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0月5日（农历9月初9日），九九重阳佳节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管子后裔聚集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管仲纪念馆，举行 了2011年祭祖自由行活动。 中华管子文化促进会会长管国全，常务副会长管洪胜，副会长、秘书长管捷，副会长管文贵、管庆沟、管延博，副秘书长管嗣建、管建军等近200位宗亲参加了祭祖活动。 中华管子文化促进会顾问宣兆琦、张士友、李任飞、苏宏伟，常务副会长王砚平，副会长郑德敬，常务副秘书长段梅丛，副秘书长李华，法律顾问任文举等陪同祭祖活动。 管子后裔、参加活动的嘉宾敬献了花篮、祭品，表达对老祖宗的尊敬。管国全、管洪胜、管捷代表管氏宗亲向老祖宗敬奠祭酒，彰显了管氏宗亲同根同源、一脉相传的血脉亲情。 |
| 管子是春秋时代霸政传统的实际开创者。他的政治实践，不仅完全改变了齐国的内政及春秋初年各诸侯国的政治格局，而且影响此后齐国乃至各诸侯国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春秋时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他的管理思想，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因其高超的智慧，至今仍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一、霸政谋略中的管理思想 霸的本意是伯，意即诸侯之长。霸和伯的不同之处在于，伯是由周天子直接任命的，而霸则是在诸侯会盟推举的基础上，再由周天子从形式上以任命的方式加以确认。诸侯会盟推举的霸，是通过武力征服而获得这一资格的，所以孟子说“以力假仁曰霸”。春秋初年，周室衰微，诸侯不朝，列国纷争，政局动荡。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的领导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承担起了维护天下政治秩序的责任，从此，历史进入了霸政时代。管仲在使齐国称霸的过程中，不仅展现了卓越的政治外交才干，而且也展现了高超的经济管理智慧，二者相辅相成，功业卓著，影响深远。 1、作内政而寄军令。管仲对齐桓公说，争霸的关键当然是富国强兵，富国，是通过扩大财政收入来实现，强兵，是通过扩张军队规模来实现。但是，如果齐国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增加税收，扩编军队，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警觉，也会仿效，这样，齐国率先增加税收，扩编军队的优势就会被抵消，齐国就无法实现争霸的目标。因此，正确的策略应当是，以改革内政的形式，掩护发展军事之实，即把发展军事实力的策略，巧妙地同内政改革结合起来。这样做，一方面不会引起他国的注意，容易取得并保持先发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真正收到增加税收，扩编军队之实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这便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具体的做法是，首先，规定每户家庭都有服兵役的责任，有战事时，每家必须出一人为兵丁；其次，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巧妙对接，规定，平时，5家为一轨，战时，每家各出一人，5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50家)，战时，50人组成一小戎，由司里率领；四里为一连(200家)，战时，200人组成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2000家)，战时，2000人组成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10000家)，战时，10000人组成一军，由乡帅统领。全国共有3军，分别由国君、国氏、高氏统领(以上据《国语·齐语》)。 2、四民分业定居。以士、农、工、商为国之四民，是管子的首创，这一划分也一直为后世所信守，直至近代。管子主张“四民务使杂处”，而应当分业定居，即“处士...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管子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同一行业的人萃聚一处，容易交流经验和信息，养成专业气氛，这样，就有利于专业技能的提高；另一方面，萃聚一处也有利于专业技能的教育和传承，即“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这样，就能保证“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此外，萃聚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容易养成互助的本性，例如，对于士而言，“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国语·齐语》) 3、高举旗帜。首先是“尊王攘夷”的旗帜。尊王，就是以应有的礼仪尊奉周天子；攘夷，就是打击北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各国的侵扰。