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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11年长篇：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6 16:58
标题: 2011年长篇：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
2011年长篇：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
岳雯
来源：文艺报

　　他们能聚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告别了集体合唱的年代以后，中国作家执意要在作品中显出特异性，不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似乎只有不一样才能建立起个人的王国，才能在文学的疆域里冲锋陷阵、叱咤风云，尤其是，长篇是如此的体量庞大，就更没有理由召唤那些活在不同的长篇世界里的小说人物，来一个小小的文学聚会。然而，我还是这么做了。老实说，这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福斯特就谆谆告诫我们：“时间的概念自始至终都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呈现和观照英国小说家的方式并非将他们置于时间的大川，任他们随波逐流，稍有不慎就会被吞没，而是请他们团团围坐在一个圆形房间里，就像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同时写他们的小说。”对于我们而言，这种方法似乎更为有效，不只是因为我们将要谈论的那些人，他们都诞生在同一年，彼此之间共通性似乎远远大于相异性；更重要的是，也许只有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才能看清，我们的精神质地是怎样的，以及是什么样的时代塑造了这样的我们。
　　在他们中间，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小绸、希昭和蕙兰(王安忆《天香》)。这三个女子，从晚明逶迤而来，这大概是她们的创造者王安忆沿历史的河流往上追溯得最远的一回。她们生活在一个叫“天香”的园子里，恍惚让人忆起了文学史上另一座著名的园子——大观园。都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地，园子里的男人们兴致勃勃地享受着江南的富庶与闲适，把日子过成了一派花好月圆、草长莺飞，可不知怎么地，那看不到尽头的繁华竟也曲终人散了，倒是让这几个闺阁女子借之于天香园绣凸显了出来。从人到物，可见作者匠心所在。说到底，作者的初衷是格物，是为顾绣立传。旧时的小说，“小”确乎其重要特征，芥子之微、寻常之物皆能在小说中寻找容身之地，倒是接续上了欧洲传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看重的往往是小说背后的“大义”。《天香》则不然，这部小说浸润着浓浓的文人趣味，将园林、纺织、刺绣、花草、制墨、习画悉数引入其中，物我两亲、物我两忘，这物里有细密的闺阁心思，也有广阔的人世之思。
　　谭端午(格非《春尽江南》)与闻讯(王刚《关关雎鸠》)并肩而立，大约是因为他们能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他们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剧作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作家们虽然也写知识分子，但是不大写以文学为业的知识分子，是担心对号入座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而这一次，格非和王刚不约而同地将解剖刀对准了自身所在的群体。显然，他们对当下的现实都有深深的质疑，都将逝去的一个时代作为理想之地。诗人谭端午在理想主义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说不清少女秀蓉倾慕的是诗人还是诗歌。然而，这样一个时代转瞬即逝，秀蓉成了家玉——一个与时代合拍、与浮躁的时代翩翩起舞的人，端午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失败之人、无用之人。这里，显见作者对失败的赞赏之意，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或者无用恰恰是自我得以实现的地方。在小说的最后，家玉，这个世俗上的成功者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成功与失败的辩证法，在作者这里具备了新的意义。王刚犀利地选择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作家进校园来表达自己的思考。作家们进入大学以后，会和大学的教育体制展开怎样的冲突和故事，成为作者瞩目所在。小说讲述了剧作家闻讯与大学体制的种种不适应之处，更加浓墨重彩的是他的感情生活。他陷入到与岳康康的爱情之中，这爱情似乎部分抵消了他在这个校园乃至这个社会的不适应感。然而，这爱情的光芒却如流星，迅速熄灭，转而被丑闻、伤害、自杀等更为冰冷的现实所代替。作者有意在小说中建立了一种抒情结构，这结构与小说人物的身份相互熨帖，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话语。端午与闻讯，那些敏感、自尊，有着丰富内心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并不走运，他们总是撞上冰冷的现实四壁，可是我们真心觉得，他们离我们是如此近，近得仿佛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叹息声，那是对曾经有过或者未来也许还会出现的理想主义的缅怀与向往。
　　看上去，作家们都对所谓的知识分子持谨慎的怀疑态度。我们一方面相信，知识是人类之光，有了知识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人类才能走出蒙昧之地，可是，另一方面，知识却并不为其持有者带来顺遂的命运，相反却屡屡将他们推向凶险的路途。陆焉识(严歌苓《陆犯焉识》)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陆焉识天赋异禀，出身大户人家，会多国语言，智商超群，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他的出身、他的书生气、他的自命清高与张扬激越却让他在历次运动中陷入漩涡，不得不在青海草漠上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日日夜夜忍受着非人的生活，无非是抱有最微弱的希望，向妻子坦白这份爱。终究，命运让所有人愕然。人生的所有感慨回荡在陆焉识戏剧化的生命历程中，知识分子的那抹底色却愈发鲜明。当他在人群中孑然独立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他身后浓重的阴影。
