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
标题: ★★征集《孝感记忆》老照片---公益文化网站《教师之友网》友情转荐！2012.2.28转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8 15:13
标题: ★★征集《孝感记忆》老照片---公益文化网站《教师之友网》友情转荐！2012.2.28转
征集《孝感记忆》老照片
为开启城市记忆，展示城市变迁，彰显孝感城市建设成就，孝感市博物馆拟举办《孝感记忆——孝感城区老照片》（暂定名）展览。为做好这一工作，孝感市博物馆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孝感老照片。
一、照片内容要求
内容健康，能反映孝感城区历史风貌、人文风情、城市变迁、城市建设成就等各类题材的老照片；
二、著录说明
每张照片需附简要的文字说明，其内容包括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者姓名、照片内容、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人文背景简介、收藏者姓名、照片流传简要经过等，以便展出时予以说明。
三、照片格式和提供方式
纸质或电子的，黑白或彩色的均可。对纸质照片，市博物馆可扫描复制后归还原主，也可邮寄或送至孝感市城站路87号孝感市博物馆（若是邮寄，请在信封上注明“‘孝感记忆’照片”）;电子照片可发往邮箱xb2823004@163.com。
四、数量要求
对提供照片数量不限。对提供照片数量较大，且内容能成独立单元的，可考虑为提供照片者制作独立的展块展出。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孝感市博物馆
联系人:汪艳明 方晖
联系电话:0712-2830160 2823004
孝感市博物馆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8 15:46
【平面媒体】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经济日报、China Daily、环球时报、福布斯、21世纪经济报道、周末画报、第一财经、罗博报告、经济日报、扬子晚报、环球时报、东方早报、英国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联合时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浙商、都市快报、钱江晚报、杭州房产、都市周刊、富阳日报、桐庐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美术报、浙江楼市、中国经营报、今日晚报、深圳晚报、城市画报、新民晚报、国际商报、上海商报、淮海商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联合商报、申江服务导报、21房地产、上海楼市、《China Daily》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房地产时报专刊部、新闻晨报《地产星空》周刊事业部、书画藏珍、收藏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等；
【网络媒体】
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新浪网、搜狐网、搜房网、网易、凤凰网、TOM网、腾讯网、雅虎、新华社、中新网、环球网、天涯社区、国际在线、中国经济网、中华经济网、中国广播网、香港文汇网、中国财经网、东方财富网、浙江在线、中国企业新闻网、中国经济新闻网、财讯网、天下财经网、国际金融报、艺术圈、雅昌艺术网、优酷网、奇艺、CCTV网络电视、酷6视频、六间房、56网、新浪播客、腾讯视频、东方宽频、新华视频、搜狐视频、爆米花视频、凤凰视频、浙江商业地产网、浙商商会网、华讯网、中青在线、新闻发布汇、珠江之窗、上海之声、光明网、高端财经网、跨国在线、非常在线、猫扑、新闻发布汇、上海地产网、浙江都市网、福州新闻网、厦门网等等；
【视频媒体】
CCTV、凤凰卫视（香港）、中天电视（台湾）、东森电视（台湾）、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杭州电视台、富阳电视台、桐庐电视台等等.
老照片的“遭遇”
冯克力
老照片作为史料大量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只是近些年的事情，但把老照片当成某种“罪证”看待，却由来已久。
编《老照片》这些年，出去约稿，经常会听到当事人惋惜：以前家里有不少老照片，可惜“文革”一来，都烧了。
将家藏的老照片付之一炬，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自动销毁家藏照片之举，早在1949年时代转换不久便发生了。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家中所藏凡与旧政权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国军制服的、或与国民党高官合影的，总之，足以佐证当事人在旧政权中地位与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规模地自行“销毁”过一次。及至“文革”，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几乎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被疑为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即便没戴瓜皮小帽，也没革履西装，只是穿戴得稍微齐整了一点也不行：广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就你们家过得人模人样？于是，神州大地的家藏老照片便前所未有地遭遇了一次空前的洗劫……
本辑《老照片》里，刊载了已故著名学者周一良生前所写的一篇怀念夫人邓懿的文章，其中也忆及自己“文革”中主动销毁家藏影集的经过。周先生说，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本相册“并非扫四旧之初所毁，是红卫兵抄走又还回来之后，被我自己亲手毁掉的”。这件事让他的夫人很伤心，周先生后来回想起来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这样做的原因时，周先生说道：“我对于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照相馆摆出姿势所照的相，向来认为俗气，很不喜欢。但当时究竟是受到什么思想支配，现在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一种赌气的行为吧，就干脆付之一炬。”
面对家藏老照片，连学富五车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论那些一般的民众了。
说起来，老照片在中国那些年里的“遭遇”，并不仅仅属于老照片，其所折射的，不也是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几代人曾经的遭际吗？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8 15:47
以往岁月的斑驳碎影
冯克力
历史像是一个长长的链条，特定的场景与细节,便是穿在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而照相机偶然定格的历史瞬间，正像是这样一些链环。
打量历史照片，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既可以将其安放在历史的链条上统而观之，也可以将其从历史的链条上摘下来独立地去把玩。前一种打量，有点像是正襟危坐，人们从照片里看到更多的是对既有历史概念的佐证或修正，在此情境里观赏，照片充其量只是“历史”的附属。而用后一种方式去打量，人们获得的却多是观念以外的东西，是更感性的信息，却有可能更接近照片的本质。
本书的编辑者秦风先生在展示历史照片的时候，有意淡化历史的主线，引领读者用一种无序的、看似漫不经心的方式来打量，可谓深得照片的观赏之妙。随着书页一张张地掀过，人们发现，以往规整井然、环环相扣的“历史”，经照相机的瞬间定格，都变作了斑驳陆离的流光碎影，在眼前跃动、闪烁，仿佛伸手可触，倾耳可闻。
《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十年前陆续推出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书名，绝非是为了耸动视听。收录在书中的中国以往历史的片段，大家或许并不陌生，而那一张张照片所定格的瞬间，诚如书名所言，确是大家不曾见过的。当然，说没有见过，主要是对中国大陆的读者而言，因为这些照片均是编著者从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搜集到的。虽然笔者常年与老照片打交道，各种各样的老照片已见过不少，可是十年前，乍见这些大多拍摄于半个世纪以前的照片时，仍有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觉。难怪有人慨叹：我们的历史往往是我们的新闻。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当一张照片经岁月积淀了几十年，即使它传递的是闻所未闻的信息，我们也不会仅仅把它只当作一桩“历史上的新闻”来接受。读者诸君不难从这一张张没有见过的老照片里，从其场景的一什一物、从其人物的一颦一笑中，悠然心会，体味出远比“新闻”本身更具意味的东西来。
照片虽然只是瞬间定格的斑驳碎影，但摄影术诞生的一百多年里，却大大改变了人们观望“历史”的方式，从而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以往岁月的认识。
十几年前，秦风先生与《老照片》携手起程，以一己之力投身于历史照片的征集与开发，为中国人的历史影像积累与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成就了一项足以传世的善业。作为秦风先生合作多年的伙伴和朋友，我愿意借此书的重辑，向这位筚路蓝缕的历史影像事业的开拓者，表达一份由衷的敬意。
为《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精装本）所写的序言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8 15:49
当历史可以被观看……
冯克力
在摄影术诞生以前，人们主要是通过文字的记述去了解历史，最多还可以通过雕塑、建筑、绘画包括出土的实物等等去触摸和感知过去。摄影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此，历史由被回忆、被叙述，变成了可以被观看的。某些历史的场景，因为有了照片的纪录，变得更直观，也更确定了。摄影术对历史叙述的这种划时代的改变，恐怕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那个叫达盖尔的法国人不慎打碎了一支温度计、意外发明银版显影时也没有想到的吧。
与文字的叙述不同，照片所定格的历史，是直观而全息的。说它是直观的，这不难理解，说它“全息”，是借用了“全息论”的说法，即“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个物像的全部信息”，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所做的一种类比。有时候一幅照片就像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切片，所承载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里有一张拍摄于20世纪初的照片（图一），是烟台一祖孙三代的合影。照片在拍摄的时候，明显地经过了导演与摆布，人物面前的案几上左右两边分别放着代表新式生活的煤油灯和闹钟，中间则摆着水烟袋、紫砂壶和一对青花小碗，想来主人家中但凡有点时髦或有些“品位”的什物想必都摆到了面前的桌子上。在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再来看这张照片，我们分明要感谢那位精心的“摆布者”了，正是由于他的导演与摆布，让今天的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世纪以前烟台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应《老照片》之邀解读这张照片的社会民俗专家，则从放置在桌子上的那盏新式的煤油灯，进而联想到美孚石油公司为倾销自己的产品在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举措，从中读到了更多的东西……有时照片里毫不起眼的一什一物，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中外交往和社会变迁的有力佐证。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由于刻意的布置，才保留了诸多的社会信息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幅照片（图二），却完全是不自觉地、于不经意间留住了丰富的信息。这是一幅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的合影。以笔者粗略的观察，这张普通的合影，至少留住了以下的信息：
1、那时的政府机构十分精简，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只有十三名干部；
2、他们身后的办公场所简陋得很，老旧的房屋几近破败，连窗格上贴得也是旧式的窗纸；
3、院子里种着蔬菜，可见工作之余，干部们那时还要开荒种地，以贴补生计；
4、国家还没有完全从困难时期走出来，照片上的人普遍较瘦，且面有菜色；
5、那时的基层干部年龄都差不多，除一人年龄较大一些外，大都在二三十岁之间；
6、从身后的标语看，虽然处在困难时期，经济凋敝，但税收似乎并未放松；
7、留分头、穿中山服是那时的时尚；
8、从照片的题款可知，当时很流行使用简化字，可见大陆这边一再简化汉字，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的……
之所以把大家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照片，向《老照片》提供照片的作者并没有说明，不过揣其缘由，不外是其中有人可能要调离，临走前拍一张合影，以为纪念，也可能碰巧照相馆的师傅走村串乡拍照时被临时招呼过来，拍下了这张合影，完全是一种很随机的行为。拍摄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没想那么多，看看人站齐了，表情端正了，便随手完成了又一次职业性的动作。然而随着相机快门的定格，196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到习俗的诸多信息，却不动声色地留在了底片上。
再看这张照片（图三）：1956年1月，上海召开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聆听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与会者们的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时代”的茫然与忐忑。照片正是通过她们被剥夺前夜的衣着和表情以及弥漫于会场上的氛围这些信息，定格了上海这座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经济制度转换之际之种种。而今，面对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我们不仅得以重回公私合营的历史的现场，似乎还窥见了当事者的内心世界。经过了摄影的定格，当事者复杂而隐秘的内心感受，仿佛都变成了可以观看的。
需要说明的，这是一幅新华社当年公开发行的新闻照片，摄影者有意抓取了与会家属们鼓掌的瞬间，意在表现她们对公私合营的拥护，恐怕这也是照片能够通过审查最终发布出来的原因吧。而镜头的选择终究是有限的，它在抓取人们鼓掌的同时，也只能如实记录下现场与掌声相伴的一切，于是便有了这五味杂陈的定格。
摄影术诞生以前，形象记录社会生活场景的功能多由绘画来承当，但再怎么写实的绘画，也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如实地还原眼前的景象。诚然，摄影者对于所拍摄的对象、对于拍什么和不拍什么，也会有所取舍，而快门一旦按下，取景框里的一切，便巨细无遗地被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每一张照片都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全息”性，观看者则根据自己的偏好看其所看，从中获得自以为有趣的信息。观看者对于照片信息的关注与选择，往往与拍摄者的主观愿望大异其趣，有时候摄影者作为画面的主体呈现给人的，观者却熟视无睹，反而是画面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触动了他的神经，引发了他的思绪，从而对某件史实、某个人物或某种社会现象产生了新的认识。
著名摄影家李振盛先生拍摄过一组反映“四清”运动的照片，记录了1965年黑龙江阿城县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场景。李振盛先生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他是带着宣传“四清”运动大好形势的使命去进行这次采访的。事过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却别有意味。其中一张照片（图四）里，两个富农分子低着头、弓着腰站在台上接受批斗，他们身上穿着油光可鉴的破棉衣，看上去与叫花子已没什么两样,却还要被推到人前遭受这样的羞辱，实在让人觉得可怜。后人在观看这张照片时，对被批斗的人心存怜悯，与他们身上的破棉衣是分不开的。这身破衣烂裳对于希望这张照片所能诉诸于读者的感情，比如激发对于富农分子的义愤与仇视等等，几乎具有某种颠覆性。而被批斗者身上已露出棉絮的破棉裤和破棉袄，又是摄影者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很难避开的。这些细节或者信息，虽与照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乃至相悖，但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不可避免地定格在了画面里，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
这种“全息”的定格，虽非摄影者的初衷，却恰恰是照片的魅力所在。巴特曾说“摄影是魔术而非艺术”，大概正是指摄影所经常显现的这种出人意外、不被驾驭的特性吧。
说到照片细节的颠覆性，不能不提到2008年的“天价香烟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参加某次会议的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这实在是一张再寻常不过的工作照片，人们对它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位周局长桌前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放了一盒价值一百多元的“九五至尊”香烟。接下来的发展极具戏剧性，从照片上的这个与主题并不相干的细节顺藤摸瓜，竟牵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贪官——周久耕最终以受贿一百多万获刑十一年……
由此说来，照片的细节不仅能颠覆拍摄者所期待的价值取向，居然还能颠覆现实生活里的贪官污吏，可谓功莫大焉！我以为，周久耕的意外落马，是大可在摄影史上重重地写上一笔的，并且摄影在当今中国的这等奇妙，更是那个发明了摄影术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原载《悦读》第二十卷）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8 15:51
“政治正确”与“历史空白”
冯克力
志愿军老战士马友实去世后，家人在其卧室一个上锁的箱柜里 发现了三本图片册——马友实供职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期间保存下 来的资料簿。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虽然马友实从未将这几册相簿示人，甚至连她的家人也无缘一睹她的“珍藏”，但在彭德 怀“出事”后，据作者分析，她还是私下里把两张彭德怀的照片从 相簿里撕掉了，留下了赫然的“空白”。
今天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马友实的举动。怕什么呀？锁在箱底，又没人看到！然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马友实所为并不觉得有什么匪夷所思，因为有太多的人只因保存了政治上被“打倒”的某个要人的图片或手迹，便灾祸临头??即使锁在箱底，也不保险，那年头谁能保证自己就不会被审查、被抄家呢？因此，为了确保“政治正确”，马友实也就不得不让自己珍藏的相簿留下“历史空白”了。
马友实从自己保存的相簿中撕去彭德怀的照片，还只是老百姓在社会压力下的一种个人行为，而在许多时候，让历史留下“空白”往往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举措，并以此维系和凸显某种“政治正确”。七十二辑《老照片》所刊何方的《缅怀张闻天》，即澄清了一段长期被所谓“正史”混淆的史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所担任的职务不是什么“负总责”，而是实至名归的“总书记”，实事求是地填补了人为弄出的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一度没有总书记的“历史空白”。
遗憾的是，人为制造“历史空白”的事情，如今仍在不断地发生着，在各种记录改革开放历程的文献影视片中，某些为改革开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政治家的身影便被遮蔽得干干净净，仿佛那段历史中就从未有过这些人。习近平今年七月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这一强调，可谓是切中积弊！
窃以为，不仅是“党的历史”，对所有的历史，都应采取这样的态度。否则的话，人们难免要问：不惜以制造“历史空白”来维系“政治正确”，这样的“政治”，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8 15:53
那一代人的童年
冯克力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童年，是在清贫与极度的精神压抑中度过的，以致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发出自己“小时候没有童年”的慨叹。知道契诃夫曾经对自己的童年这般慨叹的时候，我已步入了中年，孩提时的生活只存在于遥远的记忆里，不过，我多少还是体味到了契诃夫“小时候没有童年”这声叹息里透出的那如影随形的惆怅与抑郁。
自从听闻了契诃夫的叹息后，便偶或下意识地想到自己的童年光景。作为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代成长起来的、饱受了物质匮乏和如火如荼政治运动洗礼的那一代人，我们的童年又该如何去看待、去衡度呢？
林浩所著《当年不识愁滋味：一个人与一代人的童年轶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5月版），细致入微地记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点点滴滴，以一个懵懂孩提的切身体验，为整整一代人开启了记忆的闸门，读来自有一份身临其境的亲切。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幼稚的孩子不仅要与大人们一起承受物质匮乏的困窘，还要被成人社会所裹挟，加入到大人们的那些几近疯狂的“游戏”里去，诸如破四旧、挖防空洞、吃忆苦饭、参加游行、撒传单、围观批斗会……作者小小年纪就耳闻目睹了政治上被“打入另册”者的屈辱、因挖防空洞所致幼小生命的夭折以及武斗的血腥。作者在书中还记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因不慎触犯“禁忌”的恐惧。在一次大扫除中，与同学打闹时他不小心将笤帚上的泥点溅到了教室上方的领袖像上，于是：
死一般的瞬间沉寂后，有人高喊“反革命！反革命！”我如雷轰顶，头都大了，不敢还嘴，忙将一方干净抹布蘸湿，哆嗦着踩着讲台，将那溜蚕豆大至黄豆大的泥点一一拭去。看着最终没有留下泥痕的领袖像，三九天的，我竟出了一头大汗……
即使这样，作者还是被扯到了领袖像前，手拄笤帚，鞠躬请罪。作者写道，那一刻除了内心弥漫着的禁忌恐惧外，更多地也是发自内心的忏悔。事过之后，他仍惴惴不安，老是担心有人再为这事来追究他。
有人说，一个人童少年的经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后来的心理成长。著名政治学者冯克利先生曾经对我谈起过他的一位同事，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度过，如今虽已步入老年，仍谨小慎微得让人难以理解，他说这有点像一个人月子里被吓着了，一辈子都没回过神来。当然，我援引冯先生说的这个例子，并非断定本书的作者如今也是如此，至少那个特殊的年代对几代人的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的。
作者在书中还一往情深地忆述了当年玩过的种种游戏和恶作剧，像诳家雀、斗蛐蛐、搧洋画、推铁环、砸毛驴、藏“马虎”，乃至画戏票、乱涂鸦、抢军帽……无不率然自得，童趣盎然，凡此种种，想来也是当下那些为课业和升学所累的孩子们所向往的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悲耶？幸耶？个中滋味，也只能是冷暖自知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8 15:55
征集《孝感记忆》老照片
为开启城市记忆，展示城市变迁，彰显孝感城市建设成就，孝感市博物馆拟举办《孝感记忆——孝感城区老照片》（暂定名）展览。为做好这一工作，孝感市博物馆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孝感老照片。
一、照片内容要求
内容健康，能反映孝感城区历史风貌、人文风情、城市变迁、城市建设成就等各类题材的老照片；
二、著录说明
每张照片需附简要的文字说明，其内容包括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者姓名、照片内容、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人文背景简介、收藏者姓名、照片流传简要经过等，以便展出时予以说明。
三、照片格式和提供方式
纸质或电子的，黑白或彩色的均可。对纸质照片，市博物馆可扫描复制后归还原主，也可邮寄或送至孝感市城站路87号孝感市博物馆（若是邮寄，请在信封上注明“‘孝感记忆’照片”）;电子照片可发往邮箱xb2823004@163.com。
四、数量要求
对提供照片数量不限。对提供照片数量较大，且内容能成独立单元的，可考虑为提供照片者制作独立的展块展出。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孝感市博物馆
联系人:汪艳明 方晖
联系电话:0712-2830160 2823004
孝感市博物馆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
本主题由 教师之友网 于 半小时前 置顶
收藏 分享 评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10:40
| 中国国家图书馆拟启动“中国记忆”项目 |
2012-03-01 应妮 中国新闻网
|
|
| 记者从近日在此间举行的中国省级公共图书馆馆长座谈会上获悉，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启动一项名为“中国记忆”的工程。
“中国记忆”项目是收集、整合、保存、传播有关中华民族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集体和个体记忆资源，传承文明血脉，弘扬民族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全国性文化工程。项目初期将以建设专题记忆资源为主要内容。
具体方法为：发掘馆藏文献，采集口述史和影像资料，收集照片、手稿、物品等相关记忆承载物，并将上述资源进行梳理整合，纳入图书馆馆藏体系。主要着眼于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濒危民族记忆与传统技艺的抢救性记忆收集工作；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久发展与国家核心利益，对正在或即将成为国内或国际的重要、敏感事件或领域进行抢先性的记忆收集工作；面向基层民众，进行对国家发展、社会变革具有广泛意义的代表性记忆收集工作。
在初期基础上，还将建设中国记忆库和记忆资源检索系统，创建中国记忆网站，开发建立民众记忆收集、分享平台。打造和推送文化产品及服务，深度开发中国记忆资源。
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汤更生介绍，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旨在关注世界文献遗产的保存保护和广泛利用。目前国外很多机构正在组织开展民族记忆的收集、保护和传播项目，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荷兰皇家图书馆的“荷兰记忆”、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的“新加坡记忆”等。而在中国范围内北京、香港、澳门和台湾都有类似性质的项目，都是在已有馆藏和数字资源的基础上，着重收集口述史和地方文献等资源，并以多种方式进行推广传播。
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表示，这一项目是对图书馆传统馆藏的补充，将有利于挖掘馆藏，使珍贵文献典籍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
|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11:11
| 中国乡贤文化 |
2012-01-20 王泉根 北京晨报
|
|
| 乡贤文化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有着密切联系，但又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内涵与价值。这一文化在新世纪仍旧有着重要的作用。
“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浙江嘉兴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的《果报》类中记有一《戮子》的明代新闻：“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足见乡贤是指乡里有德行有声望的人。与“乡贤”近义的词，在古文献中有“乡先生”、“乡达”、“乡老”、“乡绅”等等。
乡贤文化既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密切相连，但又不同，有其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与价值标尺。一是地域性，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限于本地区的历史名流与当代时贤，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他们的生出地不存在争议。二是人本性，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局限于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围绕本籍名流时贤做文章，而不涉及其他。三是亲善性，乡贤文化是道德人本主义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表现。他们既是名人，同时必须是好人、善人。因而并非所有“名人”都是乡贤，都是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如秦桧的家乡就不会把他作为乡贤。四是现实性。乡贤文化研究一方面是“见贤思齐”、“恭敬桑梓”。但更重要的是直面现实，为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如果说“古贤”是本地区的文化名片，那么“今贤”则是本地区的文化资源。
