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 人们听从你，相信你，为你牺牲和拼命，并不是仅仅由于你的正确，而是决定于许多因素。但是使人行动起来的主导原因，往往是一种盲从，而不是出于确信。他们立刻会后悔的，这就是动摇、变节和叛变，因此，廉价的信徒同时也是廉价的叛徒。 人们口中越是说绝对、完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人间根本不存在。，欺骗性与冒险性是狼狈为奸的。当然，对于幼稚者来说是存在的，对于别有用心者来说，也是存在的。前者因外表而迷惑，后者于利用而挥舞。但是，对幼稚者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因他仅是爱而不是理解，他还站在外表。别有用心者根本不以为存在，仅是昧了良心用之罢了。因之，神圣的东西在这绝望的人间本来是没有的，正如康德的理念那样。 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存乎其人，存乎其心而已。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明乎此，可见搞政治与耍流氓为同意语了。但政治的德性存在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践政治中仅有流氓的跋扈，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仅多悲哀、丑恶现象和永远的痛苦…… 许多东西实质是旧物，古已有之的，换了另一种语言、口气来讲，仿佛变成了新东西，当然，其中有的是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武器，但有的却是陈旧的东西的改头换面。借尸还魂，使传统的东西获得新的生命，固属必要，但拆穿老底，揭露真相，挖除老根，也是必要的。明乎此，可掌握旧的标准了。 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 先秦诸子的内容，老练的世故哲学，道德教训，逻辑与心理学就人生来说，申韩残酷，庄子下贱；申韩没有心肝，庄子没有热情。就思想来说，申韩严峻，庄子虚无，申韩固执，庄子圆滑。 人们珍贵如珠玉的一东西，庄子看来却一钱不值，人们认为重要与下贱的区别，在庄子眼光中却是一样的。 爱默生说过：“在薄冰上滑行，速度就是安全。”这与古中国的教训“如踏虎尾，涉于春水”是一个很好的比较。 谨慎，由于恐惧。斯宾诺沙说：“那受恐惧的支配，去作善辟恶的人……”恐惧的另一个极端是盲动。一种拼命主义，但是同样由于缺乏内在独立性。中国人的行善，同样由于恐惧，恐惧外在生存（肉体）的消灭和世俗目的的丧失，而不是由于荣誉、负责、诚实和良心。中国人的善心与善行，实际上是一种粗野的唯物论和荒谬的神秘主义的结合。 中国人不接受一种彻底的思想方式，不习惯一种彻底的生活方式，而安于空浮、马虎、四平八稳、得过且过、自我欺骗、折中妥协的方式下过活。这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化和理论（思想）形式，就是中庸。 中庸并不是和谐。不是智慧的和谐，而是平庸的折中，和一种自然性的并列。这种和谐的基础，是自然性，而不是精神自由。 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 冷酷，可以是热情的消灭，也可以是热情的升华。 在清醒的人看来，梦总是可笑的。但也有人说，对现实保持清醒，本身就是苦难。但是，人生的清醒却是一种理智、智慧和哲理的眼光，他必须超越现实的纷乱和生活的情欲，在永恒、冷静的心境中观照万物的悲欢喜乐。但必须区别清醒与虚无主义。 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的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酥并不是完全错。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霄，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 认不清历史道路，找不到人生的目的，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过去毫无意义可言，未来是个人所不能控制，没有理想，没有传统，没有途径，没有目的，歌颂自我毁灭，因为自我牺牲多么荒唐。 忍为成事之要，忍小忿，忍冤屈，忍辱…… 忍者以成事，屈者以求伸。徒忍徒屈，是为怯懦无能之辈矣。娄师德唾面自干，耶酥之换颊受打，徒忍徒屈，是宗教家与无能辈之忍耳，是为消极的情感，无刚之柔也。无条件之投降，不足语大事。 越是经历过苦难，越应当珍惜自己和宝贵的生命。苦难越多，生命也越宝贵，越有价值，少年人热情于抛头颅，正是未经过苦难耳。越宝贵存己者，即所谓越活越起劲。讲究策略，批判冒险主义、机会主义，但批判时却不能抹杀热情的可贵、牺牲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力量。 流言止于智者。智者，不使流言继续耳；愚者（没有一般理解力者）是流言的义务传播员，可畅行无阻力。有大人口中所出之流言，有小人口头之流言。两者均须小心对待。轻播大人口中之流言，则我为其利用矣，轻信小人口中之流言，则我成其尾巴也。 怯懦之人，无力行恶，但也无能行善（为正义而斗争），他们的善男信女的忏悔和婆婆妈妈的善良不能是真正的道德。他们之不能行恶，并不是由于善（理性的原则），而是由于无力。当一旦他们认为自己有力（虚假的）的时候，可粗暴蛮横哩。 《三国志》，周瑜曰，刘备枭雄之姿，而有关张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魏志》太祖谓刘备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人物志》，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拔群者为雄。《中说》李密问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人物志》雄者得雄，不能得英；英者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使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无梦楼案：唯全才乃能役使偏才。 聪秀出众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可以为英，张良是也；可以为雄，韩信是也。 《东坡志林》：僧谓酒为般若汤，鱼为水枪花，鸡为钻篱菜，人有为不义而文之以美名，与此何异。无梦楼案：有以菠菜为红嘴绿鹦哥的，中土之惯技与才华也。中土专讲究起名实即绰号，其道不外毁誉，如独夫奸臣等。名目一起，所谓论定矣。殊不知名目最可以骗人的。惑于名目，亦属头脑笼统的一种表现也。 凡病皆可医，惟俗不可医，凡事皆可耐，惟俗不可耐。 人生万端，严自我心者，均须坚忍--即熬。熬钱为节约，等等是也，但世人惟一知熬钱，而不知熬口。以为口舌之间，无经济价值，不妨痛快。殊不知，一钱之安有限，而一言之患无穷。 陷于不自知，迫于不得已，二语可为一切人辩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二语，则何处不至矣。 人的两大弱点：①幻想；②无赖。即自我欺骗，自暴自弃。 