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近代文学批评史》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大师鲁迅| 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学生理解世界非常必要 日期：2012-01-30 作者：王晴;黄锐杰 来源：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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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学生理解世界非常必要 ◆卡勒在哈佛大学修读历史和文学，在牛津大学修读比较文学，并获得现代语言学方向的博士。他的研究领域包括19世纪法国文学（着重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着重结构主义、解构和法国文学理论）；同时，他也开设文学理论和抒情诗历史的通识课，身兼数职并获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文学理论热过后20年，其研究应该置于怎样一个恰当的位置？如今的欧美学界又发生了怎样的文学理论研究转向？日前，卡勒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之际，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王晴 黄锐杰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 l er)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作为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文化研究者、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文论家、女性主义以及比较文学学者等多重身份的著名理论家，他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也并不陌生。与其他一些理论家不同的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卡勒，可以将这种多面性统一到他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上，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就。 纵观卡勒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我们可以将其理论建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卡勒关注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结构主义”一方面成为他的研究重点和文本解读的特有方式，另一方面，也成为美国本土最先引进的欧洲大陆当代理论资源。在这个阶段，他致力将“结构主义”资源本土化，并尽可能多地利用本国学术资源进行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表现为他根据美国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文化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诗学主张，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 i st Poeti cs)使卡勒享誉世界，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随着结构主义走向它自身的反面，卡勒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学术研究——“解构主义”，其代表性成果是《论解构》(On Deconstructi on)，该书详细介绍了德里达和美国“耶鲁学派”代表人物的解构思想，并对“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变异做了周密的考证，论述了“解构主义”对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和实际影响。现如今，《论解构》一书已伴随各种理论思潮走过整整20年了，由于“解构主义”思潮仍不失其思辨的魅力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挑战性，这部著述，无论是在美国学界还是在引起过强烈反响的中国学界，都没有被理论的狂潮淹没，也由此引发了人们一系列的反思与探讨。第三个阶段的理论关注是卡勒现如今最大的兴趣所在，即“文化研究”。在众多的文化研究理论中，卡勒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积极介入各种理论话语，去发现其中的文学性成分，然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文学的根本问题。这些思考体现在了他近期的著作中。 20年前，当理论问题炙手可热的时候，人们对“理论”曾产生过种种不切实际的认识和期望。现在，随着理论热的降温，当年那大喊大叫的喧嚣渐已过去，我们终于可以保持一定距离地对理论问题及实践重新进行审视了。那么，文学理论研究究竟应该置于怎样一个恰当的位置？如今的欧美学界又发生了怎样的文学理论研究转向？美国的大学现在又是如何开展人文通识教育的？日前，卡勒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之际，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本文经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王宁审定） 尽管人们总是会说“理论的死亡”——但这种死亡是充满了新的可能性的 文汇报：我们都知道，您是向美国学界引介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重要学者之一，您早年的研究成果《结构主义诗学》和《论解构》在美国出版不久即相继被译成中文，这两本书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运用于文学研究，不仅在美国文学界有开山之功，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者了解这两股思潮的重要参考文本。