　　如果说，陆焉识是携带着阴影而来的话，那么，金深水和向金喜则仿佛着了隐身衣一般，隐藏在黑暗之中。作为间谍，这仿佛成了他们的生存本能。金深水(麦家《刀尖》)的人生在麦家看来就是在刀尖上行走。小说具备一切畅销小说所应该具备的元素，传奇的故事情节、缠杂不清的感情纠葛、多方利益集团的微妙角力，加之口语化的叙述方式，打造了一个好看的谍战故事。只是，如何突破谍战这一类型，创新一种叙事模式，如何深入到小说人物的心灵世界，开拓其精神疆域，如何更深刻地理解一个特殊时代的本质，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向金喜(海飞《向延安》)看似是一个时代的局外人，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热爱厨艺，理想不过是成为一个好的厨子。然而，他终究踏上了“向延安”的道路，安静地潜伏下来，成长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英雄。革命与青春、与日常生活，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结合起来，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纵深的空间，回荡着几许淡淡的忧伤。也许，对于这些无名英雄们而言，比传奇人生更为诱人的，是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差一点，我们就要忽视那个被人们叫做香火(范小青《香火》)的少年，倒不是因为他年龄小，只是因为他的神神叨叨、来去莫测。就是这样一个叫做孔大宝的香火，在一个荒谬的年代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可解之处，并倾其所有以一己之力抵抗这个充满灾难的时代。他在那个特殊年代阻止人们肆无忌惮地破坏文化，而将深深潜藏于我们民族中的文化根底引入到缓缓流续的河流中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被作者讲得风生水起，甚至有些情节要读到最后才能恍然大悟，应该归功于作者对视角的颠覆性运用。显然，作者运用的是香火这样一个限制性视角展开叙事，在他的世界里，香火爹始终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并跟他交流对世事的看法，并屡屡在重要关口出现给予他行动的动力，可是，直到小说结尾，我们才从他人的对话中得知，香火爹早已故去。一个不存在的人来回自由地穿梭在文本之间，审视和议论一个现存的世界，这样的设计里隐含了作者的深意。这还不算完，再后来，我们就连香火本人的存在与否都产生了怀疑，香火究竟是生者还是死者，他是如何在生死之间自由来回的，小说似乎并没有为我们解谜。但不管怎样，我们在香火的一生中看到了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和质疑以及一个民族“香火”的延续。
　　两个喃喃自语的年轻人显然是从我们这个时代走出来的，也征服了许多年轻人。许清池(安妮宝贝《春宴》)延续了安妮宝贝小说主人公的一贯风格、一贯的衣着服饰，频繁转换的空间场所，一如既往地为情欲所驱使，在世间的舞台上演绎出或悲凉或挣扎的人生。在这本书里，安妮宝贝一如既往地讨论人生的种种命题，即一个人与他所置身的时代、与他人、与自我，可以构成怎样一种关系。作者借以谈论这个话题的，无非是男女之间情感的纠葛，以及小说人物强大得让人无法忽视的内心的声音。脱离了人物与阔大社会生活的联系，将情感作为生命的本质特征局限，在狭小的精神世界里讨论精神本身，有可能会成为安妮宝贝很难逾越的瓶颈。夏冲(李海鹏《晚来寂静》)也喃喃自语着，他有着强烈的说话冲动，要将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生活琐事作事无巨细的倾诉，当然，这倾诉中无可避免地包含了他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小说说的是这个青年在不长的成长阶段有三次拒绝跟人说话。作者的意思是，外面的世界是强大的、喧嚣的，只有那一份寂静给人以安慰。
　　世界越来越小，而中国文学的疆域越来越大的一个明证就是，在我们的文学聚会里也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文学所要深入的，就是人的情感、思想与命运，种族并不能成为人与人的本质差别。于是，我们在那些外国人的身上同样能发现作者极力捕捉的闪光所在。明妮·魏特林(哈金《南京安魂曲》)，这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在小说里又活了一次。这部小说讲述了她和她的同事们是如何竭力与日军对抗，建立难民救济所，保护了许许多多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然而，人并不因其善行就获得赦免，也不因罪恶而获得惩罚。明妮，这位善良而勇敢的女性，却因为和丹尼森夫人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战争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灵魂，终于将她击垮，让她的精神趋于崩溃。对于南京城所遭遇的浩劫，作者尽可能用冷静、朴素的笔调缓缓道来，却蕴含着更为强大、更为动人的力量，让读者随之走进那一段惨痛的历史中。1937年的南京也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黑洞，吸引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询。明妮是一位殉难者，张马丁(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也是。这个意大利人跟随莱高维诺主教来到中国，成为一名教堂执事。在村民和教民发生冲突之时，他被鹅卵石击中头部，迎神会会首张天赐因此替他偿命。然而，三天后“复活”的张马丁拒绝了主教秘藏的建议，勇敢地走出教堂，走到他的仇人之间。在这部小说里，李锐探讨的是，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困境与信仰。张马丁的第八天，意味着他走出了原先信仰的基督教世界，为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无法承担他的信仰的世界牺牲了自己。人之为人的真诚将人引领到无法化解的绝境，却由此化解了厚厚的由不同信仰筑起的高墙，这是作家对人的悲悯，更是对人性温暖的信任。芙洛(张翎《睡吧，芙洛，睡吧》)这个远嫁到加拿大巴尔维克镇的中国女子，同样因为她强大的生存意志而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会选择一个主要人物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主角，他们更愿意将自己长久居住的城市或者一方水土作为表现的中心，探寻一座城的历史，在历史的灰烬中致力于发现城与人的秘密，可能是作家的野心所在。于是，在我们的文学聚会里，也出现了风土不同、性格各异的地方。武昌城(方方《武昌城》)以其惨烈而被铭记。这部小说将1927年北伐军围城、北洋军守城的40多个日日夜夜定格成一帧照片，战争的惨痛与人性的复杂则透过这帧照片，形成了深远的历史空间。以今天不复存在的城墙为分界点，小说分为“攻城篇”与“守城篇”。在“攻城篇”里，青年学生梁克斯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热情在碰触到坚硬的城墙那一刻凝结了起来，生与死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面对绝境时的艰难选择让他的思考有了更为开阔的空间。作者并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正义的一方，她将笔触同样伸向守城的一方，军人的职责与正义的使命始终在人的内心交战，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人性的种种幽微与复杂之处由此打开，历史与生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尊重。裸地(葛水平《裸地》)以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而让人追怀。这仍然是一个家族系列的故事。所谓裸地，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欲望驱使下男女关系的隐喻。