一个错觉（假象）能朦住人，一个预言能哄住人，一个道德能吸住人，一个解释能安慰人。 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仅是对精神的自由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和势不两立的。但对于没有精神的自由人来说，却是舒适的枕头。 人面对死亡，是对他心灵力量的考验，心灵力量即“根本深度”（心灵的深度和稳定性）。 根本深者，心境安详，视死如归，如归天国如归大地，或视平常，毫无畏惧之情；根本浅者，怕死，恐惧，死时不安之情无法控制。 根本深者，可受长期疾病之折磨，根本浅者，只能咬咬牙关，甚至连牙关也不能咬，怕死。 喜欢奉承便会出现阿谀颂词，自己轻信就会被别人欺骗，喜欢吃定心丸，便有空头保证到来。对某事从心里愿意相信它，则谣言就会起作用。如果有人告诉一个人一件违反他本性的事，他一定会拒绝相信。相反，如果这件事正中他的下怀，使他有了采取符合他本性的行动的借口，即使没有什么证据，他也会相信。 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举凡贫困、监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堕落为兽，使人性情粗暴，脾气乖戾，绝望和不近人情。 贝多芬曾说过：“孤独、孤独、孤独……” 罗曼o罗兰也说过：“力量，在孤独中默默生长，成熟……” 完全不错。但是，同样完全不错的，在孤独中，人的内心生长着兽性；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在孤独中，人经历着向兽的演变…… 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与毁灭。这里有千百种蛊惑与恐怖，无数软弱者沉没了，只有坚强者才能泅过孤独的大海。孤独属于坚强者，是他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软弱者，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灭亡。孤独属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独中沉思了人类的力量和软弱，但无知的庸人在孤独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挣扎。 一人之喜怒难凭，万人之是非难禁。 统治者的妙法：对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剥夺他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即除了卖力之外，一无所能。欲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剥夺人的人格（自尊心）。盖无自尊心，说话不算数，毫无信用，则无信赖，也就没有组织力量（影响）了。于是，人无耻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 没有坏书，只有书起坏作用。一本书在生活之中起了坏作用，并不是因为书本身的好坏，而是生活本身的坏的方面从书中得到了扩展。灌输主义和教条者把坏作用的原因归咎于书，而追究书的责任，这是一种误会。“因为坏书，所以人学坏了。”这是灌输论的逻辑。其实，书如火种，可以用火，也可以纵火，问题在于置火于何地耳，入水则灭，干柴则燃。 哲学，精神最高的科学，是不能大众化、通俗化的。把哲学通俗化和简单化，等于向头脑简单的尚待教养的孩童述说深奥的格言。对于大众来说，哲学是一件僵化的镣铐和陌生的装饰，是和神学论同样的东西。盖凡众惯于奴役依赖，而哲学须要精神自由。对于凡众，神论远较哲学能使他信服。如勉强授以哲学，亦把哲学当作了神论。 乱臣--忠臣的另一极端，即使反抗，但并不是真正的乱臣，因为一样缺乏独立的人格。 在强迫的服从之下，一切行为不是出于本心，举手并不是真正的赞成，屈膝并不是真正的投降。 一个人清醒地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苦难，因为纷扰多变而又充满悲剧的现实生活使人的感情无法忍受和不安。于是人们在麻木不仁和幸福之间画上了等号，并把内心冷漠和死气沉沉看作最高尚。 一时的失败，不会毁掉一个坚强的人。 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李商隐：“心有灵犀一点通。”白居易：“惟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心之可知性之二律背反。 自己的研究所得，藏之名山，“鸳鸯绣出君自看，不把金针度于人”，固然不好，但逢人便说，廉价拍卖，却也不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旧约oo箴言》） 作者介绍 张中晓（男）（1930--1966年尾或1967年初）1930年初生于浙江绍兴，读书时受到鲁迅、胡风等人影响。1950年经人介绍与胡风通信。1952年入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被作为“反革命嗅觉最灵”的“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次年因旧病复发获“保外就医”，回到家乡。“文革”前夕调到上海新华书店储运部劳动，约在1966年尾或1967年初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写下大量的札记，1996年由路莘整理选编为《无梦楼随笔》出版（收入“火凤凰文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 本文摘编自《无梦楼随笔》，纪念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 |
| 地火在运行——张中晓与《无梦楼随笔》刘志荣 |
| 读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随笔 | |
孟庆德 无梦楼随笔 张中晓遗稿 路莘整理 无梦楼文史杂抄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自序 本册始于丙申秋幽居开始之日，终于辛丑夏秋之交，计五易寒暑，三经删订，因杂观群书，遂抄摘斯篇。掇拾贯穿，无所不记，拾披枝叶，以馈贫粮，虽芜秽之冥索，亦感触之所致也。其间中辍于戊戌之大病，数废于心事之浩茫，断条零章，遂无一贯之线索可寻矣。今日翻阅，顿觉怅惘，盖韶光之既逝，而学殖之荒冗，纵有情之可恕，岂己躬之所愿哉。壬寅春社日书于无梦楼。 写在后面。 这本《无梦楼随笔》，是陈思和、李辉总体策划“火凤凰”中的一本，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无梦楼文史杂抄；二、拾荒集；三、狭路集。《无梦楼文史杂抄》的序下有整理者注：“丙申即一九五六年，辛丑即一九六一年，戊戌即一九五八年，壬寅即一九六二年。”书前有王元化先生的序，王元化先生在序中写道：“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有一天我的妻子张可收到一封信，这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很不好过。