但这些年，许多研究者似乎更倾向于跳出文学框架，在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视域下重新审视结构-解构主义运动。在这种动向的氛围里，您能谈一谈您对文学与理论问题的思考吗？ 卡勒：首先我想谈一谈什么是“当今的理论”。当今的理论不同于以往，它们更多针对的是各种性质混杂的文本类型：如今的作品挑战并改变了那种认为它们明显属于某领域的想法。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学研究以外的作品开始投入更多的关注，因为对其语言、思维、历史或文化的考量有助于提供一种新的并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文本和文化现象的方式。就像我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讨论的问题那样，这本书再版了，并增加了最后一章“伦理学与美学”，之所以增加这一章，也是基于上述的考虑。 那么“文学理论”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以前的文学理论是被理论裹挟的，而如今文学则可作用于理论，比如文学涉及的话题越来越广泛，文学研究者可以从事文学史的研究而抛弃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甚至可以做任何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很有趣的理论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可以用来做理论研究的资源都是来自文学的。可以这么说，理论是被文学化了的。理论研究就是从文学中梳理理论的线索。我要说，这是理论的胜利，因为理论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再是新鲜的东西，而是必备的批评武器。尽管人们总是会说“理论的死亡”——但这种死亡是充满了新的可能性的。理论永远不会僵死，因为理论是被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所驱使的，这种渴望期待人们超出现有的思考水平，同时也被一种可求的渴望所驱使，这是一种自我充实、自我反省的渴望。所以理论领域总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 文汇报：由此看来，您并不认为理论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处于“濒死”状态，更不赞同更为激进的“理论已死”的说法，相反，您对于理论的发展是持乐观态度的。那么，您能否为我们举例说明当下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卡勒：就我的观察，最新的理论动向有如下这些：首先是叙事学的复兴。叙事学开始连接起认知科学，关注更广阔的历史叙述范畴，关注在人们之间讲述的故事。 第二，理论界发生了一个“少来点儿福柯、拉康，多来些德里达”的转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转向，这方面有一些杰出的著作，比如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写的《献给德里达》（ForDerrida, Fordham, 2009）一书，就是对德里达作品各个方面的介绍，这个介绍清晰明了，且具有方法论意义。还有一本书，是马丁·赫格隆（Martin H覿gglund）的《激进无神论主义者：德里达和人生的时光》（Radical Atheism  errida andTimeofLife, Stanford, 2009）。这本书反对对德里达进行“宗教的/伦理的”区分，他重新思考德里达理论的现时性及其价值。这个转向可以这么理解，人们从对抽象的权力关系、精神分析等的关注转向到重新认识非解构论意义上的德里达，开始关注他晚期的作品，比如“友爱的政治学”的提出和动物研究等等。 第三个转变被称作“伦理学转向”，对此我是想打个问号的。当然，理论发生了一个拒绝对文学进行道德化评判的转向，但是，要知道，文学向来被用作伦理学分析的对象。要说有什么新的转向，那就是现如今的批评运动都会强有力地借助伦理学的或者政治上的支撑物，继续对等级次序进行批判，他们反对像“男性/女性”，“白人/黑人”，“异性恋/同性恋”等概念的二分法。 第四个转向是“动物研究”，或者叫做“人类-动物研究”的兴起，它探讨的是人与非人的对立关系。在这个研究中一些早期的作品，比如维吉·海恩（Vicki Hearne）的作品《亚当的任务》（Adam'sTask, Knopf, 1986），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还有一些新近的作品，比如德里达的《我所是的动物》（TheAnimal ThatThereforeI Am, Fordham, 2008）。还有劳拉·布朗（Laura Brown）的《无家可归的狗和郁郁寡欢的猿猴》（Homeless DogsandMelancholyApes, Cornell, 2010），这类文学作品的作用是思考人和动物的关系。这也引发人们对“人类”该如何界定的思考，似乎只有从“非人”的角度人们才可以理解“人”何以为人，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接下来还有“生态批评”的兴起，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批评运动，没有特定的方法作为支撑，它相当于将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环境，尤其是其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不一一举例了。 