盖运昌希望能留下血脉将盖家延续下去，奈何一次次努力终是徒劳。“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土地上过活着，哭棍上“麦芽大的青绿”就是生命的象征，也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再一次明证。葛水平的小说里有蓬勃的诗意，这使得她的讲述有了不一样的味道，黏稠、劲道，又韵味十足。碧色寨(范稳《碧色寨》)以其遥远的现代而让人惊奇。作家返回到1910年的云南，探访了滇越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碧色寨。这是一段淹没在历史烟云里的故事，在高山峡谷间突然耸立起这样一个钢铁怪物，无疑让居住在此的人们泛起种种复杂的情绪。有的人迅速被新的生活方式所俘虏，所谓现代文明，正是借铁轨汹涌而来，让人们从身体到灵魂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最聪明的毕摩独鲁站到了前现代的立场，独自与巨大的铁路作战。文化融合，在这片土地上走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将这样一类人称为过客，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着丰富的褶皱，更骄傲、更敏感，也更自尊，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与时代、与自己和平共处，他们一边暗暗抵抗着，一边半推半就地过完了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们始终能看到，他们的墓志铭上，深深刻着“不属于”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一群人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我们的文学世界？或许，这份“过客感”源于中国人的普遍情感，热衷于写“过客”，大约也跟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位置有关。经过了30年岁月的洗涤，文学已经从新时期的宏大叙事里转过身来，日常生活的表象经过千百次复制，似乎也黯淡了光泽，于是，暗暗地从高歌凯进的时代轨道上旁逸斜出一枝，书写人无处安放的灵魂就成了许多作家的选择。过客们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难题，默默走向我们，如何将他们的个人之思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进而沟通民族的灵魂，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挥之不去的思考。
2012-2-1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6 17:05
“人学”主题的文学合唱
——2011年长篇小说综述
白烨

　　据从有关出版登记与统计部门了解，2011年长篇小说年产量在4300部以上。这样的一个总量构成中的新增部分，主要在于类型化的网络小说转化为纸质作品的力度增大，这使得长篇小说领域里，事实上出现了两类写作的明显分野：一类是偏于严肃文学的传统型写作，一类是偏于通俗文学的类型化写作。两种写作各有不同的取向，也各有自己的受众。
　　与类型化长篇小说相比，以专业和半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因为追求内容含量与艺术成色，更为文坛内外所看重，人们也由此来观察年度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与达到的高度。就这一部分创作的情形来看，2011年仍然是令人为之惊喜的。这不仅在于许多重量级和实力派作家都把主要精力投注于长篇小说创作，使得长篇小说领域名家联袂、力作荟萃，还在于他们的写作，或总有进取，或每有突破，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长篇小说艺术的不断刷新。
　　就2011年的传统型长篇小说来看，各种题材纷至沓来，各种写法不一而足，称得上前所少有的丰繁与多样，但当你去梳理总的阅读印象时，一个彼此呼应的主旋律就会渐渐地凸现出来，那就是围绕着人性与个性的探赜，集中于人生与人际的索隐。由此可以说，2011年的长篇小说几乎就是“人学”主题的艺术演绎与文学合唱。
　　历史与个人
　　人的命运的顺遂与坎坷，往往是观察一定的社会与时代的风向标。我们的作家们正是本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去看取人，去描写人，在他们的笔下，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融合，既不孤单，也不孤立。这使他们的理想总与现实相缠绕，他们的命运总与时运相纠结，从而使个人的浮沉与歌哭充满了无常与无奈，也因此具有了各各不同的符号性意味。
　　方方的《武昌城》以1926年北伐战争武昌战役为中心事件，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与战斗场景。但这部作品最让人为之揪心的，却是马维甫这个守城的北军军官的种种无奈：他看清了攻守双方的输赢趋势，也特别同情夹在其中的无辜百姓，但服从命令的军人天职使他决意顽固坚守，城内百姓的不断死伤，尤其是表妹的身亡，让他终于动摇。但他打开城门让北伐军进城后，又觉得自己背叛了上司的信任，而革命军也因而看不起他，他忍受不了内心的纠结，终于跳城身亡。这是个失败者的故事，然而这失败，却又身不由己，几近宿命。一切都在于历史的苍黄翻覆使得他当初的选择既无出路，又无退路。
　　贾平凹的《古炉》写的是他所擅长的乡土题材，但与他此前作品明显不同的是，作品在以点代面地表现中国基层社会和乡土政治的本相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点，那就是在政治上、人格上都十分低下和卑微的小人物——狗尿苔。这个被地主婆捡来的孩子，身体本有残疾，又命定了要打入另册，在古炉村几乎被所有的人看不起，他的价值似乎就是拿上一条火绳，给抽烟的人点点火，间或被人们戏弄。这个小人物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却连缀起了古炉村的四行八作，由细微处看人际，由低视角看人性，于是，通过这个看来不正常的视角，小说格外真实地揭示出了乡村政治与乡村人性的异常风景。
　　肖克凡的《生铁开花》由“十七年”时期写起，重点抒写了“文革”时期的工厂生态与工人命运，并以点带面地折射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作者采取了以戏写人、戏中有戏的结构方式，以一群高中生由“文革”初期的演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到因政治宣传需要集体走进华北电机厂，再到成为工人之后的渐次分化与相互纠葛，以及改革开放时期面临的种种挑战与隐痛，把当代工人的运程与当代社会的进程内在地连接起来，使得他们的成熟与浮沉、成长与进退，都分别成为工厂的兴衰与时代的变异的具体佐证与生动注脚。或者说，作品就以这样一些工人的幢幢身影，巧妙地构成了一卷精彩的历史缩影。
　　人伦与女性
　　在现实人伦之中，女性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是毋庸置言的。但人们在看待和谈论人伦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意义。因而，对于长篇小说中出现的涉及女性与人伦的描写，就分外地让人欣喜，格外地引人关注。