他在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王元化先生在序中还写道：“当时他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旧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 拾披枝叶，以馈贫粮。 一 原文 全部哲学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一个中心课题（道德原则），即：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改变外来压迫和内在冲动。这在康德为自我，在黑格尔为主观自由，在斯宾诺沙为理性力量，在狄德罗为约束原点的统治，在费尔巴哈为爱和节制——理性力量的不同形式，提高人的灵魂，超越现实而走向更高尚的境界。他们的价值，就在这里。 无梦楼案：康德例外，他对这力量本身怀疑。 写在原文后面。 天下许多事物，皆可冠一“好”字，唯道德不用，道德好像天生是一个好东西，自然有一“好”字在里头，连盗一有道，好像也有圣人君子之风，与一般的强盗不一样了。 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我们古老的铠甲。幸亏还有道德可以依恃，我们总以为，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有道德可以骄傲，我们的道德天下第一，是世间最古老的，只要把古老的道德全力拿来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就仍能天下最强最大最了不起。可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德从那时起就开始而且没有停止滑坡，大宋朝，儒巾满目，儒道广被，其道德力量足可以使它越来越强大吧，可从始至终，它总被外人欺负，最后被欺负得只剩半壁江山，最后不复存在了。 说起道德，总让人困惑。道德可不可以用皇权、军队强迫？好像不行。道德可不可以用宗法强化？这好像也不行。道德能不能如性欲，从生下来就藏在人的身体里？道德能不能如播种疫苗，一旦种上就终生免疫？这好像都不行。 道德建设，该怎么做呢？ 二 原文。 哲学的具体原则，应当是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它使人们有力量锻炼自己的心灵和发展自己的精神，因之，真正的人、名副其实的人是作为精神实体来完成的。 案：如果物质生活提高，而心灵空虚，精神萎缩，那么，精神就不足养活肉体，必然流为放纵和狂荡。 写在原文后面。 若按教科书上说，中国古来是有哲学家的。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有多少？中国哲学对中国人古来生活有没有帮助？有多大？到底都是些什么帮助？都帮助了什么？ 执教于南开大学的学者朱鲁子先生有一部专著，书名叫《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朱鲁子先生在这部专著的《导论》中写道：“在除人生哲学以外的几乎任何一门学问面前，人们都会谦虚地低下头来承认自己的无知，但如果说起人生哲学，几乎每个人都会滔滔不绝，仿佛它是最简单、最不需要学问的一门学问。”朱鲁子先生说：“而如果我们把人生哲学真的当成一个问题，则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敢说，没有一个老人敢说自己比一个孩童懂的更多，也没有一个学富五车的教授敢说自己比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懂的更多。” 物质生活提高，心灵空虚，很不幸，这竟是事实。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和许多走在前面的国家相比，我们还不敢说我们的物质生活就有多大提高。但我们的精神确乎带不动我们的肉身，进而越来越养不活它了。有人说，这是打开国门，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影响的结果。但是，向我们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去看，我们应该并不缺少强大的抵御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的传统资源。“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君子重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总让我们很可以傲视世界，这已强调到近乎骂人的程度。经两千多年的不断修炼不断强调，按说我们应该早具有金刚不坏之身才对。还有，既然说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足可以坏人，那么，身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民众应该是生活在重灾区，应该早已没落不堪才是。可是，现在，只要不是真的闭目塞听，只要不是故意要捂着眼睛说话，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从物质到精神，许多地方都远远优于我们，许多地方都并不比我们差。 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人生哲学，也许真的就有问题，也许真的有些不管用。 三 原文。 在黑格尔的概念的威力面前，任何逻辑思考都软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都僵化了，干枯了，只有感性的语言不失其鲜艳性和生动性，道德格言还有一定的人生价值和思辨的形式，因为，道德格言本身同时是一殊相。 写在原文后面。 伟大的人物有伟大的障碍。黑格尔是世界级的大山，孔子的影响相比起来似要小一些。但对于中国人，孔子这座大山也足够高，他使得太阳要想升到天上来，也要多走几步路。两千多年，尤其是一个世纪以来，他浪费了人们多少唇舌。 邓小平到底伟大，非一般书生所能比，他说，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要再争了。 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不是还会争下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孔子的问题，是一定还会争下去的。 四 原文。 懂得哲学要有一定的抽象思考能力。而报纸的一般性质是：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导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 写在原文后面。 一个民族若能早一些具备很好的抽象思考能力，这是否是哲学的福音？这是否也是这个民族的福音？ 这世上许多民族，在抽象思考能力上是不是各有差异？比如，用象形文字的民族，在抽象思考能力上是否要差些？ 有朝一日，报纸能否办得也有些哲学味道？ 但报纸到底是一个好东西，它是一个让人既觉麻烦但又不能不办的东西。在古代，皇帝只要把皇宫里的事情锁在宫中，只要把一地的事情锁在一地，只要把外国的事挡在国外，也就行了。但是，自有了报纸，即使把各种报纸统一成复制版，也要费些事了。 五 原文。 一个纯粹形式的范畴可以应用来指谓许多异常不同的事物。