由上述两方面的理论思考顺承下来的，是“后人类”（posthuman）理论的提出。比如“人机理论”，这个是当下的热点话题，研究人机理论的核心实际上是出于对“控制者”和“被控制者”角色的重新思考。这类的书有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半机械人的宣言：猿、半机械人和女人》(ACyborgManifesto：Simians，Cyborgs andWomen, Routledge, 1991)，卡利·沃尔夫（Cary Wolfe）的《什么是后人类主义》（Whatis Posthumanism, Minnersota, 2010）。 还有一些重要的转向，比如“美学的复归”以及新媒体研究等等。所有这些新近的理论现象，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以前认为理论都是西方的产物，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在全球化影响下来思考理论问题，不仅是空间的借鉴，还有时间上的，比如对古代经典理论的重习——我在想，所谓“全球理论”是不是真的到来了呢。 在定义“人文经典”的时候有所创新 文汇报：您写过一本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理解文学的通识教育读本《文学理论》。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后受到中国学生的普遍欢迎。在中国的不少知名大学，这本书成了中文系的学生理解文学的必读书。我们想知道，现如今美国的通识教育是否还在强调对人文经典的学习？ 卡勒：当然，美国的教育一直都很重视人文经典的学习，人文素质的培养虽然在不同的大学氛围里有着不一样的教学方式。比如，在康奈尔大学，我们不仅强调学生的读写能力，还有一些让同学们参与到经典文本讨论中来的课程项目。但是，一方面我们一以贯之地强调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又在定义“人文经典”的时侯有所创新。比如，经典不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作品，不再是《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之类的作品，而有大量的更多涉及当下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被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中来——比如时下最受争议的作品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会被拿到课堂上来讨论，像我们讨论传统的古典文学经典那样。这样做一方面让学生从文学里汲取必须的人文修养，另一方面又不会沉溺于文本本身，而是能走出来，介入到现实的环境中去，去思考，去写作。我说的是康奈尔大学和一些我知道的大学，比如斯坦福和伯克利，这些学校都很重视人文教育，只不过各自的方式会有差异，但总体来说，人文教育并没有衰落的趋势。 文汇报：资金实力的差异使得美国的私立大学发展很好、公立大学步履维艰，好的教授们是否也出现了不断向名校集中的趋势？ 卡勒：没错。最近，美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差异日益明显。过去和私立大学比起来，公立大学资金充裕，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等受到普遍欢迎。这之后，各种资源逐渐向私立大学偏移。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经济相对萧条的时期。和其他部门比起来，这时削减大学的资金更加容易一些。公立大学因为政府财政紧缩而缺乏资金，相反，私立大学能够从社会各种渠道募集资金，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冲击。这种情况对学生的影响远比对教授的影响要大。在过去，上公立学校的花销是非常少的。但现在，由于经济不景气，学校的资金不充裕，好的公立大学也变得非常昂贵。而另一方面，私立大学却能利用其财富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形式的资助，使他们在招收好学生时更有竞争力。 加州的大学体系原本是闻名全美的公立大学体系，现在就面临着这些经济困难。不过我要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公立大学教书依然是一件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在伯克利，老师和学生都很棒。虽然课堂变得越来越拥挤，但伯克利的学生还是非常享受他们的大学生活。在加州，人们非常愿意雇佣出自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教授们也乐于留在伯克利分校工作。我不认为资金实力的差异是学生挑选大学唯一要考虑的要素。学生在公立大学一样能享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在毕业后找到非常不错的工作——虽然公立学校的一些学生可能与名校的优秀毕业生有所差距，但是顶尖的学生都同样优秀。 同样，在好的教授中早就出现了不断向名校集中的趋势，但我不并认为这是个问题。公立学校能招收到优秀的年轻学者，但如何留住那些著名的、有资历的学者却是个大问题。相对而言，资金充裕的私立大学更容易招聘到出色的学者。例如哈佛，这所大学拥有庞大的机构和非常杰出的学生。在美国，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数来自私立大学。不过，另一方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分校、密西根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这些公立大学、教授的待遇也很不错，有较大的实验室，充足的科研经费。公立学校也许没有那么幸运享受到同样的关注，但杰出教授依然能在这里享受到比较好的待遇，申请到科研经费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将好的教育传统传承下去。 