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许知远
韩寒| 许知远：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1日 南方人物周刊 | |||||||||
| 我内心充满不安。现在获得的，和我期待的还是差距太大。我期待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几代人的作品，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本刊记者 高任飞 发自北京 9月27日，许知远三张了。同事们一起到北京西海的饭馆吃饭庆祝，让他发言，他发 |
“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作家许知远向韩寒开炮(图) |
| http://hsb.hsw.cn 2010年05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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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衬衫、牛仔裤、一头天然乱发，这是雅痞许知远的标志。 |
| [一种声音]梁文道：要安慰找于丹，要批判找许知远 | |
- 梁文道：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官僚 许知远：北大图书馆是图书管理员的世界 主持人：摆开龙门阵，畅谈天下盛事，邀来座上宾，打造文化大餐，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盛事龙门阵”，这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如果他们的名字按谐音组合起来是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叫“闻道而知远”，当然此“闻道”非彼“文道”，现在我为大家介绍，坐在中间的这位是来自香港的著名主持人，电台节目总监，另外您好像还是绿色和平的董事。 梁文道：这都是过去的，我以前做过绿色和平的董事，也做过电台的主持人，但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做节目，写东西的人，做媒体的。 主持人：这么多称呼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称呼？ 梁文道：叫我名字吧，我叫梁文道。 主持人：前面不需要加头衔。右边这位是曾任《经济观察报》、《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的许知远先生，另外许先生还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我搜了一下，梁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系毕业的，许老师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两位可以说上的是内地和香港最具特色的两所大学，梁老师，您能不能说一下，您感觉香港的这种教育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梁文道：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还是很多，因为我想一般都会觉得香港的学生素质并不如内地学生高，内地的学者也有很多很拔尖的，香港是处在一个觉得它会冷冷的气氛，校园气氛不是很浓厚，比如说你做什么讲座，来得人都非常少。可是问题是，香港有别的好处，别的好处就像香港这个城市你可以嫌弃它很多事，但是它有一些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我举一个例子，香港大学或者是中文大学发信给学生，比如说通知你哪天来注册，它这个信如果是用英文写的话，它的抬头Mr Xu，中文会说是许知远先生，他从来不会说许知远同学，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 许知远：我讲一下差别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说，最明显的是图书馆的区别，我去港大图书馆借书的时候，所有的都是开放的，开架的，学生可以自由的去借，到晚上9点钟一直结束。然后在北大图书馆，基本上所有的书都借不出来，所有的书不是给学生和老师准备的，基本上是图书管理员的世界，他们可以在图书馆大声的喧哗，大声的讲话，织毛衣，所以我觉得北大图书馆盖了一个非常气派的图书馆，但是实际上里面的书少得可怜，包括可借率少的可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像一个行政机构。 梁文道：我也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中国大学现在越来越官僚化，在很多方面，现在是一帮学官在把持这个校园，教授都是靠边站，学生更是靠边站。 主持人：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图书馆9点开门，晚上9点关门，我们借书还是蛮自由的。 许知远：那是因为你不敏感，你可能还没有做过对比，因为你肯定以为北大图书馆是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你比起港大的服务和内在的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它是一个拒绝式的。 主持人：4月份有国际阅读日，我记得在调查中显示，香港、台湾跟内地的国民阅读率，香港和台湾普遍高于内地的。 梁文道：这是因为拉了一个平均数，一般我们会觉得在香港看书的人比较少，读书的气氛也不大好，出书的话，肯定在大陆的数字会比在香港大，那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假如我们扯一个平均数来看，说不定大陆的情况就真的是阅读率会比较低，这个也跟整体的气氛有关。比如说刚才讲图书馆，我一直觉得图书馆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就是在任何国家迈入现代文明的过程里面，他们都很注重图书馆的建立，比如我们现在常常说日本明治维新值得学习，我们都忽略了日本在推广阅读，推广图书馆的规划上做了多少的事情，但是你看今天中国的公共图书馆，我去过一些不错的，但是很坦白讲，大部分的大面积的是很糟糕的。 主持人：可能因为大部分人现在读书少了，阅读氛围不好导致在图书馆的很多建设上跟不上，还是因为图书馆不好？ 梁文道：图书馆是可以主动的推动一些阅读计划，阅读的风气，你想想看，怎么样可以更清明一点。 许知远：这个跟过去这么多年政府的思维和普通人的思维是有关系的，我们最终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是不受尊重的，思维也好，书籍也好，是一个缓慢的看不见的东西，它不像一个大楼那么显著，就像我跟你讲的北大图书馆，建一座大楼是非常显著的事情，但是里面的书是什么样子的，你接受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阅读文化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事情，这是很大的。观看阅读文化，观看地铁上，公共场所的阅读空气就好了，基本上没有，而且你最多看到的是《明朝那些事》和盗墓的小说。 许知远：现在劣质书比较盛行。 梁文道:《中国不高兴》没结构没系统 是做烂了的书 主持人：现在畅销书在图书市场是比较盛行的。 许知远：是劣质书比较盛行。 梁文道：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我听一些数字比较失望，有一些我很尊重的学者写了一些很好的书，后来我很惊讶的发现那个书卖了很久才卖几千本，我会觉得怎么会呢？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 主持人：我感觉看书的话，还是偏向于小说这一类比较多，小说肯定是有优劣高低，但是你现在从书市上看到连好的小说都没有，全是跟风或者是炒作之类的，尤其是学者的书可能就更少了。 梁文道：跟风我觉得是很怪的，我很能理解，比如说杜拉拉火了，大家喜欢看，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厉害得连写书也写成山寨，真的是迅速的有大部分人模仿，然后出来，然后不要脸的大家用抄袭的方法或者是什么方法，弄一大堆这种，一个类型的书火了，一大堆的跟上去，盗墓那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做了一堆盗墓的出来了，你的感觉是全中国人都在盗墓，这是我们十几亿人有一亿人是在干盗墓的。 主持人：两位老师觉得现在最烂的书是哪一种？最让你们不能忍受的？ 梁文道：我觉得最难受的我有一个感触，最难忍受是做烂的书，比如说《中国不高兴》。你书的观点我赞不赞成，我觉得是其次，我觉得那个观点是一个可以尊敬的观点，就是说OK，你把它陈述得非常清楚，你提出一个观点有论据支持等等等等，那可以变成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来辩论，我不同意你，我可以跟你辩论，但是现在这本书的问题是它做得烂，在我觉得还不只是那几个作者的问题，而是编者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就是整本书是完全没有结构，没有系统，里面夹插一堆附文，这篇文章它是为什么加进去，没有前言，整个是散乱一团，整个文字的写法你觉得与其说是写作还不如说是谈话笔录，前后又矛盾，基本上做得很烂的书，这种书是我最生气的，就是你书制作得这么不认真，然后整个目标还是想要去畅销。 许知远：它还能畅销。 梁文道：你说这生不生气。 许知远：庸俗化是当下最重要的潮流 我们是一个轻信的、缺乏辨别力的民族 许知远：最烂的书基本上在机场的书里就能看到，他们在审美上，在包装形态上，里面的编辑程度，内容的话题，就像你说的那几样，庸俗的历史化的东西，庸俗商业化的东西，庸俗化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潮流，这跟过去四五年整个中国文化的迅速衰败和溃烂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民族变成一个非常煽动的轻信的缺乏辨别力的一个民族，当然这个跟互联网有巨大的关系。我觉得在03、04年发生很巨大的变化，十年前的社会还不是这个样子的，不会出现公然的愚蠢，公然的劣质，公然的不讲逻辑，这种东西在十年前中国还不敢这么做，但现在基本上都可以了。你刚才举例子，基本上所有的公然都公然得表现出来了。 梁文道：而且你刚才讲机场那个我常常有很大的感触，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机场总是放一个电视机，电视机里面总有人，然后穿着很大红大紫或者是大黄的唐装，然后对着台下侃侃而谈，“知道怎么样成功吗？”真的有人去看那个东西，去买那个，我的天啊，这个很怪。 而且你刚才讲互联网跟我们欠缺辨别力的关系，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们现在说话的自由比以前多了，机会比以前多了。比如说我们都可以开博客，都可以在论坛上留言，于是我们对于我们有权说话这一点很在意，但是你说什么话不是很重要，然后一个人说了这些话之后，我们现在反对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是一个精英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就完了，然后不用讨论内容，不用去讲论据的，不用去论证的，基本上现在大家表达我的意见有什么就行了，其实也对，大家表达意见也对，但是问题是表达意见之余如果要有异议讨论出来，还是要有一些思辨的过程。 许知远：80后的年轻人是伪叛逆 梁文道：80后以为消费自由就是公民自由 主持人：我刚才听两位老师谈话，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自己的一种感觉，我是感觉两位老师都是70后，如果用很流行的说法，我感觉你们70后跟我们80后，好多人说我们80后比较叛逆或者是比较愤怒，但是我觉得，相比我们这一代可能你们这一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对社会的一些问题更多的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如果说愤青的话，应该是你们这一代的人多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是不是与你们的经历有关，比如说70后可能还是有很多共同的一些记忆，可能对这个社会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 梁文道：因为我在台湾跟香港长大，所以跟许知远这种我们70后的背景不一样，但是我在猜，像许知远这种在大陆成长的70后跟80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70后他是经过少年长成的，整个人的性格、学问、知识结构的养成阶段是经过80年代的，而中国的80年代是很特别的10年，经过那10年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 许知远：其实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80后的年轻人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非常伪叛逆的，其实是非常循规蹈矩的一代人，其实说实话，你吹捧一下你的书，之前那本《常识》，比如说我76年出生，一直到78、79年的几代人，五几年，四几年的人我们身上都有一种共通的地方，比如说青年人是应该对社会有提出批评的意识，文学和艺术是改造社会的非常重要的武器，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工作了，通过书本来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深度是好的，然后对世界更宽阔的了解是好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开阔的过程。这个线索是整个世纪的线索，但是这个线索在过去十多年里边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个线索开始遇到问题了。这个跟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这种新的形态开始兴起了，一种消费为主导的互联网带来的短暂的注意力为主导的新的形态开始形成了，这个形态跟我们之前的形态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变成了新的状态了，这里面讲的是跳跃性的反逻辑的，注意力非常短暂的，情感的深度变得不重要的这么一种新形态，这是他们的形态。而他们的成长青春期基本上是赶上了这种形态开始慢慢出现的一个过程，开始空前的庸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梁文道：而且还有一点，我常常怀疑80后和70后还有一个分别，就是70、60在两个十年中间里面，他们经过那个阶段是这样，你要想象一下，对于一个60年代或者是70年代的人来讲，他小时候，比如说他看书是没有现在那么容易的，看电影没有现在那么容易，以前哪儿有这些碟，那会儿有寻找，甚至你要买什么是不会给你买到的，70年代还要用票的，你要买外国的东西要友谊商店加上外汇券要换票，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你要听外国的音乐，你要是买打孔的，对当时60、70年代的人来讲，你的不自由的感觉是很具体的，那种匮乏感是非常具体的，在身边你会很渴求的。 80后不一样的地方，80后是非常丰裕的时代，比如说今天美国在演什么电视台，我马上可以看得到，而且还有人配了字幕，你要什么东西，你的消费自由是绝对有的，你有钱你就买个真的LV，你没钱，我买个山寨的，完全是这种自由，80后的年轻人会觉得他的生活很自由。言论也很自由，你有互联网你可以在上面发言，我怎么没自由，我的言论自由多好，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会觉得自己有所匮乏，不会觉得不自由，相反他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太平盛世，只不过的问题是他以为他的消费者的自由就是一种自由，这是一种公民自由，而我们以前会觉得我们公民自由那个意识是很强烈的，但是今天他们有消费者自由麻痹了这一层东西。 许知远：同质化导致真正自由的消失 主持人：可能之前追求的更是精神上的自由。 许知远：但另一方面的丰沛是同类型的丰沛，就像你在腾讯或者是新浪看到的新闻一样，他们是同样的新闻排了50条，另外一点，其实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空白的空间的，真正创造想象力都需要空白的空间，包括需要一个探寻的过程的。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的标志，就是过程的消失，过程的消失是很可怕的事情，过程的消失意味着空间的消失，空间的消失意味着真正自由的消失，因为早上起来你的头脑里被塞满了种种的东西，从小到大，塞满了以后，你的着空间就消失了，空间的消失意味着本质的自由的消失。 主持人：周国平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处于心灵缩减的过程中，所有的东西没有过程，只有一个现实的一个结果。