、贾政能够继续世袭官位,而所抄贾府家产也全部退还。因为宝玉考试高中,让贾府从此又有了扬眉吐气的希望,这也是新旧《红楼梦》最大的区别。此外,宝玉离家去参加科考,和王夫人、薛宝钗等告别时,说的都是诀别的话。等到考完试,贾兰回到家中说“二叔丢了”,众人才恍然大悟。
  红学家西岭雪:宝玉是绝对不可能考取功名的,因为他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高鹗是个举人,按照他的人生,中举绝对是人生大事,也是他最得意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强加在了宝玉的身上。
  同时,皇帝也不可能对贾府大赦,因为曹雪芹的父亲当时被皇帝放了,但并没有将家产归还,而实际上大赦也是不可能的。
  
  辩解
  增加细节更人性化
  
  新版《红楼梦》的编剧之一顾小白表示,他们这次仍然沿用一百二十回的版本,虽然后四十回评价不高,但其出发点就是忠于原著。但他们也承认,后四十回确实有它的问题,很多重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和前八十回大相径庭,而且与前八十回非常人性化的人物塑造相比,后四十回十分表象化、脸谱化,这是高鹗与曹雪芹相比最大的败笔。
  对于剧中最不靠谱的贾家后来“再中兴”,“沐皇恩、延世泽”,甚至“兰桂齐芳、家道复初”,顾小白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在忠于一百二十回原著的基础上,还想通过一些细节的设置,让后四十回更为人性化,这就需要加一些细节。比如贾母为什么会变?宝钗为什么会变?肯定是有客观原因的,但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只要有加有删,就会和专家意见有所冲突。红学家的参与和监督,对我而言,一方面有一定的束缚,但更大的优势是,他们确实比我们理解得深刻、详尽,他们给出的意见确实有硬道理,让我们在把握‘度’的问题上,掌握得更精确。”         据《广州日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8:47
刘心武"生编硬造" 红学家群起抡大棒


【编辑点题】在著名小说家刘心武在台上”越俎代庖”了很长时间后,沉默的中国红学界终于说话了.近期,作家刘心武出版了《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两书,销量可观。书中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这自然引起主流红学家不屑。在最新出版(第十期)的《艺术评论》上,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接受采访或者撰文,表示对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的刘心武的”红学”和”秦学”必须说话了。

●话语:红学研究的误区

  矛头指向:刘心武的“秦学”

  ◆摘要:


  ★蔡义江:“新索隐派”走不通

  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隐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

  蔡义江认为,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近一百年来,这种在《红楼梦》中猜谜的方法屡屡不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刘心武。蔡义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坚决地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

  ★孙玉明:刘心武有几大误区

  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新索隐派的第二大误区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

  第三大误区是治学不严。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

  ★吴祚来:“班主任”是谁的后人?

  吴祚来将刘心武把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讥之为“红外学”。他写道,“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遗憾的是,刘心武的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或可运用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

  ◆引申阅读:

  红学研究:是繁荣还是虚热? >>>

  刘心武:“红学”应该是公众共享空间>>>


  ◆点评:刘心武在央视开讲《揭密红楼梦》的时候,又把《秦可卿之死》看了一遍,应该是一篇用现代人性观念演绎古代故事的佳作。然后再听“揭密”,还真有点侦探小说的味道。如今,正经的红学家出来捍卫红学的纯洁性了。几个误区、学术不严谨等,对刘心武应该是重磅的炸弹。只是不知,刘心武会怎么回应。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文松辉)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8:51
文学名著大全(在线阅读)(一)
第一部分:中国经典文学名著
曹雪芹《红楼梦》
施耐庵《水浒传》
罗贯中《三国演义》
吴承恩《西游记》
喻世明言(冯梦龙)
醒世恒言(冯梦龙)
警世通言(冯梦龙)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儒林外史
镜花缘
封神演义
杨家将
聊斋志异
绿野仙踪
智囊全集
济公全传
孽海花
儿女英雄传
三侠五义
官场现形记
金瓶梅传奇
文心雕龙
绘图今古奇观
狄公案
醒世姻缘传
木兰奇女传
隋唐演义
雍正皇帝
唐诗三百首
婉约词
飞花艳想
风月鉴
凤凰池
好逑传
合浦珠
蝴蝶媒
金云翘传
梅兰佳话
巧联珠
论语集注
梦中缘
生花梦
听月楼
吴江雪
五美缘全传
雪月梅
英云梦传
玉娇梨
终须梦
驻春园小史
古文观止
颜氏家训(集解)
呐喊
彷徨
子夜
围城
红日
红岩
红旗谱
一只绣花鞋
燕山夜话
青春之歌
铁道游击队
保卫延安
暴风骤雨
敌后武工队
吕梁英雄传
小小说世界
人生
平凡的世界
早晨从中午开始
白鹿原
一百个人的十年
郑愁予诗集
中国散文
中国寓言大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8:52
第二部分:外国经典文学名著
包法利夫人
茶花女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哈姆雷特
简·爱
青春的证明
人性的证明
野性的证明
十日谈
唐·吉诃德
威尼斯商人
爱的教育
哈利波特和魔法石
哈利波特与密室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
哈利波特和火杯
哈里波特:监狱的逃犯
哈里波特:燃烧的高脚杯
哈里波特:神秘的房间
安娜·卡列尼娜
傲慢与偏见
奥德赛
包法利夫人
茶花女
大卫·科波菲尔
第二十二条军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好兵帅克
呼啸山庄
蝴蝶梦
简·爱
绞刑架下的报告
教父
局外人
卡门
苦儿流浪记
鲁滨孙漂流记
麦田里的守望者
牛虻
十日谈
斯巴达克斯
斯佳丽
汤姆叔叔的小屋
唐·吉诃德
我是猫
小妇人
一九八四
伊利亚特
英雄艾文荷
约翰·克里斯朵夫
追忆似水年华
最后的莫希干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8:55
第三部分:武侠、言情、玄幻小说阅读(上)
寻秦记
域外天魔
金庸小说主题阅读
琼瑶小说主题阅读
飞狐外传
雪山飞狐
连城诀
天龙八部
射雕英雄
射雕英雄传老版
白马啸西风
鹿鼎记
笑傲江湖
书剑恩仇录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老版
侠客行
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老版
碧血剑
碧血剑老版
鸳鸯刀
越女剑
金庸文集
三剑楼随笔
金庸传奇
金庸笔下的男女
烤烧金书
曹正文评金庸
倪匡论金庸
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
金庸小说论稿
金庸小说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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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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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朦朦
菟丝花
几度夕阳红
潮声

寒烟翠
紫贝壳
月满西楼
翦翦风
彩云飞
庭院深深
星河
水灵
白狐
海鸥飞处
心有千千结
一帘幽梦
浪花
碧云天
女朋友
在水一方
秋歌
人在天涯
我是一片云
月朦胧鸟朦胧
雁儿在林梢
一颗红豆
彩霞满天
金盏花
梦的衣裳
聚散两依依
却上心头
问斜阳
燃烧吧火鸟
昨夜之灯
匆匆太匆匆
失火的天堂
我的故事
冰儿
剪不断的乡愁
雪珂
望夫崖
青青河边草
梅花烙
水云间
新月格格
烟锁重楼
鬼丈夫
苍天有泪
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续集
告慰真情
七剑下天山
白发魔女传
塞外奇侠传
广陵剑
瀚海雄风
联剑风云录
散花女侠
萍踪侠影录
还剑奇情录
风云雷电
鸣镝风云录
飞凤潜龙
狂侠天娇魔女
武林天骄
慧剑心魔
龙凤宝钗缘
大唐游侠传
女帝奇英传
三剑楼随笔
草莽龙蛇传
龙虎斗京华
武当一剑
幻剑灵旗
剑网尘丝
弹指惊雷
绝塞传烽录
牧野流星
游剑江湖
侠骨丹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8:56
第三部分:武侠、言情、玄幻小说阅读(下)
侠骨丹心
风雷震九州
冰河洗剑录
云海玉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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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概述内容  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为对《红楼梦》的文本和作者的研究和考证。 由来  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其中记载:“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
  红学一词,开始出现的时候,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据中国清代晚期李放《八旗画录》注记载:“光绪初,京师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 据均耀《慈竹居零墨》记载,清末有个叫朱昌鼎的人,对《红楼梦》十分入迷。有人问他“治何经”,他对人家说,他所治的“经”,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原来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个“红”字。这个小故事流传开来,不久“红学”一词就约成定俗,成为研究《红楼梦》这门学问的名称。 发展  红学的出现几乎与《红楼梦》的出现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红楼梦》尚未完成,红学就出现了。脂砚斋所作的评语,就是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所作的。脂评牵涉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者家世、素材来源、人物评价,是标准的而且十分可贵的红学资料。
  脂批的作者脂砚斋等人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家。所以,自《红楼梦》诞生的那一天起,红学的研究就开始了。
  由于爱好者、研究者众多,红学日益成为“显学”,其“热闹”程度大有超过甲骨学敦煌学之势。光绪年间,北京士大夫阶层就以研究《红楼梦》为“红学”。民国初年,“红学”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如蔡元培、王梦阮等学者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系统 红学

的研究。五四以后,胡适、俞平伯等用现代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把红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此,人们把五四以前的红学称着“旧红学派”,而把胡适、俞平伯所倡导的红学叫做“新红学派”。
  红学的概念本来是很清楚的,一般认为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人物的研究;对《红楼梦》作者生平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红楼梦》与其它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都可称为红学。然而,周汝昌先生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



红学分支曹学  把红楼梦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的最早是索隐派,索隐派把红楼梦看为“明珠家事”的隐写,虽然在研究对象上犯了错误,但客观上开了把文学和历史原型结合的先河。
  到了胡适的时候,提出了自叙说,首先把红楼梦和曹家在康雍乾的历史结合。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是采取当时的最新成果,就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一种带有自传性的作品。鲁迅先生是这么说的,“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红楼梦》的特点是八个字,“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写实写到力透纸背的程度,本来写实好像是最不新鲜的,虚构、想像是最新鲜的,因为他以最大力度来写实,写得非常之好,“转成新鲜”,反而赛过那些纯虚构的、纯幻想的作品。这是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于是在红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分支——曹学,通过研究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来了解《红楼梦》。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和《曹雪芹(小)传》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伟大的突破,和总结。开辟了曹雪新时代。 版本学  因为红楼梦版本繁多,而且流传过程十分复杂,携带了大量版本问题,这些版本问题一方面造成了读者阅读上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又是记录了作者修改痕迹和版本流传信息等珍贵资料,并且由于早期的《红楼梦》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的,所以研究版本学问题不仅是纠正版本出现的问题,也是研究红楼梦的流传情况,改版情况,乃至主题思想等进行研究。 探佚学  但凡探佚,首先都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红楼梦并不完整。正是因为不完整,所以才需要探佚,探佚就是探寻丢失的部分,探佚学是由周汝昌提出的,他指出探佚是研究红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如果不探佚,很多研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正是因为探佚的重要性,所以探佚应该结合历史事实,和文本,进行科学的探究。 脂学  脂学,就是以脂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脂批,又称脂评,是目前学者公认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最早的评点。脂批有广义和狭义的脂批,广义的脂批是指以脂砚斋、畸笏叟(有的说法认为他们俩是一个人)和梅溪等诸公的批语,狭义的脂批是脂砚斋的批语。这些批语和红楼梦正文一样重要,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信息。




流派及代表作  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有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等。以考证派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一般又划分为旧红学新红学。 旧红学  旧红学,指的是五四时期以前,有关《红楼梦》的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旧红学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纳兰成德家事说”、“排满说”,“宫闱秘事”,“自传说”、“随园说”、“色空”“梦幻”说、“刺和坤说”等。
  评点派的代表人物是清代的王雪香、张新之姚燮等人,他们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对经过了程伟元高鹗续补的120回本《红楼梦》进行评点。
  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其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至今仍不断有这一类的著作问世。
  此外,还有不少红学家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研究它的写作方法、文学特色、思想意义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在红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 新红学   胡适与红学

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胡适考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胡适虽然遭受批判,但这些观点却普遍被人接受。近几年来,随着红学的深入发展,新红学的基本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而屡遭批判的索隐派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特别是红学泰斗周汝昌提出《红楼梦》与周易理论的关系,指出作者以拟人手法对周易理论进行了阐释的可能性,如以十二个女子代表十二地支轮回的手法,将有可能成为今后红学研究的关键所在。
  考证派则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订,重要著作繁多,除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外,还有俞平伯《红楼梦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等等。





旧红学的主要派别评点派  中国文学史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西游记》等,后来竟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代表人物:最早学金圣叹评点《红楼构》的是脂砚斋,畸笏叟等。从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评点派大为活跃,书商大量出版经过“批评”“批点”“新评”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大某山民的批评,太平闲人的“读法”,读花人的“论赞”和“回答”。
  脂砚斋是《石头记》最早的评论家,他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随《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
  王希廉,字雪香,号护花主人。王雪香抓住《红楼梦》的纲领即是“色空”,关键是“真假”,这也是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方法。王雪香评《红楼梦》的总论是:“《红楼梦》一书全是梦境,余又从批之,真是梦中说梦,更属荒唐,钛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来人物,何处非梦?何人非梦?如余梦之人,梦中说梦,亦无不可”。 可见,王雪香承袭了脂批的色空论而来,不仅抒整个《红楼梦》的人和物,而且把整个人生归结为一个字——“梦”。
  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又号“妙复轩”。太平闲人把巨著《红楼梦》和低级庸俗、露骨性描写的《金瓶梅》看成是一路货色,而且“较《金瓶梅》尤造孽”,这完完全全曲解了《红楼梦》! 太平闲人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三十万字的评论,归根到底把《红楼梦》看成是“盗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是暗《金瓶梅》。他还列出种种荒谬论据论证《红楼梦》是宣传儒理易道。
  姚燮,字梅伯,一字复庄,号“大某山民”,著有《读红楼梦纲领》。他的评点有总评和分评。《总评》中论及小说全书主题时有一条说: “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轻,此为全书纲领”。 “秦”“情”“轻”“倾”用谐音唱出《红楼梦》之纲领,实为浅薄,不足深论! 索隐派  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学派。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环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代表人物周春,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1729-1815)。乾隆59年(1794),周春撰就至今见笔墨的第一部“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周春认为《红楼梦》“叙金陵张候家事也 红学通史

”。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排满说”等。
  王梦阮、沈瓶庵,“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出自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一书。 沈王二氏在该书中认为宝玉即是清世祖。清世祖是满清贵族举兵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董鄂妃,相传为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
  南社作家苏曼珠(1814-1918)在《新小说》上撰文说《红楼梦》是“种族小说”,系愤懑人之作,“不能专以情书目之”。这就是他提出的“排满说”。
  蔡元培(1868-1940)在1917年9月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状况。” 题咏派  题咏派和评点派、索隐派一样,也是旧红学的主要派别。题咏派“都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概要而言之,无非画饼充饥,借酒浇愁”(茅盾《关于曹雪芹》)。题咏派的诗词、赋、赞,有的抒发“荣华易逝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渗透着佛家的“色空”观念和“梦幻”思想;有的抓信书中的“风月繁华”和“爱情故事”大肆宣染所谓“繁华”之景和“香艳”之情,吐露出一种仰慕的一种思绪,有的同情宝黛钗,因未能给宝黛钗指出一条光明之出路,抒发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概!
  代表人物:乾隆时代的叶崇仑的《红楼梦题词》便是一个代表作:“即色即空,幻境荒唐人不识。情天恨海,黄土朱颜尽可怜。韶华难驻,几个聪明能觉悟?曲度云屏,多少红楼梦未醒!”
  题咏派中有一位名唤明(1771-1831)的人在其《金陵十二钗咏》中,给宝黛钗指明了一条“出路”: 冷香错拟似环肥,梦主荒唐惹是非。 不为檀郎留佩玉,只怜贫女失罗衣。 残春恨在莺儿老,暮雨愁深燕子飞。 若向红楼觅佳偶,薛君才合配咏妃。 诗末自注云:”蘅芜君(宝钗)配潇湘妃子(黛玉)才是一对好姻缘,读《红楼梦》者未知之也。” 无派别  旧红学家中,王国维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的重要人物。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





新红学的主要派别考证派  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带来了新鲜空气,人们从此司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
  自称具有“历史癖”和“考证癖”的胡适,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得到关于作者的六条结论,胡适的结论之结论即第6条:《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人称胡适的学说为“自传说”。
  现在,《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妇孺皆知。但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在乾隆50年(1758年)前后至今,顾虑在着种种争议,归纳起来至少有四种说法(略)。自从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直到现在,很少人再对《红楼梦》的作者提出异议。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红楼梦》作者。胡适的这一功绩是不容否认的。
  四十年代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继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辩》之后出现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红学专著。这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用马列主义指导《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 评论派  三十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的“考证”“著者”“本子”之类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如李辰冬《红楼梦研究》(1934,巴黎出版法文本)。作者认为曹雪芹的“人生观”是“达观的”“出世的”,其著的目的就是在于抒发“人生不过一场梦”的感概。《红楼梦》的社会由世家、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组合而成,但是“它们绝不含任何阶级斗争现象”,书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的人格”,不存在“好人”“坏人”的对立。
  四十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状态分析之上,代表作有太愚(即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收文十篇,1948)、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1945)、阿印的《林黛玉的悲剧》(收文7篇)、高语罕的《红楼梦宝藏》(共6讲)。张天翼通过分析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分析了曹雪芹思想、创作时的复杂心情。太愚则十分注重人物心理状态以性格特点的分析。
  五十年代,李希凡等两个小人物,再次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至文革逐步形成了《红楼梦》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





发展时期  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随《红楼梦》的写作和流传而产生,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两百多年间红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大致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以前,称为“旧红学”时期;从1921年“新红学”的出现到1954年为“新红学”时期;从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为“当代红学”时期。 旧红学时期  旧红学时期中,有的是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诗歌和纪闻,有的是各种版本上的批注和评论,有的是研究《红楼梦》的专书和专文。总体成就不高,但如敦敏、敦诚等人的诗歌和脂砚斋的某些评点对于了解曹雪芹及其创作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是从《红楼梦》本身阐述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尽管其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研究的角度是可取的。最没有价值的是索隐派的专著,其代表著作有署名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谈》、署名悟真道人的《红楼梦索隐》、蔡孑民的《石头记索隐》以及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等。 新红学时期  新红学时期的评著,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索隐派的著作,如1925阚铎《红楼梦抉微》、1927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1934年景梅九《石头记真谛》等,这是第一个研究时期索隐派的继续和恶性发展。但由于新红学的声势很大,故索隐派著作的影响日益缩小。第二类是考证性质的著作,如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和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和1952年《红楼梦研究》、1953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其中以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最早、影响最大,它们的成绩在于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考证,对“旧红学”的谬误进行过一些批判,但在考证研究中散布了唯心主义思想观点和实用主义烦琐考证的治学方法,成了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的主要对象。第三类是评论性质的著作,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史的历史的变迁》及其它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精辟见解,此外,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等,都是有成就的著作。 当代红学时期  当代红学时期,从1954年《文史哲》9月号发表李希凡蓝翎二人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它》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开始,对俞平伯二书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直至现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支持了李、蓝两个“小人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斗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何其芳《论红楼梦》、周汝昌《曹雪芹》、冯其庸《梦边集》、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张绵池《红楼十二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白盾《红楼梦新评》、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周中明《红楼梦语言艺术》、舒芜《说梦录》、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吕启祥《红楼梦论集》、王朝闻《论凤姐》、陈诏、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邓云乡《红楼梦识小录》及《红楼梦导读》等等。如想进一步了解《红楼梦》研究史的情况可阅读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和《续稿》以及韩进廉《红学史稿》。





当代红学回顾  “文革”以后的红学研究横向上大体可分为“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部分。文献研究又可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版本研究三类;文本研究则分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两支。从时序上纵向排列,“文革”以后的红学可划为三段:1976~1979年、1980~1986年、1987至今。 1976~1979年的红学研究  1976~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红学研究的不少文章虽还没有跳出“文革”中形成的老套路,但随着一场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
  在文献研究方面,考证派继续了对《红楼梦》作者及成书状况的研究。如1979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论丛》,另有戴不凡于1979年在《北方论丛》《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秦可卿晚死考》等文,提出作者乃“石兄”曹俯,而曹雪芹只不过是修改、整理者。之后,反驳戴文的文章有近30篇。版本学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1977年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在台湾出版,1978年冯其庸的《论庚辰本》是第一部红学版本考证的专著。该书通过对庚辰本和己卯本之间关系的详尽分析和比勘,认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是曹雪芹去世前最后的、也是最完整的一个版本,是仅次于曹雪芹手稿的珍贵抄本。庚辰本自胡适发现后,一直未获重视,冯其庸的详实考核才使人们对其版本学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文本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极意义。 1980~1986年的红学研究  这一时期是红学研究的辉煌繁盛时期,真正就《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研究形式和效果与以往大大不同,西方文艺理论也被引入红学研究中,给红学研究带来许多新视角。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在大陆已基本消失,港台有赵同的《红楼猜梦》(1980年)等,但均未成气候。这一时期的考证派却极其活跃,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曹学的考证尤其繁盛,对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生卒年、故居、曹家遗迹、抄家原因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80年),在对1963年公开的《辽东曹氏宗谱》研究基础上,对曹家成员状况、从官历史等做出了考证,认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而非河北丰润;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1980年)通过对脂批的重新标点分段,推论曹雪芹之卒年为乾隆甲申(1764)年春天,有别于传统研究者所支持的“壬午”卒年及“癸未”卒年两说;另外还有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等著作。除曹学外,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十分活跃,大体理出版本源流的一些情况。如己卯本和庚辰本同出于己卯庚辰本;王府本与戚沪本、戚宁本属同一支;甲戌本虽是过录本,但属年份最早的版本。港台方面有王三庆专著《红楼梦版本研究》(1981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早期存在状况及这部小说的传抄转录过程,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曹学、版本学的盛况相比,脂学和探佚学方面也有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1981年)。
  随着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的改变,这一时期的文本研究呈现兴盛繁荣的态势。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的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方法来阐释《红楼梦》,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对于“红学”含义的争论起于1980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他认为红学的范畴应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这部小说写的是谁家的事,即“本事”,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学者们的质疑。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对于红学学科范畴的反思有利于红学研究的规范化。
  这一时期,对《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层层深入地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等等。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
  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冲突,而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因此,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在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此外,在翻译、出版方面,1981年由李治华、雅歌·阿雷札艺思合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出版;另有蒙文、维吾尔文、斯洛伐克文等译本问世。 1987年以来的红学研究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呈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红学自上世纪20年代胡、蔡论战之后,便日渐寥落,上世纪50年代后在大陆已基本消失。但随着1989年霍国玲、霍纪平的《红楼解梦》的出版,索隐派红学在大陆再起波澜。《红楼解梦》认为《红楼梦》乃影射清朝佚史,是曹雪芹怀念恋人之作。《红楼解梦》在总体理论构架上流于索隐派的主观臆度,而缺乏正史资料的支持;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出版,作者提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之说,索隐出秦可卿故事乃影射清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从2005年起,刘心武又连续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但其考证部分重复周汝昌的观点,其文本分析则重复王志武《红楼梦人物冲突论》的观点。索隐派红学以其离奇的故事性、传奇性,满足了多数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趣味,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受经济利益和消费性的促使,方法上又流于玄虚的红学研究,并不值得提倡。
  考证派红学亦出现不少异说新论。如1994年欧阳健的《红楼新辨》经过对版本的再梳理,指出20世纪发现的所有脂评本皆系伪造,唯独程甲本乃《红楼梦》真本;至2003年出版《还原脂砚斋》,形成了红学辩伪考证体系。曲沐的《红楼梦会真录》也是辩伪派观点。1995年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则认为《红楼梦》中暗伏伏羲画卦结构,《红楼梦》有两种,一是故事红楼梦,一是结构红楼梦,曹雪芹的小说是一部对称结构艺术的著作;还有“二书合成说”,认为《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本书拼合而成;另有一部分人则从开发本地经济效益出发,对曹雪芹的祖籍提出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说法。以上种种可见,红学考证越来越走入趣味化,其中的“祖籍考证”则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目的,许多考证文章不仅仅远离红学,而且对了解作品并无积极意义。
  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 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考中,出现了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在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方面,研究方法显示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如1998年王彬的《红楼梦叙事》,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于红学研究上;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科技成果也被引入红学研究,如利用计算机的统计功能来考察《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等。





红学名人  红学家有很多,以下几个是比较有名的。
  胡适(1891~1962)是一位具有很多开创性建树、起了划时代作用的重要人物。在“新红学”领域,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胡适在红学史上开新纪元的成就主要有:把红学纳入了学术轨道,开创“曹学”、“版本学”、最早重视和研究脂批本,他对《红楼梦》续书的研究,至今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胡适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度,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淋漓尽致的发挥了“新典范”的作用。《胡适与红学》是作者在尽可能充分、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胡适的上述诸创获进行全面、系统解读的新尝试,力图对胡适在百年红学上的开创性贡献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周汝昌,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 周汝昌

言。周汝昌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曾就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院。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首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丰富详备的内容以及开创意义在红学史上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评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其历经五十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
  专著:《红楼梦新证》《曹雪芹》《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献芹集》《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历程》 《曹雪芹新传》 《红楼艺术》《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真本》《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风流文采第一人》《红楼十二层》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 张爱玲

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于美国洛杉叽逝世。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张爱玲主要红学研究成果
  1977年8月由台北皇冠杂志社印行她的著作《红楼梦魇》。全书共由7篇专文构成,卷首是“自序”。题目是:《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高鹗、袭人与畹君》《初详红楼梦——论全抄本》《二详红楼梦——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三详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四详红楼梦——改写与遗稿》《五详红楼梦——旧时真本》。这7篇文章以版本研究为主要内容,显现出一位作家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和研究的独特的“视角”。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过中学教 刘心武

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研究: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 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百家讲坛开讲《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系列节目,原定为36集,但至23集时遭致红学家干预而停播。 2006年4月12日,刘心武应纽约华美人文学会之邀抵达美国,4月16日于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次“红楼揭密”演讲。2007年7月,继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系列节目






版本问题  《红楼梦》的版本,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仅流传八十回的脂评抄本系统;一是不知何人续写了后四十回,经程伟元、高鹗整理补缀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
  脂评系统的本子,现存十个版本,其祖本都是曹雪芹生前传抄出来的,所以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原著的本来面貌;
  程高系统的本子,基本上只有两种:程甲本和程乙本,它们前八十回依据的也是脂评系统的本子,但已经过了整理者较多的改动,程乙本改动尤甚。 脂评抄本系统  甲戌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8,13—16,25—28,共16回,分装为4册,4回一册。第一回有其它各本没有的一句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故得名。甲戌,1754年。此本有一千多条批语,被称为“脂批”。胡适原藏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2005年上海博物馆重金购回。有上海古籍、中华书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己卯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回—20回,31回—40回,55回(后半),56,57,58,59回(前半),61—63,65,66,68回—70回。在31回—40回这一册的目录页上,有“己卯冬月定本”六个字,故称己卯本。己卯,1759年。现藏国家博物馆。有上海古籍、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庚辰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78回,1—80,缺64,67回。装成8册。10回一册。后四册目录页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故名。庚辰,1760年。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人民文学影印本。
  蒙府本:名石头记,发现于清代一蒙古王府,故名。120回。有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戚序本(石印本,上海本,南京本):名石头记,有戚蓼生序,故名。80回。有人民文学、上海古籍影印本。
  杨本:又称“梦稿本”,120回。曾为杨继振收藏,故名。有上海古籍影印本。
  舒序本:名《红楼梦》。存1-40回。有舒元炜1789年(己酉)序,故名。
  列藏本:存78回,缺5,6回。没有总书名。除少数几回名红楼梦外,各回皆名石头记。现存俄罗斯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不只一处它本文字皆误,而此本正确。最好一例是黛玉眉目的第二句,此本为: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与第一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可谓绝佳之对。它本皆逊色多了。此句当为雪芹原笔。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梦觉本(甲辰本):甲辰,1784年。名《红楼梦》,有梦觉主人序。80回。有书目文献、中州古籍影印本
  郑藏本:存23,24回。曾为郑振铎收藏,故名。有书目文献、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靖本:名”石头记“,原藏于扬州靖应鲲氏,故名。存78回,缺28、29回,后遗失至今未曾寻到。
  卞藏本:2006年6月在上海发现。被深圳收藏家卞亦文先生购得。存33至48回。有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以上个本又称脂本,以有脂砚斋评语故。这些抄本现在都出版了影印本(上海本南京本除外)。
  这些本子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有一位论者认为,这些本子都出自曹雪芹的同一个传世稿本。诸本间的差异,是在传抄中形成的,雪芹并没有多个稿本传世。他以共同异文版本群统计表加上其它一些论据,论证了诸抄本都是配抄本),因而,版本关系的研究不能以“本”为单位,应当以“回”为单位。有时,还要深入到一回的内部。 程高印本系统  120回活字印刷本:
  程甲本(1791):程伟元、高鹗于1791年出版的活字印刷本。
  程乙本(1792):程伟元、高鹗于1792年出版的活字印刷本。对程甲本作了不少修改。
  程甲本评点本
  《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东观阁主人(王德化)评点,1811年初版;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王希廉(护花主人)评点;
  《增评补图石头记》王希廉总评,姚燮(大某山民)加评;
  《妙复轩评石头记》张新之(太平闲人)评点,1881年孙桐生出初版;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三家(王希廉、姚燮、张新之)合评本;
  《红楼梦》黄小田手批,底本为东观阁印本;
  程乙本评点本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陈其泰(桐花凤阁主)手批,底本为程乙本。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9:56
最后一个红学家--俞平伯红学行状
  一

   一九O四年立春日,在那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苏州,想来是风清日暖的晴好。就在这一天,四岁的俞平伯背着书包、蹒跚而神气地走向学堂。而此时牵着俞平伯小手、送俞平伯到学堂的,是一位白发老者,神清气朗、鹤形松姿。

  在回家的路上,听着身后的朗朗书声,这白发老者骤然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并吟诗一首述怀:

  喜逢日吉又辰良,笑挈曾孙上学堂。
  一岁春朗新甲子,九天奎宿大文章。
  更兼金水相生妙,能否聪明比父强。
  记有而翁前事在,尚期元负旧书香。
  这白发老者乃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 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教育,辛勤笔耕,有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五百卷。清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罢官后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

  俞樾此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俞家世代书香,声名扬溢海内外。除他自己文章满腹外,其父俞鸿渐,举人、诗人;其孙俞陛云,光绪二十四年探花,官翰林院编修。其孙媳许之仙,苏州知府许子原之女,熟谙诗文,巾帼不让须眉。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俞樾对现在上学的曾孙俞平伯存些异乎寻常的期许,自在情理之中。

  二

  果然,俞平伯英雄了得,没有辜负曾祖父的期望。他建树多多,尤以《红楼梦》研究赢得俗事声名。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俞先生不过二十出头,所谓的乳臭未甘、黄毛犹存是也,然他与胡适、顾颉刚却并称新红学三剑客。剑锋所向,旧红学土崩瓦解,新红学横空出世。这的是,英雄露颍在今朝,年少便把姓名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俞先生年灾月厄、造物偃蹇,著籍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阵营,属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学术老爷。但作为毛泽东钦点的人物,更属影响远播、声名广大。以至文革中的红卫兵竟误以先生为《红楼梦》作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乾坤颠倒,时移物换,那俞平伯也就梅开二度、苦尽甘来。此时,那俞平伯的名头大得怕人、响得怕人,如果你以红学多情,可你不知道有俞平伯这么个好汉,就像一个人不晓得自己的家国姓字。

  俞先生红学成就主要在《红楼梦》著作权的辩伪存真,代表作是《红楼梦辩》(后增益为《红楼梦研究》。在俞先生前,已经有人认为《红楼梦》非一人所作。如:在《赠高兰墅同年》一诗的自注中,清代著名诗人、高鹗的妻舅张问陶曾明确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又如:在《曲园杂纂》第三十八卷《小浮梅闲语》中,俞先生曾祖俞曲园先生就认为,后四十回中提到科举试题有五言八韵诗,这应是在曹雪芹之后的事,可见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作的。

  在前人的基础上,凭借脂批的暗示与作品的描写,俞先生目光如炬、见微知著,找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矛盾近百条,辨明《红楼梦》只有前八十回是那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乃高鹗续补。

  应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俞先生的工作是有着眼点的。《红楼梦》的写法及成书过程比较特殊,在写法上,这部作品草绳灰线、伏线千里,特别是第五回,对主要的情节及人物命运都有暗示;同时,在该书创作时,除了作者执笔外,作者的一些亲朋好友也始终参与,并以批的形式对一些情况,特别是作品的故事大概进行过披露。所以,根据这两方面的材料,通过找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矛盾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识问题的存在。

  也是那俞先生确实弄出些有些名堂,《红楼梦辨》问世时,《现代评论》就有人如是说,"续书说的提出和论定,无异空谷足音,震动了当时的红学界。"在此后的岁月中,俞先生的意见基本成为定论。是因为有俞先生的慧眼,高鹗的不堪才昭白于天下,高鹗二字,与欺世盗名、瞒天过海同义。挂羊头卖狗肉,狗尾续貂,人们这样评价后四十回。

  但考之俞先生治红学事,就态度与动机而言,与影响的广泛、特别是与曾祖父的期许风牛马不相及。无意轰动视听,没有自比奎宿的高大,更不想开所谓的"新甲子",作所谓"大文章",甚至有无"元负旧书香"的责任意识也难说。"一片闲云无拘系,说神仙恰是真的。任鸡虫得失,夔蚿多寡,鹏鷃高低。"对红学这学问,他其实并不真正地当回事,先生说了些大概可以称之为红学的话,但冲淡、本色,就像他的散文那样,当然,更多的是对《红楼梦》没有信心。 在《红楼梦辩引论》中,俞先生说:

  我从前不但没有研究《红楼梦》底兴趣,十二三岁时候,第一次当他闲书读,且并不觉得十分好。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我还记得,那时有人告诉我姊姊说:"《红楼梦》是不可不读的!"这种"象煞有介事"的空气,使我不禁失笑,觉得说话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傻?直到后来,我在北京,毕业于北大,方才有些微的赏鉴力。一九二零年,偕孟真在欧行船上,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这书竟做了我们俩海天中的伴侣。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欧游归来的明年(一九二一),我返北京。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布他底《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

  与自己的说法相表里,在《红楼梦辩》序言中,顾颉刚也披露,俞先生曾在致顾颉刚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 。

  如果以上说法不伪,牵牛花儿当喇叭吹,闹着玩;骑马时间少、擦镫时间多,本末颠倒。就是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绝好评语。一切都很平淡,没有热情,更少动力,特别是事业心欠缺,全是将就、勉强出些东西。所谓的"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所谓的"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根本不存在。

  可以设想,俞先生是这样作这文章的。他涂抹些论"红"的文字,但用情不专、心不在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马大哈当会计,全是糊涂帐。此时,他正迷醉新诗,一九二二年一月,与叶圣陶等创办《诗》月刊,为写作平民的诗,为实现诗回到平民中去的理想,他孜孜不倦,埋首经营,村村势势地起劲忙活。于是乎,一九二二年三月,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出版。不久,《雪朗》(与朱自清等人合集)、《西还》、《亿》陆续问世。

  对《红楼梦》,闲时也信笔记上几行,可吊儿郎当,写过就随手丢放。在这般的经营中,情形自然一塌糊涂,"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不知怎么搞的,那研"红"手稿不见了。

  或是曾有一念闪过,俞先生似乎记起写过些东西,"可曾记得"?他疑惑地问妻子。那位杭州闺秀许宝驯颠着一双小脚,就有过一番翻箱倒柜的忙碌。但苦于俞家字墨太多,从高祖父俞鸿渐到曾祖父俞樾再到父亲俞陛云,遗存已是汗牛充栋,俞夫人劳而无功。

  或是俞先生压根就忘了这回事。因为:对俞先生来说,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美事,是有俞夫人做伴。俞夫人长俞先生四岁,是俞先生舅父的女儿,与俞先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俞先生爱这位表姐呀。

  "可爱的匆匆,可爱的朦胧,以她的可爱而皆可爱了。"这是俞夫人给俞先生的感受。

  "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女人"这是俞先生因为爱自己的夫人而泽及裙钗。

  只要大表姐在,"春日早起摘花戴,寒夜挑灯把谜猜。添香并立观书画,步月随影踏苍苔",那世界就再圆满不过了,几页劳什子手稿算什么?

  后来,俞先生的手稿却被友人发现了,已经在市井的旧书摊中,像走失了的孩子,面目肿破,没头没脸,似个泥猪一般。俞先生倒还宽厚,没有责斥其不安生,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但担心其再任性远游,就干脆打发了个正经去处。送往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印行五百册。封面冠名《红楼梦辩》,收俞先生引论、顾颉刚序各一。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不足十万字。

  那捅破红学天空、颠倒红学世界的大作--《红楼梦辩》,就是这么来的。就像非常不经意地、信手在路边扔了颗种子,可它竟然发芽了,生根了,长叶了,以至蓬蓬盛盛、恣意纵横,成为一种风景,芬芳美丽满枝桠,直叫那世人喝声好,不知高低。

  三

  在一九五四年,距《红楼梦辩》问世,已约消磨得约三十年的光阴。但那随意造就的风景却又一次引人注目。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次不是对其称奇道妙,而是一些人看出那风景中有不少歪脖子树。

  是年,两个毕业不久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偶然路过那风景所在-读了俞先生的著作《红楼梦辩》,闭着目思量了几回,歪着头琢磨了几次,觉得不对劲,与他们刚刚接受的理论抵牾,于是指指点点,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扬言俞先生的红学思想有三点错误

  四

  岁月不居,白驹过隙,世事翻腾似转轮,花开花落几春秋。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再一次审视那风景。有人说,哎,胡闹!它不歪呀,周正着呢;也有人说,歪则歪矣,但妙在那一歪,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嘛。于是乎,再长的巷子也能走出个天,换珠衫依旧是富贵模样,向时的遗憾全部变成光荣。人们洋洋洒洒地写了许多大文章,总结他的学术思想,研究他的治学方法,歌颂他的学者品格,评价他的学术贡献。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说俞平伯"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

  着眼于《红楼梦》这一亩三分地,也惟俞先生最风光、最英雄了得。解放前就有《红楼梦辩》奠基,建国后,勤于资料整理、校勘,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数十万字的"校字记",《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甲戍本《红楼梦序》。都是大手笔,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泽及晚辈后学。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

  "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与别人的殷勤相反,俞先生却十分冷漠。历尽了人间的风暴雨寒,踏遍了世上的沟沟坎坎,他极目远眺,晴空万里,白云在天,霎那间,大彻大悟,心中一片空明。情也成空,爱也成风,宛如挥手袖底风。任你千般妩媚,万种风情,俺"不随妖艳争春去,独守孤贞待岁寒","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忧"。

  根据《俞平伯年谱》记载,一九七九年,筹备中的《红楼梦学刊》上门敦请俞平伯出任编委或顾问,俞先生当即谢绝。

  一九八O年,首届"《红楼梦》国际研讨会"在美国召开,俞先生是第一位被邀请的内地红学家,俞先生未到会。

  另据俞氏外孙《我的外祖父俞平伯》记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

  真可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急流中勇退不争多,厌喧烦静中闲坐。"

  俞先生不仅冷漠,更心神不定,神思恍惚,常常想一回,闷一回,恼一回,又懊悔一回。面对别人的殷勤,他更多的是望着夕阳发呆。也曾数窗前的雨滴,也曾数门前的落叶,也曾问流水的消息,也曾问白云的去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回首平生,"花开一季,春色三分;多半狂风多半雨,一分流水二分尘"。先生感慨万端,一声长叹。
  关于俞平伯晚年的忏悔,目前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认为自己的《红楼梦》研究全是胡闹。

  在《乐知儿语说〈红楼〉》中,他说,"《红楼梦》好象断纹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我深中其毒,又屡发为文章,推波助澜,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笔者躬逢(红学)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 "(考证派红学)下笔愈多,去题愈远。""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起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

  一九八六年,在纪念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说:"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我自己每犯这样的毛病,比猜笨谜的,怕高不了多少。""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俞先生外孙韦柰的回忆则更指向要害,一九九0年六月病重后,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俞先生每次见到他,总重复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韦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久,韦柰才知道这与《红楼梦》后四十回有关,但他还是搞不清楚真正意图。那时,俞先生已病入膏肓,思维只能出,不能入。经过反复断断续续的对话,韦柰终于弄清了他的想法,他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并且用颤抖的手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他还亲口对韦柰的母亲俞成说:"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

  对拿俞先生多情的人来说,俞先生的情况无异于兜头一盆凉水,让他们措手不及,顿时尴尬。这俞平伯太不知好歹,老糊涂了。于是,这些好心人一哄而散。

  不过也有人说,这老爷子心下清爽着呢,一点也不糊涂。他们说有这么一回事,经过多年疏浚,俞先生已经彻底搞清困惑考据派红学的几个问题,扬扬几万言,就在《红楼梦学刊》编辑的案头。

  冯其庸、周汝昌一看就犯难了。当然不是因为俞先生说得不对,而是因为他说得太对了。但就是因为对,他们惊慌失措,犹如天崩地陷一般。经过一夜秘谋,强打精神捱步俞府。

  虽已拟出多种说辞,但心中还是不免惴惴。跨入俞府,却不禁为之一惊。俞家哭声动地,三三两两的人穿梭忙碌,由于写文章时过于激动,稿子寄出后,俞先生就呜呼作古。冯其庸、周汝昌先是一塄,随之念及俞先生的种种好处,也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伤心之后,想起此番的使命,悬着的心徐徐下落,彼此心照不宣地一瞅,万千的默契尽在不言中。

  我当然知道这都是胡诌,但也从侧面看出,淡泊增益了俞先生的魅力。作为红学家,俞先生在宁静中风云,在风云中宁静。或许真的像俞先生自己说得那样,他什么也没做,但这正是俞先生的价值所在: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鄙以明丽。所有的铺陈夸张、好大喜功,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在俞先生的面前都相形见绌、原形毕露。人们喜欢俞先生,神话俞先生,因为俞先生不神仙雾罩、虚多实少,不追求君临万物的高度,永远都熨贴着大地。

  据传,俞先生临盆前,其母梦有僧人登门化缘,遂以俞为高僧转世,故乳名僧宝。考诸先生的从容恬静、与世无争,冥冥中盖有天数也。

  五
 
  秋雨霏霏,连绵不绝。撑着油纸伞,我神情暗淡、心中腻烦,在不知有多少人曾走过多少次的宁荣街徘徊。昔日的簇簇车马阜盛人烟,今天好似被绵绵的秋雨消融的无痕了。宁府门前两只狮子无影无踪,坐在荣府门前挺胸叠肚指手画脚说东谈西的人也烟消云散了。

  大观园群芳凋零,海棠树已经枯死半边,"呜呼死生遂隔离,使我双泪风中斜。"

  俞先生都忏悔了,您说中国还有几个红学家?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09:59
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年 红学家齐聚忆非凡历程
2010-09-15    刘敏君    人民日报海外版   


“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学者:红楼梦学会成立宣告红学研究进入新时期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庆善在开幕致辞中说,在百年红学史上,这三十年非同寻常。198072130日,由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北方论丛》编委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联合发起的《红楼梦》研讨会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研讨会。在那次大会的闭幕式上宣告成立的中国红楼梦学会,是中国红学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的创刊共同成为新时期红学研究的重要标志。



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在回顾学会三十年来的历程时说,中国红楼梦学会从创办之日起就放眼全国、放眼全世界,团结所有爱好《红楼梦》的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们在三十年中做出了很多贡献,不论是在作者、家世、版本,还是思想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没有这些研究者与爱好者,学会就是徒有虚名的。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戴敦邦绘


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希凡是三十年前学会成立的亲历者。“三十年后,能够继续参加学会的纪念研讨活动由衷感到高兴。”李希凡说,红学会虽然不是第一个学术团体,但在群众基础、活动能量等方面,是其他学术团体无法相比的。或许大家在《红楼梦》研究的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只要中华文化传统继续发扬,红学研究就依然要继续。



作为当年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锦池在开幕式上和与会代表们一同分享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他的镜头有最初调到《红楼梦》校注组时去拜见吴组缃时的情景,有《红楼梦学刊》创刊之后,众多大师级学者如茅盾、王昆仑、吴组缃等希望所有热爱《红楼梦》的研究者们能团结在一起的情景以及1980年成功举办第一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情景。与会者认为这些镜头是精彩的新时期红学史之一部分。


作家:“我的进步与成功跟《红楼梦》分不开”


《红楼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在说到他与《红楼梦》的缘分时说:“古印度在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七种意识之外,还有一种音译为阿赖耶识的意识,永恒而不可消灭。我跟《红楼梦》之间便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前世之缘。”他认为自己的成功始终伴随着阅读《红楼梦》、分析《红楼梦》、分析社会的体验。在研究《红楼梦》、参加《红楼梦》研讨会,到后来开始创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努力与机遇并存。他说:“这三十年,是我自己奋斗的三十年,也是红楼梦学会逐步发展壮大的三十年,而我的每一次进步与成功都跟《红楼梦》分不开。”


会议:求真务实百家争鸣


本届大会讨论历时两天,分五场进行,大会发言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是关于红学史方面的研究。由于《红楼梦》文本的特殊性与经典性,作为一门显学,红学研究在二百多年的发展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因而关于红学史方面的资料与研究特别是新时期红学史的资料收集在近年颇为人们所关注。此次会议适逢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许多学者结合自身经历,回顾了近三十年的红学历程,为红学史留下了宝贵的口述资料和研究成果。



二是关于小说文本的研究。与会者认为,《红楼梦》的存在与价值在于文本,红学研究需要回归文本。就小说本身来说,品味小说的诗意,对《红楼梦》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更值得关注,这也是近年来不断被学界强调的一点。无论版本、人物、思想、艺术乃至研究流派,都与此相关。希望文本研究能在今后有飞跃与前进,像西方理论家研究小说那样,真正从小说中总结出问题。



三是关于《红楼梦》传播的研究。与会学者就《红楼梦》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形式呈现各抒己见,如版本流传、续书创作、戏曲改编、翻译推广乃至教学和饮食等文化产业的开发等,由此体现了《红楼梦》文化的深远影响。记者注意到,有学者专门对《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译介状况做研究,认为西方学界有许多关于《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这是西方学者基于自身的立场与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的卓有意义的探索。中国的学者应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红楼梦》的海外译本,并对译本的底本进行考证;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内容和观点。这项研究做好了,将有利于向西方普通读者推介《红楼梦》,推介中国文化。



红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自身的学术性、专业性、严谨性。有学者认为近年的红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缺乏有意义和深度的研究选题,同时也缺乏精细和深入的言说方式。也有学者对近年来一些通过炒作成为社会时尚的红学现象提出了批评。与会者认为,百家争鸣首先要讲究学术的科学与规范,在科学与娱乐之间不能有丝毫混淆。学者做学问须求真务实,真正拥有科学精神。要以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在新科技手段的辅助下,使红学研究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01
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之回顾——怎样读懂《红楼梦》的发展史
胥惠民

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成绩是辉煌的。在这个世纪不仅成就了“红学”,还成就了它的分支“曹学”。一个作家和他的一部作品分别成就了两门专学,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时红学又是一门备受误解和备受批评的学问。王蒙曾说:“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红楼梦》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它丰富得如同宇宙那样,充满诱惑力,什么人都可以研究它,从它里边什么东西都可以扯出来。研究《红楼梦》常常使人走火入魔,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总是伴随着红学生长,有些红学观点又常常被批评为“红外线”。红学界外的学者常常对它避之惟恐不及,更不愿染指它了。不管怎么说,红学同甲骨学、敦煌学一样是20世纪中华大地上的三门显学。反思20世纪红学的功过,总结其经验教训,会为21世纪红学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张庆善、梅新林两位已准备编撰一部多卷本《红学通史》,他们力图把握过去红学研究的演进规律,使青年学者更好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以避免精神浪费。总结红学发展史应该是多渠道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的工作。客观地分题目描画20世纪红学概况,无疑对人们认识上个世纪红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分题综述,实话实说;是非功过,自在其中;见仁见智,进行总结,免除了学人的翻检之劳。