另外，在私立大学之外，美国还存在另一些私立学院，他们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资助，规模较小，但也为学生提供非常好的教育，并且拥有一些同样出色的学生，这样的学院在招收教授时也非常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能够为教授提供很好的待遇，同时生源也很不错。在美国，有相当数量这种小规模私立学院。很多最初都是基于宗教背景创立的，其中一些现在逐渐脱离了这种宗教背景。在纽约州，康奈尔就是这样一所私立大学，其中又有公立大学的成分——其农学院采用公立大学的形式，隶属于纽约州立大学。纽约还有另外一些小型私立学院，有非常好的音乐和戏剧课程，但同时学费非常昂贵。这些学院几乎没有来自捐赠的资金，而只能依靠学生的学费。这些学校的教授们课业任务繁重，因为学校没有钱雇佣更多的教授。不过在这些学校，课程的规模相对小得多，本科生们能得到教授更多的关注。这是这种学校的传统。 教育更多成了一种职业化的训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文汇报：多年前中国的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现在看来，全世界似乎都面临着人文缺失的严酷现实。您同意这样的看法么？ 卡勒：我同意这一判断。起码在美国和英国存在同样的问题。在过去，人们更多学习人文经典。当然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真正有机会学习科学。人文学科在过去一个世纪是人们都要学习的一门功课，始终是教育的重心。我能理解一些人的观点，认为学习科学、商业同学习人文同样重要。许多人认为现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现在的人们更愿意读商科，从大学出来后，学生成了银行家、股票经纪人等等——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职业规划。人们并没有从人文学科转向自然科学，而是从人文学科转向了商科。 另一方面，传统的学院教育正面临着专业化的挑战，学医的去医学院，想当律师的去法学院。而在过去，全部大学生首先都必须经过通识教育的洗礼。在美国，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传统的对于大学通识教育的认识被打破了，大学教育越来越专业化。现在，教育更多成了一种职业化的训练，比如说，现在出现了网络教学或技能培训课程。教育变成这个样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以前，人们学习物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而只是为了理解宇宙是如何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物理更像是学习文学，而不是学习一门技术。这种学习与定量化研究没有什么关系。 文汇报：一百多年前欧文·白璧德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试图通过人心向善和知识的提升来改善社会。当下来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还能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某种思想维度么？ 卡勒：是的，在教育的这一情势下，要应对人文精神缺失的挑战并不容易。文学理论和批评确实给了我和大部分人应对这一挑战的可能性。我想对一部分人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教育意味着可供选择的广泛的学科范围：在那些领域有激动人心的进展或有趣的发现，而不是只为了学习专业文献。和以前比起来，现在的大学教育普遍倾向于专业化；而人文学科更关注意义、文化和社会这些问题，致力于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在一个社会里，总要有些人来关注这些大问题。而且，我发现，学生们其实非常乐意思考这些问题。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问题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举个例子，在我的课堂上，我的一些学生特别喜欢福柯，因为他用新的方法思考着这些问题。像在《性经验史》中，福柯仔细考察了“性”的历史。《性经验史》是学习历史非常值得一读的书，学生们感兴趣，因为福柯把很多理论和你知道的关于生活的事情联系了起来，从而使你知道理论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有趣的想法对学生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聪明的学生总是时刻准备着，这周要读福柯，下周要读黑格尔。我确实认为，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学生理解世界非常必要。 文汇报：您是否相信历史进化论，您又是如何看待人类道德退化这个严峻现实的呢？ 卡勒：人们曾经相信，人性在不断进步。随着这一进步，奴隶制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废除了，妇女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等等。在美国，人们习惯将道德与宗教连在一起，认为道德由宗教而来，但宗教其实要对世界上的破坏活动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人们常常谈论宗教对人性进化的积极作用，但是却没看到它同时也是许多战争和各种各样问题的源头。因此我不认为道德的产生一定要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或许可以离开宗教来谈论道德的产生和变化。 我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友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在《荣誉法则》（TheHonor Code）一书中探讨了在道德革命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通过检视过去的道德革命，他指出，仅仅诉诸理性、道德或宗教不足以引起革命。只有当道德实践和荣誉相冲突时，这一实践才会被人们摒弃。荣誉常常包含着一系列的规则，一个人如果要保持其在社会中的荣誉感，就必须遵守规则。当一个社会的荣誉观念发生变化的时候，道德革命便随之而来。这样看来，其实并不存在道德进步或者退化一说。重要的倒是荣誉观念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我不倾向于在“进步”的意义上理解之前提到的这些改革，甚至我觉得有些道德方面的改革是不必要的。 |