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是感觉，两位老师还是比较偏理性的，但是其实梁老师是学哲学系的，是一个非常文科的专业，许老师，你的大学是在中国最好的文科大学上的计算机专业，你们两位觉得个人更感性一些还是更理性一些？ 梁文道：我的真不会回答，因为我首先不大会这样区分，我不认为有这样的区分，事实上。在感性的思维或者是活动都排除不了一个理性的成份，你以为最理性的东西也都可以是激情，很感性的，今天我们说我们要理性的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等等等等，这些话说不定也是很感性的。 主持人：你这本书我看好多网友对你的评论，相比之前出的《常识》，有网友说，他的文字可能会是一种比如说呈现内心的深沉的软弱，难以排解的焦虑，这种更心灵化的文字还是感觉到更感性化一点的。 梁文道：但是这个也可以是很理性的，因为我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仍然在分析，比如说两个人分开了或者是从头来过好不好，我就分析从头再来是不可能的，从头再来是表明两个人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你就不是原来那个人，这两个人就算真的能够在一起，他们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在一起，因为他们已经否定掉那个前提了，你已经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那你怎么可能还是从头再在一起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算我写这些，你刚才形容是比较感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仍然是在这样子来想。 主持人：而且我自己读这本书的感觉，明显的感受到还是有一种哲学的思辨在里边的，是这么一种成份。您最早这本书在专栏的时候叫《秘学笔记》，为什么后来起了一个《我执》这个名字？因为《我执》好像是佛家的名字。 梁文道：这是最早的香港很烂的报纸开的专栏，那是一个非常烂的报纸，读者人数巨少，应该不超过一万，而且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主要是用来看马球的，永远拖欠稿费，永远传出财政危机，永远说下个月就要关门，但是当时我们文坛有一个老前辈，不知道怎么样，居然还在相信那个老板的话被拐了去当社长，他当社长就拉着我们一帮小辈去写东西，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骗局，但是我们很讲义气就去写，写了五个月，果然他就走了。那个专栏当时叫《秘学笔记》是因为那个老前辈就跟我说梁文道你帮我写个专栏，写点东西吧，我说我什么都写了，我写过书评、影评、乐评、时评、文化、饮食我都写过，旅游我写过，我还能写什么呢？他说你写爱情吧，我说你想我怎么写，他说你写柔软一点的。当时一开始的想法是我要把罗兰•巴特，一个美国的大学者、大文豪，他的一本书叫做《恋人絮语》，我就想要把《恋人絮语》做一篇注解，后来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写了一个等于我自己的版本的《恋人絮语》，《恋人絮语》就像你刚才讲的那种感性，但是他又很理性的分析爱情中的所有的仔细的环节是怎么回事，他又好像有点自传体，但是那个自传是效果多于真实的自传，它让你觉得是自传。 后来为什么叫《我执》呢？后来我回头看，我发现那个专栏加上这里面夹杂的其他文章，它在表达的都是一个人特别执着于自我的贪欲、吃、嗔等的种种状态，就是在佛教里面讲你相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是其实我们讲是无我的，你相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你非常沉迷于某种状态，去满足自我的话，这个就是《我执》，我发现这里面写的都是我执的状态。 主持人：您在写这本书的半年时间，您处于什么样的感情状态上呢？ 梁文道：我处于最忙碌的工作状态，我本来就很多专栏，多开一个专栏，你说多忙啊，我每天写两三篇文章的时候，是空前忙碌，睡也睡得很少，你说人有什么感情状态。我是稿匠，稿匠的意思就是你给我一个题目，就去完成它，你想我怎么完成，比如说我跟那个社长说，你想让我讲爱情，我就写爱情，你说柔软一点，我就给你这么写。我是一个定做的工匠，我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 主持人：您的全家是信仰天主教的吗？包括我在采访的时候，您曾经说过早晚有一天要出家，但是我后来注意到，您在这本书，我特别看了一篇文章讲了您的病例，然后你提到，因为您感觉到，你自己是亚里士多德和儒家的一个信徒。 梁文道：那是我20出头写的东西，我觉得我仍然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仍然也很尊敬儒家里面的那种独立，那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我一向都相信这个，这个没有冲突。 主持人：许老师，您是怎么看的？我们刚才谈到了亚里士多德和佛教，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许知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主持人：就像刚才梁老师讲的，他会讲到一些问题，比如佛教。 许知远：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些人类更高的秩序，超越人类本身的更高的秩序。但是另一方面，我又特别不希望，不喜欢看到很多人为了逃避自身选择的困境而去投身到一个信仰里去，我看到有大批这样的人，文道也看到大批的这样的人，变成一个新的迷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想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探索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对宗教或者是信仰谈的时候经常会变成一种不加选择的东西或者是不加探索的东西。 我看到中国人在饭桌上突然有一天在谈佛教，突然有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说我们必须通过基督教来拯救整个国家，这不都是胡扯的事情吗，这个国家有它自身成长的历程，有它内在的经验，所以它必然要寻找到一种自我的方式，它不可能通过一致的东西来突然获得一个“速效救心丸”的东西，这里面背后蕴含着，如果是这么快的一个“速效救心丸”说明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轻信的国家，一个轻信的国家也是同样可以变得非常轻易的放弃和转移，就像你看到互联网上的态度也好，我今天可以在骂你，明天可以吹捧你，这些东西是不可靠的东西，也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我觉得信仰可能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方式。 许知远：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糟糕的价值观 梁文道：我们很多人都这么讲，中国人没有信仰，前二三十年还很信一些东西，信党，然后相信毛主席，家里头挂一个毛像，早上跟他请示，早上跟他问安，这都是一种信，有价值的，问题是在于你是不是轻信，我觉得今天各种方案，我们中国人一起信基督教这都是很荒谬的，你随便拿一个东西过来，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一个什么宗教，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活下来的，那我们是不是早该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 你可以说今天中国人没有一个价值观，很稳固的形成一个价值观，但是它跟信仰不一定是同一回事，你不能直接说今天中国人没有价值观，所以就说我们没有信仰，必须要有信仰才能有价值观，这种讲法不一定成立。 主持人：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许知远：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糟糕的价值观而已，很单一的，很单调的价值观。 主持人：许老师，我不知道梁老师有没有听过，很多人给许知远老师挂上了一个名叫“替国人承担焦虑”这么一个称呼。 梁文道：真的？ 许知远：我也第一次听说过。 梁文道：把你的焦虑交给我。 主持人：刚才在谈国人的素质，包括我们这几代人的锻炼来讲，可能好多人就会觉得，就是那句话，对人性的一些弱点只训斥不安慰，这种说法你们怎么看待？比如说批判我，或者是可能一些人，可能觉得就从批判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梁文道：术业有专攻，要安慰找于丹，要批判找许知远 许知远：我们干的事情是差不多的，我们没有批判什么，我们就是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为什么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变得这么脆弱，就会变成了一个批判了。 主持人：可能是一个常识性的一些问题，是一种相当于知识性的一种问题，可能在别人眼里就会成为了尖锐的犀利的批判层面的一些东西了。 许知远：坦白来讲，批判不是知识分子一个最基本的职责吗？就像你去做完这个访谈一样，这是你最基本的职责，这不是你的问题。 主持人：在两位心理是否认同大家把你们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称号？刚才许老师不是说，批判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一个问题，那你们是否认同大家把你们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 梁文道：首先我一向都觉得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说法当然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公共两个字是不必要的，是同意反复的，因为我认为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讲，最必然是公共的，你听过有私家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吗？ 许知远：没有皇上给我们发这个。 主持人：比如说我能感觉到可能平常有的人是像两位这样，可能是有那种承担批判的使命在，但是更多的批判可能是文学的，文化的，比如说梁老师出了一本书，然后讲这本书的好坏，对于您的书，是说好话的多还是说坏话的多？ 梁文道：你刚才说两个问题，一个是时事评论和文化艺术评论的分同意，另一个是说好话和少坏话，这是两组问题，前面那一组，这个界线我觉得不一定要很鲜明，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职业选择，我就做时事评论，一门心思的做，甚至你可以说，我就只做时事中专门跟财经有关的，有人说我专门从法律角度来做，这都可以。 可是我觉得，我不需要把它固化下来，事实上有很多很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他都是没有明显的区分，我只能干什么，那你说梁启超，你说我只写时事评论，我以后就不管文学了，我觉得这个界线不一定要看得那么明显，它只是看你把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怎么拉起来或者是不拉起来。 你说好话说坏话，这不是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很难想象有一个评论人说，我选择以后要当一个说好话的评论人或者是我只说坏话，这不是一个选择。 梁文道：政治和文学的分离是当代很不好的倾向 主持人：可能会有的呈现出来的文字状态，比如说我们感受到好多评论家是讲，同是文学评论家可能会从赞美的角度更多来讲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可能有的评论家更多的擅长从发觉一些缺陷的一些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梁文道：我相信大部分的认真写评论的人都不会觉得称赞或者是骂，我只是说大部分，是一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分析。评论时事不是为了骂政府或者是赞美政府，而是分析，那写评论文学也是一样的，你先分析，比给一个判断重要吧？是不是许老师。 许知远：确实我们所有的常识都已经混淆了，一个其实是对知识的态度，就是说知识的细分化只是近代的事情，知识本身不应该是这么被细分化的一个过程，而且一个评论家，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应该对所有的事物都应该发扬的人，这才叫知识分子的态度，第二个，好和坏涉及到基本的态度，你对事情的判断是否诚实，如果你觉得它好你就去赞美它好了，你觉得它不好，你就批评它了，这是一个分析过程的东西，这是一个思维训练的过程。 这些东西，可能没法儿上来加一个这么多的标签，而且说句坦白话，政治和文学的分离，文学和社会的分离，这是一个当代很特殊甚至于很不好的一个倾向，这是特有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政治怎么和文学分离呢？文学怎么可能不着边际呢，这都是不能够分离的。就文学而谈文学，这是一个很糟的倾向。 主持人：我刚才看到好多网友的留言，现在很多评论家，尤其是最近几年受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质疑。 许知远：因为文学本身枯萎，文学正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失去了它的捕捉能力和发言能力，如果批评不投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它变得更失误。 主持人：梁老师这本书因书商的要求写得更柔软一些。 梁文道：不是书商，是报纸编辑。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写作风格变得更温和一些？ 梁文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有不同的经历，对应不同的情感反映，此刻在想一个层面，下午可能就有不同的反映，它的反应会随着不同的变化而变。 主持人：您有没有读过梁老师的新作？ 许知远：我知道它有私人的这一面。坦白讲这都是正常的一方面，还有很多方面他没有展现，可能隐私的那一面更没有展现了。 梁文道：这本书很多网友说情感的场景，比如说有一篇是同居，讲一个女孩她天天去您那儿过夜，后来她突然有一天消失了，但是就会问这本书里的故事里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拟的？ 许知远：其实最不可见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许知远：这个也反映出现在的所有人的思维模式，所有的可见的确凿的东西都变成是真实的东西，其实最不可见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混淆了。 梁文道：比如说描写的因为思念做货船的水手出航，你是什么时候去的，你做过吗？这个很怪吗？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当小说看，我们就不要执着于真实的梁文道的我，它可以不是叙事者本身，这种阅读方法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看红楼梦，很坦白讲，红学有很大一部分，我觉得都不算是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它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评论，为什么？文学评论里是研究，比如说文学作品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分文学角度去谈，今天我们研究问学全变成考据学，曹雪芹是不是就是贾宝玉，中国一做，马上变成索引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讲。 许知远：而且我觉得去做水手的梁文道可能是特别真实的梁文道，幻想的那一刻难道不是他本人的真实的状态吗？ 主持人：大家可能从你公共人物的状态看你，比如说你之前写过《常识》，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写时评的梁文道。 梁文道：因为写这些东西，我承认里面会有自传效果，就好象张爱玲的《小团圆》，可是我们要分清楚自传和自传效果，自传效果是可以创作出来的，比如说我创作一些电影，让大家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导演自己，重要的不在于这个电影多真实的反映了这个导演，而是这个导演如何聪明的利用这些技巧让观众以为这是他的自传。这就是自传效果，它是可以创造出来的，用一种非常私秘的语调在写作，当你这么写，我是模糊了散文和虚构之间，你这么写的时候，你会让人觉得他一定在说他自己，这其实是一种文体的选择。我刚开始讲了，我是稿匠，我是掌握了各种工具和技术的人，我可以示范给大家看。 主持人：刚才你解答这个问题，您更多的是用的男字旁的他，而不是女字旁的她，让读者自己去解码。 