索隐派——一群智者的误读
《红楼梦》之所以会在20世纪变为专“学”,同索隐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乾隆、嘉庆之际,索隐派的观点就出现了。这个学派的产生,内因源于作品本身。《红楼梦》第一回云:“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又说:“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破人愁闷”。它吸引学人探索幽隐,寻求小说被隐去的“本事”或者“微义”。外因则由于这些学人不明白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更不明白小说虚构故事的本质特点。于是 “明珠家事”说、“和珅家事”说、“金陵张侯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宫闱秘事”说、“演义理”说、“清世祖与董鄂妃爱情”说、“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说、“雍正夺嫡”说,等等,不时地见于清人、近代人的著作。但当时缺乏深入的“索隐”,尚构不成学派。到了20世纪20年代情况大变,连续出版了几部索隐派的大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有的著作连续再版十馀次,不仅宣告索隐派的成熟,也标志着红学的成立。
20世纪索隐派代表作主要有以下一些: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附于120回《红楼梦》上,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王、沈“以注经之法注《红楼》”索出了什么“真事”呢?他们在其《红楼梦索隐提要》中说:“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 小说中的“情僧”即指顺治皇帝,那么董鄂妃是谁?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豫王多铎灭南明时,“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后“身随王北行,经世祖纳之宫中,”封贵妃。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成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 此书出版后,短期内即印行13版之多,可见其当时影响之大。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出版。他的基本看法是:“《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说:“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因为贾宝玉说过“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他认为书中贾宝玉写的是“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意也,即指‘胤礽’。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的资格,所以贾宝玉衔玉而生。”“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经过蔡元培的索隐,《红楼梦》这部表现女儿才华及其悲剧命运的世情小说,就变成了表现明末民族矛盾以及明王朝灭亡、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政治小说。蔡元培“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说很有趣,从初版到1930年即印行了10版,于此可见这也是影响很大的著作。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出版,邓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曹雪芹说他增删五次,是指清代“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
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印行。寿鹏飞比较赞赏蔡元培的观点,反对胡适《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说。他说:“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有关政治,诚哉斯言。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无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他认为《红楼梦》是“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林黛玉是废太子胤礽的影子,宝钗是雍正的影子。他还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给《红楼梦》重新找了个作者叫“曹一士”。
景梅九《红楼梦真谛》1934年由西京出版社印行。景梅九同意“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满”的观点。他说:“木石前盟,即木石前明,不过添皿字以掩饰之。”贾宝玉影射“帝王”,《红楼梦》暗写清廷,隐叙明清兴废和所谓的“亡国之痛”。
1949年共和国解放后,大陆索隐派少了,但新加坡、台湾、香港却呈复活之势,不断出版着这类著作。1959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反对胡适的自叙传说,同意蔡元培的观点,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1972年杜世杰在台中市印行了自己的《红楼梦原理》,全书30多万字,基本观点与蔡元培相同。此书最大胆的提法是认为曹雪芹是个化名,谐音意思是“抄写勤”“抄写存”,杜世杰相信作者吴梅村说。后来作者将此书与其《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编为《红楼梦考实》,1995年由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印行,1997年第二次印刷,共印行8000册,继续宣扬他的观点。香港李知其分别于1984年、1985年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谜》上、下篇,规模略同于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观点也大体相同。李知其大力挞伐胡适首创的“曹雪芹自叙传”说,他说:“《红楼梦》是一部梦谜小说,作者向专制满帝的朝廷做出讪笑,时或掺入毁谤的情节,试问如何会写下真姓名来召祸呢?他既存心隐去姓名,后人岂易考证出来?”他认为“曹雪芹”三字连读可成为“呓说人”,                                                                                                                                                       即说书人的意思。他不仅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还否定了脂评本的真实性。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索隐派也有复活之势。1989年霍国玲、霍纪平姐弟的《红楼解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95年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了增订本。此书宣传小说只是《红楼梦》的外壳,隐入其中的历史才是它的灵魂。此书的历史“主要是为竺香玉树碑立传”,“隐写了曹天祐与竺香玉合谋害死雍正帝的全过程。”竺香玉为谁?乃曹雪芹的妻子也。曹雪芹被抄家时,雍正夺走他的爱妻竺香玉,并册封为皇后,于是他们里外合谋毒死了雍正。“此书利用种种手段痛快淋漓地大骂了雍正帝,大骂了清廷,并揭露了其政治的腐败、生活的糜烂。从而预示出清王朝日趋没落的前景。”
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由华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索隐、探佚兼具的著作。经过刘心武的索隐,原来“秦可卿真实出身无比尊贵”,“也许根本就是皇族的血统”。北静王祭可卿而不祭贾敬就透出了此中的奥秘。
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张放的《<红楼梦>里藏血情》,此文索隐出“贾宝玉是康熙皇太子”。张放论证“曹雪芹”乃“藏血情”三字谐音。《红楼梦》暗写了康熙皇二子即太子的兴黜与蒙冤泣血宫禁的身世。康熙次子两岁时即被立为太子,乳名叫保成。这个“保二爷”和《红楼梦》里宝玉这个“宝二爷”性情十分相似,“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保成渴望自由,并成了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他两度兴废,罪名都是“纵情声色”与“不孝”。康熙多次气得同贾政一样,恨不得要把他“一发勒死,以绝将来之患”。那么林黛玉为谁代语?张放认为,“原来林黛玉其人倒正是太子狱禁生活血泪悲歌的写照和代言”。废太子化身为贾宝玉、林黛玉二人而生活在《红楼梦》中。
索隐派实际上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我们认为索隐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主要影响也是不好的,但红学却离不开索隐派,相反相成的规律难以背离。离开了索隐派,红学界会寂寞许多,毫不夸张地说兴盛的红学可能就不复存在。《红楼梦》研究之所以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学问,索隐派功不可没。只要汉语汉字存在,索隐派就不会消亡。因为文本深厚复杂的内容和汉语这种表现形式为索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王蒙在评价索隐派受到批评时说:“虽然近几十年来索隐派在中国大陆常被讥嘲,但仍然有新人刘新武进入了索隐状态,他的说法一出来引起许多批评。我看索隐派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解释得简直可爱极了。如宝玉就是‘玉玺’,宝玉吃胭脂,胭脂就是‘印油’。既觉得它匪夷所思,又觉得它是人类心智想象力的一个胜利”②。
1925年由天津大公报馆印行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则是20世纪索隐派中的恶札。郭豫适说它“是《红楼梦》研究史上最腐败的著作之一”,因为它把《红楼梦》“诽谤成为一部‘淫书’”,认为《红楼梦》从《金瓶梅》“化出”,《红楼梦》里的人物是《金瓶梅》里面人物的“化身”,《红楼梦》里面的事件故事是《金瓶梅》的事件故事的仿写或续写。阚铎说:“林黛玉即潘金莲。颦儿者,言其嘴贫也。一部《红楼梦》,林于文字为最长;一部《金瓶梅》,金莲于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盖林曾从贾雨村读书,此外并无一人曾上过学;潘亦于七岁往任秀才家上过女学,为《金瓶》各人所无。又谓林能自己裁衣,于他人并未明点;盖潘乃潘裁之女,九岁入王招宣府,又能为王婆裁缝寿衣。”“黛玉葬花即指金莲死武大,瓶儿死花二而言。瓶儿原从金莲化出,故花二之死,与武大异曲同工,其所葬之花,并非虚指,即花子虚也。”他就这样把林黛玉变成了潘金莲,把黛玉葬花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变成《金瓶梅》中的丑恶事件。郭豫适愤慨地说:“即此一端,也可见索隐派红学之愈来愈下贱了!”
无独有偶,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欧阳健发表了两万五千馀字的长文《<红楼梦>文本新诠,与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几乎如出一辙,经过他的“新诠”,“红楼”变成了“妓院”,“金陵十二钗”变成了“妓女”。他说:“红楼向来就是妓院的别称。”“明清时期的南京,妓女喜名其居曰‘楼’,‘红楼’遂为秦淮曲院之别称。”“从以上材料可以得知,‘金陵十二钗’或‘曲中十二钗’,指的就是秦淮青楼的名姬!”他进而说:“《游仙窟》与太虚幻境,二者皆以‘幻’的面目,写真实的世间故事,其本源皆取资于妓院的现实”;“从原型看,贾母本来就不是谁的生母。贾母者乃‘假母’的谐音。《北里志》云:‘妓之母多假母,亦妓之衰退者为之’”;“《红楼梦》中邢夫人、王夫人不从夫姓,而冠以己姓,盖袭自秦淮旧院‘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而来者”。经过他的考索,不仅金陵十二钗变成了妓女,连贾母、邢夫人、王夫人也不能幸免,她们一个个都变成衰退了的妓女“老鸨”。欧阳健虽然给曹雪芹奉送了“亘古罕有的艺术大师”的桂冠,说他处理“红楼”题材时“实现了将其幻化、净化、诗化的三大飞跃”,却没有改变他把一盆污水泼向曹雪芹,泼向《红楼梦》,泼向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的性质。

新红学派——贡献大而又未读懂文本的学派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次年俞平伯撰写了《红楼梦辨》,并于1923年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成立和对索隐派的胜利。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派的纲领。这篇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索隐派红学观点的归纳与批评。他通过确凿事实论证了《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这三种红学观“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动摇了索隐派的基础。在论文第二部分,胡适根据可靠的版本和材料,考定《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和生平。他得出六条结论: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般八旗名士往来。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阔差。5、《红楼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胡适还研究了《红楼梦》的版本,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他说:“《红楼梦》最初只有80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开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他通过寻找外证和内证,“证明后40回与前80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得出“后40回是高鹗补的”的结论。除过“自叙传”说以外,他的这些认识已变成研究《红楼梦》的基础知识。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共分三卷,上卷专论高鹗的续书,中卷专就曹雪芹创作的80回立论,下卷主要考证高本以外的两种续书。中卷的重头论文是《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前文专谈作品的主题,由于俞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所以他谈主题时处处护卫着自传说。作者的态度归纳起来有三点:1、“《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2、“《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3、“《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他在批评了 “右黛左钗”说以后,提出了“钗黛合一”论。他在《<红楼梦>底风格》中说:既晓得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当然书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实事作蓝本,所以《红楼梦》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红楼梦》底风格,“大概说来,是‘怨而不怒’。”他用五篇论文分析高鹗的续书,主要用《高鹗续书底依据》、《后40回的批评》两篇论文将前80回同后40回的差异说得清清楚楚,评价后40回的功过时说:“至于混40回于80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尚不失为公允之论。
新红学家有目的地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小说本身打好了基础。确定前80回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为高鹗所补,使对文本的思想艺术研究更为科学。同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相比,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是飞跃式的前进,是质变,可以说是一场革命。那为什么说他们没有读懂《红楼梦》呢?要知道他们可是顶尖的作家学者啊!新红学家的贡献不可磨灭,但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确实没有读懂《红楼梦》。例如胡适一生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不理解,偶尔涉及,常常错话连篇,他的《答苏雪林书》、《与高阳书》即是如此。例如他在前信中说:“在那些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虽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思想与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在给高阳的信中不仅重复这些看法,还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老实说,我这句话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这不仅表明他不懂产生《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更无会心,更难以理解这部伟大作品深厚的思想内容。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胡适,他在《红楼梦》上表现出来的文学鉴赏力,实在不能让人佩服。
俞平伯在为《红楼梦研究》写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承认自己把《红楼梦》研究不通。他在《<红楼梦>底风格》中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在世界文学中,他以为《红楼梦》“应列为第二等”。读懂了《红楼梦》,理解了它的思想艺术成就,自当不会说出这样错误的话。
另一位新红学派的大家周汝昌,他也没有把《红楼梦》读懂。因为他坚持“自传说”,并且把自传说发展到极端,这妨碍了客观认识这部伟大作品。如他在初版《红楼梦新证》中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这就把贾府和曹家、把贾宝玉和曹雪芹完全等同起来了,显得很荒谬。曹雪芹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安排薛宝钗坐第一把交椅,林黛玉坐第二把交椅,因此《红楼梦引子》中有“因此上,演出这怀金(宝钗)悼玉(黛玉)的《红楼梦》”之句。周汝昌拘泥于自己的“史湘云嫁曹雪芹”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千红一哭’中,湘云独占红首,而不是钗、黛诸人”⑥,极力夸大史湘云的作用,认为她的地位比薛宝钗、林黛玉还重要。他在提到小红和贾芸是贾府家破人亡时收拾残局之人时说:“一般人只知书中有个林黛玉,以为她最重要,而不悟‘林家二玉’,一黛一红(小红本名林红玉),红比黛重要得多”⑦。读懂《红楼梦》的人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轻重颠倒的错话的。
自传说是一副有色眼镜,会妨碍人们客观地去认识《红楼梦》的深广思想内容和杰出艺术成就。不管谁的天分有多高,他只要坚持“自传说”,肯定难以读懂《红楼梦》,概莫能外。
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说新红学家没有读懂《红楼梦》,不是因为我的水平高,似乎已经读懂了这部伟大作品。完全不是这样的,读懂《红楼梦》是我终生的努力目标。这里只是学习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斗胆说说幼稚的我眼见的事实罢了。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些大红学家读不懂《红楼梦》呢?以引起智者的注意,好总结《红楼梦》研究的经验教训。

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
——从一个角度出发开始读懂这部
伟大作品的专著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他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中,利用一个专篇来介绍《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1924年他到西北大学讲学,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稿中,《红楼梦》也占了最多的篇幅。据郭豫适先生统计,鲁迅还在其他20多篇文章中论及《红楼梦》。鲁迅就《红楼梦》讲过不少精辟意见,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鲁迅开始吸收胡适的自传说,当他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用典型论代替了自传说。他在1936年写的《<出关>的关》中说:“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曹霑自己,《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把作为原始素材的人物与艺术中的成功典型作了严格的区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后40回说:“后40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都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肯定其成就,批评其不足,意见允当。鲁迅的这些看法,是有助于我们读懂《红楼梦》的。遗憾的是鲁迅没有给我们留下研究《红楼梦》的专著,不然,我们的红学事业或者会少走许多弯路。
1948年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太愚是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王昆仑的笔名。该书共收论文19篇,15万多字。其论文有:《贾宝玉的直感生活》、《贾宝玉的逃亡》、《林黛玉的恋爱》、《黛玉之死》、《花袭人论》、《晴雯之死》、《秦可卿与李纨》、《政治风度的探春》、《平儿与小红》、《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刘老老是丑角吗?》、《王熙凤论》、《史湘云论》、《薛宝钗论》,《大观园中之遁世者》分析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形象,《红楼梦中三烈女》谈论鸳鸯、司棋、尤三姐,《贾府的太太奶奶们》批评王夫人、邢夫人、尤氏、赵姨娘、周姨娘,《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评价贾政、贾敬、贾赦、贾珍、贾琏、贾瑞、贾环、贾芸、贾蔷,《奴仆们的形象》讨论应天府门子、焦大、茗烟、五儿、藕官、龄官、傻大姐、包勇等人物,或详或略地分析了四十多个人物形象。就其论人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目前尚无比肩之作。由于作者运用先进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在分析人物形象的时候注意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使这部书成了《红楼梦》解读史上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红楼梦》到这时虽然已经出版了150多年,但在这之前还没有一部读懂它的学术专著。王昆仑用这部著作使自己成了《红楼梦》的第一个“解味”人。
我们读《红楼梦人物论》的时候,好像由太愚作导游领着到荣国府大观园游赏了一回,他把红楼人物一一地介绍给我们。他用抒情诗的语言和谈心的方式,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在《林黛玉的恋爱》的开头写道:“林黛玉用她的整个生涯唱出一首缠绵哀艳的恋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流着他心上的血,眼中的泪,给她做成了记录。这恋爱至上主义的少女便永生在中国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口中。”他深刻地分析了宝黛“一方面爱的火焰非常炽烈,一方面爱的情绪又无法交流”带给他们的痛苦;“黛玉并不是以为宝玉给自己的太少,而是以为他分给别人的太多”。在“金玉之论”面前,林黛玉感到命运的威胁,太愚在《林黛玉的恋爱》中分析道:
这少女发现到人与天的抵触了;而自己是毫无凭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许她退让,她坚持着要独占宝玉,也可以说就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与那天定的金玉因缘斗争。因此她随时谛听着,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宝玉的心在向着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可是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唯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激敌人和伤害中立者,以使得敌人戒备,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她神经越敏锐,估计敌情越强;地位越孤立,假想的敌人越多;于是只有让深重的疑惧、妒恨、忧郁不断地侵蚀自己;而人生的路径也就非常狭窄了。
运用形象和抒情的语言,通过分析林黛玉的心理状态,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点。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常常运用对比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太愚深知这一点,他也常常运用对比的方法揭示性格及其差异。她在《黛玉之死》这样分析钗、黛的异同:
        黛玉为什么死?因为她的恋爱失败。恋爱为什么失败?因为她的性格不为环境所容许。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完全是背驰的。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黛玉的悲剧就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与时代之矛盾而造成的。
通过对两人处世态度的对比,揭示了性格的对立,以及造成黛玉悲剧的深刻原因,她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又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历史悲剧。
《红楼梦人物论》,顾名思义是专论小说人物的著作,但其内容涉及面很广,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太愚在该书第一篇论文《花袭人论》中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能理解妇女悲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作者曹雪芹一样,创造出那么多的妇女典型。”这已开始接触曹雪芹“使闺阁昭传”的创作主旨。他还在《贾府的老爷少爷们》中提出《红楼梦》是“一部贵族家庭的败亡史”;在王熙凤论》中指出:虽有王熙凤的聪明才智,“却终于挽救不了贵族家庭崩溃的整个的趋势”。他看到眼光敏锐观察深刻的作者曹雪芹,在此时已经从统治阶级内部看出他们的命运行将告终,并为他们写了一份死亡诊断书。
太愚分析人物形象,有时也涉及到全书的结构问题。他在《王熙凤论》中说:“对于这一个作为全部故事骨干的重要人物之处理,作者是持着最严重的感觉而取着最活泼的运用”;“贾府式的家庭不能失去凤姐而维持,作者能理解到在这高贵庞杂的门第的结构中,凤姐是一根从屋顶直贯到地面的支柱。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把这一女性抽了出去,《红楼梦》全部故事的结构也就瘫塌下来;将只剩下一部庸俗的才子佳人的传奇。”《红楼梦》的结构研究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凤姐故事结构情节主线”说,无疑是比较有道理的一家之言。


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
——为了读懂《红楼梦》而开展的斗争
如何评价1954年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现在已成了聚讼纷纭的问题。这次批俞运动起因于1954年3月《新建设》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于是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批评文章。此文遭到《文艺报》的压制,后来发表在同年9月号《文史哲》。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读了这两篇文章后,于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信的最后讲了政策问题:“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的批评尖锐而切合当时的现实。由于这封信,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后来发展成一场批判运动。
那么,该不该批评或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表现出的错误思想呢?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由郑振铎主持会。俞平伯首先发言,他说:“我的研究工作,我是从兴趣出发的,没有针对《红楼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用历史唯物观点来研究,只注意些零零碎碎的问题。……用不正确的意见去影响读者。”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后来杨晦发言说:“解放后有一个时期我和俞先生在一起工作。在解放初,俞先生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经自认是二元论者:他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否能用到文艺上,他怀疑。三反时他最初是抗拒的,因为不了解三反的意义,他坚决的不肯接受批评。但在经过帮助,他明瞭了运动的意义后,他提高的很快。他检讨的很好,最后收获也很大,体会得比较深刻。他说: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⑧。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研究文学艺术作品的指导意义,用“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俞平伯当时的思想状态。1955年2月俞平伯撰写的《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发表于《文艺报》当年第5期上。他在分析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时说:“我出身于封建家庭,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于五四前后又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因而在学术方面、文艺方面并没有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只由个人的兴趣去考虑。我个人的兴趣,其实质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遗留与资产阶级相结合的阶级趣味。”平心而论,这个检讨是合乎实际的。俞平伯的祖父俞樾是曾国藩的弟子,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又是资产阶级新派人物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及其与资产阶级相结合产生的阶级趣味,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他研究《红楼梦》的烦琐考证、趣味主义、色空观念、不可知主义,源于封建主义思想;对我国古典文学采取虚无主义,认为《红楼梦》“不得入于世界文学之林”,则源于从胡适那里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俞平伯一生的思想变化不大,所以他后半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超越不大。解放初,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消极影响要比胡适大许多,当他的红学成果已开始妨碍青年正确解读《红楼梦》的时候,加之“大人物”压制“小人物”正常的文艺批评,开展一场批评俞平伯错误思想的斗争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
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中指出“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他的主要错误表现在:“他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一本‘感叹自己身世’的‘情场忏悔’之作,而完全抹杀它对封建社会的深刻的全面的批判的意义;他认为作者对自己所创作的人物无所褒贬,而完全抹杀了作者对待自己人物的爱憎分明的态度,抹杀了这一点,就是取消了作者的倾向性,因而也就取消了作品的积极意义。他在《红楼梦》里面所看到的,所欣赏的是‘色空’观点,是‘怨而不怒’的风格。”俞平伯对《红楼梦》作了不少考证工作,但他的考证“不是为了在事实的基础上对作品作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考察,而是醉心于个别无关重要的细节,使读者对作品得不到正确的完整的概念。”
何其芳在《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中分析俞平伯的错误时说:“从胡适到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而孤立地去研究文学作品。”加之“全国解放以来,俞平伯先生坚持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不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继续宣传他的在《红楼梦》研究上的‘不可知’论。”因此他就看不到这部巨著“多方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何其芳接着说:“这部巨著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男女不平等的制度、科举制度、官僚制度、奴婢制度,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礼教、道德以至文学的虚伪,并写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能够多知道一些作者的身世,能够见到更接近原著的版本,对于了解这部巨著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把主要的以至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方面,反而不去研究它的内容,不去从社会和阶级的观点估计它的意义,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了。”
如何评价1954年的批俞运动呢?在1986年庆贺俞平伯学术活动65周年前后发表了一组否定“批俞活动”的文章。有的学者认为这次批俞是实际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学术方面的又一重要表现,因此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在总体上是应予否定的”。后来还有学者说,批俞运动刚开始不久,立即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制干预,“很快就走上邪路”,成为国内政治干预学术的规模最大的一个恶劣先例。总之,要全面否定批俞运动。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人堂向知识界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特别提到两年前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当时确有一些批评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⑨。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1954年的批俞运动存在明显失误,这就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不符合党对学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学术有所失落。但应看到这次运动有主流、支流的区别。为了正确地理解《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而批评俞平伯错误的思想方法,实际是为读懂这部作品做准备工作,这是运动的主流,周扬、何其芳的批评文章就是主流的代表。这次运动有功,也有过,功过相比,功应该大于过。这次运动后学者开始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出现了一批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学术专著,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就是这种实绩的具体表现。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
——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典范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酝酿于1954——1955年的批俞运动,完成于1956年,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第五集,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论<红楼梦>》的论文集。何其芳在1954年11月2日撰写的批俞论文《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中说:
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以它深刻的反封建的内容和惊人的艺术的魅力,出世以后即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爱。然而从文学批评方面它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科学的说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花了一年时间,撰写并发表了约八万字的专著《论<红楼梦>》。这篇论文不仅批判地总结一切新旧红学的经验教训,而且批判地总结了庸俗“阶级斗争”论和教条主义对《红楼梦》研究的消极影响,把《红楼梦》研究从政治斗争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从而引上美学研究的正轨。它的发表,代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红楼梦》作美学研究这个学派的成熟。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何其芳从总体上对《红楼梦》作了最高的也是最准确的评价。他的论文的第一句就是“伟大的不朽的作品《红楼梦》是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他在第十节中又说:“《红楼梦》就是这样:它以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天然浑成的封建社会的生活画图,塑造了可以陈列满一个长长的画廊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和典型的人物;通过这些生活和人物,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封建主义的残酷和虚伪,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而在这个黑暗、污秽和罪恶的世界里,它又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美丽的爱情,描写了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们和奴隶们的反抗,描写了他们对于合理的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些描写是这样重要,它们成为全书的突出的内容,并从而使全书闪耀着诗和理想的光辉。”它的总的意义和效果就不能不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第二,深刻分析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性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悲剧说和典型共名说。何其芳指出宝黛“花一样开放在这个不洁的家庭中间的纯洁的痴心的爱”,是建立在互相了解和思想一致的基础上面的,这是由《红楼梦》第一次明确地写了出来。这个爱情理想不仅属于它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未来。宝玉、黛玉作为一双不驯服的儿女,他们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和封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这就深刻揭示了宝黛爱情所蕴涵的深厚丰富的历史内容。何其芳根据一些成功的典型人物,“不仅概括了一定阶级的人物的特征以至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而且总是个性和特点异常鲜明,异常突出”,并在生活中广泛地流行,总结出典型“共名”说。《红楼梦》的生动描写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名字在生活中的流行,证明共名说的理论概括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正确的。
第三,抵制老的牵强附会和新的教条主义,对一些备受误解的人物作出切实的评价,标志读懂《红楼梦》的深入。何其芳说:“薛宝钗、花袭人、贾政和王夫人这些人物的性格各不相同,然而在诚恳地信奉着封建主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人物,《红楼梦》写出了封建主义是怎样深入人心,不仅是贾政和王夫人这种家庭的长辈,就是薛宝钗这样的少女,花袭人这样的奴隶身分的人,她们的头脑也为它所统治。”过去有不少红学家认为宝钗是一个“奸险”人物,袭人则被看作“蛇蝎”。这是十分明显的穿凿附会。薛宝钗最后被选择为宝玉的妻子,并不是她和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而主要是她的思想性格和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花袭人这个人物的使人讨厌和反感,和薛宝钗一样,也不是由于她特别奸险,而主要是由于她的头脑里充满封建思想。”这种深刻的分析,贴近作品的实际,揭示作者的艺术匠心,不管是对读者还是研究工作者,都富启发意义。
第四,全面深刻地总结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何其芳认为“《红楼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说这一形式的性能和长处,因而成为我国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胡适和某些曾经为他的说法所俘虏的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好像他只是把他的经历记录下来,就成功了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完全不懂得文学的创造的艰苦的。”批书人脂砚斋把这部书当作虚构的小说,并没有把它当作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它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它把生活写得逼真而有味道。它的结构分四个部分,各有重点,又和全书的主要线索主要人物联系在一起。《红楼梦》里面大事件和大波澜都描写得非常出色,故事在进行,人物性格在显现,洋溢着生活的兴味,揭露了生活的秘密。《红楼梦》塑造了不少不朽的典型。它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同时又集中地着重地描写了他们性格上的突出的特点。为了使人物的性格鲜明起来,《红楼梦》还常采取这样的写法,即把关系很亲近的人总是写得个性差异很大。它的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继承发展了前代优秀小说的传统。《红楼梦》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它“放射着强烈的诗和理想的光辉”,更加值得我们重视。
何其芳第一次提出的这些看法,今天已变成红学界的共识。
此外,何其芳还分析了曹雪芹流露出的封建思想。作者歌颂当时的清王朝,主观上是有“梦”“幻”和“色”“空”思想的。他指出一度流行的“市民”说和“农民”说的根据是靠不住的。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他的思想里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地主阶级叛逆”说可能不正确,但在何其芳却是自己的一家之言。研究《红楼梦》是一个屁股后面跟着缺点错误的项目,对谁说来概莫能外,何其芳自不能例外了。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在20世纪红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一部《红楼梦》研究史上有纪念碑性质的论著”⑩。这篇论文一发表,就“成为当代红学革命中无法否认的新‘典范’,而且在今天的红学新路上,仍然具有‘典范’的意义”⑾。“何其芳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对《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作了系统细致的论述,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见解,所以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意,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⑿。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红学热潮同何其芳的这篇论文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其中不少学人是读了他的这篇论文才走上研究《红楼梦》之路的。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蒋和森《红楼梦论稿》,这是受到何其芳支持的一部书,也是对解读《红楼梦》有贡献影响大的著作。
1958年2月,俞平伯完成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俞平伯编辑的增订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一粟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这些基本资料的出版,为解读《红楼梦》提供极大的方便。这一切标志红学相对繁荣局面的到来。这个局面到1963年8月的“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时达到高潮。

1974年的“评红运动”
——阴谋红学的大表演,解读《红楼梦》
历史的大倒退
从1964年起,《红楼梦》研究又进入低潮,红学论文急剧减少了;尤其文革开始后的五六年中,几乎没有论文发表。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人谈话时又提到这部作品,他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凤姐就写得好!”⒀ 同年12月,他在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道:“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⒁。由于毛泽东主席对这部作品的喜欢,《红楼梦》成了当时唯一可读的古代文学作品。1972年8月,江青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同美国人维特克就《红楼梦》作了一次长谈。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她以红学家自居,大放厥词道:“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的斗争,母党胜利了。因为林黛玉是父党这个系统的,她的母亲就是贾政的妹妹,贾母的女儿。母党父党都争取贾宝玉,但是父党失败了。”她还说:“‘反认他乡是故乡’,这说明曹雪芹是汉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个地方很明确,到头来汉人为满人做嫁衣裳。”她拾过索隐派汉满政治斗争的牙慧,胡编乱造党派斗争,企图为实现自己的女皇梦制造舆论。于是“红学”在1973年反常地又逐渐热闹起来,到1974年竟然出现了一个“评红”运动。
以江青为头子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当时掌握着宣传舆论大权,他们的所谓“评红”之意不在酒,而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上。他们拾过索隐派的影射法,恶毒地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正直的领导同志。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任犊的《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把阴谋影射红学发展到极致,利用“评红”来制造反革命的夺权舆论。梁效对四人帮的授意心领神会,在《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中居心叵测地说:“《红楼梦》里的贾政,是个货真价实的‘儒’,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他是唯一由皇帝亲点,不只有衔而且有权的现职官员”,“贾家的内政外交,奴隶的生杀予夺,决策大权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任犊在《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里阴阳怪气地说:“贾政极端孤立。初一看,贾政在贾府中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实质上,他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封建皇帝对他的‘体恤’,‘众清客’对他的奉承,都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孤家寡人的境遇。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患难与共。”他们就这样把蘸满毒液的冷箭射向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企图推倒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
当时由于四人帮控制了全部宣传舆论大权,加之左倾思想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他们发动和操纵的“评红”锣鼓一响,被愚弄的群众就跟着干起来。广西蒙山县师范教师李辅基曾就此写过一分份材料,反映他们当时评红的情况,两个师范班,1974年上半年就办了12期评红专栏,写了一千多篇评红文章。李辅基说:“这可谓‘热闹’极矣!可是,内容是些什么东西呢?尽是照抄报纸的。无非是‘政治小说’啦,几十条人命啦,‘总纲’说啦┅┅我当时曾对一些写评红文章的人作过了解,发现不仅生产队评红组的成员没有一个读过《红楼梦》,甚至连师范生、中小学生也没有一个知道曹雪芹为何许人的。”⒂ 这是富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当时“评红”的“群众性与广泛性”而言,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读懂《红楼梦》而言,它连一丝一毫的价值也没有。它除过弄乱人们的思想,败坏学风,糟蹋文风,还能有什么意义吗?它是《红楼梦》解读史的一次大倒退!



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为解读《红楼梦》
铺垫坚实的基础

现当代红学史上的大家,大部分是以考证名家的。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可以说考证派一直没有典范。考证派红学家人数不少,但缺乏典范著作。考证派典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它所解决的问题应是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紧密关系的,对研究《红楼梦》有重大意义;考证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是求“真”的学问,它的结论应该能经得起检验,假若把“假”证成真,就同典范背道而驰;考证的过程必须重证据,排除主观臆断,靠证据自然引出结论,而不是相反,决不允许修改证据来迁就自己的臆断。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它为曹雪芹家世研究提供详尽资料,因此冯其庸说“周汝昌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⒃,刘梦溪说周汝昌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⒄。但为什么它不是考证派的典范呢?周汝昌自己说他的《红楼梦新证》已经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即他把贾宝玉和曹雪芹当作一个人,把贾府和曹家等同起来了,它证成的核心命题即绝对化“自传说”的结论是“假”,不是真,经不起检验。它证成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也是“假”,不是真。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是曹尔正的哥哥,为了迁就他的自传说,这部书硬是把弟弟曹尔正变成“哥哥”,把哥哥曹玺变成“弟弟”,这真是“假做真时真亦假”了。为了比附贵妃贾元春,他硬要在乾隆宫中找一个姓曹的皇妃,是“假”,不是真。脂砚斋、畸笏叟是两个人,是男人,他却说他们是女人,是一个人,就是曹雪芹的妻子史湘云,照样是“假”,不是真。《红楼梦新证》是一家之言,够不上典范。
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就不同了。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增订本,由原来的近30万字增至56万字。我们之所以说《曹雪芹家世新考》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是因为它考证的曹雪芹的家世籍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红楼梦》的创作有密切关系。冯其庸的考证特点是重视文献,重视实证,重视实地考察,坚持亲知亲闻,排除主观臆断,因此他在这部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是经得住检验的真理性认识。
冯其庸研究曹雪芹家世是从查实《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上的人物入手的,结果查出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1、从《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条”查到“墨尔根戴清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这是清代官方文献记载曹雪芹上世最早的一条史料,它说明此时曹振彦已归属多尔衮为旗主的满洲正白旗,并担任“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这样有实权的军职。2、发现了两篇《曹玺传》,一为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一为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3、在辽阳发现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东京新建弥陀寺碑》。天聪四年四月的《喇嘛碑》记载曹振彦当时属佟养性的“旧汉兵”,属“乌真超哈”部队(红衣大炮部队),时归附后金首尾已十年。同年九月的《玉皇庙碑》记载曹振彦已“致政”,即已退休,为转属多尔衮属下前的职位变动。4、发现天聪七年孔有德降金书,上有“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容”一句,曹绍中是《五庆堂谱》第十世人物,与同谱四房曹振彦同世次,又一次证实此谱是真实可信的。5、发现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找出《五庆堂谱》四房的后裔曹寅,称三房上世祖姑之子甘国基为“表兄”的亲戚关系,恰好说明谱上的四房与三房是一条根上生出来的。依据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及其他资料,冯其庸撰写了这部《曹雪芹家世新考》,并得出以下结论:证实了曹雪芹的上祖与五庆堂的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是曹俊的第四房,五庆堂的上祖是曹俊的第三房;证实了三房以下大批谱上人物都是有史可查的;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崇德之间,原是明朝的军官,他们是在当时的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归附后金的;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时期原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证实了曹家的籍贯确是辽阳,后迁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这些考证的结论具有不可改易性,为大家所公认。
冯其庸在谈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的意义时说:

这两篇《曹玺传》给我们新增的认识:一是曹世选单名“宝”,曾“令沈阳有声”,并且家沈阳;二是曹家的远祖是宋武惠王曹彬;三是曹家“著籍襄平”,“襄平”是辽阳的古称,也即是说曹家的籍贯是辽阳;四是曹振彦是“扈从入关”的,但未提曹世选;五是曹玺曾参加平姜瓖乱,并选拔为内廷二等侍卫,在江宁织造任上做了不少有益民众的事,郡人立生祠以颂;六是曹寅于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即奉命“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他“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即程朱理学;七是曹荃确实原名“曹宣”;八是曹颙字“孚若”;九是曹頫字“昂友”。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所以这两篇传记的发现,是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大进展。⒅
这九条认识也具有不可改易性,不容置辩。
我们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之所以不同意“自传说”,因为那根本不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曹雪芹家无论在什么时候,从无谁被封过“荣国公”、“宁国公”,曹寅兄弟也从没有像荣宁二府对门而居过,曹雪芹诞生时也没有像贾宝玉口中含着一块玉。但我们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发家史对读懂《红楼梦》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因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他们的发家史做原始素材的。小说是虚构的故事。虚构的故事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作家的生活正是创作灵感的源头。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给我们提供准确可靠的曹家发家史,就等于为我们理解《红楼梦》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冯其庸的红学成果还有《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曹学叙论》、《石头记脂本研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等等一大批著作,或考证版本,或分析文本,为读者理解这部作品提供帮助。
考证派红学家还有王利器、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周绍良、陈毓罴、刘世德、吴新雷、黄进德、朱淡文,此处就不一一细述了。

张国光的“当代红学”
——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意义,使曹雪芹的
半成品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在世纪末完成对120回
本《红楼梦》的正确评价
张国光先后组织并主持了九次全国当代红学研讨会。他在1988年11月举行的首届当代红学会开幕词中说:“当代红学已经有了三、四十年的历史,它所研究的复杂的内容,需要认真地清理;它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需要全面地反思;它所取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科学地总结;它所留给我们的沉重的教训更需大家深刻地记取。”这就是当代红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张国光的当代红学观主要表现在他1987年发表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⒆一文中。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是批评长期存在的“崇曹贬高”论,对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依据《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提出了红学的“双两说”。他认为,脂评本中描写的宝钗没有和黛玉争宝玉的内容,是一个德行很美的人物;在高续本中就不同了,“经过高鹗的补写后40回并修改前80回,又删去包含有不少赞美宝钗的评在内的、充分反映了作者原意的脂评以后,宝钗在百二十回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坏女人’。”他把前80回中的宝钗“改成一进贾府就伪造‘金玉良缘’的谎言,一心想当宝二奶奶、做贾母的孙媳。这样,她和黛玉就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总之,两个版本中的宝钗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认为高鹗增改《红楼梦》有以下贡献:1、“高鹗第一次使《红楼梦》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并且成为定本,因而才得以广泛流传。”2、“高鹗深化了曹著的主题”,将家族的挽歌改为“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封建家长的剥夺青年的恋爱自由”的宝黛爱情悲剧,“这就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矛盾”。3、原作写的是“钗黛合一,双峰并峙”,高鹗则“把宝钗改写成了黛玉的对立形象和情敌,她是在整个贾府的当权者的支持下取黛玉而代之”,这样她遂成了读者与批评家抨击的对象。4、“突出黛玉正面主人公地位,使她的孤僻与不合世俗反而成了对社会的反抗形式,得到读者的由衷的同情。”5、“把黛玉写成受迫害而死”,而且高鹗还用黛死钗嫁的对比法,这就更加深了悲剧气氛。6、原作写宝玉出家无非是“忏悔情孽”,加之“穷愁孤苦,不可自聊”;高鹗则把出家写成“以示不负黛玉。这样,宝玉也就成了最忠实于爱情的一个典型形象。”7、高鹗“把贾母改成导致这一悲剧的决策人物”,“深入发掘了贾府当权的太太,奶奶的反动本质”。8、把原作中品行不端的尤三姐改成“质本洁来还洁去,这也是《红楼梦》大悲剧中的小悲剧”,使这个人物成为舞台上光辉夺目的形象。“当然高鹗续书改文也有续得不好和改得弄巧反拙的,但那都是次要的缺点。比起他的成绩来可说是瑕不掩瑜的。”张国光认为80回《红楼梦》是未完成未定稿的本子,“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位作家能够凭他的大半本远未定稿的小说而被称之为‘最伟大的作家’的?”可见红学界一味崇曹贬高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是到了应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在《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中,张国光还从八个方面,分析了这部伟大作品的悲剧成就,认为高鹗续改本《红楼梦》不愧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爱情悲剧和世界上伟大的爱情悲剧之一。
这篇长文的第八部分指出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极端贬高的代表作”,周汝昌“在俞先生的基础上把‘红学’的考证引向更为繁琐的地步,也是把俞先生否定高鹗的观点推向极端的一位。”张国光把周汝昌极端贬高的问题提了出来,但没有顾得上充分展开讨论。
四年后他用《是破除“盲目诋斥高鹗”的偏见的时候了——向当代红学名家周汝昌先生进一言》⒇ 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周汝昌氏研究《红楼梦》的总目标只是八个字:“极端崇曹,彻底贬高。”
这八个字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周汝昌红学观的本质。他认为周汝昌“入室操戈——抨击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程乙本之用心”,“是为了和胡适‘立异’以‘鸣高’的需要”。他指出周汝昌“是这样一位经常自炫掌握了‘最惊人的珍秘材料’不惜作伪并乐于传伪的名家”。例如“伪造曹雪芹遗诗”“准备交《文物》发表”;为伪“雪芹画像”辨护,反复纠缠不休等等。“周氏把红学分为研究曹雪芹、原本石头记、探佚和脂评四大支”,目的还是为了反对高鹗。
1993年张国光发表第二篇批评周汝昌极端“崇曹贬高”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是“阴谋活动”吗?》(21) 全文深入分析周汝昌对高鹗由人格上的毁损到政治上的诬陷,把高鹗的文化活动“上纲”为政治问题;由攻击高鹗的“狗尾续貂”,到诬陷他“砍貂续狗”;伪造曹雪芹为殉《石头记》而含恨九泉说;文革后对高鹗的诋诬登峰造极:从而深刻揭示了周汝昌诋毁高鹗续《红楼梦》是“阴谋活动”的错误。
现在回过头去评价20世纪红学成就时,绝对不能忽视张国光“当代红学”的积极意义和重大影响。极端的“崇曹贬高”思想产生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流行于文革之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成为思潮。曹雪芹的80回《红楼梦》难以离开高鹗续补的后40回而流传。《红楼梦》的定本是120回,而不是80回。正是由于张国光的斗争,才刹住恶意攻击后40回的风气。张国光认真总结20世纪红学的经验教训,恢复高鹗续改本的地位,解决了读懂《红楼梦》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世纪末,出版的红学专著不下三四百种之多。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真正高潮。全面介绍这个时期的红学成就,那是需要专门著作才能完成的任务,绝非这篇小文所能胜任。我只列举在这个时期出版过红学专著的专家、学者的姓名,即可以斑窥豹:俞平伯、胡风、端木蕻良、启功、徐迟、王蒙、王朝闻、戴不凡、张毕来、冯其庸、周绍良、周汝昌、朱一玄、蒋和森、刘世德、白盾、舒芜、李希凡、蓝翎、邓云乡、顾平旦、蔡义江、郭豫适、朱淡文、张锦池、周中明、薛瑞生、吕启祥、刘梦溪、林冠夫、曾扬华、胡文彬、周思源、李广柏、杨乃济、唐富龄、孙逊、刘心武、陈诏、杨光汉、何永康、梅新林,等等。其中的学者,至少出版一种红学著作,多者竟有十馀种之多,于此可见红学之盛。此文已经够长了,还是就此打住吧;评价这个时期的红研成就只能等待将来的红学专史去完成了。

注释
① 王蒙《双飞翼》第3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
② 同①第350页
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续稿》第13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8月第一版。
④ 此文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分别刊登于《红楼》2000年第2期第3——9页,第3期第3——11页。
⑤1953年棠棣出版社《红楼梦新证》第二章《人物考》,此处引文分别见该书第100、78、72页。
⑥周汝昌《红楼艺术》第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⑦同⑥,第78页。
⑧ 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1954年9月——11月)第364页、第378——379页。
⑨《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陆定一《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第39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⑾ 吴颖 吴二持《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1988年第4辑第7页。
⑿ 邓庆佑《回忆与悼念——兼谈何其芳同志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四辑第316页。
⒀ 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同⒀,见1473页。


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关于“文革”中“评红热”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引文见该刊第85页。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2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0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冯其庸《我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辑第26——27页。


见《古典文学论争集》第387——450页,武汉出版社1987年版。


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5期第21——27页。

(21)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第73——80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11
http://wenku.baidu.com/view/965792d4195f312b3169a54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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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13
红学研究或将有重大突破
2011年07月18日

  来源:东北新闻网




□本报记者/王 研
卞藏本”《红楼梦》上钤印“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文介私印”。
一位普通收藏爱好者的偶然发现,或将终结一场长达5年的红学争论。
红楼梦》“卞藏本”面世以来,备受争议。肯定者称其为“一个有极高价值的本子,是近几十年来《红楼梦》资料的又一重大发现”;否定者则断言其“分文不值”,有造假之嫌。经过2006年和2007年之间的激烈论战,“卞藏本”真伪之争近年来陷入胶着状态,古籍收藏爱好者王鹏从一本名为《莫愁湖志》的古籍上,发现了“卞藏本”身份的有力佐证。
莫愁湖志》现身“卞藏本”真伪之争或将结束
7月13日,身在上海的王鹏与记者取得了联系,据他透露,今年6月初,他偶然间买到一套名为《莫愁湖志》的古籍,该书出版于清朝光绪年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包含的一些关于藏书者的信息,与 《红楼梦》“卞藏本”(脂抄本)的真伪辩论有重大关联。
说起 《红楼梦》“卞藏本”,则要把时间倒退回2006年。当年6月,上海发现了《红楼梦》的最新手抄本,后被收藏家卞亦文以18万元拍得,所以被称作“卞藏本”。 “卞藏本”是残本,包括《红楼梦》一至十回的文字和三十三回至八十回的总目。在“卞藏本”出现之前,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没有新的脂抄本出现。众所周知,红学研究的新材料十分有限,一旦出现有价值的新材料,意味着红学研究可能出现新的气象,甚至有可能扭转研究方向。因此,“卞藏本”甫一面世,即造成红学界的震动,围绕该抄本的真伪掀起激烈论战。 2007年6月16日,红楼梦研究所组织召开“卞藏本”《红楼梦》鉴赏座谈会,李希凡、冯其庸、刘世德、吕启祥、石昌渝等著名红学家,还有部分版本专家和古籍鉴定专家一同参与座谈,细致讨论了“卞藏本”的真实性和价值。尽管一些权威红学家对“卞藏本”的真实性给予了肯定,但是,质疑之声依然不断出现,争论至今仍未平息。
从2006年到2011年,5年时间过去了,“卞藏本”的真实性依然不能被完全确认,而王鹏的发现,或将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钤印、落款皆有相同之处5年谜团可能破解
王鹏是鞍山人,目前在上海工作,自小爱好中国古代文学,近年开始收藏古籍,尤其喜爱研究古籍中 的 钤印。一个月前,他从一老者处购得一套于光绪壬午年重刻的《莫愁湖志》,在翻阅时发现,书中六处盖有与《红楼梦》“卞藏本”同样的“上元刘氏”钤印。同时,封皮上的书名系用毛笔字书写,落款为“道人”,而“卞藏本”的落款为“眉 ”。并且,《莫愁湖志》中也出现了“文介”钤印,与“卞藏本”上的“文介私印”有相同之处。过去几年来,关于“卞藏本”的钤印问题是该抄本真伪之争的焦点之一,“上元刘氏”钤印曾多次出现,不过,始终没有再与“文介”、“眉 ”发生直接关联。这套《莫愁湖志》的出现,使“上元刘氏”钤印、“文介”钤印和落款“眉 ”三者再度同时现身,无疑将对解开“卞藏本”身上的谜团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此外,记者获悉,该本《莫愁湖志》中有“眉道人”的大量笔迹,可与“卞藏本”中“眉 ”所写的题记进行对照研究。
王鹏说,红学研究在新材料发现方面是非常艰难的,“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些拥有古籍的人不见得对其有专业深入的研究,很多古籍被长期埋没在破书堆中。 ‘卞藏本’2006年就出现了,而这本《莫愁湖志》在上一藏书者手中至少保留了20多年,他却看不到其中的价值。如果看到,在‘卞藏本’刚出现的时候,就应该拿出来做论据,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和质疑。 ”他告诉记者,关于“卞藏本”的真伪问题,让众多红学家耗费精力,甚至跑到台北的博物馆中查询印有“上元刘氏”钤印的古籍,目的就是要寻找“卞藏本”出现这些钤印的来龙去脉。
6月18日,王鹏在新华网振兴东北论坛发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发现,很快便引起网友的关注,同时,京沪两地的一些红学家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希望进一步鉴定他手中的《莫愁湖志》,并与“卞藏本”对比研究。 “我想,我的发现,能使针对‘卞藏本’的质疑声降到最低点。 ”王鹏表示,他正在深入研究,计划撰写一篇更全面详细的论证文章,也欢迎有关专家对他收藏的 《莫愁湖志》进行鉴定。他说:“鉴定是肯定的,一些主张‘卞藏本’是伪造的抄本的学者,恐怕只要看不到我原书经过正式鉴定,都不会认可。 ”
王鹏表示,自己是辽宁人,《红楼梦》的作者和整理者——曹雪芹、高鹗——都是东北人,他希望,东北能在红学研究领域有更好的表现,因此,他主动与本报取得联络,希望由本报率先报道这一重要发现。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卞藏本”的真伪之争早日尘埃落定, “新抄本出现,对红学的深入研究和扩展思路有很大帮助,但是,‘卞藏本’不像其他抄本那样被认可,我的发现也许能够对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论战的最终结论提供有价值的证据。 ”
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王鹏还提供给本报一篇由他撰写的考据文章,特附在本篇报道之后,如有读者发表意见请投稿至本版信箱:lbwhgc@126.com
名词解释
卞藏本:《红楼梦》的一个最新手抄本, 2006年6月在上海发现,由收藏家卞亦文购得,故被称为“卞藏本”。
脂抄本:与程高本相对而言,一般笼统地称作脂本或脂抄本。红学界通常把《红楼梦》的版本分为两个系统,即脂本系统和程高本系统。
钤印:即印章刻成后,在印面蘸上印泥盖在纸上。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14