| 对当今文学批评的批评 |
| 时间:2011年06月16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黄惟群 |
| 当今中国的文学批评太多“关系”，这已成文坛中人饭后茶余的谈资、甚至饭后茶余都没兴趣再谈的谈资。谈与不谈，体现的都是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默认”。这“默认”，其实反映的也是一种利益，即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必须说明，利益不在文学的关心范围中。即使利益批评，只要有理，我们仍该赞同支持。当然，大多利益评论都是违心的，经不起文学标准衡量的。作为文学中人，尚存一丝正气、尚具一份文学的诚意和对文学的爱，那么，所该做的，就是凭自己已有的文学素养和见解，向读者，向文坛，提供一份以文学标准为标准的答卷，实事求是地、准确地、高明地写出你心中真正的文学批评，阻止利益批评成为定论，欺蒙大众，给广大读者造成误导。这样做，是对利益批评最有力的打击，让他们在专业领域失去凭靠、为自己的“伪文学”感到羞愧，以致不敢继续肆无忌惮、一无顾虑地为所欲为。一旦多了文学准则，利益批评自然而然也就无法立足而自行退出文学舞台。 然而，还得强调的是，当今文坛对文学造成的最大伤害，还不在于利益批评，而在于根本没有批评。这“根本没有批评”的含义并非只有一味表扬，而是批评本身缺少质量，起不到该起的作用、该有的效果。 文学批评写给谁看？无疑，写给作家、读者看。文学批评家，就像一个一丝不苟严格挑剔的产品质量检验员，指出作品的合格成功与不合格不成功，分析成败原因，给作家提供对其作品的参考意见，帮助作家认识自己，看清自己正在走的路和可以继续走的路。而于读者，批评家提供的是一种个人欣赏作品的方法、角度，以及个人阅读作品的认识与体会，可能的话，帮助读者感觉那些没有或模糊的感觉，起到一种更为宽广、精到、高明的引导作用。 然而，太多当今中国文学批评，除了评论家自己，不说读者看不懂、没兴趣看，就连作家也看不懂、没兴趣乃至讨厌看。 一位知名作家说过：“如果你没能力把一件事越说越清楚，那么，至少不要把一件事越说越糊涂。”当今很多批评家的批评文章，正在积极发挥的，似乎正是将一件本该明白的事说得越发不明白的作用。 当今文学批评究竟是些怎样的批评？大多是些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评论与被评论间很少发生实质联系、写不写都没关系、不写也许更好(至少不至于添乱)的评论。它们各竞新丽、理拙文泽、巨室少珍、纸上谈兵空对空。我们的一些评论家，从学校到学校，博学强记训练有素，拥有最多的是所谓理论和概念性术语。他们层出不穷地制造概念，玩弄术语，从概念到概念，从术语到术语，加上层层叠叠的定语、定语从句，牵着读者没完没了地兜圈，将每件简单的事都以最旋转最绕道最复杂的方法说出。他们还有一样拿手好戏，就是不厌其烦地列出一串串长长的名人名著语录索引。这几乎已成新八股。他们不是用心去感觉体会作品，而是将学过的理论(包括术语)当眼睛，努力在作品中寻找印证，用学过的理论去套作品。也许我们可说他们懂的是理论，但我们绝对不能说，他们懂的是文学。 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作用、针对的也是不同的对象。一个在写文学批评时还惦记着学过理论的批评家，一个在需要发表自己独立见解时还惦记着别人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企望靠别人的见解支撑自己、给自己自信的批评家，绝对是个不够格的批评家。 一流评论家，永远在说的是自己的观点，别人观点只是自己观点的从属，而之所以指明别人，只为显示不掠人美辞以为己有的亮堂堂的君子风度；二流评论家，靠别人的观点支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往往从属于别人；而三流评论家，不仅说自己的观点说不好，就算引用别人的观点，都不一定找得到放置的正确位子。 什么是理论？理论就是对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规律通过论据论证得出的一种抽象结论；文学理论，就是对文学领域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的内在规律进行的抽象总结。而文学批评则是具体的，非抽象的，且是有直接固定对象的，即文学作品。 于文学批评家，理论的学习，便于自己快捷有效地掌握别人已经得出过的结论。尽管如此，理论的掌握，还有个吸收、消化、再生过程。更何况，“理有恒存，思无定契”，理论的运用是件极其灵活的事。“格物而后知至”，只有探究并且掌握了理论的根本，才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乘一总万。 还得一说，并非已有理论都是正确的。真正的学者，不仅要有一种辨别理论正确与否的眼光，还需具备善于发现吸收能够装入自我体系的理论的能力。每个文学批评家都必须具有自己的体系。批评家的自我体系，就在批评家心中，是批评家个人对文学世界的成熟的心灵反应，得靠批评家自己在纯净的无杂质的状态中与心灵进行对话而后体会领悟。 某种程度上，理论有点像数学公式，文学批评中，掌握这些公式，为的是用它们去分析、解读作品。然而，我们的一些批评家，非但不解题，不分析、解读作品，还忙于将他人的理论从一本本书中搬出、迭起，甚至将制造结论的论据、论证全都一起百万雄师般地在纸上排开。 文学批评中，重要的不是“学”，而是“识”；文学批评中，显在纸面上的“学”不叫“学”，叫显摆；真正的学，是隐含在“识”中不显露的，是批评家的家底、素养、基本功。这“学”还包括社会生活所学。当今批评界的一个主要倾向是学有余而识不足。严重的“有余”，严重的“不足”。