梁文道：其实我很少用女子旁的她，女子旁的她是现代汉语才有的，古代没有的，从来都是男字他，男女都是人，我写了这么多年，我常常都是这样的，我很少用女子旁她，我觉得重点是把性别模糊掉之后看那个状态，我写这些东西里面很多感情是真的，可以是我的这种感情，我进入一个状态之后，身处一种感情把它写下来，带入某种角色，因为场景角色可能是假的，我带入进去，呼唤，写的那个感情是真的，或者是我的某种欲望是真的，某种愿望是真的。我的感官的状态是真的，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基于对象里面的他是男还是女这个都不重要。 主持人：我也注意到你的书的一个细节，你提到你小时候曾经把一封情书拿来改改当作文写，这个就是为了让老师感动得哭，但是你现在却很鄙视煽情，为什么您会鄙视煽情？ 梁文道：我不知道。 主持人：这个还特意提到了。 梁文道：我鄙视煽情准确的说并不是鄙视煽情，而是我很怕很热的东西，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很热的时代，比如说像刚才讲的，激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激情这个字眼成为一个那么被推崇的一个正面价值的一个字眼。 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贬义词。 梁文道：也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它可以是正面的褒义词，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称重那么多人的都会用激情这个字眼，比如说我们形容一个人会说：许知远动情的说，这些词让我们觉得中国好热啊。 谈激情 许知远：这时代空前不浪漫，空前没有激情 梁文道：我们的官员都很激情。 许知远：可能现在是情感缺乏的东西，因为他越缺乏什么东西，越要表达什么东西，这个时代是空前不浪漫，空前没有激情，空前实用主义的时代，所以所有的激情和浪漫变得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毫不浪漫，所有你说这个东西多么多么浪漫，因为它一点儿都不浪漫，所以拼命的加这些东西。 梁文道：我们通常是对官员的访问，某某某书记激情的说，动情的说。我们的官员都很激情。 许知远：感情匮乏和煽情是两个方面，这个官员他可以流泪，因为他毫无感情。 谈电视节目 梁文道：我基本上不看电视 许知远：中国最不能忍受的电视台就是湖南卫视，它要对国人情感匮乏和庸俗化负责 主持人：刚才谈到，哪些书是您最不能忍受的书，您也是做电视节目的人，您觉得中国哪类节目让您最不能忍受的那种煽情？ 梁文道：我很少看电视，我基本上不看，我看得非常少，如果真的看电视剧，我就宁愿全了之后买一个碟看一看这样的。 主持人：许老师呢？ 许知远：坦白讲，中国最不能忍受的一个电视台可能就是湖南卫视和它大批的模仿者，但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一个畸形体制下的产物，我觉得它可能要对中国人的情感匮乏和庸俗化也要负挺大的责任，因为媒体本身还是多少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责任的。 主持人：现在时间过得非常快，感谢两位老师来作客我们这一期“盛事龙门阵”，也谢谢腾讯的网友来关注，同时请大家关注梁文道老师出的这本新书，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应该现在已经上市了。 来源：腾讯读书 |
《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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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钱穆的中国 (图) |
| 2007-4-30 第二教育网 |
 料图片：钱穆夫妇 一 在前往无锡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美国人杰里·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 车窗外正是江南的阴郁天气，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宽阔的一级公路已把那些布满蜿蜒河流的小镇联结到一起，沿途上不时出现的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 穿过了昆山，绕道阳澄湖。在一家临湖的餐馆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湖面上寒风瑟瑟，烟雾渺茫，屋内一壶黄酒温暖滋润。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前，我迷上了钱穆。 9年前，在选修的历史课上，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时间来到魏晋时，他戛然而止，决意让另一位老师讲述接下来的课程——因为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到魏晋时终止，再无心醉神迷之处。在告别前，他推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 在刚刚开张的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里，我找到了黄色封面的商务印书馆版的《国史大纲》。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解，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我对于钱穆的身份仍有质疑，出生于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后的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身份不明。 新文化运动中让我沉醉的是他的激进因素，是那种将传统一股脑儿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进步”，在我们的词典中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大学与中学政治课是多么空洞乏味，我们其实都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的信仰者，我们要不断拋弃陈旧，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可以对昨天与今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 中国传统看起来早已无力面对现代挑战，我们何须要了解与学习它。鲁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没了印象，却始终记住他对青年的告诫——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线装书理应被扔进茅房，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传统中国就是裹着小脚的媳妇……“传统”与“现代”在我的谈话中被滥用，似乎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值得赞扬，而任何“传统”都是阻碍，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在我阅读所及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钱穆混杂于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却似乎从来不与时代旋律相关，他是少量对旧世界如此钟情的顽固派，在李敖的记录里，他在晚年时还为蒋介石唱颂歌…… 对钱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罗老师在我内心短暂地激起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期热情也迅速消退了——诸子百家、魏晋风度与我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看起来毫无关联，阿诺德·汤因比或者Google兄弟比他们更有力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二 是史景迁促使我再次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兴趣。“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对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的书评中，史景迁询问说，“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在一个标榜全球化的时代，认同危机却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碍的时刻，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安。 这些危机有一些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另一些则是由于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时代所带来的。人口的快速流动、相对价值观的普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这一切却使人们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我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同的国家依赖不同的方式寻找独特性，撒母耳·亨廷顿最近写道：“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土尔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俄罗斯处于‘深刻的独特性的危机’……” 中国依靠的是什么？在这一轮“中国热”中，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市场，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人像40年前的日本人一样蜂拥到世界各地，拍照、购物、参观历史遗址……成长的经济力量赋予中国人一种新的自信与不切实际的骄傲，但他们身上却看不出令人欣赏的品格，生气勃勃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活力、却没有让人心生向往的魅力。更紧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与由众多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失去他们的灵魂，金钱作为这个社会运转的主要润滑剂与兴奋剂已被过度使用。 历史最终还是报复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粗暴地理解了历史，将世界看作一幅实用主义的图景，把任何事物都当成了手段，最终我们要承担缺乏生命意义的痛苦。 钱穆心目中的中国则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样是课堂时光，我在为历史不可避免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而辩护，而钱穆则在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在我们为今日中国信任网络的坍塌而叹息时，却通过钱穆发现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通过“礼”来维持了一个值得依赖价值系统与保障体系。 三 好笑的是，我对钱穆的缓慢了解，是从这两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开始的。在邓尔麟那本198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著作中间，印刷着十几幅钱穆家乡无锡七房桥的黑白照片，水乡气息与中国古建筑的上翘房檐，亲切不已。到无锡时已是夜晚，小雨仍未停。霓虹灯与汽车烦躁的鸣笛声，打破了我的遐想。那些丑陋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又出现了，几层的小楼，白色瓷砖墙，深蓝色玻璃，中国所有的市镇，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西部还是东部，总是惊人地雷同。在这座盛产文人风雅的城市，同样到处都是房地产的广告，园林风格早已被遗弃，人们最热心的是“剑桥风格”、“北美别墅”。毫无例外，市中心被太平洋百货这样的购物中心占据着，在路边散步时就像走在缩小一号的上海淮海路上。 如果你一时找不到路，没关系，麦当劳总是处于市中心，而离麦当劳不远处必有一家肯德基连锁店。历史悠久的无锡小吃店与麦当劳遥相呼应，圣诞节刚过，给我们端上灌汤包的姑娘们都戴着红色的帽子，她们都在为圣诞老人尽未完成的义务。夜晚在东林书院的遗址喝茶，雨打窗外的竹林沙沙作响，400年前的读书人也正是在同样的情景下谈论国事的吧。世界早已改变，我们身后的一桌人正在谈论他们的新生意，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兴起的商业用语弥漫着整个空间，他们在说“团队精神”、“执行力很重要”、“细节决定成败”……临睡前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都在进行卡拉OK大赛，年轻一代们都在把不费吹灰之力的一夜成名视作人生理想。 第二天清晨，我们前往七房桥。在钱穆成长的年代，从无锡县城出发，如果走水路，需要四个小时，就能到达钱家门前的傲啸泾，这是由钱穆的祖先所修建。这个家族漫长的历程，正是中国社会的一角，它之所以能够面对种种社会动荡，是因为家族遵循着“礼”，它为家庭生活提供准则、价值观，它为弱小的人群提供救助，当“礼”由家族扩展到整个社会时，它就变成一个国家的准则，支配着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但这套价值还可以应对19世纪末开始的、被张之洞称为“三千年为有之大变局”吗？作为“礼”的化身、一心要成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被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兰波式人物邹容称为“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钱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残酷，中国面临的亡国之灾，而另一方面，他依旧看到了那个存于诗词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风雅世界。 16岁起，他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接下来，他展现了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路径。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未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是一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难能可贵的是，他似乎从未从线装书中逃遁，远离现实的痛苦。他也从未将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一个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是由特别的历史际遇与地理环境所致。它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最危险的情况是，我们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生命力。 自小迷恋司马迁的钱穆相信，没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能与情感。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1937年与1938年，钱穆手不停挥笔写着《国史大纲》，它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时，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像邓尔麟一样，我大学的那位老师也称《国史大纲》是“国家的骄傲”。 四 钱穆的故居如今是一片空地，昔日五世同堂的旧宅只剩下残缺的根基，冬日雨后的灌木蔓延其上。“我们一直想重修它。”钱煜对我们说。他称钱穆是他叔公，在1949年钱穆离开前，他经常见这个很有学问的叔公在小巷里散步，“他矮矮胖胖的，对小孩子很好。” 钱穆在1949年之后的故事，似乎更为单纯，他成为了流亡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领导者。在马克思的线性历史论支配了中国时，他的思想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应该遭受批评。 我去了桂林街，这是香港九龙的拥挤之地，像半个世纪前一样，这里仍是贫民窟。