这两件事，是当时的政治大事，在政治上很有号召力；其次是伐无道，倡仁义，为各国维持政治秩序。中原各诸侯国也正是在这两个旗帜下推举齐国成为霸主的。 二、管子的管理人性论 管子对人性的认识是直观的、朴素的，有些只是经验和体悟，并不系统。但是他运用的非常成功，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政治天分和超人的领悟力。 1、人性的基本面和发展面。管子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管子已经充分意识到人性是由不同层次的需求构成的，只有首先满足那些基本的需求，人性的发展面才能逐步展现。因此，国家在经济管理政策方面，必须优先考虑如何满足人性的基本需求。正是在这个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管子的“相地而衰征”(即依据土地的优劣确定税额)、“勿夺民时”(国家在征发徭役时不要安排在农忙时节)、“山泽各致其时”(国家规定上山采伐和入水捕捞的时间)、“牺牲不略”(不许掠夺百姓的牲畜以利繁育)等等保护百姓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的政策便次第出台，这些政策对于引导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发展齐国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恶，因而去之。”(《国语·齐语》)遵从众人和社会的愿望，国家的行政管理就会顺畅，反之，就会遭到反对。基于这一认识，管子积极引导齐国百姓利用齐国的鱼盐之利发展贸易，极大地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齐国使者外出，管子均“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国语·齐语》)，注重大国排场。管子本人在生活方面也极尽奢华，毫不做作。这些，都是与俗同好恶的表现。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
 管子其人、其事、其言 ――管子生平、事功、思想简说 管子是安徽颍上人，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管子的功业昭如日月，管子思想博大精深。拙作打算从三个方面，介绍管子“其人”、“其事”、“其言”。 第一点：管子其人 管子（前723－前645），名夷吾，字仲，谥号敬仲、仲父。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中国宰相制度的奠基人。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在世73岁。从公元前685年桓公拜相起，到公元前645年病榻论相逝世，在齐国当宰相40年。 管子出生于颍河右岸一个河湾村落的农民家庭，即今安徽颍上管谷村，父亲叫管严，母亲是谷氏。管子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不太富裕，但受到读书和习武的民间教育。 据颍上历代县志记载，管氏远祖可追溯到周代开国元勋，周公的二哥姬（姓）管（氏）叔鲜。管叔鲜因为所谓“三监之乱”的历史事变，而遭受“除国灭族”之祸，颍上管氏似乎属于管叔鲜支脉的孑遗。据《浙江青溪管氏族谱》记载：管子是颍上管氏第12代孙。至今颍上的管家庄和鲍庄还恪守“管鲍两家不通婚”的习俗。众所周知，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也是不通婚的。颍上当地古民谚说：“鬼尾回头望，为官当宰相”。“鬼尾”又叫“鬼尾巴”，是指夏历“癸未”年即公元前698年，这年管、鲍于离开颍上，13年后，公元前685年，管子被拜为齐国宰相。 司马迁《史记》第一次明确记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管子回忆说：早年我很贫困，与鲍叔牙一道做买卖，利润我要多分，他不认为我贪心，知道我家贫穷。我替鲍叔牙出谋办事，把事情办砸了，他也不认为我是笨蛋，理解这年头办事有时顺利有时候就是不顺。我三次应聘又三次让“老板”给炒了“鱿鱼”，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能，而理解我是没遇上“识货”的单位和英明的领导。我曾经打仗三次当逃兵，鲍叔牙不认为我是胆小鬼，知道我家中有白发亲娘需要赡养。管子说，齐国的二公子纠与三公子小白，争王位，失利，投奔鲁国，被囚禁，公子纠被杀。我的好哥们好战友召忽殉主自尽，临死前召忽我们商议，他当齐国死臣，我当齐国活臣，我被关在大牢里忍辱苟活，不为公子纠而死，鲍叔牙不认为我厚颜无耻。就是所谓“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坏，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管子·大匡》）管子说，鲍叔牙知道我的志向是为齐国“社稷”、“宗庙”和“祭祀”而生死，不会为某一个人去殉葬，因此他劝阻公子小白放弃我射他的“一箭之仇”，为齐国江山社稷着想，力荐我为宰相。所以，没有鲍叔牙就没有我管仲的今天，“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由此可见，管仲即使贵为当朝“一品宰相”，也还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不摆官架子，活的也真实。不虚伪造作，勇于自我解剖。