因此，人们有时不知他们所攻击的种种见解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为同一之物，他们的互相攻击，或树敌门外或操戈室中，实在由于空洞字面的区别。例如，信仰的直接知识说，主张直观上帝的人格，在对本身具有普遍性的人格的直观之中，建立信仰和确信。主观说者以为间接知识即有限知识（知性）的基础上，不可能寻到上帝（无限之内在表现）。然信仰或直接知识，在别处亦名灵感或内心启示，天赋予人的真理（良知？）、人的健康或常识。凡此种种形式，皆同以一个真理之直接呈现于意识为基本原则。 无梦楼案：直接信仰说并非否认事实与思想（真理），而是将它们作为唤起、推动信仰的东西，而不是作为本身。 写在原文后面。 一个纯粹形式的范畴可以应用来指谓许多异常不同的事物，这句话使我又从书本想到别处去了。 网友南朵有文：《夜读〈暗示〉随感两则》。南朵在文中说：“一种文字，一句话，可以从很多人的口中说出，话是一样的话，文字也没啥不同，而话语者本人对话语的承诺理解与责任担当未必同一，其人生依持与性格指数、精神诉求与道德认同未必一致。”读了南朵的文章，我在后面有过一句话：“两个人，对于哪怕一个小小的单词，其理解有时都很可能相差很远，所以表达者所要表达的和接受者所接受、理解与反应的，往往也很有距离。” 互联网来，笔仗空前，概念和词语沸腾。但是，你的“国家”未必就是我的“国家”，我的“革命”也未必就是你的“革命”，现在多少人都在说文化，都在说自由，说民主，但很可能并不在一个段位上。 六 原文。 抽象思考总是和当前现实问题矛盾。正如必然性和偶然性，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在他死后许多年才被理解，这是因为同代人的目光总是被当前现实纷乱和成见的铁壁所阻挡的缘故。 写在原文后面。 毛泽东应该是个思想家，不然，“毛泽东思想”就不成立了。 七 原文。 永恒——当前现实的否定，而现实——历史永恒的否定。从现实的角度不看，只存在一时的东西，而不存在永恒的东西。 写在原文后面。 永恒与现实，这是一对矛盾。但有人偏爱站在地上望星空，去思考永恒的问题，人类也正是凭此精神才走出分量，走出质量，我视这种精神为永恒。 宇宙之间，人是不可能永恒的。但人不能没有景仰永恒、思考永恒和追求永恒的精神，否则，人类将会失重，甚至不能走完足够长的路程。 八 原文。 人创造着历史，人类的行动和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内容。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规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说明历史，而我们却应当以历史说明迷信，否定迷信。作出对生活最高目的的合理的和合乎伦理的解释，是今日道德哲学的工作和责任，也是历史哲学的道德性和战斗性。 写在原文后面。 20世纪50年代末，张中晓写下了上面那段话，卡尔·雷蒙德·波普尔为他《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写下了序。 在这本《无梦楼随笔》的后面，有何满子先生的一篇题为《〈无梦楼随笔〉的诞生》的文章。何满子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张中晓是一个早夭的天才。五十年代他曾‘臭名’远扬。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曾有两条权威的按语给他以沉重的诛伐，一条在人民出版社单行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12页上，说‘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如何如何；另一条在该书的125页上，说‘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云云。”可以看出，正像何满子先生所说：“上引按语作者的目光是锐敏的，现在胡风案已获昭雪，‘反革命’的头衔不再存在，于是人们惊讶地发现，按语所评定的‘敏感’、‘感觉是很灵的’确实下得很正确、精当。” 我一直以为，中国，20世纪5、60年代，只有一个人高高站立，其他所有人都俯伏着，读了张中晓《无梦楼随笔》，读了《无梦楼随笔》中上面那段话，我发现我错了，那时候，还有一个人也高高地站立着，站成另一个高大的身影，甚至站得更高，他和另一个站立者一起打量世界，打量历史。 多少年过去，中国人才知道西人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九 原文。 历史有情，不是人事无常，正如历史无情，不是因果报应。因为世界并不是裁判所，而是生活的地方。必然性可以休矣。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的丰富性，它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做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概念的、抽象的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写在原文后面。 当年的人们不能看到张中晓的这段话，当年的人们不能醒目地看到张中晓的这段话。就在张中晓写下上面那段话的时候，中国教育界正在告诉孩子们，历史是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段落划分的。这种划分给人一种心理暗示，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旦来到，“社会主义社会”马上就应该到来，如果不来，催生也要让它来，不然就是不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于是，不幸，人一变而成为达到历史目的的工具了。 十 原文。 机械论者所强调的最简单前提本身，重复一千遍也不足以使我们认识任何存在的事物。因为认识，首先必须肯定思想者的心灵力量，它外在表现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劳动，它的成果是独创见解和具有科学价值的著作，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意义在此。 写在原文后面。 如果了解当年的历史背景，可以知道，贫病交加的张中晓，他在精神上是高大的，他在用思想的方式以一人之身为人、为生命而反抗。 人是机器，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无论谁说我不能站在科学、政治、上帝、孔子或任何其他角度思考问题，我都无法把自己放到人以外别的位置上去。常听人憧憬天国，盛赞天国无苦无难，无忧无虑。但我总感到那很有些机器的味道。倘入天国要以做机器为代价，我宁肯有苦难地生活着。当然，人若真能成为机器，这世界也许会少许多麻烦。但是，一旦那样，人类世界将不会再有五彩斑斓，不会再有丰富的内容，将不会再有爱情，不会再有文学和艺术。 十一 原文。 独断主义的方法是通过某一特定的命题把这个或那个原则说成规定性。这种原则总是有条件的，因而它具有辩证法，即在自我中对自身的破坏。 写在原文后面。 “独断主义的方法是通过某一特定的命题把这个或那个原则说成规定性。”这句话中有历史。