1949年10月时，钱穆与他朋友们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余英时是二年级第二学期来此上课的。他在1950年春天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这里，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这个租来的三个单元两层楼仅有的四间教室里，钱穆想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余英时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他病了。他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所有的痛苦。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的故事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在他的家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侄子钱伟长比他更声名显赫——他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人大副委员长。 但如今，一切似乎又转变了。北京的书店里摆满了钱穆的著作，他对孔子的理解，注释的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再考察，甚至他在新亚书院时期所随意写的小文章都被整齐地收集好，精美地印刷出来。钱穆的历史哲学甚至都与西方主流的后现代历史观有了关系——历史不是对规律的探索，而是对意义的寻求。 但是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没人再以君子为楷模，人们把道德理解成不切实际的空洞话，只有利益才是理解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钥匙。钱煜说，一位本地企业家想出资重建钱穆的故居时，镇政府却要求，这笔钱必须通过政府来使用，计划落空了。 社会也充满了重振儒学的口号，但那种粗暴的复苏传统的方式，像是一出滑稽剧。风范可以被传递，却不能被机械地模仿。中国传统看起来就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人们不知道如何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尽管人人都觉得这很迫切，中国的古典思想可能给我提供一些令人振奋的启发。（来源：兰州大学网站） 附：钱穆个人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国学大师，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36岁时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来源：中国学术论坛网站） |
自序 是书籍引发书籍。我记得第一次阅读《骑着铁公鸡--坐火车穿越中国》时的快乐，保罗·克鲁在中国的火车上度过了一年之久，从广州到哈尔滨，从上海到新疆……他观察、呼吸、品尝、发呆、焦躁，偶尔尝试交谈。 他写作的那个中国，我是如此熟悉，以至于闭上眼睛，就能闻到夜晚马路旁排档上烤肉的香气，看到那些无所适从、有时又安然自得的眼神，那些既不传统又不现代的愚蠢的建筑和那特别的人际关系--一旦提到了共同的朋友，陌生人之间的冰冷突然转向极度的热忱。但我从未尝试过去写这活生生的现实。 收录在这本书里的篇章，大多完成于过去的三年中。它们是雄心和能力之间失衡的产物。每一章，我原本都想作为一本书来完成。2007年夏天从爱辉到腾冲的旅行，原本期望写成一本保罗·克鲁式的游记，却在途中失去耐心，40天之后就草草收场，甚至结尾都没有稍微仔细地描述腾冲著名的温泉大滚锅，它也是徐霞客惊人的旅行的最后一站。我更曾想完成一次对台湾历史的压缩式的诠释，所以在9天的旅行札记中，却想塞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悲喜剧，它显得烦冗。 耐心与观察能力的双重不足，让我经常选择用历史背景来填充现实描述的不足。其中一些旅行，像是一次次长途阅读体验，我头靠在长途大巴的玻璃窗上，翻阅一个世纪前的人们对此地的描述与想象。很多时刻，我也忍不住再度评论起来，丢掉了记录时该恪守的耐心。 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却仍旧算得上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的断裂感。 人们习惯性地夸耀中国历史的漫长和延续性，却经常发现她的四周都是"崭新"的。人们很难看到一幢超过100年的建筑，而对20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生活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感谢我的朋友吴晓波和于威，是他们最初催促我把这些篇章串联在一起。也感谢编辑陆斌和王留全，他们容忍我的拖沓。 许知远 2009年10月15日 |
向南方 这也是最没有目的的一次行程，似乎仅仅要证明我不仅是个面对书籍的人。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有逃离书籍的控制。大庆郊区那个旅馆老板娘让我印象尤深， 只因她的丰腴和温暖，让我想起了《聂鲁达自传》中的干草垛上的夜晚。 一 一次不断推迟的旅行 临行前，我意外地翻到一本《红星照耀中国》。" 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 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 埃德 加·斯诺开篇写道，" 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 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辛劳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对 我这一代人来说，埃德加·斯诺虽然声名显赫，却不一定阅读他的作品，他和共 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太密切了，以至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他持有偏见，将他的著 作视做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个下午，我坐在紫竹院的湖水旁，却感受到了那种久 违的阅读所带来的怦然心动。 那是1936年，他已在中国生活了8 年，厌倦了西方人在中国拥有特权而封闭 式的生活：" ……饱食终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 打水、打马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的绝缘 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他的语言比我想象中富有美感得多，在形容陕西无 穷无尽的断山孤丘时，他写道：" 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 更加乏味。然而其后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时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 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 他那奇异的观察力也让人过目难忘， " 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毛泽东是" 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 林肯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1932 年 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 ， 他说毛泽东" 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 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 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 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 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 的迫切要求做了综 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本出版于70年前的著作，对我来说不再是一 本记录了史料、猜测的历史书，更是一场号召行动的宣言书。我厌倦了坐在咖啡 馆，依靠互联网上的信息来评论自己的国家。像70年前一样，生活在北京的人们 容易在那些幻想中迷失自己- 玻璃幕墙大厦、个人博客、星巴克咖啡馆、Shopping Mall比昔日厚厚的城墙、园林建筑更容易将真实的中国脉搏隔离在外。 这是一次不断计划，却不断推迟的旅程。" 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 ，两年前， 我热情洋溢地说。两年过去了，除了多读了几本汉学家的专著、几位二流作家关 于中国的游记，我好像什么也没发现。倒是我的同事们，总是带着让我嫉妒的眼 光，在大兴安岭和80岁的鄂伦春族的老人谈论往昔，从汉中穿越蜀道到达成都， 在云南边陲不知名的小镇上无所事事地发呆……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抽象的观 念世界，对于那些具体的肉体、生动的表情、黄土、森林与河流缺乏感性的认识， 成为一名行动者的愿望，像那个有9 条命的魔鬼，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 让我内心难安。 |
二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 我是个容易厌倦的观光客，经常对于眼前的人、物、风景视而不见。我中了 理论太深的毒，总以为要将一切装入一个分析框架中，才觉得心安。旅行也是， 我潜意识里希望，它能够帮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多年以来，我对自己杂 乱的知识结构忧虑不已，总期待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 最终选择的路线，充满了这种找钥匙的热忱。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漫长了， 人口太众多了，我经常不知道从何说起。她有着过分良好的胃口，那些别的国家 无法应对的挑战，她似乎坦然地就消化掉了，她有力地将不同的地区与民族融合 在一起，她也经常窒息不同的生命力……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集中在经济奇迹上，全世界都惊叹于中国爆发出的生 产力。在风景如画的三峡建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坝，照亮长江中下游；翠绿的珠 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丑陋工厂的工人们每天12小时、每周7 天、 每月心甘情愿地只挣100 美元地生产着打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 它们充斥到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场与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中；中国的领导人前往俄罗 斯、加纳、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持续高温的中国经济需要 更多的钢铁和石油；对比世界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拜访北京，他们需要这个市场 ；中国的劳工漂洋过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洲、 北非，开餐馆、开超市、修公路……他们既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改变世界的面貌。 我多少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情绪，他目睹了资本主义和技 术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质繁荣："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 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 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 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 ①但是，当你的视线稍稍偏离时，你就看到了别样的中国。中国人赢得世 界的注意力，不是通过质量，而是通过数量。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 建筑是粗俗丑陋的，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被污染，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 土地仍不够耕种，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渐狭窄，要想进入世界经济循环的链条， 他们需要更多的技能。整个社会被一种不安全感包围着，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 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宗教、社团、 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 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30年前 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 人人自保" 的时代。 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 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地带- 政府不再提供昔日 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 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 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 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 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很容易想起 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初英国的评价。狄更斯写到了在那个熏黑的工业时代、 大都市兴起中雄心勃勃或无所适从的个人。我该怎么描述此刻的中国呢，那种纠 缠在亢奋与无奈中的情绪。 |
三 爱辉——腾冲线 我花了点时间，才在中国地图上寻找到爱辉与腾冲这两个地方，它们分别属 于黑龙江省和云南省，一个是东北角，与俄罗斯相邻，另一个是西南角，离缅甸 不远。如果在这两点间画一条直线，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 这条线的东部，43％的国土面积却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西部，国土面积 的57％，人口却不足10％。它也是民族的分界线，汉族人居住在线的东南，而西 部则是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很多历史学家疑惑不解，为何中国有如此强 劲的胃口，能在如此宽阔的领域，将如此多的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尽管他们 的冲突从未结束，却也很少出现彻底的分裂。 这条地图上的爱辉- 腾冲线是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发明。胡焕庸，1901年 出生于江苏宜兴，在南京和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试 图探寻解救中国社会之道。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一些知识精英们试图从政治、 教育、艺术、文学、科学、商业、生物、考古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中寻找灵感， 以刺激和拯救那个被很多人视为僵化的文明。而另一些人，则寻找种种证据，证 明我们的文明是绵延的、富有活力的，以挽救人们日渐脆弱的自信……但很显然， 悲观与怀疑论调占据了主流。 我的智力生活是在这种悲观论调中成长的，这种悲观情绪又往往依托在那个 悲观的模式背后。这个模式从黑格尔开始，到卡尔。A.魏特夫那儿达到了巅峰， 在后者的眼中，中国被称做中华帝国，它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美 洲的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一样，是一个专制的帝国：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 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 未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它持续了上千年，牢不可破，历史只是王朝的交 替循环，却很少展开崭新的一页。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循环，传统与现代之间 的对立和融合，变成历史的主音。 |
