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在统一体的中国文化发生之前，抽象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性文化的形式而存在着的。中国文化的发生阶段，约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文化时期相当，其发生标准，需就考古发现的器物类型学上的若干一致性而言。国家统一，共同体文化才有可能出现和形成；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生，各地域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互渗－统一”乃至局部消亡的过程，但中国文化的地域特色将会永远存在。 关键词：文化发生，地域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历史场景 作者：叶岗，男，1965年5月出生，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如在1996年正式启动、2000年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重点研究了夏代、商代和西周的年代问题，成果最后以报告简本的形式公开出版[1]。此项工程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给夏代的年代上限提供了一个估计数字，即公元前2070年，这就把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提供的第一个有确切纪年的年份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上溯到在此之前的两千年即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这一贡献意义非凡，启迪良多，“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也引申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有关各方一致认为，应该循此前进，汇合更多的学科，采用更多的科技手段，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做出新的更大的学术贡献”[2]。本课题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进行的一项学术尝试。 正如文章标题所揭示的，本课题的意图在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索中国整体文化的发生。下面，我们对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法，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学术界对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诚然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对文化发生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这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研究的侧重点并不一致。文明起源问题是相对于早期“中国”[3]人克服自身的野蛮状态而走上文治教化、礼义规范和德性修养之路而言的，它与天下、国家、政治等概念的形成和出现紧密相联，故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重点就是探索中国最初几个王朝即“三代”的年代。这一研究重点的确定既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但更多地是出于对“文明”概念的把握。文化发生问题是相对于早期“中国”人克服自身的动物状态而走上人之为人、谋求自身以及相应群体的物资和精神发展之路而言的，关注的视野较之文明起源问题更为广阔，而且考虑到根据各地现有的考古文化材料所证明的，先人在寄身王朝之前早已在各自的地域以及地域交流之间发生和发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故而我们又更多地关注王朝形成之前的文化发生以及早期发展的情况。这一侧重点的确定，与我们对“文化”较之“文明”有所区别的概念把握有关系。事实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就已感觉到有必要对中国文明作更久远更广阔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来，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4]。在此，李先生已由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朝着含义更为丰富的文化发生问题作连续性思考了。 在文化发生阶段，统一的中国文化远未形成，文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都在先人各自存在和活动的地域之内进行，因此，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文化的形式存在着的；同时，由于存在着地理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实际问题，各地域文化之间虽说很难做到绝对的声息不通，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各地域文化是以自身的主体文化为骨干和主要血肉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独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此期间，各地域文化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虽有高与低、充分与不充分之别，但互相之间，很少存在着一个压倒另一个的所谓“强势文化”。“强势文化”的出现，对悠远的中国历史而言，实际上是较为晚近的事。本课题既已把关注的历史时段重点转向王朝即夏商周形成之前，这就决定了在地域文化与王朝文化之间，前者应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内容；然而，本课题绝非是针对某一个地域文化的专题研究，也不是整体地域文化的纯粹研究，我们的立足点是探索在中国文化发生阶段，各地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情况以及它们对于日后的共同体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5]。因此，我们研究的幅度在“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存在”与“地域文化的中国化存在”之间。 本课题从文化发生的角度去探索中国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鉴于既往的研究在此方面的相对阙如以及在中国文化的本质、独特发展路径、文化的民族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存在着的晦昧不清的争执。西方启蒙哲学家有一句箴言：懂得了发生便懂得了本质；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与生俱来。这一些，都道出了事物发生与日后本质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虽然文化在日后的发展也会造成本质的某种变异，但其最基本的本质，却是在发生阶段就具备了的；并且，文化共同体在发生阶段，往往以地域文化的形式而存在，“这种具有地域个性的文化现象，成为后来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居民的人文环境，会世世代代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导向”[6]。因此，对于文化发生问题的把握，事实上与学术界对于上述重大问题的理论认识密切相关。