而“即在自我中对自身的破坏”，这却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涉及到“独断主义”，学者孙尚扬有一篇文章名叫《宗教对话的两项原则》，文章中有两段话，我很愿抄下来：“独断主义者往往断定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掌握了全部真理，是通往救赎之路的唯一真教或普世宗教，并以此为标准谴责其他宗教，要求其他宗教的教徒皈依自己的宗教”，“以上两项对话原则——相互承认、赞赏及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并不能穷尽宗教对话的全部规范，但我们认为，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只有相互承认、赞赏才有可能使对话得以展开，才能使对话的主体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去发现新的精神世界，而只有批判和自我批判才能使 对话结出硕果，有益于双方的升华与进步”。 网上有北风行先生《与张中晓对话（11）——解析辩证法》。北风行先生在抄录张中晓上面那段话后写道：“所谓辨证法不是‘在自我中对自身的破坏’。因为方法不是存在，它只是对存在的透视，所以它不会具有破坏力。辨证法是对存在及存在之间相互关系的透视。正是因为人们有了这样的‘透视’能力，即把握了辨证法，人们就有了观察事物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本领。形而上的‘彻悟’才有了可能。形而下的‘聪明’才会水到渠成。” 张中晓若在世，见到北风行先生这段话，不知会怎么说。 十二 原文。 任何精神工作，在任何时候，所面对和所从事的，不是现成存在的世界，而是尚待发现的世界。每一个人所说明的东西，与其说是确定的存在，不如说是并不确定的想象，他们所得的不是相同，而是小同大异。普遍性（真理）是相同的一面，特殊性（个人风格等）却构成了重要的，而且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说得好像有些太绝对了。述而不作，算不算精神工作？皓首穷经，算不算精神工作？千百年来许多人尽向彀中走，算不算精神工作呢？ 几十年来，传统的“唯物主义”教育僵死了一些大脑，当终于知道“测不准原理”，一个青年与他老父亲争论“唯心”与“唯物”时说：“在人的眼睛里没有百分之百客观的世界。”那位老父亲马上很强硬地反驳道：“我的眼睛看到你是我儿子，难道你不是我儿子吗？”他的儿子当场被噎住。 十三 原文。 只有成为你自己的，才能从外在变成内在的。任何对于人的事物都是如此。 写在原文后面。 饮食如此，学习亦如此。政治家也深明此理，有过一句话：“铭刻在记忆里，融汇在血液中。” 于是，想改也难。最难的，是已经不自知了。 十四 原文。 少年时期，真理使我久久向往，真实使我深深激动。但后来，我感到真实像一只捉摸不住的萤火儿，真理如似有实无的皂泡了，康德的阴影逼近我。 康德看到了真理的矛盾（二律背反），但把它归咎于主观认识能力的缺陷。 真实是存在的，真理也是存在的，但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它都是有限的东西。只有在全人类和全历史中，它才接近无限和绝对。个人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改变他对真实和真理的看法，但是，这改变却为人类接近真理的活动作出了贡献。（远处传来了康德的声音：不，只说对了一半，人类对真理是不可知的。） 写在原文后面。 “个人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改变他对真实和真理的看法，但是，这改变却为人类接近真理的活动作出了贡献。”我赞成这句话。真理是有的，它像启明星，它像地平线，你一步一步走近它，它又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走，是人的宿命。 十五 原文。 真理是矛盾的统一，而不是可以抓住不放的东西，是活的，不是死的东西。 写在原文后面。 仅凭这句话，张中晓当年就注定要受批判。在这句话面前，一切圣坛上的伟大和正确都得接受检验，都会失去统摄的重量。 十六 原文。 真理存在你心中，心中的真理是无限的，生活中的真理是有限的。 写在原文后面。 真理一碰到现实生活，就得委屈些。 真理若于现实生活无关，人们就会疏远真理。 十七 原文。 人之感觉、情绪与思考，在人的心灵中是并存之物，互相影响之物（即：心灵诸力）。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认为理智思考高于感性感受者，乃是一种错觉。其实，它们之间不过互相影响、互相生发而已；互相帮助、互相形成而已。 写在原文后面。 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提醒人们想起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些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曾国屏译德人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说：“精神气质被理解为复杂系统的一种整体状态，由其部分的局域非线性相互作用引起，但是不可能被还原为部分。”《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五期许锡强《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唐弢〈琐忆〉的文体性质和社会影响新论》说：“鲁迅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的人物。”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中也说他是“一捆矛盾”，林语堂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认识到人的复杂，这应该是我们的一大进步。但这进步来得很不容易，包括孔子在内，中国古人似乎很想要把人弄得简单化，这种习惯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搞文艺创作的人，进一步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孩子，这使得孩子们每当看电影时总爱指着电影中的人物向大人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十八 原文。 又是一种误会。即把哲学性的自我反思与一般理智思考混淆起来了。前者是思考自己，即把自我的全部心灵，作为思考的对象，后者是逻辑推理和分析。 写在原文后面。 当然，有人一定又会想到《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人缺少哲学思考，缺少健康的哲学。纵有哲学，也多是非人的，多是病态颓废的，这样的哲学越有质量，越发达，人的质量就越低下。 十九 凡人之情，己处其乐，不知人之忧，己处其忧，但见人之乐。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这句“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似大有深意。 