革故鼎新  开拓前进
--谈红学研究之路怎么走?
李生占



从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到今天快90年了,在这90年里,红学研究一直在胡适建立的考证红学理论上进行。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眼光看待考证红学理论,笔者认识到这种理论不完善、不合理、不科学、不充分,有进行革命的必要。例如曹寅与曹雪芹的关系,按袁枚《随园诗话》的说法,是父子关系,按杨钟羲,《雪桥诗话》的说法为祖孫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史料可证明他们的关系,胡适没有拿出史料,今天我们也拿不出有关史料。按理讲,曹雪芹(17151764年)与袁枚(17161797年)是同代人,而楊钟羲(18651940年)是后代人,为什么不相信同代人的话而相信百年后人的话呢?
胡适当年由于时代及其它诸多因素影响与限制,不可能一下子将考证红学的理论搞得完善、合理、充分、科学,但到今天这种理论水平应有所提高,应是合理、充分、科学的,但亊实不是这样。近90年的红学研究,已暴露出考证红学理论的不正确、不合理、不科学性,有必须进行革命的必然性。从考证红学的基本观点上看,〈红楼梦〉是文学小说,不是曹雪芹的自传;有关书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也没证据可言;〈红楼梦〉后40回是否由高鹗所续也无有新史料可证实;关于来历不明,面目不清的脂砚斋是不是书作者的亲友,是否参加了书的创作过程,也是越研究越糊涂。如果红学研究仍按胡适考证红学理论走下去,那将是末路、绝路、死路一条,红学要革命是唯一之路。
对胡适的考证红学进行革命,许多人是难于接受的,因为几十年来的考证红学思想溶入广大读者和红学研究人员的血液中,但如果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用历史辨证观奌,遵重历史、遵重亊实、遵重科学,扩大视野,转变视角进行多相思维,就可以看到考证红学必将进行革命的必然性,红学只有革命才可生存、发展、壮大!
在世界上,许多科学都经过革命,通过革命得到新生于发展,然后在康庄大道上突飞猛进的发展下去,天文学就是这样。
天是什么样的,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天圆地方”,所以古代帝王祭天的天坛为圆形,地坛为方形。古代又凭直观提出“天圆如方盖,地方如棋局”的理论,但这个理论不是正确完善的,因为圆形的天盖如何与四方形的地盘吻合。汉代张衡提出“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蛋壳,地为蛋黃,这时认为天地如同蛋壳与蛋黄的关系。
西方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天体,古希腊的的学者从公元前六千年就开始了,泰勒斯(公元前625547年)认为地是圆盘状,到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年)时,认为地为球形,后来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塔克认为地不但为球形而且有自转和绕太阳的公转,否认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但因当时的科学水平低下,人们接受不了反常识的奇怪观奌,当时无人过问过。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是从公元前140年前后开始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总结前人的经验,写下13巻的《天文学大成》,确立了“地心说”。“地心说”认为地球居宇宙中心,月球、水、金、火、木、士星及太阳均绕地球旋转,其它的恒星在这些星星外边旋转,最外层为原动天,是神仙住的地方。托勒密的学说闻名阿拉伯国家,后来又传入欧洲,统治天文学一千四百年之久。从今天的科字角度看,“地心说”是伪科学的。首先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其次地球是动的不是静的,第三,太阳不是行星而是恒星,第四,宇宙中无神仙,更无神仙居住的地方。由于“地心说”把地球说成宇宙中心,又说“原动天”上住着神仙,这一理论被西方教会所利用,用这种理论来维护其统治,宣称地球是上帝特意造的宇宙中心,对这种理论要不可置疑、不可反对。本来是科学的东西,通过教会变成政治问题了,当時的统治者是利用教会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宣扬“上帝造宇宙、上帝造人、上帝造一切。”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反对“地心说”就是反对宗教,就是反对皇权,必将被严惩。
著名的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18481925年),在评价托勒密“地心说”時写道:“他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很不完善旳宇宙体系的一个开始。但是,在科学的黎明时间,这个体系能够一下子就完善吗?我们应该惊异的,倒是他们的体系在以后传授了十几个世纪,而没有人敢于做出重要的修改,多少代的教授和学生们都恭敬地接受了。”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利用自己多年天文观察的结果,写出《天体运行论》一书,此书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中心,地球是一个绕太阳旋转的普通一颗行星,其它的行星也是绕太阳转,月球是地球的卫星绕地球转。这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今天看来这种理论也不是完善的,如只有太阳系的行星绕太阳转,而太阳又绕银河系的中心转动,太阳是动的,它不是宇宙中心。但在当时这是一项伟大的科学革命,它大胆地冲破1400余年的传統观念的束缚,动摇了教会统治人民的理论基础。著名德国思想家哥德评价“日心说”时写道:“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可与之对比,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翻天覆地把人类的意识倒转起来。因为若地球不是宇宙中心,那么无数古人相信的亊物将成为一场空了。谁还相信伊甸的乐园、赞美诗的颂歌、宗教的故亊呢?”《天体运行论》的出版,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意大利青年丹诺.布鲁诺(15481600年),因相信“日心说”、宣传这种学说而被迫流亡,1592年5月23日被人出卖落入教会法网,1600年2月17日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鮮花广场上。在临刑前教会法官对他说,只要你放弃“日心说”就可以给你自由。布鲁诺说:“我愿意为日心说去殉葬,你们可以烧掉我的肉体,但你们永远烧不去我心中伟大的理想!”“我死后地球仍然绕太阳在旋转,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布鲁诺的話是对的,1609年伽利略(15641642年)用望远镜发现木星上的四个卫星,並证明“天河”是由无数星星组成,后经开普勒(1571__1630年)、牛顿等人的努力,罗马天主教会于1757年解除对<天体运行论>的禁令,1822年罗马教皇承认“日心说”的理论。这是哥白尼等科学家用科学战胜神权的伟大胜利,也是天文学革命的伟大胜利!
天文学由于哥白尼的革命得到发展,今天我们面对的红学也要革命,首先一步是对胡适新红学的理论基础重新审查考证,具体将如下几方面进行。
《红楼梦》是小说,不是曹雪芹的自传。在《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以后用“全编”代替)第99页上写道:“这话说得何等明白!《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亊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中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胡适的话是无有道理的,既然将真亊隐去又怎么能是自传呢?这是不相容的两个概念,隐去真亊还能有什么自叙可言。有人说书中写进作者的生活素材,这是有可能的,但那绝不是作者的自传。
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是不可信的。在《全编》第87页写道:“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红楼梦》的旁证材料,要算这一条为最早。近人微引此条,每不全录;他们对此条的重要,也多不曾懂得。这一条记载的重要,凡有几奌:(一)我们因此知道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二)此条说曹雪芹是曹棟亭的儿子。(三)此条说大观园是后来的隨园。”胡适所说的资料为《随园诗话》,他那三点判断都是错误的,乾隆时的袁枚与曹雪芹为同代人,而他在书中说:“相隔已百年矣”的人物,说明袁枚不认识曹雪芹、不知道曹雪芹,再有可能袁枚说的曹雪芹不是著《红楼梦》的曹雪芹。
胡适的失误是误信《随园诗话》的內容了,而这本书就有可疑处。1792年版上云:“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可是到1824年版本,内容有变动:“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雪芹赠云。。。。。。。”“雪芹者,曹练亭织造嗣君也,相隔己百年矣。”从上述可见《随园诗话》版本不同,后版是作伪的东西,是不足为信的,整个以此书考证《红楼梦》书作者也是极不正确的,胡适考证的书作者为曹雪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另外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书中无有什么风月之盛的亊,袁枚所说的《红楼梦》,非今天大家读的《红楼梦》!本来是一本书,为什么1792年版本上是“明我斋谈而羨之”,怎么1824年版本改成“雪芹赠云”了呢?这是后人的改动。对《栆窗闲笔》这本书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笫九章《脂砚斋批》中就说:“裕瑞生得很晚,可是《栆窗闲笔》是部很晩的书,离雪芹生时确很远了。。。。。。。可惜他提到关于雪芹家亊的掌故,不免望风捕影,不尽靠得住!。。。。。。脂砚斋本是恢复《石头记》一名的人,他却说是脂砚斋而易名《红楼梦》,其谬可知。他说曾见钞本带脂砚斋的批,这该不假。但他只知卷额眉批是脂批,而不知道句下双行夹注批更是脂批。他说脂砚斋是雪芹的叔叔,。。。。。。他这个“闻”本身也不过是自传说的一种变相,”周老生生的话是对的,如果没有“自传说”裕瑞也不会用“叔父说”反对“自传说”的,这不是胡适提出“自传说”以后的亊了吗!对于胡适所依据的《栆窗闲笔》的版本问题,许多人有质疑,当年顾颉刚于1921年6月24日给俞平伯的信中就说,他见的版本內容与胡适用的不一样;潘重规在海外看到裕瑞手稿书《萋香轩文稿》、《沈居杂谈》、《东行吟草》等书的笔迹与胡适所用的《栆窗闲笔》不一样,相比之下,《栆窗闲笔》字体颇拙,怪谬笔误,将“萋香轩”写成“凄香軒”,将“狗”字写成“徇”字,“原委”写成“原尾”可见是抄胥之手的产品,说原稿实可疑。
裕瑞不知“雪芹”两字是名,字、号,对雪芹的生平只能用“想系”、“不得知”、“亦不知”、“皆不可考”的糊涂语搪塞。他说“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的批语,引其当年亊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他连曹雪芹是名,字、号都不知,更不知曹雪芹是谁的儿子,那怎么又知其叔是谁呢?他与曹雪芹非同代人,他怎么知道“引其当年亊甚确”呢?他说卷额上有叔脂砚斋的批语,也就是眉批,己卯本上无一条眉批,庚辰本上有眉批均为畸笏、畸笏叟、畸笏老人的批,无一条为脂观斋的批。脂砚斋主张将《石头记》易名为《红楼梦》,这与甲戌本笫一回:“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矛盾。《栆窗闲笔》中说程伟元、高鹗自九十回到一百二十回进行整理续补,现在存的脂本最多为78回,就算80回,续补应从81回起补,怎能从90回补呢?裕瑞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黒,善谈吐,风雅游戏,”他的姻戚无非是明兴、明义、明仁、永忠、墨香等人,在明义的文章中没写到裕瑞这个人,永忠自己说无见过曹雪芹。裕瑞连雪芹二字是名是字都不知道,怎么知曹雪芹胖痩黒白呢?
裕瑞在《栆窗闲笔》中写道,曹雪芹得到《风月宝鉴》一书后,他在原著上将自家亊及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说《红楼梦》是《风月宝鉴》成书多年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说80回以后就是大观园抄家。这些都是错误的。
通过上述所写,我们知道胡适依此书考证作者曹雪芹是不正确的。
许多红学研究者十分看重明义的《绿烟琐窗集》,因为此集中有二十首《题红楼梦》诗及小序,认为它提到《红楼梦》的最早资材。实际这本书是一个抄本,而且是出现很晚的本子,是否由明义编写也无证据,有可能是后人抄录的。有趣的是《随园诗话》中提到明义读《红楼梦》“而羨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在《红楼梦》中只第28回冯紫英席间有綿乡院的云儿为妓女,其它地方没有妓女的描写,云儿也不会引起明义羡之而作诗赞颂。郭沬若曾说:“明我斋所咏毫无疑间是林黛玉,而袁枚确说是校书,这就把“红楼”变成“青楼”去了,看来袁枚並无见过《红楼梦》,他只看过明我斋的诗句而加以主观臆断而已。”实际郭沬若的说法也不全完对,对“青楼”、“红楼”的概念也有误解的地方。
“靑楼”不一定是专指妓女居住的地方,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曹植诗:“青楼临大路”,骆宾王诗:“大道青楼十二重,”这里的“青楼”均指官邸非指妓院。梁刘邈诗:“倡女不胜愁,结束下青楼”,这里的“青楼”才指妓女居住地。
“红楼”实际是妓院的别称,韦庄《浣花集》补遗《长安春》:“长安二月多香尘,大街車马声辚辚。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独占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韦庄在《菩萨蛮》中云:“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旧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黃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如花。”这里的“红楼”确实是指妓女居住的地方。从此点上看,说《红楼梦》不可能是写妓女的亊是不成立的。明义的两首诗正是读《红楼梦》后见某妓女尤艳而作的。就是说袁枚所说的《红楼梦》与今天我们读的《红楼梦》不是一本书。我们对照明义在《随园诗话》中第一首诗,这是写妓女与男客人之间的感受,有人说这诗是写《红楼梦》第34回黛玉见宝玉赠手帕上题诗3首后觉身热,面发烧,照镜子,见面红。黛玉看诗是在傍晩,那“午汗”就不对了!有人说后两句是写宝玉与黛玉的亊,实际是首句为男人见校书面似桃花,他认为女子脸红好看、艳丽,实为女子患肺痨病,面颊鲜红,午后发热,一天內如潮水涨潮一样发烧。妓女怕意中人看出病态,谎说今天病比昨天好一点,怕意中人伤心。黛玉照镜子见面红时,则“却不知病由此萌”,这热复加的症状非黛玉的症状也。
明义的第二首诗许多人说是描写《红楼梦》第38回凤姐戏逗贾母的情节,但这里的“笑时偏少默时多”与贾母就不符合了。这本来是写妓女的生活状态,客来时强装欢笑,无客时寂寞愁怅,这个女子还要在“绮罗”丛中争取风流魁首,这与凤姐、宝釵、黛玉等人身份是不符合的,这是妓女心态的写实。这个妓女“不似小家拘束态”是在众香艳中有盛名之人也!从这两首诗上看,明义是写妓女的,袁枚的话是对的,既这本《红楼梦》是写校书的!后来有人又添了18首诗,是按我们看的《红楼梦》内容补的,说随园就是大观园,曹雪芹为曹寅的儿子等。实际是同名为《红楼梦》的两本书,由于误会混谈成一回亊,说成是一本书。如果曹雪芹是曹寅之子,那他一定生于康熙年间,曹寅死于1712年,袁枚写此条时为1786年,说百年也差不上几年。
为什么明义另外的18首诗说是后人补的呢?明义说那本叫《红楼梦》的书没传开,又叫《红楼梦》,而不叫《石头记》,这是一点;另外补的诗最后3首是今本《红楼梦》后40回的内容,黛玉死了,“通灵宝玉”又回归青埂峰山下了。如果不见120回本的《红楼梦》的全部內容怎能写出包括全书結局的诗来呢?这里有两点必弄清楚:袁枚和明义所说的《红楼梦》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红楼梦》,袁枚写到明义的两首诗确实是赞校书的;明义后来在《绿烟琐窗集》中补的18首诗非明义所作,为后人所为,这18首诗确实描写今天《红楼梦》全书内容!
关于曹雪芹的生平资料,有人在《春柳堂诗稿》中找到一些。这本书是解放后才被人发现,是一本很晩的书。王利器先生于1955年撰写《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依此书提出解决曹雪芹生平的四大问题:一、确认曹雪芹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与以前说旳字雪芹、芹圃有别。二、确认曹家败落后雪芹在北京西效居住,並在那里著书。经多年的考查尙无史料证明曹雪芹住北京西效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住白家疃,近年一位祖辈住白家疃的学者用几十年的走訪调查,最后結论是曹雪芹无在此处住过,更不知在此写书的亊。三、暗示曹雪芹善画並不去宫廷画院工作,不当达官贵人的清客相公。但无其它史料证明这一事实。四、确定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否认敦诚所说的“四十年华付杳”的说法。
对这本书疑点很多,首先是书的作者为谁,恩华说是兴廉,而他按杨钟羲的《雪桥诗活》中说的,楊钟羲生于1865年,《雪桥诗话》刊刻于1914年,杨根据什么说这番话的很难知道。张宜泉之孫介宾于1889年求人写序出版祖父诗集,如果张宜泉是著《红楼梦》那位曹雪芹的朋友,那张介宾能是30岁左右的人吗?,从曹雪芹1764年死到1889年为125年的时间,按30年一代人计算,要过4人代人才合理。
在《春柳堂诗稿》中,有这样诗句:“庙破非今日,萧条已有年。当沾临普照,得仰大明悬。”这样的诗绝不会写在乾隆年间。在这本诗稿中,对诗有注的只有曹雪芹有关的诗,但并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号、生平、性格、年龄等详细情况,书无题署。另外“芹溪”是地名,为福建兴宁县,曹雪芹与福建无关。让人不解的是后来又出现一个张宜泉六世孫张政,献出曹雪芹的书箱,书箱上署名“芹溪处士”。现已考证,书箱是假的,因张政与张介宾、張宜泉的一家人关系无史料证明。
有关曹雪芹的生平资料还有《四松堂集》,这本书虽然写着是敦诚所著,实际是他死后由。其弟桂圃及兄敦敏整理刊刻的。《鹪鹩菴杂志》抄本中有《寄怀曹雪芹(霑)》、《赠曹雪芹》、《佩刀质酒歌》、《挽曹雪芹》等诗文,写到曹雪芹的个性、气质、才能,晩年处境及身后情景。但在诗文中敦氏兄弟与明义、永忠、张宜泉等人无往来联系的记載,对提到曹雪芹是否是著《红楼梦》的曹雪芹也不得知晓。对他详细情况並无写出。《寄怀曹雪芹(霑)》诗中小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与曹雪芹的实际情况不符,曹寅1712年死去,1715年曹雪芹才出生,看来这其中有误,也说明敦氏兄弟所说的人不是著《红楼梦》的人。在字、号上又与张宜泉所说矛盾,因此有关敦氏兄弟对曹雪芹的描写尚有质疑的地方。
1961年,胡适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跋中说:“辨认曹雪芹的原本的标准就是《红楼梦》的初步底本就是有评注的,那些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说的话;其余可能是他的亲密朋友如脂砚斋之流要说的话。”在1927年胡适得到甲戌本《石头记》时也是这样说的。胡适的话是无根据的,你得到只16回本的书怎么能断定曹雪芹的厡本都有评注呢?依什么断定这些评注是曹的亲朋所写呢?哪些是曹雪芹要说的话?你怎知道的呢?这些话只可当成梦话,是瞎说一通。胡适对甲戌本《石头记》的来历,题署、年代、讳字、格式、文字均无进行考证,说了一些无的放矢的话,肯定脂砚斋等评书人的存在,为红学研究设下障碍,流毒极大,影响极深。胡适认为,《红楼梦》是把真亊隐去的一本书,后来他又提出这本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先后两种说法是相沖突、矛盾的。
脂批本的出现证实胡适考证新红学理论的正确性,但脂砚斋,脂批、脂本是很难让人接受它的真实性的,首先胡适的所言所行就说明脂本是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东西。胡适在1928年谈到他购得甲戌本过程时说,卖书人的姓名,身份、住地等项没有具体说明,到1961年当此书要影印出版时,在跋中说到:“我当时(指1927年)太疏忽了,无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与地址,没有与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本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此书标明成书于1754年,流传到1927年,己百173年了,胡适的话是说此书在这173年间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1995年《历史档案》第2期刊发了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写给胡适的信,信中说:“兹启者:敞处有旧藏厡抄《脂砚斋批红楼梦》,惟只16回,计4大本。因闻先生最喜欢《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闻。叩请,适之先生道安。胡星垣拜启五月二十二日。”按此文的小注得知,此信收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中,厡信一页,三十二开白纸,红竖格八行信笺,页下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为白色,正面写:“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七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如此看来胡适对甲戌本的卖书人情况是淸楚的,他所谓的“疏忽”一语是掩盖他没有对此书来历进行考证的亊实,他存心说了假话。
胡适对甲戌本情况的解释也是伪科学及矛盾的,例如对甲戌本首页撕去一角的表白就表现矛盾。1928年他介绍说,此书“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1961年又补充说:“我在民囯十六年夏天得到的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首页前三行下面撕去了一块纸,这是有意隐没这部抄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跡,所以毀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
1961年影印本出版,人们看到,第一行顶格写“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个字,第二行低一格写“凡例”两个字,以下皆为空白。第三行撕去“多”字从下五个字,第四行撕去“鉴”字以下的两个字,有装裱后胡适的印章可辨。实际是撕去首页前四行的下部,呈斜撕状。一般讲这个位置是作者、评者的题署地方,所以撕去的不一定像胡适说的收藏人的印章,应是作者、评者署名处。胡适说此书是最古的《红楼梦》,撕去的是藏书人的印章都是无科学根据的,只可认为是他的“大胆假设”的东西!
胡适得到的甲戌本《石头记》在34年间不公布于世,其目的就是怕人们看出这来历不明书的本来面目。
《红楼梦》在1791年程甲本问世后风行于世,成了文人墨客案头必备之书。从甲戌本《石头记》的出现,人们重视脂批本,轻视程甲、程乙等版本,这是不正硧的。在清代,人们只知有程系本《红楼梦》的存在,任何人都不知道有什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书的存在,早期读到或接触到的书都叫《红楼梦》,如明义、永忠等人看到的均如此,没有人提到什么脂砚斋、脂批及脂本。脂本说好一奌,就是读者对书的读后心得,它不能代替书的版本,同一版本的书不同人去读、去写读书感想,可以形成多种型式,但书的内容、版式格局仍是一个。
脂本是晩出的本子,实际就是在程系本上加个人的读书感想而已。说脂本晩出从下几方面可证明:
(一)甲戌本第二回在“因见娇杏丫头买线”处有眉批:“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的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这条批语是对诸公所说的,不是自已的重评的意思。只有程本问世后有众多人进行评书时才能有诸公的出现。以前许多人说脂本是小范围亲朋中流传的书,现在看那种说法是不对的,书以广泛流传,而且众多人进行评书,这证明程系本在前,脂本远远在后。
(二)庚辰本第23回有段文字是:“居住方妥命太监夏忠到荣府下一道谕命宝釵等在园中居住不可封锢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贾政王夫人接了谕命夏忠去后便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幔床帐。”甲戌本半叶10行,每行24个字,上文次行11、12字为“进去”二字,笫3行11、12个字也是“进去”二字,抄书人跳过一行,漏24个字,将前后“进去”间24个字没抄上,说明程系本在先,庚辰本是在抄程本时发生漏抄现象。类似的例子很多,例如甲戌本第58回有一段:“我们撵他,不出去;说他,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这是何苦呢!你不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又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在庚辰本上,这段话从笫一个“我们”去按第三个“我们”,中间漏了30个字。这种现象说明庚辰本抄于甲戌本。另外第58回芳官尝汤的一段:甲戌本为“芳官当是顽话,只是笑着看袭人等。袭人道:你就尝一口何坊。晴雯笑道:你瞧我尝。说着,便喝一口。芳官见如此,他便尝了一口,说:好了。递与宝玉。”庚辰本从第一个“一口”跳到第三个“一口”中间漏掉27个字。这是照抄时窜行造成的。
(三)第一回脂本称赤睱宫,程本称赤霞宫,脂本又加批语,中云:“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批语是说赤瑕宮与神瑛侍者有关连,因此当成原本所拟,赤霞宫倒是后人妄改了。批者忘了一个亊,是先有赤霞宫,后神瑛侍者才来这里,宫怎能按他命名呢?此宫的主人是警幻仙子,“玉小赤也”、“玉有病也”与仙子有何关系?脂本是妄改欺人也!
(四)脂本写尤三姐由淫妇转为守贞节,程本是从一开始就写她守贞节,只有守贞节的人才可震动贾珍、贾琏兄弟,如果她早为淫妇,她能震住贾珍兄弟吗?明显程本是真实的描写。
(五)甲戌本评语分黒红两种,非一人所批,也非一时所批。笫26回回末批:“收拾二玉文字。。。。。。各怀以警心意,再作下文。”此条批在庚辰本上为正文眉批,並落款“壬午孟夏,雨窗,畸笏。”这不是脂砚斋的批了,这条批是从庚辰本转到甲戌本上去的,这就是说庚辰本的内容转到此本中来。
(六)甲戌本16回有一条指赵妈妈为“文忠公之妈妈”的侧批,在乾隆时,谥号为“文公”的只有傅恒,他死于1769年7月,只有在傅恒死后才可有此批语,那么为什么在傅恒还活着时批出他的谥号来?从此证明批书人与作者非同时代人,批语也不是1754年所批的。
(七)在己卯本的来源上说是康熙第13子允祥儿子弘晓所抄的,所以要避“祥、弘、晓”字的讳,但书中在描写贾天祥时,就没避“祥”字。另外对这些字进行避讳,不但怡王府的人要避,当时的亲友、大臣都要避的,所以不能从避“祥、弘、晓”的字就断定此版本产生于怡王府,也不可断定弘晓所抄写。
(八)甲戌本上版心与正文卷首的标注不一致,版心所标的卷次是将“回”变成“卷”的,这是违背常规的。本版本共8册,刘铨福写跋文应在最后一册的后面才对,为什么写在第7册的后面?这说明此版书重抄重装订的一个再生本子。
(九)三脂本书名均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无署名,己卯、庚辰本內署名最多,卷首署名,版心署名,正文就不必署名了,甲戌本处理得对,己卯、庚辰本处理就不对的。有地方标上”脂砚”、”脂研”、”指研”,既然书名写上”脂砚斋’了,为什么正文署名呢?难道正文不署名的批就不是脂批了!既然是一个人(斋)名,为什么署名不一致呢?凡署名的批均无什么参考价值,而有参考价值的批又均无署名。在庚辰本上有三条畸笏叟的墨批,在17、18、22、75回,还有4条朱批均是品文评笔的词,而朱、墨批是两人的笔迹,如果是稿本是无此现象旳。
(十)有的红学家说庚辰本有两回没分回,是早期版本特征,从11到20回标明是10回而非8回,17、18是两回不是17回一回,这证明不是早期的版本特征,而是后来抄写人忘了分回了。庚辰本19回尾有玉兰坡批:”此回宜分作三回方妙,系抄录人之遗漏。”这指的是17到19回没分回的事,是晩期抄书時出现的事。有人说脂本保存原稿的面貌,这也是不对的,从版本学上讲,脂本没作者”手定’的记录和”印记”,没有序跋题字文字交代本子的来历,”重评石头记”不是他自己第二次评,而是对”诸公之评”而评,从”重评”两字就表现书的晚出性。脂本中有修改的地方,有残缺、错误、漏字地方,有批语入正文地方,各脂本间又有大量异文存在,这是后出的特征,怎可反映原稿的面貌呢?另外,原稿谁也没见过,用什么衡量保存与没保存原貌的呀!从”四评”与”再评”比较看,前者不如后者,错谬处也是前者多于后者,在后者中重要评语到前者时消失了,怎么越评质量,水平越下降呢?原来这是在作伪,没有评那多次!是后出的东西!除上述问题外,脂本的矛盾处极多,举例说明:
(一)庚辰本纪年一律用干支记年法,集中在第22到28回,第75回独用年号记时法:”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对清”,此处字迹与22回”暂记宝釵制谜云”字迹一样,后者标畸笏叟评,这能算是脂砚斋批的吗?乾隆二十一年”对淸”时发现”缺中秋诗”,这个本子还能叫”定本吗”?
(二)许多红学家认为程甲本前80回也是脂本,脂批印刷时删去了,这有何证据呀?程伟元、高鹗没说过他们知道有批语的本子,更没说印时删去的亊,只说不找人去评批了。戚、舒、梦觉本的作序者也都没提到脂批、脂本及脂砚斋,连曹雪芹也没提到脂批的亊。程伟元说不作评点说明原书上无评批的东西,如果有他删去就不会这么讲,如有评点东西他也不敢删去,如删去不做反面宣传了。
(三)说程甲本有残留的脂本文字,程甲第13回说”忠靖侯吏鼎夫人来了,史湘云、王夫人、邢夫人、凤姐等刚迎入正房。”这里不应有史湘云,即然有她也不能在王、邢夫人前头。有人拿这点证明脂批混入正文。程本此处有毛病,将”史”写成”吏”,这是排版之错,这不是批文进正文,而是缺少一段文字,程乙本改为:”忠靖侯史鼎的夫人带着侄女史湘云来了,”这就合理了。如今的脂本此处都在程甲本错上节外生枝,说明脂本抄于程甲本!
(四)甲戌本说《红楼梦》本名《石头记》,甲戌本仍用《石头记》,反映了《石头记》到《红楼梦》又回到《石头记》的过程。甲戌本“凡例”中说:“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这就与甲戌本上说的有矛盾,证明脂本后出性。
(五)甲戌本不讳“玄”字,说明是康熙帝前或清亡后的本子,康熙前本子是不可能,那只有清朝亡后了。有人说作者反封建不避讳“玄”字是对的;也有人说是小说不是公文可以不避国讳。前种说法是现代人说法,如果真反封建书就流传不下来了,后种讲法是不知清代文字狱的惨酷性,别说是一部书,就是一个字也不可不避囯讳、家讳的。避讳中最严重的是庙讳、御讳,例如对雍正帝的“胤、禛”要避,就是“珍、贞、真、祯”等字也要避。当时有一人叫刘峩,为应试举子编一本《圣讳实录》,他在书中写到康熙的名字处没避讳,乾隆四十三年(1778)被人告发,判“斩立决”!
(六)甲戌本不是一个精本。虽16回书,书中多处空缺文字,如卷一笫五页“诗礼簪囗之族”、卷十三笫六页“正囗个美缺”、卷十三笫八页“囗亏了礼数”、卷十四第三页“痰囗担帚”、卷十四第四页“更衣囗手”等。另外说明底本字迹漫患或虫蚀,抄者留空待补,所以它不是早期稿本,更不是精本。书中錯字、别字太多,如好贷(好货---括号内为正硧字,后同)、元霄(元宵)、聋肿(龙钟)、废用(费用)、肚撰(杜撰)、炼永(炼汞)、稽康(嵇康)、池沿(池沼)、苍穷(苍穹)、欢敬(钦敬)、拿管(掌管)、爬不得(巴不得),这样的本子怎能是精本呢!
(七)许多人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亲友,参加创作,脂砚斋纳入作者圈内,那为什么曹雪芹没讲过别人也没说过呢?如果是这样,这本书就不是一个作者而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作者了。脂批中有“有深意焉”、“深意他人不解”、“唯批书人知之”、“只瞒不过批书人”、“又要瞒过看官”这些话今天的人也可以写出来,无时代性,也无个人关系性。另外“作者与余实经过”也不受时间限制,第25回宝玉被贾环烫伤,马道婆对贾母说的一番话,脂批道:“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浑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这里的“作者与余经过”不是两人同时经过,只肯定经过这一事实而以。马道婆这样的人什么时代都有的,这无时代限制,今天也有这种人存在,这与书作者有何关系?第74回贾琏向鸳鸯借当时,有一脂批:“盖此等亊,作者经过,批者经过,”这只肯定经过的亊,並不一定是同时性。今天我们向谁借銭,对方不借,也是经过的。第3回黛玉初入贾府,凤姐说,为黛玉准备两块衣料,脂批:“余知此缎阿凤并无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耳。若信彼果拿出预备,不独被阿凤瞒过,凤姐的品格太猾,”这是批者的设想没拿,王夫人都不知道拿否,脂砚斋是贾府当时在场的哪一位呀!王夫人没说什么而点头不语,证明东西还是拿出来了,这是符合凤姐见风使舵的性格。
第17回宝玉听贾政来了要溜出大观园,庚辰本侧批:“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不肖子弟怕严父,人人皆知,”今天也可以发生听父亲来了儿子走的亊,只证明批者也是不肖子弟怕严父的人!不代表批者与作者有亲友关系,更无同代人特征。
第18回写元春对宝玉“手引口传”处,庚辰本有侧批:“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矣。俺先姊先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有人说这是指宝玉而言,这时元春没有死呀!这是批者写幼年往亊,看小说时想起心酸亊来了,什么时的读者均可这样批的。
第22回宝釵生日,贾母命凤姐点戏,庚辰本侧批:“凤姐点戏脂砚斋执笔,”点戏用口说一声或按戏单指点一下就可以了,也用不着笔呀!第14回写凤姐命彩明造册薄,甲戌本眉批“凤姐如此身份,岂有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亊之理呢?”书中明明写着:“且彩明系未冠之童。”批者没看明白文本,妄下批驳,可知脂砚斋是何等人也!
庚辰本第22回末,有脂批为:“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甲戌本只有28回,而22回没写完曹雪芹就死了,那剩的几回谁写的?如果曹雪芹只写书的22回内容,那他还能称上作者吗?那《红楼梦》还能称得上长篇小说吗?
第52回,晴雯补裘毕处有:“只听自呜钟已敲四下,”庚辰本有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法避讳也。”这是说避曹寅的讳,可第14回:“寅卯间必然自汗;”、“至寅正,平儿便请起来梳洗。”第26回:“原来是唐寅两个字,”第69回:“明日寅时入殓大吉,”为什么这些地方不避寅字讳了呢?
(八)脂本上的系年是不正确的,甲戌本(1754)中有甲午(1774)年本的批语,庚辰本(1760)有丁亥年(1761)的批语,比甲戌年早了7年。己卯本写的批语为什么不在己卯本上而出现在庚辰本上?从甲戌本为重评本,已卯、庚辰为四评本,后两本子的批语应比前一本多才对,为什么反而减少了?后面的评本评语水平应高于前面的,为什么越评评语水平不如先评本的呢?甲戌本前8回评语最多,己卯、庚辰本前11回无脂砚斋的评语,甲戌本缺失的部分己卯、庚辰本上反多了许多批语。凡是与作者生平、家世有关的批语都集中在一个本子上,为什么在别的本上不批了呢?己卯本的收藏者董康在1929年印行《书舶庸谭》中只说喜欢《石头记》,並没讲手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事!1947年己卯本传到陶洙手,庚辰本是1932年徐星署购于北平东城隆福寺书摊上,甲辰本发现于1953年,梦稿本发现1957年、蒙府本发现1961年,总归一句话:所有的脂本均在1927年甲戌本发现后逐渐面世,而所有的脂本均是来源不明、面目不淸的本子!
(九)让人不理解的是甲戌本上就讲是“佚稿”的亊,1754年发现佚了,怎么不及时补写呢!在甲戌本上“省亲”时的批语为什么批在16回上,应批在18回才对,此版本没有18回就应当无此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事。如果此处批语重要,为什么庚辰、己卯本上无此批了呢?甲戌本在前为什么抄己卯、庚辰后出本子上的批语呢?甲戌本第13至16回、25至28回有回前回后批47条,有24条从庚辰本的眉批搬来的,第26回,9条批有8条从庚辰本搬来的,庚辰本上批的纪年到甲戌本上全删掉了。在“冯紫英请客”处庚辰本上两条批到甲戌本上合并一条了。
(十)在三脂本上同条批语都讲“三十年”、“三十五年”,那版本年代不同这怎么理解这固定的年数,在1754年算起的“三十年”,到1760年就不是“三十年”而应是“三十六年”才对,从此可看出脂本的虚假性。脂批说的许多东西证明《红楼梦》是写曹寅的家世,在淸代有人附会明珠、傅恒、张侯的家世说,从无人有附会曹寅家世的说法。有许多批语意是为真实的人昭传,小说是文学创作出的东西,怎么可为真人写传纪呢?如那样不成了历史档案了吗!
(十一)脂砚斋的批语与后世人对该书的批语有不同地方,东观闾本1811年出版,並是第一个加评语的《红楼梦》版本。据曹立波教授统计,该本有批语2387条,而甲戌本有批语1587条,己卯本为754条,庚辰本2318条,共4659条。扣除重复的净剩为3610条,从批语数量上看,三脂本多人批並没有东观阁一人批语多。既然三脂本在东观阁本之前,那么为什么东观阁本中批语与三脂本的批语无有沟通、联系呢?也就是说,后出本子为什么没受先出本子批语影响呢?脂批与东观阁批有明显不同处:1、东观闾本批语客观性强,虽然有一己之见,但是从阅读角度出发,脂批虽每每提到“看官”、“观书者”多表达主观感情,強调自己与书作者的了解,指出作者言外之意,强调批书人与作者的亲密关系及所知所闻。东观闾本批是关心书中所有人物,脂本批只关心贾府的人物,东观闾本批语中没有与书作者联系的批语。2、东观闾本两千多条批语中多用四字句,约占五分之一,脂批中很少用四字句,多是十几个字及几十个字的批语。
曹雪芹说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定下的本子,以前的本子不能传世。“再评”、“四阅评”、“对清”,这些东西均是脂砚斋搞的,与曹雪芹无关,自己的作品,用别人“再评”、“对清”什么?既然有“己卯冬月定本”,怎么又过几个月来个“庚辰秋月定月”,三脂本上的异文是抄手的事,与曹雪芹无关。
曹立波教授证实,己卯本上陶洙增补部分文字与师大本甲抄手的字迹一样,师大本正文是陶洙以北大庚辰本为底本,参考甲戌本,己卯本、戚序本进行补写的,也就是说师大本是陶洙手写的本子,有少量墨批也是陶洙所为,周绍良在陶洙墨批基础上作了朱批。师大本完成于1954年,据周绍良讲,陶洙还有其它形式的庚辰本,在1953年前早已卖出去了。
通过曹立波等人对师大庚辰本的研究,我们知道此本是由陶洙、周绍良两人共同形成的一个本子,但陶、周二人在书的题记位置没有说明,在书的其它地方也无说明,书无题记,也无序、跋,没有任何对成书的说明。在师大本上,有许多地方的异文与舒序本、列藏本、梦稿本、蒙府本相同,按陶诛(18771954年)生前是无法看过这些版本的,如果看到过,那誉清本的底本在哪里?有的他不可能看到,梦稿本是1959发现的,蒙府本是1960年发现的,列藏本是1986年才影印出来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陶洙没看过的书,怎么能写出那些版本中相同的字句,那他是怎么写的?另外己卯本上有陶洙书写的笔迹,说明陶洙与己卯本形成有关连。通过上面的情况,暴露一个问题:陶诛曾造过“脂本《红楼梦》”,陶洙、周绍良造出“脂批”,这又让人怀疑,所有的脂本均是陶诛、周绍良及其它人所造,不然怎么能写出陶洙生前没见过版本上的词语。师大本上不明明白白写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吗?对这个师大本来讲,脂砚斋不就是陶洙、周绍良吗?有人说,所有的脂本均是陶诛一伙人所造,只是师大本由曹立波等人研究有所发现而已,其它的脂本尚无人进步细致地研究确定而已。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有一定道理的,可以从他们有否作伪可能性上分析一下。周绍良生于1917年4月23日,祖籍安徽东至县人,出生于天津。是现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之孫,著名佛学家周叔迦之子。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1975年退休。周先生一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著作极丰,在古典文学、佛学、古文献学、红学、敦煌学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除著作外尚喜欢收藏,1961年6月将6000种珍贵明清真本小说捐给天津图书馆,1979年3月将清代各式墨1000余锭,书画30件捐给故宫博物院,2005年8月21日病逝,享年88岁。
据曹立波、张俊、杨健合写,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报·人文社会版》2002年第1期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一文所载,北师大版本的《红楼梦》是1957年花240元高价买进的,购书人是周绍良堂弟周琭良,当时北大校长是陈垣,陈校长是周绍良父亲的老友,陈校长与陶湘、陶洙兄弟也是老友。周琭良高中毕业进北师大图书馆也是靠陈校长的。当时高价购进北师大版《红楼梦》与陈校长有关系。
据曹立波等人访问周绍良得知陶洙手存各种版本〈红楼梦〉77种,其中抄本8个,石印本15个,活字本2个,本衙版1本,刊本51本,陶诛对周绍良说过,他曾抄写许多本〈石头记〉出卖过。周绍良父子也曾花钱让陶洙补写古典书籍。红学家胡文彬听周绍良讲,“善因楼”版本〈红楼梦〉世间只有2套,一套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里,另一套由周绍良所藏。据红学家吕启祥丈夫黃安年讲,“善因楼”版本上的脂批由陶洙所写。周说他那套“善因楼”版的〈红楼梦〉是1952年在上海五马路旧书摊上买到的。从笔迹上看,这套书的脂批是陶诛笔迹,出此之外,甲戌、己卯、庚辰本及卞藏本〈石头记〉上的批语、部分正文均是陶洙笔迹。
陶诛,江苏武进人,生于1878年,死于1954年前后。陶氏家族与政界人士关系密切,许多人为官从政,他们收藏品极丰,有的人曾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陶洙侄陶祖光收有武则天用过的金轮玉玺,他曾对于省吾说过:“雪芹落魄住北京千佛寺,”他还说过:“庄炎藏〈海客琴尊图〉有雪芹题诗。”在红学研究上与周汝昌有来往,有人说他欺骗过周汝昌!通过上述论证,可以说周绍良、陶洙是有为〈红楼梦〉作伪条件的。
红学作伪的条件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一)小说居文坛重要地位;(二)<红楼梦>已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三)<红楼楼>已拥有巨大的读者群;(四)对红学研究之风正浓;(五)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人人皆知;(六)版本上有程系、脂系之分。具备上述条件应在胡适新红学理论出现之后。我们发现的十几种脂本均是过录本,那就说明还有原稿本,可是原稿本一个也没发现,过录本又个个不同,如果有那么多底本,批书人能对每出一个底本就批一回,十个底本就批十回吗?综观脂批的内容,无非是要说作者与曹寅的关系,批书人与作者及曹寅的关系,曹雪芹的時代性,书的主旨,书只写八十回,及高鹗续书和脂批本是原本说,这些正是胡适新红学理论需要证明的东西。
百年的红学研究,到今天应该革故鼎新了,首先是百年的红学研究缺乏科学性、逻辑性和正硧性。例如谁能拿出曹雪芹与曹寅关系的史料;脂本出于清乾隆时期的史料;脂本出于书作者生前的史料;批书者均是何人,与书作者有何关系的史料;高鹗续后四十回的史料;谁能解释脂本面目不淸、来源不明、语言矛盾、文字错谬、属年不实、署名可疑的问题?书作者是谁?批书人是谁?续书人又是谁?这仍是红学研究中的死结。
对上述问题的待态度有两种,一种是固守派,在胡适新红学的理论基础上续继“发扬光大”:抱这种态度的人很多,人们通称他们为红学家。另外是开拓派,这些人认为胡适的新红学理论只是老牌索隐派的一种变型,说蔡元培等人是猜笨谜而自己也是在猜笨谜,只不过谜底不同而以。这些人没人称呼他们为红学家,但这些人均是名作家、教授、研究员、记者、学者,是各行各业上的精英。例如:南京的欧阳健、贵州的曲沐、云南的吴国柱、辽宁的宛情、江苏的张训、北京的侯忠义、福建的王枝忠与邹自奋,南开的朱一玄、四川的克非、黒龙江的程俊仁;另外还有戴不凡、阿来、熊召政、刘开田、邓美华、湯伏祥、于挥、黄云吾、李国文、吴雯、尤志心、李军钧、王增武、达非林、史迷、栀子等人。这些人均认为胡适的新红学理论不科学性、不逻辑性、不正确性,要跳出这种理论的困扰,革故鼎新,寻求新路,开拓前进。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栁泉一班人的谬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今天拿胡适所说的这些话来对照他的新红学理论,我们也可以说:“胡适研究这部书也走错了路,在1921年12月4日他应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之约,为出版加标奌的《红楼梦》写一篇序言,胡适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好这篇序言《红楼梦考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充分考证了吗?拿出的东西就让人相信吗?这些东西就不让人怀疑吗?这种搞学问的作法就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吗?他的这种作法能体捡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精神吗?他说王梦阮一班人的话是谬说,今天不也有人说新红学理论是‘胡说’吗?”
从胡适的新红学理论发表以来的八十多年,人们按这种理论著了许多的书,说了许多话,提出许多观点,並将这些观点定为“百年红学成果,”但这“成果”是香甜的还是苦涩的成果呢?这需要人们认真地品尝一番,已被公众接受的观点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百年来按考证红学研究出的东西,如书作者问题、脂批问题、版本问题、书的主旨问题等仍是当前红学研究领域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红学研究不革故鼎新,那将无有前途可言!
(转自李生占博客)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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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18
红学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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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研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75年5月,定价 1.75元。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93年10月第1版。1000元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上海古籍出版社,84年6月,定价11.45元。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书目文献出版社,定价300元(精装6册)。
◆《石头记》(苏联列宁格勒藏本),中华书局,96年,定价263元(共6册)。
◆《甲辰本红楼梦》,书目文献出版社,89年10月第1版,93年10月印刷,定价170元(精装4册)。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75年6月第1版1印刷(共8册)。22.5元
◆《红楼梦》(舒序本),中华书局,87年6月1版1次,(共2册)250元
◆《红楼梦》(程甲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6月一版一印,(共4册),880元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冯其庸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87年12月-89年4月,定价305元(精装五册)。
  
◆《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57年10月一版62年一印,定价4.50元(共4册)。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后部四十回、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俞平伯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58年2月第1版,93年11月印刷,定价35.1元(共4册)。
◆《红楼梦》,欧阳健、曲沐等校注,花城出版社,94年1月,定价78元(精装2册)。
◆《脂研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邓遂夫校,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一版01年三印,定价 25元。
◆《脂本汇校石头记》,郑庆山校,作家出版社,03年4月一版一次,共3册,定价68元。
◆《八家评批红楼梦》,冯其庸校,文化艺术出版社,91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80元(精装3册)。

◆《红楼梦戏曲集》,阿英编,中华书局,78年1月,定价2.45元(上、下册)。
◆《红楼梦弹词开篇录》,刘操南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一版一次,定价20元。
◆《红楼梦子弟书》,胡文彬编,春风文艺出版社,83年12月,定价1.05元。
  
◆《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90年1月第1版,91年11月印刷,定价32元。
◆《红楼辞典》,周汝昌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87年一版一次,定价11元
◆《红楼梦鉴赏辞典》,上海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88年一版一次,定价7.65
◆《红楼梦辞典》,杨为珍、郭荣光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86年一版一次,定价5.10元
◆《红楼梦风俗谈》,邓云乡著,中华书局,87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3.75元
◆《红楼梦小考》,陈诏著,上海书店出版社,99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20元
◆《红楼梦风物考》郭若愚著,陕西人民出版社,96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1.50元

◆《忏玉楼丛书提要》,吴克岐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2月一版一次,定价36
◆《红楼梦书录》,一粟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7月,定价1.6元。
◆《红楼梦卷》,一粟编,中华书局,63年12月一版80年4月3印,定价2.40元,上下
◆《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顾平旦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83年12月,定价1.36元。
◆《红楼梦叙录》,胡文彬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80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1.00元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75年3月,定价1.00元。
◆《李煦奏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76年5月,定价1.1元。
◆《<新译红楼梦>回批》,[清]哈斯宝著,亦邻真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79年2月,定价0.35元。
◆《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王利器著,北京出版社,83年8月,定价2.7元。
◆《楝亭集》,[清]曹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78年12月,定价2.2元(上、下册)。
◆《楝亭集》,[清]曹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78年12月,定价60(上下册)线装
◆《春柳堂诗稿》,清张宜泉著,文学古籍刊行社,55年11月一版一次,定价30元
◆《红楼梦人物印谱》,倪品之治印,北京市中国书店,87年12月,定价1.6元。
◆《读红楼梦随笔》,清佚名著,巴蜀书社,84年一版一次,定价7.50元

◆《红楼研究小史稿》,郭豫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0年1月,定价0.52元。
◆《红楼研究小史续稿》,郭豫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1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10元
◆《红楼梦史稿》,韩进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81年11月一版2年9月二印,定价1.60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刘梦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99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25元
◆《红学百年风云录》,欧阳健等著,浙江古籍出版社,99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29.8
◆《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陈维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15元  

◆《红楼梦论稿》,蒋和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81年版一次,定价2.10元
◆《漫说红楼》,张毕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78年9月,定价1.55元。
◆《红楼佛影》,张毕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79年6月,定价0.47元。
◆《谈佛说道解红楼》,罗伟国、张丕谟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定价12元
◆《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74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0.17元
◆《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施达青著,人民出版社,76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0.29元
◆《我们是怎样读红楼梦的》,武汉大觉中文系七二级评《红》组,人民教育出版社,76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0.38元
◆《林黛玉的悲剧》,李品珍著,广东旅游出版社,98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11.50元
◆《贾府书声》,张毕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3年5月,定价0.49元。
◆《漫说红楼话教育》,郑万钟著,四川教育出版社,94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4.25元
◆《从<红楼梦>看中华文化》,成穷著,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4年4月,定价9.8元。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李(吉力)著,知识出版社,95年8月,定价12元。
◆《红楼禅话》,李哲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99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21.00元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余英时著,上海社科出版社,2002年2月,定价24元。
◆《曹雪芹文艺思想新探》,翟胜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11.80元
◆《红楼梦哲学精神》,梅新林著,学林出版社,95年5月一版96年8月二印,定价17
◆《楼外谈红》,李国文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18.50元
◆《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岳麓书社,萨孟武著,98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17.80元
◆《红楼梦本事之争》,孙玉明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4元
◆《红楼梦释真》,邓狂言著,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23元
◆《红楼梦真谛》,孙玉明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1元
◆《红楼梦与金瓶梅之关系》,张庆善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8元
◆《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6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19.80元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著,三联书店,83年9月第1版,85年5月印刷,定价2.00元。
◆《红楼梦人物论》贵州省红学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88年2月一版一次,定价2.4元
◆《论凤姐》,王朝闻著,百花文艺出版社,80年4月,定价2.75元(精装)。
◆《红楼十二论》,张锦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95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4.10元
◆《贾宝玉与大观园》,胡文炜著,华艺出版社,95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11.80元
◆《红楼梦的心理世界》,杜景华著,北京燕山出版社,93年10月,定价6.5元。
◆《红楼梦宝藏》,高语罕著,四川文艺出版社,99年7月,定价14元。
◆《末世悲歌红楼梦》,曾扬华著,汕头大觉出版社,97年7月一版一次,定价15元
◆《红楼梦艺术论》,徐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0年5月,定价0.5元。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卢兴基、高鸣鸾编,语文出版社,85年8月,定价1.9元。
◆《红楼启示录》,王蒙著,三联书店,91年5月,定价5.2元。
◆《红楼梦对话研究》,孙爱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9月,定价16元。
◆《红楼梦叙事》,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98年5月,定价15元。
◆《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周思源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8年12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的文学本体》,罗盘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1元
◆《红楼梦考释》,杜世杰著,中国文学出版社,95年3月一版97年6月二印,定价16.80
◆《红楼艺术》,周汝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95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13.9元
◆《名家解读红楼梦》,张宝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98年一版一次,定价39元,上下
◆《红楼梦引论》,曾扬华著,中山大觉出版社,2001年10月,定价18元
◆《红楼漫拾》,邸瑞平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定价25元
◆《红楼梦鉴真》,郭卫著,光明日报社,2998年8月,定价29.50元
◆《红楼梦真相》,刘铄著,华艺出版社,1998年1月,定价15元
◆《我说红楼》,程贤章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6月,定价15元
  