　　王安忆的《天香》由明清之际上海的申家建造“天香园”的起起伏伏，描写了刺绣的兴起与申家的沉浮，展示了明清之际的沪上风情与世间万象。这部作品能以小角度的小故事，透射出大视野与大格局，确是发挥了作者的独家所长，那就是以一个个小女人的角色来凸显一个家族人们的命运变迁。申府中的女人之间的亲密疏远，实际上决定了申家的内在气韵。与柯海恩恩爱爱的小绸，因柯海要纳闵家女儿为妾，从此情意断绝。闵家女儿绣艺巧夺天工，在厚道的镇海媳妇的牵引下，她和小绸终于能和睦相处，将“天香园绣”生发出新的气象。天地很小的女性们切切实实地传承了民间工艺，滋润了一方水土，她们营造出来的这个小世界，也当然地属于我们，属于历史。
　　孙慧芬《秉德女人》中的秉德女人，从一开始就跌入人生的最低谷，接下来是毁灭的加速和反复。但秉德女人又是一个美的化身，面临什么样的打击与挫折，她释放的总是内心深处的善。这种善让她得以继续生活下来，并且坦然接受了命运中的诸多不幸。比如被抢劫式地嫁给申秉德，又遭到了曹宇环、周成官的欺辱，和秉东、秉义等家族中的男人发生的或自愿接受或暧昧不清的关系。小说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融入了社会历史的动荡与男权社会的霸道。秉德女人的命运既是乡村生活伦理的可能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带给她的必然结局。因而，小说由一个中国女人悲苦又倔强的人生，饱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生命观的思索，也蕴含了对于男权社会史的批判。
　　葛水平的长篇新作《裸地》依然书写的是作者所熟稔的乡土题材，但时代背景却拉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作品在书写自然意义的“裸地”的同时，还书写了另一重意义上的“裸地”：女女这个非凡的女性，本想把全部心思用在种地上，不料想被无后的富户盖运昌看上，被他典来当做了传宗接代的一块“沃土”。而这个女女既让盖运昌泄欲，又为盖运昌养老，最终成为了盖运昌没有名分的红颜知己。作者揭示给人们的，不仅是自然的土地，还有女人的心地。这样的双重含义使这部作品超越了一般的乡土题材范畴，而具有土地养人，女性也养人，因之都值得善待和敬重的多重寓意。作品既是土地的挽歌，又是女性的颂歌。
　　存在与精神
　　在社会生活变动不居的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在随之变异，并由此反衬出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这种精神异动现象在2011年中得到了一些作家的高度关注，并在他们的长篇新作之中，就此作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解读。
　　格非在长篇新作《春尽江南》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从主题到故事，从人物到意趣，都接续着《人面桃花》《山河入梦》顺势而来，而是把那个“乌托邦”意象“花家舍”，作了一种完全虚化的处理，甚至以一些商人的附庸风雅，让它变成了物质社会的一处风景。而作品则把叙事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丈夫谭端午与俗世社会的格格不入，妻子庞家玉在生活潮动中的如鱼得水。这种错位的人生不仅导致了这对大学生夫妇的无奈分手，还进而隐喻了青年知识分子在生活冲刷中的日渐分化。在这里，不仅“花家舍”变味了，而且像谭功达那样钟情于“花家舍”的理想者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谭端午这样守住了理想却守不住妻子的失败者。作品在谭端午与庞家玉的看似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中，严峻地审视着现实，也严厉地反省着“自我”，在苦涩的现实观照之中，别具一种精神拷问的深长意味。
　　歌兑的首部长篇《坼裂。》充满了生活的元气与青春的生气。作品以男军医林絮与女军医卿爽双向视角的交叉叙事，一方面以连续不断的突发事件，描述了两人各自在遭遇地震时奔赴灾区的医疗救护，一方面又以二人通话与短信、见闻与观感，描写与地震坼裂同时发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裂变。作品的两位主角以及他们的地震经历，都显得较为特别，甚至有些另类，逾越了人们一般的或通常的阅读经验。作品结尾林絮为救卿爽而奋不顾身，既把林絮与卿爽之间的个人私情升华到一种人间大爱，也让他们各自稍显杂沓的人生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皮皮的《黄昏的下落》描写了一桩疑窦丛生的谋杀案。在中年男人藤风蹊跷死于某公园的案件中，与他有染的几位女性都有嫌疑，让人最意料不到的是参与办案的女线人齐安，竟然是其中最大的嫌疑犯。作品围绕着藤风的人际关系和相关关系人，既写他人眼中的藤风其人，又写藤风眼中的几位女性，在一种互看与互证之中，揭示当下社会人们从情感到精神存在的迷失与病症。作品实际上是通过一桩谜题式的命案，来进行人性病象的审视和生活病灶的诊断，线索似乎理顺了又未完全厘清，答案似乎找到了却还不能确定。一桩案件的种种悬疑，似乎又莫名其妙地转移到了生活之中。
　　人生与个性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在我们的作家看来，性格在决定命运的同时，性格也在测量着环境，考量着社会。环境是否充分宽松，社会是否足够包容，从而让各各不同的个性得以存身并得到伸展，其实是社会在人性化层面上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陆犯焉识》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陆焉识，以他的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来透视一个知识分子与环绕着他的社会境况的紧张关系。只懂学问、不谙世事的陆焉识，刚直又正派，自尊又自傲，这种十足的书生意气使他在频仍的政治运动中难逃打击，辄遭厄运，因之大半生都在以“反革命犯”的身份接受劳改。当他终被释放、获得自由之后，他却怎么也找不到曾经的家和曾经的爱人，仍然颇显多余和倍感怅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彻底放逐的故事。如果说这是一曲悲歌的话，那么它所悲哀的，不只是陆焉识个人的乖蹇命运，还有陆焉识所属身的那段社会与那一时代。
　　王刚的《关关雎鸠》从题目上望文生义，会以为主要写男女爱情，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主人公闻迅由剧作家转任戏剧学院教师之后的种种不适应，由此反思当下大学教育与文学教育的远离本义。坚持自己的人文理想的闻迅，因为不迁就世俗，不屈就自己，不仅在教师同行中较为孤立，而且也不受青年学生的待见，真正懂得他并欣赏他的，只有那个也痴迷皮兰德娄戏剧的漂亮女教师岳康康。闻迅原本对岳康康只是莫名的暗恋，但共同的旨趣与彼此的心仪让他们相知相恋，并使这种关系成为处处碰壁的闻迅在情感与精神上的惟一慰藉。因此，这里的“关关雎鸠”便不仅有着吟唱爱情的近义，还有着呼唤理想的远义，也许还有着理想可望不可即的隐义。
　　王旭光的长篇新作《天地之骨》读后让人掩卷难忘。作品里的男主人公——八极瓦工的儿子曾思凡，终于在建筑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少年时的美好憧憬与学成后的高远理想交织一起，使他成为某市建筑行业的著名设计师，但身怀绝技的他却并不顺遂，在重要设计项目的招标上，他既要与国外的强劲对手一较高下，又要和昏庸的政府官员全力博弈，稍不留神还会被伺机而动的市场大鳄暗中掌控。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念毫不妥协，但却越来越感到了孤独和无力，直到罹患白血病英年早逝。一直深爱着他的婷婷在心里不断地发问：“是什么东西把你压垮了，是该死的建筑，还是你那让人扼腕而叹的性格？”这个问题像一个不断放大的问号，也会在每一个读者心里盘桓不已，挥之难去。