十分重视知心朋友，人生方向感很强。做人既讲究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管子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绝非偶然。 第二点：管子其事 管子相齐40年，一般认为，管子被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当上宰相就春风得意了。这只是后人的肤浅看法。世界上没有谁可以轻易成功，建功立业的人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管子事功第一件事其实是与齐桓公搞好君臣关系。管子与齐桓公的关系大体经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齐桓公问鼎之始，一心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荐贤，推举管子。齐桓公耿耿于怀管子与他的一箭之仇。鲍叔牙力陈大义，说出了自己五个比不上管子地方，举了管子的五大优点。甚至抬出当年“管、鲍、召三人之议奉傅”时，管子就看好齐桓公“无小惕智，有大虑”，劝说自己当齐桓公老师的这件事，最终说服齐桓公放弃前嫌，接纳了管子。第二阶段：接纳是接纳了，但并不放心。如梁启超所说“桓公即相管仲，自举其短，曰：好田好酒好色。管仲曰：恶者恶矣，然非急者也。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者亡众，不敏不及事”（梁启超《管子评传》）就是齐桓公拜管子为相以后，就自我揭短，说，我好玩，好打猎，好喝酒，还好找“小蜜”。管仲明白桓公用意，就说：这几条爱好确实不怎么样，但不是最重要的。当大领导的，最不能有的缺点是大事优柔寡断和暗昧无知，优柔寡断就没有群众威信，暗昧无知就干不成事业。这是考验管子的为人和度量。第三阶段：管子做宰相本身不是目的，匡扶周室才是目的。接着就提出了兴霸业的“基本国策”，齐桓公坚持治理好齐国就行了，霸业这么大的事就别干了。双方僵持很久，管仲不得不摊牌，说我当初不为公子纠死，就是为了齐国兴修霸业，现在你不干霸业，我干脆死了算了。说的齐桓公满脸流汗，才答应兴修霸业；第四阶段：称霸诸侯的国策定了，具体怎么实施呢？齐桓公与管仲的路子也不一致：齐桓公要立即兴兵动武，对外大动干戈；管子则认为不可，而要先对内顺民心、安民意，休养生息，制定法令，调教的“进退行止”自如了，然后才可“使民”，去称霸天下。齐桓公不理解，就把管仲“晾”在那里，自己兴师动众四处打仗。结果连遭败绩，其中最著名的战例如“长勺之战”，曹劌献策帮助弱小的鲁国“一鼓作气”战胜了强大的齐国军队。 一方面是管仲“数年”似乎无所作为，一方面是齐桓公的一意孤行，已经危及到齐国的兴亡，所以鲍叔牙老是跑来向管仲讨对策，问该怎么办？“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晦，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左，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管子大匡》）管仲对鲍叔牙说，齐侯最近有点小心眼儿，出的都是昏招，不久他就会省悟。鲍叔牙说，等他省悟国家不就灭亡了吗？管仲说，不会的。国内的政务我还干了一点。还没有乱套。诸侯国没有我们二人辅佐，它们不敢侵犯齐国。 其实，这一阶段管仲并没有赋闲，一边过问一点国内的事情，一边在务虚，《管子》书中很多经典的立国之论，譬如《经言》诸篇，甚至《轻重》诸篇可能是这阶段“文治”的产物。 第五阶段，齐桓公屡屡碰壁之后，回到了管子的“正确路线”上来，齐国的事业从此步入了快车道。这就有管子所谓“文治七年”。管子说得好：“骤令不行，民心乃外。”（《管子·版法》）太急切的政令行不通，人民就会有外心。“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管子·戒》），治国教民要用三年，选贤任能、培养干部要用四年，准备打仗要用五年。 管子用事实教育和说理教导相结合的办法渡过了与齐桓公君臣关系艰难的磨合期之后，君臣关系日渐融洽，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兴修霸业的进程有条不紊地推进。管子治国实践至少有四大独创性： 独创性之一：主张顺民心，也教化人民。君王大臣要出于公心，克服私欲，率先垂范遵守国家法令。管子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政治之所以兴旺，在于顺应了老百姓的心；政治之所以衰亡，在于和老百姓的心思拧着干。然而：“为国者反民性然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管子·奢靡》）这就是两手抓的辩证法：既要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也不能一味迁就人性弱点。管子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性好逸恶劳，就用劳动教育；人性贪生怕死，就死亡教育。劳动教育可以让国家富裕，死亡教育则国家就有权威。这有点类于我们今天法律的服刑劳改和不废除死刑。此外，治理国家，颁布法令，立规矩，明赏罚，事半功倍的方法是君王大臣首先率先垂范。因为 “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管子·七臣七主》）即社会私心太盛，必定根源于君主。“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管子·君臣下》）当“领导”的私心太重不按规矩办事，就要乱套。