◆《曹雪芹佚著浅探》,吴恩裕著,天津人民出版社,79年11月,定价1.22元。
◆《曹雪芹丛考》,吴恩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2月,定价1.35元。
◆《曹雪芹墓石论争集》,冯其庸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94年8月,定价7.5元。
◆《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冯其庸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7年8月,定价58元。
◆《曹雪芹》(上卷),端木蕻良著,北京出版社,80年1月第1版,80年9月印刷,定价1.00元。
◆《曹雪芹小传》,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5.5元。
◆《曹雪芹新传》,周汝昌著,外文出版社,92年,定价6.95元。
◆《曹雪芹祖籍考论》,王畅著,河北教育出版社,96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26.80元
  
◆《俞平伯说红楼梦》(注:即《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12月,定价11.5元。
◆《红楼一家言》,高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定价6元。
◆《论庚辰本》,冯其庸著,上海文艺出版社,78年4月第1版。
◆《红楼梦魇》,张爱玲著,上海古籍出版社,95年12月,定价17.1元。
◆《红楼梦新探》,赵冈、陈钟毅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1年9月,定价6.8元。
◆《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郑庆山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92年2月,定价5.8元。
◆《石头记鉴真》,周祜昌、周汝昌著,书目文献出版社,85年5月,定价2.7元。
◆《红楼梦真貌》,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9.50元。
◆《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50元(上、下卷)。
◆《红楼梦脂评新探》,孙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11月一版一次,定价1.10元
◆《列藏本石头记管窥》,胡文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7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2.90元
◆《红楼雾瘴》,克非著,四川文艺出版社,97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16.8元
◆《红楼梦刘履芬批语辑录》,王卫民辑,书目文献出版社,87年12月,定价1.25
◆《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17元
◆《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郑庆山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5月,定价45元

◆《石头记探佚》,梁归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83年5月,定价0.98元。  
◆《秦可卿之死》,刘心武著,华艺出版社,94年5月,定价5.9元。
◆《红楼三钗之谜》,刘心武著,华艺出版社,99年9月,定价17元。
◆《红楼梦新补》,张之著,山西人民出版社,84年12月,定价2.15元。
◆《红楼梦的真故事》,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5年12月,定价15元。

◆《<红楼梦>诗词评注》,江西大学中文系编印,74年12月。
◆《<红楼梦>诗词评注》,丁广惠撰稿,王伯英等增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79年5月第1版,80年9月印刷,定价1.25元。
◆《红楼梦诗词联语评注》,于舟、牛武著,江西人民出版社,80年5月第1版,82年3月印刷,定价0.72元。
◆《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蔡义江著,团结出版社,91年7月,定价8.7元。
◆《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蔡义江著,中华书局,2001年10月,定价30元

◆《红楼解梦》(第二卷),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著,中国华侨出版社,96年5月,定价18.10元
◆《红楼解梦》(第三卷),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著,中国华侨出版社,97年5月,定价36元(上、下册)。
◆《红楼圆明隐秘》,霍国玲、紫军著,工商出版社,97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35元
  
◆《<红楼梦>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75年5月,0.83元。
◆《红楼梦研究资料》,解放日报社编印,75年5月。  
◆《红楼梦研究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编,1974年9月
◆《红楼梦研究资料选编》,扬州师院中文系编,1974年11月
◆《评红楼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6月
◆《读红楼梦资料选》(第一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学员读《红楼梦》小组编,1974年6月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0月,定价0.47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1月,定价0.91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2月,定价1.55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8年1月,定价0.89元。
◆《红楼梦讨论集 二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55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0.89元
◆《红楼梦讨论集 四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55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0.62元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红楼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吕启祥、林东海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定价68元。

◆《红楼梦评论集》,李希凡、蓝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2月,定价0.94元。
◆《红楼梦论丛》,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79年7月,定价1.1元。
◆《红楼梦探源外编》,吴世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12月,定价1.85元。
◆《红楼梦探源》,吴世昌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2002年2月二印,定价30
◆《红楼梦问题评论集》,郭豫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12月,定价0.77元。
◆《红楼梦新论》,刘梦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2年7月,定价1.7元。
◆《漱石集》,冯其庸著,岳麓书社,93年5月,定价12元(精装本)。
◆《红楼梦与金瓶梅》,孙逊、陈诏著,宁夏人民出版社,82年8月,定价1.65元。
◆《红楼梦探微》,胡文彬著,华艺出版社,97年8月,定价18.5元。
◆《红学耦耕集》,梅节、马力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定价HK$38元。
◆《梦香情痴读红楼》,胡文彬著,山西教育出版社,98年4月,定价14.5元。
◆《红楼梦概论》,冯其庸、李广柏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一版一次,定价25元
◆《梦边集》,冯其庸著,陕西人民出版社,82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00元
◆《红学世界》,胡文彬、周雷编,北京出版社,84年4月,定价1.6元。
◆《我读<红楼梦>》,巴金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82年1月,定价1.38元。
◆《冷眼看红楼》,胡文彬著,中国书店,2001年7月一版一次,定价24元
◆《红楼梦:爱的语言》,裔锦声著,北京大觉出版社,2000年12月,定价15元

◆《大观园》(修订本),顾平旦编,华夏出版社,90年6月,定价7.8元。
◆《大观园之迷》,冯精志著,北京燕山出版社,93年4月一版次一次,定价4.95元
◆《红楼访真》,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23.50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辑,79年11月创刊,89年底停刊,共出14期。
◆《红楼梦研究集刊》(一),上海古籍出版社,79年11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3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四),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9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五),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11月,定价1.55元。
  
学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编,79年7月创刊,季刊。
◆《红楼梦学刊》七十八本。



◆《脂研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75年5月,定价 1.75元。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93年10月第1版。1000元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上海古籍出版社,84年6月,定价11.45元。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书目文献出版社,定价300元(精装6册)。
◆《石头记》(苏联列宁格勒藏本),中华书局,96年,定价263元(共6册)。
◆《甲辰本红楼梦》,书目文献出版社,89年10月第1版,93年10月印刷,定价170元(精装4册)。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75年6月第1版1印刷(共8册)。22.5元
◆《红楼梦》(舒序本),中华书局,87年6月1版1次,(共2册)250元
◆《红楼梦》(程甲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6月一版一印,(共4册),880元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冯其庸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87年12月-89年4月,定价305元(精装五册)。
  
◆《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57年10月一版62年一印,定价4.50元(共4册)。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后部四十回、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俞平伯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58年2月第1版,93年11月印刷,定价35.1元(共4册)。
◆《红楼梦》,欧阳健、曲沐等校注,花城出版社,94年1月,定价78元(精装2册)。
◆《脂研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邓遂夫校,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一版01年三印,定价 25元。
◆《脂本汇校石头记》,郑庆山校,作家出版社,03年4月一版一次,共3册,定价68元。
◆《八家评批红楼梦》,冯其庸校,文化艺术出版社,91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80元(精装3册)。

◆《红楼梦戏曲集》,阿英编,中华书局,78年1月,定价2.45元(上、下册)。
◆《红楼梦弹词开篇录》,刘操南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一版一次,定价20元。
◆《红楼梦子弟书》,胡文彬编,春风文艺出版社,83年12月,定价1.05元。
  
◆《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90年1月第1版,91年11月印刷,定价32元。
◆《红楼辞典》,周汝昌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87年一版一次,定价11元
◆《红楼梦鉴赏辞典》,上海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88年一版一次,定价7.65
◆《红楼梦辞典》,杨为珍、郭荣光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86年一版一次,定价5.10元
◆《红楼梦风俗谈》,邓云乡著,中华书局,87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3.75元
◆《红楼梦小考》,陈诏著,上海书店出版社,99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20元
◆《红楼梦风物考》郭若愚著,陕西人民出版社,96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1.50元

◆《忏玉楼丛书提要》,吴克岐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2月一版一次,定价36
◆《红楼梦书录》,一粟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7月,定价1.6元。
◆《红楼梦卷》,一粟编,中华书局,63年12月一版80年4月3印,定价2.40元,上下
◆《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顾平旦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83年12月,定价1.36元。
◆《红楼梦叙录》,胡文彬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80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1.00元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75年3月,定价1.00元。
◆《李煦奏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76年5月,定价1.1元。
◆《<新译红楼梦>回批》,[清]哈斯宝著,亦邻真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79年2月,定价0.35元。
◆《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王利器著,北京出版社,83年8月,定价2.7元。
◆《楝亭集》,[清]曹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78年12月,定价2.2元(上、下册)。
◆《楝亭集》,[清]曹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78年12月,定价60(上下册)线装
◆《春柳堂诗稿》,清张宜泉著,文学古籍刊行社,55年11月一版一次,定价30元
◆《红楼梦人物印谱》,倪品之治印,北京市中国书店,87年12月,定价1.6元。
◆《读红楼梦随笔》,清佚名著,巴蜀书社,84年一版一次,定价7.50元

◆《红楼研究小史稿》,郭豫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0年1月,定价0.52元。
◆《红楼研究小史续稿》,郭豫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1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10元
◆《红楼梦史稿》,韩进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81年11月一版2年9月二印,定价1.60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刘梦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99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25元
◆《红学百年风云录》,欧阳健等著,浙江古籍出版社,99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29.8
◆《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陈维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15元  

◆《红楼梦论稿》,蒋和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81年版一次,定价2.10元
◆《漫说红楼》,张毕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78年9月,定价1.55元。
◆《红楼佛影》,张毕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79年6月,定价0.47元。
◆《谈佛说道解红楼》,罗伟国、张丕谟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定价12元
◆《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74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0.17元
◆《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施达青著,人民出版社,76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0.29元
◆《我们是怎样读红楼梦的》,武汉大觉中文系七二级评《红》组,人民教育出版社,76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0.38元
◆《林黛玉的悲剧》,李品珍著,广东旅游出版社,98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11.50元
◆《贾府书声》,张毕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3年5月,定价0.49元。
◆《漫说红楼话教育》,郑万钟著,四川教育出版社,94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4.25元
◆《从<红楼梦>看中华文化》,成穷著,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4年4月,定价9.8元。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李(吉力)著,知识出版社,95年8月,定价12元。
◆《红楼禅话》,李哲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99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21.00元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余英时著,上海社科出版社,2002年2月,定价24元。
◆《曹雪芹文艺思想新探》,翟胜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11.80元
◆《红楼梦哲学精神》,梅新林著,学林出版社,95年5月一版96年8月二印,定价17
◆《楼外谈红》,李国文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18.50元
◆《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岳麓书社,萨孟武著,98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17.80元
◆《红楼梦本事之争》,孙玉明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4元
◆《红楼梦释真》,邓狂言著,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23元
◆《红楼梦真谛》,孙玉明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1元
◆《红楼梦与金瓶梅之关系》,张庆善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8元
◆《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6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19.80元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著,三联书店,83年9月第1版,85年5月印刷,定价2.00元。
◆《红楼梦人物论》贵州省红学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88年2月一版一次,定价2.4元
◆《论凤姐》,王朝闻著,百花文艺出版社,80年4月,定价2.75元(精装)。
◆《红楼十二论》,张锦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95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4.10元
◆《贾宝玉与大观园》,胡文炜著,华艺出版社,95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11.80元
◆《红楼梦的心理世界》,杜景华著,北京燕山出版社,93年10月,定价6.5元。
◆《红楼梦宝藏》,高语罕著,四川文艺出版社,99年7月,定价14元。
◆《末世悲歌红楼梦》,曾扬华著,汕头大觉出版社,97年7月一版一次,定价15元
◆《红楼梦艺术论》,徐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0年5月,定价0.5元。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卢兴基、高鸣鸾编,语文出版社,85年8月,定价1.9元。
◆《红楼启示录》,王蒙著,三联书店,91年5月,定价5.2元。
◆《红楼梦对话研究》,孙爱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9月,定价16元。
◆《红楼梦叙事》,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98年5月,定价15元。
◆《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周思源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8年12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的文学本体》,罗盘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1元
◆《红楼梦考释》,杜世杰著,中国文学出版社,95年3月一版97年6月二印,定价16.80
◆《红楼艺术》,周汝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95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13.9元
◆《名家解读红楼梦》,张宝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98年一版一次,定价39元,上下
◆《红楼梦引论》,曾扬华著,中山大觉出版社,2001年10月,定价18元
◆《红楼漫拾》,邸瑞平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定价25元
◆《红楼梦鉴真》,郭卫著,光明日报社,2998年8月,定价29.50元
◆《红楼梦真相》,刘铄著,华艺出版社,1998年1月,定价15元
◆《我说红楼》,程贤章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6月,定价15元
  
◆《曹雪芹佚著浅探》,吴恩裕著,天津人民出版社,79年11月,定价1.22元。
◆《曹雪芹丛考》,吴恩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2月,定价1.35元。
◆《曹雪芹墓石论争集》,冯其庸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94年8月,定价7.5元。
◆《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冯其庸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7年8月,定价58元。
◆《曹雪芹》(上卷),端木蕻良著,北京出版社,80年1月第1版,80年9月印刷,定价1.00元。
◆《曹雪芹小传》,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5.5元。
◆《曹雪芹新传》,周汝昌著,外文出版社,92年,定价6.95元。
◆《曹雪芹祖籍考论》,王畅著,河北教育出版社,96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26.80元
  
◆《俞平伯说红楼梦》(注:即《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12月,定价11.5元。
◆《红楼一家言》,高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定价6元。
◆《论庚辰本》,冯其庸著,上海文艺出版社,78年4月第1版。
◆《红楼梦魇》,张爱玲著,上海古籍出版社,95年12月,定价17.1元。
◆《红楼梦新探》,赵冈、陈钟毅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1年9月,定价6.8元。
◆《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郑庆山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92年2月,定价5.8元。
◆《石头记鉴真》,周祜昌、周汝昌著,书目文献出版社,85年5月,定价2.7元。
◆《红楼梦真貌》,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9.50元。
◆《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50元(上、下卷)。
◆《红楼梦脂评新探》,孙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11月一版一次,定价1.10元
◆《列藏本石头记管窥》,胡文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7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2.90元
◆《红楼雾瘴》,克非著,四川文艺出版社,97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16.8元
◆《红楼梦刘履芬批语辑录》,王卫民辑,书目文献出版社,87年12月,定价1.25
◆《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17元
◆《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郑庆山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5月,定价45元

◆《石头记探佚》,梁归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83年5月,定价0.98元。  
◆《秦可卿之死》,刘心武著,华艺出版社,94年5月,定价5.9元。
◆《红楼三钗之谜》,刘心武著,华艺出版社,99年9月,定价17元。
◆《红楼梦新补》,张之著,山西人民出版社,84年12月,定价2.15元。
◆《红楼梦的真故事》,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5年12月,定价15元。

◆《<红楼梦>诗词评注》,江西大学中文系编印,74年12月。
◆《<红楼梦>诗词评注》,丁广惠撰稿,王伯英等增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79年5月第1版,80年9月印刷,定价1.25元。
◆《红楼梦诗词联语评注》,于舟、牛武著,江西人民出版社,80年5月第1版,82年3月印刷,定价0.72元。
◆《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蔡义江著,团结出版社,91年7月,定价8.7元。
◆《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蔡义江著,中华书局,2001年10月,定价30元

◆《红楼解梦》(第二卷),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著,中国华侨出版社,96年5月,定价18.10元
◆《红楼解梦》(第三卷),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著,中国华侨出版社,97年5月,定价36元(上、下册)。
◆《红楼圆明隐秘》,霍国玲、紫军著,工商出版社,97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35元
  
◆《<红楼梦>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75年5月,0.83元。
◆《红楼梦研究资料》,解放日报社编印,75年5月。  
◆《红楼梦研究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编,1974年9月
◆《红楼梦研究资料选编》,扬州师院中文系编,1974年11月
◆《评红楼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6月
◆《读红楼梦资料选》(第一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学员读《红楼梦》小组编,1974年6月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0月,定价0.47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1月,定价0.91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2月,定价1.55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8年1月,定价0.89元。
◆《红楼梦讨论集 二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55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0.89元
◆《红楼梦讨论集 四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55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0.62元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红楼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吕启祥、林东海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定价68元。

◆《红楼梦评论集》,李希凡、蓝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2月,定价0.94元。
◆《红楼梦论丛》,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79年7月,定价1.1元。
◆《红楼梦探源外编》,吴世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12月,定价1.85元。
◆《红楼梦探源》,吴世昌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2002年2月二印,定价30
◆《红楼梦问题评论集》,郭豫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12月,定价0.77元。
◆《红楼梦新论》,刘梦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2年7月,定价1.7元。
◆《漱石集》,冯其庸著,岳麓书社,93年5月,定价12元(精装本)。
◆《红楼梦与金瓶梅》,孙逊、陈诏著,宁夏人民出版社,82年8月,定价1.65元。
◆《红楼梦探微》,胡文彬著,华艺出版社,97年8月,定价18.5元。
◆《红学耦耕集》,梅节、马力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定价HK$38元。
◆《梦香情痴读红楼》,胡文彬著,山西教育出版社,98年4月,定价14.5元。
◆《红楼梦概论》,冯其庸、李广柏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一版一次,定价25元
◆《梦边集》,冯其庸著,陕西人民出版社,82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00元
◆《红学世界》,胡文彬、周雷编,北京出版社,84年4月,定价1.6元。
◆《我读<红楼梦>》,巴金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82年1月,定价1.38元。
◆《冷眼看红楼》,胡文彬著,中国书店,2001年7月一版一次,定价24元
◆《红楼梦:爱的语言》,裔锦声著,北京大觉出版社,2000年12月,定价15元

◆《大观园》(修订本),顾平旦编,华夏出版社,90年6月,定价7.8元。
◆《大观园之迷》,冯精志著,北京燕山出版社,93年4月一版次一次,定价4.95元
◆《红楼访真》,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23.50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辑,79年11月创刊,89年底停刊,共出14期。
◆《红楼梦研究集刊》(一),上海古籍出版社,79年11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3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四),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9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五),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11月,定价1.55元。
  
学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编,79年7月创刊,季刊。
◆《红楼梦学刊》七十八本。







1990——1998 年《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


1990年

红楼梦大辞典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学 刘梦溪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楼梦的奇与美 李广柏著 三环出版社

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周书文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论 段启明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的人格解析 余昭著 台湾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红楼梦: 一次历史的轮回 杨光汉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 贺新辉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红楼梦导读 李宁、侯江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红楼梦知识问答 朱静编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1991年

红学评议·外篇 戴不凡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楼梦新探 赵冈、陈钟毅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楼梦研究 朱淡文著 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

红楼启示录 王蒙著 三联书店

红楼美学 何永康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红楼里的灰色世界 王亚民、石倬英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导读 邓云乡著 巴蜀书社

红楼梦大观 邸瑞平等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曹雪芹的早期传奇创作 孙永旭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大观园(修订本) 顾平旦著 华夏出版社

红楼梦社经面面观 谭立刚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2 年

恭王府与红楼梦 周汝昌、周月苓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曹雪芹新传 周汝昌著 外文出版社

红楼梦论源 朱淡文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红学论集 潘重规著 台湾三民书局

曹雪芹与红楼梦 张俊、沈治钧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 郑庆山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论红楼梦及其研究 郭豫适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散论 朱彤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接受美学论 刘宏彬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探 宋浩庆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古今茫茫同此恨 唐明文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探幽 陈善等编著 南海出版公司

红楼梦诗词鉴赏 王乃球等编写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红楼梦诗歌精华 季学原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红楼法事 王志刚、张少侠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与奇珍 李一之著 文津出版社

百年宫廷秘史 冯精志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3 年

漱石集 冯其庸著 岳麓书社

红楼梦在国外 胡文彬著 中华书局

红楼梦谈艺录 陈诏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楼新论 黄龙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红楼探幽 崔耀华著 北京出版社

红楼梦新探 王湘浩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寻真录 夏荷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的写作技巧 墨人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说不完的红楼梦 端木蕻良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19
艺术中国网站红学论文目录(一)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21
日本红学史稿


图书简介  本书记述了自1793年《红楼梦》传入日本,至2000年,200余年间,日本历代学人对《红楼梦》的翻译、注解、评论和研究的历史,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了红学在日本的产生与发展情况。

作者简介  孙玉明,著名学者,男,汉族,1961年生,山东省诸城市人。1983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1989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2004年11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图书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日本红学的酝酿与确立(1793——1893)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漫长的酝酿过程
  一、早期“红谜”的“红楼佳话”
  二、《风月宝鉴辞》与《宿魂镜》
  第三节 “日本红学”的奠基人——森槐南
  一、日本红学史上的三个“第一”
  二、日本红学的奠基之作——《红楼梦评论》
  第二章 汉学转型期的日本红学(1894——1938)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汉学的热闹与红学的冷清
  一、浅尝辄止的简介与译注
  二、青木正儿与目加田诚的红学研究
  三、《红楼梦》翻译的第一个高潮
  第三节 “红谜”——大高岩
  一、一代“红谜”的真知灼见
  二、高水平学者的低级错误
  第三章 学术低谷期的日本红学(1939——1955)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暗夜中的数颗“红星”
  一、日本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与简介
  二、松枝茂夫的百二十回《红楼梦》译本及其他
  第三节 对“《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关注与评论
  一、客观的报道错误的判断
  二、对某些问题的真知灼见
  三、益田胜实与目加田诚的借题发挥
  四、对“《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反思
  第四章 日本汉学复苏期的红学(1956——1978)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群星荟萃话《红楼》
  一、大高岩在新时期的红学成果
  二、太田辰夫与村松哄的红学成果
  三、其他汉学家的红学成果
  四、《红楼梦》翻译的新高潮
  第三节 伊藤漱平在该时段的《红楼梦》研究
  一、资料的搜集与信息的关注
  二、执着而又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与吴世昌的笔墨官司
  第五章 中国热时代的日本红学(1979——2000)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新时代的红学研究状况
  一、日本红坛上的数颗“新星”
  二、饭塬朗的红学成果
  三、伊藤漱平在新时期的红学研究
  结语
  附录一 日本《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
  附录二 《红楼梦》日文译本一览表
  参考文献
  后记
  补记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24
文化大视野下的文献整理与文本研读——陈庆浩研究员访谈录段江丽




 陈庆浩先生,祖籍广东澄海,1941年生于香港,1978年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现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早年主要致力于《红楼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整理世界各地的汉文小说和汉文化整体研究,主持整理、编辑《古本小说丛刊》(41辑共205册)、《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41册)、《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1辑7册、第2辑5册)、《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1辑5册)、《中国民间故事全集》(40册)、“中国域外汉文小说丛刊”(待出)等大型丛书。其代表性中文著作和论文有《红楼梦脂评研究》、《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推动汉文化的整体研究》、《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初考》、《一部佚失了三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展望》、《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再考》、《新发现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汉文小说》和《第一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书——〈明心宝鉴〉》等。本刊特委托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陈庆浩先生,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段江丽 陈先生,我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拜读过您关于《型世言》和《姑妄言》的研究著述,知道您不仅在国外发现了这两部重要的小说,还凭借广博扎实的学术功底,解决了小说史上一些久悬未决的问题,比如说,《幻影》、《三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别本)与《型世言》之间的关系问题。您对《姑妄言》的研究则直接启发、影响了我对该小说的判断和评价。我对您的这些研究成果印象深刻,非常敬佩。今天,有机会向您当面请教,感到非常荣幸。据了解,除了《型世言》与《姑妄言》之外,您对《红楼梦》、传教士小说、民间文学等领域都很有研究,尤其是您对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以及由汉文小说切入、推动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构想和思路,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次,趁您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前来中国做学术研究的机会,我受《文艺研究》杂志的委托,想请您把自己的学术经历、方法和经验等等介绍给读者。
  陈庆浩 谢谢。我只能就我所知,回答您提出的问题,要是对大家有点用处,我会感到高兴。
  
  一、《红楼梦》研究:
  个人兴趣与学术热点的结合
  
  段江丽 您上世纪60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师从潘重规先生读硕士前,即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主编《红楼梦研究专刊》,写了大量有关红学方面的文章,编写了《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后来在法国又完成了博士论文《脂砚斋评语研究》。《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最早于1972年在香港出版,后来分别在中国台湾、大陆出版,广受关注和好评,冯其庸先生在1987年大陆版的《序》中即誉之为“脂评之渊薮,红学之宝藏”。该书不仅如冯先生所云“于脂评收网罗一切之功”,而且在篇幅宏大的“导论”中对脂评资料来源、分类、批书人和批书情况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还提出了使用脂评要注意批语分期等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可以说,这部著作已经成为今后研究脂评不可绕过的一座高峰。另外,您还曾两次撰写专文讨论《红楼梦》的成书问题,利用丰富的版本知识、脂评知识,从人物年龄、情节、贾府、大观园等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做了许多合情合理的探讨。拜读您的红学著作和论文,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这些都是坐冷板凳做出来的扎扎实实的学问,令人敬佩。首先,请谈谈您的红学研究情况。
  陈庆浩 我最初走上学术之路,切入点是《红楼梦》。一方面是有兴趣,我很喜欢《红楼梦》;另一方面,当时《红楼梦》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我发现参与研究的不仅有学者,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如政治家等,这对学术史来说是个很好的个案。因为政治家研究《红楼梦》,其思路、思考方式也影响到社会,如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思考方式就在他的政治实践中有体现。我的《红楼梦》研究,除了小说文本,主要还在研究脂评。走的路子与俞平伯先生一样,首先是要提供正确的资料,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脂评辑校工作到目前仍在继续做,具体的做法是对每一条脂评都进行校勘,并搜集相关的值得参考的研究成果放在注释中,供研究者参考,争取2008年出《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版。
  段江丽 您这部著作在大陆的再版,对脂评以及《红楼梦》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都将带来很大的方便和帮助,我本人就非常期待。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将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学术热点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件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我注意到,您在接受刘倩博士的采访时,曾就上世纪90年代曾引起激烈争论的“脂评作伪”或者说“程前脂后”这一说法谈了自己的看法。这里,请您谈谈对索隐派红学的看法。
  陈庆浩 索隐是《红楼梦》阅读的一个特殊的角度,是《红楼梦》研究的一大流派。而且,因为索隐派不断推出新的说法,也就不断引起新的关注,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红迷”,对《红楼梦》的普及,也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指出,索隐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两回事。索隐一派的趣味主要在于好奇或者欣赏小说文本背后的“本事”,而清末民初的索隐派则是别有政治怀抱。严格地说,索隐与学术研究无关。
  段江丽 据了解,您的导师潘重规先生曾于1959年在新加坡出版《红楼梦新解》,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其创作目的是反清复明;还认为,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明末清初一位隐姓埋名的遗民志士。可以说,潘先生是蔡元培先生之后索隐派红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冒昧地请问,您当时同意潘先生的这些观点吗?再有,索隐红学目前在国内仍大有市场,不知海外汉学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能否谈谈您个人对过去两年曾经热闹一时的“秦学”的看法?刘心武先生说,他的“秦学”曾得到夏志清、余英时等著名汉学家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并以余先生信函为证。不知您是否对夏先生、余先生的态度和观点有所了解?
  陈庆浩 我不赞同潘公的反清复明说,潘公也很清楚我的想法。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严谨的学者,潘公并没有因为索隐而影响到他在版本考证方面的成就,也并没有用他自己的观点来约束学生们的研究。至于刘心武先生,他以《红楼》故事为素材创作小说,我们没有必要反对,但他也没有必要一定把自己的那一套说成是学术研究。索隐与学术研究,本来是两种思路。问题是,目前做索隐的人都将自己说成是学术研究,这样一来,就将两者混为一谈,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对于索隐派,梅节先生有“龙门红学”的说法,比较贴切。至于余英时先生写给刘心武先生的信札,我个人认为,不过是文人之间的客套话,不必认真,也不必深求。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对生活中一些事情的判断,我们要有客观科学的态度,同时也离不开常识。

段江丽谢谢您的坦诚。
  
  二、《型世言》与《姑妄言》研究:
  专家的“看见”
  
  段江丽 大陆的学者对您的了解,很多都源于您对《型世言》的发现、介绍和研究。请您谈谈《型世言》的发现过程以及研究情况。
  陈庆浩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世界各地搜集汉文文献。1987年,与台湾的王国良教授一起去韩国搜集资料,得到韩国学术界的配合和支持。我还在他们的东方比较文学会上作过演讲,也谈到了汉文化整体研究尤其是汉文小说编纂问题。在韩国学界的支持下,我们到很多图书馆搜集资料,奎章阁是重要地方之一。我在奎章阁的目录上看到了《型世言》,调出来一看,发现是一部当年仍未被注意到的明末短篇小说集。离开韩国之后,在崔溶澈教授的大力帮助之下得到了复印件。后来有学者问到,当时为什么没有马上向学界公开,我正好借此机会做一个解释。当时拿到的《型世言》,没头没脑,没有序没有回目,也没有图。后来,通过对《幻影》、《三刻拍案惊奇》等小说,顺藤摸瓜,仔细比对,才弄清楚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二刻拍案惊奇》(别本)的17页共34面插图中有14页28面原是《型世言》的插图。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后,才于1992年在台湾正式出版这部小说,并附上我写的《一部佚失了四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一文作为“导言”,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部小说的发现和研究情况,给学界提供研究的方便。文中的“四百多年”应该改正为“三百多年”。
  
  段江丽 您不只是简单地搜集资料,而是敏锐地发现资料的学术意义,并利用扎实、广博的小说史和版本目录学知识对资料加以深入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
  陈庆浩 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充分占有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奎章阁小说目录摆在那里,如果不是对明代话本小说“三言”、“两拍”及相关的其他小说有所了解,就不会发现目录中的《型世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所以,学术研究需要兴趣,需要长期的积累,当然,有时机缘也很重要。
  段江丽 您对《姑妄言》的发现情况也是如此吧?
  陈庆浩 我最初是在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先生发表在《亚非民族》1966年第1期上的《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遗》中看到,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藏有《姑妄言》,“目录”只有几行字的记载。他曾写信给孙楷第先生,孙先生说在国内未见此书,怀疑是朝鲜小说。我在为编艳情小说丛书搜集有关资料时,在吴晓铃先生处看到了一个《姑妄言》的小册子,是上世纪40年代刊印的,不全,大概相当于一回的删节本。这引起了我对李福清“目录”的重视,结果发现了全本《姑妄言》。后来,莫斯科图书馆馆长到台湾开会,王秋桂先生与之协商购买了胶卷,使这部小说重新回到了中国。这也证明,一定要先有知识积累,才能发现材料,发现问题,否则材料摆在面前也会视而不见。
  段江丽 我在梳理1949以前的红学成果时,发现一条有趣的资料,1933年,李长之先生在谈论《红楼梦》高超的文学技巧时曾经引克罗齐的美学观点说,普通人看见一件东西,其实只是感觉到而已,并没有“看见”,所以,说不出来,也描述不出来,只有大艺术家才能真真切切地“看见”,因而才能具体、入微、精致地刻画出来,这种现象被称为“艺术家的看见”。听到您发现《型世言》和《姑妄言》的过程,我忽然联想到一句话,“专家的‘看见’”,或者说,“大学者的‘看见’”。这两部书的发现,固然有偶然的机缘,更重要的是,您具有相关的专业积累,才能妙手偶得。韩国奎章阁图书目录也好,李福清先生关于《姑妄言》的著录也好,接触到的人自然不少,可是,只有像您这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专家”的眼光,才发现、“看见”了这两部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也应了那句俗话,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就《型世言》来说,您不仅将这部在国内佚失了三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重新找了回来,而且撰长文对它的作者、评者、出版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型世言》与《幻影》、《三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别本)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并与王锳、吴书荫两位先生一起,对《型世言》加以评注。您的这些工作,不仅解决了小说史上关于《幻影》、《三刻》等小说的聚讼多年的问题,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此,在话本小说史上,“三言”、“二拍”、“一型”鼎足而立。目前国内以《型世言》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已有多部,正是您的研究为莘莘学子奠定了基础。仅此一项足可证明,您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庆浩 这只是机缘。我这一生庸庸碌碌,没有甚么值得提的。惟一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有缘阅读一些人间难见书。
  段江丽 说到《姑妄言》,我们都知道其中有大量淫秽的描写。您在《思无邪汇宝》之《姑妄言》所附“出版说明”中说,“《金瓶梅》虽被指为色情长篇小说之鼻祖,论其内容,实为社会小说”,而《姑妄言》则“实可称为真正性文学长篇”,“可视为古本色情小说中集大成之作”。目前国内学界一般都认同您的说法,只有张俊先生将它与《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红楼梦》等一起,划归世情小说的“家庭生活类”。我在拙著《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题材的家庭主题研究》中,考虑到它杂糅了众多形态的家庭故事,尤其是第一男女主人公钟情和钱贵的恋爱、婚姻、家庭故事几乎与秽笔无涉,因此,我将它定为“合成性家庭小说”。可否请您谈谈对于这部小说性质的最新看法?或者说,您怎样看待这部“色情小说”中的“家庭”成分?
  陈庆浩 关于分类的问题是这样的,以不同的标准完全可以有不同划分,就像《金瓶梅》,我们可以说它是社会小说,也可以说它是家庭小说,还可以说它是色情小说。对于《姑妄言》,如果强调性的内容,它是当之无愧的艳情小说;如果关注其中众多的家庭故事,当然也可以说它是家庭小说,或者,如你所说的,是“合成性家庭小说”。总体来看,这部小说,不管是性的内容,还是家庭的内容,都是多种小说的“集成”,而不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书写。而且这个作者应该来自底层,对下层生活的描写不乏真实的内容,对中上层生活的描写,则纯属想象,而且是与实际生活非常隔膜的想象。还有,这部小说中的内容,有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生活,这一点值得注意,但是至今很少有人加以关注。
 段江丽 在大陆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和《古本小说集成》这类大型小说丛书中,都未能收入艳情小说。您和王秋桂先生在台湾整理出版的《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收录了众多艳情小说,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些小说,很大一部分是您和您的同仁从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的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家那里搜集得来,可以说来之不易、非常珍贵。目前在大陆,这些作品虽然也有很多可以从网上找到,但是,绝大多数仍然没有正式出版,因此也给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可否请您简单谈谈这批艳情小说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陈庆浩 明清白话小说中,有十分之一是艳情小说。对这一批小说,我的基本态度是,无论从小说门类还是从文献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研究和保存的。它们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我以中性、客观的态度,把它们当作传统文学的一个分支来对待,而且它们反映的问题非常集中。还有,我们是在世界性的视野中来编辑中国艳情小说的。我们编辑的《世界性文学名著大系》在台湾已经出版了一部分,包括法国的《爱曼妞》、《Q孃的故事》;蒙古的《梦红楼梦》等十几种。在世界性的比较视野下,中国的性文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与民族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所以,无论从文学的角度还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角度来看,艳情小说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段江丽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等著作就令人印象深刻,而且颇具学术启发意义。
  陈庆浩 当然,对读者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也是应该的,不过,不应该因噎废食,将其列为禁区。其实,国外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大概到了上世纪70年代才开禁。奇怪的是,现在的社会,性已不是禁区,传统文学的研究却在这方面仍然存留禁区。
  
  三、传教士小说研究:“小”发现的“大”意义
  
  段江丽 我在两年前受到美国韩南教授和国内宋莉华博士等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对传教士小说产生了兴趣。2005年暑假曾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做短期研修,当时的研究计划就是“传教士小说对晚清小说的影响”,后来又从北京大学韩裔客座教授郑安德先生处获赠《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中的部分资料,我特别注意到其中有传教士小说《儒交信》。由于教学和其他科研任务,也由于资料的限制,关于传教士小说的研究计划目前尚未完成,却也因此一直关注这一领域的资料和研究情况。所以,当看到您的大作《新发现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汉文小说》一文时,非常惊喜。您在文章中重点介绍了天主教小说《儒交信》、基督教汉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以及郭实腊的《赎罪之道传》这三部传教士小说。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对传教士小说的总体看法,其次,我还想就传教士小说的一些具体问题向您请教。
  
  陈庆浩 关于传教士研究,我的确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自从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后,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撰写并保存了大量的汉文文献,除了小说,还有很多其他文献。我们讲到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一定离不开传教士,否则很多说法都会成问题。许多“第一”都是传教士创造的,比如说,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第一部由外文翻译为中文的小说是利玛窦的助手龙华民于1602年翻译的《圣若撒法始末》;第一部由中文翻译为外文的著作则是明代流传非常广泛的劝善书《明心宝鉴》,1590年由传教士高毋羨(Juan Cobo)于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手抄本于1595年被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现收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说到《圣若撒法始末》,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部书的内容可以追溯至中东再到梵文,其根源竟在印度的佛教。当年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排斥、最痛恨的是佛教,而天主教传教士用来“传教”的小说内容竟然来自佛教,是不是很有意思?
  段江丽 我刚才说到传教士小说的具体问题,是指《张远两友相论》这部传教士小说的历史定位问题。我们知道,《张远两友相论》是伦敦差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写于1819年的一部传教小说。在韩南先生和宋莉华博士等专家学者具开创性的研究中,都将它当作“第一部传教士中文小说”,并进一步强调其原创性意义,认为米怜是第一次采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形式阐释基督教的人。我注意到,您在文章中,将这部小说定为“第一部基督教汉文小说”,同时又对“天主教小说《儒交信》”的作者和创作时间进行了考证。您的结论是,“此书大概是马若瑟在江西的信徒在他指导下写出来的。初步可考定成书于1720—1730年间”,并谨慎判断:它“是目前所知最早一部天主教创作的汉文小说。”我当初在《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中看到《儒交信》以及编者所提供的简单“题解”时,已对韩南教授的判断产生了怀疑。现在看到您的论文,几乎可以确定:将《张远两友相论》当作“第一部传教士小说”是一个有问题的判断。
  陈庆浩 的确如此。韩南教授可能未能看到《儒交信》;还有,就是这里面牵涉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问题。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属于天主教徒,自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禁教之后,到19世纪初才再次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主要是基督新教教徒。广义地说,天主教与基督新教都属于基督教,但是,习惯上将基督新教称为基督教,与天主教并称。传教士汉文作品很多都是西方传教士与他们的中国助手合作而成,因此,《儒交信》的作者也可以说是马若瑟,他是天主教徒;《张远两友相论》的作者米怜是基督新教教徒,但是,他们都是传教士。所以,我说,《张远两友相论》是“第一部基督教汉文小说”。
  段江丽 准确地说,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可以说《张远两友相论》是第一部基督教汉文小说,却不能说是“第一部传教士中文小说”,因为,至少已知的传教士小说《儒交信》比它早了将近百年。这样一来,《张远两友相论》在文体上的原创性意义也就得打折扣了。您刚才还说到,《圣若撒法始末》、《明心宝鉴》等著作的翻译问题,这些可以改正既往翻译史或者比较文学史上一些错误的“定论”。上面这些例子,单独来看,也许都只是一个一个的“小”发现,可是,它们却都可以解决一些牵涉到“史”的大问题,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

四、汉文化整体研究:学者的责任心与使命感
  
  段江丽 无论是《型世言》、《姑妄言》,还是《儒交信》等传教士小说,都是您在世界各地访书过程中发现的,它们只是您域外汉文小说研究这一宏大项目中具有代表性的亮点而已。事实上,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从事域外汉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您参与整理、编辑的大型小说丛书《古本小说丛刊》、《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收录的主要是流传海外而国内不存或稀见的明清小说孤本。至于《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等等,则是越南、日本、朝鲜人用汉文创作的小说。据了解,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台湾提出了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构想,后来又在大陆的《国外文学》1988年第4期上刊发了《推动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文章,将您的这一观念和构想介绍给了大陆学界。您能否谈谈这一宏大研究计划的产生背景、进展情况以及研究目标?
  陈庆浩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这方面的研究经历。我于1968年离开香港去法国访学,这期间参与了多项研究工作。首先是参与一个中国宋代历史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编辑了《宋辽金史书籍论文目录通检(中文部分1900—1975)》;197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脂砚斋评语研究》;1978年出版了《钟嵘〈诗品〉辑校》;最近出版了《话本总目提要》第五卷(法文);还曾接触到“王梵志诗”的研究。当时,法兰西汉学院出版了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王梵志诗研究》一书,汉学院院长吴德明(Yves Hervouet)教授邀我为该书写书评,我因此读了许多相关资料,结果发现“王梵志诗”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从诗风和反映的社会现象来看,跨越了唐五代,因此,提出了“王梵志诗”可以看成是一种诗体共名的观点。这一观点应该是由我最早提出来的。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就地取材式的,即找出自己身边最特殊的材料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大约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有缘至世界各地访书,如日本,欧洲的法国、意大利等地我都去过。小说是我访书的重点对象。
  访书过程中,开始只是访中国的书,后来接触到朝鲜、日本、越南以及琉球(现在并入了日本,即冲绳)人用汉文写的东西。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作品?除了它们是用汉文写的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欧洲生活,对欧洲的一些问题有切身的体会。欧洲是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上世纪50年代后,欧洲建立了以法、德为中心的欧洲共同市场,后来发展为欧盟,从经济合作到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将过去历史上许多战争因素消解掉了。从欧洲这种转变、发展可以看到区域性合作是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由于科技的发展,信息量越来越大。在世界竞争中,小国家很难自行发展,需要合作、联合发展,而且这种合作可以消解一些历史的纷争。如我刚才所说的,欧洲是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现在一体化,消解了历史上的恩怨。有人过去曾做过一个试验:拿一百法郎从法国出发,到德国换成马克,再到意大利换成里拉,如此这般在欧洲转了一圈,不买商品,再回到法国换成法郎,就只剩10法郎了。这就是货币汇率的问题。现在,欧盟统一用欧元,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申根”签证的方式也让人员往来非常方便。所以,经济合作会带来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合作,欧盟有共同的货币、议会、宪章(相当于小型宪法),文化也不断流通,超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已成趋势。由欧洲的情况我自然联想到亚洲,尤其是东亚。一百多年来也有很多问题和战争,上世纪50年代的南北朝鲜战争,更早的有中日甲午战争。东亚问题很大,西方,尤其欧洲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事实上,各国也已经在走这条路。日本过去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现在,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很大,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虽然如此,政治上、文化上却还有很大问题,互相猜疑。在此情况下,要解决东亚问题,应该可以借鉴欧洲模式。
  东亚属于汉字文化圈,过去有相同的文化基础,儒家、道家、汉化佛教为大家所接受。正如你刚才所说,上世纪80年代,我即提出了汉文化总体研究的思路,通过学术演讲和报刊文章不断传播这一观念,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汉文化研究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也应该包括越南、韩国、日本,这些东亚国家在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并为通用文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政治和其他种种原因,官方停止使用汉文,民间仍有少数人用汉文写作。所以,这些东亚国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文字。在这种宏观思路之下,我从专业出发,提出“汉文小说”,作为汉文化总体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可以与历史和其他文类研究互相参照。目前已经搜集、整理了1500万至2000万字的文本资料,都是越南、朝鲜、日本人用汉字写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域外汉文献,有些还是流亡在中国的外国人所写,比如,越南国父潘佩珠流亡中国时就写过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小说。最近台湾成功大学有博士生在做“潘佩珠汉文小说之研究”的博士论文,是一个新的、很有学术意义的选题。另外,域外汉文献的界定应该清晰化,中国流失到国外的书不应该算在域外汉文献之内。
  
  段江丽 这些小说是长篇还是短篇?文言还是白话?
  陈庆浩 有长篇,也有短篇;有白话,也有文言,或者半文半白的文字。已决定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导,与台湾地区及东亚各国学术界合作校勘标点,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段江丽 正如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小说资料除了文学研究之外,在历史、社会、文化交流等多方面都很有研究价值。那么,您认为,哪方面的意义更大?
  陈庆浩 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日本的小说艺术本身比较发达,很早就有《源氏物语》这样的优秀小说。所以,他们很多优秀小说主要是用和文写的,汉文小说只是“游玩”,不太受重视。但是,这些汉文小说毕竟是一种存在,值得重视。越南的文类有两种,汉文和越南的“喃字”,喃字就是一种用汉字为底再加上越南发音的文字。他们用喃字写一些讲唱文学作品,相当于长篇诗,比如中国的小说《金云翘传》,就被他们用喃字改写成《断肠新声》。在越南,如果没有汉字,20世纪以前就没有小说。朝鲜的小说则一半用汉字写成,一半用朝鲜的“谚文”写成。而且,很多同一题材的小说,有汉文和谚文两种文体,不知孰先孰后,两者缺一不可。比较起来,日本缺了汉文,他们的小说主体不缺;越南缺了汉文,就不存在古小说这一主体了;朝鲜则还有一半。
四、汉文化整体研究:学者的责任心与使命感
  
  段江丽 无论是《型世言》、《姑妄言》,还是《儒交信》等传教士小说,都是您在世界各地访书过程中发现的,它们只是您域外汉文小说研究这一宏大项目中具有代表性的亮点而已。事实上,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从事域外汉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您参与整理、编辑的大型小说丛书《古本小说丛刊》、《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收录的主要是流传海外而国内不存或稀见的明清小说孤本。至于《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等等,则是越南、日本、朝鲜人用汉文创作的小说。据了解,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台湾提出了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构想,后来又在大陆的《国外文学》1988年第4期上刊发了《推动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文章,将您的这一观念和构想介绍给了大陆学界。您能否谈谈这一宏大研究计划的产生背景、进展情况以及研究目标?
  陈庆浩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这方面的研究经历。我于1968年离开香港去法国访学,这期间参与了多项研究工作。首先是参与一个中国宋代历史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编辑了《宋辽金史书籍论文目录通检(中文部分1900—1975)》;197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脂砚斋评语研究》;1978年出版了《钟嵘〈诗品〉辑校》;最近出版了《话本总目提要》第五卷(法文);还曾接触到“王梵志诗”的研究。当时,法兰西汉学院出版了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王梵志诗研究》一书,汉学院院长吴德明(Yves Hervouet)教授邀我为该书写书评,我因此读了许多相关资料,结果发现“王梵志诗”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从诗风和反映的社会现象来看,跨越了唐五代,因此,提出了“王梵志诗”可以看成是一种诗体共名的观点。这一观点应该是由我最早提出来的。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就地取材式的,即找出自己身边最特殊的材料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大约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有缘至世界各地访书,如日本,欧洲的法国、意大利等地我都去过。小说是我访书的重点对象。
  访书过程中,开始只是访中国的书,后来接触到朝鲜、日本、越南以及琉球(现在并入了日本,即冲绳)人用汉文写的东西。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作品?除了它们是用汉文写的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欧洲生活,对欧洲的一些问题有切身的体会。欧洲是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上世纪50年代后,欧洲建立了以法、德为中心的欧洲共同市场,后来发展为欧盟,从经济合作到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将过去历史上许多战争因素消解掉了。从欧洲这种转变、发展可以看到区域性合作是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由于科技的发展,信息量越来越大。在世界竞争中,小国家很难自行发展,需要合作、联合发展,而且这种合作可以消解一些历史的纷争。如我刚才所说的,欧洲是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现在一体化,消解了历史上的恩怨。有人过去曾做过一个试验:拿一百法郎从法国出发,到德国换成马克,再到意大利换成里拉,如此这般在欧洲转了一圈,不买商品,再回到法国换成法郎,就只剩10法郎了。这就是货币汇率的问题。现在,欧盟统一用欧元,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申根”签证的方式也让人员往来非常方便。所以,经济合作会带来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合作,欧盟有共同的货币、议会、宪章(相当于小型宪法),文化也不断流通,超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已成趋势。由欧洲的情况我自然联想到亚洲,尤其是东亚。一百多年来也有很多问题和战争,上世纪50年代的南北朝鲜战争,更早的有中日甲午战争。东亚问题很大,西方,尤其欧洲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事实上,各国也已经在走这条路。日本过去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现在,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很大,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虽然如此,政治上、文化上却还有很大问题,互相猜疑。在此情况下,要解决东亚问题,应该可以借鉴欧洲模式。
  东亚属于汉字文化圈,过去有相同的文化基础,儒家、道家、汉化佛教为大家所接受。正如你刚才所说,上世纪80年代,我即提出了汉文化总体研究的思路,通过学术演讲和报刊文章不断传播这一观念,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汉文化研究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也应该包括越南、韩国、日本,这些东亚国家在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并为通用文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政治和其他种种原因,官方停止使用汉文,民间仍有少数人用汉文写作。所以,这些东亚国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文字。在这种宏观思路之下,我从专业出发,提出“汉文小说”,作为汉文化总体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可以与历史和其他文类研究互相参照。目前已经搜集、整理了1500万至2000万字的文本资料,都是越南、朝鲜、日本人用汉字写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域外汉文献,有些还是流亡在中国的外国人所写,比如,越南国父潘佩珠流亡中国时就写过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小说。最近台湾成功大学有博士生在做“潘佩珠汉文小说之研究”的博士论文,是一个新的、很有学术意义的选题。另外,域外汉文献的界定应该清晰化,中国流失到国外的书不应该算在域外汉文献之内。
  