这项研究，试图给正在进一步推进着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本课题研究的可能性在于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探讨和记录从未有过中断，特别是自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当代学者从振兴中华民族大业的愿望出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文化研究的热潮，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几部标志性成果，例如文章副题所标示的《中华文化通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中华文化通志》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萧克将军主持编纂、由全国百余位专家和学者通力撰写的一部大型文化专志。全志分“历代文化沿革”、“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制度文化”、“教化与礼仪”、“学术”、“科学技术”、“艺文”、“宗教与民俗”、“中外文化交流”十典，每典十志，共一百卷，约三千六百万字。它以齐全的门类和浩瀚的卷帙，全方位、多视角地记述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 全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这是到20世纪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华文化的巨著。 相对来说，地域文化方面的基本文献和研究成果较少。《禹贡》和《诗经》等反映了三代及其之前的地理和文化情况；汉代的《史记》和《汉书》奠定了中国正史的纪传体体例，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地域经济学之始，《汉书·地理志》开地理志之先声，两书对理解地域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外，《汉书·地理志》所附朱赣的《风俗》[7]是专门讨论地域风俗文化的作品，扬雄所辑录各地之方言而成的《方言》一书，依据方言情况对秦汉的疆域作了划分，是秦汉文化分区研究的重要依据。在20世纪的30年代，以当时集聚上海的一批学者为主要力量，开展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在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经过将近60多年，随着文化研究热的高涨，地域文化研究也引起学界的关注，出版了一些综合性丛书、集成和专著。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如《中华文化通志》中的第2典（“地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8]、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地域文化集成》[9]。这些成果，尽管与整体文化的研究相比显得数量不足和深度不够，但毕竟积累了一部分学者的思考成果，给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考古学界对史前文化遗址作了卓有成效的发现和研究，在此方面，尤其是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对本课题意义甚大。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非常丰富，“迄今已发现七千多处，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六千多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根据目前正式发掘的一百多处遗址来看，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确的”[10]。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几个重要区域，即黄河中游文化区（仰韶文化和半坡文化遗址）、黄河下游文化区（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长江上游文化区（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长江中游文化区（彭头山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长江下游文化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遗址）、燕赵文化区（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遗址）。除这些之外，还有许多遗址包含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因素，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证和数据。 三是远古神话传说记载了许多创造文化的氏族和部落集团，反映了王朝出现之前的文化概貌。对于神话传说的可信性，中国古今学者有不同的态度但又渐趋一致。战国两汉的学者对神话传说多有整理和采录，其中，司马迁编着《史记·五帝本纪》，就采录了相当比例的神话传说；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也波及到对于神话传说的认识；后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和简帛文献的出土，证实了神话传说的部分真实性，学术界逐渐从疑古过勇的思潮中走了出来，认为神话传说的流传及其内涵实在是文化传统嬗变中其来有自的现象，不会凭空产生；它们既是先人们对远古历史和文化的表达方式，又是一种介于前逻辑和逻辑之间的思维方式。利用神话传说，结合考古发现，就可能勾勒出中国文化发生阶段之内的新石器时代至三代形成之间的大致面貌。 （三）本课题研究的方法主要在于： 一是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三代形成之间的地域文化现象作为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这一范围和对象的确定，源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1）依据对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基本认识。我们认为，发生阶段的上限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交，也就是说，并不把旧石器时代划入到文化发生阶段内。这是因为旧石器时代主要是由动物变为人、人在与自然界抗争中初步谋求生存的历史时期，这从泛义的文化角度出发当然也可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但实际上会使论题变得漫涯无际。与此相对的是，新石器时代较为集中地出现了诸多文化现象，在以生活与生产活动为主体的其它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先人们的生产文化、宗教文化、个体和集体的居住方式、艺术活动的技术和水平等等。同时，对文化发生阶段下限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可划在秦的统一，甚或汉武帝以前”[11]。我们认为，就本课题而言，这一下限过于宽泛，而应提前至夏商周三代的形成。主要的考虑是国家的形成就喻示着文化统一体或文化共同体的出现，文化至此进入了发展阶段而不再停留于发生阶段。（2）依据对文化发生阶段内中国文化地域性存在的认识。在王朝文化出现之前，中国不存在共同体文化，而是以地域性文化的形式各自存在着，各地域文化的总汇就是广义的中国文化。因此，地域文化较之共同体文化而言，是更为先天的，也具有更为充分的本体意义和实质意义。 二是积极吸收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比较中进一步确立论旨。“夏商周断代工程”把中国文明史明确地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就本课题而言，这只是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结束和中国文化发展阶段的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倒着回去接着做”，即从地域文化存在的角度广泛考察公元前七千余年到公元前2070年夏代出现之间的文化现象。