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国家科技奖花落374个科技项目，一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因此获奖。人们在祝贺之余，不难发现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这既在关心者的意料之内，又在意料之外。意料之内，是因为在过去12年里，一共只评出过 《中国植物志》等4次自然科学一等奖， 8次空缺；意料之外，是因为在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的背景下，在基础研究上却缺乏重大成果，与建设科技大国的目标不相称。 按照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表述，“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如何来认定其是否重大，据《人民日报》报道，评奖者们有三个标准：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要获得这个奖项，必须得到评审委员会2/3以上的选票。正是由于标准的严苛和评奖的审慎，造成了自然科学奖12年来8次空缺的高不可攀，但这也说明了我国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严峻现实。 跟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常年闭关不出相比，国家最高科技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不仅年年有一等奖，还会出现特等奖，这正好印证了我国科技领域的现状：重技术而轻科学。虽然在 “科技”这个中国独有的词汇中，“科”居于“技”之前，然而在我们说“科技”时往往指的其实只是技术。对于技术，我们简直可以说是崇拜，从“师夷之长技”到“技术兴国”，乃至我们做科技规划时，也要把科技进步贡献率占GDP比例作为主要指标精确到60%。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是实实在在的，而科学进步的成果往往不那么直接和直观。 然而技术只是人们利用自然、应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手段，科学则是发现自然、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求真过程。把科学研究称为基础研究，正是因为科学是技术之本，没有对自然的认识，又何谈对自然的利用。以科学界最重大的诺贝尔奖为例，其科学奖获奖者绝大多数从事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与一个国家的科研创新综合实力又是紧密挂钩的，尽管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已仅次于美国，但真正学术水平高、有影响力、被他人引用多的论文却很少。全球99%的发明专利实际上掌握在世界前20位创新型的国家手中，这些国家都不遗余力在基础研究上进行财政投入，长期积累之下才形成现在的科研实力优势。 要说财政投入，也只是基础研究所需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提供一个开放和高效的研究环境。很多归国科研人士就经常指出，同样使用一笔科研资金，在海外往往事半功倍，在国内却事倍功半。据中国科协的调查，科研经费中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仅约四成。除了学术腐败、灰色关系网等问题外，基础研究所涉及到的还有制度障碍。对于一个建筑或者一项技术，可以不断修改削平直到符合领导意见，而一个知识体系、一门科学理论是不能改变其结构的。但是在我国的学术评价中，政府部门和官员往往有关键性作用，看起来硬邦邦、搞起来没GDP、出成果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基础研究，当然就吃香不起来。 对于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空缺，我们感到遗憾，但也可以从宁缺毋滥的评奖精神中看到希望。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看望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吴文俊和钱学森时，就意味深长地指出，要充分重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近3年来，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奖项数目迅速增加，这也是一个积极信号。（施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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