四 矛盾的消失 这些昔日理论，塞进了头脑中，让我觉得窒息。这注定了我的旅行像是两种 截然相反力量的拉扯。一方想寻找事物的共性，将经验抽象成一种简单的模式， 以便获取整体性的理解；另一方则厌恶这种抽象，着迷于那些具体、散漫却鲜活 的人与物……这种感觉就像地图上的空间和真实旅行之间的差异。 这些矛盾很快就消失了。最初的几天是如此兴奋，什么都让我觉得新鲜，这 印证了朋友们对我的评价" 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我的第一站是哈尔滨， 在混杂的火车站广场上，姑娘们白皙修长，我热爱她们吊带下面的肩膀，和紧紧 包在牛仔裤里的大腿和臀部。我甚至感觉到风穿过了我洗得发透的白衬衫，柔情 似水又干脆有力地抚摸了我的皮肤。 接下来的４天是旋风式的旅行，空间的迅速变化被压缩在窄小的时间界限里。 星期五的中午，我和元宝村的王村长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化问题，元 宝村是周立波著名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它也经常被视作" 中国土改第 一村"-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王村长穿一条浅 蓝色牛仔裤，条纹的、颜色暗淡的白T 恤，脸庞、脖颈、手臂，是那种健康得有 点发红的黑皮肤，在脸庞的红晕尤其突出，那是日晒和勤劳工作的证明。我喜欢 他的脸，在不经意时，上面流露着某种庄严感。 接着就是６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的颠簸，从元宝村回到尚志市，再坐车前往方 正县，司机将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拦截过路车前往依兰。长途汽车就像是 小镇上的杂货铺，主人担心浪费任何一点空间。客车的走道里，司机座位旁的发 动机的机盖上都坐满了人，我们身体碰身体，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在经过收费站 时，司机会要求走道里的人集体再压下腰- 被发现超载是要被罚款的。不过，这 不算什么，我们不早已习惯了在高密度下彼此相处吗？ 有时候，两地之间没有直通车，司机们就会把我们先叫上车，然后保证在合 适地点把我们放下，有另一辆车载我们走下一程。这有点像是UPS 的接力赛式的 送包裹。东北公路网已经发达得令人惊叹，不过接力赛有时并不流畅。有那么一 个小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四处徘徊，不知道哪辆车会把我们带到下个地方。我 们在公路旁的绿化带上撒尿，看着高架桥上" 精于业、勤于思" 的宣传标语，有 那么一瞬间，似乎真觉得是《在路上》的场景。我们还被扔在了那个叫达连河的 地方两个小时，已是深夜，我们之前熟悉的东北的田野与清新空气，突然被庞大 的运煤车、充满尘土的空气取代了。本地人带我们参观了这里的露天煤场，夜已 深，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坑中的星星点点的灯光闪耀，仔细望过去，我才发现刚才 那些硕大无朋的卡车，如今像是个玩具车一样在坑道中行驶。 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岛宾馆从前还兼营洗浴，它楼道里暗红 色灯光传递着一种廉价的色情味道。我们对于依兰充满向往，这里的历史掌故散 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12世纪，北宋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东京城汴梁 （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不过，迎接我的是一种有点意外 的沮丧。掘土机正在挖开路面，在县城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 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 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它们给人带来的压倒性的印象是- 人们 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了，才逐渐意识到，县城在中 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占据着多么尴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 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没有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 在依兰的牡丹江畔，我还遇到了一场意外的死亡，大批围观者远远地看着江 心中裸露出的河床上的那具女尸，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抹红色。在那个清晨，死亡 既残酷又富有诗意，而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琐碎与复杂得多…… |
五 伊春的清冷与落寞 旅行似乎从伊春才真正开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孙铁军，我第一个深入交谈的 对象。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7 点，步行街上人群 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 的时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 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 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 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卖杂食的街头小店，他 们都笃信" 三人成虎" 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 东方典当行" ， 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 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 ".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 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 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报时的音 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 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6 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黏 稠的米汤、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 操着不同口音，由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待得长一点儿， 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 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 与口味，都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 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 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看起来40岁左右，消瘦的脸 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 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 残留的北京的所有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 甚至能感觉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 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 喝令 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 记- 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 是伊春的象征。 孙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员。这 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 林业的 " 和" 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 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孙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 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元钱，接着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着 解放牌汽车运送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原木。1977年他结婚时，伊春迎来了最繁荣的 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 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 所有的人都有工作， 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 ，孙铁军的母亲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 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 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 多元的补助，对于 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 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休养生息 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 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 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 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 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 的准备，" 孙铁军回忆说，" 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 他的整个青春时代 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8 000元钱作为了结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 是个一刀切的数目，令孙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们这些工作将近30年的工人， 和那些只有10年工龄的工人一样，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年、20年的人生 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 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 转。" 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 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 向衰弱。 "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 ，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 月，整整过去 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 纳养老、医疗保险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做 些什么，这里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他 们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 山东游荡了9 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 不安定，却也让他呼吸到从未有的自由空气。 "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 他的足迹从山东到 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又开始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 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 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 ， 他说。 这期间，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 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 城；30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而现在本地人则开始外迁，工人 们的后代到外地寻找工作，而下岗的家庭经常全家性地迁走……孙铁军的女儿在 不再繁荣的零售业中寻找工作，她卖过鞋，如今为一家小店卖书包，每月600 元 的工资经常成为家里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她6 岁的女儿在屋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好把注 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时间里，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 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1 700 元的社保基金费发愁，听说它要涨到 2 100 元……他脸上的忧虑也和他的身体状况相关，他同时被胃炎、肝炎、胆囊 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孙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在不大的空间里一切都一丝不苟，显示出他强烈 的自尊。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岗的同事中，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积 怨而一病不起，两个月前，他又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那人不过50岁出头。" 死得都让人心寒了" 他说。挂在墙上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记载着他灿烂而浪漫的 少年时代，他是个音乐爱好者，奢侈地拥有这把三十几元的乐器，向少男少女们 弹奏《游击队之歌》……琴弦好久都没被拨动了，以至于孙铁军已忘记了如何调 音。 |