乡贤是本乡本土精英，看得见、记得住、印象深。有的或许就是自己的祖宗、亲戚、同村人，是爷爷的兄弟、父亲的同学、舅舅的战友。因而乡贤是特别具有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文化人物和精神偶像，最易得到乡人的爱戴，同时也最能激发起青少年一代见贤思齐、励志成才的心理。鲁迅先生十分重视乡贤精神对后人的教化激励作用，他在走出绍兴之前，就有“集资刊越先正著述”，“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之举。
|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11:58
欢迎您注册登陆《教师之友网》，参加本站内容建设，发帖转帖，共建分享
告 白
我站已将[自由注册]改为人工审查后才放行注册会员发帖权！
也就是说：即或您用网名注册‘成功’，也只是[待验证注册会员]状态，不能发帖！
重申本站网管约定：请您实名注册，填全注册信息！
否则，对不起，一律删除。
公益服务教育文化网站《教师之友网》
2012。3。5。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30 08:21
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作者：陶东风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浏览：50 次
●大众文化是当今社会产量最大、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如果不能渗透到大众文化中，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能真正起到引领社会思潮、影响百姓日常生活的目的。
●大众文化表达的是普通人的常态经验，而不是精英们推崇的非常态经验，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化，而不是否定日常生活的文化，它重视的是普通大众的文化经验，而非一味强调精英经验。
●大众文化既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是确立文化领导权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战场。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集中阐释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核心价值体系不但要倡导，并且要落实和践行，并且关键是落实和践行，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怎么样才能落实和践行？我以为必须要完成两个转化，即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主流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当今社会产量最大、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如果不能渗透到大众文化中，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能真正起到引领社会思潮、影响百姓日常生活的目的。
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官方文化要转化为主流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获得“文化领导权”
我们一般把今天的中国文化划分为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大类。在这个三元划分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然会被归入官方文化。但核心价值体系想要真正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就必须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亦即在全社会真正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不是自说自话、写在纸上的“指导思想”。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官方文化要转化为主流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获得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它必须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达成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和思想、文化、舆论领域的引领力量，必须得到大众的积极赞同，而非消极服从，要让人民自觉、自发地积极赞同官方文化传播的那套价值观以及在这套价值观指导下确立的施政方针。
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赞同？它应该具有哪些特征？我认为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积极赞同的价值观，只能是一种能够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是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凝聚在一起的价值观，是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基础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的价值观。它必须和开放社会、多元社会相适应。在这里，包容就成为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原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国家，社会各界层、各群体、各组织、更不要说众多的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理想、风俗习惯等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多元性和差异性，才能成为被不同阶层和群体所接受的价值共识，才能促进而不是破坏社会和谐。现代社会是异质社会，现代社会的和谐也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如果在一个世俗多元、差异的社会奉行单一、狭隘、排他的核心价值体系，必将导致尖锐的社会冲突。
能够满足上述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一定是一种低调的公民道德，而不是高调的圣人伦理，是一种世俗性价值，而不是宗教性价值，它不是要求人人都成为灭绝七情六欲的圣人，而是要人人都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同时，核心价值体系是面向全民的，而不只是面向特定社会群体的，是普遍取向的而不是特殊取向的，是对普遍大众的要求，模范人物的要求。因此，它也不能是那种只适合英雄模范的价值观或道德标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适性、基础性和广泛性。如果联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一直在强化其包容性、普遍性和广泛性，它不再把自己的代表性局限在特定的阶级和群体，而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己任，以保障和维护人的权利为本，而不是以某个阶级、党派和群体的权利为本。这是一个巨大历史性进步。
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存在很高程度的相似性。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巩固着主流价值观。
在具有了普遍性、包容性和基础性之后，核心价值体系能不能在大众文化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转化为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在大众文化这个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中得到落实？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很高程度的相容性。
与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所体现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是普通人都能够达到的基本道德，是一个社会各种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我们上面提到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各种特征，比如基础性、广泛性等，其实也都是或基本上是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特征。大众文化，无论在审美形式上还是价值取向上，都是低门槛的，是日常的，是大多数人乐于接受的，因此也是主流的。比如它形式上不尚创新，喜欢重复，结构相似（比如大团圆），不断表现所谓“永恒母题”，它的价值观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等等。这经常被精英们斥之为“平庸”、“老掉牙”，但是它和大众的日常经验是相符的。大众文化表达的是普通人的常态经验，而不是精英们推崇的非常态经验，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化，而不是否定日常生活的文化，它重视的是普通大众的文化经验，而非一味强调精英经验。
这是大众文化的本性决定的，大众文化顾名思义是面向大众的文化，因此，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必须被大众接受，这样才能实现其商业诉求，如果说大众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商业性，那么这种商业性也必须迎合大众、包括大众文化的价值观才能达到，它必须面向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这种被最广大的大众认可的文化，不正是主流文化吗？这种被最广大的民众认同的价值观，不正是核心价值观吗？美国大众文化可以说明这点，好莱坞大片的价值观就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无论是《泰坦尼克号》还是《哈利波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的官方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主流价值观进入了好莱坞大片，美国的官方文化就是主流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
正因为这样，大众文化就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巩固着主流价值观。作为产量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大众文化既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是确立文化领导权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战场。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
正是大众文化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其和精英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区别。以先锋实验艺术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是面向小众和同行的，是高度个人化的，崇尚创新、追求差异，把陌生化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通过区别于其他精英文化而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胜出，其价值观和美学理想往往具有对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审美观和价值观的颠覆性。
作为世俗社会文化形式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宗教文化，它是肯定世俗生活的，它坚守的是世俗社会的基本道德，而不是宗教道德，或“文革”时期那种准宗教化的“革命道德”。因此，我们在评价大众文化价值观的时候，应该秉持的批判标准和价值立场，不是来自宗教天国的终极价值，而是世俗社会的公民价值，换言之，既然大众文化是世俗流行文化，我们对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分析，也应该依据世俗社会本身的标准，而不是宗教的标准，否则就会因为错位而导致批评的无效，变成自说自话。
责任编辑: 小奔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3 02:47
文昌阁是孝感的标志性建筑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大江南北与黄鹤楼遥相呼应，享有“南楼北阁”的美称，具有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价值。巍然耸立于澴水之滨的文昌阁，在历史上曾三次被毁后三次重建。第三次毁于咸丰五年（1855年）,后于光绪二年（1876年）第三次由孝感在任知县蔡炳荣主持，重建于孝感城东郭家潭。民国二十三(1934年)，时任孝感县长的欧阳洪烈曾主持加固维修。“文革”中，因白蚊之患，濒临倒塌，1977年终被拆除。
文昌阁建成之前，孝感历史上入京登皇榜者，仅有13人，且大多事迹平平。明万历年间，精于地理的德安府颜知府视察孝感，指点孝感的江山说：“澴川乃孝邑名胜，然孝感应科者寥寥无几，盖由城南未能异峰耸秀，难迎辛水。”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任孝感知县的彭同魁因孝感“文风不盛”“历代少出人才”，为使孝感人文荟萃、贤才辈出，遂响应提议，精心策划、亲自选址，具体督导兴建。于是，孝感小东门外竖立起高阁一座，阁顶置一文笔峰，得名文昌阁。
文昌阁及其附属建筑物共占地约 30 余亩，阁高约35米，一共五层，上面装有一宝顶。文昌阁屋面皆由红、黄、绿三色琉璃瓦所覆盖，四周有金鳌飞檐，紫铜风铃。阁顶文笔峰直指蓝天，可谓古风古色、“吞云吐雾”，甚为壮观。
说起来真怪，自文昌阁建成后，在就万历辛丑科（1601年），孝感人傅崛兴、程少宰、沈接武一举登甲及第，傅为大司农，程为太子少保，三人同朝入座，甲于全楚。 建阁后的明代孝感，又有15人得中进士。
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孝感，邑中乱贼蜂起，对文昌阁斧砍锯割，弄得片瓦不留。清初，户部侍郎严正矩因病回到故乡孝感，旧地重游，感慨唏嘘。他说：“文昌阁为孝感之大形胜，此阁不复，孝感文运将江河日下。”为了让孝感人能“父诫子，兄勉弟，共相劝学，以振人文科举之盛”，严正矩倾其家资，在原址重修文昌阁。据说，共耗资白银1090两。
清代的孝感，自顺治至光绪年间，又有中进士者 59 人之多，而且还出了康熙皇帝的老师、被授予庶吉士（进士中的前列者）和大学士的熊赐履，出了光绪丁丑科榜眼、北京巡城御史、代理浙江巡抚余联元，出了同治甲戌科的会元（全国举人在北京会试时的第一名）秦应逵等名臣武将。
民国时期，孝感有不少专家学者到海外留学并载誉归国，堪称人文荟萃。新中国成立前后，孝感更是出了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述申，中国人民大学党组书记兼副校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上将刘震、王新亭，以及北京中山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法学会顾问杨玉清等功郧卓著、名垂史册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法学家。
文昌阁是孝感早期教育的摇篮。在办学条件极端缺乏的旧孝感，雄伟的文昌阁及其附属建筑物，便成为有识之士所垂青的办学场所。1904年创办的工业预备学堂，1936年举办的私立启澴中学，1940年开办的县立中学，以及1950年开办的孝感军分区文化干部学校，皆以文昌阁为校址。先后在此执教的有王文俊、周鹤山、岳生圃、严淦垣、涂庆国、孙云裳、魏六如、汤绍和、李保初、李文田、罗素吾、胡友三、丁第山、戴绍庭、龙寿民、黄子仁、肖华诚、范仲奎、孙继华等名儒硕彦。国画家汤文选和罗超云、孙楚勋等都在文昌阁里所办的学校学习过。解放后，孝感地区财贸学校也在文昌阁也开办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如今的文昌阁旧址，已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大学校园（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校人才济济，书声朗朗，校园绿草如茵，湖水荡漾。欣闻学校领导拟筹资重建文昌阁，规划效果图业已展现阁楼的雄姿，孝感人民深受鼓舞，热情期盼着文昌阁重新建起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7 03:34
孝感动天绘传奇
——我市传承孝文化综述
■记者殷贤彬 董晓芳
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枕温衾、孟宗哭竹生笋，古二十四孝中，孝感独占三孝。“孝感动天”，而得名孝感。是全国唯一一座以孝命名，又以孝传名的中等城市。
一座城，一种城文化。
孝文化，就是孝感的城文化。流传千古的孝文化，刻入了孝感的城市精神。
2006年12月，这是一个可以记入孝感史册的日子。孝感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表决通过“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目标决定方向，梦想决定前程。孝感，深刻挖掘孝文化精髓，弘扬孝文化精神，创造着新的奇迹。
孝文化研究：挖掘内涵扬孝精髓
精神较量实力，文化决定未来。
孝文化是孝感的特色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研究孝文化要有科学引导、不断发展的前行理念，要有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的办法和途径。
依托湖北工程学院（原孝感学院）、湖北职院，成立湖北孝文化研究基地、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湖北孝文化研究会等多家研究机构。
湖北省孝文化研究基地，2006年11月25日在湖北工程学院正式成立。该校的孝文化研究与建设工作于1992年开始起步，2007年7月，学校在孝文化研究基地的基础上组建了学术实体机构——湖北孝文化研究中心，启动“孝文化建设工程”，深入系统地推进孝文化研究和建设工作。2011年12月23日，湖北工程学院立项建设的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通过专家论证。
开展学术研讨。湖北工程学院与孝感市政府联合举办了三届孝文化国际研讨会。主题分别为：“孝文化与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孝文化与现代文明”、“孝文化与科学发展观”。举行省和地方孝文化研讨会十余次，学校研讨会多次。
搭建研究平台。在《湖北工程学院学报》上创办“孝文化研究”专栏，发表了大量孝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2006年该栏目被评为中国人文社科学报特色栏目。创办了“中华孝文化研究”专题网站。为国内高校第一家专门传播、研究中华孝文化的专门网站。申报了一批国家和省社科基金孝文化研究系列课题。其中省厅课题16项，国家级课题2项。
出版研究成果。推出大批研究创作成果，如《孝感孝文化》、《孝文化研究》、《孝感文化研究》、《中外学者论孝文化名城建设》、《中外学者论孝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外学者论孝文化与科学发展》、《孝文化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孝感孝子》、《孝文化文艺新作》、《新二十四孝》、《孝文化摄影、绘画、书法选编》。
“弘扬孝文化、推进现代化”，孝感市委、市政府重新发掘孝文化内涵，新提炼出“孝敬父母、奉献社会、乐观向上、自强不息”十六字价值理念，赋予孝文化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国”，现代孝德孝义深入人心，风尚日臻至善，社会稳定和谐。
孝文化活动：打造品牌弘扬孝德
着力加快统筹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实现文化惠民，这是孝感打造孝文化名城的终极目的。孝感各项文化主题活动力求文化惠民。
1996年，孝感市在全国率先评选、表彰“十大孝子”以来，至今已举办了六届“十大孝子”和三届“十大孝亲敬老小天使”评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广大群众热情参与，许多读者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掀起了孝文化研讨的热潮,全国许多地方纷纷仿照并开展类似活动。2004年，全国也开始评选首届“中华十大孝亲敬老楷模”。
2002年，孝感成功举办了首届孝文化节暨《董永与七仙女》邮票首发式，央视《同一首歌》栏目组来孝举办了“欢聚在孝感”大型演唱会等活动。至今，孝感市连续举办了八届孝文化艺术节。中国（孝感）孝文化节已经成为湖北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成为孝感一张闪亮的城市文化名片，2007年被评为湖北省重大宣传文化活动品牌。
2005年10月（重阳节），央视《激情广场》栏目组来孝举办了以孝文化为背景、以孝亲敬老为主题、以重阳节为契机、以激情广场为舞台、集中展现孝文化魅力的“孝感动苍穹·激情广场”大型专题演唱会，其盛况在中央三台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2006年11月，央视《星光大道》栏目组来孝举办了“星光大道走进孝感”大型歌会，整台歌会以孝文化为背景，以寻找“七仙女”为主线贯穿始终，将“十大孝子”刘青枝的家庭故事搬上舞台，让孝感“十大孝子”之光闪耀在了《星光大道》上。
开展进学校、企业、农村、社区“四进”活动，将孝德文化传播到全市每个角落，形成了广覆盖、宽辐射的工作机制。
教育部门将古现代孝子的事迹，编入中小学课外读物，以主题班会、读写演讲、评选校园孝星等方式，开展“知孝、行孝、扬孝”活动，培养健康人格。
团组织连续举办了六届“孝心传递”书信感恩活动，每年近百万青少年向长辈、父母写信感恩，家长们则回信励志，一封封书信，犹如一朵朵娇艳美丽的孝行康乃馨，盛开在心灵深处。
在农村，“不孝不是中华好儿郎”写进了《村民公约》，“不孝不配入团入党”，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
每年金秋时节，本地剧团用传统地方戏演绎孝文化，每年集中演出10天，万人空巷。还用剪纸、汉川善书、云梦皮影等当地艺术品种宣传孝文化。
孝文化资源：转化优势反哺经济
临近槐荫大道，以董永命名的董永公园赫然在眼；经过城站路，来到孝感人民广场，可以观赏到以“孝”为主题的8块大型浮雕；槐荫公园、街心公园、火车站等，都有以董永与七仙女为主体的雕像、壁画、浮雕；东山头的天仙园；汉十高速公路旁的一尊天蓝色仙女飞天雕塑……徜徉在孝感街头，有孝文化特征的人文风景、标志性建筑遍及全市，孝名、孝艺、孝俗随处可见。
积极探索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路子，使孝文化的“无形”资源转化为有形资源，一批以开发孝文化资源为主题的现代企业脱颖而出。
以荣获中华老字号的孝感麻糖和米酒公司为首的上百家生产厂家，家家都打“孝文化牌”，形成了扎堆效应。
孝感籍企业家也纷纷反哺家乡和社会，支持新农村建设、医疗卫生、教育、交通、水利、民政等公益事业发展。近年来，孝感“回归工程”累计引进10万元以上项目11000余个，累计到资总额200多亿元，安排就业人数近50万。
孝文化的魅力，也吸引了近300家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落户孝感，促进了孝感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无价的文化吸引更多的海内外目光，孝感的动力无比澎湃！思想一旦解放，人的创造力将被激活；文化一旦被发扬广大，一个城市的动力必将迸发。
孝文化软实力，成为孝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近年来，孝感共引进100多个过亿元的大项目。孝感由此形成孝感电子信息、孝南区纸品、汉川市纺织服装、应城市化工、云梦县盐化工等十二个规模达十亿元的产业集群，为跨越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有一种文化穿越时空历久愈纯，总有一种精神历经风雨日臻执着。孝，一个最朴素的思想，一个最具内涵的精神，一种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文化，正在孝感砥砺创新，走向世界！在孝文化的感召下，勤劳淳朴的孝感人正以实干和创造，奋斗和拼搏，激情描绘着明天的壮美画卷。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7 17:57
王蒙：文化是智慧，不是花言巧语与抒情朗诵- 在全社会关心并期待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情况下，文化事业有可能出现很好的态势，有可能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与悠久传统的文化瑰宝，也有可能稀里糊涂地、或抱着侥幸心理装模作样地打造文化的泡沫。
什么是文化瑰宝？要看为我们的受众提供了什么样的路径、启迪、精神享受与人生智慧。例如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并使之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对接。例如在教育事业与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前景上的更好的思路——最终摆脱填鸭式的应试分数的呆板控制。例如出现有可能彪炳史册的有真正的价值的著作与艺术成果。例如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从全新的眼界上解放整个民族的想像力与创造力。
什么是文化泡沫？
例如，以文化的名义圈地、抢滩、贷款。愈是缺少对于文化的想像力的人，愈是容易把文化财务化、基建化、利益化。到处修建文化生态园、文化纪念园、文化名人园、文化基地、文化广场……其中有做得不错了的，但也确有以文化的名义占地盖楼贷款，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我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园”或“馆”，名义上是纪念某个文化名人，实际上有关该文化名人的展品占用不了该园或馆的面积的百分之十、资金的百分之一，展品陈旧破烂，无人问津，而所谓附加的、延伸的业务：餐饮、住宿、洗浴、按摩、婚礼服务、卡拉欧开，才是主业。我也见过一家企业翻修了一个文化古迹，便从政府手中接管了一条街的店铺的主管权。
我主张，各地应该对于已有的文化设施作一次检查清理，对于以文化之名行非文化之实的园馆基地广场公司，采取措施。
再如，一方面对于已有的文化遗产不加爱惜，时有破坏，一方面任意捏造制造虚假古迹。
这里有一种说法，将文化识为一些符号。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对于商标设计、旅游广告与简明普及某种在世界上不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可能管用，弄点长城、天坛、熊猫、旗袍……就代表中国了，也不是坏事。但这毕竟是浅薄的认知，有时会成为对于中华文化的廉价化、简易化与装饰化的糊弄。有时从文化符号到文化泡沫，只有一步之遥。
一些通俗艺术中事出有因地虚构一些文化符号，这本来是可以允许的，偏偏有些人又被这种通俗艺术所影响，人云亦云，越忽悠越大发，这就贻害匪浅了。例如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云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一个珍贵的动物，是王权的图腾，是管水的神灵或海洋与雨水的符号，还是一个姓氏，是风水先生形容山势的说法等等，却从未有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或图腾的依据。所谓龙的传人云云，除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先生的通俗歌曲《龙的传人》的歌词外，再无其他理据。他的此歌，很有爱国主义激情，受到大陆受众的喜爱，但干脆就认定传人也好、民族的图腾也好，是中华文化的定论，乃至于大张旗鼓地闹起“龙文化”来或反对起“龙文化”来，这就太滑稽了。
再如在一个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出现大量认真的与杜撰的文化符号，把早已经失传的中华乐器奇形怪状地批量展现出来，这固然十分吸引眼球，这固然是大导演的虚构的权利，却不能认真地以为只要奇特、神秘、巨大、古老就是真正的中华文化。
顺便说一下，作秀，来自英语的"show"，香港则译作“骚”，秀也罢，骚也罢，是一种通俗的大众化的展示，与认真的文艺演出"performing"是不同的。天才的导演张艺谋的作品极其注意秀中华文化符号，符号虽多，但真正的文化含量有限，对不起，我不能不说出来。
更大的泡沫是走文化的过场，求文化活动的规模，大花文化的经费，却忽视了文化的灵魂。晚会举行了，歌舞演出了，著名艺人来了几十几百，观众成千上万，收视率也极高，演出运用了多种现代高科技手段，出现了许多“卖点”；然而没有思考，没有头脑，没有热情，没有爱憎，没有臧否，没有深度，没有教益，没有精神的营养也没有感情的充盈与升华。这样的文化是空心文化，是无灵魂的苍白的文化，是文化的悲哀。
再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大片，片子虽然大，却显得浮肿与缺少精神的深度与强度。
美国大片的文化含量也没有超出他们的受众的平均数。问题在于，我们的大片往往达不到、大大地低于我们的受众的文化认知平均数。
作为政府管理与文化政策，凡没有触犯法律的文化活动都是可以允许的。我们还可以谅解地感谢只要能找乐、能令受众一笑的文化活动。同时，我们呼唤着的期待着的是文化瑰宝而不是文化泡沫，我们绝对不能跟着泡沫闹轰。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
还要提防一些关于文化的似是而非的、故弄玄虚的说法。文化是智慧，是历程，是生活也是精神的梁柱，文化不是花言巧语与抒情朗诵。越是把常识范围内的道理说得无人能懂的，我们都不要相信。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15 10:50
冯知明：湖北人，你到底患了什么病?