《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以宏大的视野研究了出现在中国辽阔大地上的10种主要的地域文化，足资借鉴。然而，由于受“典制”体例的限制，采用了就各个专题作横向铺展的研究方式，未能对各地域文化历史作纵向的深入研究，也未能就整体的地域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作系统思考。本课题吸收了该丛书中对于各地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现象的考古数据并且予以整合，在此基础上，就文化史中的发生阶段作一探讨，同时着眼于各地域文化对于中国整体文化形成和早期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 研究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发生之特征，其目的是探索中国文化发生的历史场景，而这与发生阶段内的地域文化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地域文化是文化在空间地域中以特定人群为载体的凝聚和固定，地域文化研究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化原生形态和发展过程的以空间地域为前提的文化分布。它将具有相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特征的集结作为单独的认识对象，然后进行历史的和文化学的分类和归纳，从而重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12]。在此意义上，它与重在揭示文化历史性变迁的发生问题研究相沟通起来。 在三代形成之前，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存在表明中国文化自有渊源于其自身环境、人群和传统的特定历史。在人类近七千余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化和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列举了21个文明，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列举了有独立起源的9个文明。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发现中，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和文明也在此时期以地域性的方式存在着，并且逐渐走上文化统一体的道路，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西方文化学派中，有一家形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传播论文化学派，它认为文化最初都是在一个地方产生的，后来经过传播才在其它各地发展出来。这种观点，容易导致认为人类文化只有一个中心，否认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早在18世纪，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文化是受埃及文明影响的，更有人认为中国人本身就是埃及的移民。19世纪，一些所谓的汉学家又认定中国文化是由两河流域传播过来的，其理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很相似，中国的彩陶艺术同中亚的彩陶风格类似。目前，随着文化理论的日渐成熟与中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即便是西方学者，也认为“两个地区之远古文化的相似，只能说明文化起源地域的多元性和内涵的一元性，而不能断定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13]。我们在下面将要列举的事实，将更为充分地论证中国文化发生和形成的自身历史传统。 本课题所指的地域文化，其名称主要是指在西周诸侯分封之后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的自然区域是以周分封之初的疆界为中心范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版图为大体界限”[14]，它们被概称的依据是周初分封的自然区域与各诸侯国的社会结构的结合，并不纯粹是自然区域。实际上，这是一种存在着遗憾的借用，是以后起的名称来界定在此之前一直存在和发展着的事物的做法。然而，舍此我们既无法杜撰新词，也无法借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列举的地名再缀以“文化”二字以作某种地域文化的概称，因为那实在过于零碎。虽说地域文化的名称与王朝出现之前的地域文化的原生相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但是，我们结合论题，还是尽可能地列举那些最能代表其时土著文化的考古发现。 下面，以《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所包括的10本书籍为依据[15]，把主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即本课题所界定的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考古材料整理成表。在下节中，我们将围绕着论旨对此作些说明和分析。 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考古材料表
三 上表以“地域文化名称”、“考古文化类型”、“遗址名称”、“地点”、“年代”、“主要内容”6个栏目，整理了《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所述的10大地域文化有关新石器考古文化的主要内容，借此勾勒在中国文化发生阶段各地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概况。 值得作出重点说明的是，“考古文化类型”主要是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此为本课题的主要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以农耕和畜牧业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人们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或渔猎业、饲养家畜、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活动为基本特征。由于“地域文化”典所包括的10种书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叙述详略不一，有的概而论之，有的细分阶段如“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母系氏族部落文化”和“父系氏族部落文化”，有的更进而涉及到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之紧密延伸的“神话传说与文明时代”。我们认为这种细分或延伸均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含蕴著作者们的苦心，因此在整理时不强求一律，保存了各书在此方面的叙述原貌。然而，本课题不取有的作者所提及到的“青铜时代”的内容，因为青铜时代约相当于夏商周之际，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以及将此铸造技术应用于细瓷器是三代在工艺技术水平和宗教礼仪方面区别于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标志。此时，随着王权政治的出现，国家也逐渐走上疆域分封和文化统一的历程，各地域文化的继续发展均置身于国家的文化统一体的环境之中，渐渐脱离了原有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立发展的路径。 下面，结合表中内容，就三个问题做出初步的探讨： （一）关于文化发生的标准问题。1958年在美国召开关于近东文明起源的研讨会上，西方学者提出了几个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即：（1）城市的出现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聚落；（2）应该有文字；（3）要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这个观点经英国学者丹尼尔《最初的文明》的出版而传播于世。