  段江丽 这些小说是长篇还是短篇?文言还是白话?
  陈庆浩 有长篇,也有短篇;有白话,也有文言,或者半文半白的文字。已决定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导,与台湾地区及东亚各国学术界合作校勘标点,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段江丽 正如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小说资料除了文学研究之外,在历史、社会、文化交流等多方面都很有研究价值。那么,您认为,哪方面的意义更大?
  陈庆浩 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日本的小说艺术本身比较发达,很早就有《源氏物语》这样的优秀小说。所以,他们很多优秀小说主要是用和文写的,汉文小说只是“游玩”,不太受重视。但是,这些汉文小说毕竟是一种存在,值得重视。越南的文类有两种,汉文和越南的“喃字”,喃字就是一种用汉字为底再加上越南发音的文字。他们用喃字写一些讲唱文学作品,相当于长篇诗,比如中国的小说《金云翘传》,就被他们用喃字改写成《断肠新声》。在越南,如果没有汉字,20世纪以前就没有小说。朝鲜的小说则一半用汉字写成,一半用朝鲜的“谚文”写成。而且,很多同一题材的小说,有汉文和谚文两种文体,不知孰先孰后,两者缺一不可。比较起来,日本缺了汉文,他们的小说主体不缺;越南缺了汉文,就不存在古小说这一主体了;朝鲜则还有一半。
  段江丽 这些国家本土学者对这些小说的研究情况如何?
  陈庆浩 情况也不尽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民族觉醒的呼声中,各国汉文文献被认为非本位文化而受到冷落。在各民族获得独立和发展之后,又渐渐有人注意到这些汉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目前的问题是,由于文字的改变,以及长期忽视汉文教育的结果,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读懂汉籍。所以,重视程度和研究情况也很不一样。越南以前不知道,现在了解了情况,将我们已经整理出版的越南汉文小说,全部译成越南文,也很配合我们的整理工作。越南的“汉喃研究所”就很重视和我们合作。但是日本以前也很少有学者知道这些资料的存在,现在知道了,但是日本学界仍不够重视。韩国很重视,他们自己在积极整理,并翻译成韩文。过去很多是抄本,刊本也未能好好整理。我也希望我们整理出来的版本对他们有帮助。
  段江丽 我很好奇,这么大的一项跨国古籍整理工程,除了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的才学和学术奉献精神之外,还需要经济上的投入,资金的问题怎么解决?
  陈庆浩 经济问题不是很大。在法国,因为是汉文的东西,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过,我采取了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方式,申请政府的研究项目,比如韩国的高丽大学,中国大陆的上海师范大学、台湾的文化大学,越南的汉喃研究所,等等,都是我的合作机构,他们可以提供会议以及搜集资料的一些费用,或者直接帮助我搜集资料。在日本,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合作机构,但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聘我做过半年客座教授,我利用这个机会找到了很多资料,这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而且,已经与他们的“国文学资料馆”在商谈合作研究的计划。
  段江丽 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搜集资料,图书馆方面配合情况如何?
  陈庆浩 越南人所写的汉文作品,部分在法国有保存,因为法国曾经是越南的宗主国。我们已经编写了《法国所藏汉喃籍目录》和《汉喃书目提要》,后者已经以越文和法文出版,并已翻译成汉文出版,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网上也能找到。我们还准备编写《汉籍联合目录》及《域外中文善本书目》。这样一来,配合中国已有的善本书目,就可以对世界范围内现存中国善本书有个通盘的了解。至于图书馆,总体来说,国外的图书馆服务意识很强,尽量给学者查找和搜集资料提供方便。他们的看法是,保存的资料要有学者来进行研究才能体现出价值来。这一点,与中国大陆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大陆查看一些善本古籍受到的限制要多一些。
  段江丽 说到图书馆,我想起了孙康宜教授对耶鲁图书馆的介绍。她说,1983年,在庆祝耶鲁大学的百内基图书馆建立二十周年纪念时,当时耶鲁的嘉马地(A. Bartlett Giamatti)校长说,百内基图书馆是体现耶鲁精神与任务的中心原动力,因为它保存了古文明的精髓,也培育了解读、阐释、传播那个文化传统的知识人。孙康宜教授自己也说,与其说它是图书馆,还不如说它是解读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心。这样的图书馆、这样的图书馆管理理念,真让“知识人”向往。回到汉文小说研究的话题,您认为,目前哪个国家做得最好?
  陈庆浩 韩国。
  段江丽 中国大陆才刚刚起步。
  陈庆浩 希望这批资料出来之后能够引发大家的研究兴趣,相信会有很多新的成果出来。
  段江丽 您刚才说到,关于这些汉文小说已经开过多次国际会议,请问这些会议都在哪些地方召开?
  陈庆浩 我提出这一观念之后,得到了当时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陈捷先教授的认同和帮助,组织了“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从1986年到1995年,在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美国等地轮流开了十次国际会议。中国大陆目前还未开过,准备在这批资料出版时召开国际会议。我说的这批资料,就是正在编纂的“中国域外汉文小说丛刊”,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的汉文小说,是否将传教士小说收进去还未最后确定。
  段江丽 预祝这次会议取得成功,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参加。您研究的是汉文小说,想到的却是汉文化整体研究乃至整个东亚的和平发展。我觉得,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巧合的是,我上次拜访您的那一天,2007年12月30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的最后一站即是孔子故里曲阜,参观孔庙、祭拜孔子。有学者解读,这一举动,包含了认同中日文化亲缘关系的意义,而历史上的文化亲缘关系可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理距离。我觉得,这与您的汉文化整体研究思路似乎有着契合之处。您怎么看?还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不只是在东亚,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中文都越来越受到重视,汉文化推广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反观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汉文化整体研究构想,不得不佩服您在学术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前瞻性眼光。
  陈庆浩 这也只是我身处欧洲,有机会看到欧洲整合的过程及其影响的缘故,也是我上面所说的机缘。共同的文化渊源以及对这种文化亲缘关系的认同,肯定有助于两国人民之间距离的拉近。政治家们能注意到这一点,是一件幸事。
  段江丽 前面说到的传教士,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在传教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比如说,以儒释耶、以耶附儒合儒。您认为,这对我们当前的汉文化推广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陈庆浩 说到汉文化推广,我特别想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文化中心主义。很多传统的东西,说到自己祖宗就有,或者说中国是发源地,就盲目骄傲自大。要知道,说到文化产品,知道它的根源,只是对历史的一种承认和尊重,历史不能代表现在,不是说在哪里产生的东西就在哪里保存得最好、最权威。比如佛教,它产生于印度,来自印度,但现在佛教在印度几乎已经销声匿迹,要研究佛教,反而得来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或者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国家。因此,如果讲东方文化,中国人就以为中心、权威非我莫属,这是不对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化不只是典籍,还是一种生活表现、社会表现。比如儒家讲究“礼”,如果我们现在以这种观点来看,中国反而做得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差。所以,“根源”只是一种历史,不代表现在。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在参加域外小说研讨会时,我常常看到,很多中国学者都流露出这种心态:“我”是根源,因此,“我”自然就是权威。这样,就会引起许多判断上的偏差。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文化的东西从发源地流向别处之后,如果保存得好,甚至发扬光大,就会反过来好于“源头”,就成了人家的宝贝。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落后,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才能真正具有大国的风范。
  说到传教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对我们当然也可以有多方面的启发。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传教士的文化适应政策问题。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很难达到传教的目的,如果对儒学不敬、不拜祖先,很难让中国人接受。所以,客观上,通过文化适应的策略,他们表面上似乎也给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当的尊重。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毕竟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在传教士内心,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优越感,在他们看来,“耶教”才是惟一的真理,相比之下,儒家只是世俗的、生活层面的东西。《儒交信》里面说得很清楚,光有“儒”是不够的,一定得加上“信”,才能达到最高境界。所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过分强调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他们是在认为自己远比你好、比你优越的前提下,才强调对儒要有一定的尊重,尊重儒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儒让你接受他的“耶”。今天我们进行汉文化推广,也应该警惕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的态度不能是排他性的,而应该是包容和融合的。我们应该提倡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平等地交流、沟通、理解,多元性的文化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段江丽 您的这番高见,对我们每一位中国学者,尤其是工作在文化推广工作一线的学者和相关决策人员都深具启发。我还注意到,您曾经与王秋桂先生合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全集》,洋洋四十册。对此,我曾经很好奇,您居然对民间文学倾注了这么多心血。后来看到了您在1992年提交给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的会议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就不再疑惑了。您在这篇文章中,呼吁应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还提出了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联系您对东亚问题的思考,我觉得,您的这些构想和观点,都不仅具有学术层面的重要意义,还具有民族和谐、阶层和谐、地区和谐的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和接受采访时也反复提到,不是所有的比较都一定要用英语来做,不是所有的比较都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东方之内的比较同样重要。如果再延伸开来,就像您所提出来的,在中国之内,各民族文学、各方言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同样重要。您和斯皮瓦克教授,真可以说是所见“略同”。
  
  五、从文献整理、文本研读到文化关怀:
  是方法,更是胸襟和眼界
  
  段江丽 您能否谈谈最近的研究计划?
  陈庆浩 域外汉文献资料整理出来之后,的确有许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具体展开去做,所以,我希望很多学者能够参与,尤其是除了中国学者之外,希望一定要有相关国家的学者参与进来,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合作。就我个人而言,最近的研究计划是,希望通过有关资料,整理出在西方列强侵入亚洲之前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看东亚人是如何互相了解,又如何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的。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来是抽象的,但是通过研究一些当事人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讯息,比如说,历史上东亚各国的人员来到中国,或者中国人去外国,都写下不少见闻,这类著作很多是用汉文写的。如果能整理出一批这样的资料,就可以看到本国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事物,也就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过去东亚人是如何彼此互相了解、沟通的。在这些往来人员当中,使者、外交人员是一大类,如保留下来的《使琉球录》等是这类人员的出使见闻。这些记录有一部分是官方的,交给政府留存,一部分是私人日记性质的,对研究中国当时情况很有帮助。最著名的是韩国人整理的《燕行录》,它是当时朝鲜派到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的见闻录,详细记载了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有特别的记述。因为这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除使者外,游僧、留学人员甚至于在海难中漂流到别国的人员,也有很多人会写下他们的见闻。朝鲜人崔溥写的《漂海录》,澎湖举人蔡廷兰因台风漂流到越南,被越南王朝从陆路送回中国途中的见闻《海南杂著》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都是难得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从事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希望促进东亚各国间的相互了解,为未来东亚各国间的合作,从文化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基础性工作。
  段江丽 我觉得,您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重视文献、就地取材、随缘衍生、注重常识。具体就研究思路来说,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献整理、文本研读与文化关怀。我注意到,您无论是早年的《红楼梦》研究,还是后来的域外汉文小说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以及偶尔涉及的宋史研究、王梵志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都是文献整理。您在学术上的贡献首先在于给学界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20世纪30、40年代孙楷第、郑振铎、阿英、赵景深、谭正璧等前辈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正是他们在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方面提供的丰硕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您和您的同仁所提供的域外汉文小说文献资料同样为中国、为东亚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都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可以预见,当“中国域外汉文小说丛书”出版之后,在中国和东亚各国,一定会有大量的学者、专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从而取得不可估量的学术成果。至于您的脂评研究、《红楼梦》成书研究、《型世言》研究、传教士小说研究,则都是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上,对相关文本进行反复研读、深入分析,从不脱离材料和文本说半句空话,直接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有说服力的、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基础和参照坐标。而您对中国文学中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的关注,尤其是您的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构想,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中国国内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的融合与协调。因此,我觉得,您的研究可以说是以文献为根柢,以文本研读为本色,以文化关怀为旨归,综合来看,这不只是一种学术方法,更是一种胸襟和眼界。
  陈庆浩 这是您的夸奖,我是不敢当的。我个人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认知。我此生有幸得到一份研究的工作,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已无甚侈求,只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做出点成绩,也是很多人合作的结果。总觉得自己从社会上得到的多,回馈的少。既是感恩,又觉得惭愧。
  段江丽 非常感谢您两次拨冗接受我的拜访,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向您请教。
  
  (访问地点:北京市东安门大街51号泰龙宾馆603。访问时间:第一次访问,2007年12月30日;第二次访问,2008年1月12日)



原载:《文艺研究》 2008年第05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26
《中国红学概论》的目录

1楼
目录  

序………………………………………………………………任山杉  
前言  
绪论  
奇书《红楼梦》  
“红学”探源  
红学的形成  
红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红学概论》的著述立场与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内  核  篇  
第一章:《红楼梦》的语言研究  
(一)《红楼梦》中对词类的运用  
(二)《红楼梦》中对语类的运用  
(三)《红楼梦》中对句式的运用  
(四)《红楼梦》语言的地方色彩  
(五)《红楼梦》中的称呼  
(六)《红楼梦》语言体式与风格  
(七)《红楼梦》中的叙述语言  
(八)《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  
(九)《红楼梦》中的人物心理语言  
(十)《红楼梦》语言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红楼梦》人物创作研究  
(一)《红楼梦》里究竟写了多少人物  
(二)人名的谐音寓意及人名的表达作用与特点  
(三)《红楼梦》中人物创作与描写方法  
(四)借人物形象与思想揭示社会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章:《红楼梦》结构研究  
(一)“梦幻结构”的布局  
A·“独立”的梦幻框架  
B·“家族盛衰”梦幻框架  
C·“红楼痴情”梦幻框架  
D·“红楼回归”梦幻框架  
E·“四线交汇”梦幻点  
(二)“梦幻结构”的叙事艺术  
(三)“梦幻结构”的文化蕴味  
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章:《红楼梦》思想研究  
(一)“红楼”新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红楼梦》中“反封建”的思想  
(三)《红楼梦》中“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思想  
(四)《红楼梦》中“男女平等”的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五章:《红楼梦》诗词曲赋研究  
(一)《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的数量  
(二)《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的作用  
(三)曹雪芹的诗学观  
主要参考文献  
内 学 篇  
第一章:《红楼梦》与中医文化研究  
(一)《红楼梦》中涉及医药有多少处  
(二)《红楼梦》中对医生的描写  
(三)《红楼梦》中的名药和医案  
(四)曹雪芹的中医观  
(五)《红楼梦》中的中医用药误区  
(六)曹雪芹借用中医文化刻画人物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红楼梦》与民俗文化研究  
(一)“红楼”民俗文化的形成  
(二)“红楼”民俗文化的特点  
(三)“红楼”民俗文化在书中的表现  
(四)“红楼”民俗文化在书中所起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章:《红楼梦》中的园林与美食文化研究  
(一)豪门“公府”建筑  
(二)大观园概述  
(四)大观园的艺术魅力  
(五)大观园与中国古代园林艺术  
(六)关于大观园的学说  
(七)“红楼”美食  
(八)《红楼梦》中饮食文化的特点  
(九)“红楼”名菜  
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章:《红楼梦》与古代典章礼仪研究  
(一)《红楼梦》中的官职制度  
(二)《红楼梦》中的学校与科举制度  
(三)《红楼梦》中的礼仪制度  
(四)《红楼梦》中的诰命、后妃、太监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五章:《红楼梦》与中国戏曲文化研究  
(一)“红楼”戏曲文化的历史背景  
(二)《红楼梦》中的戏曲演员  
(三)“红楼”时代的戏曲演出  
(四)《红楼梦》中戏文的艺术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第六章:《红楼梦》与哲学研究  
(一)《红楼梦》中的老庄哲学思想  
(二)《红楼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三)《红楼梦》中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四)《红楼梦》中的佛教哲学  
(五)《红楼梦》中的道教哲学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七章:《红楼梦》与美学研究  
(一)《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  
(二)《红楼梦》中的“悲剧”美学思想  
(三)《红楼梦》中“情”的美学思想  
(四)《红楼梦》中“真与假”的美学思想  
(五)《红楼梦》中“虚实结合”的美学思想  
(六)《红楼梦》中“人物神韵”的美学思想  
(七)《红楼梦》中“意象与意味”的美学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第八章:《红楼梦》与封建社会研究  
(一)《红楼梦》时代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二)《红楼梦》时代贵族阶级的经济来源  
(三)《红楼梦》时代贵族阶级的消费  
(四)《红楼梦》时代的婚姻与妻妾制度  
(五)《红楼梦》时代的奴婢制度  
(六)《红楼梦》时代的官场  
(七)《红楼梦》时代的诉讼制度  
(八)《红楼梦》时代的忠孝伦理  
主要参考文献  








2楼
第九章:《红楼梦》与中外名著比较研究  
(一)对“爱情”的比较  
(二)人物形象的比较  
(三)叙述结构比较  
(四)对色、空观念的比较  
(五)艺术风格的比较  
(六)对悲剧性的比较  
(七)对妇女观的比较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章:《红楼梦》外文译本研究  
(一)《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  
(二)《红楼梦》文本翻译的难度  
(三)《红楼梦》英译本的演变过程  
(四)《红楼梦》德文译本  
(五)《红楼梦》法文译本  
(六)《红楼梦》俄文译本  
(七)《红楼梦》罗马尼亚文译本  
(八)《红楼梦》日文译本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一章:《红楼梦》后四十回及其续书研究  
(一)曹著《红楼梦》有无后四十回  
(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  
(三)《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价值评价  
(四)《红楼梦》的续书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二章:《红楼梦》成书过程研究  
(一)《红楼梦》成书过程研究的主要学说观点  
(二)两种学说观点的起因  
(三)“一稿多改”论和“二书合并”论的学说体系  
(四)“一稿多改”论和“二书合并”论的内部分歧  
(五)使“成书问题”研究陷入困难的原因  
第十三章:<红楼梦>中的音乐文化研究  
(一)<红楼梦>中人的音乐审美观  
(二)<红楼梦>中的乐器  
(三)<红楼梦>中的仪式音乐  
(四)<红楼梦>中的音乐术语和典故  
主要参考文献  
外 学 篇  
第一章:曹雪芹研究  
(一)曹雪芹的名、字、号  
(二)曹雪芹的相貌  
(三)曹雪芹的生卒年  
(四)曹雪芹的祖籍  
(五)曹雪芹的旗籍  
(六)曹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  
(七)曹氏家族的兴衰史  
(八)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  
(九)曹雪芹在香山  
(十)曹雪芹创作灵感的来源  
(十一)曹雪芹的好友  
(十二)曹雪芹的“佚著”与“遗物”  
(十三)曹雪芹的墓地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红楼梦》版本研究  
(一)对《红楼梦》版本的分类  
(二)导致《红楼梦》版本复杂的原因  
(三)“脂本”系统  
(四)“程本”系统  
(五)“脂本”与“程本”的比较  
(六)《红楼梦》版本流传简史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章:脂砚斋研究  
(一)脂砚斋的身份  
(二)脂批辨析  
A·脂批的正面研究  
B·脂批的反面研究  
C·脂批的客观研究  
(三)脂评本真伪之辨  
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章:探佚学  
(一)什么是探佚学  
(二)探佚学的目的与意义  
(三)探佚学建立的前提条件与发展的基础  
(四)探佚的方法  
(五)探佚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六)探佚学的危机  
主要参考文献  
红学流派篇  
第一章:题咏派  
(一)题咏派的发展概略  
(二)题咏派的代表人物及其题咏诗作  
(三)题咏派的批评旨趣及观念  
(四)题红诗的价值与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评点派  
(一)《红楼梦》评点概况  
(二)《红楼梦》评点的形式  
(三)《红楼梦》评点的旨趣与方法  
(四)评点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评点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章:小说批评派  
(一)小说批评派的定义与特点  
(二)小说批评派的生命来源  
(三)小说批评派的学术旨趣与批评方法  
(四)小说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五)小说批评派代表性著作罗列  
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章:索隐派  
(一)索隐派发展概况  
(二)索隐派的治学方法  
(三)索隐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观点  
(四)索隐派红学的复兴  
(五)对索隐派红学的批判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五章:考证派  
(一)考证派与新红学的关系  
(二)产生“考证派”红学的文化背景  
(三)考证派的理论模式与治学方法  
(四)考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五)考证派的历史意义与生存危机  
第六章:红学史论著研究  
(一)“通史”类  
(二)“阶段史”类  
(三)“外国红学史”类  
题跋…………………………………………………………杨施民  
后记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1
“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空间”(1)   东方出版社


     论“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空间”
    一、“‘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观点的提出
    “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问题(后面简称“公众共享”说),最早是由刘心武先生提出的。他写道:
    “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谁能垄断这个话语空间呢?推动“红学”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这个话语空间的共享性,共享的方式,可以是嘤嘤求友,更可以是切磋争鸣。
    之后刘心武在答上海《城市导报》记者黄准新问时,说:
    我当然还只是一个“红学”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对我的研“红”轨迹、我的主要论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一听就烦,斥之曰:“完全是外行话!”“有点什么就马上拿出来到处说,不是研究学问的态度。”(2003年9月2日《北京晨报》)这样的“专家”我只能说他毋乃太“专断”,难道惟有被他认可的人才能“入行”吗?哪个天皇老子给了他这种“钦点”的特权?我已积十多年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少,怎么会是“有点”而且“马上”?可喜的是,眼下的世道已然不是文化专制的格局,所以我的“秦学”研究也就还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封杀不了,禁绝不得。
    2003年12月12日刘心武应邀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之读书论坛做客,与网友论“红”。他说:
    我的“秦学”研究得到了“红学”界老前辈周汝昌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当然我也听到了批评的声音,我欢迎批评,但希望批评者一定先要读过我的“秦学”著作再来发言,现在有的批评者似乎很权威,但他显然并没有看过我的有关著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学阀”作风。需知“红学”研究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个别“学阀”所能垄断的。我希望多一点周汝昌前辈这样的“红学”大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民间的“红学”票友。
    刘心武先生于2004年8月10日在《红楼望月·自序》中写道:
    我如此自尊、自信,并且渴求理解、支持,是因为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共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与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但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
    ……书里还特别收入了我在人民网与网友论“红”,以及在现代文学馆演讲的记录,以更凸显我那“‘红学’研究非少数学术权威或学术机构的垄断领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一诉求。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在公众共享的“红学”大花园里,我这“秦学”当然只是生在一隅的小花,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
    2005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刘心武在电视中系统讲述他的“秦学”。
    他“没有想到”,这次系列讲座“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
    刘心武在2005年7月15日再次谈及“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的问题:
    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当然,面对聚讼纷纭的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必苟同别人的见解,在争议中从别人的批评里汲取合理的成份,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同年9月16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时说:
    是的,我一再强调,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学术空间。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红学的生机在民间,希望各种传媒能够起到鼓励、支持民间红学研究的作用。
    《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B3版,刊出《刘心武VS胡文彬》一文,刘心武继续阐述他的关于“公众共享的文化学术空间”问题:
    红学研究是公共研究空间。我研究《红楼梦》是出于自己的热爱,全是自费的,中间的过程也很困难,参考书都是自己买的。无论谁有什么地位、职务,在讨论《红楼梦》上,大家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我觉得我为民间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这说明,红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现在的态势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了——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我认为,学术上不能总是靠批判“异己”确立自己的地位,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吸引读者就可以了。争鸣是中国学术的传统,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做研究、出书,则是多种观点互不争论地各自存在,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加以认同。至于红学是真繁荣假繁荣,这不是我参与讨论的问题。他们自己说自己是“红学界”,有研究所,有学会,有学刊,有经费,有职称,有头衔,如果说红学热不是真热是假热,是“升虚火”、问责问不到我这里来,我顶多算一个“票友”吧?像胡先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您是有责任的呀!应该尽快营造出真繁荣来让民众共享。“红学界”的当务之急,是让他们的讲座和书能受到欢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
    从上面所引证的刘心武关于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的言论,包含着哪些观点呢?
    1、“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红学”是公共研究空间,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2、“红学”研究者地位平等:
    无论谁有什么地位、职务,在讨论《红楼梦》上,大家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3、反对“学阀”垄断“红学”:
    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谁都不能垄断这个话语空间。需知“红学”研究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个别“学阀”所能垄断的。
    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4、专业与业余条件不同,但生机在民间:
    他们自己说自己是“红学界”,有研究所,有学会,有学刊,有经费,有职称,有头衔。我研究《红楼梦》是出于自己的热爱,全是自费的,中间的过程也很困难,参考书都是自己买的。
    红学的生机在民间,希望各种传媒能够起到鼓励、支持民间红学研究的作用。应该尽快营造出真繁荣来让民众共享。“红学界”的当务之急,是让他们的讲座和书能受到欢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2
5、如何发展红学?
    ——学术上不能总是靠批判“异己”确立自己的地位
    二、反对“公众共享”说的理由
    张庆善先生说:
    以为任何一种说法都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我认为是一种误解。作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它应该有学术的严肃性、系统性,必须建立在严肃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随心所欲,随便讲一句话便称为一家之言。先秦诸子百家那才叫做“百家争鸣”。我们今天这些包括刘心武先生在内的索隐、误读根本算不上一家。
    胡文彬说:
    我并不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号召大家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
    赵建忠先生说:
    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声音被淹没了。但他(指刘心武)还称他的红学是“平民红学”,并奢谈学术空间“公众共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提法本身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红学确实不应该被少数“权威”垄断,而应“公众共享”,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共享”的,打个比方说,马路是“公众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就应该有警察来干涉。红学研究也是这个理。红学并没有固定的“界”,但却应有相应的学术规范。百家争鸣是必要的,红学环境也应该宽松,但宽容并不意味着对那些所谓“新说”就不允许反批评。
    孙玉明先生说:
    由于旧索隐派已然被学者们所否定,所以新索隐派往往在抛出他们的观点时,先设一道或数道防线,以求自保。刘心武先生就一再强调,“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空间”。这话不错,现在搞红学研究的,也都来自各行各业,并没有人反对或限制,最重要的,是你是否遵守学术规范。……再比如说,我是一个“科盲”,如果我也打着“搞发明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科技空间”的旗号,对外宣称我研制飞船和原子弹,肯定也会有人反对,有人支持。难道我也“算是获得真正的成功”?这还要看反对者是什么人,支持者是什么人。如果反对者是科技领域的专家,即使人数很少,他们的意见也是对的。当然,外行搞社会科学所造成的后果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明显,但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也是很严重的。它会使一些尚未步入学术之门的年轻人,误以为这牵强附会的做法就是在做学问。
    纪健生先生说:
    刘先生不断强调“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个别‘学阀’所能垄断的”。……刘先生真是聪明人,他把“文化狂欢”、“文化消费”的概念不动声色地就用来作为“秦学”“宣传群众”的有力武器,把“平民”与“学阀”对立,又使他赢得了“为民请命”的好声誉,一些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不均衡,不和谐现象造成的情绪化发泄,正好又找到一个“出气阀”:振兴红学人人有责,研究红学人人有份,凭什么只许专家研究,“老百姓”就不能研究,《红楼梦》难道不是民族文化瑰宝,而是你私家禁脔,就不许平民百姓染指?
    刘先生由个人情绪引发公众情绪,归根结蒂还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秦学”,这种以学术质量竞争而诉诸传播对象数量的办法,恐非万全之策。也许,当今“平民”、“草根”之说颇为时髦,但总有“媚俗”或“雅俗”之嫌,因为自称平民或老百姓者,往往已非平民百姓或已自外于平民百姓。
    所谓“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是不存在的,工人、农民一般是不搞“学术研究”的,即便搞一点,也不会去那“公众学术空间”里搞。学术究竟不是人人需要或人人皆可为之的事情,也不是只要识字、会讲话就可谈论的。……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还对专家之学抱如此深的成见,不承认专家群体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学术质量的评价作用,把“平民”与“专家”对立,一味用“二元对立”的观念简单化地是一非一,是缺乏常识的表现。说到《红楼梦》研究,也不是人人皆有必要参与或人人都可以参与研究的,也不能说,只要读过《红楼梦》的人或只要想读《红楼梦》甚至从未读过也许根本不会去读的人,都可以成为红学研究者。红学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学术活动,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个“学术空间”不能变换成“话语空间”,它也不是一个自由市场或娱乐场,至于票友之称,也不恰当。业余或跨行业、跨学科研究,均应严肃认真,不能以“打炮”的心态来做,“乘兴而来,兴尽而返”。
    沈治钧先生说:
    刘先生一再强调:“红学研究应该是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此种心态恐怕应该端正。“共享”者,共同享用之谓也。如所周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所追求的是非功利性目标,真正的学者远离世俗,板凳甘坐十年冷,其研究工作烦琐枯燥,压根儿就谈不上什么享受。社会公众享用的是学术成果,而非研究过程。苦中作乐或乐在其中当然不算,此外,若某人觉得自己的所谓研究乃是一种享受,则他所从事的多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
    从上述的反对理由可以看出:反对者在刘心武所提到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反驳:
    1、刘心武主张:“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反对者便提出:所谓“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是不存在的。认为工人、农民不会到“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去搞。
    反对者还认为:刘心武的心态恐怕应该端正。社会公众享用的是学术成果,而非研究过程。最重要的,是你是否遵守学术规范。……再比如说,我是一个“科盲”,如果我也打着“搞发明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科技空间”的旗号,对外宣称我研制飞船和原子弹,肯定也会有人反对,有人支持。难道我也“算是获得真正的成功”?
    2、刘心武主张:“红学”研究者地位平等。
    反对者便提出:学术和交通一样,违反交通规则,有警察来干涉;违反学术规则,也要由“警察”来干涉。“警察”是来查看究竟谁违反了学术规范,当然他是不能与一般学者讲平等的。
    3、刘心武反对“学阀”垄断“红学”。
    反对者认为提出“平民红学”并将其与“学阀”对立,是为了煽动人们找到一个“出气阀”。认为:只存在专家,而不存在“学阀”。
    4、刘心武说:专业与业余条件不同,但生机在民间:
    反对者说: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还对专家之学抱如此深的成见,不承认专家群体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学术质量的评价作用,把“平民”与“专家”对立,一味用“二元对立”的观念简单化地是一非一,是缺乏常识的表现。
    5、关于刘心武为什么提出“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
    反对者认为:由于旧索隐派已然被学者们所否定,所以新索隐派往往在抛出他们的观点时,先设一道或数道防线,以求自保。
    认为提出“公众共享”,是为了媚俗”或“雅俗”。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2
三、“公众共享”说的立论可以成立
    刘心武先生提出“‘红学’是公共研究空间”、“‘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观点后,遭到红学界领导人为首的一些人的攻击,认为“所谓‘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是不存在的”。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呢?
    笔者认为:刘心武的“公众共享”说的立论完全可以成立。
    (一)每个公民都有权进行科学研究
    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都应有个原则。
    所谓“‘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指的是公众是否有权利参与红学研究?——这就涉及到公民的权利问题。
    公民有无进行红学研究的权利呢?
    我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在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四十七条)
    《红楼梦》研究属于科学研究范畴。因而,按照宪法的规定,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权利进行红学研究。这属于公民的一种自由权利。
    (二)红学研究从来都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按照宪法的规定,每个公民都有进行红学研究的权利。也就是说,任何公民只要具有研究红学的条件,并有研究红学的愿望,都有权利进行红学研究。
    而且红学还与其他学科不同,有它的特殊性。特殊在何处呢?
    何谓“红学”?“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
    什么是“红学家”?按照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先生的说法是:
    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
    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
    胡文彬先生认为:“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
    然而,如果从红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胡先生所说的这种“真正的红学家”,几乎就不曾存在过。这是由于《红楼梦》是一部书。当这部书形成“学”时,说明它已成为一种“学科”。但是当把对一部书的研究,作为一种“学科”进行研究时,问题又来了。因为“学科”是有它特定含义的。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或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指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比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学前儿童教育学。可见红学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学科。
    红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呢?
    其它任何学科的突出特点是专门化。比如学前儿童教育学,研究对象便局限于“学前儿童”。红学呢?由于研究对象是一部书,而这又是一部奇书,包含着正(小说)反(历史)两面。这种“奇书”的特点,必然有人偏重于探索小说背后的隐人、隐事及对此所做的考证,有人偏重于对正面小说的评论。此外,由于《红楼梦》又被称作封建时代“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那就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了,甚至涉及了医学、建筑学、园林学……等多种学科。红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而区别于所有那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专而又专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学是一个所有人——不论你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民俗学家、医学家、建筑学家、生物学家……——都可以涉及的领域。比如《红楼风俗谭》、《红楼梦植物图鉴》、《红楼梦养生趣谈》等便是例证——属于一种将《红楼梦》与其他学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正由于《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的整个社会,当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有资格参与研究,这就是形成业余红学爱好者特别多的原因。而且事实上“红学”从来就是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任何的学科都有专门人员从事毕生的研究,但《红楼梦》的研究者却除外。
    几位最大的红学家: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他们的红学奠基之作,都是将研究《红楼梦》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而写出的。王国维的研究涉猎很广,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于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蔡元培是革命家、北京大学校长,于1917年发表《石头记索隐》;胡适在美国学习的是哲学,回国后被聘为教授,于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俞平伯在学生时就喜爱《红楼梦》,毕业后不久,于1923年便发表了《红楼梦辨》;周汝昌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时,正在四川大学讲授英文,1954年调来北京,是任编辑工作。
    除几位大红学家外,还有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也都发表过红学见解。如陈独秀曾发表《红楼梦新评》,刊于1920年的《小说月报》上,署名佩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二十多篇讲演、杂文和书信中都谈及《红楼梦》。吴宓早在1919年3月2日留学美国时,便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的演讲,后来1945年在成都时,又发表过关于《红楼梦》的系列文章。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曾于1935—1936年的《文哲月刊》上,发表《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社会活动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写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重庆,署名太愚,全书共19篇文章。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1945年由东南出版社出版。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刊于1948年的《文讯》第8卷第4期。李辰冬著有《红楼梦研究》,1942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所有这些人都不是专业搞红学的。
    现在海外的红学家也是如此,如写有《红楼梦新探》的赵冈,是经济学家;余英时写有《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等文,是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杜世杰是律师,出版有《红楼梦考释》;潘重规在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上卓有成就,却写有《红学六十年》;张爱玲是作家,却写有《红楼梦魇》;高阳是清宫小说家,也写有《红楼一家言》,等等。
    当代也有一些研究红学很有成就者并不是专业红学家,如王蒙是小说家,却写有《红楼启示录》等;刘心武亦是小说家,则出版有《红楼望月》等多部红学书籍。出版有红学专著的业余爱好者颇多,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农民,比如只上过五年学的刘世魁先生不久也将有一部红学专著问世。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红学与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同。其他学科若不经过专门培养,便很难成为专门人才,而红学则不同,红学几乎都是业余爱好者,即使像俞平伯、周汝昌这样有大成就后来成为专业的红学家,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爱好”出来的。
    既然红学家不像其他专业那样,在学校中设专业进行培养,都是从爱好入手进行研究的,那么“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的提法错在哪里?
    (三)反对者的理由违反宪法规定
    红学本来就是一种“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对此,前面已做论述。下面我们再看一组数字。有人统计: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多达8756篇,仅是标明评论宝玉和黛玉爱情的就有近400篇。也有记者在北大图书馆做过调查,2003年红学论文有338篇,2004年有391篇。若把全国所有图书馆及高校学报上发表的红学论文做更彻底的统计,恐怕会是天文数字。——这些论文有多少是由专门“红学家”写出的呢?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3
所谓“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是不存在的,工人、农民一般是不搞“学术研究”的,即便搞一点,也不会去那“公众学术空间”里搞。学术究竟不是人人需要或人人皆可为之的事情,也不是只要识字、会讲话就可谈论的。
    这种说法与宪法完全背道而驰。宪法说:凡公民都有权进行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这种研究不就是“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吗?怎么能说不存在?
    工人、农民如果搞科学或搞学术,不仅允许,而且应当提倡,不是有不少科技人员是工人出身吗?再有,除工人、农民以外,其他阶层的人就不能搞吗?“专家”以外的人搞科研或搞学术,不在“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搞,在哪里搞?
    对于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人人都有权利搞。说什么“也不是只要识字、会讲话就可谈论的”——那有这种规定!不是一些中小学生也在搞,有的被称作“小发明家”,有的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论文吗?
    的确,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从事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也没有这种爱好。但是他们的权利,任何人也无权剥夺!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爱好,具备或自己创造了这种条件,他们就有权利搞——这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呀!
    因而,那种认为“‘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是“不存在的”观点,与事实完全不相符合。
    又如,有人说:
    刘先生一再强调:“红学研究应该是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此种心态恐怕应该端正。……社会公众享用的是学术成果,而非研究过程。
    所谓“社会公众享用的是学术成果,而非研究过程”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红学专家们不论“研究”出什么,公众就只能接受这种成果。公众决不能自己从事红学研究,发表自己对于《红楼梦》的体验,对于《红楼梦》的看法,来亲自经历一下这个“研究过程”。这种说法不也是与宪法精神相对立吗!
    至于有人打比喻说:若我是一个“科盲”,打着“搞发明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科技空间”的旗号,对外宣称我研制飞船和原子弹——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如果说这话的人真要这样做的话,那么,我说:这完全是个骗子。会有什么结果呢?反对者怎么能想得出来以骗子代替学者,作为例子说明自己的观点!
    反对者否定“公众共享”说的任何理由,无一可以站得住脚!
    四、“红学”研究者的地位不该平等吗?
    (一)所有红学研究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刘心武提出:“无论谁有什么地位、职务,在讨论《红楼梦》上,大家地位应该是平等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是的,这种说法完全正确。
    我们应当首先弄明白:研究工作者是怎样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研究具备怎样的特点?
    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它是采取一种个体的脑力劳动的形式。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主动、自由、自觉的个体性的精神生产和复杂、细致的理论思维活动。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可以由自己确定,也可以他人建议或指定,但是研究的过程则需要主动、自由、自觉地进行调查研究、查找资料、综合分析、得出结论。由于各个研究人员,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人生经历、资料掌握等等许多方面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结论就可能出现差异,对问题的认识出现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有可能是一方基本正确、另一方基本错误,但更多的情况是双方各执一个片面,或者是双方都存在着缺欠,或者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总之,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任何研究人员都不能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认为自己全部正确,对方全部错误。即都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辩论。通过双方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才可能将是非认清,达到统一,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方针。
    最初,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前者是针对繁荣艺术而言,后者是针对发展学术而提出的。但是胡锦涛同志将繁荣艺术的“百花齐放”也补充到学术方针中来,他曾针对学术方针问题说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正确方针。
    此后,党的学术方针便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又加上了“百花齐放”,是对党的学术方针的发展和完善。其含意即:只要属于学术范畴,任何学派、学说、理论、观点,都可作为一枝鲜花开放。那怕像刘心武所引证的袁枚的诗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所说的那样,像米粒大小的“苔花”,也可学“牡丹开。”这样便能使学术更加活跃与繁荣。如果在哪个问题上出现分歧,则要按照“百家争鸣”方针,促成问题的解决。但是往往由于资料尚缺乏,或研究方法尚待完善,当时还不能使问题得到完满解决,也不妨再放一放,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做解决。
    党制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基础,便是承认所有研究人员都是平等的,在学术问题上,只有真理与谬误、完善与缺欠之分。在真理面前,不能按高低贵贱、专业业余、男女性别、青年老年、权威新秀、师生学友划分不同的标准和等级。
    那么,在学术上,有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呢?——没有。领导与被领导,指的是行政关系,而不是指学术问题。在学术上,也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领导者如果写出了学术论文,也只能是百家中的一家,也要遵循“双百”方针,决不能因此而罢黜其他九十九家,独尊此一家。
    如果某一学科成立有学会的话,那么会长是否可以决定学术上的是非呢?——不能。学会只是个民间促进学术交流的组织,会长只是其中的组织者,而不是正确与谬误的裁判员。
    因而,刘心武所提出的,在红学讨论问题上,所有参加者不论职务、地位,都应当是平等的——这个论点无可非议。
    (二)红学讨论中决不允许出现“学术警察”
    赵建忠先生在不同的文章中都写到这样一句话:
    ……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共享”的,打个比方说,马路是“公众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就应该有警察来干涉。红学研究也是这个理。红学并没有固定的“界”,但却应有相应的学术规范。
    问题在于,交通行驶有交通规则,有警察管制。在学术界,什么是学术规则?谁是警察?
    按照红学界领导人的说法,如张庆善说“实事求是,有一分材料就说一分话”,学术规范就是指的这种实事求是。这实际上说的是研究方法,而“有一分材料就说一分话”,只是众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怎么能够将此作为学术规则呢?
    其次,在学术中谁是“警察”?
    在红学界领导看来,他们制定的研究方法便是规范,而究竟谁违反了这个学术规则,则由他们说了算,这便是“学术警察”的由来。所谓“警察”,就是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由他说了算。也就是说,在红学这个范围内,一切是非都是由红学界领导说了算。在这个范围内,不讲学者之间的学术平等和学术自由,只讲服从,讲指鹿为马。只要是领导说的,所有学者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唯一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论证红学界领导观点的正确性。这便是为何都知道通县曹霑墓石为假造,却有大批文章论证其为真原因所在。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4
红学界领导对待学者们的态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1992年的刘心武并没有公开反对红学界领导,因而《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便可以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之后,刘心武成为了“逆我者”,便遭到了围剿,欲以此制止他再发表红学言论。
    如果在学术中出现了一批学术警察,也就没有了学术平等和学术自由。学术既由一个人,最多几个人说了算,学术界存在的价值也将化为乌有,学者也就再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学术繁荣必然成为一纸空谈。
    学术平等和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基础!在学术中搞所谓“警察”,必将扼杀学术的灵魂,由此使学术萧条!
    (三)学术研究没有规范,学术交往必须规范
    红学界领导反复说学术研究要有规范。但是这种规范不应当有,也是不可能有。因为研究人员研究的基础和方法都不会相同,如何规范?然而学者之间的交往则必须规范。这就像足球比赛,各个球队采取什么技战术,是欧洲风格还是拉美风格,抑或自己另外创立的风格,没有规范,也不可能有什么规范。但比赛时,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这就是“规范”。学术也是如此,如何进行研究,采取怎样的方法,没有规范。但是出现了分歧、矛盾,为了解决这些分歧,必须有规范。否则就有可能依仗权势,认为谁在学术界地位高,谁便“正确”,而不让不同意见讲话;也不能像菜市场里的泼妇骂街那样,谁蛮不讲理,谁就是英雄;更不能像流氓集团那样打群架,老大一声令下,群小便不问青红皂白,群起而攻之。学术的规范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何“争鸣”?
    首先,参加争鸣的人员,不论原来的地位、职务如何,一律平等,谁也不能特殊。因为所争鸣的问题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常常是非常具体的,其中还有很多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争鸣的前提。
    其次,以什么方式参加争鸣?胡锦涛同志说:
    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提倡同志式的、充分说理的批评和反批评。
    这里提出的是“相互切磋和争鸣”、“同志式的、充分说理的批评和反批评”——明显表现了“争鸣”双方的对等性。而其中的一些词汇,如“切磋”、“争鸣”、“批评和反批评”,乃至以前常说的“讨论”、“辩论”、“商榷”,都应视为学术交往当中应当使用的规范语言。
    刘心武所主张的:“推动‘红学’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这个话语空间的共享性,共享的方式,可以是嘤嘤求友,更可以是切磋争鸣。”——符合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争鸣精神。
    (四)学术争论应出于善意,使用规范语言
    北京市曾提倡文明用语,比如“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等等。贯彻“双百”学术方针也要学会一些起码的文明用语。诸如:切磋、商榷、讨论、辩论、争鸣、批评反批评等等。
    然而,在围剿刘心武的文章中,竟然出现大量令人惊愕的非学术范畴的用语,比如冯其庸先生说刘心武的“秦学”,是“信口乱说”、“红外乱谈”,说电视台录制刘心武的节目是“胡闹”。胡文彬先生说刘心武是“猜谜”,是“胡说八道”,是“误导”等等。连红学界领导人都用这种非学术用语,至于《红楼梦学刊》上所刊出的文章就更是五花八门了,有的文章竟是用了杂文体,下面我们不妨引一段看看:
    ……谁能料到,在2005年,在新红学的大本营,索隐派居然获得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大力支持,长时间占据着政府垄断经营的大众传媒学术平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乃至以“平民红学”相矜尚,大有遍地开花之势。这真是新红学的莫大悲哀。索隐派从来未曾获得过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崇。仅仅归咎于社会风气的浮躁是不够的,红学界也应反躬自省,痛切检讨自身的缺失。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刘书中的一些引申发挥,正是以个别红学家的观点为基础的,如曹家有个乾隆帝的妃子,“义忠亲王老千岁”暗指废太子允礽等等。有的学者借考证之名行索隐之实,游谈无根,固执己见。对于走火入魔的奇谈怪论,非但不加以阻止,不予引导,反而无原则地吹捧揄扬,有意纵容。又经不住蝇头小利诱惑,为文贪多求快,粗制滥造,无病呻吟,叠床架屋。甚而为老不尊,自玷羽毛,甘当“红学大跃进”的排头兵,成了知识界的笑柄。……
    搞学术要光明正大,要有善意态度。只有如此,才可能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学术中的不同意见是要进行讨论、辩论的,但文中却写出:“政府垄断经营的大众传媒学术平台”和“个别红学家”如何如何。该文作者究竟要与谁进行讨论、辩论?为什么不说明呢?而且其中的什么“走火入魔”、“为老不尊,自玷羽毛”等语,就不应当出现在学术文章之中,更不应当刊登在《红楼梦学刊》这种国家级学术刊物中。
    《红楼梦学刊》是一个“学术”刊物,批评应当实事求是,把问题说明白:怎么央视的“百家讲坛”一让刘心武讲了讲他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就成了“新红学的莫大悲哀”?刘心武发现了在秦可卿身上存在着的大量“谜”,不是采取小说评论派那种矢口否认,百般掩饰的态度,而是努力去解决这些“谜”。不论是否能解决,方法的正确与错误,都是推进了学术,是学术上的大胆探索嘛,“百家讲坛”栏目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去讲一讲?这些“谜”,没有得到正确解决,红学界领导人和《红楼梦学刊》可以去解决嘛!为什么不仅阻止任何学者再去解决这些谜,反而攻击起电视台来?
    至于“个别红学家”,是指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对于学术上的观点,可以运用“双百”方针与他商榷嘛!“有的学者”指谁?谁进行“吹捧揄扬,有意纵容”?为什么也藏藏掩掩?至于周老最近几年著作甚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明明是好事嘛!对这件值得赞扬之事,却用什么“经不住蝇头小利诱惑”,“甘当‘红学大跃进’的排头兵”之类的话加以讽刺,是什么意图?
    只要翻一翻《学刊》,这种杂文式的文章常有所见,仅这一期就有四五篇之多。与学术刊物很不相符。学术文章应当使用规范的学术语言。
    五、红界“学阀”为世界学术史上所罕见
    (一)红学中的学阀,是客观存在
    刘心武公开称:“红学”研究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能由“学阀”进行垄断和控制。而反对者则针锋相对,认为本无“学阀”存在,是刘心武把专家故意说成“学阀”罢了。刘心武将“平民”与“学阀”对立,是为了煽动人们找到一个“出气阀”。
    “学阀”是否存在呢?——当然存在。这是一个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实。
    什么叫做“学阀”呢?
    “阀”是指在某一方面具有支配势力的人物或集团,如军阀、财阀。“阀”字前面加上“学”字,是何意呢?是指凭借势力把持学术界的人或集团。
    那么,是否存在着凭借势力把持红学界的人或集团呢?
    ——从2005年10月在红学界开始的对刘心武大规模的围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学阀操纵,何以形成?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学阀的存在。形成学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具有控制学术界的势力。
    第二,在学术中以非正当的手段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5
中国只有一个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实体:文化部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中国只有一个专门刊载红学文章的公开刊物:《红楼梦学刊》。
    中国红学界只有一个民间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
    对于红学界的学阀,刘心武先生深有体会。由于他无端地受到指责,才提出红学不能由“学阀”“垄断这个话语空间”问题。而实际情况是,学阀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要比刘先生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的多!我们可以稍举几个例子作个说明。
    (二)例一:《红楼梦学刊》只刊出攻击《红楼解梦》的文章
    《红楼梦学刊》本来应当成为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们发表学术作品的一个园地。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一切都是学阀一人说了算,“只允许一种说法,众口一词”,而压制其他见解。有红学家便公开说:
    霍氏的见解从一开始就受到压制,红学的研究园地一直对他们采取封闭的态度。
    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早在1982年《红楼解梦》作者便写出《曹雪芹生辰年月考》一文,提交给同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徐恭时教授对这篇文章评价颇高,认为该文所定之曹雪芹的生日——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在同类的研究文章中最具说服力,因而先后写入《红楼梦鉴赏辞典》,并主张红学界“今暂采此说”。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曾寄给《红楼梦学刊》,谁知始终被拒绝发表。
    该篇文章后来收入1989年出版的《红楼解梦》,1995年又收入《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
    两年后,《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辑,登出署名王靖的《贾宝玉生辰考  “五月初三”说质疑》的文章,并且在九个月之后,该文又重登一次。之后,我们寄去答辩文章,《学刊》却拒绝刊出。
    除关于曹雪芹生日问题的文章外,我们还给《学刊》寄去过《曹雪芹的卒年与葬地》、《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即曹著之全璧  针对后四十回续书提出的问题》、《红楼梦里的分身法》等,无一刊出。
    1995年底在武汉郊区的汉川县召开了一次当代红学研讨会。出席会议的130位专家、学者达成共识:“《红楼梦》不是史书、经书、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电码,红学应着眼于小说的艺术魅力的研究。”
    不久,《红楼梦学刊》便成为攻击、歪曲、污蔑、诽谤《红楼解梦》的基地。公开以《红楼解梦》做对象,点名批判的文章多达二三十篇。其中以《历史是不会随意涂写修改的--《红楼解梦》平议》、《沙滩上的大厦--评<红楼解梦>》、《想入非非猜笨谜--红学索隐与<红楼解梦>》、《旷世奇闻:曹雪芹毒杀雍正帝--评霍国玲等著<红楼解梦>》和《故宫果真有“香玉皇后”肖像?--评霍国玲等著<红楼解梦>第三集之一》、《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等为代表。
    《红楼梦学刊》对《红楼解梦》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过,2002年甚至刊出肆意歪曲作者原意,捏造史实、破口大骂的文章《子虚乌有的雍正“孝仪后”  驳<红楼解梦>》。我们将答辩文章寄给该刊主编,仍然不予刊登。
    自从围剿刘心武以后,在《红楼梦学刊》中,《红楼解梦》及其作者又成为攻击对象。
    《红楼梦学刊》似乎根本不知道我们党还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存在,红学界领导人是从来不给不同意见者以丝毫“争鸣”权利的!
    (三)例二:肆无忌惮地谩骂、诽谤
    红学界领导组织的对《红楼解梦》及作者的谩骂与诽谤自1996年3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其话语之尖端,常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是出自学人之口,现摘几句:
    有不少人将《红楼解梦》看成“异端邪说”,认为霍氏姐弟“沽名钓誉”。……《序》文“自吹自擂”的文字多处可见,说明霍氏姐弟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正常”心态。
    蔡义江教授认为(“解梦”学说)“太过离奇”,并指出“把这种研究方向和结论说成是异端邪说有点严重,但(作者)确是走火入魔了。
    胡(文彬)先生认为:“……这种浮夸的风气,其结果就是使红学贬值,使红学家贬值,有人愤怒道:‘现在到处是红学家,红学家贱到连一瓶二锅头都不如了!’”“……《红楼梦》中的味确实难‘解’,代代有人‘解’也免不了‘杂’,偶尔走了‘味’也不足奇。但不要太走味,也别太难闻,更不要散布到大街小巷中去,让那些喜爱《红楼梦》的人像是打摆子一样时冷时热。”
    孙玉明先生歪曲“分身法”说:“他们手中的笔,又像一根法力无穷的魔棒,驱赶着那些历史人物、小说人物乃至他们杜撰出来的子虚先生、乌有小姐,去充当一个孙悟空般变且能化出无数分身的演员,‘在不同的时间、场合扮演生、旦、净、末、丑等截然不同的角色’,装龙像龙,扮凤像凤,男女不分,雌雄同体,甚至可以化作动物植物!”
    有的说:《红楼解梦》“引得千人一呓,万众同说,大街小巷追梦人、说梦者络绎不绝。”呼吁:“还是醒来吧,大大小小的说梦者。”
    还如,说《红楼解梦》是“索隐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翻版”;“是社会转型时期人心浮躁在学术上的反映”。
    《红楼解梦》“凭空解出个竺香玉和一段闻所未闻的‘历史’来,真使人觉得仿佛在画鬼,又仿佛在不着边际的半天里翻筋斗,至今没有在地上着实。”
    读《红楼解梦》“仿佛是在读武侠小说:其品位则又在鸳鸯蝴蝶派作品与黑幕大观之间。”
    在报刊上有时也能见到漫画,如有一幅的标题是《曹雪芹毒死了雍正帝?——小议传媒的自律》,画面是:前面有两个人吹喇叭,后面跟着三个人。第一个人夹着一个包,包上写着“伪科学”;第二个人夹着几部书,书上写着“伪文化”;第三个人是个骷髅,衣袍上写着“封建迷信”。
    另有一幅漫画,有个大师傅正在炒菜,嘴里说着:“今天我给你来个‘青炒红楼’。”漫画与一篇杂文《红学新考》相配,内容有:“当今研究红学有轰动效益之大家,无过探得曹雪芹乃毒杀雍正之元凶之秘也!”等语。
    (四)例三:《脂砚斋评批石头记》的命运
    《解梦》作者自己写的文章及书籍不能出版,所校勘的古籍总可以出版吧!但我们拿着《脂砚斋评批石头记》的书稿简介,联系了一些出版社,有北京的,也有外地的,也都未成功。于是有热心人协助我们与“华夏英才基金会”联系,因这属于半官方性质,只要基金会同意资助,那怕只有一二万元,不仅华文出版社愿予出版,而且另外的出版社(如北京出版社)也都愿接受出版。我们写出申请后,初审通过,之后便填写正式申请书,并附交了有关材料。后面的工作便应由基金会完成了。
    正式申请书中有两个栏目:专家鉴定意见。即须由两名专家(教授级),对这部书写出鉴定意见。按照正常情况,专家应当由基金会去找,但是对于我们却是“特殊照顾”,让我们自己去找。这样,申请表又退给我们。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5
我们找的两名专家是周汝昌先生和胡小伟先生。我们将有关材料寄去后,经他们审阅,均写出了鉴定意见,内容如下:
    红学家周汝昌教授的鉴定意见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红楼梦》,几乎都是百二十回本小说,不带有脂砚斋批语。然而,迄今为止发现的《红楼梦》早期钞本均带有脂砚斋批语,而且最多只有八十回。在这些钞本中,戚序本是个较好的本子。现在霍国玲等所校勘的这部《脂砚斋评批石头记》,即以戚序本为底本,汇集了各种早期钞本中的脂砚斋批语,仅收入前八十回的校勘本。
    这部书有其出版价值。
    周汝昌2004年7月31日
    红学家胡小伟研究员的鉴定意见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由于早期各本均以钞本形式流传,且各本文字及批语显有差异,故围绕版本、作者及初期批点者的争议一直不断,至今仍未定论。在脂评系统中将相对晚出之戚蓼生序本(简称戚序本)作为基础文本,将早出各本(甲戌、己卯、庚辰等各钞本)的脂批汇集一处,是一个相当辛苦,但却富于想象力的组合形式,对于廓清版本流传以及作者、评点者身份的一些问题应当有所裨益,也为社会上为数众多的《红楼梦》爱好者提供了一种此前国内外没有的新版本,以启迪思维,增添兴味。
    我个人是在1981年因“《红楼梦》研究专业”获得首批文学硕士学位的。据我所知,这个专业的设置已属空前绝后。事实上“红学”本无专业,它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陆续吸引了各方面专才的关注,渐成气象的。霍国玲夫妇以二十余年辛劳孜孜于此,且编纂成书,实属不易。理应公诸于世,接受读者及后世的检验。
    谨郑重推荐该书出版。
    胡小伟2004年7月18日
    我们原以为这部书的出版决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然而,几个月后,我们突然接到评审委员会的通知:
    霍国玲同志
    您申请华夏英才基金资助的著作《脂砚斋评批石头记》未能通过专家评审。专家意见附后。
    特此通知。
    华夏英才基金办公室
    2004年12月31日
    对于这个“通知”,我们十分惊讶!难道周汝昌先生和胡小伟先生不是专家吗?他们不是已通过评审了吗?怎么又有什么“专家评审”?之后,我们展开了另一张纸,上面写道:
    《脂砚斋评批石头记》专家的评审意见
    此书稿虽做了一些资料汇校工作,但与前人校勘相差不大。且脂评在专业研究人员中均熟悉,普通读者涉猎不多,再行出版意义不大,建议不出此类书。
    这个所谓的“评审意见”,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难道周汝昌先生和胡小伟先生都不属于“专家”,只有写这个“评审意见”者才叫做“专家”?这是谁人的规定?
    第二,这位“专家”应是看完我们所提交的包括“序”在内的所有材料后,才写的这个“评审意见”的。那么,从哪一点上可以得出“与前人校勘相差不大”的结论?“前人”究竟是谁?难道曾有人校勘过以戚序本为底本的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
    第三,“普通读者涉猎不多”是什么意思?难道普通读者只能阅读被乾隆、和 、以及“专家”们阉割、篡改过的版本吗?就不能看一看曹雪芹留给后世的真本——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这是谁的规定?这位“专家”打算欺瞒读者到几时?
    幸运的是,这部书已于2006年元月由东方出版社以《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之名出版,这才使得我们在历经十数年对版本研究的基础上,用戚序本作为底本,对衍夺讹舛处,以蒙府本作为第一参校本,庚辰本作为第二参校本,并辅以甲戌本、己卯本、甲辰本、列藏本、梦稿本等,进行校勘而成的一部新校本《脂砚斋全评石头记》没有被扼杀在母腹中。
    (五)例四:逼迫撕毁书稿《协议》
    首都师范大学的几位教授联合校外的一些专家于1996年拟编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概述》丛书(共十卷)。此书主编季羡林,副主编张燕瑾(首师大教授)和吕薇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北京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对该书十分的重视,将其列为北京市“九五”重要科研项目。
    这部丛书“于96年6月30日前正式启动,分头撰写各卷稿件”,强调“务请各位撰稿人克服困难,务必于98年12月31日前全部定稿。”为了保证该书的顺利进行,制定了《编辑说明》、《撰稿总则及细则》,后来又明确了编写原则。之后,与各分卷主编及作者签定了《协议书》。清代卷的主编、副主编为D君和W君。D君为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负责《红楼梦》三章的撰写,其余均由W君负责。《红楼梦》三章的内容分别为1、《红楼梦》研究;2、曹雪芹研究;3、红学简史。
    1998年8月初,我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D君两年多了都动不了笔,最后竟然全都推到了W君身上,而W君对红学并不很熟悉。特别于8月4日写信说明:“W君有意与您合作。”并寄来相关的资料。其中有一份《协议书》的复印件。甲方(主编)签名人为:季羡林、吕薇芬、张燕瑾;乙方签名人为:D君、W君。第二条为:
    乙方将于98年12月完成初稿,由甲方会同出版社,并邀请有关专家审稿。甲方将综合意见提出审稿结果,经与乙协商后定稿出版。乙方有权对审稿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并与甲方协商,如不能达成一致,甲方当在乙方保证著作无政治错误,保证著作的学术质量,不违反上项所提的编写原则的前提下,尊重乙方的学术见解,文责自负。
    关于这个问题,主编季羡林教授作过这样的说明:
    我以为应鼓励在学术上有所创见。在学术研究上有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不必勉强求得统一。十几本书,十几位作者,学术观点上都统一,那才是怪事。
    我们看完全部资料后,对这部书的情况有了了解,便答应合作。W君来我家共同商谈此事,问紫军:能否在11月底前完稿?由于紫军对红学各派各家的著作都较熟悉,自认为写这些东西不算什么,便满口答应了下来。之后,签订了《协议书》。甲方为W君,乙方为张晖(紫军本名)。其中规定:
    ……
    2、本书第一作者W君,第二作者张晖。
    3、在书内前言或后记中注明两作者各自承担的撰稿部分。
    4、乙方应按照撰稿要求写作,重大变动由双方协商解决。
    ……
    6、稿件完成以后如需修改,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7、乙方保证于1998年11月30日前完稿。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6
紫军于1998年11月初按时交了稿。按D君、W君与季羡林、吕薇芬、张燕瑾签定的合同,稿子转到了D君手里。本来D君审完稿后,若有意见应让W君与紫军商讨。然而奇怪的是,D君竟将稿件交给与此书毫无关系的红楼梦研究所领导的手中。
    一年多以后,W君突然来电话:要求紫军解除合同。紫军发怒了。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但W君反复说明:这是有来头的。我只是个年轻教师,无法抗拒。就是拿到出版社,你的稿子也得撤下来。他们声言:你的名字和你写的内容都不能出现在书中。他们已要求由我参考你的稿子,重新来写。
    这部书的主编是季羡林先生。紫军曾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读书五年,当时季先生任系主任。毕业后亦有些来往,紫军出版的翻译作品如《鲁达基诗集》,乃至后来撰写了“前言”的《红楼解梦》第一集,都曾登门拜访并请赐教。季羡林主任亦曾将紫军力荐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成功)。因而,紫军曾想求助于他,但一转念,他已年近九十,不能以此事惊动他。即使他真的出面,又怎能奈何得了一个“独立王国”?也曾想依照《协定书》,据理交涉,直告到法院。但又一转念,紫军直接面对的是一位年轻教师,又怎忍心?再说,法院又怎可能不按“学阀”的指示办事!于是于2000年2月27日两人签订了《终止协议书》:
    甲方:W君乙方:张晖
    (一)甲、乙双方曾于1998年8月21日签定《协议书》。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在规定期限内(1998年11月30日前)按时交出书稿。
    (二)甲方由于某种难以抗拒的原因,于1999年10月30日向乙方提出终止《协议书》的要求。乙方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应当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但是考虑到甲方处境,同意其终止《协议书》的要求,亦不准备追究甲方的“民事责任”。
    (三)甲方将书稿仍退还乙方,可参照出版界的一般做法处理此事。
    (四)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完成创作之日起产生,并受著作权法保护。”乙方书稿曾长期存放甲方手中。甲方若使用乙方作品,应按《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注明。
    (五)此《终止〈协议〉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关于这部书后来的情况,我就一无所知了。据说出版了,但紫军没有拿到样本。
    由上面的事件可以了解到:红学界小集团对于《红楼解梦》作者的任何作品围追堵截到何等地步!只要他们发现《红楼解梦》作者所参与的某书将出版,必全力予以扼杀而后快。
    (六)例五:质问出版社:为什么出版《红楼解梦》?
    《红楼解梦》第一集出版后,红学界领导人便派人到出版社去质问:为什么出版这部书?于是该出版社只好发表声明:
    《红楼解梦》的观点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我们出版这部著作,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向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展示作者研究《红楼梦》的新情况,以便使读者了解《红楼梦》研究的新进展。
    此声明刊于《红楼解梦》第三集最后。
    ***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个例子,都是“解梦”作者亲自经历,并有文字做证据。除此之外,其他人所经历的,或没有文字证据的,则要比这多得多,甚至出现因刊出《解梦》作者的文章,而以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逼迫刊物主编调换工作之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一系列例子,说明红学界掌握着权力的领导人,在滥用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权力,当一个新学说、新学派出现以后,代表旧学说、旧学派却掌握着学术权力的领导人,会对新学说、新学派采取怎样的非学术、非道德的学术迫害。
    (七)用诡辩否定不了“学阀”的存在
    红学界存在着“学阀”,而且不是一般的“学阀”,是一种即使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惯于采用非学术、非道德手段,肆无忌惮地践踏与蹂躏“双百”方针的“学阀”。然而红学界某些人却否定这个事实,并千方百计进行诡辩和掩饰。且看下面一段话:
    刘先生不断强调“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个别‘学阀’所能垄断的”。…………刘先生真是聪明人,他把“文化狂欢”、“文化消费”的概念不动声色地就用来作为“秦学”“宣传群众”的有力武器,把“平民”与“学阀”对立,又使他赢得了“为民请命”的好声誉,一些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不均衡、不和谐现象造成的情绪化发泄,正好又找到一个“出气阀”。
    刘心武说:“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个别‘学阀’所能垄断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6
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清楚:由于“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因而公众有权利参与红学研究。“学阀”不能无视与侵犯这种权利,垄断这个话语空间。
    请看引证者是如何攻击这段话的呢!
    刘心武先生明明讲的是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学阀”无权侵犯这个正当权利。但是到了引证者那里,却把这个正当权利转化成“文化狂欢”、“文化消费”。概念偷换后,便反过来攻击刘先生说:这是为了“秦学”所作的一种宣传,以使“平民”对“一些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不均衡、不和谐现象”发泄不满情绪。
    公民都有行使科学研究的权利,“学阀”便是这种权利的侵犯者。但是到了反对者那里,“学阀”被偷换成了“一些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不均衡,不和谐现象”的代名词。“学阀”竟然一下子化为乌有了!
    红学界存在着“学阀”,是一种事实,靠诡辩是否定不了的。从事实来看,红学界“学阀”的所作所为,即使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六、愿红学早日成为“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刘心武先生批评红楼梦研究所及红学界领导人说:
    学术上不能总是靠批判“异己”确立自己的地位。
    红楼梦研究所及红学界领导人成群结伙地对所谓“异己”进行批判、围剿的做法,引起了读者普遍的不满。
    一个网站上,就关于“你如何看待红学界与刘心武之间的这场论争?”征求读者意见,其中持“支持刘心武,人人都有研究红学自由的”占76.27%;认为是一场“闹剧,这是一场炒作”的,占17.8%;认为“红学家们说得很对,刘心武在误读”的,占5.93%。
    《北京青年报》刊出了一个《媒体调查·多数被调查者肯定“刘版”揭秘》:
    新浪网和新华网以及一些平面媒体曾推出了读者调查。比如新浪网与信报联合推出了“您如何看待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网上调查。近八成的投票者认为刘心武“扩大了红学的大众讨论空间,值得肯定。”
    新华网的网民调查结果:近九成网友支持刘心武的个人研究。
    从这种网上调查可以看出,广大读者都迫切希望:能在红学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学术方针,而反对进行学术的批判和围剿。
    红学历来就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无论是谁阅读《红楼梦》后,有了什么新的感想体会,有什么研究成果,都有权利发表出来。为了在红学领域中真正做到“公众共享”,就应该铲除红学中的“学阀”和“独立王国”。当然这就不仅仅应当撤销产生“学阀”的“独立王国”,更重要的是要铲除产生“学阀”和“独立王国”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因而笔者有两项建议:
    第一,制定必要的法律或政策:针对宪法中的第四十七条,即“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条文,制定具体的“学术法”或具体的政策,以法律或政策的形式,保证不使学术权力化,保证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这种自由权利。
    第二,对于“双百”方针,制定具体的措施加以落实:应当明确所有学者都具有平等地位的原则。学术刊物应当一视同仁,只要是高质量的论文,就应当予以刊登。对于具体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提倡讨论、辩论,允许批评的同时,也应当允许反批评。不允许文章中出现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谩骂、诽谤、污蔑等内容。
    愿红学成为真正的“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紫军
    2006年5月12日
    写于香山月地云居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38
文工:关于红学研究梳理的管见