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批评家本不该是批评家，而该是学者、理论研究工作者——批评家的批评文章，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勤奋踏实，广览群书，学识丰厚，通古博今，有着出色的引证能力、梳理归纳能力和重组能力，但是，他们缺少批评家所必需的敏感性、审视性、尖锐性、深透性，也远达不到评论家所需的深入浅出、辞约旨丰、清晰明了、一语中的。 文学批评来自文学作品、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而非文学作品来自文学批评、是被用来证明文学理论的。然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因根本上缺少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把握，走不近作品，从而养成了跃过具体分析、直接得出高大空结论的习惯，制造了众多诸如“表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文学作品必须写大历史、大政治、大民族”等等首长式眉批、口号式导向，还有就是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学潮和文学热。并非如此眉批导向一概无用，而是能被放到如此“高度”看待的作品实在难得。何况，且不说这样看待作品的眼光是否狭窄、单调、空洞，起码，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前，还有太多扎扎实实的具体分析要做；此外，“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文学批评，还牵涉到一个具体对象说具体话的重大问题。因为“具体”的缺席，客观上，这样的评论颠倒了作品和评论的关系，不仅没对文学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还起到了反作用，致使太多作家不顾个人特点，朝着评论家的指向蜂拥而去，在方向的追求中迷失了自己真正应该追求的方向。 文学创作是件极其个人化的事。 适合马尔克斯写的作品一定不适合杜拉斯写；罗贯中写得好的作品曹雪芹一定写不好。这些人，所以成功地写出成功作品，只有一个原因，他们都找到了自己，都做成了自己。 文学创作的最佳发挥状态，是“个人兴趣+个人性格+个人才情”的优势组合。这样的组合中，一样不适全盘不适，一样错了全盘都错。作为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是看准作家个人特点，不管批评表扬还是建议提醒，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帮助作家朝着这样的优势组合靠拢。如果说，文学评论确实对作家作品有着导向作用，那么，这导向只有一个：在自己的心里寻找真正适合自己创作的作品。 中国当今几乎已无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自己是怎么读作品，怎样感受、体会作品的；似也没人有兴趣有能力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依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没兴趣也没能力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怎样的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效果与作者本意间有没有距离、怎样的距离……这些都是文学批评家责无旁贷应该做的事。 优秀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个优秀读者。作为优秀读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感悟能力，阅读作品时，首先应该打开自己的所有感官，充分并且正确地接受作品中发出的任何一个信号。这样，才能对阅读中得到的感觉与自身储存的感觉进行碰撞，进行比较分析辨别。读者的认识起于感觉，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人的感觉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对事物的反应；再抽象的认识，也离不开最基本的感觉。 在首先是优秀读者的前提下，优秀批评家，如能了解并懂创作、懂作家的话，他的评论将可能更全面、更准确。根本来说，作品是作家全控制的产物。文学作品中，大局小局框架细节甚至语言运用，说到底，都是作家的精心设计，是作家有预谋的操纵。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用心，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效果，怎么具体制造这种效果。也因此，批评家对作品的解读如果背离了作家的用心，那么，解读再漂亮也不足取，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可能是负数。 1500多年前，中国就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言简意赅，非常精到。即使今天，较之西方理论，也绝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这就是南北朝的刘勰写的《文心雕龙》。看这样的书，始才发觉，批评也好、理论也好，世上所有原理，其实都是最简单、最朴素的，而且，可以用最扼要的文字表达的。虽说我们今天不可能用古人的文字作文，但他们所用的简洁朴素清晰的思维和直接的表达法，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 今天特别缺少、特别需要的，是既和作品对话又和作者对话的作品论，能对中国文坛起到真正作用的是具体文本分析。这样才能帮助作家看清自己，帮助读者看清作品，我们的评论家也能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究竟掌握得如何、有用无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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