　　情感与情性
　　都市言情一向是长篇小说中持续不断的热点，而随着一些青春文学作家的迅速成长与强力介入，这一主题便在长篇领域里格外凸显。2011年间描写都市情感的作品较多，但有4部作品值得特别注意，她们虽然同写情感，却又各有旨趣，尤其是力图写出情感内里的情怀与情性。
　　青年作家辛夷坞的《浮世浮城》在赵旬旬与池澄各有所属又不无暧昧的情感纠葛中，逐渐抖落出或为他们不知、或为他们忽视的实情，这使他们之间情仇交织，爱恨交加。而由谷阳山上的遇险、受伤和疗治，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摊牌、交底与倾诉，又慢慢地化开仇怨，逐步解开心结，并在试图分开之时，相互都选择了拥抱。在旬旬与池澄的故事叙述里，作者很好地运用了欲扬故抑的手段，由此既充分展示了两位主人公各自的性情，又深刻揭示了作品人物的内在人性，从而达到一种人性的拷问与人生的自审。
　　浮石的《皂香之尘世浮生》描写了已有妻子的洪均与几位女性的婚外恋情。他在妻子之外已有护士情人黄缨儿，后又为女大学生王小薏所引动，而他以为安分守己的妻子虞可人实际上也在与他人暗度陈仓。如果说洪均的际遇说明婚姻不是爱情的保险柜的话，那么，他的朋友于乐肆无忌惮地勾引一个个年轻的女性，就更与爱情没有什么干系。作品的结尾写到洪均强忍着自己不去动醉酒的王小薏，但还是没有忍住，终于引来一场未知的麻烦。这是意外还是宿命，一切都难以确定，但能够预见的是，欲念的失守必然带来命运的失控，确可笃定无疑。
　　陈婞的《性灵》里的白领帅男白云忆，因初恋情人嘉茜的莫名逝去长期陷入失恋的伤感不能自拔，当他决意走出失恋的阴影重新开始新的恋情时，却发现自己已经阳痿。他接触了别的女性之后进而发现，她们也无不是灵与肉相互分裂，情与性相互分离。由此，作品便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当下都市情感生活在热闹表象背后的问题所在，即诚信的缺失已严重地侵蚀到爱情的肌理深层，使爱情已失却了心的相吸、灵的互动。作品在对社会痼疾的深邃诊断之中，充满着一种对于灵肉和谐的男女情感的深切呼唤。
　　焦冲的《男人三十》以留京工作的大学生人群为描写对象，展开了两条相互交织的故事主线，那就是已婚的孙文虎与葛晓菲的不咸不淡的婚姻生活，及未婚的甘旭然如火如荼的多头恋情。孙文虎只担忧他与葛晓菲的不孕不育，甘旭然只关心把他所遇到的女性“泡到手”。问题在于，看似愿望正当的孙文虎最终愿望落了空，而看似用意不轨的甘旭然却频频得手。在各自意愿的遂与不遂中，作品实际上也揭示出了当下都市情感中存在的错乱与迷失。在爱的游戏中，只有真玩的，没有人玩真的，这种表象上的热闹，实质上也是一种人情的虚荣、人性的悲哀。
　　青春与成长
　　青春成长是青春文学中的基本主题，但随着一些青春文学作家自身的成长，这一主题也进入到了当下的传统型小说创作之中，成为长篇领域里越来越凸显的重要主题之一。从2011年的几部青春题材作品来看，青春文学作家们带来的，不只是在“写什么”上的别开生面，还有在“怎么写”上的自出机杼，那就是把游戏性笔墨、反讽性意蕴带入了小说创作之中，让小说变得有了意思，也添了谐趣。
　　章元的《去年在外面的房间》依然以秉性痞顽的美女作家布布为主角，写她与几位女友的交往，与几位男友的交际。一个知识女性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里，以“作”的方式寻求着可以“爱”、可以“婚”的男性，但却每每和“爱”与“婚”擦肩而过，收获到手的只有加倍的失望与无尽的困惑。作品里布布以尖嘴薄舌与热嘲冷讽，讽喻着社会的世风日下。作品内含了可能的失望，也寄寓了可能的希望，它所严峻考验着的，是每一个上路的行者。
　　近年崛起的青年作家石一枫的《恋恋北京》延续了他已有的创作追求，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个性风格，那就是专注于边缘状态的都市生活，为混迹于底层的小人物描形造影。作品里满含痞味的赵小提，因为个性使然与惯性所致，总是以一点正经没有的方式为人处世，包括对待爱情和女性，而这却渐渐引动了正经为人也清纯可人的小女生姚睫的好感，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青年男女，就此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爱恋长跑。作品的引人之处在于把看似不可能的一对男女写成了真正的恋人，作品的赢人之处在于以“混并快乐着”的痞顽情怀，写出了当下都市不断变异的文化空间和正在成长的民间社会，从而做到了为新的生活层面代言，为新的人物形象张目。
　　孙睿的《盛开的青春》依然是对大学校园生活的深情回述，但却在一如既往的痞顽之中掺杂了更多别的意味。主人公邹飞在大学4年里，除过关心在法国举办的世界杯、结交女朋友佟玥之外，基本上没有怎么求学读书。这些都出自于他的这样一种理念，既“随性而为的成功是一种更人性的生活”。而这种随性而为，竟然得到女同学佟玥的赏识，而结为了男女朋友。但随着大学毕业后各自的不同选择，他们无可奈何地分手了。有意味的是，当邹飞交到一个“85后”新女友，这个“85后”比他更无欲无求，他终于受不了她，并由此反躬自省，遂把调整自己和找回佟玥作为确定的人生目标。这是部主要记述过往的回忆之作，由此便平添了一种反思的意蕴。
　　2011年的长篇小说以多个方面的扎实成果和不菲成绩告诉人们，长篇小说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其质量也在稳步提升。而且，新老作家们，都有不负时代的坚定追求，都有不负自己的卓越表现。在内在文学精神上，既有底气与地气，又见生气与锐气，这种文学主体的凸显与上扬，应该是比作品本身更让人欢欣和鼓舞的事情。
2012-1-4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6 17:09
对2011年中国长篇小说的观察和质询
雷达

　　对文学而言，2011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足以令几近边缘化的文学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先是8月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与揭晓。这股热潮还未降温，全球关注的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于10月6日揭晓，中国诗人比较熟悉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姆摘得桂冠，他的名诗《写于1996年解冻》，在各种场合被提及甚至朗诵。这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话题。再后来，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召开了。当然，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高举文化建设与创新的大旗，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如何在新语境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成为热议的重点。它使凛然而至的严冬也变得温暖了几许。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的视点无形中似乎升高了，对2011年的长篇小说进行一次观察和梳理，就显得非常必要。当然这里只是笔者个人的一种视角。
　　对民族心史的深切反思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沉重的历史指针在时间深处忽然抖动了一下，使整个中国禁不住停下加速度的脚步，回过头来凝望历史，并做出深切反思。人们不仅回顾百年中国的发展历程，还回顾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的盛衰与兴亡。