中国人很少有不恋家的，湖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自然热爱这块神奇的土地。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改革浪潮一波接一波地推进着，先建特区，然后带动沿海的全面发展，慢慢地珠江三角洲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变得举世闻名了；再就是大上海恢复了昔日的王者之气，一跃而起成为东方的国际大都市，而长江三角洲也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不几年间便富甲天下。这几年，中央政府决策 “开发大西北”，有些偏僻的西北地区一下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可以想像，不出两个五年计划，大西北必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我们处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便响亮地提出：“湖北从中部崛起！”多年过去，湖北的确从中部崛起了，但中部崛起却成了湖北人发福的象征——因为没有进取，养尊处优，都变得大腹便便了。 1、衰败的另一端总是辉煌
其实湖北有很好的工业基础，首先看重工业，随手举来，便有二汽、武钢、武锅还有武重，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令湖北人引以为豪的大型企业，是中部企业的庞然大物、国家经济建设的倚重者。现在它们变得怎么样了，我无法从内部深入了解。只是记得，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酒店开张大吉，我被请去试餐，以便今后多加关照。我得知酒店在武锅厂内，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出，忍不住好奇心大发，因为我还听说前国家领导人曾是这里的技术员。我便提前去武锅转了一圈，除了进入时，那宽阔的马路和气势雄伟的大门默默地向路人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外，厂内显得十分空旷，绕了一圈觉行人稀少。至右侧，一排平房处，就是朋友的朋友开的酒店。互敬酒时，得知店主原是这个大型企业的处长，现开个酒店聊以度日，不胜感慨。
多年前，我们常到武重一条街去吃牛杂碎汤，这是武重职工开的，他们把办武重的聪明才智用来开一个个小店子，开得有声有色的。我常被朋友半夜提溜去这里喝点靠杯酒。我有时也会想想这些改行的店老板，不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而我们的武钢，尽管它尚在正常运转之中，但我们这些局外人，从一些常见的新闻中，总是听到诸如鞍钢、马钢和首钢的一些新闻，看到一些同类企业的举措，我这个湖北人，脑海里会冒出一个念头：“武钢呢，武钢哪儿去了。”从同类企业向外发布的信息来看，武钢便显得默默无闻多了，不知是它故意低姿态的谦虚，还是有太多的难言之隐无法向世人言说。
然后我们把时间倒回，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之初，湖北表现得仍是非常活跃的。我还记得，当时风传物价要上涨，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买点紧俏货。决定买一台沙松冰箱，托了许多人，找了许多关系，居然难以搞到。在十分沮丧之余，有个多年未见的朋友找来，我向他闲谈了自己的苦恼，他告诉自己夫人在沙松冰箱的分店里工作，我不由得喜出望外，大有踏破铁鞋无览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叹。后来我迁居南京，把这台冰箱带到南京，用了好长时间，并且在南京还可以找到它的维修站。
沙松冰箱只是一个特例，算起来，湖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几大家电产品的名牌享誉全国，比如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湖北人后来编了顺口溜说：“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湖北的地方经济，仅以一个著名的广告词“活力28，沙市日化”为例。在湖北的沙市，有一段时间的轻工业产品生产和销售，其品牌和产品大大有名，沙市也一度有“小香港”之称。但是，你看湖北人为了把这个“小香港”折腾熄火，先是把它与荆州合并一市，取名曰：“荆沙市”，不久，有人认为荆州乃一古城名，这么改名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便又改回“荆州市”了。这么捣鼓对政府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属于调整改造提高吧，可是却把“沙市日化”这四个响亮的广告词永远地送进历史的尘埃之中去了。
张之洞建立了大武汉这个理念，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还发挥着作用，在经济地位上，湖北一直是中部的经济中心。据上世纪1982年代统计的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排名，武汉均居于第四位，仅次于沪、京、津。而现在湖北的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湖北人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看不起北边邻省人，把人家称之为“呔呵”，把东边的邻省看成是饥民——现在经济情况已经比较邻省来差距了不少，只能和几个僻远省份比肩。如此坐以待毙下去，不出几年，差距将会拉得更大。
湖北省是不是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便完全没有什么求变的举措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马上想到，武汉柴油机厂曾请德国人来担任过洋厂长，这一举动着实吸引了媒体的注意，曾做过系列报道。改革开放之初，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家，使湖北的经济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不几年，那些卓有成效的改革家们不是因为自身的问题导致逃亡海外，就是因贪赃枉法而进了监狱；有个好的归属呢，就是把自己辛苦打出来的江山，禅让给了主管单位下派的干部。他尽管上调高升了，得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衔，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自己的企业，被毫无经验的人折腾得气息奄奄而黯然神伤。
为什么这些可以计数的辉煌都衰败了呢，我想这大概得归功于湖北人的做事没有长性，我在对湖北人的性格特点进行总结时，首先便想到了这点，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或可总结为“鼠性”。
2、湖北人的其他几个特性
我想先做做说文解字的考证工作，谈一下“水货”。
“水货”这个当代名词，无疑是湖北人的发明。这个词的确也是湖北的产品代名词。湖北的产品搞到这个地步，实在让人难以想像。湖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因为水陆交通的便利，是为小商品聚散地，有条汉正街便蜚声海内外，我曾随湖北作家刘益善先生去采访过这条街上的典型人物，对他们的商业运作稍有了解，这里的商人，思维活跃，敬业精神颇强。后来，这条街不知怎么慢慢地演变为一条水货街，更慢慢地像病毒一样向外扩散，湖北人变成了“水货”的代名词。
湖北人说起温州人来，可以把嘴巴撇过河去，几百个瞧不起，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靠菜刀（饮食业）剪刀（缝纫业）劈刀（皮革业）剃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的五把刀子起家，在小商品兴起之初，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负面的形象被他们一点点克服了。如今温州小商品市场，没有一个地区可以相较，甚至可以说许多小商品在国内市场基本上都带有垄断性质。汉正街和温州是两处不同的小商品聚集地，其结果则大不相同。
国人痛恨水货，湖北人制造销售已经背上“水货”的骂名，是不是湖北人素质有问题？绝对不是。远的不说，就拿晚清名臣张之洞所创的“湖北新政”产生的“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丰硕成果来说，就足以告慰湖北的先人了。那个“汉阳造”到现在还有人提起，湖北铜锣的响声名牌到如今尚留有余韵。但品牌首先都是靠耐心创造的。
说到这个耐心，湖北人最没有。为什么这么武断呢？湖北人“水性扬花”哩。湖北乃称千湖之省，我查看过明代我的家乡县志，其地名称为“湖”的，竟然有一百四十处之多。湖北如地多水，便养成了湖北人的“水性”：水亦随波逐流，水之浪漫灵动，水之静谧闲适，水之知进识退……有了“水性”的人便少了硬度，便少了坚持不懈的力度，反正水往低处流，世界上总是有低处的，湖北人想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就是湖北人的第二个特点——“水性”的真正特质。
湖北人动起来像水，不动的时候便像油。湖北人比“水性”更为严重的便是第三点：“油性”。
看看我们现在的湖北人吧。如果出了一点小状况，保证几个当事者，都会推得干干净净，不知责任人是谁。如果出了一些秕漏，领导要过问，保证积极向领导检举其他当事人，认为自己不仅没有问题，还是被陷害的；如果出了大问题，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你看一次在这个相关的团队中，被吵翻了天，谁会有负责任之说，那只有傻瓜才会被顶上去。所以，我们湖北人开会，一般两种会比较多，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开得疲疲乏乏，一种是推委责任的扯皮拉筋，最后把领导吵晕了，此事便不了了之。难有解决问题，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在我们当代，湖北人已经高调来传承楚文化了，可惜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湖北人不仅是“水货”的象征物，而且成了奸诈狡猾的代名词。外省人告之，如果要和湖北人做生意，千万要睁大双眼，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湖北人骗术高明，可以做到你防不胜防的地步。他会先会给你看一个质量上乘的样品，一旦一手交钱交货时便会戏法般地给你一堆残缺不全的水货产品，你反追过去，连人影子都见不着了，好像被太阳蒸发了那般。这也自然而然的，水货大省，水货应是防不胜防，外省人与湖北人做生意，一定要把上当受骗计入成本。许多举国哗然的诈骗案，比如黑心棉、假酒案以及用红头文件来招摇撞骗等，做得别出心裁，基本上都能体现湖北人的智慧。湖北人确实传承了祖宗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可惜用错了地方。
一群走出湖北在外地工作的人，见了这样标新立异的骗术，不得不唉声叹气地承认，把智慧超常发挥的“歪脑筋”，只有家乡人想得出做得出。害得这些家乡的游子，向外人介绍自己时也要遮掩自己的籍贯，怕别人对湖北人的歧视与提防沾染了自己。
某县改市几周年，把一些外地出头露面的人请回去，一时间这些人大有衣锦还乡之感，待住进宾馆，进入会场，安排到了贵宾席上时，快刀子便悄悄伸了过来，让他们龙飞凤舞地签上大名。这些人拿上签名簿就要写，哪知这里成了杨白劳与黄世仁签字画押的关系，真是暗藏杀机，无法应对。提着颤抖的笔，千万别签错了地方，签名分成几个档次，签名后面拖着五千、五万、十万的捐赠数目。这些衣锦还乡的游子丝丝地冒了一身冷汗，要捐钱也应该说到明处吧，可如果说到明处，就不是湖北人的招数了。
为什么湖北的经济搞不上去，不讲诚信，一锤子买卖，又是我们伟大楚国后裔的一大特点。一位在国家总局工作的朋友向我讲述这样一件事情。沿海的一个富裕省份突遭灾害，急从湖北调运一批救灾物质，抵达后，货物一称，每袋都少了份量。湖北人为什么会这么干，因为湖北人会算计呀，你想，沿海省受灾，手忙脚乱的，各种救灾物质源源运来，他们怎么会去称一称呢？但人家外省人可不是这样想的，是要记住湖北人的恩情，适当时要偿还的，可是重量一出，湖北人形象便大跌了，沿海省的人发誓再也不会从湖北运进物资了。至于我们自己互相做生意，短斤少两更是心照不宣，成了一种既定的潜规则。
人家说温州人到哪里都会抱成一团，湖北人呢，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互相拆台。你看，湖北人是这样盘算的，都从家乡出来，他比我混得好，他能衣锦还乡，我却只能糊口度日，这是大大没有面子的事情，要富一块富，你想先富那连门儿都没有。拆台的典型案例，据说是有人在北京开了个九头鸟酒店，规模和影响做出了，湖北人自己便去学了两招，如此便开一个九头鸭九头龙之类的酒店，分流其客源。相比于团结的外省商人，湖北人是不讲究团队精神的，每个人端起来都上的了台盘，但看看却是一盘散沙，而且互相欺压，就像乌龟一样——龟是杂食类非群居动物，它吃任何比它体积小的生物，包括小龟。没有团队精神且善于内讧，这便是湖北人的第四个特点：“龟性”。
湖北人也有扩张的精神，从前楚文王之弟，在楚文王之后出任宰相，几年没有出兵，居然被国人瞧不起，只好兵伐郑国，尽管没有开仗就返回，至少要装装样子的。当代我们湖北人，也能扩张，但不是向外，你看外省外国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大企业是湖北人做的？都是些名实相符的小家当，但牛皮吹得有天大。湖北人一向内杀内行，人都有恋乡的情绪。一位老总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进京发现了本省的一个办事处，一下牵动了思乡情绪，或者说湖北口味被刺激了，便去办事处的酒店里吃了个早点，一个炸鸡蛋、一碗豆浆、一根油条、一点咸菜和两个小馒头，收费五十元人民币。这位老总很不服，指着要餐厅经理算算，怎么可以达到五十块。哪知经理把脖子一梗，告知我卖的是湖北口味，要吃不吃就是这个价。我信了你的邪哟，如此卖法生意会好起来。经理又说了，怕什么，找四只脚的蛤蟆难找，找两条腿的湖北人多的是，一人宰上一回，就发了大财了。湖北人的伟大逻辑。
楚人老祖宗那个时候只有方圆五十里地，亲自穿上破烂衣服，坐在牛车上，带领众人艰苦奋斗，没有团结的精神，怎么可能打出南方一个超级大国来。但当代的湖北人，是绝对不会合作的。如果我暂居人下，我把智慧藏起来也不会贡献给你，他不会想顶头上司有了更大的平台，他的平台就便空出来了。我开过很多很多会，发现湖北人的能侃是第一流的，表态可以做到水点灯的地步，但仔细一看，即使十人的小团体，就有九颗各怀其事的心。有两颗如果是同心，便是领导和他“情况”的。这就应证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明代咒骂张居正的老话。湖北人怎么解读这句话呢？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人人都想当干部，哪有这些平台呢？没有平台，就互相拆台吧，互相拆得都搞不成，这就是湖北人不合作的精神特质。所以外省人说，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选择湖北人做合作伙伴。这句话未必就是没有半点根据。
沿海有个城市的一些单位搞招聘，公开拒绝湖北人。消息传回湖北，省内各界大为震怒。可是，湖北人启动一下我们的反省机制，难道我们被搞得如此狼狈，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看我们湖北人，到外省去打工，刚进别人的公司。熟悉了一下环境，便会聪明的露两手，给单位领导和员工看看。如果再要湖北人发挥下去，就困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湖北人露的两手，是让你领导看看的，他多么地怀有大才，你要用么？就必须待价而沽了。这还是好的，有些湖北人，到了别人公司，没有一处不计算，没有一点不计较，小算盘打得精，生怕吃了一点亏。如果感到吃了亏，湖北人感到势单力薄，便去发动群众，来与领导做对，以达到自己收获蝇头微利的目的，一个公司便因为湖北人而坏了风气。更有甚者，湖北人特别看不上顶头上司，认为他的位置本来就是自己的，他只不过有点耐力，死命撑着得来的。看准了这一点，湖北人便上窜下跳，变换各种方式把顶头上司挤垮，一时间弄得公司人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可惜湖北人又没有耐性，闹了一阵，见没有动静，便大感无趣，自行撤退了。湖北有句老话，这就叫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如此外省人敢用你聪明的湖北人吗？
湖北人灵光、活泛，做事马马虎虎，在没有利益冲突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在这样氛围中，还产生了极好的自我感觉。如一件买卖摆在他面前，便盘算开了，视好处多寡而卖力气。当然，这的确可以节约体力和智力，可是，湖北人恰恰忘了，许多事情论一时一事，永远也别想把盘子做大，盘子做不大，锅里的肉就少，肉少了你又能分多少呢？换句话总结湖北人的聪明才智，其实是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本人有在外省打工的经历，较之外省人发觉湖北人的确能说善辩，我也颇具备这方面才能。带着一个团队，必须要完成公司下达的指标，显然靠自己难以做到，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于是动员大家，外省人很快发动起来，一时间大伙干劲很足。只有一个湖北人依然按部就班干着，我感到他的状况有问题，与之单独沟通。他见我如此对他作工作，用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看着我，意思很快被我这个湖北人解读而出，他告诉我说，忽悠下外省人嘛，我也不拆穿你的西洋镜，你那套就别在我面去玩啦。我噎了一下，说不出话来，知道这是一根如我一样的湖北人，让我实在难啃的骨头。
而在“油性”和“龟性”中潜伏着的，是湖北人深深的“痞性”，这种以痞子的行为逻辑为基本方法的流氓精神，是湖北人自以为赖以生存的手段，痞子总是奸猾、寡信、善妒、无赖、夸夸其谈说大话。
——说大话是湖北人的又一大特色。有个朋友告诉我，如果你到什么养老院，在群老爹爹们晒太阳的地方坐一会儿，便会被他们的气势吓得个半死。因为他们在结合国际局势，做中东的石油出口，进美国的废旧钢材。湖北人走出去，属于那种“拿得出手”的类型，外观一看，十分挺括，头打理得油光水滑，苍蝇歇上也会跌倒，额头蓄得生光，眼睛十分明亮，脚下皮革擦得贼亮。一身穿着西装笔挺，领带花哨时尚，迈步时胸挺首昂，目视高远。牛皮吹得很大，嘴上工夫很足，做起事来呢，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至今我们难以看到湖北人在和平时代的经济作为，湖北的经济不日渐萎缩才怪哩。
你看，我们这么一说，湖北人便振振有词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湖北人因为生在中部，马上可以嘿嘿一笑，自我解脱得蛮快的，中不溜就行了嘛。所以，中不溜是一种地道的湖北精神。
有人总结湖北人做了老板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大老板，他赚了三千万，你走近他一瞧，他的霸气豪气势气阵势吓人半死，浑身上下抖的都是钞票，口一张开呢，果不同凡响，听说联合国大厦正在招标，打算去玩玩。他的大老板派头一摆谱，白道红道工商税务全部一起上了，不多久，此大老板便销声匿迹了。另外一种大老板，钻了国家的政策空子，或者原始积累来得不太干净，赚了三千万，他老人家赶快皈依佛门。有位大老板，赚了如此多的钱，每夜做恶梦，只好去庙里带发修行，五年时间，为他的师傅开着奔驰到处做法事。而江浙老板，有了这笔资本，目光随即高远，很快就会瞄准国际市场，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变得更加低调和谦虚。绝不会要么一副暴发户的模样，要么变得不思进取。还有一种老板，多是小老板，守个摊子，卖个小东小西，日日有点进帐，便大大地满足了，一边念叨“社会主义好”，三人必成斗地主局，四人必备一副麻将桌。武汉有如此多的商品聚散地，外省小老板和本省小老板的区别，不难辩认就是看进牌局的次数。我常去的菜场，摊前摊后就有几桌麻将，摸得油黑发亮地置在一旁，只要有空便会摸几把。小富即安，把大好的光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所以，除了“痞”，湖北人还有个特点就是“惰”。
如水似油，仿龟像鼠，既痞且惰，几大特点互为表里，互相掺杂，分别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便是湖北人的劣根性的解剖图了。我不敢说百分百正确，但如果你遇到一个湖北人，对比着这几点，你总能发现点什么。
我有时去外省，碰到老乡，不免有几分喜悦。几句话谈来，便显得不舒服了，不是老乡妨碍了我，而是我发现因为老乡的缘故，参照出了我身上的毛病，那些无法克服，带着鲜明湖北人烙印的毛病。
我在想，我们好不容易赶上一个这样的时机大好的时代，却因为我们身上这些小毛病，而无法发展，使我们渐渐落后下去。我痛觉到湖北有一种慢慢被遗弃之感。新的世纪之初，我们湖北人不在文化上作些反思，再不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本来一个富裕的省份，如此下去，定会成为我们国家的包袱。
3、湖北人本不是这样
我之所以想要写这篇文章，并非突发的狂热之举，在本世纪之初，因写部以巫术为背景的小说《四十岁的一对指甲》（一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要了解一下楚文化。可本人一旦走进灿烂辉煌的楚文化，再也难以自拔了，刚刚完成《楚国往事》后，实在是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来写这篇文章。我们的祖先，从周朝分封的一个小小的子爵国，五十里不足的丹阳小城，筚路篮褛，开启山林。这是形容楚国人的一个成语，意思是穿着破衣，坐上柴车。去开辟山林，形容创业的艰苦。楚人就这样往前慢慢扩张，经过几个世纪的拼搏，国土达到当今十一个省的大小，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大的王朝。我之所以要谈到楚国历史，是希望告诉大家，楚人不仅敢为天下先，你周王朝给我一个子爵而不肯晋升，我自己称王好了。楚国称王，比较秦人来，早出四百余年。
到了近代，湖北人敢为天下先还是出了名的，随便列举几例，就可以说明湖北人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搞革命，到处发动起义，都没有成功。湖北在响应起义筹备起义时，已经走漏了风声。湖北人一见起义将会胎死历史的腹中，大吼一声，老子打响第一枪再说。就是这么歪打正着的一枪，把个三百多年根深蒂固的满清王朝轰然掀翻倒地。
什么叫挽狂澜于既倒？湖北人张居正就是这种角色。明代到了万历年间，朝政已经腐朽不堪了。张居正因时而出，成了一代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后，理政十年之间，整饬吏治，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大厦，使万历岁月成为明朝最富庶的时代。
楚人还有种敢负责任的精神。屈原的始祖，楚武王的儿子屈暇，因发兵战败，自杀身亡，开启了楚国人勇负责任的先例，楚文王与巴人开战，战败而归郢都，被守城的小吏教训了一通，羞愧难当，不得已只好带着这支残兵败将，冒着生命危险兵伐黄国。楚成王与晋文公的城濮之战，战败而归，主战者宰相的子玉没有选择地自杀谢罪。陈胜的大将、楚人周文，带着义军，打到咸阳一带，后被战败，同样自杀身亡。历史几乎都在叹喟后来的楚霸王不肯过江东，其实是大家都忽视了楚人战败的传统。
现在很少有什么事情需要人去自杀谢罪，但我想“负责任”总归是楚人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现在我们湖北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肯为湖北的事情负责，都肯为自己负责，都肯为自己身上的那些毛病负责。
如果我们每个湖北人都这样负起责任来，我们中间便仍能出现张居正这样的伟人，便仍能为天下先。
而只有危言，才能醒人。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c5de301008lw5.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17 17:44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21:04
http://www.foshanmuseum.com/wbzy/xslw_disp.asp?xsyj_ID=28
http://www.foshanmuseum.com/wbzy/xslw_disp.asp?xsyj_ID=28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8 19:50
戴震方志学理论略评
作者：江亚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生于雍正元年（1724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是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在哲学、经学、地理等方面皆有造诣，一生著述丰宏。戴氏于方志亦颇为热心，曾主篡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金山志》、《直隶河渠书》、《水地记》等，审定乾隆《应州续志》、《寿阳志》等。在从事方志编纂实践的同时，还致力于方志理论的研究，是清乾嘉时期方志界地理学派主要代表。戴氏力主把研究古地理学方法付诸修志实践。为《乾隆应州续志》作过序，撰有《与段若膺论修志》、《汾州府志例言》、《答曹给事书》等论文，阐发方志学理论。
戴氏的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修志实践中，散落在所撰论文里。今就其在诸篇论文中所谈及的观点略加评述。
“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1]，戴氏强调“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2]，“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使无惑。”[3]这些是戴氏“重沿革”方志理论的体现。由于戴氏通晓地理学，故沿用《水经注》以水系辩山脉之法，以山川形胜探索郡县建置及地理沿革，于是把地理学成果应用于编纂地方志志书中。因此主张：“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4]他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沿革皆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而可乎？”[5]即强调志书要重沿革之考证。
在修撰方志时注重地理沿革，求实考真，这是修志的基本要求，即使对于今天的方志编纂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清乾嘉时期之考据派（戴震是其代表之一），受当时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的影响，往往将学术上“崇尚古薄今”的思想带进方志修撰中。他们在修志时重旧志资料，轻新材料，多以正史资料作为修志依据，而不用现实实际材料。即使是那些本可以补正史之不足的遗闻轶事等文献资料，也统统不予采用，有损方志价值。在《答曹给事书》中，戴氏列出《元和志》（唐李士甫撰）中关于“汾州”一条的六大谬误[6]，并一一考证，也充分体现了“重沿革”的方志学理论。