中国和日本学者还补充了一个标准，即冶金术的出现。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标准“是目前考古学、历史学界衡量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的几个标准、文明的因素。当然只有一个因素，还不能说是文明社会，一般认为要有两个以上的因素，才能算一个文明社会”[16]。在其它文章中，李先生认为这些界说主要是依据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现象，与中国古代是否符合，尚有待论证。 我们在此介绍国际上和中国学者对于古代文明起源标准的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发生的标准问题。鉴于古代文明时代的文化发展程度高于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确定文化发生的标准，可以设想有三种方法：一是降低这几个标准的文化含量，二是减少这些标准的数量，三是换用其它的标准。在这之间如何取舍，其实还得看上表中的“主要内容”一栏。 由于各地域文化的发展受到客观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故而水平并不一致，因此，我们要注意取平均值，即注意器物类型学上的若干一致性。例如，不能因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就以文字的出现作为中国文化发生的标准。此外，由于有些文化遗址是层累式地堆积着的，如果这个遗址所生活着的先人不作迁徙而历代居住，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其最下一层有可能会出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内容，而最上一层有可能出现青铜时代的考古内容。当然，这样层累丰富、跨越几千年而被完整保留下来的考古遗址和实物遗存是非常稀罕的，但是，那些层累不完整而同样跨越阶段的实物遗存还是有所出现，这也处于排除之列。例如，不能因为齐家文化遗址发掘了铜器而以冶金术的出现作为中国文化发生的标准。 如此，根据各地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我们以这样几条内容作为文化发生的标准：（1）生产活动已经发展到改良工具的程度，这在上表中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2）房屋建筑或墓葬建筑的出现，前者往往表明婚姻习俗的萌芽或形成，后者则部分地说明了古人对生死两判现象的体认或生命意识的萌芽，如果墓葬中有陪葬品并且多寡不一，那么就能说明宗教礼仪的初步出现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初步形成；（3）有一定的艺术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在新石器时代大多以陶器制作和陶器上的纹饰作为代表，有些考古遗址中发掘到了艺术性程度较高的生活装饰品或礼仪装饰品，但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这些文化发生的标准，也可以作为发生阶段的文化内容来看待，它们对文明起源的标准，既有部分借鉴但更有必要的变易。 （二）关于中国整体文化如何形成的问题，亦即中国文化如何发生的问题。从文化史的演进结果来考察，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各地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整合和融汇的趋势。作为这一趋势的直接表像，就是辽阔的疆域被少数人或统治集团所掌控，《汉书·地理志》对此就有所反映： 《汉书·地理志》对神话传说时代和文明时代的疆域统计表
文化融汇的社会条件是地域界限的消除，也即是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疆域实施有效的控制，亦即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共同体文化才有可能出现和形成，对本课题的论旨而言，这就是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发生。在此之前，各地域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互渗－统一”乃至局部消亡的过程，构成这一过程的具体方式，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一般有这样几种：（1）战争。战争不论规模大小，都具有侵夺和征伐的性质，是对文化的摧残，但是，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在摧残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2）盟会。盟会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在碰撞中也会形成文化的交流；（3）婚姻。在文化统一进程中，政治性婚姻较之民间性婚姻带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的意味；（4）人员外来和迁徙。这主要是指民间人员在各地域文化之间的移动，突出的现像是商人所进行的交换活动。 文化统一体的出现还意味着各地域文化中的土著人口的民族身份的渐趋模糊。中国文化告别了发生阶段以后，其主体民族从长时段来看，是汉族占绝对多数。但汉族人口的增加，实际上是在历史过程中融合了各土著民族人口的结果。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和迁徙之后，各地域文化本身的民族血液和文化纯洁都已不复存在，被大量融进其它民族的异质文化成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血统很纯粹的民族。民族既非单元，文化也就不会单元。反过来，文化越灿烂，民族的血统似乎越复杂”[17] （三）关于中国文化发生阶段中的各地域文化的发展状貌。《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所述的10大地域文化分别是：秦陇文化、中原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首先，就这些文化名称所指称的自然地域而言，基本上集中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城南北、珠江三角洲一带。可见，中国文化不是单一地发生于黄河流域，而是呈多元汇聚的趋势，因此，单纯地以黄河流域的地域文化为依据来总结和归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均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形成之后的中国文化更多地染有黄河流域和北方各地域文化的色彩，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 其次，任何一种大范围的地域文化都不可能是一个源头，都具有一定的多源融合的特点。例如，中原文化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能把中国其它地区的文化和外国文化吸收进来。河南东部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遗物，河南南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湖北屈家岭文化的遗物，这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原文化就受到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影响；再如燕赵文化带有自然地理和历史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双重蕴含，即平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这是地域民族融合，互吸优长，共同发展的结果。