　　我稍稍查阅了一下相关报刊，在纪念辛亥革命方面，各大出版社出版了不少长篇小说，如《辛亥风云》《武汉首义家》《铁血首义路》《辛亥女杰》等等。还有好多这方面的长篇小说在等待出版。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重要节点，在这一时刻，古老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作家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历史题材的重大价值，意识到这可能是出大作品的宝地，惜乎目前还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的作品。相比之下，祝勇的《血朝廷》个性较为突出。《血朝廷》试图从多维角度对清末宫廷50年的历史作出新的书写，虽未直接写辛亥革命本身，实际与之息息相关；对晚清50年的研究，其实已被纳入辛亥革命的研究范畴之中。在这部具有非虚构特点却又充满了心理探索的小说中，历史被推为远景，人物被拥向前台。光绪、慈禧、珍妃、荣禄、隆裕、李鸿章、袁世凯……在这一张张已被定型的历史面具之下，作者潜入他们的内心，揭开他们最幽暗、最神秘的精神暗箱。祝勇表示，故宫将是他毕生的写作资源。
　　小说的领域自然不能完全依仗对重大史事的书写，按勃兰兑斯的话，文学是灵魂的历史，它的想象空间很大。就此而言，贾平凹的《古炉》不管有多少争议，带给我们的毕竟是一份有关中国的沉甸甸的心史，它直逼一段最沉痛最荒谬的历史运动。作品从最微末、最边缘处写起，整部小说的叙事节奏是偏慢的，在快与慢、变与不变、动与静、大与小、强与弱之间，基本都取了后者。他要写出那个年代，最底层的中国人血液灵魂中深藏的某种根性，试图传递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情绪，以及中国人曾经怎样活着的信息。
　　“CHINA”这个特殊的英语单词在《古炉》一书的封面、封底、扉页处前后出现了6次，诚如贾平凹所言：“古炉就是有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山明水秀、民风淳朴的寂寞的古炉村，何以在1967年的春天突然变成人性之恶盘桓的乖戾之地？这一切，是通过一个相貌丑陋、却能与自然万物对话，大事来临前总能闻到特殊气味的少年狗尿苔之眼之心发现的。少年的内心充满了善，当小说中的“善人”死后，这少年痛哭不已，也只有他看到“善人”死后留在世间的空白，即那颗“善心”。可怕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这段人性失常的历史本身，可怕的是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淡漠和遗忘，以及这种淡漠与遗忘有可能形成的文化土壤。
　　作者的努力值得尊重，他要写出生活本身的自在性、完整性、复杂性、多义性、纠缠性，要让许多未被文学照亮过的角落显现其原形。它不是靠情节、靠故事、靠大起大落的架构，而是以人物、细节、场景三者为要素缓缓推进。不过，这部作品缺乏更深刻的理性参与也许是一个疑点：是否过于痴迷民间乱象，过于依赖生活流本身，以至主体的驾驭和穿透显得薄弱？事实上，贾平凹自《秦腔》以来的创作均是如此。作者说，文学就是“写生活”。这句话是耶非耶，需要辨析。《古炉》的问世，在对民族历史的人文反思方面，无疑至关重要。巴金先生生前曾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古炉》是很有资格摆进纪念馆的陈列架上的。
　　对历史文化的多重发掘
　　近30年来，历史被一再地重新演绎和重新诉说。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似乎已经不是何为真实何为虚假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叙述和怎样写的问题。我们似已进入了后现代语境。对“消费历史”的叙述者来说，自然不必为历史精神负责；但对严肃的作家来说，寻找真实的历史，寻找历史文化之魂，仍是他们一贯的痴心追求，甚至为之虚构出一个世界。
　　王安忆就为上海虚构了一种它童年的情状，此即《天香》。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力图为上海画一幅当代风情画，寻找她红颜凋落的灵魂。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张爱玲，她们共同虚构了一个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但是，《天香》越过了张爱玲，也越过了王安忆自己，越过了已知的现代文明，直达400年前的晚明时代。那时上海滩刚刚从淤泥上裸露出来，成形，逐渐繁华。一个古典华丽的园子在那里落成，那就是天香园。如果说《长恨歌》是一幅充满流言与情欲的当代画，是上海有些繁乱的“今世”，那么，《天香》便是一幅冷艳而散溢着天香的古典画，是上海的“前生”。显然，王安忆不仅要在语言风格上靠近古典主义，而且在文化元素上也在追忆失去的古典时代。
　　小说叙述的是明嘉靖三十八年至清康熙六年上海县申家四代人的命运。小说虚构了一座拥有江南风物的园子、几个拥有丝绸刺绣技艺的女性，单是作品中家族的姓氏，就能引起人的文化想象。上海别称申的由来据说始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上海曾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而王安忆在《天香》中以晚明上海申家“天香园绣”的发展为线，描绘了一幅上海的社会万象图，并试图以此找寻上海的文化源泉。从大处着手，慢慢进入细节，又从细部雕饰，再汇入历史，这被看做王安忆娴熟的叙事技艺，但如此写到底毕竟有些不同。从作家写作的角度来讲，这不失为一次冒险；从当代文学来讲，也不失为一次寻找。
　　与王安忆一样，方方也在选择历史叙事，而且选的是战争和革命的叙事。对一个女作家来说，令人颇感意外。方方说，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人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我们应该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为什么而死。王安忆的《天香》基本上是虚构，方方的《武昌城》就更近于写实。方方力图呈现1926年北伐时期的武昌之围，分攻城篇与守城篇。当然，我们仍然不能认为，这就是历史事实。事实与真实之间的差别，在于价值。显然，方方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回到1926年，亲眼目睹了历史惨烈的一幕，亲眼看见惊雷闪电中一座千年古城的沧桑容颜。
　　以新写实名世的方方，与池莉共同营造着一个市井化气息甚浓的武汉，各有各的风景，以至使这座城市与王安忆们的上海、贾平凹们的西安、毕飞宇们的南京，冯骥才们的天津有得一比。这一次，方方要冒险，不仅写历史，而且写革命。我一直在想，对于那段革命史来说，今天我们如何用文学去重新表述，又如何与教科书里的历史有所不同，这是一个难点。另一难点是，对于革命，我们怎样重新去认识。在那几十年里，有太多的主义、太多的派别，也有太多的牺牲。中国处在一个启承转合的大时代，难免要牺牲一大批人。我们如何在远处将它们看个清楚。方方的尝试很有价值。此外，陈启文从文化视角重新思考家族史的新作《江州义门》也值得注意。
　　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透视
　　近年来长篇小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自我调整，那就是一些作家从生动摹写外在的欲望化故事，开始转向精神内部的探究和分析。这是作家的又一次向内转，显示了时代对文学的深沉呼唤。张炜的《你在高原》便是一个显证。在这种偏于向内转、写精神的路径中，写知识分子生活或者说以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为主旨的作品多了起来。