戴氏提出“重沿革”、“轻文献”的方志理论，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局限，在今天看来或许有失偏颇，但是应该看到他的积极意义。近代学者王葆心对戴氏的点评颇为中肯，他在《方志学发微》中说：“戴氏一家之学说，存其义，深有益于方志，但须旁采各家之说以补其疏略耳。”“作志者不可执旧日沿革之说，更不加以研究，而考沿革据古地志，尤须证以本地流传之名，求其变迁，方有新发明也。”[7]
“星野次于沿革”，“存古说以见梗概，而沿革不明，不可以道古”，“至若绘图星象，录步天歌，尤属固陋”[8]。古代方志所载“星野”之说，于今日而言，似乎有违科学，但是站在戴氏所在之时代、立场，则又另当别论。星象之学，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说是天文学之发端，古代历法之依据，是古人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
戴氏治学，于天文星象也有大成就，故而星野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当作一门学问。况且列星野一条于志书中，也是方志一直延续的传统。应该要注意的是“固陋”一词，它无疑是戴氏对方志“绘星象、录步天歌”的不赞同，可以看出戴氏有意革陋习而求创新的方志学理论，应予赞同。这种思想还表现在：“至若方隅之观，各州县志多有所谓八景、十景，漫列卷端，最为鄙陋，悉汰之以还雅”[9]，“每篇有小序，序皆通套语，近来亦有删去不用者矣。”[10]
“疆域辨而山川乃可得而纪”，“以水辨山川之脉络”，“兼及自昔以来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浚之功”，“务求切于民用”[11]。前文提过，戴氏通晓地理，是清乾嘉时期的地理学大家。他曾用了八、九年时间潜心钻研、精心比勘，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12]，解决了《水经注》长期流传过程中出现“经”、“注”相混，前后错简问题。段玉裁赞之：“得此之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伪。”[13]因此，戴氏沿用《水经注》以水系辨山脉之法，把地理学成果应用于编修方志之实践，无疑又是一大创新。再者，本着“切于民用”的态度，主张列“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浚之功”于方志中，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突出了方志“资政”之功用，也反映了“农本”、“民本”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嘉许的。
详善略恶，区分史志是戴氏的又一个主张。对于名宦、人物之篇，戴氏提出了载与不载的标准：“名宦必其德泽及民，操持可法；流寓非名贤不录”，“以著爱慕也”；“人物必大节卓然，义行必为善足风，或一事有益于人亦附焉。”巍科贵仕“无大表现”、“有瑕疵指摘”；职官“失其行事”之类不得列入。[14]并阐述了史志的区别，指出志书完全仿史之体例列传的错误。戴氏认为：“史之列传以爵位，故有爵位不尊及无爵位者，不得不列为目纪之。志之人物，以人品学问德业，而忠孝固德之大端也，有德有文者，于人物见之。”对于那些“名教所弃，犹巧饰诬欺，虽曾祀乡贤，邀声誉”，“削而不录”。“史善恶并书，志详善而略恶也。”[15]充分体现了戴氏“详善略恶”、“区分史志”的方志学理论。然方志之产生，最初便是以史书的形式。清以前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志属信史”。因此，戴氏的这一理论，有其失当之处。即使在方志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方志的编撰也是要如实地记载本地的历史与现状，要秉笔直书，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如果详善略恶，虽然记载的也是事实，但终归有失全面，不够真实。也剥离了方志学与史学的渊源关系，使方志学成了无本之末。
戴氏对于图表在方志中的应用非常重视，指出：“图最要紧”[16]，“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17]还举出绘制要求：“须用方格，每方几里，方向里数必大致可稽。”[18]为了使得指示清楚明了，图应制两份，分别标山川形胜和村镇分布，谓《山川图》、《村镇图》。并指出制图不够严谨精确的危害：“作图者少加意精覈，检视其图，方向远迩，茫然不辨，名为有图，不但如无图而已，且适于滋惑。”[19]不仅体现了戴氏修志的严谨态度，更是对图表在方志中重要作用的阐释。今天的方志编纂工作，同样注重图表的运用。图表可以给人以更直观的感受，有资于对方志所载内容的理解认知。可见戴氏重视图表的运用，于今时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并被人们所接受、效行。
戴氏一生，于方志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建树，正如《戴震评传》中所言：“自清初顾炎武力倡‘理学即经学’，学风始大变，连史学、地学研究也崇尚考据。戴震的史地学说也是如此。校注《水经注》，正是视《水经注》为历史地理之作，考释精博，完全凭文献和实证梳释原著，参修方志，自有独到见解。”[20]戴氏作为清乾嘉时期方志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方志学理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明的，仅摘取其中几点略加评述，以表示对先贤的敬仰之情。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9 08:47
中国近代工业与城乡人口流动
戴鞍钢
【内容摘要】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而当时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却远不及实际需求。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安家或长期立足，因而只得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
【关键词】中国近代工业；中国近代城乡关系；城乡人口流动
【作者简介】戴鞍钢，男，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昆明），2011．2．56～63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研究”（项目号：oyjjD77009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近代工业自清末始，有了较明显的发展。与此相联系，很多农村人口迫于生计进入城市谋生，而当时城市的就业机会远不敷需求，由此出现众多流动人口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局面。对此，学术界尚少专论。[1]因此，揭示这种局面及其成因和影响，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及其历史特点的认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人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表明，“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1]（p223）
据统计，1895—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6%，1911一1925年上升至12．O5%；1925—1936年有所减缓，但仍达到6．53%。[2]（p137）其总体的增长态势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可见表1。 此外，从工业产出来衡量，据估计，1936年，y海中外资本工业的总产值已达1182亿元，比1895年增加40多倍，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3]（p219）
与此相联系的是，上海工人总数猛增。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8．5倍，而同期上海的城市总人口数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4]（p429）
对于晚清众多江南城市人口及其变动状况，除了上海以外，尚缺乏较全面的确切统计。有学者利用海关资料，编制了晚清江南口岸城市的人口数量表，其中除上海以外的城市分别是（见表2）：
另据估计，1906年南京城市人口约为40万。[5]（P105）1910年，苏州城市人口约有25万余人。[6]（p98）1911年，“宁波城区大约有40万名居民，而整个地区估计有400万人；英国人约有140人，除10人外其余都是传教士”。同年，“温州、处州两府人口为350万人，温州城估计有10万至12万个固定居民”。1910年的调查显示，杭州及其郊区人口为231171人，其中男性145852人，女|生85319人，海关报告认为“这个数字似乎比实际要少”。[7]（p346，167，247）
与此相比较，流人中国最大都市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其他城市可及。正如邹依仁在其《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上海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决不是仅仅由于辖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自然增加，而主要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广大内地的人民，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经常地流入上海，这是上海市区，特别是租界地区百余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8]（p13，14）从更大的范围内来考察，也有同样的揭示。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民的贫穷化，主要“是高税率、高地租、高利息、内战的破坏与掠夺所造成的”。[9]（p150）2O世纪30年代，有社会学家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的原因至多，然其中足以造成及加速农民离村者，择其言之，一为天灾，一为兵祸。”[10]吴至信在对江苏、河北、河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后，认为：“中国的离村现象，除极少数靠近工业城市之区域与工业化有关，而十九由于天灾兵祸之驱迫而成，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常态的。”[10] 据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的28．5万多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有近20万人，其中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此外，在交通运输业中，又有近3万名码头装卸工人和8万多名人力车夫，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破产农民。在商业方面，全市约有72858家商业企业，共雇佣了24万多名职工，其中也是以外地籍居多。综合以上各业及其家属，总数不下数十万人之多。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外来移民，连同其家属在内，成为总人口达数百万的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11]（p384）
从工人的来源地来看，其中，有些来自上海近郊。民国《上海县续志》载：“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近年东北各乡机厂林立，女工大半入厂工作”。民国《川沙县志》称：“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该县北乡，原先“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近来壮强男子多往沪地习商，或习手艺，或从役于外国人家，故秧田耘草，妇女日多，竟有纤纤弱者不惮勤劳者，此则今昔之不同也”。在嘉定黄渡农村，“许多男子都去上海谋生，每一家普遍总有一二人离着家乡奔入都市，因此剩余在农村的农力是妇女儿童和少数男子”。[12]民国《宝山县续志》载：“境内工厂，邑人所创办者，大都为棉织类，盖一因妇女素诸纺织，改习极易；一因土布价落，设厂雇工兼足维持地方生活也。淞口以南接近沪埠，水陆交通尤宜于工厂，故十年之间江湾南境客商之投资建厂者视为集中之地，而大势所趋，复日移而北。”当时，“郭乐在上海吴淞口建造永安第二纱厂的时候，就想到上海的郊区农村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13]（p159） 有的则来自毗邻上海的江浙地区。据1929年对在沪游民的一份抽样调查，在被调查者中，“以江苏人为多，占51%；浙江次之，占22%。然以籍贯言，除不明者外，固18省皆有也。大致以与上海交通联络便利者，其在沪流落之人数亦愈多，故苏为冠而浙次之，鲁有80余人，皖有60余人，鄂有50余人，河南、河北各30余人，湘、粤、赣各20余人。此外如黑、甘、滇、新以距沪较远，于此1471人中竞无一人”。[14]（p304）
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其家乡浙江余姚蒋村，看到“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村里的老人告诉他：“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15]（P123，125）1927年2月14日《时报》载：“上海近年以来人口日增，所需佣工亦日多，苏、松、常、镇、扬各地乡妇赴沪就佣者，岁不知几千百人。”江苏常熟的贫苦农民，“唯有向城市另谋生活之道，内地城市，工业尚未发达，无法容纳，大都转趋大城市，男子人工厂充劳役，女子多做人家的奴仆”。[16]据1937年的调查，上海丝织业职工，“大多来自浙东、浙西、江苏及其他地区，人数最多的首为浙东的嵊县、东阳、新昌，次为浙西的杭、绍、湖州，再次为浙东义乌、诸暨，江苏的苏州、常州，其他地方的人为数很少”。[17]（P137）
在英商开办的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按籍贯来说，车务部方面以苏北人占多数，其中尤以盐城人为多；其次为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假若以省份来划分，则以江苏籍者占绝对多数；次为浙江、山东及其他。机务部则以宁波籍者为多，约占十分之六；其次为扬州、无锡、安徽籍者占十分之二，苏北帮占十分之二，大都为铁匠和小工”。[17]（P242）
据调查，当时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大多数为失业之后，无业可得，以及毫无把握莽莽撞撞至上海谋事”。[14]（p304）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如其所愿，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依旧难有温饱。人力车夫，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1897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内人力车执照数为48888张，1901年时为60915张，1908年增至98071张，到1924年，租界内人力车数量已超过13000辆。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街头有执照运营的人力车已有2万多辆，城市人口平均每150人一辆，人力车成为除电车、汽车以外，市民外出主要的交通工具。[18]（p138）全凭体力谋生的人力车夫，原先都是农民。据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其中95．7%是苏北人。[19]另一项社会调查也记载，上海人力车夫的籍贯“多属于苏北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等处，少数则属于南通、海门”。他们分早晚两班，“早班每月约可拉20天，晚班每月约可拉15天，平均每天可赚1元左右，家庭生活万分清苦，终年住草棚，穿破衣，吃小米”。[17]（p674-675）
上海的情形，在其他口岸城市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1846—1906年间，天津的城市人口从19万增至42万，增长了1倍多；1906—1928年间，城市人口从42万增至112万多，增长了2．6倍，人口增速仅次于同一时期的上海，成为华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其中，因为天灾和战乱被迫逃离家乡的农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p1,111）《津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亦载：“比岁以还，萑苻遍野，地方不靖，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麇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因而津埠人口大见增加。查1922年仅有80万，1931年则增为1388747矣。”[21]（p196）
这些贫苦农民中有人进了工厂，据1927年的统计，天津棉纺织、面粉、化工、机械等行业的工人总数有7万多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人和佣工合计超过10万人，其中女性有万余人。[20]（p236）1931年2月7日的《大公报》描述了这些女工的日常生活：“最吓人者为洋行工厂之汽笛，天尚未明即呜呜怪叫，是为妇女之起床号。一闻此声，即手忙脚乱，成群结队，栉风冒霜，向工作目的地拼命奔波，一日去晚则无工作，日日去晚则除名”；“工钱最多不过三角，少则一角以下，以手眼敏捷迟钝为标准，碾核桃，择羊毛……日作十二个小时，夜深始得回家，往返行一二十里而无所代足。破房烂被，夜则缩成一团，以岁暮为尤甚。”
1910年以后，武汉的近代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11—1926年间，武汉三镇共有工厂301家，至1936年底增至536家，另外还有小型手工业工场1200多家；城市人口也从1920年代前的50万人，增至抗战前夕的123万人，其中工业人口占十分之一以上，计13．4万人。[11]（p260）20世纪30年代的《江海关十年报告》称：“武汉这座大都会，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吸引力的增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园，其中一些人在此定居下来，更多的人根据家庭农事需要走走停停。”[22]（p104）
九江开埠后，“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各栈伙以及诸色人等应用千余人。红绿茶开秤时，城厢远近之妇女拣茶者约以数千计”。最盛时，因此汇聚的农家妇女“约有万计”。[23]芜湖开埠后，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周边农村人口的迁入。据统计，1904年前后，芜湖城区人口有74756人，1915年增至92627人，1928年达140554人，与1915年比，增长了近5万人。[24]（p165、166）
在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据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约有15%至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就业，而从城市寄回到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至12%。[25]（p425）1927年在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26]（p89）在无锡，“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矣。乡间即使有一二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工价年计三十元至六十元不等，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多得矣”。[27]（p639）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按籍贯来说，车务部方面以苏北人占多数，其中尤以盐城人为多；其次为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假若以省份来划分，则以江苏籍者占绝对多数；次为浙江、山东及其他。机务部则以宁波籍者为多，约占十分之六；其次为扬州、无锡、安徽籍者占十分之二，苏北帮占十分之二，大都为铁匠和小工”。[17]（P242）
据调查，当时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大多数为失业之后，无业可得，以及毫无把握莽莽撞撞至上海谋事”。[14]（P304）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如其所愿，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依旧难有温饱。人力车夫，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1897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内人力车执照数为48888张，1901年时为60915张，1908年增至98071张，到1924年，租界内人力车数量已超过13000辆。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街头有执照运营的人力车已有2万多辆，城市人口平均每150人一辆，人力车成为除电车、汽车以外，市民外出主要的交通工具。[18]（p138）全凭体力谋生的人力车夫，原先都是农民。据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其中95．7%是苏北人。[19]另一项社会调查也记载，上海人力车夫的籍贯“多属于苏北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等处，少数则属于南通、海门”。他们分早晚两班，“早班每月约可拉20天，晚班每月约可拉15天，平均每天可赚1元左右，家庭生活万分清苦，终年住草棚，穿破衣，吃小米”。[17]（p674-675）
上海的情形，在其他口岸城市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1846—1906年间，天津的城市人口从19万增至42万，增长了1倍多；1906—1928年间，城市人口从42万增至112万多，增长了2．6倍，人口增速仅次于同一时期的上海，成为华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其中，因为天灾和战乱被迫逃离家乡的农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p1,111）《津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亦载：“比岁以还，萑苻遍野，地方不靖，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麇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因而津埠人口大见增加。查1922年仅有80万，1931年则增为1388747矣。”[21]（p196）
这些贫苦农民中有人进了工厂，据1927年的统计，天津棉纺织、面粉、化工、机械等行业的工人总数有7万多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人和佣工合计超过10万人，其中女性有万余人。[20]（p236）1931年2月7 日的《大公报》描述了这些女工的日常生活：“最吓人者为洋行工厂之汽笛，天尚未明即呜呜怪叫，是为妇女之起床号。一闻此声，即手忙脚乱，成群结队，栉风冒霜，向工作目的地拼命奔波，一日去晚则无工作，日日去晚则除名”；“工钱最多不过三角，少则一角以下，以手眼敏捷迟钝为标准，碾核桃，择羊毛……日作十二个小时，夜深始得回家，往返行一二十里而无所代足。破房烂被，夜则缩成一团，以岁暮为尤甚。”
1910年以后，武汉的近代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11—1926年间，武汉三镇共有工厂301家，至1936年底增至536家，另外还有小型手工业工场1200多家；城市人口也从1920年代前的50万人，增至抗战前夕的123万人，其中工业人口占十分之一以上，计13．4万人。[11]（p260）20世纪30年代的《江海关十年报告》称：“武汉这座大都会，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吸引力的增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园，其中一些人在此定居下来，更多的人根据家庭农事需要走走停停。”[22]（p104）
九江开埠后，“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各栈伙以及诸色人等应用千余人。红绿茶开秤时，城厢远近之妇女拣茶者约以数千计”。最盛时，因此汇聚的农家妇女“约有万计”。[23]芜湖开埠后，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周边农村人口的迁入。据统计，1904年前后，芜湖城区人口有74756人，1915年增至92627人，1928年达140554人，与1915年比，增长了近5万人。[24]（P165，166）
在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据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约有15%至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就业，而从城市寄回到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至12%。[25]（p425）1927年在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26]（p98）在无锡，“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矣。乡间即使有一二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工价年计三十元至六十元不等，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名得矣”。[27]（p639）