因为要让人们学习并躬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这句话被不断强调，故使得人们认为范仲淹真是伟大得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姑不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所忧的“天下”是谁家之天下，也不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到底是为谁而忧，只说范仲淹这“理性之公”，到底有无“人情之私”呢？翻检历史，范仲淹为之写记的滕子京就是一个大贪官，而范仲淹硬认自己路线为正确，一力提携朋党，把另一位同样殚精竭虑为国谋事的宰相吕夷简打了下去，结合张中晓上面关于感觉、情绪和思考那段“其实，它们之间不过互相影响、互相生发而已；互相帮助、互相形成而已”，范仲淹自己未必知道，他似乎并不单纯。至于驻守边疆反击外部入侵，据有关资料介绍，范仲淹几乎可说是无能了。 二十 原文。 人们口中越是说绝对、完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人间根本不存在。欺骗性与冒险性是狼狈为奸的。当然，对于幼稚者来说是存在的，对于别有用心者来说，也是存在的。前者因外表而迷惑，后者于利用而挥舞。但是，对幼稚者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因他仅是爱而不是理解，他还站在外表。别有用心者根本不以为存在，仅是昧心用之罢了。因为，神圣的东西在这绝望的人间本来是没有的，正如康德的理念那样。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够胆大。 张中晓这段话应该记住。当这世上再有人鼓吹和山呼伟大和神圣，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这世上仍有别有用心者，仍有幼稚的人。 二十一 原文。 物竞天演，优胜劣败，并没有错，不过只是社会学的一个极端而已。正如道德互助的原则，是另一极端那样。反对者企图全盘否定，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赫胥黎此说，可说明科学对于人类，如果没有道德的照耀，可以流于多么残酷。 写在原文后面。 在我们这个泛道德的古国里，在我们这个道德不为人，却常常被借之以名用来戕害、压迫、枷索和委屈人性的国度，道德这个词，已让我们给腐蚀和败坏了。 道德照耀。可惜，首先用道德照耀，是在别处，不在有五千年道德传统的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在古代，是天生有子，是阉人，是缠足，是酷刑；在整个二十世纪，是用镁光装鬼，是用电上刑，是用报纸放卫星，是用电脑算命，是用工业颜料染黄鱼，是用注射器向家禽身体里注水。 二十二 原文。 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存乎其人，存乎其心而已。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明乎此，可见搞政治与耍流氓为同义语了。但政治的道德性存在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践政治中仅有流氓的跋扈，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仅多悲哀、丑恶现象和永远的痛苦……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已近乎控诉了。 二十三 原文。 社会生活（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是一个人的经验所能说明或解决的。它的行动取决于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的中和。在某个人所感到痛切的时弊、在某个人感到某种不合理性，但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如此，却是合理的，势所必至的。东方世间的王道（政治道德）之所以虚伪，就是在人的经验（特别是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象，形成温柔性，而把实际政治中的残酷性掩盖了。它形成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幻想。 写在原文后面。 明乎此，我对任不寐先生未刊稿《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中李慎之先生所说“中国的政治自由还是中国的问题，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比如道德教育方面，中国人有些观念也是好的”，不敢乐观。 二十四 原文。 真正的政治道德是以实际政治中的合理性为基础的（无此基础，则温柔性又是单纯的主观感情）。这就是诚实与负责。 写在原文后面。 欲建诚实，大难，这等于用今天与过去五千年战。 欲建负责担当的精神，也大难，也等于用今天与过去五千年战。 二十五 原文。 诚实与负责——现代政治道德；仁慈——中土政治道德（恩赐与奴役）。 中土王霸——统治者的品格如何？仁慈还是残酷，好心还是邪恶？ 仁慈是上对下的恩赐，容忍是人对人的关系。仁慈是对统治者的幻想，容忍是对人的尊重。一出于奴隶的道德，一出于自由心情。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这道理说得很明白，但想让一个惯于叩头、惯于谢恩、满脑子青天意识的民族明白这道理，很难。 张中晓这道理，其实并不是秘密，如果我没弄错，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就在“文革”时期，教科书上，在批判“封建社会”和“封建帝王”的时候，相类的道理也是讲得很响亮的。只是，批古人的时候，我们都很明白，把目光移到现实之中，往往就不明白了。 二十六 原文。 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起完全不同的作用。这对于思想史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口头虽为人们所常诵，在实际分析中每被忘却。主要者，以其不理解此中曲折之途径与实际之情况之故也。 写在原文后面。 孔子还有一个名字，叫卞和。 以孔子的神圣，以孔子的大度，倘孔子说了算，孔庙之中，应该把董仲舒也请进来，在孔子的塑像旁，也应同立董仲舒的塑像，在孔子的画像旁，也应同挂董仲舒的画像。 通过司马迁的《史记》我们可以知道，公元前某一年，孔子哀叹：“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又叹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二十七 原文。 从诚实、良心等等道德眼光来看，道德的确是行为——不仅是行为而且是思想、学问等等精神工作的中心。日常生活中的虚伪，在精神工作中就流为欺骗，流为说谎，流为把真理当商品等等。 写在原文后面。 就张中晓上面的话，可以在后面列一长串名单。比如：哥白尼，拉伯雷，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布鲁诺，伽利略，伏尔泰，哈耶克，哈维尔，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 可惜，这又是西人做得比我们好。 二十八 原文。 