　　2011年有几位作家对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呈示，并对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格非的《春尽江南》，黄蓓佳的《家人们》，以及近期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都是这样的作品。
　　《春尽江南》是格非三部曲小说的最后一部。格非的三部曲均以表现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知识分子内心历程为中心。第一部《人面桃花》展现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与理想探索；第二部《山河入梦》刻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与实践；新出版的《春尽江南》则把关注目光投向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和知识分子的人生样态。格非用冷静的态度表现主人公端午由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向一个无聊度日的小职员的转变，他的妻子家玉则从一个文学青年蜕变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他们二人以及周遭人物终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却无时不显现出失败者的某些精神特征。《春尽江南》中故事时间只有一年，却把世纪之交前后大约20多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变迁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极力呈现出来。格非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内省气质。
　　在我看来，黄蓓佳的《家人们》同样突出。这是一部当代《雷雨》式的、把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内容渗透、挤压、置换为家庭伦理冲突的形式感强烈的小说。虽然它没有乱伦、弑父、恋母这样一些更为惊悚的情节，但它在貌似平静中藏着深波大澜。我们习惯于那种血腥的、诡异的家族叙事，以为家族作为叙事的壳，其功能已尽于此，却很少想到，在今天的现实中，家庭内部仍然有大量人性冲突可挖。《家人们》确有政治家庭化、家庭政治化的一面，这是那个时代使然。在家庭这个容器里，埋藏了多么尖锐的善与恶、假与丑、良知与出卖、爱与恨的人性冲突，从而显现出人性的深度与丰富。杨云、罗家园、乔六月、罗想农等知识者的多副面孔令人难忘。
　　严歌苓给人的一贯印象是擅长书写古与今的女性命运，但其新作《陆犯焉识》却以细致而深刻的笔触直指大的历史变动中的男性知识分子。小说背景跨度大，从繁华的美国到上海，再到荒凉的中国大西北，令人如身置其中。为了本书的创作，她两次专门到大西北一个藏族自治县调查。作者坦言，她之所以刻画主人公陆焉识，是因为对自己的“根”的好奇。其原型来自于作者年少时着迷的神话式人物——祖父。陆焉识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大变革时代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变故，他一直渴望自由却处处受到阻挠，爱情如此，婚姻如此，事业如此，最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当他最终重获人身自由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不自由了。作为知识分子，陆焉识本质上仿佛是永远囚禁于非自由状态的囚犯。严歌苓带给我们的思考应是：何谓自由？
　　对个体命运与价值的思考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个体的苏醒才是现代中国真正的开始，所以，对个体价值书写的重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向度。可是，什么是真正的个体价值，个体价值在历史中如何存在，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如何选择，这些也许仍是国人所面临的难题。2011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一些作品继续体现着对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个体命运的审视和思考。
　　范小青的《香火》一出版即被人喻为“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也有人认为《香火》讲述的是禅的故事。更大程度上，《香火》用一种魔幻的方式讲述了“香火”的命运。在中国当代那个有名的大饥馑的年代，一个乡村少年吞下一只从棺材里跳出来的青蛙后，竟然有了特异功能——能读出白纸上的“观音签”。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少年的母亲对他有着毫不掩饰的厌恶，父亲为了让少年活下去，把他送往寺庙，自己却在这途中死去了。这个少年于是成了庙里专门伺候和尚的“香火”。在所谓“破四旧”年代，疯狂的人们来砸菩萨像，香火突然看见了父亲的魂灵。他与几个人合力，终于保住了寺庙以及镇寺之宝。一个原本不信神灵的少年竟然成了保护庙宇的主力。命运之神在“文革”之后又一次来造访香火，他卖掉祖传的珍贵物品，只为翻修太平寺。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是个被抱错了的孩子，而这一切，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当经济的大浪席卷而来，他与父亲已经并肩坐在天上。《香火》里魔幻色彩很浓，香火的大师傅能坐化，而少年有特异秉赋，关键时刻，他能看到父亲的魂灵等等，这些加重了人对命运的思考。
　　这里有必要提到海飞的《向延安》。这部作品之所以在红色题材中别具一格，是它突出了革命大潮中个体生命和个人选择的独立价值与诗性美感。作品的书名让我想起“七七”事变后，全国成千上万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挠，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去寻找光明和理想的动人情景。如果说，我们曾经担心，新一代的写作者身上，深度背景在淡化，政治情结和忧患意识在淡化，担心他们既没有老一辈的苦难体验，又没有农村生活的磨练，这是否会影响到他们作品的深度。而现在，我们看到，新一代作家如海飞，他们重诉历史的冲动没有止息，并能以一种新的叙述和新的理解出现。除了以谍战、以传奇、以更为注重人性的复杂和多面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外，他们还能特别展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光彩和诗意。命运之神的力量是无形而巨大的，在大的历史之中，人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向延安》让我们思考的不止是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呈现了乡土新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土叙事的传统虽然庞大而深厚，但似乎随时有陷入模式化泥淖的危险。魔幻、怪诞或诗意的虚构，虽然花样翻新，却仍像是不断的复制与流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新的经验、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来冲破习见的模式。去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之所以引起了一股“非虚构”的热潮，就是因为它的陌生化效果。