一些自开商埠，城市人口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增长。济南开埠后，“富商大贾麟萃麋至，即负贩小民亦皆提携妇孺，侨寓其间，以谋生计”。据统计，1936年济南人口435136人，其中本地籍贯者185199人，占总人口的42．6%，其余57．4%来自外地。其中来自本省者190962人，占44%；来自外省者以河北最多，有36253人；以下依次是河南6975人、江苏4952人、安徽3176人、山西1227人，以及江西、湖北等省。[28]（p308）1931年，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调查了100名济南的人力车夫，其中济南本地人29名，余则大多来自泰安、长清、平阴、章丘等周边地区。他们收入微薄，其中每天“4角至5角者17人，6角至7角者33人，8角至9角者25人，1元至1元余者6人”。[29]（p1176）
另有研究表明，济南开埠初期人口为86210人，1914年为137907人，1926年为171009人，1933年为257394人。其城市居民的职业构成，也有明显的变化。开埠前，因济南系各级文武衙门集中之所，官宦人家、豪门士绅和依附官府及权贵营生的人在城市居民中占了较大比例。但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演变后，到1932年，工商界已占人口总数的31．62%，而军政界只占3．75%。类似的变化，也见之于昆明。1909年，昆明城市人口为94820人，1918年为113131人，1922年为118861人，1934年为143700人。[30]（p345-347） 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一些地方戏曲也逐渐在城市立足和传播，如上海滩的淮剧、扬剧、越剧、锡剧和甬剧等；1930年代，在山东济南已汇聚了梨花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山东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数来宝、单弦、相声、评书、评词等众多地方戏曲。[28]（p298）
当时，迁居城市的并非全是穷人，伴随着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乡居地主”也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市，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这是因为与工商业利润相比较，出租土地所获得的地租收益大为逊色。据1923年的调查，上海地区各县土地占有超过50亩者人数不多，而且越靠近上海市区其人数则越少。其原因在于，上海发达的工商业与可观的利润，刺激着地主把资金投入了工商业。[31]（p31-33）
据1912年的统计，苏州典当铺共50家，资本额1741701元；钱庄共13家，资本额211400元。其中一部分是由所谓“城市地主”，即由乡村迁入城市居住或一直居住城中的拥田数百、数千乃至数万亩的地主兼营的。[32]（p11）他们还因此成立了农务总会，先后开展了承领荒地、兴办农业试验场、进行农产品调查、改良种子和为第一次南洋劝业会提供参赛展品等活动。[33]（193，94）1922年，浙东农村的土地有25%至33%属城市工商地主所有。[27]（p302）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苏州城居地主已占当地地主总数的95%，常熟为85%，无锡为40%。[34]（p29）在华北地区，也有不少城市工商地主，如山东章丘县孟氏地主，其所开的“祥”字号商店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烟台、济南等大城市。[35]（p384）
如前所述，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原因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当时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不及实际需求，如时人所揭示的：“中国在旧工业（指乡村手工业——引者1中失了位置的人，虽然跑到都市中去，但是都市中的新兴工业还在幼稚时期，不能收纳乡村中投往都市的人口，因此造成中国今日乡村与都市的普遍失业现象。”[36]即使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很多也是短期雇用的季节工。以上海荣家企业为例，“福新面粉厂由于原料供应不经常，一年之中只有在端午节新麦上市后才开足工，到九十月麦子做光就要停工，每年开工只有四五个月。端午节前后，粉厂就开始招进大批工人；到了重阳后，大批工人又被解雇而不得不离开工厂。被解雇出厂的失业工人，就得找寻新的工作。如果家里有田，还可回家种田，否则就要流浪挨饿”。据当时的工人回忆，“有时因为市面好，老板就拚命加班加点赶制。九月以后，或在市面不好的时候，老板就‘死人不管’，把工人踢开。过去厂里停工时，哪里有生活（指工作——引者），我就到哪里去做。我曾先后在泥城桥和杨树浦的轧花厂扛过花衣（指棉花——引者），还曾在杨家渡码头做过装卸工”。[37]（p125）上海的机器缫丝厂，多数只是在新茧上市时开工几个月，其余时间停工歇业，上海《商业月报》1937年第7期的调查载：“绝大多数丝厂工人都来自农村，还有农村亲属可以依靠，值此丝业萧条之际，许多人回到其家乡，那些无依无靠者只好另寻出路。”
在近代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劳动者失业的情况也很严重。据1934年5月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仅华界内的无业游民就有29万人之多。[38]（p29）即使按照最低年份的比例推算，1930年至1936年间整个上海的失业或无业的人口至少为60万或70万人以上。[sJ0珈）这就导致了这些流入城市者大多成为触目皆是的城市贫民，或勉强糊口，或依旧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其中很多人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搭建了成片的窝棚栖身。1949年的上海棚户区分布图显示，“上海城市建成区几乎完全被棚户区所包围，这时的棚户区人口超过100万，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棚户区充当了城区与外围乡村区域的连接带”。[39]
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上海租界的10万名人力车夫中，“大约有6万是没有家眷的，他们都住在车行里，由承放人搭建二层三层搁楼供给车夫居住。在每一家车行的二层搁楼上，须住着二三十个车夫；一问三层通搁，则须容纳四五十个车夫。他们在地板上铺着肮脏的被席，依次的排列着。他们中间拥挤得没有一些距离，这里的空气是污浊的，地板是龌龊的，臭虫、白虱是这里的特产品”。在有家眷的4万名车夫中，“约有2万以上是过着草棚生活的，他们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空地上花费一二十元，有的每月还要付几角钱的地租（有的没有地租），搭一问简陋的棚舍，勉强作为栖身之所”。[17]（P676）棚户区的生活环境，只能用非人来描述：“草棚大率建于泥地之上，四周墙壁或用竹篱，或用泥草碎石等泥凝物，顶覆稻草，窗是大都没有的。通常一座草棚是一大间，长二丈，宽一丈余，也有用芦席或板壁隔成小间，前部为炉灶和休息之所，后部为卧室厕所。地下没有沟渠的设置，一遇天雨，积水是无法排泄的。”[40]（p55）
城市边缘地带成片的棚户区，也见于其他口岸城市。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在有大量来自华北乡村移民的天津，表现得非常明显。你很难将租界内住洋楼、穿西装、吃西餐者与住在城市边缘的窝棚里，过着与乡村农民相差无几生活的新移民相提并论。”[20]（P4）据1921年的调查，在杭州“当地有不少被叫做江北佬的人，他们是从长江以北移居而来的从事零工、杂役业的下层人民。其收入仅仅只能糊口。这些人多是贫穷的，有的在陆上租房，有的就居住在随他们而来的系在运河边上的破旧的小船上。傍晚时分，从其附近经过，发现蓬头垢面的妻子、子女在河边淘米，敝衣褴褛的幼儿在一边又哭又闹，其情景真让人觉得可怜。他们生活在杭州城外的湖墅附近，这样的家庭约有1000户之多”。[41]（p31）
据1934年的调查：“南京自奠都（指1927年——引者）以来，户口日增，而棚户之增加尤速……有人说奠都以前仅有棚户4000余户，此说果确，则奠都至今，棚户增加了9倍左右，因为现在棚户已有38000户以上了”；“总之，南京棚户自奠都以来，有飞跃的增加，至今仍增加不已。究其原因，实甚复杂，言其大端，则一因南京渐成现代的大都市，吸引人口之力增加，二因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被迫离村趋市”。[42]（p745，746）
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里安家或长期立足，如1931年的一份调查所揭示的：“他们的迁徙非因都市直接生产的工商业的繁荣需要劳力而被吸收到都市的，徒以天灾、战争、匪乱（系当时的用语——引者）、土地不足等原因的循环，逼着乱跑。”[43]（p278）一项综合性的统计结果表明，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总体上说，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与此相联系，在1930年代前期各省乡村迁徙的人口中，仍以在乡村地区间相互迁徙的比例为最大，城市与乡村互相迁徙的比例则较为接近，而其中由城市回迁乡村的比例甚至还要更高一些。[44]1934年在陕西的实地调查记载：“曾至西安城外之八里村，该村有农民五十余户，灾荒时离村者凡二十户，本年回归者仅有五户。至今不回归之原因，盖以籽种食粮无着，归亦坐而待毙。且离村后，土地荒芜，粮赋未清，欲再行垦殖，须先清偿粮赋，农民逃荒而归，方忧资金之缺乏，焉有巨款清偿数十年之积欠？此农民之所以一去而不复返也。即素称富裕之泾阳县，亦见荒地甚多，扶风、武功等地更无论矣。”[45]
上述史实，充分暴露了在当时的城乡关系的格局下，众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基本状况。近有学者撰文认为：“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人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46]这种论断，与史实相距甚远。应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未能走出乡村，或一度走出乡村后又折回，并非是其“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选择，只能迫于生计，或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求生，或困守贫瘠的土地勉强度日，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丧失所谓“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人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和“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负责。
【参考文献】
[1]商口岸市场圈[M]．高淑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徐新吾等．上海近代工业主要行业的概况与统计[J]．上海研究论丛，1995，（10）．
[3]黄汉民等．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张仲礼等．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王云骏．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6]陆允昌．苏州洋关史料[Zj庸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陈梅龙等．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Z]．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8]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陈志让．军绅政权[M]准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J]．东方杂志，1937，（15）．
[11]张仲礼等．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徐洛．黄渡农村[J]．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1933，（1）．
[13]徐鼎新等．永安企业151述史料[J]．上海档案史料研究，2007，（3）．
[14]李文海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Z]．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15]蒋梦麟．西潮与新潮[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16]殷云台．常熟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及农民生活[J]乡村建设，1935，（5）．
[17]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8]马长林．上海的租界[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
[19]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J]．社会半月刊，1934，（1）．
[20]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1]天津海关译编委员会．津海关史要览[Z]．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
[22]穆德和等．近代武汉社会与经济——海关十年报告[Z]．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
[23]申报IN]．1884—4—23、1884—5—6．
[24]周忍伟．举步维艰——皖江城市近代化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5]张东刚等．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6]东方杂志[J]．1927，（16）．
[2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Z]．北京：三联书店，1957．
[28]聂家华．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以济南为例的研究[M]．齐鲁书社，2007．
[29]李文海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Z]．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30]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1]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2]马敏等．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3．
[33]马敏．拓宽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5]李长莉等．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6]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M]匕京：商务印书馆，2008．
[3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8]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9]吴俊范．河道、风水、移民[J]．史林，2009，（5）．
[40]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Z]．上海：中华书局，1934．
[41]丁贤勇等．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42]李文海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Z]．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43]李文海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Z]．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44]姜涛．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J]．四川大学学报，2006，（5）．
[45]N枋．西北农业暨社会经济考察报告[J]．民国档案，2001，（3）．
[46]赵红军．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J]．社会科学，2010，（1）．
【注释】
[1]近有葛剑雄、安介生撰：《20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2期，属宏观论述。另有赵红军撰：《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其相关论断则可商榷。
来源：《经济史》2011年第4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9 10:51
| 浙江将建方言语音档案 拯救2600年吴侬软语 |
| 发布日期： | 2012-4-27 | 编辑：青风笺 | 来源：光明日报 |  |
|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语言，已有2600多年历史的“吴侬软语”处境堪忧。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普通话的推广和频繁的人口流动，有专家甚至认为吴语可能会是中国最早消失的主要方言之一。
“许多方言土语特征在现代化浪潮中逐渐萎缩和消亡，方言的老新差异越来越明显，新派方言越来越向普通话靠拢，老派方言的特点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专家组成员、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越从语言学角度举例道，浙江的余姚方言和慈溪方言，老派有7个调，而新派只有4个调。
浙江的第一方言是吴语，全省说吴语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95%以上。统计数字显示，在中国，吴语的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数的8.4%，有7000多万人，而浙江说吴语的人数占到吴语总人数的71.4%，有5000多万人。
然而，金华市曾经做过一个方言调查，在6岁到14岁孩子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普通话，但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较好交流的仅占22.65%。
“吴侬软语”处境堪忧，为此，浙江省计划用3年时间建立“浙江方言语音档案”，通过录制“当地方言传承人”的语音素材、标注国际音标将其永久存档。据了解，如此大规模地建立地方方言语音档案，在全国尚属首次。
去年11月，浙江省档案馆开始在全省18个地方试点遴选“当地方言传承人”。专家组整理当地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制订由400—500个常用词汇和典型语句、语法组成的文本，结合各地自选文本内容录制语音和视频，进行“当地方言传承人”的语音和视频采样。
据浙江省档案馆资源建设部的朱南雁介绍，该项目从档案学的视角来记录20世纪末的浙江方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留住逐渐消失的声音，为未来浙江方言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语音资料，呈现一种语言记忆。”
徐越说，早在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侯精一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就对全国40个地方方言做过音响保存的尝试，但当时的浙江方言中只保存有杭州和温州两处，远不能反映浙江方言的整体面貌。“因此，全面科学地描写展示我国汉语方言的传统面貌，及时抢救记录和保存汉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一只老鸦腹渴了，满天下攞水咥。老鸦胳着有个瓶，瓶腹底有水，瓶老高，瓶嘴唵衕，佢咥弗着，肁会好呢？”在已经录制完成语音存档工作庆元语音档案视频中，77岁的“庆元方言传承人”吴式求老人站在话筒前，头戴鸭舌帽，用庆元话朗读寓言故事《乌鸦喝水》。
作为浙江方言语音档案的18个试点之一，庆元县从众多应征者中遴选出符合“方言传承人”所有标准的吴式求老人：70周岁以上；家庭语言环境单纯，父母、配偶均是庆元人；没有在外地长期居住或工作的经历；有门牙。
以往各地对本地方言的保存仅限于文字形式，经过世代流传演变的方言最后只能在县志中找到不起眼的几个段落。浙江省建立方言语音档案，除用文字和国际音标给以准确记录外，还采用现代化手段录制光盘进行永久保存，这被专家认为是目前描写、展示和保存方言现状与面貌最有效的手段。
据朱南雁介绍，目前第一阶段18个试点的方言语言录音存档工作已于今年3月份结束。从4月到2013年12月，浙江建立方言语音库的工作将在全省其他地方陆续开展。
(本报特约记者 鲍丰彩 本报记者 叶 辉)
|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1 13:45
《2011年中国文化遗产与公众生活调查报告》公布
中国文化报记者刘修兵报道：由国家文物局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调查完成的《2011年中国文化遗产与公众生活调查报告》日前公布。报告显示，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有所提升，但仍有待提高。
这是国家文物局与零点自2008年以来连续第4年开展相关调查。本次调查通过对全国城市的多段随机抽样，最终选取了天津、重庆、吉林等10个省区市的10个城市，共完成1497个调查样本。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掌握、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公众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评价和博物馆免费开放的专题研究等。
文化遗产相关宣传仍不足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并不高。以5分为满分，目前公众对文化遗产关注度仅为2.7分，仅有1/3的受访者对文化遗产表现出较高关注。2011年发生的故宫展品盗窃案、瓷器受损事件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公众对相关知识的认知度并不高，如对“文化遗产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水下文化遗产重大事件、重要考古事件、文物保护法以及《文物认定暂行管理办法》等的认知率不高，甚至相比往年有降低的趋势。2011年公众对国家文化遗产宣传效果评价得分仅为3.3分，低于2010年的3.5分。
调查发现，文博单位经营会所事件、免费开放大遗址等受到了公众高度关注，公众希望能够在传承、保护的前提下，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开发利用。对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六成受调查者希望能够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希望能够做好保护和管理。
文物安全事件受关注
调查发现，文物安全相关问题受到公众高度关注，其中文物失窃与被盗、文物走私与贩卖、城市建设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公众保护意识不强、损坏践踏文物现象较多等是公众认为最严重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调查通过情景测试法，假设受访者身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损害的情境，请受访者说出将会作出的行动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公众面对破坏行为大多会选择挺身而出，作出自觉保护的行为，例如当碰到有人或单位做破坏文化遗产行为时，一半以上人表示会向相关部门报告，六成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做到不在文物上乱写乱画乱刻，五成以上能做到不攀登踩踏文物等。
调查结果显示，政府在防止文物受损、打击文物走私盗窃等方面的工作都有所改善，打击文物走私、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成绩凸显，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受调查者对地方政府在文化遗产活动、青少年文化遗产宣传教育、文化遗产宣传教育进社区方面的评价不高，评分分别为3.2分、3.5分和3.5分。这说明，文化遗产事业不仅仅是防止文物受损、打击文物盗窃，它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
文化遗产信息公开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接受调查者认为，文博单位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和责任心还需加强。同时，各类文化遗产活动激发公众兴趣，但活动自身的设计和实施限制了公众实际参与，有人表示活动时间、地点不方便，有人表示这些活动本身趣味性不足，也有人表示本地根本没有这一类活动。
文化遗产应融入公众生活
调查报告建议，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在文化遗产工作方面，要加强信息公开，采用多元化、现代化的宣传渠道，公布文化遗产相关新闻事件、相关活动以及相关知识和法规条例。利用各种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让公众感知文化遗产的意义和趣味性。同时，应在“文化遗产日”活动方面增强趣味性，多设计观赏性强、互动性强、趣味性强的活动，让文化遗产活动走进社区，提高公众的参与率。