在真理嘴中所说的是真理，在虚伪嘴中就变成了谎言，话，一说出口可以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 写在原文后面。 鲁迅是批儒的，而且一向很坚决。但，我总在想，鲁迅也许比许多圣人君子般道貌岸然的儒者都儒得厉害。这有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证。文章中有一段，我一向视为鲁迅的自况。这段很长，但很值得一抄：“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二十九 原文。 许多东西实质是旧物，古已有之的，换了另一种语言、口气来讲，仿佛变成了新东西，当然，其中有的是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武器，但有的却是陈旧的东西的改头换面。借尸还魂，使传统的东西获得新的生命，固属必要，但拆穿老底，揭露真相，挖除老根，也是必要的。明乎此，可掌握旧的标准了。 写在原文后面。 仿佛看到张中晓与刘再复对话。 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先生有过发言，大意是，语言词汇必得更新，不如此不能更新观念。但是，就像鲁迅大力介绍的木刻既可以悬挂《牺牲》、也可以刻画伟人像，就像原本为个性解放而诞生的摇滚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太平盛世的颂赞、就变成“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历史事实再一次摆在那里，许多新的语词，许多新的概念，又都拥塞进许多旧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又都败坏了。 三十 原文。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富人是仇视的，美德与财富成反比。对穷人是轻视的，他把穷人比作雄蜂，他说有两种雄蜂，一种是有尾针的，另一种是没有尾针的，没有尾针的雄蜂为乞丐，有尾针的雄蜂为罪犯。 写在原文后面。 仇视富人，这似乎也是人类的一种传统。 但中国古人还有一句话：“仓廪实而后知廉耻。” 但中国古来一些事实让我对这句话越来越怀疑。 但我到底想起我在二十一世纪初学会了一句话：“一个富人身后站着一个魔鬼，一个穷人身后站着两个魔鬼。” 三十一 原文。 古罗马的一个经济学者郭鲁美拉（公元一世纪人物）说：“我们把土地交给坏的奴隶去耕种，简直等于交给刽子手。”他竭力论证小农经济的稳固性。（与现代小农经济稳固论不同。） 写在原文后面。 如果把“奴隶”一词换成“农民”，似乎可以这样说：一种体制，也许会把好的农民变成坏的农民。 三十二 原文。 奥古斯丁虽然承认奴隶制度是人的利益，而不是神的制度，但他并不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而要求奴隶安于做奴隶，他说过：“教会的任务不在于解放奴隶，而在于使奴隶善良。” 写在原文后面。 就从张中晓提到的这点，奥古斯丁和中国的孔子倒有些像。 盛赞“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的奥古斯丁，不想给主再添负担，他能认识到“奴隶制度是人的利益而不是神的制度”，这很不容易。 三十三 原文。 假文件，一贯是用来排挤异己的手段，罗马教会在五世纪时曾提倡过“二剑论”，说上帝把宝剑交给使徒彼得，一把是教剑，另一把是俗剑，二剑并不同样重要，教剑是主剑。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用这段文字竖起一面镜子，镜照一个时代，有了这面镜子，镜外世界所进行的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就都是悲剧，也是喜剧了。 俗剑，我不知原本所指者何。网上北风行先生在《与张中晓对话（33）——权力与民主》中说：“‘教剑’可不可以理解为‘权力’？‘俗剑’可不可以理解为‘民主’？”我对此却沉吟。公元五世纪教会拿起来的剑，怕未必有民主的席位。罗素《西方哲学史》第三卷《近代哲学》第一篇《从文艺复兴到休谟》第八章《霍布士的利维坦》在谈到霍布士《利维坦》第四编《论黑暗的王国》时有这样一段：“第四编《论黑暗的王国》主要涉及对罗马教会的批判；罗马教会把灵权放到俗权之上，霍布士因此憎恶它。”而此前在谈到《利维坦》第三编《论基督教国》，罗素说：“第三编《论基督教国》，说明不存在一统教会，因为教会必须依附俗界政府。” 假文件，写下这三个字，不知张中晓是否想到“胡风案”。想当年，有关“胡风案”的文件，加起来，比胡风们的文章不知要多出多少倍。日前，互联网上尚有语者先生在一篇史料中回忆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向父亲询问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调查材料的按语》（见毛选第五卷）中所举‘罪证’，即绿原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关系的指证。父亲说：绿原（1944年，23岁）年轻，英语好，在重庆失业，托人找工作，有人介绍去中美合作所任英文翻译。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中美合作所’是怎么一回事，绿原找重庆的朋友一打听，原来是一间美蒋特务机构。当年绿原先生早已经是一个热血激昂的进步青年，当然不会陷入魔鬼陷阱，于是推辞不去，此事也就了之。谁知，1955年‘反胡风’运动，有风闻其间蛛丝马迹的某人将这一不确实信息举报上级，于是罗织为莫须有罪状之一。” 三十四 原文。 在中世纪，权威最有力。在近代，事实最雄辩。培根说过：“真理的标准在古代是能否自圆其说，在中世纪是能否和圣书相一致，在近代是能否和事实相符合。” 写在原文后面。 自圆其说，这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像孔孟那样伟大的人物，终其一生也未能圆满完成任务，这就需要后人不懈地帮助那些圣书去圆。两千多年了，我们还在不断地圆古人之圆，已圆成习惯了。 但是，倘有历史真相或更科学的道理走到我们面前，我们是不是会尴尬？不要怕，没有事的，我们可以说那历史真相或更科学的道理是篡改，是歪曲，我们可以把它埋葬，我们可以视而不见。 三十五 原文。 中世纪社会生活中最刺目的矛盾，教会宣扬博爱、温和和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的残暴和践踏。一方面宣扬禁欲和不贪婪，另一方面放荡淫佚和残酷榨取。 写在原文后面。 张弘译法国史学家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有一份《中世纪大事年表》，时间是从1100年到1497年。其中有这样几条：1、1121年，阿贝拉尔发表《是与非》 ；2、1145年，切斯特的罗伯特翻译阿尔-卡里兹米的《代数学》；3、1155-1170年，德国诗人托马斯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瑟尔达》；4、1160年，法国诗人贝卢勒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瑟尔达》，《尼伯龙根之歌》流传；5、1163－1182年，巴黎圣母院建成；6、1214年，牛津大学获得第一批特权；7、1312年，但丁发表《地狱篇》；8、1349－1353年，薄伽丘写成《十日谈》；9、1470年，巴黎大学推广印刷术；10、1488年，巴托洛缪·迪亚士航经好望角；11、1492年，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美洲；12、1497年，列奥纳多·达芬奇完成《最后的晚餐》。 