　　2011年，就我的阅读而言，长篇小说中写乡土的也不少，但能表现出一种乡土新经验的却不多。一向以中篇见长的葛水平，写出了长篇处女作《裸地》，表现出独特的笔墨情调，貌似平淡却回味无穷。《裸地》的时间横跨清末民初到土改以来，背景是山西的移民史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葛水平以一个女作家特有的眼光，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一个女性的曲折命运，揭示了几十年间山西太行地区的沧海桑田巨变，延续了她一直以来对生存的关注、对艰难生存中的人性美的展示。盖运昌、女女等人物的厚重和扎实，以及与这些人物相关的情节和场景，使小说别开生面，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感觉和经验。
　　曾写出《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等震撼之作的杨显惠，今年有《甘南故事》问世。这是一部跨文体的写作，既可作为短篇集成来读，也可看成一部长篇小说——因其主题和内在的主人公只有一个。杨显惠以极富控制力的笔调和近乎原生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甘南草原原有的民族文化生态正在工业化的步步逼进中快速地消解着。世界大潮浩浩荡荡，谁也无法阻挡，但是，作家仍然用他的笔顽强地抵抗着这一异化大潮。这不禁使人想起很多现代派作家，如福克纳、梭罗等人对这一深邃的生态主题的发现。
　　这里我想推荐一部尚未引起广泛注意的长篇《城市门》。作品写的是当下，却在“秦砖汉瓦”般的历史背影下推动着情节发展，从而有了文化的厚度。作者王海以忧郁的心灵触动了当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大难题：精神失落与生存困惑。张旗寨和掌旗寨的土地、村落、庙宇全部被商业征收了，转眼之间消失了，农民们虽然拿了一笔征地费住进了新居，可他们的生活从此乱了套。作家以敏锐的视觉，书写农民在失去故土后的精神苦闷和移迁新居后的生存挣扎，对失地农民的精神去向与生存困境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并在很大程度上书写了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失范、心灵的迷惘。“龙爪宝地”没了，“秦汉战鼓”虽然成了非物质遗产，进入了省城艺术团，可说到底，鼓是“敲”出来的不是“演”出来的。虽说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可这文化正处在巨大的裂变之中，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除上述作品，2011年的长篇小说还有一些新趋向。比如，一向被视作“80后”领军人物的韩寒推出了新长篇《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部作品一出版就被评家称为“公路小说”，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表相，不是一种内在的表述。《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表现出冷峻的调侃和不易觉察的嘲讽，以及韩寒式的思考。韩寒在序言中写道：“以此书纪念我每一个倒在路上的朋友，更以此书献给你，我生命里的女孩们，无论你解不解我的风情，无论我解不解你的衣扣，在此刻，我是如此地想念你，不带‘们’。”一种关注个体存在的态度、一种 “在路上”的新锐感觉，加上出版发行时所引发的热点，使“80后”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外，台湾作家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他们的新思考，张大春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城邦暴力团》，在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的情节中揭开了一部别样的中国现代历史，带来了另一种阅读震撼。
　　我的提问
　　以上文字自然不能概括一年来所有长篇小说。我没有读到的好长篇肯定还有一些。这里所谈到的充其量只是大河上的几朵显眼的浪花。
　　事实上，对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我是心存疑虑的，限于篇幅，在此略谈一二。比如，怎样看待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长篇小说便有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之誉，无形中呼应了巴赫金当年所言：资本主义文化在创作上最重要的惟一的文体就是长篇小说。现在每年有2000甚至3000部左右的长篇出版，还不算网络上海量的长篇。有道是，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一定的质量，此言似有理，但并不是说只要有了数量就自然而然地会蹦出杰作，若是同义反复，一万部也未必能出几个杰作。文学不是按照百分比的比例生产的。
　　第二，长篇小说如何亲近时代，亲近读者，以得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长篇精品的产生一定要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一切伟大的、杰出的作品，都离不开它的时代，而且它一定是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期盼，是关心他们的疾苦与生存以至灵魂的；如果与他们的生活和精神无关，他们是不会关心长篇小说的。原创力的秘诀在哪里？创新性的关键在哪里？原创力只能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去汲取，创新性只能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第三，我以为对长篇小说而言有这么几条还是要坚持的：要坚持长远的审美眼光，甚至可以拉开一定距离来评价作品，避免迎合现实中的某些直接的功利因素，要体现出对人类理想的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一定要看作品有没有深沉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有没有人性的深度，特别要看有没有体现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根基。还要看作品在艺术上、文体上有没有创新，在人物刻画、叙述方式、语言艺术上有没有独到的东西。长篇小说是一种规模很大的体裁，所以有必要考虑它是否表现了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心灵发展和嬗变的历史。尽管有人认为，现在已从再现历史进入了个人言说的时代，但在根本上，文学即是灵魂的历史。
201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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