七 白城的错觉 在五大连池，我住进了一间完美的符合夫妻店标准的旅馆，丈夫有着憨厚的 脸庞和结实的身体，喜欢光着上身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他开一辆绿色的奇瑞车， 负责买菜和送客人去车站，妻子穿着有点不合身的牛仔裤，脸上总挂着点不好意 思的笑容，仿佛欠了你些什么。两层的旅馆的第一层是住宿的，共10个房间，其 中一间像教室那么大，放着8 张床，床单雪白，像是电影中战时医院的病床，只 是不知上面是否睡过海明威式的人物。二层则是地质博物馆，它作为福利的一部 分对住客免费开放，只是很少有人问津。一整夜，我的旅伴都在警告我，这对夫 妇让他想起了美国恐怖电影中的场景，他们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背后隐藏着惊天的 秘密，或许楼上的博物馆里就有不知名的尸体……当然，我们是安然离开的，谋 杀案没有发生。 我路过了大庆，并被这座城市的傲慢所激怒。我没有采访一个具体的人，觉 得整座城市都是一个人身影的延伸- 他就是王进喜。在茂兴镇的衍福寺里，我坐 在一个破旧沙发上，昏昏欲睡，几只不安分的苍蝇在我四周飞舞，轻微地打破了 那种黏稠感。那是中午，除去两三个同样昏昏沉沉的卖香火的老人，寺庙里空空 荡荡，不知那些僧人去了何处。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大雄宝殿里各尊佛爷之间的关 系是什么，到底是谁掌握现在，谁又能控制未来。但我喜欢那些佛教音乐，吟唱 者口齿不清却自成曲调，仿佛另一个版本的周杰伦。 我对于白城一无所知，在中国的地图上，它处于吉林省的西北部，也是黑龙 江、内蒙古的交界处。选择它作为旅行之地，纯粹因为它的名字，在蒙古语里， 它是查干浩特- 白色的城堡，好像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出版的一本同名的 小说。这个有点神秘感的名字，还催生了我不恰当的想象力- 我在这里会发现草 原与平原的交接地带，或许还是一座草原之城，我将看到草甸在城市的中心生长， 还看到芦苇荡中的白鹤…… 我立刻就发现自己错了。我住在吉鹤宾馆，但白鹤仅仅是门前广场上的雕塑， 吉鹤宾馆旁边则是科尔沁宾馆，但真可惜，科尔沁草原还要向北100 公里。 出租车载我在城里兜了一圈，我看到了高大、豪华而不和谐的法院和政府大 楼，经过了一家叫维多利亚的夜总会，一条步行商业街，连成一排的餐厅和练歌 房……这看起来像是一座再平庸不过的城市，我在它的空气里没闻到历史或自然、 亢奋或不安、傲慢或愤怒，甚至一点小小的自得也没有。在傍晚的广场上，人们 在跳舞，但是敲锣的老人却面无表情。 第二天上午，我在酒店的商务中心和对面的那个个子高挑的姑娘说话时。她 重复了昨晚司机的话：" 白城没什么特点，就是风大。" 她的脸有点平坦，因为 浓妆而略显苍白。当她不说话时，那丝显著的厌倦就挂在嘴角上。她正在专心地 阅读一本书，我从侧面看过去是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 " 它真的对你有帮助吗？" 我问她。她嘴角的厌倦立刻消失了，转而变成了 兴奋：" 怎么没用，我虽然不能很有钱，但我看的这本书可能帮我获得财务自由。 " " 那么财务自由的目的是什么？" " 创业呗！自己创业多好，就不用像现在这 样上班了。" 我们的谈话被一个前来打字的客人终止了，刚才还沉浸在" 人人都 可致富" 的梦想中的姑娘，又回到了现实中，那丝生动又冻结起来。旅途中，我 总是碰到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容颜比周围人出众一点，却没出众到足以改变她们 生活的程度。她们不安于现状，却又不知道或者不敢打破生活的惯性…… 整个下午，我和朋友在白城里无目的地闲逛，没有明确的方向。我看了拆迁 的老房子，抗洪抢险的纪念碑，废弃般的新兴工业园区，一个早已干涸的天鹅湖， 一座空空荡荡的寺庙。白城给我的压倒性的感受- 它重复着所有的中型城市的节 奏，在中国巨大的变迁中，它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它没有明确的资源可利用，也 没能寻找自己的独特性。 |
八 来不及回望的大同 我带着种种预设来到大同，我们放弃了穿越内蒙古草原的计划，中国比我想 象的大得多，如果没有直通车的话，我们起码还要多花三天时间。 大同是煤炭之都，这黑色块状物曾经是区分人类的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主 要标志，而如今它是驱动中国经济不可思议的增长的主要动力，它还是人道灾难 的来源之一，死于矿难的人数一直难以真正考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主、 矿工、新闻媒体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条人命是最不值钱的，尽 管它的价格据说已从三万元上涨到十几万。关于大同的第二个传说，是它的卖春 传统。从前，它的窑子吸引着来自北方的商人、官僚、书生，而现在它则演变成 了洗浴中心、娱乐城，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它是北京的" 后花园"-便捷、清洁、 廉价。 我期待看到被污染的天空，那些超载的装满了煤炭的大卡车，还有满城的灯 红酒绿……大同比我想象的破败得多，似乎从煤炭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没有转化成 任何可见的城市建设。 大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时间已是上午10点，我们沿着新建南路向红旗 广场走去，拥挤在街道上的无边无际的人群，好像是星期日的北京王府井。人口 的密度提醒着我地域的变化。之前10天，我一直在东北，已经习惯了空旷与疏离。 东北人在酒桌上的热情可以理解，他们在寒冷中成长，目里所及经常是空旷的田 野和大街，他们需要用短暂的热闹与喧嚣来冲淡平日的寂寞，用酒精来抵御肉体 和心理的寒冷。但现在，我到了山西北部，尽管它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塞外，是 蒙古草原与中原的交接之地，但它所受战乱不多，山西的人口稠密在元明两代就 已非常著名，所以才有了洪洞县大槐树的典故。人口的密度造就了城市，决定了 它的繁荣程度，鼓励了贸易和技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让我们回到街头的人群，他们在散步，围着小吃摊坐着，年少的男女在追闹， 两人对阵的象棋棋局吸引了十几人在助阵。不知是路灯太过昏黄，还是空气中粉 尘过多，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油腻腻、混浊不清的东西，它的懒散不蕴涵着思 考，而亢奋则没有对应的创造力。我还在学习分辨他们的身份差异，这城市男人 最时髦的装束是，黑色长裤配T 恤，露出自己健壮或不健壮的肩膀，脖子或手腕 上带着一串金光闪闪、不知是真是假的金链子，头顶则是光光的，最多留下一点 点发茬。" 这是混得好的装扮" ，一位本地人后来告诉我。 顺着人群来到红旗广场，我觉得全大同的人都拥挤到了这里。中国的城市是 千篇一律的复制产物，它们都有类似的中央大街、人民公园、纪念碑，当然还会 有至少一个广场。在很多城市，它即使在最适合散步的傍晚也是空旷的，因为光 秃秃的广场上让置身其中的人觉得虚空。但在大同，红旗广场却是真正的乐园。 我必须不断改变行进的路线，才能绕过奔跑的人。广场本身乏善可陈，它的三面 被电信公司的巨大广告牌包围，另一面则面对着大同的展览馆，展览馆像是个小 型的人民大会堂，方方的形态、粗大的柱子，它正被一片广告所包裹，其中最醒 目的是" 大同云冈旅游节" 的横幅。在过去的7 年中，8 月的旅游节是大同最重 要的事件之一，它也是这个城市试图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的努力之一，云冈石窟、 悬空寺理应从历史尘埃中摆脱出来，为今日的大同作出崭新的贡献，就像广场边 的华严寺门口的那条横幅，" 一切为了发展".与类似小型人民大会堂的展览馆相 对的是一座雕像，一位将军骑在战马之上，他是战国年代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 据说他是大同历史的真正开创者。 你可以轻易地从记载中感受到大同的悠长历史，它是北魏的首都- 历史上第 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还是辽金两朝的 陪都，契丹人、女真人、沙陀人和汉人在这里学会共同生活……他们留下了寺庙、 九龙壁和乾隆皇帝到此寻花问柳的传说。 我对于历史既爱又恨，它给予了我衡量当下的参考坐标，但又可能使我丧失 了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把握能力。当遭遇到历史过分丰富的城市时，我反而陷入 了失语，能表达、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不知如何开始，这时我就想起了亨利。 福特的名言，" 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话".此刻的红旗广场上也是如此。你来不 及回望历史，就被裹进了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创造了很多简单、粗陋却 有效的游戏方法，很多大型、结实的气球在广场上被踢来踢去，在临时搭建的舞 台上放声卡拉OK，在连绵不断的小吃摊上吃来吃去，他们最钟爱的是兔头，据说 一个28岁的小伙子是真正的" 兔头王" ，一天能卖出3 000 个兔头，每个月净赚 10万元，真不知道竟有那么多兔子可以杀，一路上我都在想总有一天，人们能用 基因技术培养出有两个、三个头的兔子。 |
九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 " 那是条很长的走廊，推开门，看到腾腾的雾气，" 小左回忆起那个下午， " 他们都抬起头看着我，洗过的人是赤条条的白色，而没下水的人则是黑色的， 还有半黑半白的。" 那时，我们正在大同南山一家国营煤矿矿区的公共澡堂门口， 它正对着云冈石窟佛像雕塑，被岁月、风沙、雨水侵蚀的石窟流露着说不尽的沧 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面部残损的佛像，在洞窟内散发着忧愁，但曾经它 们蕴涵着人们对于极乐世界的渴望。 被刷成天蓝色的公共澡堂的外墙让我想起了集体主义年代。我在门口接一个 莫名其妙的电话，小左则进了澡堂。他是同行的摄像师，面色微黑、头发短促却 柔顺，一顿饭能吃三碗，他有一种强迫症式的好奇心与记录欲，似乎不按摄像机 的录像键或照相机的快门，就不能证明自己。他带着照相机走进澡堂，看到了他 描述的场面：" 整整一分钟里，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没人问我来看什么，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刚才的老矿工为什么那样。" 一个小时前，我们坐在 一个退休的老矿工的家中。那是一片贫民窟式的房屋，依地势沿低矮的丘陵而建， 大约六七十户人家，房屋前面是一个宽而深的土坑，也是这个聚集区的垃圾场， 零星的野草点缀在垃圾、荒土和乱石之间，展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是在 两排房屋间的走道里碰到那位姓孙的老矿工的，他正拿着小板凳要到前面的空地 上，那是居民活动区，老人家们在这里下棋、打牌、扯闲天，而小孩子则在四处 奔跑，大声叫着爷爷以吸引长辈的关注。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都是奇特的。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你都会看到街角、房 屋前正在发呆的人，他们有着相似的麻木和空洞，似乎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刺激与 兴奋早已逝去，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生命终结那一刻。但是矿区却不同，他们或许 更为悠闲，不下井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那些无所事事的 白昼肯定很无聊，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但那些漠然的表情里却有着 特定的镇定，他们的表情和姿态，适合于被拍摄，那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质感。 " 我是1965年下矿的。" 这个姓孙的老矿工把我领到他的家里，开始讲述他 的故事。他的家由两个房间组成，两个大炕各自占据了主要的空间，他的老伴在 外屋的炕上正在缝被子，光线昏暗，我没看清她的模样，她充满热情，把一个被 茶垢染深了颜色的玻璃杯递给我，里面是新沏的茶水。里屋里的窗台与炕上放着 十几盆花，一面墙上的陈旧挂历上是毛泽东的画像，对面墙上则挂着一个印有王 力宏的手提袋。我和老孙盘腿坐在炕上，脚边是散落的扑克牌。 老孙的山西话我几乎听不懂，山西口音比我想象的复杂，我开始怀念在东北 的旅行了，那里空气清新，东北话都听得懂。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第一个问 题就愚蠢得要命：" 第一次下井时，你害怕吗？""怎么不害怕。" 老孙说。 小左把摄像机架在老孙面前，另一位同事开始提问了，我松了一口气，她是 个纪录片导演，知道如何让对方在两分钟内放松下来。谈话进行得时断时续，很 多时候突然性的沉默出现在空气里，除去听不太清楚，老孙的谈话信息也是碎片 式的，你很难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时断时续的谈话进行了10分钟后，老 孙的老伴突然开始说话了：" 不知道，就不要说。" 她的声音穿过了两屋之间的 窗口，入侵到这个屋的谈话中。这种情况开始愈来愈严重，在一段时间内，我们 刚说出问题，他老伴的回答就接踵而至，和老孙的回答形成了一个此起彼伏的二 重奏。她的出言是否定性，以终止这场谈话为主要目的。" 不知道，不知道，我 们什么都不知道。" 她再三地重复这句话，双手仍在熟练地缝被子。她对我们的 摄像机充满不信任，而且我们问起了煤炭工人的现状，他们的旧房子什么时候可 以拆迁，很显然，这些像是敏感问题。老孙一开始还苍白地辩解，但很显然他的 声音没有她的尖利，也没有她富有权威感，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欲说还休。我们 忍受了一段时间静默，最终离去，觉得自己像是入侵者，打破了别人生活的平静。 这是次失败的谈话，事实上，旅途中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通过书本来理解 世界，书中的语言是富有逻辑的，拖沓时，我就一跳而过，在大多数时刻，它的 每个段落、每个章节都会指向某一个结论或者拥有具体的意义。但在旅途中，我 只偶尔碰到富有逻辑性的表达，在大多数时刻，思路不那么清晰的交谈者用沉默、 跳跃、离题来回答我，从不使用我习惯的书面语…… " 你之前见到了太多的成功者。" 小左对我说。成功者的标志之一，是他们 能够面对社会表达自我。但除去小部分的成功者，剩下的则是" 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也需要表达，却被斩断了习惯性的方式。他们的沉默，他们迷离的眼神，还 有他们低着头的小动作，可能比他们的语言更有效地诉说了自己。 离开澡堂之后，我们前往可供游人井下探秘的矿井。已经晚上6 点了，游览 项目已经关闭。我们偷偷穿过售票处，穿过像北京地下通道一样的走廊，来到升 降机前。这口井的一部分可供参观，但另一部分仍在作业。游人早已散去，我们 看到了两三个矿工正在等待下降。 " 没什么危险的。" 他们表情淡然地对我们说，然后就沉默了。他们脸上是 厚厚的黑土，几个小时后，他们将在澡堂里再恢复成白色。一分钟寂静之后，升 降机的铁门突然咣当一声地打开，他们钻进去，又是咣当一声，铁门合上了，它 突然下降，向深深的地下坠去…… |