【发布日期:2010-11-1】【作者: 文工 】【来源: 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


    在剖析《红楼梦》文本时,如何能够“解味”,并从而认识其艺术创作的特征?这是个不很容易解答的问题。览阅一下众多学者的论著,已觉是一项历史性的梳理工程,并非是“没啥道理”。我在写这篇短文时,还是想先从刚读过的新书说起。最近,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的《梦里梦外探红楼》一书,在思路上就有一种新的理念,即首先认定要把作品中众多人物的性格理个明白,作为红学研究梳理的前提,否则便不能深入而会流于空中楼阁。新书所辑入的论文,都是十年来由《传统文化研究》选登的新作,约计三十余万字,撰稿同仁并在交流切磋中形成了一个“红学团队”,倡导出一股和谐的学风。该书在《后记中》,编者以恰如其分的语言评述了团队学人敢于梳理创新的毅力,并能把曹雪芹对人物刻画的艺术手法揭示到新的高度,且丝毫不留有人云亦云的痕迹。他(她)们明察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作家,是一个“笔下有神”的巨匠,能够源之于生活而又高之于生活;同样他又是一个“诗中有人”的创作能手,能够妙语连珠,格律传声,所以团队的学人们在百读不厌中上下求索,正如古人所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他(她)们之所以敢于在“红学百家论坛”的大势之下聚到一起来构建团队,其目的就是要扣紧红楼人物一端,把红楼研究的思路梳理到一个新的境界,为能在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中做出些贡献。
    团队十年来的成绩,公认是可观的。检视一下《梦里梦外探红楼》一书人物评论的三十九篇,确有不少精品之作。例如贾母其人,她是贾府中的长老人物,不能只说她是个封建反动势力的代表,而在曹雪芹的笔下,说她懂得的东西很多,礼仪文北,诗画评赏,对不同人物的态度,有章有法,在不同场合的表现中,有风趣、有严肃……因而需要评论家梳理出她性格上的多重性与集中性;又如晴雯其人,不应该反复去讨论她的反抗性,而她实实在在是一个敢于犯上而又会欺下的人,按说犯上与欺下在心理上是不相容的,可她却是一个性格被扭曲了的女孩。如此评说,才能说清这个典型人物的全面性。再如林黛玉,貌美有才,而又有乖性,这就需要透视到她生活环境的影响,她不幸出生于单亲的家庭,而又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尊敏感,以致于在性格上形成了特异性。应当说,团队的作者们要把红楼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全面性、两面性、乖异性一一地梳理清楚并不容易,他(她)们也实是狠下过一番功夫:一,他(她)们已逐步深入到现代写作学的方方面面,如人物心理的变化,审美观念的变迁等等;二,他(她)们对于原著经过了反复地精读再精读,所谓是“百读不厌”,“笔下有神”。有的作者不但了解到《红楼梦》二百多大小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能熟记主要人物的语言乃至细节中的心理活动。如此下笔才能进入“神思”,写出艺术之真的文章。正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那样,“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万象,变化不穷”;三,他(她)们还把握到诗词文学的情趣与理趣,因为在曹雪芹身世背景中,有过很深的诗词熏陶,而《红楼梦》人物在交往结社中,也有许多的诗词佳作,在这些方面研究红学的有心人是不可不知的,如果我们打开手边的《梦里梦外探红楼》一书的目录一看,便能发觉三十九篇人物标题全是诗的语言,其中也有不少“诗中有人”的警句。
    安定团结,对学术界来说,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近十几年来,在苏州文学界人士的努力下,组合起“红学团队”,这个团队不仅是个文化上敬业的集体,大家深知《红楼梦》这部巨著百年来引发出来的红学论著,仅靠单干钻研,力度是有限的,只有用团队的力量,才能获取“解味”的更多成果。回溯十年来,他们老中青一队人马集合在一起,犹如“蓄之久而发之暴”那样,力探《红楼梦》人物的艺术之真,力求曹雪芹艺术创作之神。他们那种“如痴如醉”的攻读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梦里梦外探红楼》出版后,在众多读者的议论中,有人问起今后传统文化研究会是否还会刊登有关“研红”“解味”的文章,根据资深的编辑透露,目前“研红”的痴人尚多,而“说梦”者也言犹未尽。栏目也还可以更新,或名之为“红楼再探”,或名之为“红学再论”,显然这个决策包涵着开拓发展的新意,其原因之一,这个团队的集体生命需要延续;其原因之二,红学论战领域之大,本是个浩瀚大海,仅以现存出版的三方面而言,我们的“研红者”、“解味者”就不得不去梳理评说,就不得不去推陈出新。迄今为止,红学书目虽未经专家的逐一统计,但有关红学版本及主要文献资料就不下三十一种,(从上海1925年的石印本算起)有关考证的论著和索隐派的论著就不下五十三种,有关小说批评的论著就不下四十三种,加起来就有一百二十七种之多,苏州红学团队既是一个创新文学之旅,又能力戒门派角斗之争,当不会无视红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之需要,在继续梳理的前提下,树立起和谐共建之学风。再说一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大项,在那么多的论著中有纲有目;在那么多的纲目中有文有章,在那么多的文章中既有时代性的褒贬,品味性的高下,又有虚实性的斟酌,真伪性的推敲。总之这一切,都必须动员起集体的智慧去“读”去“解”。所以我们今天谁也不会说:“红学的博大精深,没有再探的必要。”(以上数字是根据《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参考目录统计的)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共鸣,其根本原因,不外乎作品本身高于生活的艺术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的产生又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神思”。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论及到三个“维度”,所谓维度指的是思维之度。三个维度:指的是“文学论维度”;“历史论维度”;“认识论维度”。回顾一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历程,人们不难发现,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倡导的第一流人物都卷入过研红的行列。而他们所写论著也都未超出这三个维度。只是他们研究角度取向与延伸各异而形成了三派。据俞伯平先生1987年写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中说“红学为诨名,抑誉有实意……及至清末民初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三位一流学者参与红学的争议,树立了学科上典型意义。”俞伯平先生的这番话,对红学三派的缘起点击得还是很实的。不过现在笔者还是想补说一句:“红学之研究,至清末、民初已逐渐形成了批评论、索隐论、考证论的体系。”无可讳言,尽管他们的论争,在当时是互不相让的,但其性质都不属于门派性的政治角斗,而是属于“和而不同”性质的学术争鸣。他们措辞虽多尖锐,但也从未有失学者的风度。
    《红楼梦》是小说,由于小说的问世,学者们纷纷评说出版论著,因而称之为“红学”。“红学”不等于“小说”。再说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也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哲学,只是结构是有逻辑规律的,中国本来是个学术大国,其发展历史也都有侧重性,先秦是子学,两汉是经学,魏晋是玄学,隋唐是佛学,宋明是理学,清代是朴学,直至清代后期文学评论才发展起来。并融入了西方的观念和方法。1904年王国维先生发表了《红楼梦评论》才在思路上体现了新的观念与方法,特别是在小说题材的认识上,一改历史观的统帅,找到了艺术之真,非生活之真。而十三年之后,1917年蔡元培先生建立的红学索隐派(现仍有发展);又于十七年之后,1921年胡适先生又建立了考证派。尔后陈独秀、顾颉刚、俞伯平、吴宓等都按自己兴趣写过《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文章,“五四”前夕,吴宓还在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聚会时讲过《红楼梦》,后又以《红楼梦新谈》在刊物上公开发表。陈寅恪先生还为这次讲演题过一首律诗,其中还有“梦中说梦倍辛酸”的句子,在其后许多知识分子知名的不知名的都介入了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也留下了历史性的斑痕。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红楼梦》论文,题为《艺术是克服困难》,直至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时,她还以“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角度写成了规范性的文学论文,不少诗人作家也都介入了红学世界。
    再说一下,历史上红学的论战,并不是什么三国鼎立为政权而动干戈。据刘梦溪先生著述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载:红学论战有十七次之多;红学公案有九起之多。当然此后论战不休的有之;公案了而未了的也有之,需要今后有更多的学者与团队在争鸣中梳理,在比较中整合。
    中国红学论战有它的必然性,中国传统学术重道德传统,少文艺知识传统,到了清代中叶,传统道德有了向知识转向的迹象,而延至晚清时期,学人们产生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加之《红楼梦》这部小说,给人们提出的问题,既广泛又复杂,因而有些不规范的论著,累累出现也是在所难免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红楼梦》是小说作品,它是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围绕小说性质的研究的规范,当算是红学研究的主流。如果研究者老是节外生枝,又从而连锁反应,使红学研究的范围不明界限,实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要将红学研究思路作一番梳理,我们还是要让小说构成的特点来说话,第一,小说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如何,决定于作者生活的理想和艺术情趣。第二,小说人物是作品的主体,作者应如何在典型环境中反映出人物的典型性格。第三,小说情节的构成,是作品结构的主要依托,作者应如何在情节中让故事发展,让人物活动。第四,小说艺术的真实,非历史的真实,作者应如何追求到艺术的真实。以上诸点是我们研究梳理中的主要任务。

    行文至此,对于已立为红学科目的考证派与索隐派须作一番评论与比较。考证派红学的首创是胡适先生,这一派别在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也较雄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于1921年问世,第二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说,:“我们作《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两个问题上着手,……”即实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是胡适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考证的证据不是别的,而是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证据。在胡适的考证中,今天看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粗糙和错误的地方,然而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上,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解析的方便。胡适先生当据考证红学首创者的地位,因为他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法。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约半年许,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在1923年4月问世,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有一致性,但其内容与侧重点上大为不同。前者是历史考证,后者是文学考证。俞平伯先生研究一开始就包含小说批评派的趋向。笔者以为历史考证是《红楼梦》涉及到的作家与作品的问题,是属于红学规范涉及的事项,我们不应当列为《红楼梦》小说创作艺术的本身要求,至于在胡适之后,把清朝十个皇帝都一一与曹雪芹笔下人物钩上关系,这种演变对于小说评论,也许是不必要的。再说,“索隐派红学”这派势力没有考证派大,但它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早,虽累遭打击,且不停地有东山再起的现象。该学派的产生,不少学者认为与原作本身有关,其原因是将“真事隐去”而引发起来的索隐求真。例如,曹雪芹在开卷第一回写道: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撰出《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而有余……”而接下去的第二节又写:“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
    如此会使读者感到文章开头就是“我”(曹雪芹)的自白,似乎“我”在讲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红学索隐派产生的内在思路。致使他们去力求寻根问底地猜测曹雪芹带有忏悔意味地在回忆自己家族中的往事,于是使頫读者把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视为曹氏家族中的具体人物。我们说文学艺术创作应当把生发、联想视为构思的一种途径,但不主张用没有根据地猜测去指示真人真事,然而也就因为如此引出了大量的争议、论战。清末民初,索隐派就有三家之说,一是明珠家事说;二是清世祖与董鄂妃頫故事说;三是康熙王朝政治状态说。最后聪明的索隐派,还把书中的人物及其影射者和在曹氏家中的身份都一一对照起来,例如:皇太后——贾母——曹寅之母;皇次子(太子)—— 允礽——贾宝玉——曹頫; 曹頫——林黛玉——曹頫初恋的表妹……一个个对号入座。索隐派的论著多半出于猜测附会,如果我们认定《红楼梦》作为小说文学艺术的思考梳理出文学创作的理论,那显然索隐派的论述是不切当的。至于红学三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文学性上的融合问题,我就不在这篇拙文中赘述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41
“红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写在《红学档案》前面

陈文新


(一)

“红学”一词的最早提出,乃源自戏言。李放《八旗画录注》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又,均耀《慈竹居零墨》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它,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经”的繁体字为“經”,少一横三曲即为“红”。)朱昌鼎提出“红学”一词,当然也是一句戏言,但是否为了“欺饰世俗”,值得怀疑。在朱昌鼎的心目中,《红楼梦》的地位不亚于经史。他“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可见他对自己的“不务正业”并无讳饰,反而经常夸饰于人。他将研红等同于治经,含有抬高《红楼梦》地位的意味。虽然小说在当时的地位不高,但有些出色的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将小说方经比史者,自明代便已有之。《红楼梦》的出现,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征服了大批的读者。晚清的文人,以红学“相矜”,说明了《红楼梦》不可遮掩的光芒,在当时就已经闪现出来。

将红学与经学并称,是颇值得玩味的。经的含义是“经典”。当时的经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内容包括哲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等。经学的研究方法,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探寻“微言大义”,等等,同样可以移植到文学经典的研究之中。经典的产生,需要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而且,其含义也不是固定、单一的。汉儒、宋儒、明儒、清儒,对儒家经典都有新的阐发。《红楼梦》在清代中晚期虽然已经风行,但真正成为经典,还有待时日。

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换。儒家经典的光辉相对失色,而《红楼梦》等“说部”文学,开始当之无愧地跨入了经典的行列。“红学”,当初的这一句戏言,竟成为现实。

对《红楼梦》的阐释,最早开拓出新天地的是“索隐派”。索隐派被称为“旧红学”,“旧”,是指它在方法上不科学,但它毕竟挂上了“红学”二字,表明从索隐派开始,红学便正式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功不可没。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赋予《红楼梦》以“排满”、“民族大义”等革命意义的内涵,这在当时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也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是读者参与再创作的过程。蔡元培站在思想家、革命家的高度,对《红楼梦》的创造性阐释,使得《石头记索隐》有着不同于一般索隐派的品格。尽管在蔡元培之前,索隐派早已存在,直到今天,索隐派依然绵延未绝,但是,绝大多数索隐派著作都满足于趣味性,缺乏真正有思想价值的再创造。同时,包括蔡元培在内,所有的索隐家们都不承认索隐出来的内容是自己的再创作,而把这些再创作的成果“无私”地奉献给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就给旁人留下了批评的口实。这或许是因为“红学家”的桂冠,远比当一名普通的作者更具有诱惑力吧。

新红学的创始人是胡适。胡适的本意并不在于开创“新红学”,而是借考证《红楼梦》等章回小说来倡导他的治学理念。对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胡适看得并不高。在20世纪60年代,胡适给苏雪林的信中说:“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他在给高阳的信中又说:“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受胡适的影响,“新红学”与作者、版本考证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埋下了轻视文学价值研究的隐患。

新红学掀起了一场红学革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了《红楼梦》研究的主流。但这绝不意味着在考证之外,红学就别无其他的发展空间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较早从美学和哲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一部著作。王国维在该书的《余论》中说:“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出版时,新红学尚未产生。这里的“考证”,主要是就索隐派而言,也包含着对自传说的批评。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红楼梦》是文艺(即他所谓“美术”)作品,而非历史。“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这句话,实际上是对考证的范围作出了界定。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红楼梦》的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在《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中,鲁迅还对《红楼梦》的多重意义阐释空间做了形象的说明:“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已经接触到了阐释学、接受美学的原理。可惜,尽管这句话经常被人们挂在口头,但是至今还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从阐释学、接受美学角度给种种解读甚至“误读”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重要性,而是就事论事,停留在问题的表象阶段,因而,“流言家”的流言照旧满天飞。

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都是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代表性著作。虽然他们也被称为“红学家”,但是其身份却有点含混。张天翼的作家身份、王昆仑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似乎更被认可。他们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红楼梦》所做出的贡献,由于缺少考证而显得不那么“专业”。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更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湮没无闻。

和这些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著作相比,胡适研究《红楼梦》的“科学”的方法,显得更为光彩照人,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真正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考证派在《红楼梦》研究中独领风骚。

新红学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俞平伯。他的研究体现出了对新红学的认真反思。其代表作《红楼梦辨》(后修订为《红楼梦简论》)虽然也是以考证为主,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研究的对象是文学,而不是科学或史学。

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发起的批俞、批胡运动,对新红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考证派的“科学”风头被迫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研究重新受到了重视,并因而拓展出一个新的阐释空间。不过,这个阐释空间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试图从革命之外的另一个角度,对文本加以阐释,结果受到了批判。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表面批判胡适,实际上他是胡适衣钵的忠实继承者。学术观点、考证结果可能不一致,但是治学路子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把《红楼梦》作为历史文献来研究。胡适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认识不足。周汝昌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高度推崇,但是他对从文艺角度研究《红楼梦》持轻视态度,并极度憎恶后四十回,力主所谓探佚研究。从胡适开始的考证派的缺陷,被周汝昌继承下来,并衍生出一种嫁接在自传说上的新的索隐。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直到现在,这三十年间,可以说是红学大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反思的时代。一方面,以“科学”著称的新红学,由于文物造伪等暴露出其“不科学”的一面,动摇了人们对它的信心;另一方面,新的文艺理论、学术观念不断涌现,如叙事学、文化研究等,使得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不再局限于感悟式的批评,也有了科学的支撑。同时,索隐派借用了考证派的研究成果,披上科学的外衣卷土重来。矛盾的焦点,似乎指向了以考证派为代表的新红学。

早在20世纪70年代,余英时便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两篇文章,向新红学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周汝昌的《什么是红学》(1982)、《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1995)等文章,可以看作是对余文的回应。考证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但是我们不能把红学的前景仅仅寄托在考证上面。考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角度,可以用来研究一切文学作品;同样,研究一切文学作品的方法,也都可以用来研究《红楼梦》。周汝昌提出红学有“四大分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而把文学研究摒弃于红学之外,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考证固然是基础,但归根结底,文本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如果说考证是地基的话,文本就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厦。欣赏一座大厦的建筑艺术,不一定非要从研究它的地基入手。

(二)

近三十年来,对“红学”这一概念本身以及红学史的反思,一直是红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一类的论著不少,如刘梦溪曾引起较大争议的《红学三十年》,以及他后来的专著《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郭豫适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韩进廉的红学史稿》;白盾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胡邦炜的《红楼祭——20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孙玉明的《红学:1954》;欧阳健等编著的《红学百年风云录》;陈维昭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红学通史》,等等。上述红学史著作,或者高屋建瓴,或者鞭辟入里,或者独抒己见,各有特色。但是作者对材料的取舍和判断,容易受主观性的制约,有的还存在着门户之见的影响。

近几年来,各种“红学”选本或者旧籍新刊的涌现,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经粗略统计,仅2004、2005两年间,出版的各类红学书籍,就达数百种。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籍新刊,既包括民国时期的红学著作,也包括近年来各家各派的观点。这些“红学”选本如果能够将客观性与编写者的主观见解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出一部既具有鲜明的学术立场,能够帮助读者廓清红学迷雾,又具备真实可信的资料价值,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给读者留下充分思考空间的红学史著作,则无论对于红学研究者而言,还是对那些对红学知之不多的一般《红楼梦》读者而言,都将是一件大好事。由郭皓政主编的《红学档案》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与其他红学史著作相比,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眼光独到。

这是就该书的选材而言。《红学档案》一书,由三大部分内容组成:对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代表性的论文的评介;“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这三部分内容相互补充,为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部直观、全面、生动的红学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第一部分,精选了十六篇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代表性的论文,对其加以评介。红学史上有影响的论著不少,如何选择,颇能见出编者的学术眼光。

《红学档案》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对评论派成就的介绍和展现。众所周知,“红学”三派,包括索隐派、考证派和评论派。其中,索隐派每每以离奇的观点吸引读者的注意,考证派则在与索隐派的争鸣中树立起自己“名门正派”的地位,而评论派的门前则显得相对冷落。其实,自红学诞生之日起,评论派便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有新的进展。鲁迅从文学史角度对《红楼梦》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涉及了阐释学理论,对之前和之后的错综复杂的红学现象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论断,王国维对《红楼梦》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分析,张天翼、王昆仑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李辰冬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整体考察,都有很高的成就。李希凡、蓝翎从社会学角度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研究,可视为评论派对考证派的一次反拨,但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何其芳对“宝黛爱情”的肯定,是评论派内部的自我修正。胡明从“局外人”的角度,写了《红学四十年》,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红学”这一现象加以考察,其中有不少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陈文新对贾宝玉的谱系归属,有助于加深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注意到上述成就,并对其加以评介,成为《红学档案》的一个突出的闪光点。

其二,提纲挈领。

这主要是就该书第一部分,以“选本”加“评介”的形式,对红学史所作的回顾而言。红学迄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留下的文献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亦不为过。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篇幅内概览红学史的发展面貌,编者势必要有所取舍。对于索隐派,该书仅选取了蔡元培的代表作品加以评介。蔡元培的索隐,虽然被胡适讥讽为“猜笨谜”,但其思想性、革命性,比起后来的以猎奇为目的的索隐来,仍高明许多。在蔡元培之前和其后,索隐派的身影都不时闪现。《红学档案》一书收入了郭豫适和张庆善的两篇文章,对索隐派和新索隐派的产生发展做了大体的勾勒和鞭辟入里的分析。

考证派一直是新红学的主流,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包括冯其庸先生,都是考证大家。胡适的考证,注重方法的示范,对中国现代学术特别是红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冯其庸的《我与〈红楼梦〉》一文,是作者对自己红学研究历程的概括。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名誉会长,冯先生不仅在考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力提倡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红学档案》一书通过对他们的红学成就和代表作品加以评介,可以使读者对考证派的方法和成就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感受。

除了对红学三派成就的展示外,《红学档案》还收入了几篇红学史方面的文章。郭豫适的《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胡明的《红学四十年》都可视为是从不同角度对红学发展历史所作的反思。郭豫适先生的文章侧重于辨别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新红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新红学,我们现在还处于“猜笨谜”的阶段。《红学四十年》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未来,认为红学应向人学的方向发展,以此实现突破。张庆善的《〈刘心武“红学”之疑〉序》针对时下的热点问题,提出了重视“学术规范”的要求,这对于红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其三,完整全面。

这主要是就《红学档案》一书对近三十年来红学现状的反映而言。该书“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以及“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两部分内容,可视为对第一部分的补充。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版的红学论著,学界已做过不少整理工作,如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收有1987年底之前出版的红学书目提要,“附录”部分还有张庆善先生编写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1630~1988)。此外,还有一粟《红楼梦书录》、《红楼梦资料汇编》;阿英《红楼梦书录》;那宗训《红楼梦研究书目(初稿)》、《红楼梦研究书目(续编)》、《台湾所见红楼梦研究书目》;宋隆发《红楼梦研究文献目录》;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等。1987年之后的红学著作,尚未见有人完整系统地加以整理。事实上,这是一项十分迫切而有意义的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起,红学研究日渐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红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近几年的红学作品出版热就是一个明证。走进书店,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红学类图书,摆满了整个书架。这对《红楼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固然是可喜的,但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红学图书市场的繁荣,不能单从数量上着眼,还得看内容和质量。通过对近几年图书市场的巡礼,我们发现,“旧籍新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对近年来出版的红学书籍按照传统的“红学三派”或其他标准加以分类统计,从中归纳出红学的发展走向,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其次,近年来,各种自我标榜的新“见解”层出不穷(如《红楼解梦》系列、《太极红楼梦》、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秘,等等),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到底取得了多大进展?《红学档案》一书的“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部分,以简明、实用、全面、可靠为宗旨,尽可能地将1987年以来出版的红学专著囊括于一卷之中,其中,既有大陆版的图书,也有港台版的图书。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许的。它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茫茫“红海”中航行的指南针,同时也是对近几年“红学热”持续升温的反思。

其四,直观生动。

红学档案》一书有着鲜明的学术立场,但编纂者们不是将自己的学术见解强加于人,而是尽可能地让材料说话,让事实说话。这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书采用编年的形式,努力将近三十年红学发展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其中,有些时间跨度较长的事件,如“曹雪芹祖籍之争”等,没有按年份分割,而是集中加以介绍,以便读者了解事件全貌。对红学发展史不太了解的读者,相信会对这一部分内容比较感兴趣。专门的红学研究者们,也不妨读一读这部分内容。近三十年的红学史,是在不断反思中蓬勃发展的历史,是各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历史,是奇谈怪论不断出笼的历史。成绩固然是主要的,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可忽视。正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掩卷沉思,令人感慨良多。

(三)

以上是笔者由《红学档案》一书引发的感思。红学的世界虽然喧嚣拥挤,但是依然有着很大的开拓空间。《红楼梦》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首先因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学经典。经典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文学价值,更在于它对后世的影响。因此,深入开掘《红楼梦》文本的内涵,考察《红楼梦》的传播史、接受史,应该成为“红学”的新的增长点。红学如果仅仅囿于作家生平和版本考证,就会陷入窘境,同时会形成一个怪圈:一方面,考证派追在索隐的后面打假;另一方面,索隐派又借助于考证派的成果,不断推出新的奇谈怪论。《红楼梦》研究的深化,不能靠制造轰动效应,追求表面的热闹红火;而应该抱着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一方面着眼于文本自身,向深处开掘;另一方面着眼于经典的现代传播和接受,向广处拓展。例如,对于索隐派,就可以将其纳入传播史、接受史的范畴加以考察。又如,《红楼梦》对现代文学艺术包括现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影视剧制作、戏剧、绘画等《红楼梦》题材的文艺创作,都可以纳入红学研究的范围。这样做,并不是把红学当成一个筐,什么都随意往里装,而是着眼于经典的产生、延续。惟有如此,红学才有无限宽广的发展空间。

来源:武大出版网2007年6月15日

红学档案──览观红学三十年
陈文新
  近三十年来,对“红学”这一概念本身以及红学史的反思,一直是红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一类的论著不少,如刘梦溪曾引起较大争议的《红学三十年》,以及他后来的专著《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韩进廉《红学史稿》;白盾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胡邦炜的《红楼祭——20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孙玉明的《红学:1954》;欧阳健等编著的《红学百年风云录》;陈维昭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红学通史》,等等。上述红学史著作,或者高屋建瓴,或者鞭辟入里,或者独抒己见,各有特色。但是作者对材料的取舍和判断,容易受主观性的制约,有的还存在着门户之见的影响。
  近几年来,各种“红学”选本或者旧籍新刊的涌现,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经粗略统计,仅2004、2005两年间,出版的各类红学书籍,就达数百种。其中,有很大一部是旧籍新刊,既包括民国时期的红学著作,也包括近年来各家各派的观点。这些“红学”选本,或是只选某一家、某一派的文章,难以勾勒出红学发展的全貌;或是以资料性为主,虽兼收并蓄,但编者的观点和立场表现得不是非常明显。
  如果能够将客观性与编写者的主观见解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出一部既具有鲜明的学术立场,能够帮助读者廓清红学迷雾,又具备真实可信的资料价值,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给读者留下充分思考空间的红学史著作,则无论对于红学研究者而言,还是对那些对红学知之不多的一般《红楼梦》读者而言,都将是一件大好事。由郭皓政主编的《红学档案》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与其它红学史著作相比,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眼光独到。
  这是就该书的选材而言。《红学档案》一书,由三大部分内容组成:对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代表性的论文的评介;“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这三部分内容相互补充,为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了直观、全面、生动的红学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第一部分,精选了十六篇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代表性的论文,对其加以评介。红学史上有影响的论著不少,如何选择,颇能见出编者的学术眼光。
  《红学档案》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对评论派成就的介绍和展现。众所周知,“红学”三派,包括索隐派、考证派和评论派。其中,索隐派每每以离奇的观点吸引读者的注意,考证派则在与索隐派的争鸣中树立起自己“名门正派”的地位,而评论派的门前则显得相对冷落。其实,自红学诞生之日起,评论派便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有新的进展。鲁迅从文学史角度对《红楼梦》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涉及到了阐释学理论,对之前和之后的错综复杂的红学现象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论断,王国维对《红楼梦》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分析,张天翼、王昆仑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李辰冬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整体考察,都有很高的成就。李希凡、蓝翎从社会学角度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研究,可视为评论派对考证派的一次反拨,但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何其芳对“宝黛爱情”的肯定,是评论派内部的自我修正。胡明从“局外人”的角度,写了《红学四十年》,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红学”这一现象加以考察,其中有不少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陈文新论贾宝玉的谱系归属,有助于加深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注意到上述成就,并对其加以评介,成为《红学档案》的一个突出的闪光点。
  其二,提纲挈领。
  这主要是就该书第一部分,以“选本”加“评介”的形式,对红学史所作的回顾而言。红学迄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留下的文献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亦不为过。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篇幅内概览红学史的发展面貌,编者势必要有所取舍。对于索隐派,该书仅选取了蔡元培的代表作品加以评介。蔡元培的索隐,虽然被胡适讥讽为“猜笨谜”,但其思想性、革命性,比起后来的以猎奇为目的的索隐来,仍高明许多。在蔡元培之前和其后,索隐派的身影都不时闪现。《红学档案》一书收入了郭豫适和张庆善的两篇文章,对索隐派和新索隐派的产生发展做了大体的勾勒和鞭辟入里的分析。
  考证派一直是新红学的主流,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包括冯其庸先生,都是考证大家。胡适的考证,注重方法的示范,对中国现代学术特别是红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冯其庸《我与〈红楼梦〉》一文,是作者对自己红学研究历程的概括。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名誉会长,冯先生不仅在考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力提倡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红学档案》一书通过对他们的红学成就和代表作品加以评介,可以使读者对考证派的方法和成就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感受。
  除了对红学三派成就的展示外,《红学档案》还收入了几篇红学史方面的文章。郭豫适《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胡明《红学四十年》都可视为是从不同角度对红学发展历史所作的反思。郭豫适先生的文章侧重于辨别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新红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新红学,我们现在还处于“猜笨谜”的阶段。《红学四十年》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未来,认为红学应向人学的方向发展,以此实现突破。张庆善《〈刘心武“红学”之疑〉序》针对时下的热点问题,提出了重视“学术规范”的要求,这对于红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其三,完整全面。
  这主要是就《红学档案》一书对近三十年来红学现状的反映而言。该书“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以及“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两部分内容,可视为对第一部分的补充。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版的红学论著,学界已做过不少整理工作,如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该书收有1987年底之前出版的红学书目提要,“附录”部分还有张庆善先生编写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1630—1988)。此外,还有一粟《红楼梦书录》、《红楼梦资料汇编》;阿英《红楼梦书录》;那宗训《红楼梦研究书目(初稿)》、《红楼梦研究书目(续编)》、《台湾所见红楼梦研究书目》;宋隆发《红楼梦研究文献目录》;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等等。1987年之后的红学著作,尚未见有人完整系统地加以整理。事实上,这是一项十分迫切而有意义的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起,红学研究日渐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红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近几年的红学作品出版热就是一个明证。走进书店,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红学类图书,摆满了整个书架。这对《红楼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固然是可喜的,但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红学图书市场的繁荣,不能单从数量上着眼,还得看内容和质量。通过对近几年图书市场的巡礼,我们发现,“旧籍新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对近年来出版的红学书籍按照传统的“红学三派”或其它标准加以分类统计,从中归纳出红学的发展走向,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其次,近年来,各种自我标榜的新“见解”层出不穷(如《红楼解梦》系列、《太极红楼梦》、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秘,等等),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到底取得了多大进展?《红学档案》一书的“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部分,以简明、实用、全面、可靠为宗旨,尽可能地将1987年以来出版的红学专著囊括于一卷之中,其中,既有大陆版的图书,也有港台版的图书。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许的。它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茫茫“红海”中航行的指南针,同时也是对近几年“红学热”持续升温的反思。
  其四,直观生动。
  《红学档案》一书有着鲜明的学术立场,但编纂者们不是将自己的学术见解强加于人,而是尽可能地让材料说话,让事实说话。这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书采用编年的形式,努力将近三十年红学发展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其中,有些时间跨度较长的事件,如“曹雪芹祖籍之争”等,没有按年份分割,而是集中加以介绍,以便读者了解事件全貌。对红学发展史不太了解的读者,相信会对这一部分内容比较感兴趣。专门的红学研究者们,也不妨读一读这部分内容。近三十年的红学史,是在不断反思中蓬勃发展的历史,是各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历史,是奇谈怪论不断出笼的历史。成绩固然是主要的,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可忽视。正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掩卷沉思,令人感慨良多。
  (《红学档案》,郭皓政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42
http://www.redchamber.net/red/yj/noble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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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45
红学的几个大问题
无恙居小识并引言
      浩淼红楼,真真千年一梦,引多少文人午夜梦回,恶魇重生。余生也晚,听闻红学一说当是五六年前游学甬上。是日晴空万里,烈焰当头,余于汗流浃背之时置身学院书楼中,偶拾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冯其庸《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匯校》、吕启祥《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等,始觉红学俨然自成一派,傲立群小之间,倾慕之情由然生矣。然碍于学业未能细究,殊感遗憾,但觊觎之心已存。而后数年间百家论坛又兴红学热潮,余亦得多方红学资源以品读,今收文本及电子本不下百余种,且多为显要者,而于琐碎、托名、附会之杂谈大都摒弃。当今之世红学本应昌盛,然反观现状自觉除刘心武之秦学,红学近三十载未有重大进展,斯可慨叹,悲呼“红学止于汝昌、其庸辈”。学界虽不乏有识之士,却限于无新证可依,致使邪妄之说并起却无从批驳,至今于诸多大关节仍无定论可言,斯学滥矣。痛定思痛,亦惟罗列红学之数个大问题及近之论点以志。嗟夫,生于乱世而滞于盛世,斯独红学之哀乎?此诚国学之衰也,叹叹!                             
                                                                                     无恙居主人翁      丁亥元月于甬上