调查报告建议，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好开发利用，让文化遗产事业为公众生活增添更多色彩。应在经过文物部门及相关部门审批后将大遗址建设成考古遗址公园。但是在开放后，要做好对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控制人流，加强监管，不对文化遗产造成损坏，不被私人占用。
报告指出，文化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在青少年身上，只有抓好文化遗产青少年教育才能保证文保事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建议将文化遗产教育列入教学内容，文物部门和地方政府也要给予学校一定的支持，主动到学校进行文化遗产相关讲座和宣传，使文化遗产相关活动充分走进校园。
报告还建议，为了让文博单位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建议引入考评机制，例如定期对文博单位的工作人员能力素质进行考核，从而激励工作人员提升自身素质、加强服务与责任意识。对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陈列展览内容、硬件设施配备以及社会宣传效果等，也可以请公众进行考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2 20:36
地域文化教育进入语文课程的尝试
湖北宜都市第一中学 杨邦俊
地域文化是一定区域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地方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恒久的地方传统，不但表现为一般的文字、图像资料和传说故事等语言形式，还表现为特定的社会风俗、习惯，人文、地理风貌，文化遗存、遗产和传人等实体形态，因而地域文化对人能产生直接、深刻、全面、长久，甚至终身的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教育作用。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理应走进语文课程。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积极尝试把地域文化引进语文教学中，开展教学实验，初步找到一条地域文化在教学中有效运用的途径。
1.观访文化景观。每个地区，一般都有地标性景观，这些景观往往蕴含着该地重要的文化内容，教师如果能够把学生带到这样的景观前观看、体验，通过给学生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追忆古今重大的历史事件，感受现场的场景氛围，必然会引发学生心灵的震撼。
我们宜都（古称夷道）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东吴大将陆逊曾在这里驻防，指挥了著名的彝陵之战，故此又称陆城。八百里清江（古称夷水），从巴人的故土，鄂西南崇山峻岭中奔涌而出，在宜都注入万里长江。两条大河携着清朗灵秀的巴土文化和雄阔奔放的大中华精神钟会宜都，赋予这座小城厚重的文化底蕴。每接一届新生，我都要把学生带到两江交汇处，给他们讲清江两岸一代又一代淳朴的山民生衍繁息，相亲相俗的故事。讲巴人古老的习俗：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唱起哀啭的俚曲；邑中婚嫁，四邻往庆，通宵达旦，跳起轻婉的热舞。讲万里长江广纳百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讲两江文化孕育了宜都一代又一代的名儒巨擘……站在滔滔奔流的两江之前，沐浴厚重的巴土文化和大中华精神，感受两千多年的沧桑历史，每个人心头不由涌起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引发学生强烈的使命感，产生一种神奇的教育功效。
2.参访名人故居。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的历史名人，保存下来的名人故居、遗物和其他文化遗存更是不少。如果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参访这些名胜遗迹，目睹先辈的遗物，缅怀先贤的伟绩，必然会激起学生强烈的向往意识，为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榜样。这将对其发展产生巨大的引领作用。
我们宜都有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杨守敬。他开创了我国晚清四大绝学之一的舆地学，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艺术家、大藏书家，有《水经注疏》、《水经注图》、《古逸丛书》等83种著作传世，驰名中外，《清史稿》曾为其立传。杨守敬故居、墓葬目前保存完好，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逢重大节日，我都要把学生带到杨守敬故居，攀爬先生走过的台阶，在先生行吟过的石栏前驻足沉思，作文赋诗，接受地域文化教育。2009年春节，我和学生约定大年初一上午八点，到杨守敬故居拜祭先生，我们一起吟诗祭拜先生，场面令人感奋。特殊的时间，特殊的活动，给学生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或许就是这么一次小小的活动，就在学生心灵深处播下了一颗奋斗的种子。
3.参拜文化建筑。很多地区都有代表自己地域特征的文化建筑，这种建筑往往蕴含着当地文化的内涵，融入人们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教师如果能够巧妙地抓住时机，带领学生参拜这些建筑，重温前人的寄托，感受文化内蕴，必然激起学生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
宜都有一座著名的建筑——文笔塔。据《宜都县志》记载，清乾隆十六年，知县赵廷揆为激励宜都士子的科进，在城南文峰桥边修建了一座文笔塔。110年以后，咸丰年间知县恒琛又在官桥垴、纱帽山，仿旧制复建二塔。第二年杨守敬就高中举人。于是宜都就有了“岁有佳俊，十载伟杰，百年鸿儒”的说法。
目前三座笔塔，尚有一存。每年春秋两季，我都要把学生带到文笔塔下，给他们讲笔塔的来历。殷殷告诫他们：“杨守敬离开我们快一百年了，按照宜都的说法，又要出鸿儒了，你们中间谁是那百年之后的鸿儒?”每每说到这里就两眼发光，两腿发颤，言语中间充满了一种属望。一次，一个学生见状问我：“老师，你为何两眼发光，两腿发颤?”我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说：“为师两鬓已斑，故而颤之，然两目一日不瞑，则一日如炬矣!”引发一阵大笑。参拜过程极富情趣，充满对学生的激励。
4.寻访文化遗址。每个地区，都有某些历史人物活动留下的遗址，它们或记载了一段艰苦的岁月，或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教师如果能够引导学生通过寻访这些遗址，追溯历史，还原生活，感受这段岁月，必然会使学生受到深刻的地域文化教育。
我校陈列室里有几张学校创办时的老照片，一天，我把学生带到这些照片前告诉他们：“这就是我校抗战时期的旧址，你们想不想到那里去看看。”学生齐声高呼：“想!”周末，我们一行按着照片下的批注，驱车来到宜都西南的聂河镇望佛桥村，寻访抗战时期的学校遗址。
来到望佛桥，听人讲那对面两峰之下的旷地上，原有一庵，名叫净心庵。1941年学校为躲避日寇的侵犯曾迁入古庵，在那里坚持办学，长达六年，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回县城。
我们舍车而行，攀上小坡，向古庵的旧址走去。远近是一片散乱的民房。我和学生极力想在这里找到一处净心庵的残垣断壁!很遗憾，四围除了青绿的麦畦，就是深暗的黄土，找不到一丝故旧的痕迹。
同行的向导告诉我们，早年他曾在古庵里住过，我们请他描述当时的情境，他只说，古庵有两重大殿，中间有台阶……他还记得当年每日早晨都能听到一种“吱——呀——，吱呀——”浊重的木门声。听到这里大家激动不已，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当年前辈学子艰苦求学的情景。
临末，我们每人掬了一捧古庵旧址上湿漉漉的泥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里，看着眼前鬓霜尘面的老者，心头不由涌起一种深沉的故园之思。回到学校学生纷纷撰文，感叹学校艰苦办学的光辉历程。
5.参与地域文化构建。很多地区，正在进行文化建设，这些建设工程离不开本地居民的参与，需要当地人用自己的智慧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教师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引导学生参与这种文化构建，不但可以让学生得到深刻的地域文化教育，而且能引发语用活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
《古今地名大词典》记载，我国古代有三座合江亭，分别在郫河和检河交接的成都、湘水和蒸水交汇的衡阳、长江和清江交融的宜都。其中宜都合江亭因唐代大中年间进士、中书令路岩贪权坐罪，移任荆南节度使时，在此祖帐作《感恩多》词，而名满天下。目前我市正在重建合江亭，并且增其旧制，改亭为楼，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同志找到我，希望能够为他们写一篇《合江楼记》，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和学生一起收集资料，实地考察，撰写了以下这篇《合江楼记》。
合江楼记
皇皇中国，万邦流川，巍巍巴土，千古行河。天工造化，人文毓秀，开夷水而引长江，起巴风而怀楚韵。两江奔流，出千岫，纳万窠，会于故郡宜都陆城。前人欣于佳遇，举江皋会所，筑台为亭，是谓“合江亭”。夫亭雄踞合江，睥睨今古，望尽沧桑，历唐宋元及明清，几于千年，终至于圮。
比及当代，躬逢盛世，邑治民阜，富甲三楚，乃复唐宋一条街，修合江楼于先亭故址。于是焉明楼映天，绿水鉴日，古刹渐出，访者云集，其为盛也!
遥想当年，亭占合江，扃巴国之边，侍中祖帐，制荆南之远。声歌不绝，曲传教坊，文播四海，天下称羡。今亭易楼，其制益至，其气益慷，其象益观。清流任士，往来其间。酒煮酉时，观高坝平湖；箫吹肃秋，估巴山夜雨；管窥规田，比清江人家。得一楼而占天下，投一己而契万古，幸甚也哉!
余案古今，亭名合江者，凡国有三。上则成都，下乃衡阳，形容体制，以宜都为最，各因地利，风格殊异。衡阳一亭，有朱子为记，湘水挹左，蒸流环右，因石鼓名，号绝天下。又诗人词家，多为题咏，自恃无双。天府成都，古有郫、检二江，引以灌国，因亭于市井，歌舞乐宴，祭行奠远，亦负盛名。然则，余以观之，二者皆犹不及。吾者亭据一镇，神契两江，筋连十省，地方百万，人口千亿，久经万古，包容百家，沉古淀今。气壮江河湖海，骚领巴楚蜀汉，术兼儒道佛法，采大江之精，集夷水之美，成千古之范。端秀光明，中正气雄，清朗俊逸。文士画阁，岂可并议，伎者倡楼，孰能比附。余常思之，凡天下美者，谋之可人，成之必天，今者犹是，不可妄及，此乃千古之谛也。
余观夫楼有浩然之气，顺时致天，钟天地之秀，坤乾爱人，乃欣然为记。
写完，我把它印发给学生，当然这又引发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18 20:38
孝德文化的民间载体
作者：胡耀灿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网
浏览：18 次
孝德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被视为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因此，古人有“百善孝为先”之说。孝德文化经历数千年而不衰，除了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而大加宣传外，流传民间的各种文化活动，承担着孝德文化具体的传承作用，这种作用，不但没因为社会的动荡、朝代的更迭而消减，反而在艰难困苦的磨砺下，更加显露出耀眼的光芒。
民间文化根植于人民群众中间，它的产生、流传和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民众的基本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所以也往往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教化作用。孝德文化在民间文化中时常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体现，上虞有着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形式，大量地包含了与孝德文化有关的内容。
1.社戏和庙会
社戏的种类很多大致可分为年规戏、庙会戏、平安戏、偿愿戏。其中以庙会戏为主。
庙会主要是以庙日祭礼为缘起的一种集市、娱乐方式，明清以来，上虞庙会盛行。各个庙会的规模大小不一，如百官的大舜庙会、下庙庙会（又称老十六庙会）、曹娥庙会（又称娘娘庙会）、东关的五猖庙会、崧厦的崧神庙会、五龙庙会、双枫庙会、道墟的东桑庙会、镇镜庙会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纪念孝女曹娥的娘娘庙会。除祈福求平安等内容之外，往往还有一些子女陪同老人一起到庙里烧香许愿，表达孝敬父母的心意。庙会的演出中，也会随时用快板书、莲花落、顺口溜等说唱形式，增加一些各地孝子孝女孝顺儿媳妇的小故事、小片段。据老人传说，迎神游街时，在迎神游街队伍中，会有人扮演“不孝子孙”被无常捉拿捆绑后，插上“不孝子孙”的牌子游街的场景。当然，在游街队伍中也有人高举牌子，上书“孝子某某恭迎娘娘”之类的文字，以示对孝子、孝女的旌表。
戏曲演出是庙会的高潮，在所演出的节目中，除了一些专门以孝为主题如《芦花记》《吃糠记》（又叫《赵五娘》）等的剧目外，在其他的故事中，随时会有孝德的内容穿插其间。尤其是莲花落等说唱节目中，这样的内容就更多，如《娘家节诗》《分家节诗》《王华买父》等。
现在的上虞农村，民间文艺演出中也有大量有关孝德的内容，如上虞戏曲家协会主席、省优秀民间艺术家杨国华等人演出的《征母》，将上虞崇尚孝道、社会和谐的良好风尚进行了充分的演绎。其他如莲花落表演家吴宝炎创作并表演的《曹娥传奇》《虞舜传说》等曲目，都以孝德文化为主题。
2.志书和谱牒
一般而言，县志及以上等级的地方志，大多是官修的志书，特别是明清以降，县志、府志基本上是由官府出面主持编纂。而村志、里志、庙志以及各姓氏的宗谱、族谱、家谱等，则一般均由民间自主编纂，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民间对于社会行为的取舍和导向。
在一般的里志、村志、庙志等志书中，对于本地的乡风多有记载，但大多以“孝友”为尚，对本地的孝子孝女多有褒奖。如上虞《五夫里志》载：里之称五大夫者，系焦氏五子，孝感上圣，立茔于此。
在宗谱、族谱、家谱中，孝一直是一个主题。在笔者所收集或查阅的近百部谱牒中，除了一部分近代简续的谱牒外，大多数完整的谱书，都突出了孝的位置。
如上虞北门谢氏良房谱中讲到：“谨家谱而不忘乎先，孝之大也。”把修志作为孝的一个重要内容。
上虞西华顾氏宗谱则曰：“族之有谱，仁人孝子识不忘也。……凡一切忠孝侠烈、可歌可咏、可悲可泣之事靡不俱载。”
古虞葛氏宗谱《例言》云：“贞烈节孝，潜德幽光，攸关风化，无论已未旌表，各为据实录，所以激扬门风也。”
达溪王氏宗谱载：“敦孝悌以重人伦，为驭世之常经，即为立身之首务。”
在许多谱牒中，对于孝子、孝女的记载都十分普遍。上虞刘氏宗谱中对于孝义人物的记载多达36人。上虞贺溪倪氏家谱中对于节孝人物的记载共有29人，其他人物记载中也多有提及为人孝悌等评价。
3.建庙、立亭、刻碑
上虞历史上对于孝行的褒奖有很多的形式。主要是建庙、立牌坊、刻碑、建坟等。通过这种形式，在民众中强化孝德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比如百官的舜帝庙、梁湖舜帝行宫、曹娥乡的曹娥庙（孝女庙）、丰惠南郊的朱娥庙、梁湖的“孝婆娘娘庙”、沥海的孝义祠、小越等地的孝子碑、孝子坟等。
舜帝为中国传统二十四孝之首，也是孝德文化的源头。上虞自古就有虞舜故里的传说，曾有两座专门祀奉虞舜的祠庙。一是舜帝庙。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等有关史料载：“上虞故舜封地，江海环带，山川盘郁，为浙东名邑，……龙山西尽有百官，临江有舜帝庙，庙前有重华石。”据《舜帝庙志》记载，舜帝庙由民众集资，始建于唐代。舜帝庙气势壮观，建筑雄伟，是江南名刹，与禹庙并称为浙江两大祀之一，是古代名震江南的道德圣殿和祭祀场所。二是舜帝行宫。旧时，梁湖的建有舜帝行宫一座，凡过往商旅中有身份者，均须到舜帝行宫中致祭，以示敬意。
曹娥庙，早年又叫灵孝庙、孝女庙，是为彰扬东汉上虞孝女曹娥而建的一处纪念性建筑。由于曹娥娘娘是五月二十二负父尸出水的，所以后人把五月二十二日作为曹娥娘娘生日，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这个日子作为曹娥庙的庙日。每当庙会，各地人士纷纷赶来，一是为了祭拜孝女娘娘，表达对孝女的崇敬之情；二是为了给自己的父母长辈与亲人祈福求平安；三是参与到热闹开心的庙会活动中去，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丰惠百东村有座小庙，供着一位朱娥娘娘。据传说：朱娥是北宋时期人，父亲叫朱回，母亲早亡，朱娥从小由祖母养育。一天，村里有个叫朱颜的无赖，无理与她祖母争吵，并拿起柴刀来砍年迈的祖母，眼看祖母生命危险，小朱娥毅然冲上去，双手抱住朱颜拿刀的手臂，用身体挡住祖母，奶奶趁机逃去。朱颜举起柴刀向她砍来，朱娥为保护奶奶的安全，被朱颜杀死。大家都被朱娥的孝心所感动，先是给朱娥塑像，安放在曹娥庙内。后来朱娥故乡的民众，又集资在丰惠百东村建朱娥庙。
此外，梁湖曹村有座“孝婆娘娘庙”，是人们为了表彰一位被屈死的孝顺媳妇，特地在井边造庙塑像，大家尊称其为“孝婆娘娘”。在五夫凤凰山麓，原有一座钱孝子墓，葬的是宋代孝子钱兴祖的墓。钱兴祖因家贫，母死五年后才下葬，下葬时有千只白鸟齐集墓前，两只白鹤前来助哀。现在，虽然墓已难觅影踪，但孝子碑尚在。
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各种孝德遗迹，就像一个个矗立在人民群众心头的道德指示牌，随时提示着上虞的后人遵从孝道、履行孝德。
4.习俗和礼仪
传统习俗是众多民间文化形式中最具教化作用的一种形式。在上虞的民间传统习俗中，有许多的内容与孝德相关。这些民间习俗，分散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但都在有效地发挥着传承孝德文化的作用。
六十六块肉上虞民间有这样一个传统：当父母年纪到六十六岁时，要由已出嫁的女儿送六十六块肉来吃。这六十六块肉要切成小块，由女儿家里烧好后送到父母那里。由女儿端送到父母手上吃。丈母娘则由女婿端送到手上吃。盛肉的大碗或钵头除了盖上碗碟之外，还有再覆以红布以图吉利的。
倘老人没有亲生女儿，则此角色常由干女儿和侄女们承担。民间相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父母今后的岁月就难保安康。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六十六块肉也越来越小、越来越瘦。但这个尊老敬老的传统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媳妇敬茶在上虞丰惠、小越、皂湖、梁湖一带农村的一部分农户家里，还流传着一种过年习俗，那就是不管是不是新媳妇，只要公婆还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早上，必须由儿媳妇烧好一碗早点，如藕茶、汤圆、桂圆或荔枝汤等，用双手捧到端坐在堂前的公婆面前，亲切地叫一声“爷爷娘娘请吃点心”，等他们吃完了，再将空碗收拾掉，以示敬老之意。
此外，民间比较严格的称呼习惯，也让人们不断地强化尊老敬长的伦理道德观念，培养人们的孝德基础。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7 15:27
单士兵：博物馆应重视民间的现实记忆作者:单士兵 2012-05-19
昨天是5月18日，第36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处于世界变革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各地纷纷组织相关活动，来发挥博物馆这个公共空间的价值。
在今天，作为公共文化生活的最重要场所，博物馆功能不能只是用来收藏存放历史遗物，展品更多还是作为进行学术研究的依托，博物馆的灵魂还是应该聚焦在思想价值的发现之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博物馆越来越成为争论和发现的场所，越来越成为思想观念的碰撞之所。在我看来，思想发现的重要路径，离不开民间性;价值指向的重要向度，绕不过现实性。这实际意味着，博物馆今天更应该加大向民间与现实进行转身的步伐。
曾几何时，博物馆仅以“宁静的辉煌”，就征服无数向往文明的心灵。原因很简单，文明一旦开放，就注定产生巨大力量。世界上无数极具价值的博物馆，原来就是一个封闭地，或者是权力的私家场所。比如，巴黎卢浮宫，被视为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博物馆，曾是法国数十位国王居住过的宫廷，里面藏品多为王室所有。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统治之后，才开始向公众开放;同样，中国故宫博物院也曾是皇权所有，辛亥革命之后，皇帝最终搬出紫禁城，故宫才不再是 “民不得入”的禁地了。这本身就意味着，专制集权的领地，最终无法阻止民众脚步的踏入。
人类走向开放与文明，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大步流星，一刻不得懈怠。博物馆的改革，就是文明进步的一面镜子。这两年，关于故宫的开放，之所以成为一次次被聚焦的文化现象，说到底，就是故宫不能被权力与资本掌控，而应该回归公共生活，为公众共享。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博物馆开放性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希望博物馆能成为一个思想与文明的集散地。
“博物馆不能置身于社会现实问题之外，必须更多关注眼前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宋向光日前这样说。我以为，让博馆馆从历史记忆走向现实反应，就是这个时代一次重要的文化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一步加大博物馆的开放程度，让博物馆的展示与表达，更加贴进民间性与现实性。而民间的现实记忆，其实就是民意最大的聚焦，就能提供最具及时意义与警世价值的思想信息。
截至目前，中国的博物馆已达3415个。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相关规划，到2020年，每2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民办国博馆现在有456座，只占博物馆总量大概13%。很多民办博物馆都存在资金困难问题，有一些在苦苦挣扎。不必讳言，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方面，这些年中国的确兴建了无数大型场馆，很多也都以免费开放形式来凸显其公益性。然而，这些富丽雄伟的地方，很多时候却无法发挥文化传播与艺术辐射的最大功能，有时甚至像菜市场。除了管理问题就是因为其文化思想的呈现，价值太过主流单一，不能满足公众的多元期待。
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一次次扼腕痛惜当今中国连一座真正的“文革博物馆”都没有，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通过搜集资料、对文革时代的人物进行采访录相，来建立自己关于文革的“私人博物馆”。现在，让民间文化力量走进博物馆，让民办博物馆不断得到壮大，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最能反映现实的事物与思想，其实就在民间。越是民间的，就是越是现实的，就越是迫切的。遗憾的是，我们能够尽可能反映眼前当代现实的博物馆太少了。
博物馆是文化学术研究的场所，但这个时代的文化研究真的不是都要一头扎在故纸堆了。从这个意义讲，让博物馆本身就与田间地头零距离，与最贴进这个时代的现实问题相关联，其实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可以在博馆馆里流连忘返，在那里静静观感种种历史复活，感受这个时代的来处;我们更应该在博物馆里看到民间与现实，知道我们的去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0-25 23:12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15:14
[attach]21441[/attach]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15:14
[attach]21442[/attach]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15:15
[attach]21443[/attach]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15:15
[attach]21444[/attach]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15:16
[attach]21445[/attach]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15:16
[attach]21446[/attach]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15:17
[attach]21447[/attach]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15:18
[attach]21448[/attach]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18 16:28
=网友[闲情偶寄]语：
各界同仁，新编几百万字的《孝感市志》即将于今年九月出版，《孝感市志人物志》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孝感市志..人物志》已经完成大部分编辑工程。孝感人物是非常丰富的，有史以来，这里生活着和诞生过众多的各界孝感籍名人，地方志人物志应该成为人们以后查阅和检索各类人物资料的巨大的资料宝库。由于各种原因，《孝感市志人物志》中的人物无论数量和类别还不能说十分令人满意，为了让更多更鲜活的孝感人物出现在即将出版的《孝感市志》中，我们希望各地研究孝感人物卓有成效的有识之士和人物研究爱好者向我们提供你所掌握的孝感人物资料，举凡自古代至2010年以来的孝感政治军事界，经济科技界，文化教育艺术界、新闻出版教育界等等，这些名人都是我们所收录的对象，有我们多年来积累的人物资料，有各地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一定可以让届时出版的孝感人物志稿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真实全面。谢谢大家，如果有志于此者，愿意提供您所掌握的人物资料的同仁，工作时间请联系2280533，孝感市史志办公室人物志编辑室。拜托大家，谢谢，谢谢！
孝感市志入志人物标准的几点要求
《孝感市志》入志人物为1949年至2005年为断限内人物，根据形势发展，古代和现代当代的人物可以作适当上溯和下延，现拟出新的入志人物几项基本要求，请各地各部门予以大力支持供稿。
一、关于人物传
在孝感历史上特别突出的显要人物可以突破上下限入传，上限不限，下限到2010年为宜。特别是一些具有强烈孝感特色的人物，可突破上限入传，如董永，孟宗，黄香等。