十 混乱临汾 我带着燥热来到临汾。长途汽车夜晚8 点才从太原抵达临汾车站，我们钻进 出租车，开始感受到城市混乱的交通。空气中秉承着山西一贯的肮脏，灰尘混合 着我们身体的汗水，牢牢地粘在我身上，使毛孔难以呼吸。到处都在修路，到处 都在鸣笛，到处都是闪烁的霓虹灯…… 在漫长的时间里，临汾被称做平阳，是" 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 西控河汾" 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曾是北方工商业的重镇。它更著名的渊源是，它 是尧的诞生地，尧被公认为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他和另外两位继任者- 舜和禹- 构成了中国最初的统治史，他们都被认定代表了华夏的黄金时代。 我依稀记得尧、舜、禹的传说。我的旅行来到山西南部，中原地带的中心。 说来奇怪，尽管我这一代人对" 中原之地" 耳熟能详，却很少意识到它到底意味 着什么。如果我对于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它遵从的地理区域也先是东南沿海， 或是江浙一带。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心来自沿海，而文化中心则一直在江南。 历史变化总是沧海桑田，如今我们谈论的是上海、香港，谁还记得临汾、商丘与 开封？但当后者是华夏文明的兴起之地时，前者仍是杂草丛生的乱石堆。也因此， 尧、舜和禹，就像黄帝、炎帝一样，是个总是被提及、却很少被说清楚的传说。 甚至，只有到了临汾，我才知道尧曾建都于此。 我用一晚上清除了旅途的疲倦，整个上午，都徘徊在临汾市区的尧庙广场。 结果发现的不是对远古文明的悠思，而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饱经战乱、天灾与 人为纵火的尧庙当然早已消失，最多剩下断壁残垣、青苔野草。遗迹是个不断修 复的东西，况且，中国的历史倾向于存留在典籍，而不是建筑之中。除去万里长 城，我们不喜欢帕特农神庙那种石头，而倾向于木头，它们美观、精巧，却经不 起历史烟尘。 眼前的尧庙是1998~2002 年一连串扩建的产物，它不再是一座孤单的被祭奠 的建筑，而变成了一片建筑群，被称做尧庙广场。它就像另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公 园或是街口的杂货铺，建造者费力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空间里，而且所 有的东西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廉价感。 我先是在观礼台的广场上游荡，它坐南朝北，正对着尧宫。它是一个小型的 " 天安门" ，殿内摆放着那种常见的廉价工艺品，它是" 中国尧都民间艺术博物 馆" ，两个年轻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在同样微缩的广场上，摆放着几辆电 瓶车，它们分别塑造成济公、火箭的模样，花上5 块钱，你可以在广场上驰骋一 下。然后，我又在尧庙里消耗了一个小时，在那些仿明清的建筑中穿梭。那些懒 散的管理员会突然走到你面前，" 给先祖敬香吧，30块的、60块的都有。" 如果 你拒绝，她就立刻恹恹地走回屋角的同伴那里，继续她们的聊天。这尧庙是她们 的，而不属于游客…… "旅游业是一个大蛋糕，关键是谁能将这块人人看好的蛋 糕做大做强……" 在付出30元的门票，买了一瓶热乎乎的冰红茶之后，我还买了 一本蓝色封皮的《尧庙》的小册子，在它的序言里，当时的临汾市尧都区委副书 记王天然这样写道：" 我们的卖点就是4 500 年中华文明的源头。" 而书的编著 者高树德则写道：" 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华夏之冠。如何将先祖们创造 的' 无形资产' 变为' 有形资产' ，使华夏千古文明浓缩在尧都，浓缩在一处看 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经典中……" 一切变得容易理解，浩大的工程与历史情怀无 关，它只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且它与大跃进式的坏品味相连- 拜多年的标语 化、好大喜功的美学观念所赐。贯穿广场的尧都大道有40米宽，两边的景区除去 " 天安门" ，还有缩小的" 天坛" ，有尧、舜、禹三座宫门，有用水泥制成的立 体中国地图……广场建筑处处夸耀它的规模，21米高的汉白玉华表，长达百米的、 花岗岩铸就的千家姓纪念壁- 它不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而且采用了长城造型， 还有号称" 天下第一门" 的华门- 三门鼎立象征了尧、舜、禹，主门18米高，是 " 世界上最高最大之门" …… 我在40米宽的大道上走来走去，这并非特别节日，大道上空空荡荡的。我庆 幸自己没有再花50元门票进入那个华门，它四周飘荡的红旗早已褪色，丝绸的边 角早已残破。摆设在尧都大道两旁的摊位和这些宏大的建筑一样，真实地反映了 中国人此刻的精神世界。一个又一个摊位提供了每一个城市雷同的消遣方式，气 枪打气球的游戏、小吃摊、盗版书籍与音像- 在那儿我看到了几乎全部是玄幻、 武侠小说，还有一本余秋雨的散文，还有《我偷了二嫂》这样诱惑人心的光盘名 称……那个微缩的天坛被命名为" 幻觉动感の屋" ，中文的" 的" 字被换成了" の" 字，而且在说明里特意提及，游戏来源于" 日本株式会社" ，我甚至看到了 一艘仿制的军舰矗立在华门前……一位叫刘群良的僧人还给我算了命，但是他的 个人简介上却印着八卦图。" 不管僧道，都要看八卦的。" 他对将信将疑的我说， 并确信我" 天赋敏感，也可以预测未来".只要付给他三万元，学习一年两载即可。 我婉拒了这个前途无量的工作，付给他10元钱离去。 尽管我早已熟悉这一切了，今日中国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不协调。但如此 大规模混杂仍叫我有点吃不消。那位尧真的是我的祖先吗？今天的中国人真是古 代中国人的延续吗？ 离开尧庙广场后，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幅广告牌是" 纽约？纽约" 和" 台北新 娘" 的婚纱摄影…… " 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了，传统早已割裂，我们是个无根的民族， 精神一片荒芜，伪造出的传统只加剧了我们的虚伪，凸显了我们的空洞与脆弱。 " 这种感觉在当天下午我前往洪洞县时同样明显。 |
十一 遗忘的力量 我总是在阅读，一本书，一张报纸，甚至洗发液的说明书。" 这是懒惰的标 志，" 我经常提醒自己，" 你期待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思想占据你的头脑，这样 你就省却了独自的思考。" 我在书籍里成长，这是个便捷却懒惰的方法，书本永 远不会离你而去，但是一个姑娘，甚至一只小狗，都不那么容易把握。我怀疑自 己选择在书本里成长，度过整个青春，是因为我太无能、太怯懦。 在旅途中，我更喜欢阅读，似乎文字提供了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以抵抗旅 途中的漂泊感。我期待自己像浮萍一样随遇而安，却从来做不到，断了线的风筝 的命运是悲惨的，只有稳定和自由这对名词以孪生兄弟的姿态出现，一切才变得 美妙无比。 一路上，我一直在读简。雅各布斯的《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它甚至超过 了我最钟爱的作家V.S.奈保尔的作品。我喜欢悲观的论调，确信乐观使人愚蠢。 但就本质而言，我是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才会对 眼前充满悲观，因为你知道，多么严苛的批评，多么暗淡的描述，都不会妨碍你 内心对美好的期待。 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论调，历史终究是会向前的，你的忧虑是杞人忧天…… 生活在此刻的人们，通常会忘记历史中的黑暗和绝望。我一直喜欢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那句话，" 长远来看，人都是会死的".如果一个中国人出生在19世纪末， 并在1976年死去，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多么绝望的世纪，它目睹了自己国家被瓜分， 充分体验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屈辱，当他好不容易盼到"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时，又开始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巨大的饥荒……对他的一生来说，历史 不总是螺旋式上升，身在其中他只会感到充满绝望，正如斯蒂芬。茨威格的自杀， 他经历过美好的维也纳时光，却又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当他刚刚从中 摆脱出来时，又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体性地屠杀犹太人…… 我喜欢简。雅各布斯，是因为她陈述了这个事实，历史中其实充满了" 黑暗 的年代".就像不同的人对半瓶水的判断，有的人看到了半瓶水，有的人看到了半 瓶空。历史同样如此，有的人看到了不断的黑暗之后的光明，有的人则看到了在 光明之后，总是陷入黑暗。 简。雅各布斯提到了" 遗忘" 这一命题。回顾一下整个人类的历史，多少辉 煌的文明被掩埋在荒沙之下了。建造了金字塔的古埃及、墨西哥的玛雅文明、中 东曾经的辉煌，不都烟消云散了，没人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3 ？000 年前，建造 了如此辉煌的建筑，留下了如此灿烂的文明。 当人们开始遗忘时，一切都会消失。在这次旅途中，我不断感觉到这种遗忘 感。" 我们是唯一延续的文明" ，不断有人对我这样说，比之古巴比伦、古埃及， 中国是个例外。但中国真的在延续吗？清朝的中国人、民国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 国人真的还相似吗？ 在成都的金沙博物馆，我看到了出土的近3 ，000 年前的蜀国文明，他们工 艺的精巧程度，今天都难以想象，今天的四川人断然做不出类似的成就。我翻阅 民国作家李人的《死水微澜》，那个时候的成都人和现在一样吗？那个唐诗宋词、 文人山水画的中国和今天的我们真的有关联吗？ 一路上走来，我喜欢中国的辽阔，我也承认每个普通中国人都蕴涵着惊心动 魄的故事，如果你耐心一点，在他们淡然的表情之下，经常会有炽热的情绪。但 是，我们精神的贫瘠、我们言行的粗俗，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严重，那种精神的 断裂感是如此的显著。我愿意承认简·雅各布斯的" 遗忘的力量" ，文明经常因 为骄傲而遗忘自身，就像我这一代遗忘了如何欣赏诗词元曲，如何与周围人和谐 共处。传统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 承认这一点- 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往往是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带来的- 的话，抱有" 存在即合理" 的态度，我就和你无话可讲了。在一些历史阶段，所 有事物的确有可能相互纠缠在一起，一起向下堕落。想想我们时代的不安全感， 普遍性的对权力与金钱崇拜，普遍性的对精神生活的蔑视…… 离开山西临汾时，我一直在想，别再用连续性、未来会更好来安慰自己了， 如果几代人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处于文化沙漠中，我们就处于精神的黑暗时代，即 使未来会转变，但那么多人已经成为牺牲品，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
十二 汉中印象 一阵雨过后，天空变得明澈，那辆现代汽车在山路上行驶，穿过了一个又一 个隧道，窗外是清澈的山涧，河滩上布满了大小鹅卵石块，铁青色的岩石取代了 黄土丘陵…… 沿途中，我试着去观察风景，去区分植物，去辨认不同的岩石和土壤，去体 会人们的喜怒……这是个艰巨的挑战，我几乎已经习惯失败。 我心情舒畅，因为终于要离开北方中国了，我正在穿越的秦岭是北方与南方 的分界标志。南方气味在经过眉县的渭河桥时就已变得鲜明，我看到一家又一家 的路边简陋饭店都以川菜示人，成都和重庆的力量陡然增强了，西安则被遗忘了， 仿佛我不再身处陕西，而已进入四川。行政划分相较于自然划分和历史习惯，显 得粗暴、不堪推敲，但权力总是可以战胜语言、山川、风俗习惯等这些屏障。 我开始觉得潮湿，这种印象在接下来的旅途中，越来越鲜明，以至于我怀疑 多年后，我对于这次旅行的记忆将是潮湿的、飘着薄薄的细雨，而且总也停不下 来。 旅行的节奏在汉中开始变得舒缓，我整个人松懈下来。在市区乘坐18层的观 光电梯时，你看到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四角方方的五层楼房。清晨醒来，隔壁的潮 皇酒楼门口那个穿着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正擦着玻璃，满身的慵懒从旗袍侧面的 开叉溢出来，马路对面的性保健品商店的门口张贴着这一路上我看到的最有创意 的春药名字-"阿根挺".在路边摊上，我听着两个少妇的闲聊，其中一位过分浓妆， 却有着冯梦龙笔下小家碧玉式的姿色。" 汉中女人好看，" 一位西安朋友提醒我， " 她们有点像陕北的女人，个子高、皮肤白。" " 为什么西安人都说汉中人小气？ " 我一边吃着辣椒炒蛋，一边若无其事地插话。我的胃口终于苏醒了，从黑龙江 到陕北，我受够了那种粗糙、没味道的饮食，四川的辛辣终于到来了。这句话引 发了那两个女人的激烈情绪，她们开始将之前西安人对她们使用的形容词，都送 回了去：" 西安人哪有汉中人豪爽，他们做事才小家子气呢！" 这座城市给我的 印象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不知道那" 阿根挺" 的销量如何。那天下午，载 我前往勉县武侯祠的是个女司机，今年正好30岁。她前额的刘海修剪得过分整齐， 像一把精巧的刷子，而后面则长长地飘下来，她的脸苍白平坦，五官小巧，这使 她看上去就像放大的樱桃小丸子。她的牛仔短裤真是短，以至于我坐在副驾驶的 位置时，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她白晃晃的双腿吸引，忽略了她作为整体的存在。 " 汉中男人太懒了。" 没想到我们谈话是从这句话正式开始的。一路上，我 和当地人的攀谈没有任何创新，不外乎" 本地人有什么特点啊" ，" 你对生活满 意吗" ……我们也总会谈到" 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很少碰到对自己收入满意的人， 总是" 太少，不够花的".眼前这位说话干脆的" 樱桃小丸子" 也是，她毫不掩饰 地表达自己对眼前生活的不满，对自己丈夫的嫌弃。" 如果不是孩子，我早就离 婚了。" 她说这话时，这辆捷达车正驶在整齐地栽种着两排高大冷杉树的公路上， 而路两旁则是浅绿色的稻田，绿得让人心旷神怡。" 如果你春天来，更美，都是 黄色的油菜花。" 她说。 她对于结婚10年的丈夫的主要抱怨是，他赖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里， 每个月挣1 000 元，自己都不够花的，却不愿意到外面去闯一闯。她是个想得开 的女人，喜欢在那家鹦鹉酒吧里喝啤酒，和朋友抽烟聊天，她喜欢北京、西安这 样的大城市的生活，后者的麻辣小龙虾给她的印象深刻，" 汉中就没这种做法". 她给老板固定开过车，嫌钱少又不自由，然后就自己买了这辆出租车，准备开上 3 年挣些钱，再把车一卖，或许能在西安开始做个小生意。她是个称职的投资者， 不再开车载朋友了，即使会被他们讥笑" 小气" ，她还雇用了一个男员工，每月 付他900 元，专门开夜班- 闲置的出租车该是多么浪费。在家里的姊妹三人中， 她是最不安分的，总是向往着更刺激的生活，要穿名牌衣服，要下馆子吃饭，要 去全世界旅游，她也是最自立的一个- 除了自己谁也没法依赖。 夹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的确仍旧散发着一股置身世外的气息。对于饱 受大城市的节奏所折磨的人来说，它的悠闲散漫是如此迷人，而对于这位" 樱桃 小丸子" 来说，它缺乏生气与活力。 速度正在致力打破这种状况，八百里秦川如今需要6 个小时的车程，到了9 月28日，则将缩短成三个半小时，西汉高速公路那时通车，" 云横秦岭家何在" 的感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远古景象。这也给" 樱桃小丸子" 带来了新的机会，她 希望到时不用再在市内挣那5 元一趟的活儿，被别人包车往返一趟西安、汉中， 或许就可以收入1 000 元。 和她谈话的乐趣，超过了我对于勉县的游览。对诸葛亮的记忆主宰了这座小 县城。我试着在西方传统中找到他的对应人物。他是那么机智，那么有操守，那 么执著，却最终还是失败，充满了悲剧式的无力感。奥德修斯有他的机智，却比 他更幸运，或者说更明智。中国人推崇诸葛亮，多少因为他的" 知其不可为而为 之" 的悲剧性。从刘备到阿斗，他不怀疑既有秩序，甘心成为摇摇欲坠的秩序的 维持者。 我来到武侯祠时，成为最后一位游人，空空的院落里，皮鞋踏在石砖地面上 的声音响亮而清晰，我喜欢上了那棵玉兰树，甚至开始试着欣赏结构对称的古建 筑，还有四四方方的院子，散布着青苔的石板路引人遐想，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剥 夺了那美妙的传承，恨不得能就地坐下，抚琴一首。对风景之爱，曾是中国文化 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站在小小的阁楼之上，穿过一片玉米田，看到了流淌的汉 江水，一阵清风恰好迎面吹来，内心莫名其妙地充盈起来。 我对历史遥远和模糊的记忆在汉中被一点点唤醒。诸葛亮、马超、汉中王刘 邦的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点，还有汉江。中国人的身份是从汉代开始的 吧，因为汉江、汉朝、汉中，我们成为" 汉人".汉与唐，中国最强盛的两个王朝， 是中国人内心无法去除的优越感的真正来源，即使背井离乡多少代，我们仍是汉 人，建造的是" 唐人街". |