一、红学的历史
      现存《红楼梦》中文字来源最早的手抄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底本当成于公元1754(清乾隆十九年甲戌)年,其上的脂批即是最早的《红楼梦》研究。这是梁归智的观点。另外根据李放《八旗画录》认为光绪初(应该在1875-1880之间)京朝士大夫已经提到“红学”一词。民国初(1911-1915年)松江士人朱昌鼎也以拆字的方式提到“红学”。以上有两层意思,首先红楼梦研究从红楼梦创作时(中后期)就开始存在,其次“红学”一词至少在1880年以前就存在。从广义上讲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但这里应当指出,严格而言红楼梦研究并不等于红学,而清末提出的“红学”词汇概念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学”。当前所谓红学,在我们心中是存有一个朦胧的概念的,但尚缺乏明确的特征性定义。简单一例,如专门研究红楼梦中花鸟鱼虫、医药的文章就显然不能被视为红学研究,包括用西方哲学、叙事学理论研究红楼梦都不能称为红学研究,而相反如蔡元培、霍国玲、戴不凡、刘心武、土默热等非红学主流学者的研究及其作品却属于红学范畴。
      为红学下定义是困难的,但却是必需的。就我个人理解红学应该是指一切研究红楼梦(石头记)作者、背景、思想、艺术的一门历史考证科学,没有历史考证为依据或未结合作者时代背景的研究均不能称之为红学研究。具体包括红楼梦本身(含脂评)、评论、续书、仿作、综合考证研究、脂学、曹学、探佚学、版本学、索引、研究资料、非主流红学、红学史、思想、艺术、文化等(黑体为主要方面)。周汝昌先生在1982年曾提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是否可以看作现代意义下狭义的考证红学定义)。我基本赞同此观点,红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不能与普通的小说学等同视之。但就具体某个书籍论,有时很难判断是否为纯粹红学研究,而对独立问题则易于判断。判断某个作品是红学还是单纯的红楼梦研究非常关键,体现该作品的基本特征及其重要性。
      关于“红学”的历史,梁归智的《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回顾》有非常客观和翔实的记录,兹作简单总结。《红楼梦》的创作至少在公元1754(清乾隆十九年甲戌)年前的10年就开始,即1744年(不考虑所谓底稿的存在)。而王国维1904年完成《〈红楼梦〉评论》则是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开始(不能称之为红学研究);1916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 1919年出版的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本文定义下的“红学”的开始,而且1919年之前均为“旧红学”,没有涉及考证,但已开始结合作者时代背景;胡适1922年出版《〈红楼梦〉考证》,俞平伯1923年出版了《〈红楼梦〉辨》标志 “新红学”的开始,将考证引入红学研究,也是现代意义下狭义考证“红学”的开始。到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1976年两次出版,1964年《曹雪芹》;吴世昌1961年《〈红楼梦〉探源》及1980年《〈红楼梦〉探源外编》;吴恩裕1958年《有关曹雪芹八种》,1963年《有关曹雪芹十种》;冯其庸1978年《曹雪芹家世新考》;1979年创立《红楼梦学刊》等等,红学达到颠峰状态,而其后逐步走下坡路,丰碑式的作品不再出现,“新红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红学回归百家争鸣的后红学时期。胡适注重的是“科学方法”,俞平伯贡献最大的是“艺术性”,周汝昌则特别突出了“思想性”,后来又上升到“文化性”(梁归智语)。其实这些正是红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部分。考证红学的发展得益于历史证据的不断出现,一旦缺少新的有力证据,考证红学就会停滞不前。而各种证据之间又有强弱之分、相互矛盾之处,这也是制约考证红学能力的重要因素。目前为止虽有红楼梦研究书籍千余种,红楼梦相关文物二千余种。但红学无疑已经进入瓶颈期,近三十年几乎无重大进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图1 红楼梦相关历史事件
二、是书的题名
      在红楼梦凡例的旨义中明确提出“是书题名极多”,包括“红楼梦”(吴玉峰)、“风月宝鉴”(东鲁孔梅溪)、“石头记”(石兄)、“情僧录”(空空道人)、“金陵十二钗”(曹雪芹)。但这些都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凡例中都有明确解释。“红楼梦”应该是通部小说的题名,相当大气,一睹此名便触目惊心。而石头所记文字则为“石头记”,顽石(第一回)——通灵宝玉——顽石(最后一回),青埂峰——红尘——青埂峰,包含通部小说的绝大部分内容。而“情僧录”基本相当于“石头记”,从空空道人的出现到离开,中间包含“石头记”内容,只是多出空空道人部分。“金陵十二钗”其实就是通部书中所记述的众多女子的闺阁之事,并以贾家的败落为大背景,属于“石头记”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月宝鉴”的篇幅相对较小,主要内容到十二回“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已经点题,当然后面的部分述及风月事不少,也隐隐照应此题,其实通部小说又何尝不是风月之鉴。因此作者同时将五个题名列出而不置可否,恰有其良苦用意。五个数名正好从不同角度阐述此书的主旨,《红楼梦》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其意义只能上升到文化层面上才可差强解释。在主题上至少应包含当日各闺阁女子传奇及悲剧,为擅风月者戒,色、空观念,封建大家族的败落等主要层面。而“红楼梦”应是此书最佳的名称,撰出这样的书名就堪称旷古奇才,何况还有数十万文字。全书明确定为“红楼梦”是程伟元、高鹗在乾隆五十六年刊行120回本后(创作早期可能也短期称为红楼梦),并流通至现在。之前此书主要是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名称流行,并在一直与程高本并行于世。另外认为“风月宝鉴”、“石头记”、“红楼梦”存在旧稿,曹雪芹是在这些旧稿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而旧稿的原作者尚不清楚。

图2 红楼梦各种书名及其涵盖内容
三、作者及著作权问题
      通常认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似乎已成定局,其实在学界内的分歧相当严重。主要有几个层面:1、红楼梦的原作者另有其人,且与曹家毫无关系,并假托“曹雪芹”名称而行世;2、原书作者另有其人,旧稿为曹雪芹所得,披阅增删十载成为红楼梦;3、红楼梦作者是曹家的其他人,曹雪芹参与其中;4、红楼梦原作者就是曹雪芹。以上争论内涵是关系到红楼梦到底是谁的家事。这些观点的产生主要依据甲戌本的凡例和第一回楔子部分,正是由于对此部分的理解差异而导致以上争论。因为楔子的正文中只是说曹雪芹是披阅增删,而并未提及也未否定是原创者。戴不凡的“石兄”说,土默热的“洪昇、吴乔(玉峰)”说,刘润的“曹渊(颜)”说,“曹頫”、“曹颀”说等等,一时蔚为大观,其实至今在依据上都与“曹雪芹”说无法抗衡。但是在考证水平上认定作者是曹雪芹最初也是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他也是根据一些间接见闻把曹雪芹、芹溪、雪芹、芹圃等联系在一起,并把敦氏兄弟、袁枚和曹雪芹关联,开辟曹学研究之路。而在胡适之前世人都无疑问的承认作者就是曹雪芹。
      由此又附带出一系列问题,曹雪芹是否是历史存在?红楼梦自传成分有多少(包含自传毫无疑问)?贾(甄)宝玉的主要历史原型是谁?这些都是红学的根本问题,衍生为曹学,其实曹学的内涵本质是红楼梦的原创者、编撰者及历史原型。那么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用几个基本问题来对红学流派进行分类:1、是科学的考证态度、严格的考证逻辑吗?2、原创者是曹雪芹吗?3、红楼梦是历史实录、历史原型是曹家吗?对于一个具体的红学研究者情况比较复杂,但就其所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完全能够分类的。
      就本人在参考各家学说后所得到的感受是:1、红楼梦应该是在底稿的基础上修改综合而成,而底稿的原创者不清楚,很大可能是曹雪芹旧日之作品,随着阅历的增长,写作主题逐步深化而至如今境界;2、主要作者应该还是曹雪芹(可以肯定有其他人参与),此姓名为假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其在创作中的地位是否绝对尚不清楚;3、实录的成分很大(隐笔较多),但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并不一定与史实对应(反对整体曹、贾互证,反对整体小说、历史互证);4、宝玉的原型似不是曹雪芹,可能系曹雪芹叔辈。总之大致脉络尚明,存在疑点较多,有待日后循证(而不是探讨)。

图3 红楼梦研究分类
四、“曹雪芹”的生平及家世
      如果在大致承认上节文字后,曹学便应运而生。当时人尤其是亲朋在没有政治压力下的叙述应该最为可靠,其次是重要历史参考资料(但牵涉干碍政治的部分难免失真)。主要记述资料包括:红楼梦各版本本身,脂砚斋评语,敦氏兄弟、(张)宜泉的诗稿,富察明义、袁枚、周春等等。而当前所谓其家世研究其实只是曹寅家世研究,前提是曹雪芹为曹寅的子孙的假设成立(此点大致可靠,但还是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目前对曹氏子孙中是否存在“曹雪芹”还没有直接证据,曹氏五庆堂宗谱及官方重要资料中都没有曹雪芹的记录,八旗通谱中曹锡远一支下也没有提到曹雪芹。由此可以理解为,首先曹锡远子孙中目前没有曹雪芹此人或有但为曹×(字或号雪芹)而未载明,其次即使今后查到有曹雪芹,且是敦氏兄弟、宜泉的朋友,还应当证明此曹雪芹就是红楼梦中提到的那个“曹雪芹”。也即曹寅子孙中有名“曹雪芹”者并参与红楼梦的创作,只有这样曹学才有存在的意义。但现在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关系完全贯通,只能推测其为曹寅的子孙辈(具体问题争论严重),可见在这样基础上就进行“曹贾互证”是相当危险的。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那么曹雪芹应该为曹寅子孙辈,孙辈可能性更大(多数认为是曹頫之子),名霑(另作上雨下沽,康熙字典中无此字),字梦阮(周汝昌认为是芹圃),号芹溪居士、雪芹。工诗画(但同时交往的友人未提到著书)。有妻(2-3位,均为续弦,无妾),有一子,父子相继过世(先后不明,相隔数月而已),身后余妻,无子女。关于曹雪芹的个人特征及经历可参考相关著作(不能过于坚信某一种说法)。大致如下: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似阮籍)。集诗人、画家、文学家、博物家于一身(虽然在当时不知名)。其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书画造诣亦高,俱鉴赏能力;文学水平和博物程度在红楼梦中可窥一斑。祖籍辽阳可以肯定(目前对曹氏祖籍的争论其实是对曹锡远祖籍的争论,而且应当注意“祖籍”的含义及可变迁性),从曹锡远开始随孔有德降清入关,其子曹振彦天聪六年前为佟养性属下,天聪六年开始为多尔滚正白旗属下。而后曹玺、曹寅、曹颙、曹颀三代四人先后任苏州、江宁织造。曹玺妻孙氏据说为康熙保姆,曹寅与康熙关系甚密(据说为康熙伴读),而且曹家与刑部尚书傅(富)鼐(祖)、文忠公傅恒(孙);平郡王纳尔苏(父)、小平郡王福彭(子);广东巡抚李士桢(父)、苏州织造李煦(子);苏州织造马偏额(父)、江宁织造马桑格(子);云贵总督甘文焜等有姻亲关系。至雍正五、六年(1728年)曹颀因亏空被抄家,发回北京,可能住在隨赫德北京的宅第,乾隆三、四年(1739年)再次抄家(似书中之贾府最后的败落),此后可能在旧作基础上开始撰写《红楼梦》,并至迟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前数年大致完成,其间生活困顿,职业不稳定,也曾图过功名未果,后居于西郊或香山,可能葬于西郊或通州曹氏坟地。其一生似乎没有明显的经历繁华的迹象,其一生后面的35年左右基本在北京范围活动(除短暂游历江南外)。
      关于曹雪芹生卒年问题历来是争论的焦点,此处讨论的唯一前提是曹雪芹是本书原创者,目前的可能范围为生于康熙50年(1711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有5种不同观点。卒年乾隆23年戊寅(1759年)至乾隆29年甲申(1764年),有4种不同观点。其主要材料为红楼梦正文透露的时间特征、各种评语、历史天文资料、友人诗稿等,基本理论依据还是曹贾互证、常规逻辑。从这里可以看到曹雪芹的寿命为35至53周岁间(36-54虚岁),而根据诗稿认为40-50之间,最大可能为42-48虚岁范围内,而且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时应该在35虚岁以上(创作或写定这样一部小说时年龄不会太小),当然如果曹雪芹仅仅是修改者则另当别论。此处考证尽量不应用曹贾互证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曹雪芹的基本情况以如上所述,应该可以对其有一定的认识,但细节还需补充。不过曹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应用何种逻辑、方法对现有资料进行演绎,而是如何把这些重要的环节和基本假设坐实,否则依然是徒费口舌。从1960年代以来可能曹雪芹相关的遗址、文物多有出土,但针对这些文物的真伪还在争论中,普遍被承认的还是相对可靠的文字资料。

五、批书人及批语
      对小说进行点评批注盛行于明代,如毛批三国,金批水浒、张批金瓶梅等,但其特点都是后世与原著者无关的人所作的评点,评点只针对文字本身。在嘉庆朝(1796年)以前《红楼梦》的版本主要有两大系列,程高本系列是没有批语的,而脂砚斋评点石头记系列或多或少在正文上方(眉批)、行间(侧批)、下方(双行夹注,并非批语)、章回前后(回前回末总评及诗,有些不应归入脂批)都有朱笔批语,而这些批语通称为“脂批”,并由此延伸为“脂学”,是研究脂本系统中的批语及批书人的红学分支,其他分支都部分建立于脂学上。脂批是几乎与红楼梦写作同时(稍后)出现且不可分割的文字,明显有别于日后的各种普通红楼梦评点本。目前所收集到的有数千条所谓的脂批(眉批侧批共1800多条,加双行夹注有数千条),主要来自甲戌、庚辰、戚本,偶来自其他脂本。脂批其实包括脂砚(斋)、畸笏叟(60-70条)、松斋(杏斋,1条)、梅溪(1条)等(尚不知有多少为后人窜入)。其中有年月、署名的批共计一百零九条。
      从目前所得的脂本看,脂评系统相当复杂,而且不同版本呈现不同面貌。甲戌本批语众多,地位拥挤;戚本有独特的总评诗及评语,有双行夹注;庚辰本则眉批、侧批为朱笔,双行夹注为墨笔(与正文相同)。由此应该明确脂批有两种:一是随文原钞的双行夹注(不应称为批,其实是正文的一部分),一是后来过录的眉上行间朱批(即眉批侧批),而回前后总评可以视为正文部分(至少总评诗应属于正文),也有人认为是后人所写或由眉批汇成。如何看待脂批,首先应注意以下几点:1、目前发现的各脂本都是过录本,不是底本,有可能是多重过录本;2、抄写人不止一个,方式、水平、态度参差不齐,有错、漏、删现象;3、存在多种系统、不同版本在后期相互校勘现象;4、各藏本的收藏者有增加批语的可能;5、此书的底本亦有不同,修改的同时已经开始局部流通。这些因素都导致脂批真伪难辨,异文众多。其实在众多脂批中研究者真正关心并需要鉴别的是透露作者批者背景、佚文、主旨等信息的批语,而大多数属于针对文字本身的评语则可以等闲看。现在红学界对这些批语多数达成一致意见,但少数重要批语仍然存在不同看法,并导致红学各方面的不同派系。
      对于脂评人的研究由于资料更少,推测成分更明显。有认为脂砚斋是作者自己、长辈、妻子(前后两个)等,畸笏叟是作者长辈、即脂砚斋等,都缺乏明确依据。客观看脂砚斋、畸笏叟只能认为是作者(不特指曹雪芹)至亲或密友,深知作者底里、此书背景故事,并经历某些书中情节。脂评人不是简单的点评者,其不但与作者关系密切,而且对书的创作修改有相当的发言权,并且还是合作者,为书的完成作出巨大贡献。脂批为书作出注解,而且往往在难懂之处作出重要提示,尽量减少后人的误读,但也有透露重大玄机的诡秘意图。脂评人既从文学角度欣赏红楼梦文字,又从哲学角度提示红楼梦主旨,更从历史角度揭示红楼梦隐秘,达到某种不写之写的效果。可惜若隐若现的批语和正文中令人难解的大关节至今使后人不得要领,可叹“奇文传后世,脂砚迷千古”。

六、成书和流通过程
      红楼梦不但是部奇书,其创作经历和流通经历也是千古仅见。一般小说成书后方传世,而脂本红楼梦(当时名石头记)确是在不断修改中稿件已开始流出传世。而且此书涉及政治,可能在当时仅流传于亲友圈内,然后逐步向外流通,早期都是抄本。当达到一定影响范围后,为朝廷所禁,石头记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刊行前仍是民间私传的小说。多种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石头记曾遭禁毁,仅极少量抄本侥幸私藏民间,直至乾隆文字狱和程高本刊行较长时间以后查禁力度有所下降,但此时程甲本(而不是程乙本)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且由于当时鉴赏文化的差异,直到清末石头记未再引起重视(除个别识力超俗者外)。种种现象表明石头记干涉政治是可以肯定的,清政府从查禁到刊行改本应该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手段。
      红楼梦本事应该是存在的,通过正文和脂评透露出的信息,其背景应该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特定历史事件,当然放到小说里不可能完全实录。作者亲历或听闻后并达到一定阅历时方有感而发于笔端。但红楼梦又是复杂的,其主旨并不仅仅是一部隐藏的历史,更多反映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对现实世界、虚幻世界的叙述,而且是前所未见的,正是这种别具一格的主体感受和观念并结合文化(不仅仅是文学)修养才造就这部伟大的著作。其间浸透作者的悲情愤慨,但却以精妙叙事、传神写照、多时空变换的手法艺术化的加以阐发,这就是一种高级文化现象。
      一般认为红楼梦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年,1756年)之前应该基本完成,至少前八十回左右及后三十回大部分,主要的小说提纲及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可以粗略认为小说的完成时间最保守也应在此年之前。而甲戌年至少应该完成小说提纲和前四十回左右(当然有可能此时已经完成,但没有考证方面的明确支持)。所以曹雪芹开始撰写应该在乾隆九年(1744年)之前,如果认为是曹家故事,应该是乾隆朝以后的事情,所以撰写开始时间最大可能在乾隆五年到乾隆七年之间(1740-1742年)。经过曹雪芹十年以上(所谓十年应是虚指)的撰写(作者为曹雪芹)或删改(作者为其他人)于乾隆十九年(甲戌)之前几年大致完成撰写,而且已经初评、重评,到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应该可以肯定完成绝大部分的撰写,到乾隆廿四、五年(己卯、庚辰)经历四评(脂砚斋评,而不包括畸笏叟后加的批语),庚辰本是目前发现的脂本中最晚的本子。之后到乾隆廿九年(甲申)未有明显资料,似乎停滞批改,甲申年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再次出现大量畸笏叟批语(有时间、称谓)。脂砚斋在丁亥夏已经逝世,曹雪芹更早一点(甲申前)。而各本子中有时出现畸笏叟的批语,如庚辰本中有丁亥年甚至辛卯年(乾隆三十六年)的批语,这可能为这些早期流出的纯脂评本根据后流出的畸笏叟评定脂本将评语加入,所以所谓某某本只是针对其正文特征而言,不包括评语。丁亥后到乾隆五十六年程甲本刊印,期间红楼梦(石头记)以抄本形式流传,而且抄本的版本趋于多样化,除碍于政治者外在贵族和民间极受欢迎。主要还是以八十回本为主,也有百回以上的版本。明义提到的就是一种早期完整版本,很多情节似乎不同于脂本(而类似程甲本),是否由曹雪芹传出或是他人续作存在争议,因此还不能单纯认为期间只有八十回本流通,而程甲本的后四十回也不能肯定由高鹗续写。程高在八十回本和收集到的大量版本(可能比今天见到的还多)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程甲本,几个月后刊行程乙本,其为政治任务是肯定的。至于之后的情况在此不赘述。

http://s12.album.sina.com.cn/pic/4cfa395f02000p3z图4 红楼梦成书及流通重要事件

如果不考虑特殊情况此书创作过程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有几个问题必须加以关注:1、红楼梦(石头记)究竟是原创还是删改,有无明显迹象;2、如何看待明义、永忠的红楼梦系统本子与脂本系统本子的关系;3、创作中主题思想及其表现手法的变化过程;4、曹雪芹有没有完成脂评中所提示的后面部分;5、曹雪芹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或心理才导致残存前八十回(其实还不到)。这些都是目前红学还无法回答的问题。本人提出一些可能的解释:1、曹雪芹确实只是在原稿(风月宝鉴之类)基础上加工,但进行重大修改,从色空升华为家族败落及众女子悲惨命运,因此出现两种系统本子。2、系曹雪芹原创,但在创作过程中先后主题思想有重大变更,但传给明义等远亲的只是先前的稿子。3、曹雪芹基本上完成整部小说的写作,但后三十回被借走迷失,后由于生活原因未能在有生之年补全。4、曹雪芹基本上完成整部小说的写作,但后三十回被强行拿走(朝廷?),又不敢再次补上,只能闪烁其词利用脂批(正文提示)达到不写之写(或者受到警告自裁后三十回)。5、曹雪芹并未完成后三十回,只是有提纲和完成部分几回而已(此种可能最小)。    暂且不论红楼梦著作权问题,创作历程最大可能性为:在原有其他稿件上进一步撰写,但创作过程中主题有重大变更(如此宏大的小说,一气呵成是不太现实的,惟有磨砺,方见真经),又恐遭迫害,传给明义等远亲的只是先前的稿子,曹雪芹基本完成整部小说的创作,而后三十回因有碍政治,被拿走或自行删却,又不甘心,借脂评和正文提示透露给后人,又不敢太张扬。其实从目前的脂评结合前八十回今人基本可以窥见后三十回大部分面貌,可见作者苦心,由此本人更加疑心评者和作者身份上很可能有较多重叠的成分。


七、红楼梦主题、结构与手法
      前文提到红楼梦题名较多,同样其主题也比较广博,应该说红楼梦这部书不同人从不同角度阅读可以窥见不同的主题。在讨论主题前应该明确一个概念,即今人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和作者站在自身的角度上的“主题”含义有明显的区别,而红学讨论的主题是指后者。作者在凡例中明确提出此书意在为闺阁昭传,写众多女子的闺阁故事,发微阐幽,以小知著,渗透作者对女子的敬佩、爱怜、同情乃至悲悼,这尽管是表面现象,但肯定也是作者主旨之一。细细想来这个主旨立意不可谓不高,以百余位脂粉英雄对应《水浒》中百余位绿林好汉,千古未有之绝唱,作者的文学悟性,文化魄力实在令人赞叹。这或许是明义见到的所谓“作者早期红楼梦”的主题。此外大家族的内外矛盾及败落始末亦是主旨,作者只是大致实录,不可能站在历史角度上看待问题,仅从侧面揭露贵族子弟生活奢华、淫逸及政治上的失足,总体上看惟痛而不恨,惟悲而非怒。所谓的色空主题也是附加在以上主题之上的,不是独立的最高层次的主题,与其说是看破色而悟空,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妥协和逃避,这样的超脱是消极的人生观,宝玉的“悬崖撒手”在今人看来只有莫名的哀叹。相比而言倒是宝玉对他人、外物的态度、情感倾注方式,一种自然古朴的人生观、社会观反而应该引起读者的关注,在宝玉身上时时体现的大道如斯、哀而不伤的气质,与红楼梦的整体风格融为一体。男女爱情在红楼梦中应该是比较淡薄的,作者对于情感交流的描写简洁而惟美,书中尽管有男女之情、男女之事,却并非作者特意为写爱情而写。书中男女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淡淡之情、浊浊之淫,作者对两者的描写和态度是有明显区别的。前有二玉、后有二宝的爱情故事,尽管是全文的主线,但与整个大主题相比还是显得微不足道。为擅风月者戒与以上主旨相比实在不值一提,所谓“风月宝鉴”一名并非为此而设,是提醒读者本书有正反两种阅读方法。而这些浮出表面的主题背后隐藏的是作者的良苦用心。如果用心读,应该能发现书中始终有二明一暗三条线(神话、尘世、历史)。作者是采用“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手法,将作者亲历或其家族相关的历史事件隐藏在正文中,用人物、隐语(谶语)、特定时间、避讳、诗词赋等高级文学手段(这比所谓修辞等等的手段高明不知千百倍)给读者以提示,而且非常隐蔽,相信、尊重读者的智慧,留给读者相当的考证、想象空间,不啻是历史考证学优秀的实践题材(但作者恐怕无法设想会发展到如今状况)。
      从结构上看最大的问题还是红楼梦的总回数,即作者当时完成的或计划中的回目数。目前有108、110、120三种,其实108和110可以视为一种,主要是部分回目的插入问题造成,而120回则主要受到程高本的影响。依照一般章回小说习惯,百回以上的以120回最多,108回可能性也较大。本人比较倾向于108回的说法,其实前80回中最后两回是为凑数后写的,原只78回,而且有些也是插入或展开的,故目前脂本80回大致相当于曹雪芹定稿时的1-4稿(每稿18回),而5-6稿迷失(36回),这也大致符合佚稿的文字容量。5-6稿究竟是迷失还是删却及其迷失时间,脂批系统提示比较混乱,这也涉及版本问题,此处不作讨论。脂砚斋应该读到全文而畸笏叟未读到,当然也可能是都读到但不得已删却并重新附加所谓畸笏叟评语作提示之用。108回分为两部,前54回为上写荣,后54回为下写枯,而且刚好是两扇,所谓首尾相应,而且是大致对称的。
      除凡例(相当于序言,作者层面)外,每一回基本结构为:回目、回前总评、回前诗、正文(含批注)、批语(眉批、侧批)、回末诗、回末总评。全文的结构为:石头来历(幻作玉佩夹带入世)——颠僧跛道——木石前盟(神瑛、绛珠)——太虚幻境(警幻、可卿、诸芳命籍)——石头记故事即家族盛衰(明写中都贾家、暗写金陵甄家、隐藏作者家事)——十二正钗命运——家族内生活——与其他家族交际。而作者层面、神话层面、尘世层面、历史层面都互相独立,只颠僧跛道、梦境可以穿梭于神话、尘世之间,实际上尘世中的人物也是由神话层面人物下凡以了结情案。红楼梦在叙事学角度上有其独特性,其叙述者层次比较复杂:作者(介绍创作缘起)[超超叙述]——说书人(讲述石头记来历)[超叙述]——石头(幻形入世历尽红尘)和说书人交替[主叙述]——人物眼中心中的现实世界[次叙述]——作者家事和历史事件[潜叙述],完全突破中国小说传统叙事模式,如同有四种拍摄层面的现代影视(恐怕至今也是罕见的),而作者(修撰者)在当时有这样的超前意识更令人拍案叫绝。
      红楼梦在表现手法上的特点也是相当突出的。戚蓼生序中评价红楼梦“一声两歌、一手两牍”(其实还不止),其一笔描述精当的写明当前事,托出前文,伏下后文,有时还隐指历史,真是神乎其技。其在人物描写上很少着笔客观细节,而语言生动赋有个性,是“传神写照”的大手笔,读者虽不知人物的衣着、相貌,其音容性情已活在读者心中,红楼梦中这样写活了的人物数量不少,而其他作品中主人公都未必能写到此境界。红楼梦中十二钗其实是对性格的一种归类,而通部书中女儿都大致可以归入某类中,而且人物之间有相似性和融合性(如秦可卿兼有钗黛优点,香菱像秦可卿、又像黛玉,晴雯似黛玉,袭人似宝钗等等),其实现实世界又何尝不可以如此聚类。红楼梦中大量使用隐喻、谶语,这与作者时代局限性不无关联,但只要读者客观看待,细心品读,也是一道回味无穷的美宴,这些语言往往与人物性格相契合,性格决定命运也符合科学人生观,其实汉文化中某些宿命论也不见得都是妄言,科学强调的是方法论,而科学本身不代表真理。“千里伏线、首击尾应”也是一大特色,有些伏线让人决难想象,其意外感、跨越度、深刻性不是普通小说能望其项背的。另外书中诗词赋、情景描写、心理描写的高超文笔就不在此一一阐述,而这些历来文人沾沾自喜的才艺却只是此书表现手法中次要部分。

八、红楼梦的版本
      目前所发现的《红楼梦》(石头记)版本:
1、《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简称甲戌本,乾隆十九年(1754年),残存十六回(不连续,原可能有三十二回),一九二七年胡适收藏,原为大兴刘铨福藏。此本现存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该本从甲戌重评本稿本过录,应该抄于乾隆二十三年(丁亥)以后,评语从其他本子移植。此本文字尚在修改中,缺部分重要内容、回评、诗词等,而批语特多。
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简称已卯本,乾隆廿四年(1759年),怡亲王府抄本的过录本。残存三十八回,后又得三回又两个半回,现共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原为董康所藏,后归陶洙,现由北京图书馆入藏。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则仍由原发现单位历史博物馆收藏。某些部分与甲戌本相比有较大修改,仍然不是最后定本,但抄写质量不高,批语很少。
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简称庚辰本,七十八回,一九三二年由徐星曙购得,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是怡亲王府抄本的过录本,与己卯本相同,其源头为丙子三评本、甲戌本、怡王府抄本等,同样是未最后定稿,但所缺内容较少、修改范围更小。过录时间同甲戌过录本。
4、蒙古王府藏《石头记》简称蒙府本,过录时间是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之后,原八十回(缺五十六至六十二回,程甲本配抄),本戚序、己卯、梦稿本,钞配程甲本成一百二十回,一九六零年发现,现藏北京图书馆。底本为立松轩手抄本。松轩本的底本则有三个,依次为怡王府系的庚辰本、己卯本和杨藏本(皆非今本)。过录时间是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之后。
5、戚蓼生序《石头记》简称戚序本,八十回,戚序本实际应包括至少4种以上,略有差异而已。正文、批语略有后人删改。一九一二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其底本戚沪本(仅前四十回)已发现,今藏上海图书馆。戚蓼生序《石头记》(南京图书馆藏本)简称戚宁本,八十回,南京图书馆旧藏。与蒙府本同为立松轩手抄本系统,但都有较大的修改。
6、杨州靖氏藏钞本《石头记》简称靖藏本,八十回,靖应鹍旧藏,一九五九年发现,一九六三年迷失。毛国瑶抄录其批语并回忆部分内容。为多种本子拼凑,更接近戚序本。抄录时间在戊子(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丙申(乾隆四十一年,1776)。
7、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简称梦稿本,杨继振所藏,一百二十回,一九五九年春发现,现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底本有拼凑,删改正文也很厉害,只有残批数条,成书当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以后。杨继振入藏此本时残缺太甚,咸丰五年乙卯(1855)秋月以程甲本补足。
8、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藏钞本《石头记》简称列藏本,八十回,缺五、六两回,实存七十八回,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旧藏。全书的大部份从己卯本和庚辰本,然而也有跟府本、戚本、郑本、杨本、舒本、梦本有相同母本者。有脂批和其他批语。其过录时间应与梦觉本、舒序本相当,即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至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之间。
9、舒元炜序《红楼梦》简称舒序本,残存四十回,吴晓铃旧藏,朱南铣有影钞本,藏北京图书馆。拼凑本,但与早期脂本有关联。
10、郑振铎藏钞本《红楼梦》简称郑藏本,残存二十三、二十四两回,郑振铎旧藏,现藏北京图书馆。与列、梦稿同一系列,其抄写时间当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前后。
11、梦觉主人序《红楼梦》简称甲辰本,八十回,一九五三年发现于山西,现藏北京图书馆。介于脂本和程本之间,原抄本即当抄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之前。今本为甲辰本的过录本。
12、卞藏脂本红楼梦,简称卞藏本,残余10回,它保留着脂本所独有的部分回前诗,保留着脂本所独有的少量回前评,保留着脂本所特有的一些批语及类似自白的文字。应抄于清嘉庆前期。深圳卞亦文以19万元拍得并收藏。但此书真伪尚有争议。文字近戚序、舒序本。
13、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书屋木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世称程甲本者,其底本亦系脂本系统之早期钞本,一百三十多年中流行的都是程甲本,目前藏本较多。
14、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距离程甲本仅七十天)程乙本,1927年胡适将程乙本标点,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程乙本是在程甲本基础上进行重大修改的政治性版本,是目前通俗市场上推广最多的所谓“全本”。
其他可能存在过而尚未出现的本子有:作者底稿、明义所见红楼梦、曹雪芹撰写初稿、初评本、三评本(丙子?)、怡王府原抄本、三六桥本(110回,早期续书?旧时真本?)、立松轩底本、程丙本、犬窝本。
      红楼梦(石头记)的版本源流情况之所以如此复杂,归根到底还是小说本身的文化魅力。从社会因素上看政治干预(导致其不完整、早期流传范围局限)和民间推崇(禁而不绝、反复抄印、民间版本众多)是主要的原因。从版本学看影响因素为:1、最后写定者只将前八十回左右传出,小说本身不完整;2、撰写修改时间跨度相当长,未写定已开始小范围传抄,而且到撰写者逝世时都没有最终定稿(尽管修改越来越小);3、批语的时间跨度更长而且滞后(甚至很多批语写在撰写者逝世较长时间后);4、早期抄本虽然底本一致,但抄写质量差异明显,无法反映底本原貌,传抄次数越多越失真;5、早期抄本之间也有相互借鉴补充,即使少数几个底本就可以衍生出多种组合的抄本;6、对小说原文和批语不尊重,擅自删改原文添加批语而不作任何说明;7、程高本本身就是对原著最大的删改(但不一定是程高本人所为),在此时间之前数年各种脂本系列已经相当混乱。8、脂本系统和程高本系统相互混杂而出现各种形式的后期版本(往往以红楼梦为名),前八十回以脂本为主,程高本补充,后四十回依据程高本。9、原先的抄本不断被过录、修补、增删而出现各种可能的版本形式。10、多次政治干预使原先丰富的版本形式一度凋敝、幸存的也残破,与程高本一起成为极后期的拼凑本的底本。      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及其组合的客观存在,今天在讨论版本问题是应该明确以下原则:1、应尽可能将历史上出现过的重要版本(底本)按一定的规则排列;2、严格区分作者稿本(如作者手中的甲戌重评本)、手抄底本(怡亲王府手抄原本)和过录本(今所见残存的甲戌本)的概念;3、对特定本子应该以回或回集团(来自同一底本的基本连续的章回)为单位分别进行源流考证;4、批语(包括误抄为批语的正文)与正文应该分离考证,即使是同一回也不能简单视为同时抄录;5、对于各个版本应该从横向(同期版本)、纵向(前后时期版本)、文学(文字优劣)、文化(历史背景)多角度综合考证;6、区分纯文字研究(基于内容本身)、影印本研究(基于抄录刊印特点)、原本研究(基于文字载体)三个层次;7、某些不明确的特征(如避讳)的使用应当谨慎。
      版本源流的考证相当复杂,比家世考证更加繁琐,而且现在能看到的本子只是各种版本海洋的一粟,经过汇校可窥见原著前八十回的大致面貌,并收集部分提示后文的正文和批语。版本学的首要目的是还原作者的文稿及其修改的过程,其次才是对版本源流的全面考证,目前的成果可以基本做到还原前八十回绝大部分文字(除部分内容有争论),至于其他目标还谈不上。期待更多新版本出现的同时,对原有版本的深入研究仍然重要,版本学研究的现状是“已露锋芒,任重道远”。


http://s1.album.sina.com.cn/pic/4cfa395f02000p40图5 红楼梦版本流源

九、红楼梦探佚及续书
      探佚学是红学重要部分,是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还谈不上表现手法)的探讨,主要依据是前八十回有伏线作用的正文和部分批语,反对应用曹贾互证,反对片面主观。以下为后三十余回内容:1、宝黛爱情以悲剧结束,黛玉可能因病、自缢、溺水而亡;2、黛玉逝后,宝玉与宝钗结婚,婚后生活孤独(宝玉可能在外);3、贾家继甄家后获罪衰败(可能有一支兴起);4、十二钗悲剧(各归宿命)及诸多副钗归宿;5、宝玉、熙凤悲苦生活;6、甄贾宝玉相聚;7、宝玉悬崖撒手,遁入空门;8、归结红楼梦,回复神话世界,照应楔子。众多探佚学者的基本观点相近,因为目前的提示所能得到的结论本来就有限。而从篇幅看这些内容也符合三十余回长度。其实由此红楼梦的全豹是可以大致窥探的,只是概叹未能见到作者神来之笔。至于传说中的某些结局可能系某种续书或早期稿本,最接近原著的应该是三六桥本,即所谓的旧时真本,尽管情节有差异,但结局的意境和所引发的读者感受十分近似。
      红楼梦续书现象正是此书受喜爱程度的一种反映,除程高本外,民国前的续书都近于荒诞,所以对原著的冲击十分渺小。而近现代的续书都是建立在探佚学的基础上,某些想象性的作品也很荒唐。总之要以目前的资料和当代人的手笔来续写红楼梦恐怕要蒙羞,原著者近乎天才的文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仅见,代表的是中国小说史的最高丰碑,以后也无人可以超越(无法回复当时的国学氛围、历史境界)。程高本的续书虽然是对原著的故意曲解,对原著的冲击相当巨大,但其毕竟为红楼梦的保存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抛开原著框架,后四十回的语言、结构、手法何尝不高明,其故事情节绝对称得上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对此今人还是应该平心看待。

十、红楼梦相关书籍分类及评价
      红楼梦相关书籍目前已有上千种,但真正有见地、有价值的只是少数部分。拟对其进行归类,指出重要作品并以黑体表示,未收藏之重要作品后注(无)。在此不作展开,具体可参见:自制红楼梦相关书籍(excel表格);红楼星语有关书籍、作者索引(word文档)。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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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0:48
推荐红学书目◆《脂研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75年5月,定价 1.75元。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93年10月第1版。1000元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上海古籍出版社,84年6月,定价11.45元。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书目文献出版社,定价300元(精装6册)。
◆《石头记》(苏联列宁格勒藏本),中华书局,96年,定价263元(共6册)。
◆《甲辰本红楼梦》,书目文献出版社,89年10月第1版,93年10月印刷,定价170元(精装4册)。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75年6月第1版1印刷(共8册)。22.5元
◆《红楼梦》(舒序本),中华书局,87年6月1版1次,(共2册)250元
◆《红楼梦》(程甲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6月一版一印,(共4册),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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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57年10月一版62年一印,定价4.50元(共4册)。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后部四十回、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俞平伯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58年2月第1版,93年11月印刷,定价35.1元(共4册)。
◆《红楼梦》,欧阳健、曲沐等校注,花城出版社,94年1月,定价78元(精装2册)。
◆《脂研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邓遂夫校,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一版01年三印,定价 25元。
◆《脂本汇校石头记》,郑庆山校,作家出版社,03年4月一版一次,共3册,定价68元。
◆《八家评批红楼梦》,冯其庸校,文化艺术出版社,91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80元(精装3册)。

◆《红楼梦戏曲集》,阿英编,中华书局,78年1月,定价2.45元(上、下册)。
◆《红楼梦弹词开篇录》,刘操南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一版一次,定价20元。
◆《红楼梦子弟书》,胡文彬编,春风文艺出版社,83年12月,定价1.05元。
  
◆《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90年1月第1版,91年11月印刷,定价32元。
◆《红楼辞典》,周汝昌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87年一版一次,定价11元
◆《红楼梦鉴赏辞典》,上海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88年一版一次,定价7.65
◆《红楼梦辞典》,杨为珍、郭荣光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86年一版一次,定价5.10元
◆《红楼梦风俗谈》,邓云乡著,中华书局,87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3.75元
◆《红楼梦小考》,陈诏著,上海书店出版社,99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20元
◆《红楼梦风物考》郭若愚著,陕西人民出版社,96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1.50元

◆《忏玉楼丛书提要》,吴克岐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2月一版一次,定价36
◆《红楼梦书录》,一粟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7月,定价1.6元。
◆《红楼梦卷》,一粟编,中华书局,63年12月一版80年4月3印,定价2.40元,上下
◆《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顾平旦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83年12月,定价1.36元。
◆《红楼梦叙录》,胡文彬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80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1.00元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75年3月,定价1.00元。
◆《李煦奏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76年5月,定价1.1元。
◆《&lt;新译红楼梦&gt;回批》,[清]哈斯宝著,亦邻真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79年2月,定价0.35元。
◆《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王利器著,北京出版社,83年8月,定价2.7元。
◆《楝亭集》,[清]曹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78年12月,定价2.2元(上、下册)。
◆《楝亭集》,[清]曹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78年12月,定价60(上下册)线装
◆《春柳堂诗稿》,清张宜泉著,文学古籍刊行社,55年11月一版一次,定价30元
◆《红楼梦人物印谱》,倪品之治印,北京市中国书店,87年12月,定价1.6元。
◆《读红楼梦随笔》,清佚名著,巴蜀书社,84年一版一次,定价7.50元

◆《红楼研究小史稿》,郭豫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0年1月,定价0.52元。
◆《红楼研究小史续稿》,郭豫适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1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10元
◆《红楼梦史稿》,韩进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81年11月一版2年9月二印,定价1.60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刘梦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99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25元
◆《红学百年风云录》,欧阳健等著,浙江古籍出版社,99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29.8
◆《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陈维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15元  

◆《红楼梦论稿》,蒋和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81年版一次,定价2.10元
◆《漫说红楼》,张毕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78年9月,定价1.55元。
◆《红楼佛影》,张毕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79年6月,定价0.47元。
◆《谈佛说道解红楼》,罗伟国、张丕谟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定价12元
◆《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74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0.17元
◆《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施达青著,人民出版社,76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0.29元
◆《我们是怎样读红楼梦的》,武汉大觉中文系七二级评《红》组,人民教育出版社,76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0.38元
◆《林黛玉的悲剧》,李品珍著,广东旅游出版社,98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11.50元
◆《贾府书声》,张毕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3年5月,定价0.49元。
◆《漫说红楼话教育》,郑万钟著,四川教育出版社,94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4.25元
◆《从&lt;红楼梦&gt;看中华文化》,成穷著,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4年4月,定价9.8元。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lt;红楼梦&gt;》,李(吉力)著,知识出版社,95年8月,定价12元。
◆《红楼禅话》,李哲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99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21.00元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余英时著,上海社科出版社,2002年2月,定价24元。
◆《曹雪芹文艺思想新探》,翟胜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4月一版一次,定价11.80元
◆《红楼梦哲学精神》,梅新林著,学林出版社,95年5月一版96年8月二印,定价17
◆《楼外谈红》,李国文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18.50元
◆《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岳麓书社,萨孟武著,98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17.80元
◆《红楼梦本事之争》,孙玉明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4元
◆《红楼梦释真》,邓狂言著,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23元
◆《红楼梦真谛》,孙玉明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1元
◆《红楼梦与金瓶梅之关系》,张庆善主编,辽宁古籍出版社,97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8元
◆《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6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19.80元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著,三联书店,83年9月第1版,85年5月印刷,定价2.00元。
◆《红楼梦人物论》贵州省红学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88年2月一版一次,定价2.4元
◆《论凤姐》,王朝闻著,百花文艺出版社,80年4月,定价2.75元(精装)。
◆《红楼十二论》,张锦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95年8月一版一次,定价14.10元
◆《贾宝玉与大观园》,胡文炜著,华艺出版社,95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11.80元
◆《红楼梦的心理世界》,杜景华著,北京燕山出版社,93年10月,定价6.5元。
◆《红楼梦宝藏》,高语罕著,四川文艺出版社,99年7月,定价14元。
◆《末世悲歌红楼梦》,曾扬华著,汕头大觉出版社,97年7月一版一次,定价15元
◆《红楼梦艺术论》,徐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0年5月,定价0.5元。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卢兴基、高鸣鸾编,语文出版社,85年8月,定价1.9元。
◆《红楼启示录》,王蒙著,三联书店,91年5月,定价5.2元。
◆《红楼梦对话研究》,孙爱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9月,定价16元。
◆《红楼梦叙事》,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98年5月,定价15元。
◆《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周思源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8年12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的文学本体》,罗盘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1元
◆《红楼梦考释》,杜世杰著,中国文学出版社,95年3月一版97年6月二印,定价16.80
◆《红楼艺术》,周汝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95年9月一版一次,定价13.9元
◆《名家解读红楼梦》,张宝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98年一版一次,定价39元,上下
◆《红楼梦引论》,曾扬华著,中山大觉出版社,2001年10月,定价18元
◆《红楼漫拾》,邸瑞平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定价25元
◆《红楼梦鉴真》,郭卫著,光明日报社,2998年8月,定价29.50元
◆《红楼梦真相》,刘铄著,华艺出版社,1998年1月,定价15元
◆《我说红楼》,程贤章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6月,定价15元
  
◆《曹雪芹佚著浅探》,吴恩裕著,天津人民出版社,79年11月,定价1.22元。
◆《曹雪芹丛考》,吴恩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2月,定价1.35元。
◆《曹雪芹墓石论争集》,冯其庸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94年8月,定价7.5元。
◆《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冯其庸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7年8月,定价58元。
◆《曹雪芹》(上卷),端木蕻良著,北京出版社,80年1月第1版,80年9月印刷,定价1.00元。
◆《曹雪芹小传》,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5.5元。
◆《曹雪芹新传》,周汝昌著,外文出版社,92年,定价6.95元。
◆《曹雪芹祖籍考论》,王畅著,河北教育出版社,96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26.80元
  
◆《俞平伯说红楼梦》(注:即《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12月,定价11.5元。
◆《红楼一家言》,高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定价6元。
◆《论庚辰本》,冯其庸著,上海文艺出版社,78年4月第1版。
◆《红楼梦魇》,张爱玲著,上海古籍出版社,95年12月,定价17.1元。
◆《红楼梦新探》,赵冈、陈钟毅著,文化艺术出版社,91年9月,定价6.8元。
◆《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郑庆山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92年2月,定价5.8元。
◆《石头记鉴真》,周祜昌、周汝昌著,书目文献出版社,85年5月,定价2.7元。
◆《红楼梦真貌》,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19.50元。
◆《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50元(上、下卷)。
◆《红楼梦脂评新探》,孙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11月一版一次,定价1.10元
◆《列藏本石头记管窥》,胡文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7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2.90元
◆《红楼雾瘴》,克非著,四川文艺出版社,97年3月一版一次,定价16.8元
◆《红楼梦刘履芬批语辑录》,王卫民辑,书目文献出版社,87年12月,定价1.25
◆《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一版一次,定价17元
◆《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郑庆山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5月,定价45元

◆《石头记探佚》,梁归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83年5月,定价0.98元。  
◆《秦可卿之死》,刘心武著,华艺出版社,94年5月,定价5.9元。
◆《红楼三钗之谜》,刘心武著,华艺出版社,99年9月,定价17元。
◆《红楼梦新补》,张之著,山西人民出版社,84年12月,定价2.15元。
◆《红楼梦的真故事》,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5年12月,定价15元。

◆《&lt;红楼梦&gt;诗词评注》,江西大学中文系编印,74年12月。
◆《&lt;红楼梦&gt;诗词评注》,丁广惠撰稿,王伯英等增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79年5月第1版,80年9月印刷,定价1.25元。
◆《红楼梦诗词联语评注》,于舟、牛武著,江西人民出版社,80年5月第1版,82年3月印刷,定价0.72元。
◆《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蔡义江著,团结出版社,91年7月,定价8.7元。
◆《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蔡义江著,中华书局,2001年10月,定价30元

◆《红楼解梦》(第二卷),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著,中国华侨出版社,96年5月,定价18.10元
◆《红楼解梦》(第三卷),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著,中国华侨出版社,97年5月,定价36元(上、下册)。
◆《红楼圆明隐秘》,霍国玲、紫军著,工商出版社,97年12月一版一次,定价35元
  