因此，燕赵文化既具有全国的共同性，又具有地域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燕赵文化的全国共性愈来愈大，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而南北交汇的地域特点，将成为一种历史特征；又如从空间上看，闽台首先接受吴越文化，然后以此为中介，接受中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吴越文化就对闽台文化有明显影响。圆山文化石器中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最有代表性，前者起源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后者起源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最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既基本统一又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地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有地理、气候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人文传统的延续等社会与文化的原因在内。这种多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18]。秦代以后，及至现代，各地文化由于趋同性的作用以及儒家和合思想的影响，其差别虽不如秦代以前那么明显，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区域特色，中国文化的地域特色是会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在共同体文化的发生阶段已经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本身就是从各地域文化中脱胎而成的。 参考文献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宁可主编：《中国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版。 6、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8、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9、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1、邱文山、张玉书、张杰、于孔宝：《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上），（山东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版。 12、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启良：《中国文明史》，（广东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15、胡兆量等编着：《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朱渊清：《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8、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0、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1、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22、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3、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5页。 [3]班固在据《夏书·禹贡》而作的《汉书·地理志》中对禹时代统治疆域的叙述有“咸则三壤，成赋中国”之语，颜师古注曰：“中国，京师也。”可见，即使是禹时代，亦尚无“中国”的后来义，更不用说在此之前辽远的历史时期。此后来义其实相当于同篇中的“声教讫于四海”的“四海”一词。针对统一王朝出现之前的历史而言，文中出现的“中国”一词，均应在此背景下去理解。 [4] 李学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明》2003年第5期。该文后收入作者所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5]事实上，在我们的课题里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即：在中国整体文化发生之前，不可能存在“中国文化”的称谓；但是，从中国文化发生之后的历史情况来看，发生阶段所出现的各地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剥离中国文化的整体历史背景来谈某个具体的地域文化。因此，最好的一种做法是在本课题的每个“中国文化”的名称前，都打上引号，以与形成之后的中国文化的含义相区别。但这样过于繁琐，而且容易使一些不太深究的读者产生怪异之感。如此，折衷的办法，是在这里加注一并说明。 [6] 董楚平、金永平等撰：《吴越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2－01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7] 《汉书·地理志》：“汉承百年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着于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640页。故此可见，当时朱赣写有类似《风俗》方面的著作，而且影响很大，故《汉书》予以采录；只不过在采录过程中，班固结合了刘向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故曰“辑”（集）。 [8]俞晓群主编，凡20余种，（辽宁沈阳）1991－1999年出版。 [9] 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编，（北京）1998年出版。 [10] 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11] 李学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12] 王健：《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论略》，（江苏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12－115页。 [13]启良：《中国文明史》，（广东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14] 邱文山、张玉书、张杰、于孔宝：《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上），（山东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4页。 [15] 葛存雍：《秦陇文化志》；单远慕：《中原文化志》；乔志强、李书吉等：《晋文化志》；杜荣泉、谢志诚等：《燕赵文化志》；王恩田：《齐鲁文化志》；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董楚平、金永平等：《吴越文化志》；方宝璋、方宝训：《闽台文化志》；张磊、黄明同：《岭南文化志》。此10本书组成了《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2－020），编委会主任萧克，此典主编宁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李学勤：《代前言：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7]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18] 雷虹霁：《秦汉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研究综论》，（广西南宁）《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第104－120页。 |
| 欢迎光临 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