十三 穿越蜀道 零星的雨水不知如何从窗口钻了进来，滴在我的左臂上，凉凉的。汽车的发 动机声惊人，一刻不停，这个心急的司机超越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汉中前往绵 阳的公路，穿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峰，一座又一座桥梁。天色已晚，我看不见窗外 那些高山与谷地。我在穿越蜀道，我提醒自己。两天前，我就是这样从西安穿越 秦岭进入汉中的，而现在我从汉中穿越巴山前往绵阳，富饶、拥挤的四川北部。 夜晚8 点时，滂沱大雨突至，雨打玻璃的声音，短促有力，而窗外一片漆黑， 迎面到来的汽车的前灯会短暂地打破这黑暗，提醒我车依旧在开往目的地，而非 仅仅是钻入了无尽的黑暗。我闻到了那种神秘气息，其中甚至带着某种杀气，如 果在此埋下一支伏兵，谁能进入富饶的成都平原。 我觉得饥饿、疲倦、情绪低落，突然想到一切终究逝去，荣耀、爱情、雄心、 友谊还有生命。这些问题在城市明亮的灯光中，很少被追问。我是慢慢意识到自 己是个浅薄之人，对于终极意义缺乏热忱，生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临时 解决方案，我从这一处跳到另一处，不相信它通向某个特定的终点。有时，我觉 得自己与一只小动物无异，当一种欲望到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满足它，就像这次 旅行，厌倦了北京，就跑了出来，那冠冕堂皇的" 腾冲- 爱辉线的发现之旅" 恰 好是借口。 而现在，从汉中开始生出的懒散，如潮水般地扩散。到了绵阳，懒散变成了 懈怠，而旅行则变得像是观光。涪江旁是一家又一家的茶馆，那些软软的藤椅、 5 元一杯的绿茶，一刻不停地引诱我。麻将声就像辣椒的味道一样四处可闻，它 们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味道，也抵御那连绵的阴雨。那家开元米线馆一早就被人 群挤满了，店铺太小，十几张凳子不够坐，人们就端着那个大碗站在路边，我在 碗里看到了颜色浓郁的红油汤，我之前尝了一口，被呛得喝下了半瓶矿泉水。但 这些身形秀气的本地人则在清晨刚刚醒来时就喝下一大碗，就像它仅仅是一杯茶、 一杯牛奶，或是一杯咖啡。被这碗红汤米线诱惑来此的人形形色色，我看到了睡 眼惺忪、脸面浮肿的男人女人，像是刚刚从欢乐、放纵的夜生活中脱离出来；循 规蹈矩的上班族，那位白衬衣、斜挎细带黑色皮包的胖胖的年轻人，他正尽力将 碗端离身体远一点，然后探头去吃，期待他的白衬衫能逃过溅出来的油星。他的 小心翼翼，不妨碍他吃米线的速度，筷子夹住滑腻的米线，灵巧地一卷，再上下 掂两下，挥发了热气，然后再送入口中。我像是在观赏一场晨间的杂技表演，并 叹为观止，他的衬衫的确一点儿也没脏。 我忽略了绵阳作为科技城的一面，从秦岭开始，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向三线战 略转移的记忆就鲜明起来。那是冷战的高峰时刻，美国少年们都在熟悉如何应对 核爆炸，而前苏联人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人则做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 备，和美国与前苏联共同作战。我们把兵工厂、钢铁厂、电子厂，这些战略意义 上的工业搬进了西部的沙漠、大山，这样即使丢失了整个东南沿海，战争依旧可 以继续。在与日本作战的年代，中国政府不是由南京退避到重庆了吗？中国足够 大，我们总有路可撤，谁也难以全部征服。 " 三轮！三轮！" 我喜欢听李仲贤在街道上这样的喊叫。那是浓重的四川腔， 音调高得出奇，仿佛不是从他瘦小的躯体里发出的。雅安正下着雨，已经持续了 一整夜。昨夜我到来时，一下就迷上了它。我还不知道这城市的布局，不知那条 横穿市区的河流叫青衣江，只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墨绿色山峰，昏黄色路灯下湿 漉漉的水泥路，就做出感情上的判断。 这座名字秀美的城市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方向，大约130 公里的距离，距离 上一站绵阳需要4 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著名的茶 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由马匹、茶叶交易筑就的商业古道，也同样传播了文化、 政治、宗教与爱情…… 李仲贤熟知这些历史，55岁的他是当地地方志的编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欢 碰到他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充满热忱，熟知它的种种典故，而且愿 意与所有人分享。他带着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来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 家廖念钥，在过去10年中，他写了8 本小说，试图将雅安的历史命运串连起来。 屋外的雨水越来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腾向前，裹挟着山上那黄得发红的泥沙， 气势倒是让山西境内的黄河黯然失色。 茶馆内只我们一桌客人，屋顶有点漏水，洗手间入口处一个水盆正滴滴答答 地接着漏下的雨水，那个34寸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一部三流香港枪战片。我倾听 着这群本地知识精英的谈话，间或插入一两个问题。他们的四川口音浓重，我经 常对此一知半解。自从离开东北之后，方言的发音就困扰着我，明明都是一样的 文字，我却大半都听不懂，语言中蕴涵着多么强烈的权力啊，凭什么北京人可以 让那么远的地方像自己一样讲话。 廖念钥的普通话比李仲贤好得多，他会有意识地照顾我，不过谈兴浓烈时， 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本地话。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喜欢听他们说起民 国年间的传奇，刘文辉、刘文彩和刘湘的故事，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却又彼此 争斗。这些故事经常让我想起《死水微澜》的气氛，新旧军阀、袍哥、教会争夺 权力，但这些刀光剑影、枪炮火光却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 脂发髻、小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愤怒都被溶解了。 " 我的父亲那一代真的不同。" 李仲贤说。他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1948 年时来到偏僻的西康省①，成为一名法官，他拥有那一代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他 就是" 那种读书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到他们的脸上，他们也会保持风度".但 当故事从民国转到当下时，气氛更加热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样，雅安也在过去30 年的变化中感到不知所措。廖念钥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他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幸 运地考上了大学，为了能分配回家乡不惜和不爱的人结婚，他们经常要与僵化的 体制斗争，获得少得可怜的自由。但他们结婚生子，准备安于这一切时，更剧烈 的变化发生了。没有机构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事实上，也没人再给予你安全保障， 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重新获得一切。这变化得太快，年轻时他们谈论诗歌、理 想，而现在钱是一切。在这股财富重新分配的热潮中，那些曾被他们瞧不起的人， 摇身一变成为了暴发户，而他们自己则苦苦挣扎。 " 那些国有企业被卖得太便宜了，那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突然到了一个人 手里。" 廖念钥和李仲贤谈起一位千万富翁级的女性，她有几分姿色，当主动躺 到本地一位高官的床上之后，特权折换成大笔现金。这种故事再普通不过了，各 地都有类似的版本。 李伟是雅安的年青一代，有着南方少年的瘦小，却很帅气，染烫过的黄发乱 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18岁，却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当过理发师，成 立过少年帮派，高峰时手下有100 多个小兄弟，他在藏区闯荡过，却因为拒付黑 社会的保护费被打了出来。" 我最崇拜郑浩南，" 他说起了自己的价值观，" 他 够义气。" 香港电影经常充当了遥远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从20世纪80年 代的《英雄本色》到90年代的《古惑仔》，兄弟义气一直激励着这些少年。 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几乎从未发生过。李伟厌倦了小帮派生活，是因为" 其 实根本不讲义气".暴力是没有目的的，经常是为了打发时间，甚至为了一元钱、 一个挑衅的眼神而打起来。两个冲突者，会迅速转化成团伙的对抗，接着双方开 始叫来更多的人。" 雅安那么小，经常两边叫来的是同样的人，然后可能就不打 了，" 他说，" 两个月前，我被人拿刀逼着去打架，但到了那里看到被打的人我 认识。" 他对此深感厌恶，一直没有动手。那次的斗殴没以和平收尾，双方都失 控了，其中一位被扎成了重伤，而肇事人逃到了乡下或别的城市。" 他们不会报 案的，" 李伟解释游戏规则，" 你要自己报仇，而不是靠警察。" 李伟的生活开 始得太早，也因此厌倦得早。他说13岁时他就有了性体验，到现在已对姑娘没什 么兴趣。如今，他是江边一家餐馆的服务生，他在成都做保安时的好朋友是店老 板的女儿的男朋友，也是瘦瘦小小、更内向忧伤，真想不出他们两个站在大门前， 会有什么威慑力。70年前，也是一样的少年被抓去当兵，去打内战，去抗击日本 人，却没经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的命运中当炮灰的成分要多于英勇的抗击吧。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是雨后的下午，李伟出神地望着远处山上的信号发射 塔，它看起来像是一棵千年老松树。" 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 想必 在很多个这样无所事事的下午，他都这样发呆，在他一旁那一对小恋人正在相互 挖苦，或许两年后他们就会结婚，将自己的命运和青衣江边卖沙锅的餐馆紧紧相 连。 |
| 青年体育：假如王朔遇到许知远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1年11月05日 青年体育 | |
| 昨天，奇才队在乔丹的率领下将举步维艰的76人痛打了一番。在场上，乔丹没有倚老卖老，攻防都很到位，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没有因为是大哥就指挥小弟们承包“脏活”。他传递给年轻人的是一种责任感，所用的方式是威严而不失慈爱。 奇才的小弟们也对乔丹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乔丹因全队表现不佳而发怒时，没有对“老头子”发出任何怨言，反而励精图治，反败为胜。 前阵子听说刚从北大毕业没几年的一个小子最近火得厉害，大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架势。25岁的许知远出书立说，现在已经是很多知名媒体的专栏作家了。许知远行文的特点就是，对读者进行知识密集轰炸，上来先吟一段诗，然后就是一堆国外的人名地名，不由得你不点头称是，“哦，这小子知道得还真多”。 我有幸曾与许知远有过一面之交，当时是为e龙网的体育频道建设而与他交流。谁知我们三个人的提议被许知远大笔一挥，统统毙掉。问他原因，回答很简单，“没必要”。从那以后，算是和他结下了梁子。 后来有传言说，许知远与某刊物主编在席间曾有过一次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传言的大意是，在浑身洋溢着知识气息的许知远面前，那位主编低头承认，“我在25岁时还是一傻B，比不了你”。 传言的真实性且不去考证，我权且拿许知远来说事。在文化已经进入快餐时代的今天，业内名人的涌现可以冠以雨后春笋四个字。于是，新人蔑视老权威的事情屡有发生，远有王朔不服金庸和鲁迅，近有许知远威逼老主编城下结盟。孰不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王朔发扬了口语化文风和京骂，金庸光大了武侠小说，而鲁迅把“投枪”抽象化，片语支言就令敌人丧胆。若说骂人，鲁迅是白话文中的老祖宗，谁骂得过他？金庸生性宽厚，不与王朔较真，而鲁迅早已作古，否则王朔岂是对手？如今王朔之事随着众人的力阻，被迫偃旗息鼓，谁知许知远的事却又让我火冒三丈。 至于谁是傻B，从来都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不知道如果一个15岁的孩子指着许知远的鼻子骂傻B，他会如何感想。老人既老，也是人。老人没做什么恶事，尊敬他总没什么坏处。没准你一尊敬他，他喝高了兴，这顿饭就他请了呢。酒饭事小，体统事大。 回过头来再说NBA，乔丹的复出让我们对成熟的篮球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美国，人文关怀通过篮球比赛竟然可以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球衣上为纪念9.11事件而新印的国旗，乔丹对年轻人的勉励，年轻人反过来对乔丹的尊敬，都使人禁不住要大发感慨。NBA的口号是“我依旧爱这项运动”，而这项运动也依旧爱球迷。两下里互相尊敬爱戴的结果只会使NBA长盛不衰。 假使乔丹和年轻队员的脾气都像王朔和许知远，谁都不服谁，那就热闹了。 “你丫会不会打球？” “傻B，老邦菜就你懂？” 这球就没法儿看了。（卢学周） |
许知远:我对知识分子的背叛一点都不奇怪 |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11月2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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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说,这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分野”。 南都讯 见习记者赵大伟 “我们缺乏对这个世界认知的训练和诚实面对的态度”,许知远说。11月26日下午,在刚刚开业的方所文化空间举行的论坛上,许知远应邀进行了一场名为“游荡者”的讲座。讲座中,许知远介绍了这几年他四处去世界“游荡”后观察的体会,在这其中,他身处异国,却发现了很多中国崛起过程中发生的丰富变化。纵观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和《纽约客》记者何伟写的《寻路中国》,许知远评价说,对世界认知的差异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 “游荡”中依旧“观察” 讲座中最多谈的还是今年9月出版的《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和十周年纪念版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十年前那本书是许知远“从书桌里眺望世界”,如今亲自去世界游走。许知远对南都记者说,他没有改变一个“观察者”的姿态。他承认《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只是一本游记,但又强调,这本游记不同于简单的“旅游攻略”,而是在“给你认识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对于此次方所文化空间开在广州,许知远觉得是一个惊喜,对实体书店在当下的发展,许知远认为“体验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所”由台湾诚品书店创始人之一廖美立策划,是百货商品与书店结合的尝试。 孔庆东、摩罗等人的转向 活动现场,许知远谈到了他的老师孔庆东。孔庆东曾是许知远的高中老师,后来许知远考入北大,孔庆东也进入北大读博士。在此期间,许知远与孔庆东、摩罗、余杰等人经常一起吃饭聊天。许知远说,就是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分野,摩罗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而许知远坦承他还是一个“游荡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和森有礼等一批知识分子纷纷放弃了对现实权力的监督,针对上述三位的转向,他说,“我对知识分子的背叛一点都不奇怪”。许知远同时联系到米沃什等一批“流亡知识分子”,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批评可以认识事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回想十年前出书经历 回想起十年前《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得以出版,许知远对南都记者说,他还是很感谢当时海南出版社的编辑野夫。当时许知远刚毕业,在编一本叫做《大视野》的杂志,野夫也在同一楼层,总是跟许知远讲他的经历。许知远当时就给野夫看了他写的文章,野夫觉得有意思,还推荐给她的侄女看,后来就出版了。“我们当时还因为封面的设计吵架,”许知远说,“他们也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卖得好,也有点欺负年轻人,当时只给了我五千块钱。” 时代的佳人多配给了富豪 对于近日来网络上关心的他与高金素梅的恋情,他并不做否认,只是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且台湾《联合报》因为此事对他前女友的曝光也是失实。对这个事情而起的热闹他感到奇怪,他调侃说,或许是他恢复了中国传统中“才子配佳人”的佳话,才引得关注,而这个时代中的“佳人”大多都是配给了富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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