二、关于人物录
人物录亦可收录超断限人物，现提出几个在世人物入录标准。
（一）党政军人物
副省副军级以上领导人物。
（二）、经济人物
为孝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经济界人物。
（三）、科技人物
在重大科技变革中做出突出贡献、在重大科技发明创造中做出过重大成就，在全省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孝感藉人物。
（四）、文化艺术体育人物
1、曾获全国(即文化部“文华奖”“群星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广电部“华表奖”、中国剧协“梅花奖”以及中国曲协、音协、舞协、美协等举办的全国性艺术评奖活动)或国际艺术活动最高奖,或一等奖获得者。
2、选录专业技术职称达到正高,且有重要著述(含论著、文艺作品)或代表剧(节)目者。
3、文化研究领域业绩突出，且为同行业突出显要成果拥有者。
4、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
5、虽不具备上述三条,但一直在文化艺术领域某个学科中德高望重,成绩突出,在省、市内外和本行业中有较大影响者,亦可酌情如入录。
6、孝感籍全国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者或代表人物。
7、孝感藉体育界著名人物。
（五）、在全省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各界其他知名人物，如能工巧匠。
三，关于人物表
人物表一般情况下收录断限内去世或在世人物、孝感英烈表(二等功以上)，英模（省、部级以上）、孝感籍在部队任副师以上职官表。孝感藉地师级领导人物表。正高级科技文教文化人物表。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20 10:37
原文地址：值得去的中国9个小城作者：一瓣菊香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3-15 20:54
据清《孝感县志》记载，孝感城区作为县治始于元朝至元十六年（公元１２７９年）。
明朝正德七年（公元１５１２年），孝感始建土城，“周一千二百丈，高二丈，阔一丈五尺”。两年后才开辟四门，建设城楼。
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年），西湖水涨，冲决了县城西北角，知县汪克思着人筑堤防汛，而汛后城内西北角淤积的水荡，则被人称作“汪公池”。
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４年）新辟小东门。
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年）南门被洪水冲毁，至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年）由知县刘琨重建，并改用石料。
万历元年（公元１５７３年），知县易元“奉檄”改建为砖城，次年竣工，“周八百三十丈，东西一里七十六丈，南北一里六十六丈，高二丈”，并增设“文昌门”于儒学之南。
至此，孝感城形成六门：朝阳门（大东门）、复旦门（小东门）、时薰门（南门）、迎祥门（西门）、拱辰门（北门）、文昌门（学门）。
孝感古城依澴河而建，呈典型的单核聚形态。古城因水运发达而极为繁荣，至清末，城区面积扩大到０．６平方公里，东西宽为１０００米，南北长约７００米。港口上起西门外壕沟，下至小东门，连绵２公里，形成“六城****码头、九街十八巷”的城市格局，城市重心在城南老澴河一带。
上世纪初，随着平汉铁路及孝云应公路的建设，陆路运输优势日益明显，城市重心逐步由城南澴河水系向城北公路、铁路方向移动，城区突破了“金西门，银南门”的商业格局，在宪司街、北正街、东门一带形成新的商业中心。北部火车站形成城市独立组团，城市形成演变为“一主一副”的组团式结构。到一九四九年，城区面积约１．３平方公里，人口约１．１７万人。
１、拱辰门（北门），紧挨北门的是显华宫。
２、汪公池边的是西湖书院；图右上是北池，紧挨北池的是胡氏祠。
３、紧靠西门的是观音阁；西门里靠南的是城隍庙和立本堂；往右一点是关帝庙；再往右是县治；县治右上的是澴川驿和育婴堂；县治右紧挨的是捕晋和察院。
４、察院右手是天后宫，再往右是试院；试院右上角是严家坊和会真观，再往右是二程祠；二程祠的右上是东岳庙，再往右是奉祀庵；下来是东察院和义仓；东察院的右边是将军台。
５、正对朝阳门（大东门）的是广储仓；广储仓的左下是董孝子祠。
６、县治下面是鼓楼，右边是三元井；鼓楼左下是三元宫和会馆。
７、时薰门（南门）和文昌门的上面是文庙；文庙的右手是四姆祠；四姆祠的下面是五显庙。
８、试院的右下角是节义祠和东天符庙；节义祠的右边是文昌殿和东池。
城外（从北门外的后湖边开始，顺时针介绍）：
１、图片最上头的是凌烟堂、普济院、董孝子坊、邮亭；紧挨着的下面是火星堂和北坛。
２、图片最右上角的是劝养所；城墙东北角有个炮台。
３、图片右边朝阳门外从上到下依次是铁佛寺、三官殿、演武所、万寿山、万福庵、文昌阁、南坛、广化寺、古枚宁关。
４、文昌门外有水府庙；南门外左边有矶，矶的河对岸是中嘴。
５、西门外紧靠的是龙王庙，左为西湖桥；龙王庙上面依次是大士阁、白骨塔、明月台和炮台；西湖桥上面是西天符庙、张忠臣碑。
６、接下来就是后湖的一片水面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4-8 12:36
http://xnjyw.5d6d.net/thread-62060-1-1.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4-8 12:37
http://xnjyw.5d6d.net/thread-62064-1-1.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21 08:03
地域文化研究的状况与启示 作者：田伏隆
近20多年来，我国关于地域文化(又称区域文化)的研究呈现空前的热潮，史学界、文学界、经济界等，对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开展了广泛的、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和宣传，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滇文化等等名词，不时见诸报端、书刊和网络，形成一派繁荣兴盛的局面。为给《湖湘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和湖湘文化研究会的活动提供参考，下面就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和有关情况作些介绍，谈点看法，请批评指正。
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进行的，因此，既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又有不同地区的差异。我国地域文化研究，就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各历史时期的表现。人文长沙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是地域辽阔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中国先民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其生存分布和文化创造一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域的先民及其文化，既各自独立发展又彼此交流联系，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又是中华文化综合特征的局部反映或某一特征的集中表现，成为中华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多元支撑。一个大范围的地域文化，其内部有时又包括数个较小范围地域的文化，较小范围的地域文化既有与较大范围地域文化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独特个性特征。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架构中，就存在了二至三个或三个以上层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民族和人口的交融，促使文化交流渗透逐步深广，不少地域文化的特征渐次弱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性特征不断增多，甚至有的汇入其他地域文化而泯灭；有的则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中华主流文化或对主流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由于地域差异和地域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趋同发展并没有使各主要地域文化消失，而只是中华文化一体结构发展的必然反映。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各民族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问、东部与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乃至一省内的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地域特色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状况还会长期存在。
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征：第一，鲜明的地域性。它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环境下形成，受地理环境制约。在历史的发展中，一定的地域难免会出现整合或分化，以及地缘性的进退，但是，反映一定文化特征的地域范围基本稳定延续。它不一定是以今天的行政区域划分，而是以历史上人们生产、生活的众多地域共同性形成的人文状态为依据。第二，文化外观与内涵上的特殊性。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因而与其他地域文化有明显区别。第三，比较完整的体系。它的构成是全面系统的，涵盖该地域的各个层面，而不是个别特殊的文化现象。第四，文化特征基本稳定。经过长期的孕育、发展、完善，其文化特征一经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积淀于地域文化深层的文化个性和遗传基因，持久地发挥作用，影响和规范该地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性格特征、风俗习惯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较长时间保留着这些基本特征。
加强地域文化的挖掘、研究，继承和发展其优秀传统，是弘扬民族精神，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缺少的内容。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包含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我国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载体和体现，挖掘和研究各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优秀成分，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积淀的个性解剖和继承发扬，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把握了切入点。我国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千差万别，立足各地域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地域文化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地域文化研究的积极成果对于促进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挖掘地域文化优势，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也是促进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
按地域对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在我国古已有之。《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将全国划为九州，并对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作了一定的描述，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地域文化研究著作。《诗经》中《国风》按15个诸侯国和地区分别汇编民歌，显示不同情趣的乡土格调，开启了地域文化作品研究整理的先河。自先秦至明清，地域文化的研究整理著作成为我国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尤其以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地方史志的形式表现。方志中的总志，宋以前人文内容比较简略，宋代以后，各类方志体例定型并不断发展，其人文内容大大加强，从《太平寰宇记》到《大清一统志》，从省志到县志及更小范围的地方志，其地域文化的色彩逐渐浓厚。
20世纪前半叶，随着西方地理学、文化学的传入和研究风气的兴起，我国地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一批地域文化史专著相继问世，如夏光南的《云南文化史》(1923年)、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甲编)》(1939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1946年)、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1949年)等。不同角度的比较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1905年)、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1924年)、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关系》 (193l一1933年)、陈序经《南北文化观》(1933年)、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1937年)、王汝棠《文学与地域考》(1941年)等。一些日本学者也发表了不少中国地域文化方面的文章。作为现代意义的地域文化的集体探讨，则是三十年代一批学者提倡对吴越文化的讨论，1936年在上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由蔡元培任会长，编辑出版了《吴越文化论丛》(1937年)。四十年代抗战中的四川还兴起了巴蜀文化的讨论。但没有形成普遍的风气。
五十年代以后，主要是从资政、宣传教育的角度出发，对各地的政治、经济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考古成果等进行一些编纂，并出版了一批地方史志书籍。宏观历史的探索是关注的焦点，从“文化”角度的研究甚少。
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繁荣，地域史研究和文化热潮的兴起，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展开。1982年底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不仅对推动文化研究，也对推动地域文化研究起了巨大作用。七八十年代之际，各省市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及历史研究所。历史所一般都是和地方史志、党史、政协文史机构一道，主要是收集、整理、研究本地区的历史资料，有的逐渐把注意力放在本地的地域文化研究上。至今已有不少省市以社科院和高等院校为依托，成立了地域文化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基地等机构。比如：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郑州师专“中原文化研究所”；山东师大“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理工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委党校“齐鲁文化研究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山西太原“华夏文明研究中心”，山西师大“晋学研究中心”，忻州师院“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北朝文化研究中心”；新疆石河子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在石河子建立“西域文化研究院”，塔里木大学有“西域文化研究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黄山有“徽文化研究院”；湖北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社科院“湖湘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四川师大都设“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江西省社科院“赣文化研究中心”，南昌大学，江西师大都有“赣文化研究所”；福建省量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广东华南师大的“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则是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等等。
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则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涌现，最突出的如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不但省里早已成立，全省所有的市及部分县，甚至北京大学也都成立了分会，山西还成立了黄河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在全国政协的关注下，至今已召开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并于今年4月成立了全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由全国政协有关领导担任会长，有的市县还成立了中原文化研究会、河图洛书研究会；甘肃省1995年成立天水伏羲文化研究会，在此基础上，2002年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华天水文化研究会；湖北省早在1981年就成立了中国楚文化研究会，1995年在省政协王生铁主席关心支持下，成立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并在荆州、襄樊等地市成立分会，宜昌成立了三峡文化研究会，孝感成立了孝文化研究会；安徽不但省里有徽学学会、皖文化研究会，海南省的皖籍人士还在海口成立徽文化研究会。其他如吉林长白山文化研究会，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张三丰历史文化研究会，江苏传统文化研究会、吴文化研究会，江西赣文化研究会，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会，贵州黔北历史文化研究会，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客家文化研究会，福建漳州闽南文化研究会，澳门于1993年即成立了澳门文化研究会。
这些学术团体都开展了系列研讨活动，有的还编辑出版了自己的刊物。
各地党政部门非常重视地域文化研究。浙江省委、省政府2005年9月发文，要求全省认真实施《浙江省文明素质工程》等八项工程，其中《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提出，要“从学术方面对当代浙江和浙江历史文化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全面系统的解读和研究，研究成果将构成一定的气势和规模。成果表现形式主要为丛书大系。”丛书拟分为当代浙江发展研究、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名人研究、文献整理四个大系。“通过工程的实施，出精品、出人才、出影响力。”带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科骨干，培育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优势学科，打响“当代浙江学术”品牌。为整合资源、协调关系，成立由省领导、浙江大学、省直有关单位、各市领导参加的“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及总的和四个大系的学术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提出“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制定了总课题和9个子课题的研究方案，成立了以自治区领导为主的工程领导小组，工程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已推出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还有不少省市地域文化研究的力度也很大。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全会上，致公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将区域文化研究列入国家长期社科发展规划”的建议。
近20年来出版了一大批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全国性的地域文化丛书，如《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12种)，《中国地域文化大系》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出6种)，《中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学林出版社，1999年，5种)等；二是某一地域文化丛书，如《浙江文化史话丛二|i》(宁波出版社，2000年，4种)，《楚文化知识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种)，《荆楚文化研究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8种)，《徽州文化全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20卷)，《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巴蜀书社，2003年，6种)等。《岭南文库》则是广东省的一套系统研究岭南地区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民俗、人物等领域的大型学术丛书，自1991年启动，计划书目350种，已出版70多种；同时还出版一套普及版的《岭南文化知识书系》，计划书目300种，已出50多种。由国台办立项，厦门市政府主持，厦门大学和台湾学者联合编纂的《闽南文化研究丛书》(共14册)和《闽南文化百科全书》(共14卷)也已启动。三是未列入丛书的地域文化研究专著，包括综合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的著作，现已出版数百种。四是跨地区的山水文化研究著作，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长白山文化、海洋文化等，有张正明主编《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万绳南主编《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1999年)，《黄河文化丛书》(共10卷，沿黄省区数家出版社协作项目，2001年5月起陆续出版)，李学勤的《黄河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三
地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结果。
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三者统一发展，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来离不开文化的参与和支撑，三者协调发展，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要求文化建设有相应的发展。党中央早已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这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这些年来，人们往往产生对物欲横流冲击的厌倦而出现对精神家园的回归性寻求，其表现之一是对文化生活的呼唤。在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传统文化的各组成部分、各地域文化的内容及其特点，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文化是出自一个中心的一元化传承。现在认识到这与多民族、多地域国家的基本事实不符合，从而日渐重视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多域性，日渐重视地域文化研究的价值。地域文化研究的流行是传统文化走向深入的标志。
当前地域文化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人文长沙-名城长沙网6L%GRU-D B:s
第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日渐超越了书斋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指导，结合爱国爱乡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地域文化进行挖掘，研究和开发利用。各地党政部门、学术界、经济部门的重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物质条件。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结合，促进了文化经济、企业文化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增强综合实力的基础因素。