◆《&lt;红楼梦&gt;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75年5月,0.83元。
◆《红楼梦研究资料》,解放日报社编印,75年5月。  
◆《红楼梦研究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编,1974年9月
◆《红楼梦研究资料选编》,扬州师院中文系编,1974年11月
◆《评红楼梦》,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6月
◆《读红楼梦资料选》(第一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学员读《红楼梦》小组编,1974年6月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0月,定价0.47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1月,定价0.91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2月,定价1.55元。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78年1月,定价0.89元。
◆《红楼梦讨论集 二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55年6月一版一次,定价0.89元
◆《红楼梦讨论集 四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55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0.62元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红楼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吕启祥、林东海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定价68元。

◆《红楼梦评论集》,李希凡、蓝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73年12月,定价0.94元。
◆《红楼梦论丛》,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79年7月,定价1.1元。
◆《红楼梦探源外编》,吴世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12月,定价1.85元。
◆《红楼梦探源》,吴世昌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2002年2月二印,定价30
◆《红楼梦问题评论集》,郭豫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12月,定价0.77元。
◆《红楼梦新论》,刘梦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2年7月,定价1.7元。
◆《漱石集》,冯其庸著,岳麓书社,93年5月,定价12元(精装本)。
◆《红楼梦与金瓶梅》,孙逊、陈诏著,宁夏人民出版社,82年8月,定价1.65元。
◆《红楼梦探微》,胡文彬著,华艺出版社,97年8月,定价18.5元。
◆《红学耦耕集》,梅节、马力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定价HK$38元。
◆《梦香情痴读红楼》,胡文彬著,山西教育出版社,98年4月,定价14.5元。
◆《红楼梦概论》,冯其庸、李广柏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一版一次,定价25元
◆《梦边集》,冯其庸著,陕西人民出版社,82年10月一版一次,定价2.00元
◆《红学世界》,胡文彬、周雷编,北京出版社,84年4月,定价1.6元。
◆《我读&lt;红楼梦&gt;》,巴金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82年1月,定价1.38元。
◆《冷眼看红楼》,胡文彬著,中国书店,2001年7月一版一次,定价24元
◆《红楼梦:爱的语言》,裔锦声著,北京大觉出版社,2000年12月,定价15元

◆《大观园》(修订本),顾平旦编,华夏出版社,90年6月,定价7.8元。
◆《大观园之迷》,冯精志著,北京燕山出版社,93年4月一版次一次,定价4.95元
◆《红楼访真》,周汝昌著,华艺出版社,98年7月,定价23.50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辑,79年11月创刊,89年底停刊,共出14期。
◆《红楼梦研究集刊》(一),上海古籍出版社,79年11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3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四),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9月,定价1.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五),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11月,定价1.55元。
  
学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编,79年7月创刊,季刊。
◆《红楼梦学刊》七十八本。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0 15:38
说“经典”

文/止庵






经典的判断标准,在我看来一是“历久而弥新”,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久而弥新”是时间概念,经典可以超越某个具体的时间限制。经典的寿命,可以超越其载体的寿命。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秦火之后,“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是为《今文尚书》;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则说,“《诗》由口授,非秦火所能焚”。而现在一本书上了排行榜,大家抢着看,卖几十万册,但可能没过几个月就很少人看了,到了明年也许压根儿没人提了。这就是经典与非经典的区别。我一直主张不必读那些太新的书,没准儿你还没来得及读完,它已经过时了。
“放之四海而皆准”是空间概念,经典可以超越某个特定的空间限制。比如中国古代的《老子》、《论语》,今天在西方有许多译本,说明它可以为完全不相干的民族所接受。外国的书也是一样,比如我们读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再看看身边的人们,会发现相像之处太多了,说得上比我们自己写的小说还要真实呢。附带说一句,衡量经典只有一个标准,无论哪里,概莫能外。所谓“某某经典”,只是一种比喻,一种修辞手段。
经典作品被不断地重新出版,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既不为时间也不为空间所局限的魅力,它能与古今中外的读者产生共鸣。中国古代有很多禁书,有些书一被查禁就失传了;但是《水浒传》、《红楼梦》等也曾遭到查禁,为什么现在无人不知呢,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是经典,可以超越这些障碍。现在重新出版经典,既顺应历史的潮流,也满足读者的需要,当然值得赞同。但是这里也有一些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有些书不值得花大气力重新出版。常常有这种事情,出版社挖掘出某个作家,大加吹嘘,却不被读者接受。把不是经典的东西当作经典推出,往往没有什么效果。
其次,应该怎么对待经典。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以后很多人都认为是假的。很多先秦的书都有类似情况,就连《论语》,也有人怀疑后五篇的真实性。第四是改名,如《老子》叫《道德经》,《庄子》叫《南华经》等。第五是删节,如明朝朱元璋不喜欢《孟子》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都给删去了。第六是续作,如续《红楼梦》就有好多种,《水浒传》、《西游记》也有续书,有的续本甚至假冒作者的名义。
古人对待经典的上述做法,今天一仍其旧。比方说续写《围城》,伪造村上春树“情人”的书,将《枕草子》改名《日本格调》之类,至于找枪手改写现成译作以冒充新译本,就更常见了。不过,这些书商的伎俩,正规出版社一般不屑为或不敢为,出版社做的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是删节。为什么删节,理由很多,概而言之是“不合时宜”罢。必须承认,一本书是个整体,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要求它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这应该是我们对待经典的基本态度。如果认定某本书不合时宜,最好的办法是暂不出版;既然出版,就应保存原貌。可以附加说明,但是不宜删节。譬如《金瓶梅》出个节本,说来什么也不是。
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里,有些作家把外国戏剧的情节换成中国的背景,人物改成中国的名字,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高尔基的《底层》,都有这种遭遇。这种事情不能说完全不可为,但我不认为是对待经典的好的态度。可以把改编后的作品看作改编者的作品,但不能当成原作者的作品。我们对待经典,不仅要利用它,还要尊重它。
时至今日,不少先秦典籍仍然真假难辩,乃是文化史上很惨痛的教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再做。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2 01:53
洋人的“世界50大文学名著”

张放

这是一个以西方人的眼光,最新评出的全世界头50名的经典名著(点此见原出处)。既然是西方人的角度,所以,我们东方的中国人用不着愤怒,更不用抱怨为什么我们中国四大名著如《红楼梦》等没有被列上去。实际上,中国的四大名著早就翻译到了英语中去。至于为什么没有被排列在其中,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原因即可,也不必太过心。这个名单,不仅包括了英语的经典名著,也给了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仍可以继续天天沉醉于“中国的就是世界的”的名言之中,沉醉于因此“中国的文学名著,也注定是世界文学名著”的美梦之中,沉醉于中国文学正在“走出去”的大战略的推动下,已开始影响全世界的幻觉之中。如果不小心看到这最新出炉的名单后,产生背过气的感觉,这绝对不是老张我的本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说的是,这50本世界文学名著,也从另个角度告诉我们,除了中国以外,西方世界到底把什么样的书列为最好的书。在您准备收藏(或已经收藏)些世界名著(包括原文名著)时,这个单子显然是一个最好的辅助工具,可以帮助你在筛选过程中,尽快找到人类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或者说西方人眼中的人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或者说西方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然后,再收藏一些您认为我们中国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基本上就齐了。


1. To Kill A Mockingbird - Harper Lee
《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H.李。

2. Lord of the Rings - JRR Tolkien
《指环王》。作者:JRR. 托金

3.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 C.S Lewis
《狮子,女巫与藏衣室》。作者:C.S.刘易斯

4. Pride and Prejudice - Jane Austen
《傲慢与偏见》。作者:J.奥斯汀

5. The Da Vinci Code - Dan Brown
《达芬奇密码》。作者:D.布朗

6. Wuthering Heights - Emily Bronte
《呼啸山庄》。作者:E.勃朗特

7. Animal Farm - George Orwell
《动物农场》。作者:G.奥维尔

8. Great Expectations - Charles Dickens
《远大前程》。作者:C.狄更斯

9. 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 JK Rowling
《哈里·波特》。作者:JK.杰奎琳

10. Lord of the Flies - William Golding
《蝇王》。作者:W.格尔登

11. The Time Travellers Wife - Audrey Niffenegger
《时间旅行者之妻》。作者:A.尼夫奈格

12. Catch 22 - Joseph Heller
《第二十二条军规》。作者:J.海勒

13.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Ken Kasey
《飞跃疯人院》。作者:K.凯瑟

14. Gone With the Wind - Margaret Mitchell
《飘》。作者:M.米歇尔

15. The Lovely Bones - Alice Sebold
《可爱的骨头》。作者:A.色伯德

16. War and Peace - Leo Tolstoy
《战争与和平》。作者:L.托尔斯泰

17. Memoirs of a Geisha - Arthur Golden
《艺伎回忆录》。作者:A.葛登

18.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 -time - Mark Haddon
《夜色中好奇的狗》。作者:M.海登

19. The Great Gatsby - F. Scott Fitzgerald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F.S.菲茨杰拉德

20. The Kite Runner - Khaled Hosseini
《追风筝的人》。作者:K.胡赛尼

21. Jane Eyre - Charlotte Bronte
《简·爱》。作者:C.勃朗特

22. Sons and Lovers - DH Lawrence
《儿子们与情人们》。作者:DH.劳伦斯

23. Anna Kareninia - Leo Tolstoy
《安娜·卡列尼娜》。作者:L.托尔斯泰

24. Madame Bovary - Gustave Flaubert
《包法利夫人》。作者:G.福楼拜

25. Emma - Jane Austen
《爱玛》。作者:J.奥斯汀

26. Birdsong - Sebastian Faulks
《鸟歌声》。作者:S.福克斯

27. The Catcher in the Rye, JD Salinger
《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JD.赛林格

28. My Sister's Keeper - Jodi Picoult
《姊姊的守护者》。作者:J.皮考特

29. A Clockwork Orange - Anthony Burgess
《发条橙色》。作者:A.伯杰斯

30. A Passage to India - E.M Forster
《印度之旅》。作者:EM.福斯特

31. Rebecca - Daphne Du Maurier
《蝴蝶梦》。作者:DD.默里埃

32.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Louis de Bernieres
《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或《战地情人》。作者:L.d.伯尼埃尔

33. Atonement - Ian McEwan
《赎罪》。作者:I.迈克埃文

34. Midnight's Children - Salman Rushdie
《午夜里的孩子》。作者:S.拉什迪

35. In Search of Lost Time - Marcel Proust
《找寻逝去的时光》。作者:M.普鲁斯特

36. Middlemarch - George Eliot
《米德镇的春天》。作者:G.爱略特

37. White Teeth - Zadie Smith
《白牙》。作者:Z.史密斯

38. To the Lighthouse - Virginia Woolf
《指向灯塔》。作者:V.伍尔芙

39. It - Stephen King
《它》。作者:S.金

40. Little Women - Louisa M. Alcott
《小妇人》。作者:LM.阿尔考特

41. Vanity Fair - William Thackeray
《名利场》。作者:W.萨克雷

42. David Copperfield - Charles Dickens
《大卫·科波菲尔》。作者:C.狄更斯

43. The Horse Whisperer - Nicholas Evans
《马语者》。作者:N.埃文斯

44. Robinson Crusoe - Daniel Defoe
《鲁宾逊漂流记》。作者:D.笛福

45. Moby Dick - Herman Melville
《白鲸记》。作者:H.迈尔维尔

46. Gulliver's Travels - Jonathan Swift
《格列佛游记》。作者:J.斯威夫特

47. Frankenstein - Mary Shelley
《科学怪人》。作者:M.雪利

48. Huckleberry Finn - Mark Twin
《哈克贝恩历险记》。作者:马克·吐温

49. Three Men in a Boat - Jerome K. Jerome
《三人同舟》。作者:JK.杰罗姆

50. The Island - Victoria Hislop
《岛》。作者:V.希斯勒普


善意提醒:别忘了,如果是为了收藏,还有《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译本就不用了。还是看中文原文的好。感觉对劲。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13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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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8 12:01
红楼梦诗词赏析大全转载▼


《红楼梦》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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霁月难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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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停机德
二十年来辨是非
才自精明志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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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洁何曾洁
子系中山狼
堪破三春景不长
凡鸟偏从末世来
事败休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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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天情海幻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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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曲-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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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凝眉
恨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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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难容
喜冤家
虚花悟
聪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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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终
收尾-飞鸟各投林
《红楼梦》第八回
嘲顽石诗
通灵宝玉与金锁铭文
《红楼梦》第十一回
赞会方园
《红楼梦》第十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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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十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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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恩思义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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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参禅偈 寄生草·解偈
贾环谜语
贾母谜语
贾政谜语
元春谜语
迎春谜语
探春谜语
惜春谜语
黛玉谜语
宝玉谜语
宝钗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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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道人赞
叹通灵玉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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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花辞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小曲
“女儿”酒令五首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题帕三绝句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
招宝玉结诗社帖
送白海棠帖
咏白海棠-探春
咏白海棠-宝钗
咏白海棠-宝玉
咏白海棠-林黛玉
咏白海棠-史湘云(两首)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藕香榭联语
宝钗:忆菊
宝玉:访菊
宝玉:种菊
湘云:对菊
湘云:供菊
黛玉:咏菊
宝钗:画菊
黛玉:问菊
探春:簪菊
黛玉:菊梦
湘云:菊影
探春:残菊
螃蟹咏(三首)
《红楼梦》第四十回
探春房内联语
牙牌令(七首)
《红楼梦》第四十五回
秋窗风雨夕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香菱咏月诗三首
《红楼梦》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赋得红梅花三首
访妙玉乞红梅
暖香坞春灯谜(四首)
点绛唇
灯谜诗(三首)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
赤壁怀古
交趾怀古
钟山怀古
淮阴怀古
广陵怀古
桃叶渡怀古
青冢怀古
马嵬怀古
蒲东寺怀古
梅花观怀古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
真真国女儿诗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
贾祠联额三副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
酒令三首
射覆四首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花名签令-宝钗签
花名签令-探春签
花名签令-李纨签
花名签令-湘云签
花名签令-麝月签
花名签令-香菱签
花名签令-黛玉签
花名签令-袭人签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
五美吟
《红楼梦》第六十六回
尤三姐自刎
《红楼梦》第七十回
林黛玉:桃花行
史湘云:如梦令
探春宝玉:南柯子
林黛玉:唐多令
薛宝琴:西江月
薛宝钗:临江仙
《红楼梦》第七十六回
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姽婳词三首
芙蓉女儿诔
《红楼梦》第七十九回
紫菱洲歌
以下为续补者文字
第八十三回
歌谣
第八十五回
亲友庆贺贾政升官
第八十七回
黛玉见帕伤感
琴曲四章
悟禅偈
第八十九回
望江南·祝祭晴雯二首
赞黛玉
黛玉照镜
第九十回
叹黛玉病
感怀
第九十一回
答黛玉禅话
第九十三回
荐包勇与贾政书
匿名揭帖儿
第九十四回
赏海棠花妖诗(三首)
第九十五回
寻玉乩书
第九十八回
叹黛玉死
第九十九回
与贾政议探春婚事书
第一百零一回
散花寺签
第一百零八回
骰子酒令四首
第一百一十六回
重游幻境所见联额三副
第一百一十七回
酒令
第一百一十八回
吟句
第一百一十九回
离家赴考赞
离尘歌
咏桃花庙句
顽石重归青埂峰
结红楼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09:44
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他
作者: 宋谋玚 | 来源: 红楼梦学刊


  《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近又遇到一次严重的挑战。起因始于刘润为发表在《文艺报》1994 年1月8日的《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一文。刘润为似乎从来就不相信《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过去只是没有找到发难的机会。当他看到王家惠《曹渊即曹颜》的考证文章,加上周汝昌短跋对王家惠考证的全面肯定,说曹渊本系丰润曹  之子,于康熙二十八年左右过继给曹寅,改名曹颜,后来又回归本宗,曾在曹寅家过了一段“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好日子。于是认定,只有这个曹渊才具备写《红楼梦》的条件,曹渊必定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无疑。至于曹雪芹,则只不过是个“在贫病交加中‘十年辛苦’地执著于一本半不成熟的小说”的加工者而已。且曹雪芹还应当是“曹渊的一个远房小弟”, “绝不会(是)曹寅之孙。”
  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  之子》就刊在刘润为这篇文章的下面,周汝昌的短跋《王文读后》也一同刊出。
  于是,1988 年以来一直坚持说“曹霑(雪芹)是丰润曹鼎望三子曹 之子,而过继给曹寅”的杨向奎也出来发言了。他在3 月9 日的《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认为刘润为的文章“是画龙点睛的著作。王家惠画龙,而刘润为点睛。由此一点,全龙活了。”而《红楼梦》一书的原始作者也就找出来了。还相应修正了自己从前的某些观点:如曹雪芹不再是丰润曹
  之子了,《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也变成了曹渊。总之,顺手牵羊,水到渠成,现成得很,只要曹雪芹不再是曹寅之孙,不再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就万事大吉了。杨向奎此文得到1994年5月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可见还是颇有些影响的。
  接着,《文艺报》1994年7月2日,又集中发表了杜景华的《红学的思考》 ,张庆善的《曹渊即曹颜质疑》,和孙玉明的《曹渊即曹颜驳议》,重点反驳王家惠的考证,却不怎么理会刘润为和杨向奎。
  这种从根基上动摇对手的考证依据入手,当然也不失为一种论战方法。但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应当首先摧毁刘润为和杨向奎的结论,维护曹雪芹《红楼梦》 前八十回的著作权。
  其实,王家惠的考证本来是封闭的。他只是考证了“曹渊即曹颜”,曹寅曾经一度过继过曹  的一个儿子罢了,丝毫也未涉及《红楼梦》作者和曹雪芹的身世问题。不要说他的考证还有一定的猜测成分在内,《浭阳曹氏族谱》中这个曹渊,与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四日《户部咨文》中那个曹颜,是否确为一人,还有待更翔实的旁证。即使将来发现更多的材料证明确系一人,也不能由此引申出曹渊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曹雪芹不是曹寅或曹荃之孙而只是曹渊的一个远房小弟这种石破天惊的结论来。王家惠“画”的压根儿就够不上“龙”,刘润为的“睛”又往哪里去“点”呢?
  刘润为说:“且不说在曹寅的孙辈中找不到曹雪芹,就是把这个‘曹雪芹’算作曹寅之孙,他也不具备独立创作《红楼梦》的条件。”他立论的根据只是那句敦诚作于甲申(1764 )春日挽曹雪芹的“四十年华付杳冥”,从而推断出“雪芹大约生于雍正二年(1724 ) , 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4 ) ”。曹頫抄家在雍正五年(1727 ) ,雪芹那时才是个三岁的孩子,“生来便陷人厄运,根本就没有‘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体验”,怎么能创作出“亲历富贵”的《红楼梦》呢?
  刘润为这样推算曹雪芹的生卒年,与周汝昌一致。然而周汝昌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原始作者。周妆昌认为,曹頫雍正五年抄家以后,到乾隆初年又家运中兴,象贾政一样做了员外郎,又跟《红楼梦》一样阔起来了,身为贾宝玉的曹雪芹是有过“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体验的。周汝昌这种说法当然只是推测,尚无确证,但也还能自圆其说,不失为一家之言。而且,周汝昌对雪芹生年的推算,显然也只是一家之言,而远非定论。雪芹友人提供的雪芹生平资料,除敦诚这句“四十年华付杳冥”外,至少还有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题下的一条小注:“年未五旬而卒”。王利器等人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 ) ,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4 ) ,享年四十九岁,就是根据这条小注推断出来的。还有胡适等人的折衷的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左右,活了四十五六岁的说法。总之,周汝昌的“雍正二年”说只是曹雪芹生年的一家之言,王利器等人的“康熙五十四年”说在红学界无疑要更占优势。
  如果依照王利器等人的算法,到雍正五年(1727)曹頫被抄家的时候,雪芹已经是个十三岁的大孩子了,怎么能说他一点也没有体验过“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生活,完全不具备创作“红楼梦”的条件呢?刘润为的文章,尽管振振有词,非常肯定,左一个“都不”,右一个“绝不会”,什么《红楼梦》的原始作者“非曹渊莫属”,什么“唯有这个曹渊才具有创作《红楼梦》原始本的充足条件”,全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逞臆之谈,一点也经不起质问!
  不过,他所说的《红楼梦》作者“起码应当具备的三个条件”,即一,亲历富贵;二,多余的人,三,高度文化艺术修养,倒还是有些道理的。然而,如果我们从“自传”说的框子里跳出来,对雪芹的生卒年依王利器等人据张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推算,而不机械地追随周汝昌呆解敦诚“四十年华付杳冥”的话,曹雪芹作为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曹颙的遗腹子,却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
  首先,作为曹寅唯一亲骨肉嫡孙,曹颙的遗胶子,雪芹出生时,他的嫡亲祖母,曹寅的遗孀还健在,且在家族中很具权威。因此,他和他的母亲马氏、在江南织造府中过的决不会是那种寄人篱下的孤儿寡母的生活。曹頫被抄家时他已经十三岁了,当然“曾经亲历富贵”,至少要比曹渊地道得多。
  其次,他出生时,本来应当由他继承的江南偌大家业,已被他过继的叔父曹頫占据。这是有圣旨为依据,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他那在家族中很有权威的嫡亲祖母也无法否认。他这种“多余的人”的切身感受,更是曹渊所无法比拟的。
  至于第三个条件,“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也比曹渊更可能完全具备。曹頫被抄家时,曹寅遗嫣是受到额外照顾的,还特意为她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留下十七间半房屋,家人奴婶,一应俱全。雪芹又是老太太的唯一嫡孙,还只有十三岁,当然不会受曹頫的牵连,而肯定是随祖母回北京过平安日子。他怎么不可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呢?这个条件,也只有比曹渊更充分具备。
  周汝昌说:“《五庆》列:颙生天佑。此谬载也。盖‘天佑’乃曹顺之表字,出《易》经,我已有文见于沪上报纸,故或谓雪芹为颙之‘遗腹’,即天佑云,亦不复成立。”《五庆堂谱》为什么是“谬载”,周汝昌没有详说。这部谱牒有正本、副本,两本均载“颙生天佑”,经冯其庸专著考定,恐怕不能轻易用“谬载”二字一笔抹煞。“天佑”是曹顺表字,语出《易》经云云,因“沪上报纸”未见,暂不详说,恐怕至多也不过聊备一说。而“天佑”乃曹霑表字,曾有人考证,语出《诗经·小雅·信南山》,也言之凿凿,至少不比曹顺表字说证据薄弱,虽亦不能作为定论,聊备一说总也还是可以的吧。
  曹雪芹有没有可能象《五庆堂谱》所载,在乾隆九年(1744 )修谱时‘官州同’呢?我以为这也完全有可能:曹頫被抄家并非政治原因,处分不象李煦他们那徉严重,雪芦又不是他的亲生子,回北京随受特殊照顾的嫡亲祖母过活,还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家境也还不错,捐个“州同”之关的闲散官职,并非实任,怎么不可能呢?
  《红楼梦》的创作,其实作者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并非家史。真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包括刘润为在内硬要一头栽进胡适“自传”说的千层锦套头里面至今脱不出身来!至于第一回中《情僧录》、《风月宝鉴》之说,以及“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云云,那分明是作者的狡绘,就象鲁迅《狂人日记》、茅盾《腐蚀》的序言一样。你也去信以为真,还大放厥词,那只能是你太不懂中国国情和文人伎俩,老实得近乎傻瓜了的缘故。所谓“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也不能看得太呆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家》、《春》、《秋》、何尝不都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又何尝不都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呢?
  《红楼梦》也是这样,决不能呆看。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袁枚、明义、永忠、裕瑞这些乾嘉间人都这样说,从无一人呆看那段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只是“增删”《红楼梦》的“楔子”。老一辈的新红学家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也从无人如此呆看。麻烦的是,与曹雪芹及身交往的敦氏兄弟与张宜泉;尽管与之诗词唱和,却没有一句正面提及他与《红楼梦》有关。清宫档案乃至曹氏族谱,甚至都不见曹雪芹的名字。其他史料,对雪芹的身世也都说得非常粗略,还矛盾百出,说他是曹寅之子,曹寅之孙,曹寅之曾孙的都有:《红楼梦》“本事”,也有明珠家事、傅恒家事、和坤家事诸说,到清末又有世祖与董鄂妃故事、庚熙朝政治状态诸说,起先自传说并不占优势。自传说占优劣,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发表以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则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今颠扑不破。有关曹雪芹身世的较认真、较缜密的研究,也是从胡适开始的。此后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冯其庸也都曾致力于此,各有专著。然而进展不大,且互相矛盾,一直没有取得多少共识。近年来虽成立了专门的曹雪芹研究会,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始终没有从胡适、鲁迅的框子里跳出来。
  胡适首倡自传说的时候,对索隐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明珠家事说、和砷家事说的否定也很有说服力。这是因为,索隐说本来就捕风捉影,根基不稳,容易动摇;明珠是雪芹没赶上的前辈,和坤发迹时雪芹又已经去世了,前后都够不着。只要大体上考定了雪芹生卒年的上下限,即使很不精确,分歧很大,用来否定明珠家事说、和砷家事说还是满够用的。至于傅恒家事说,在当时还根本不曾被人注意,甚至到了八十年代,某些红学史专著谈及《红楼》“本事”时还说:“写傅恒家事说的影响不大,可以从略。”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傅恒家事说其实却是最值得注意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09:44
蒋瑞藻《小说考证》特引《批本随园诗话》中一条批语并加说明。批文如下:  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指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
  这条批语批在《随园诗话》卷二袁枚提到曹雪芹作《红楼梦》那一则上蒋瑞藻的按语说:“前人鲜道及者,录之以广异闻”。可见直到蒋瑞藻辑《小说考证》时,“傅恒家事说”还不大为人所知。
  这个《批本随园诗话》是19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前有冒鹤亭的序;知道作者是闽浙总督伍拉纳之子。伍拉纳以贪渎于乾隆六十年被斩首,其子侄均远戍伊犁、到嘉庆四年乾隆去世嘉庆亲政后才被赦回,这些批语大概是赦回以后作的。冒序说:“其人笔下亦不甚通顺,且满纸别字。以其所书多遗闻轶事,为删润之”。批语中直接间接涉及《红楼梦》的地方很不少,多处提到尹继善、傅恒、福康安、明仁、明义、思元主人裕兴、瑶华道人弘  、那鉴堂等与《红楼梦》 有蛛丝马迹的人。许多地方都可以作为“傅恒家事说”的旁证。可惜一直未引起红学界的注意。
  我不妨稍微多费点笔墨在这里爬梳一下。
  首先,这条正面谈及“傅恒家事说”的批语本身就有点怪,他说“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就与《红楼梦》不合。《红楼梦》中元春只是一个贵妃,并非“皇后”,探春也不是地道的“王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这不是他看到一个什么其他的本子,而是和袁子才一样马大哈,根本没有细读过《红楼梦》。其次,批语中的“指忠勇公家为近是”的“忠勇公”长期以来被许多人误解了,早期红学史上的“张侯张忠勇家事说”就是对这条批语的误解引起的。其实,这里的“忠勇公”就是傅恒。傅恒于乾隆十四年以军功封一等忠勇公,三十四年逝世后才溢文忠。文忠公是傅恒,忠勇公也是傅恒,《红楼梦》与什么张侯张忠勇根本无关。
  傅恒家在康雍乾时代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傅恒是李荣保的儿子,他的两个伯父马齐、马武,在康熙朝权倾一代,民间曾有“二马吃尽天下草”之谣。但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马齐因废太子复立一事得罪康熙,一度被捕下狱,马武、李荣保一同被捕,几乎被杀。不过不久又被康熙宽宥了,活到乾隆四年才以八十八岁高龄去世,可谓福寿双全。傅恒的姐姐是乾隆皇后。儿子福康安相传是乾隆的私生子,封王爵,是爱新觉罗以外唯一的异姓王,嘉庆元年死于前线军中时,乾隆还在世。另一个儿子福隆安则是乾隆的女婿。傅恒府第在马神庙东街,占了半条街,建筑格局为东西两府当中夹一座家庙,与宁国府、荣国府两府之间夹一座家庙的格局相同。而且,傅恒的后花园备极繁华,尹继善曾游览过,还写过两组诗。第一组是六首七绝,题为《丙子冬奉命入觐,随忠勇公后遍历香山昆明诸胜,时将南旋,承赋诗赠行,因次元韵》,是一般应酬之作,但最末一首有“名园在望未跻攀”之句,可见尹继善对傅恒园林仰慕之深。第二组诗也是七绝,一共十首,题为《过忠勇公第即事》,我曾在《红楼梦学刊》1979 年第2 辑专文介绍过。诗中不但有“迥廊曲槛”, “画栋”“飞霞”, “翰墨”、“天章”, “红栏曲水”这些类似荣国府气象的描述,还有“竹径松荫”, “绛纱”、“桂树”等北地并不多见而颇具大观园特色的景观。特别是“金钗十二人何处,列屋新妆只画图”两句,似乎还能证明傅恒园林的“轩窗”之上曾有过红楼十二金钗的画图。且诗中“漫将游戏当繁华”、“偶凭粲者寄清娱”这样的句子也来得很突兀,这不分明透露出这所府第园林曾被某一个“粲者”为“寄清娱”而写人“游戏”文字宣讲过他的“繁华”梦吗?
  凡是接触过脂本的人都知道,庚辰本第七十五回之前,有“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这样一条墨笔批语,许多人认为这段时间雪芹不在北京。雪芹哪里去了呢?因为河南博物馆《雪芹先生小照》的出现,尽管这幅画像的真真假假至今还有争论,但雪芹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后曾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的衙门作幕,这种可能性是不排除的。而乾隆二十一年恰是丙子,正是尹继善奉命人觐并参观香山昆明诸胜及傅恒园林的时候,傅恒府第园林与荣宁二府及大观园非常近似,尹继善诗中又出现“十二金钗”、“游戏当繁华”这样巧合的诗句。我们说这正是因为曹雪片此时还在他幕下,他看过他的《红楼梦》,且知道《红楼梦》的环境描写,是以傅恒府第为载体而附丽以皇家园林诸景作基础的,才万想趁入觑之便请傅恒导游,游后又赋琦纪兴、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雪芹身世,至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说,他与敦氏兄弟,交情不为不厚,他年长于敦氏兄弟近二十岁(当然是按王利器等人的算法),敦氏兄弟却没有把他看作师长,那他与敦氏兄弟“虎门数晨夕”时在右翼宗学中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满人尤其是皇族是很重师道的,他在宗学肯定不是教习,不可能与敦氏兄弟有师生关系。那么,与其说他是宗学中的什么高级职员,不如说他那时正在傅恒府作幕,常来宗学串门,所以与敦氏兄弟交往,更合情理。马神庙东街离右翼宗学是不太远的。
  而且,假定乾隆九年至十九年雪芹曾长期在傅恒府作幕,过去许多难以解释的疑难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元妃省亲,脂批说曹雪芹曾亲见亲闻,就很难解释圆满。不要说雪芹家族中从来没有出过皇妃,即使有,皇妃省亲也决没有元妃省亲那种气派;自北京返江南省亲,也决不可能“酉初请旨”, “戌初起身”,一切仪注完毕,“丑正三刻,请驾回銮”,前后只用三多个时辰,七八个小时!如果雪芹曾长期在傅恒府作幕,他亲眼见过,亲耳闻过乾隆皇后省亲,那就不仅完全可能,也完全符合《红楼梦》中的规定情景了。
  这里,我还想提出两条庚辰本的朱笔行间批、说明《红楼梦》与傅恒家事的血缘关系。我以为脂批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傅恒家族中人批的。
  一条在第十六回,当贾琏与凤姐闲谈说及皇上允许殡妃省亲,周贵纪家、吴贵妃家都在作省亲准备时,坐在一旁的贾琏的奶妈赵嬷嬷说:“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在这一句的右侧,有五字朱笔行间批:“文忠公之嬷”。这是说,赵嬷嬷这句话的口气,是傅恒奶妈的口气,且批语称“文忠公”而不冠姓,说明批者是傅恒家族中人,傅恒此时已经逝世了。又一条在第十八回,元妃省亲己入园中看景时,忽插入石头自称“蠢物”的一段议论,解释为什么大观园对额竟用宝玉所偶题而不请名家之故,着重介绍宝玉幼年与元妃“其真名分虽称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的特殊关系,朱笔行间批道:“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将此批与前批“文忠公之嬷”五字联系起来看,这批者应该是傅恒的兄弟辈,与乾隆皇后有点特殊关系的。这个人是谁,虽然一时无法弄清,但这两条朱批说明《红楼梦》中确有“傅恒家事”在内,且元春有乾隆皇后的影子,还是有道理的。再以傅恒府第格局、尹继善诗句中的“十二金钗”、“游戏当繁华”等词语互相参照,“傅恒家事说”就决非“明珠家事说”、“和坤家事说”那样容易否定。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说,《红楼梦》的创作素材,确实是有傅恒家事的成分在内,《批本随园诗话》那些批语所记录的当时传说是有事实根据的。
  《红楼梦》写大观园的建设工程,写得那样仔细,作者也非亲身参加过许多著名的园林建筑工程不可。曹雪芹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假定乾隆九年至十九年在傅恒家作幕,这个问题又迎刃而解了。因为,乾隆十五六年间,正是香山昆明诸胜、清漪园、北海等皇家园林大兴土木的时候,而此时傅恒是内务府总管,正是皇家园林建筑的总负责人!还有,从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在喜峰口写的那首《寄怀曹雪芹霑》,尾联“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看来,雪芹曾长期在豪门作幕,此刻也还在“弹食客铗”, “叩富儿门”, 所谓“著书黄叶村”只是朋友们的希冀之辞,并非现实。那么,说乾隆九年至十九年,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作生涯是在傅恒家渡过的,《红楼梦》的创作素材中有傅恒家事,《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仍是曹雪芹,并非如刘润为所说的那样“绝不可能”,不是要更合理一些吗?
  至于《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原则的贯彻,《红楼梦》的自传成份到底要占多大的比例,那当然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说清楚的。这里我只是大体上勾个轮廓:《红楼梦》中的贾府及大观园,是以马神庙东街的傅恒府第为模特的,但附丽有皇家园林和江南名园的诸多景色,是一个南北交辉的复合体;书中暗写的江南甄家才是影射曹家;贾宝玉的原型也应该是个综合体,其自传性质是有限的,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小保尔康斯基公爵、彼埃尔一样,应该从气质性格方面去品味而不应当呆看。总之,宝玉的原型是很复杂的,恐怕有雪芹所熟悉的、相传为乾隆私生子的少年福康安的成份在内也很难说,至少当时曾有传说如此。要不,永忠怎么会怀疑《红楼梦》中有“碍语”,尹继善、袁枚等人又怎么会那样讳莫如深呢?这些问题留待以后再谈吧。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10:41
翻拍四大名著《三国》口碑最好《红楼梦》最差
2012-03-01    冯遐    北京晨报  




近两年,四大名著被陆续搬上荧屏,不可否认,创作者还是抱着敬畏之心想去做好这件事情,但无奈自身和团队能力有限、逐利和浮躁的业界环境使然,最终难尽如人意。某位学者就透露,他当年去给新版《红楼梦》上课,全剧组读过原著的不超过10人。面对此种绝非个例的创作氛围,早在20114月举行的电视剧导演年会上,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称,“专家学者观众对‘四大名著’的翻拍有褒有贬,我们也反思了很多管理经验,名著翻拍对普及民族文化还是有作用的,但不能轻易去碰。”李京盛表示,“短期之内,四大名著不能再拍了。”

翻拍·动机顺应国际潮流

面对奉为经典的老版和观众挑剔的眼光,制片方要承受的口水压力只是大小、而不是有无的问题,但为何还会像抢香饽饽一样争取拿到立项?

新版《西游记》制片人张纪中就坦言,“翻拍的作品一般都是经典,比较保险。像四大名著毕竟有那么一本小说,‘平地起高楼’非常难。与老版相比,翻拍时如果能够融入新的想法,部分观众还是能够接受的。”但从播出后的反馈来看,太多声音对造型和特效提出了质疑,看来还是不能接受。“团队能力和制作水准真的达不到,拍什么都有风险;电视剧产量一年两万多集,有多少能播出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新版《西游记》还是成功的,它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特技没那么好,但整体上还是有跨越的,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能不能提升和推动同类题材的作品,也是考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新版《西游记》使国内的CGI(特效制作)水平提高了很多。”

作为新版《西游记》投资方,慈文传媒董事长马中骏就是想做一件有影响力的事情,而且他认为翻拍是一种潮流,关键是要与时俱进。“翻拍是国际流行的惯例,随着时代的发展,名著经过重新诠释所散发出的不同味道是有价值的。以《西游记》为例,86版的特色是造型的戏曲化,定位的儿童化;新版的造型更接近原著,更原生态,观众群更年轻化、网络化。新版有不同的东西。”

华录百纳是新版《红楼梦》的投资方,在公司副总罗立平看来,当初重新拍摄《红楼梦》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要打造一部公司的扛鼎之作。虽然新版《红楼梦》这杆大旗并没有如预期般高高飘扬,口碑和收视也难尽如人意,不过罗立平还是认为,该剧从筹备到播出历经十年,这期间正是因为有了“重拍《红楼梦》”这样的标杆式任务,公司上下在一种潜移默化的气氛中出品了多部佳作,如《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黎明之前》等。

翻拍·效益数钱伴着挨骂

对于翻拍四大名著而言,弹多于赞在意料之中,稳赚不赔也在意料之中。除了尚未播完的新版《西游记》,在已经落定的其他三部中,盈利最多的是《三国》,在50%左右,也是创下当时市场行情之最。盈利最少的是《红楼梦》,仅为20%,这与周期过长,中间导演几易其主有很大关系。

马中骏告诉记者,新版《西游记》是微利,由于现在还有一些版权正在洽谈,所以最终能赚多少还不知道。但是当初在确定投资的时候,慈文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当时购剧的平均价格在100/集,而新《西游记》的投资是200/集,最后考虑到这个戏将来播出后的影响力,慈文还是下定决心要挑战一下。

新版的口碑方面,就“新版四大名著,您觉得哪部最好,哪部最差”的问卷,记者调查了10位媒体人、10位普通观众,新版《三国》以14票获得“最佳”,新版《红楼梦》以17票评为“最差”。对于新版《三国》的争议多集中于台词穿越,比如,公孙瓒对曹操说话引用了500多年后唐朝诗人高适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吕布引用了800多年后宋朝诗人欧阳修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刘备则引用了1400多年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而对于新版《红楼梦》的诟病就多了去了,从演员人选、贴片头造型、诡异的音乐、流水账式的情节到频繁出现的旁白等。

媒体人孟小姐表示,“说实话,我哪个都不喜欢。新版《红楼梦》,接受不了,风格太怪异了,演员也差;新旧两版《水浒》太像了;新版《西游记》,电脑游戏风格的造型也很不喜欢。现在唯一能让我看进去的就是老版的《红楼梦》,这部戏不是胜在技术和技巧,它是胜在演员和文化气质,所以很耐得住回味,并不会觉得过时。”

虽然新版《红楼梦》是自己的“孩子”,但罗立平客观地表示,“画面精致只是一方面,故事的挖掘的确有一些遗憾。任何事情不能是形式大于内容,使劲要使对地方,这个戏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今后的经验和教训。”

翻拍·超越技术都有提高

新版有没有超越老版之处?有。凡是技术的都有提高。罗立平总结说,“我认为四部作品从制作上都是精益求精,并且都达到了当下比较高的水准,这在一般的普通作品中是达不到的。”

的确如此,像新版《三国》的战争戏份,镜头更写实,场面更开阔;新版《红楼梦》唯一值得称道的也就剩下画面精美了;即便是新版《西游记》中令人失望的特效在张纪中看来也推动了国内CGI的水平,领跑同类题材剧。

新版四大名著给业界树立了技术新标杆,对荧屏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至少目前来看,距离“经典”二字尚有差距。记者想起一位业内人士的名言:反复播出的剧目不一定是经典,但经典的剧目一般都会被反复播出。每到寒暑假,老版的四大名著绝对是无可争议的荧屏霸主,以今年春节为例,老版的《西游记》和《红楼梦》以及《步步惊心》、《潜伏》就是重播热剧。新版四大名著中,记者只看到了《水浒传》,这或许与该剧有些许“系列剧”的特色不无关系。

两年的时间或许太短,不足以检验出谁是真金。虽然新版《西游记》骂声一片,但马中骏还是抱有乐观心态,“新版至少有二十年的生命力,剧情中很多人生的智慧,人性闪光的东西,比如师徒四人西行八十一难战胜自己心魔的历程,老版在这一块并没有明确强调。至于造型,刚看到时我也很忐忑,但重拍就是挑战,我一直拿埃菲尔铁塔作比喻,这个铁家伙刚到巴黎时,市民都觉得难看,现在成为了巴黎的象征。有争议也没什么大不了,任何一种结果都是正常的。”罗立平对于新版的流行程度并没有那么乐观,“仅仅提升制作水准是不够的,经典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文化,这点恰恰是新版做得不够的地方。”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10:46
老书重读:永读永新《红楼梦》
2012-02-24    周玉宁(文学媒体编辑)    光明日报   


在中国众多的艺术杰作中,我独独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初读这本杰作时还很年轻,但当时的心灵震撼至今仍记忆犹新。


《红楼梦》后来又读过几遍,我以为这是一部可遇不可得的奇书,如果曹雪芹不是生在那样一个诗书簪缨之家,如果他不遭遇家族的败落,或者他没有写作的大天分,我们就无从享受阅读这一杰作所带来的快感。《红楼梦》尚未完成,他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最大遗憾。



这部公认的杰作好在哪里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就是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实质,写出了日常生活中最难以写出的粘滞的东西。



怎么叫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实质呢?从小说来看,宝黛的爱情是悲剧,与中国传统戏剧的才子金榜题名、佳人洞房花烛的喜剧结局似乎不同,而四大家族的衰落也不符合中国式的大团圆收场,所以有人以为《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异类,这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人们忽略了中国人精神深处还有一种对命运的迷信,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慌,以及对生命虚无的迷惘。曹雪芹在《好了歌》里就将这种悲观与迷惘表达得很清楚,小说的许多情节线索也是此主题的展现。



从爱情姻缘的展开看,《红楼梦》实在写出了爱情关系的复杂性。除了宝黛的木石前盟,还穿插了宝玉宝钗的金玉奇缘、宝玉湘云的宝玉麒麟配,还有袭人、晴雯等等,在一个群钗环绕的环境里,宝玉仍然保持了对林黛玉感情的真诚与精神层面的执著专一,这写出了贾宝玉精神格调的不同流俗。而他们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曹雪芹对生命悲剧意识的表达,再相投的爱情在面对个体生命的归一时也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悲剧意识正是曹雪芹高于其他“才子佳人作家”的地方。



宝玉与女孩子们的感情纠葛,正是作者对宝玉这个贵族青年不同人格层面的揭示。与林黛玉的爱情,揭示的是他精神层面中反世俗、追求高远的一面;而对宝钗某种程度的喜欢与敬而远之,揭示的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现实所强加的责任与义务的了解与躲避。在高鹗的续写中,宝玉在黛玉死后弃宝钗而去,出家做了和尚,一方面固然是躲避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一方面则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高标,拒绝妥协,这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与价值观中并非个例。中国文化除了有儒家文化的强大传统,也有老庄思想隐逸超脱的理念。家族所加于宝玉的是儒家的入世与责任,他在衰落的家势下是难以承担起如此重任的,而最终选择了逃避,这也与他一贯对世俗事物的看法相一致。他不必违着自己的性子与“禄蠹”们为伍,也不必再听身边娇妻美妾的絮叨,而是去追求自己生命的大完成。《红楼梦》实际写透了中国人身上儒释道思想混杂的矛盾。



如何又说《红楼梦》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粘滞的东西呢?《红楼梦》前八十回将封建时代贵族家庭生活的讲究与奢华描写得淋漓尽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情节推进的自然流畅是别的作品难以企及的。整个故事就如真切地发生在眼前一样,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行云流水般的情节过程,都可谓中国古典小说的极致。以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为例,不仅将宝黛钗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描写得令人称绝,还写出了宝玉与王夫人的母子关系、王夫人的性格特征。而笔致从宝钗黛玉落到金钏身上,则为小说编织了一个绵密的网,网进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从金钏口中牵出贾环与彩云,则将这张网的网眼又缩小了一格,生活之流就表现得越发接近于真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存与互斥关系就表现得越发细腻。《红楼梦》的高妙处就是将这种日常生活中粘滞的东西表现得处处皆在,这亦是它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联想到当下文学圈难以产生巨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思想能力、写作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枯竭。而摆脱窘境的方法,没有其他,只有生活、阅读与不停的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写作带来了极大的便捷,这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然而,我们能否创作出如《红楼梦》般,甚至更为优秀的文学巨作,更在于我们对于自然、生命以及世俗生活的理解与表现能否有别于前人、超越前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于后人有所启迪、有所贡献。让同道中人共同努力吧。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11:14
王春南:许世友读《红楼梦》
2012-01-11    王春南    人民政协报


曾经看到媒体上一些介绍许世友读《红楼梦》的文章,《瞭望新闻周刊》上一篇文章说,许世友读的《红楼梦》,是经过他当时的秘书删节的:“有一种回忆录说许世友最后是让秘书抄录‘精华’给他读,这应该更接近真实……”

以上说法未必“更接近真实”。本文作者当年曾就职于《新华日报》,对此事有所耳闻,最近,他采访到了删节者本人。

许世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读《红楼梦》(节本),是“文革”中的事。那时许世友除了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外,还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为在地方上任职,所以江苏的很多人都见过许,或跟他有过交往,我就曾听过他的报告。

许世友作报告

有一次,新华日报社军管组的同志把全体办报人员(大约有30多人,其余人员都被送到一个人去楼空的大学校园关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带到南京中山东路31号省革委会招待所(现钟山宾馆),听取许世友司令员的报告。

那天许世友穿着一双草鞋,那是用布条打的。他作报告有秘书拟的稿子,一页纸上只有几十个大字,据说有些“生僻字”——对认字不多的许来说,秘书都用同音字注音。许世友的这次报告,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求报社“不要东张西望”。这其实就是指不要受上海方面的影响、干扰,不要被当时特别走红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牵着鼻子走。

据我当时的笔记,他是这么说的:“要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坚决纠正不正之风。政治上的投机倒把比经济上的投机倒把更坏。不能什么人都代表党中央,哪有那么多党中央?跟路线,不要跟人。不要像《封神榜》上姜子牙斩将封神。少吹牛。大城市的东西,小城市不一定都学。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小孩子穿大人衣服怎么行?不要耍两面派,不要找什么‘靠山’,要靠党,靠路线。”

他的话,当时觉得有点隐晦,不大听得懂。后来才明白,他是告诫我们不要跟错了人,不要跟上海的那几个人(张春桥、姚文元等)跑。

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

19731212,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毛泽东在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时,问许世友看过《红楼梦》没有,许回答说看过。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并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许世友还真的照办了。不过他读的《红楼梦》,不是足本,而是节本。

  我当时在新华日报社评论组工作,信息比较灵通。我从报社军管会的军代表处得知,许世友读的删节本《红楼梦》,不是由其秘书,而是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年青教师吴新雷删的。
为了验证我当年听到的这个消息,也为了验证我的记忆,2011年夏我特地请教了南京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他说:“许世友要读《红楼梦》,他的秘书找到南京大学,要学校搞一个删节本,南大的领导指定中文系的吴新雷承担这项任务。经他删节,《红楼梦》还剩5万字。”

把《红楼梦》精简成5万字

吴新雷教授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年届八旬,现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他有《中国戏曲史论》、《两宋文学史》、《曹雪芹》、《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等专著行世,在学术上卓有建树。20111119日晚,我拨通了吴老师府上的电话,向他求证删节《红楼梦》一事。他告诉我:1973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到北京开会,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红楼梦》部头那么大,许世友怎么读?他手下人就动脑筋了,想到了找研究《红楼梦》的人把《红楼梦》精简成5万字。这事是保密的,不说许世友要看。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出面,找南京大学革委会落实。南京大学革委会的军代表把任务交给了中文系。中文系的军宣队、工宣队就询问系里的教师,谁研究清代文学,得知我是搞宋、元、明、清文学,特别是戏剧、小说研究的,于是把任务交给了我。当时向我交代:对《红楼梦》是压缩,而不是缩写;要全部用原文,不能有自己的话;主要人物、情节都要有。搞了几个月,我倒是真的读了五遍,不然串不起来。《红楼梦》中的诗词,只保留了一两首,《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还是保留了。”

我问吴老师:“你当时不知道是为许世友删节《红楼梦》吗?”他回答说:“当时只说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下的任务,没有说许世友要看《红楼梦》节本。删节《红楼梦》,当时不好说,因为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是让许世友读全本,哪个叫你看5万字的节本的呢?删节《红楼梦》当时如讲出去,会出许世友的洋相。现在来说这件事,就当做奇闻轶事了。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我才对你讲这么多。”吴老师是我敬仰的老师,承他看得起。

我又问吴老师:“《红楼梦》节本的底稿有没有保存下来?”他说:“没有保存。因为是政治任务,谁还敢偷偷摸摸地留底?”

  许世友读《红楼梦》才过去30多年,他用过的《红楼梦》删节本出自谁之手已不甚了了。幸好为许世友删节《红楼梦》的吴新雷老师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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