中世纪应该能让人们记住些什么。但是，以1497年为界，460年后，中国暴发“反右”和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类似张中晓上文所说现象再次出现。同时，大学停课，知识分子被打倒，许多书籍被禁毁。也许较中世纪时间还短吧，运动晚期，运动发起者毛泽东也很是不满，说，没有小说，没有电影。 三十六 原文。 关于艺术理论，（一）普通的对于艺术诸问题的见解，例如作家书简、作家笔记、语言；（二）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例如康德、黑格尔。这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只是经验、现象和问题的一鳞半爪，后者是纯理论范围内的思考。 写在原文后面。 前者让人敬畏，后者让人感到亲切。 三十七 原文。 艺术是表现人的悲观喜爱的事物。他的心灵所观照的事物。离不开人的自己的经验的东西。由于这些东西同时是客观存在，所以我说艺术是现实的反映。 写在原文面后。 我在《禁书》一文中曾写过这样一段：“传统现实主义的标准实在是太狭隘了，在天地这个大大的现实环境中，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现实主义，卡夫卡、圣琼·佩斯和毕加索也是现实主义的。”还有：“在广阔无边的现实世界的笼罩下，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现实作用下的产物。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你不能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你就不能拒绝这些问题的不断显露，而单靠对这些问题的反应物进行禁止，是没有用的。” 三十八 原文。 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 写在原文后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再次发现尼采。被视为“狂人”的尼采，其实很具理智的清醒，其对人类也抱有很大的期望，一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实在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读上一读。比如，该书第二卷中《肉体的轻蔑者》：“你们怨恨生命与大地，但是一种不自觉的妒忌，显露在你们邪射的轻蔑的目光里。”《死亡的说教者》：“他们是灵魂的痨病者：刚才呱呱堕地，便已开始死亡，他们希求的是厌倦与放弃的学说。”《新偶像》：“国家消灭了的地方，必要的人才开始存在；必要的人的歌唱，那独一无二的妙曲，才能开始。”还有，第三卷，《自我超越》：“最大的恶也是最大的善的一部份：但是这是创造性的善。”第五卷，《侏儒的道德》：“我在这个人民里走过，而张开着我的眼睛：他们已经变小了，还将变小些：——他们的变小，由于他们的幸福与道德的学说。他们中间许多人前进时，却用硬颈向后瞧望：我愿意碰撞他们。谦虚地选择一个小幸福，——这是他们所谓‘安命’！同时他们已谦虚地斜瞟着另一个小幸福了。” 当然，读书不能强制，这需要个人的认读和解悟。 三十九 原文。 把浪漫主义弄成飞上天，把现实主义做成按之入地，舍本逐末之争吵了。人站着、爱着、恨着，正是两结合也。何必他求；人感受、创作，正是两结合也，何必往学也。 禁欲超尘出世，不是浪漫主义。人不是神，正如人不是兽。 写在原文后面。 检阅文学史，当大力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候，除去“假大空”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确叫得很响以外，真正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恰恰没有，而真正拿得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至今未见。互联网二00三年五月十三日贴出肖夏林文章：《装在套子里的现实主义》。其中有一段：“反腐败小说仍然严格地限制在体制之内，是一种体制内的反腐败。虽然反腐败题材揭露了当今中国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他们严格遵守了反腐败打击腐败官员的界限，《苍天在上》获得一种突破，它把反腐败的级别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提到了副省级，但这部影片在播放时经历了许多曲折。反腐败并没有体现法律的尊严，相反他们塑造的仍然是人治下的道德悲剧英雄。用这种道德的悲剧人物煽情进行故事的叙述，带来阅读上的酣畅。它歌颂的仍然是人治神圣权力的绝对正确，提倡的仍然是充满好官理想的道德理想英雄。在没有好官，没有道德英雄的时代，急需以法治国的时代，以这种可笑的甚至是可怕的虚幻来满足或麻醉社会大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犯罪。” 当然，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倡导者自有他们的道理吧。 四十 原文。 文章写就搁置一时后，换一种心情来读，写时的心情，与后来读时的心情迥然不同，因此可能别出新义以补充增删旧说使之完整。 写在原文后面。 阅读也是这样。皓首穷经，首，无法不皓，经，却总不能穷。 蛙叫，很简单，但老来听与少时听，怕不会一样。 四十一 原文。 为文最难（也最忌）做大题目，盖人之认识与精力有限，事之变化与内容变化无穷。从小处，从已有所得，从有把握处，从独得之秘处，从与人无争（无涉）着手，亦避短就长，以长掩短之道也。 写在原文后面。 若单看文字，会以为作者在谈写作体会。但若结合当年具体历史背景，在有关方面大力强调搞“革命”大题材创作的时候，张中晓竟说为文最难、甚至最忌做大题目，这实在是有些“反动”了。 汪曾祺若看了张中晓这段话，应该是会同意的。汪曾祺在散文《泰山片石》中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是格格不入。”汪曾祺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欢呼“小花小草在歌唱”。 四十二 原文。 区别抄袭与采用，前者如偷儿，后者如蜜蜂（花粉变蜜的过程）。抄袭不可有，采用不可无，但必须以己之语言（个人的形式）最为重要，盖普遍性（共性、真理）乃为人人之共有财产也。如能加以己之烙印，即为己之创造矣。 抄袭者精华糟粕并存，无能区别，采用者去其糟粕，采用精华。 写在原文后面。 “述而不作”也可视为精神上的“抄袭”。太以为那东西重要，太愿别人都和自己一样，便要从古人那里抄来，向后人那里袭去。 抄袭又称剽窃。窃者，偷也。但此一“偷”与彼一“偷”又有不同，彼“偷”常爱藏之自用，此“偷”却常爱拿来示人。 |
| 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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