第二，从工作重点看，大都以打基础为主，重视典籍与遗存的搜集、整理、保护、展示。实物收藏，文字音像记录，保护和培养地方文化创造者和传承人，对有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进行地毯式普查，对濒危文化实施抢救等，都获得了明显成效。古籍的整理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以及地域文化的专题与综合研究等，都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
第三，从发展趋势看，正逐步由物质形态的文化向非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发展。这也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史前文化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化，最初都是以物质形态如遗物、遗存等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地域文化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物质文化层面上。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由表层文化向深层的意识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形态延伸，从纯物质形态考证向精神文化研究发展。这表现在：一是对区域文化特征全方位的探索，如对学术思想、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族宗教、民风民俗、人文地理等多视角、跨学科的深入探讨。二是对区域人物的特别的关注。人物往往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探讨区域人物尤其是文化人物之所以出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文化因素，对深入研究区域文化的内驱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是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艺术现象、发展流变及所反映的区域文化特征，使文学研究更为深化。
当前地域文化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对地域文化内涵的界定不一致。主要有三种倾向性的观点：一是泛化观。地域文化与地域史的界线不清，有的认为地域文化就是涵盖一个地域历史和现实所有方面的总和，既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包括对社会产生影响自然环境；既包括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又包括一切生活习俗等等。这几年就流行着城市文化、农村文化、校园文化、品牌文化、老字号文化、食文化、烟文化、酒文化、石文化、生肖文化、邻里文化等等。有的地方为了赶时髦、求功利，扩而大之，更细化到一座小山、一条小河、一条小街、一间小屋、一座小庙、小尊小神、一件小物品都冠以文化之名，纳入本地文化之列。二是学术派别观。认为地域文化主要指学术派别的产生和发展流变。三是人文精神观。认为地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内对社会进程发挥作用的人文精神及其载体。之所以产生以上观点区别，主要是因为对“文化”的概念中外学者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文化又有广义、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和全部成果，通常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狭义文化则专指观念文化，包括意识形态、文学艺术、道德风尚等。有的则认为，还应有中义的文化，即除了观念文化外，还包括制度文化和人们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活动方式，如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社会遗传方式等。正由于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在人们看地域文化时，也就产生了广义、狭义或中义的区别。当然，除了认识的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外，还有受现实需要的因素影响。这些年，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对地域文化进行了广义、狭义或中义范围的研究和宣传，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作为科学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言，把它仅局限在狭义的学术派别，或者泛化为广义的包罗万象，似乎都不恰当，是否界定为“一定地理范围内所长期形成的，反映该地域社会生产和精神财富的人文精神及其载体”较为适合。
二、研究工作缺乏长远规划、统筹安排、分工合作、协调组织。科研机构布局分散或不同程度的重叠，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科研人员各自为战，有的封闭孤立、缺乏恒定研究方向。学术队伍建设乏力，专业研究人员特别是真正的高级学术带头人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科研梯队。资金投入和社会支持较少。
三、选题和研究工作中存在非科学倾向。有的地方功利色彩、急功近利思想重，热衷于争历史名人、争文化源头，甚至相互贬低。非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时有表现。对地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不加分析，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尤其是对“精华”夸大其辞，对不足乃至糟粕不作如实反映和分析，千篇一律的辉煌灿烂，即使偶有涉及某些不足，也大多轻描淡写，不愿作深入探讨，感情色彩和乡土意识浓厚。有的只顾及本地域的内容而忽视把它放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不与其他地域的社会文化作客观分析比较，或是钻人牛角尖不能自拔。科研成果低水平、重复性的作品多，深入调查研究、扎扎实实掌握和分析第一手资料，有一定思想深度或形成体系的成果少，综合性研究成果少。等等。
地域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地域文化学”。但是，它内容丰富，理论性和实践性强，可以说它是文化大学科中极富生气的一个新兴学科。
以上地域文化研究的状况，对我们湖湘文化的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有许多有益的启示。除了提高对地域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其内涵等之外，还体现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个关系上。
一是地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地域文化，主要是研究中华文化在各地域的特殊性、个性，是“求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域文化的抽象概括和集中体现，它所显示的是中华主流文化。地域文化则是主流文化的生动具体表现，它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为主流文化。湖湘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主流文化的巨大影响，又曾影响了主流文化。而且各地域之间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交往密切，影响深远。因此，我们研究地域文化，既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离不开其他有关的地域文化。比如湖湘文化与荆楚文化、岭南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赣文化、吴文化、浙文化等等，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与西域文化、闽台文化等也有不少联系。所以，研究湖湘文化，既要研究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历史文化特征，也要放在全国大的框架内，研究与主流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做科学的比较分析。
二是学术研究与为现实服务的关系。文化既有其自身的独特地位，又与经济、政治密不可分。地域文化研究应该与我国和本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并为之服务。但这种服务却不能理解为单纯为某项经济效益的服务上。党的十六大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它更体现在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上。前几年常常看到“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说法，一方面反映了部分同志生怕有违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嫌，另一方面也是把文化当作经济活动的附庸和为地方敛财的工具，这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很难有多少深远意义。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内在逻辑推导出来的文化，而与经济、政治形成既独立又统一的整体。我们的地域文化研究，既要从整体上、全局上考虑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又要以科学态度开展研究工作。学术界应该专下心来，尽可能地排除外界干扰，避免陷入广告炒作的喧哗，真正取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科学成果。
三是分散研究与统筹规划的关系。地域文化研究目前一般都存在科研、高校等单位各自选题、分散研究、自行联系出版的状况，力量分散，难成气候，不利于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应该以社科规划部门牵头，制定近期、中期和长远规划，就选题立项、力量组织、经费使用、成果出版等作整体考虑，统筹安排，统一管理，整合资源、整体运作，有序推进，这样才能不失时机地系统梳理地域文化的传承脉络，深入挖掘它的丰厚底蕴，形成有规模、有气势、系统全面的整体成果。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7-6 23:14
叶 家 庙 遗 址
2008年2月国家正在兴建的兰（州）郑（州）长（沙）油管道通过孝感市朋兴乡叶庙村时，惊奇发现了五千年多前人类原始社会的墓群和城垣。这一重大发现把孝感历史向前推进2000多年，探寻到孝感的“城市之根”。
叶家庙遗址位于孝感市朋兴乡叶庙村和七份村，包含叶上湾、叶下湾、陈家塘塍、何家埠和杨家咀5个自然村。东南距孝感市区6公里，孝感至白沙公路从遗址东面通过，西南和西北角为澴水故道。海拔高度28—30米。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3°54′，纬度34°30′。国家输油管道兰郑长线自东向西从遗址中间穿过。整个叶家庙聚落的面积如果以杨家咀遗址和何家埠遗址的外部为界，则东西长870米，南北宽约650米，总面积超过56万平方米。可称为一处特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
2008年3月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三级文物工作者和专家对叶家庙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初步发掘大致搞清楚了遗址的范围、面积、文化层特征；并对遗址的聚落结构有了初步的认识。勘探结果表明叶家庙遗址是一处特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的中心聚落。
叶家庙城址形状呈较规整的长方形，北部城垣保存较好，城垣高出北部平原3—4米，城垣宽30米左右，东部城垣地表不见迹象，据当地村民介绍，孝感至白沙的公路以前就从城墙上通过，原地势很多，以后修路及平整土地时多次被挖平。勘探结果显示东段城垣呈南北向分布，城垣顶部高出地表4—5米，宽27—30米左右。南城垣靠近西南角有一个宽50米左右的缺口，现为堰塘，应为水门。西南角的城垣保存最好，目前仍保留有高出地表5—6米的台地。西段城墙南段地表不明显，但勘探显示堆积很明显。西城垣北段保存较好，地表仍能见到明显的南北向台地，台地高出平原2—8米。通过对西城垣进行解剖的情况看，城墙墙体清楚，可明显分为两期，第一期城墙为黄褐色夹大量灰土，土质较杂，包含有少量的红烧土粒和陶片颗粒，其下伏面为褐色粘土，褐色粘土下是网纹比较发育的第四纪纹黄土。第二期城墙位于第一期的两侧，为浅黄褐色粘土，偶见少量陶片，两期城墙之间夹一层较厚的灰色文化层堆积，为当时人们活动生产的废弃堆和。城门目前能明确确定的城门位于南城垣的西面，宽50米。北有连续分布的水塘，疑为水门。环城壕沟形态比较完整，现在东部及东南部地表仍可见到环形的水系，其余地段仍可见到环状的洼地，通过考古钻探亦发现洼地内存在较厚的淤泥堆积，证实了环壕的存在。壕沟一般离城墙有10—15米的距离。壕沟宽25—35米左右，东南段的壕沟宽度可能超过40米。壕沟继续向西北外延伸与澴水故道相连。整个环壕构成一个可与自然水系相连的自动水循环的防御系统，这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结构基本相同。城内布局推测城内的东南部为当时居住区，从考古探测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园形房基2座，方形房基1座，另外还有大量散乱无规律的烧土堆积，应也是废弃的房基。叶家庙城北应为屈家岭文化晚期，但南城垣外壕沟上部的堆积中发现大量的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遗物。因此，推测该城址形成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废弃，失去了城址的功能。
通过2008年3月至7月的勘探和部分发掘。在杨家咀与叶庙城址之间有一无名台地，文化层保存较好，但未发现红烧土建筑遗存，地表散见陶片较多，初步判断这里是整个城址的墓葬区。通过15个探方的发掘，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土坑墓28个，瓮棺葬49个。土坑墓多为仰身直肢葬，仅一座墓随葬一件陶盆其余均无随葬品。瓮棺葬可分为三种样式，一种为两个陶臼套接，第二种为一个陶臼与一个陶鼎套接，第三种为两个鼎或两个陶罐套接。瓮棺内一般都发现有婴幼儿骨骼，经鉴定均为0—2岁。在约150平方米的范围内，墓葬的分布密度之大极为罕见。很多瓮棺葬之间存在打破关系，证明这个墓地延续使用了很长时间。
叶家庙城址的发现是近年来长江中游史前聚落考古的一个重大收获。目前，在长江中游已发现十多处城北聚落，但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北部和西部，湖南澧阳平原等地。这次在鄂东北发现屈家岭文化城北，具有填补区域空白的意义，证实该时期大型聚落挖壕筑城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长江中游史前聚落结构，聚落形态演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进一步认识该区域社会组织形态，史前文明化时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8年6月10日，中共孝感市委书记黄关春、副市长黎虹等一行先后参观了叶家庙遗址的城垣，墓葬区等处，并听取了湖北省文物考古专家对发掘情况的介绍。十分重视，强调要按文物保护的相关要求切实保护起来。
2008年7月22日孝感市人民政府公布叶家庙遗址为孝感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伟根据考古部门的资料整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3-11-4 22:06
我喜欢这座城市
土豆@芽
一座城市，一抹岁月的悠长，孝感动天的传奇，一座城市的荣光。我出生在这座城市，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见这座城市的过去，却与这座城市一同成长，一同生活，一同梦想......
生于斯，长于斯，我每天都是如此亲密的和你在一起......门庭前的那株栀子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小院中的那棵梧桐树啊！在一轮又一轮阳光中，在一片又一片的月光里，扩张着一圈又一圈的年轮，见证了我与这座城市一同成长......
记忆中这座城市的路，坑坑洼洼，是石头与碳渣混合，尖尖的石子硌伤过我的脚。上学路不知走过了多少回，道路上颠簸着驴子车，嘶鸣长啸，赶车人扬起皮鞭，“驾”的一声，带着一阵微凉从身边疾驰而过......时光，把这座城市的路拉得好长好长，仿佛这座城市的成长，长征路、交通路、北京路......黑白相间是那么的美丽，一条条道路，一道道风景线。红绿灯下，宽广道路伸延向远方，奔驰的钢铁洪流，驶向城市的四面八方。
儿时的老城街道是那么的逼仄，粉墙黛瓦泛着岁月的颜色，低矮参差不齐的房子，传统的临街铺面，还有那和我一样高的柜台......朝云暮霭，霜晨月夕，这些景像都已消逝，高楼替代了历史的印记，重新划出一道城市的生命轨迹。人民广场多次改造将简陋体育场修饰得新颖别致，青春飞扬。紧临广场的后湖曾经飘散着荷香，工业的高速发展，人口的膨胀，使她失去了醉人的魅力，如今，在城市的改建浪潮中，美丽重生，宛如镶嵌在小城的一颗珍珠，让这座城市充满想像。
古老的小城在发奋中崛起，跨越了滚子河这道天然屏障，河水穿过城市流淌，流淌过的地方都改变了模样。槐荫公园两岸间绽放，树木向着天空努力生长，绿荫伴随河水轻吟浅唱，不见了曾经的那些苍凉。河水滋润着这座城市，一楼又一楼繁华，一期又一期园林景观，构成一幅又一幅美丽画卷。
这座城市今非昔比，每个角落都涂染着春天的底色。与小城同行，我走过童年的那些贫穷，走过成长的那些烦脑，走过工作中小小骄傲……这座城市走过建设中的那些坎坷，走过改革中的那些困扰，走过举办农运会质的飞跃......一轮又一轮太阳，一片又一片月光，化成点点滴滴的成长……我是这座城市的儿女，我喜欢这座城市，相信这座城市未来一片阳光，会更加美好......
本文图片部分来自槐荫论坛，感谢图片拍摄者。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3-11-4 22:24
“千年银杏 诗画安陆”全国摄影大展
征稿启事
碧山隐诗仙，钱冲生银杏。中国湖北安陆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仙山龙水，风光如画，是楚文化重要发祥地，也是历史上郧子国、安陆郡（安州）、德安府所在地。位于安陆市西北部的白兆山旅游风景区，在历史上曾吸引了不少骚人墨客涉足安陆，流连忘返。如李白、韩愈、杜牧、刘长卿、欧阳修、曾巩、秦观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享负盛名的文坛巨匠都曾来此揽胜题咏。特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娶安陆许氏为妻，隐居白兆山十年，或居位会友，或读书行吟于白兆寺、太白峰、桃花岩、绀珠泉、长庚书院等，在此写下了《山中问答》、《蜀道难》、《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百首不朽诗篇，在白兆山留下了十八处遗址遗迹。闻名全国的钱冲古银杏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安陆市王义贞镇，古银杏参天连片，是目前我国现有两大自然状态古银杏群落之一，是中原地区罕见天然古银杏群落，是我国设立的“大洪山银杏资源自然保护区”的重点地域之一。景区占地60平方公里，有千年以上古银杏48株，500年以上1486株，100年以上4368株，同时还拥有天女金桂、状元古柏、桂竹园、兰草路、桃花溪等天然园林群5处，拥有梅花洞、哪吒洞等两处天然溶洞。钱冲古银杏群落不但数量之多，年代之古老为全国罕见，且树形各异，有夫妻树、情侣树、子孙树、母子树。白兆山李白文化风景区和钱冲古银杏森林公园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给“千年银杏，诗画安陆”增添了无穷的魅力。白兆归来不写诗，钱冲归来不看树，安陆是所有摄影家和旅游家的乐园！为进一步宣传安陆，安陆市联合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千年银杏 诗画安陆”全国摄影大展。热忱欢迎全国各地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积极参加，踊跃投稿。
主办单位： 中国摄影家协会
湖北省摄影家协会
“千年银杏 诗画安陆”全国摄影大展组委会（安陆方面）
承办单位： 中国摄影报社
“千年银杏 诗画安陆”全国摄影大展组委会办公室（安陆方面）
协办单位：孝感市摄影家协会
官方网站：全摄影网（http://www.cppfoto.com/）合作媒体：腾讯网图片频道（http://pp.qq.com）中国摄影家协会网（http://www.cpanet.cn/）湖北省摄影家协会网(http://www.hbsyw.cn)
征集主题全面征集安陆市境内彰显文化内涵、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历史古迹、风景名胜、山水风光、田园美景、风情民俗等主题的摄影作品。
征集时间 2013年10月—12月20日（以收到作品时间为准）。
入展作品数量及稿酬
金质收藏作品1幅 稿酬人民币3万元
银质收藏作品3幅 稿酬人民币各1万元
铜质收藏作品5幅 稿酬人民币各5000元
优秀作品 100幅 稿酬人民币各300元
获等级收藏荣誉的投稿者不得重复。以上作品均颁发荣誉证书，并作为申请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条件之一。个人所得税由主办单位代扣代缴。入展作品稿酬由“千年银杏 诗画安陆”全国摄影大展组委会办公室（安陆方面）负责向入展作者给付。
征稿细则
1．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均可投稿，投稿数量不限，谢绝组照。
2．作品创作时间不限（鼓励近期创作的摄影作品），彩色、黑白均可，必须取材于安陆市境内，并能指明具体拍摄地点。
3. 作品入展后，主办单位将统一调取作品数据文件，用于展览和画册制作（Tif格式文件建议不低于50MB,jpg最高格式压缩文件建议不低于7MB）。作者请务必将数码拍摄的数字文件（胶片拍摄的请扫描底片）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主办单位提交，逾期不提供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展资格。
4.大展实行作品公示制度，入展作品将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反馈。
5.中国摄影报、全摄影网、腾讯网图片频道、中国摄影家协会网将刊登入展作品精选及入展作者的名单。
6.对于入展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内，以复制、发行、展览、放映、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使用入展作品，并可不支付报酬。
7.禁止本活动评委及其亲属投稿，一经发现随时取消一切资格。
8.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9.对于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入展资格。“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可能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具有欺诈性质等一切违反法律、道德、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情形。10.不符合本征稿启事规定的，不能参加评选；已评选的，将予取消；主办单位有权收回作品稿酬、荣誉证书等，并可在媒体上通报。11.本次活动不收参加费，不退稿，且不退存储介质。投稿作品在邮寄、发送过程中损毁、灭失或迟到、未到的，相关损失及后果由投稿者自行承担。12.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位。凡投稿者，即视为其已同意本征稿启事之所有规定。
作品评选
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评选。其中：4位评委进行初评，7位评委进行终评。
投稿须知
1.投稿方式
（1）网络投稿：作者须在全摄影网（http://www.cppfoto.com/）中国摄影报摄影比赛专区“湖北安陆全国摄影大展”中注册，并按要求填写真实个人信息。每个注册名限投99幅作品，如超过上限，请更换注册名登录并继续上传。主办单位保证不公开或泄露投稿个人非公开信息。投稿作品为jpg格式，图片统一处理为长边600-1000像素，文件大小控制在500KB以内。工作人员将对投稿作品进行初步审核，符合要求的作品将呈现于大展官方网站的作品列表中。（2）光盘投稿：作品以光盘（CD-R或DVD-R）形式提交，光盘包装盒上注明大展名称，每幅作品文件名处注明作品标题，同时提供作者资料及作品信息（word文档）。投稿作品为jpg格式，图片统一处理为长边600-1000像素，文件大小控制在500KB以内。无相关资料的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评资格。（3）网络、光盘不得重复投稿。
2.投稿地址（1）网络投稿网址：全摄影网“湖北安陆全国摄影大展”（http://www.cppfoto.com/）（2）光盘投稿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48号中国摄影报社活动部“湖北安陆全国摄影大展”办公室收（100007） 电话：010—65251661 联系人：夏雨欣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1-7 14:21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1-14 23:47
上一张
下一张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1-15 17:53
（明代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
| 欢迎光临 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