管子还说：“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管子·君臣上》）优秀的领导人，用法律制度管人，而没有私心；糟糕的领导人，因为有私心，自己带头破坏法律和制度。上级制定或解释法律的时候有了私心，下级就会假公济私。如果层层领导都带头执行法令，老百姓触犯法令的事情就会大为减少。 独创性之二：主张国君尊重经济规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克制个人欲望，不要把老百姓榨的太苦。他从“兴本”，抓农业生产开始，也重视“鱼”业和盐业生产。同时要求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各守其位，极大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合理农民税赋负担，“相地而衰征”。国家对人民索取不要太多。国家富足了，才适当增加财政税收，增加军费开支。要用权衡之术、轻重之法，指导国民生产，利用货币杠杆活跃调剂经济市场，平衡社会产品结构。否则人民和国君之间就会发生怨恨。因为管子深刻认识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兴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民力也是会疲惫，领导政绩观不正确，私欲就会膨胀，这样资源紧缺民力疲惫和领导的膨胀的私欲之间，就要发生严重矛盾和冲突，社会就不稳定。 独创性之三：建立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管子“作内政以寄军令”，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推行“三其国而五其鄙”，兴建立郡县和“户、伍、连、里、亭、乡”基层组织。“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组织训导，让国民团结和谐，具有团队和奉献精神。同时培养和训导国民具有组织纪律性，奉献和服从精神，关键时刻全力以赴，为国出力，为强国称霸而战斗。 独创性之四：称霸诸侯而多用非武力手段。对诸侯国，管子更喜欢使用政治攻势、外交斡旋、军事讨伐和经济贸易“四箭齐发”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最有创意的是使用经济杠杆，大打贸易战、商利战，攻城略地而不发一兵一卒。譬如，利用高价收购“鲁縞”，促使鲁国逐渐形成以纺织业为主、单一的产业结构，而粮食供给纯粹依赖与齐国的贸易，于是齐国突然利用停止收购鲁縞停供粮食，轻而易举迫使鲁国俯首称臣。又如，管子利用大量收购圈养野鹿的手段，诱使楚国国民放弃农业生产，致使田园荒芜，粮食依靠进口。然后，齐国突然宣布停止收购野鹿，停止对楚国的粮食出口，楚国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就范了。 管子就这样内政外政兼修，40年如一日，先后9次会盟诸侯国，实现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前提下的“一匡天下”的统一大业，创造了人类政治史的奇迹。 最早对管子的事功作出评价，最早是比管子小172岁的孔子（前551――前479）。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两处记载孔子所总结的管子事功，这就是管子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事功的伟大意义在于：在二千六七百年前，诸侯分封时代，齐国通过自己的文治武功，制止了民族分裂，实现周朝天子名义下的一统，开启了中华民族民族大融合和大统一的先河。 第三、管子其言 管子立言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中。《管子》书洋洋约17万言， 76篇，是诸子书中部头最大的一部，其篇幅约是孔子《论语》的12倍，差不多是老子《道德经》的34倍。《管子》立论，经典思想层出不穷。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历史观；“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百年之计莫若树人”的教育论；以法治国的法制论；礼义廉耻四维论；以人为本的民本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论；礼法并用以德治国的兼治论；政治经济学的轻重论……所有这些思想理论都是管子立言中的瑰宝。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因此“立德、立功、立言”，又称“三不朽”，成为国人身体力行的最高追求。其中以立言的影响力最大。 管子立言概括起来有五大贡献： 第一大贡献，管子立言具有承前启后的开创性和元典性。《管子》是诸子百家的源头，是周代乃至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涉及这方面的文献更少。我个人认为，管子的思想体系完备，理论坚实，思想深邃，视野开阔，按照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绝非凭空产生。除了管子个人实践和天赋，汲取前人思想资料也必不可少。管、鲍是文武全才。他们都读什么书呢？不确知。大概无外乎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典章制度、治国典籍和史书，也许还有一些失传的古籍，包括医、农、武术、巫术和兵书类的书籍。 管子立论，具有其他诸子百家所不具备的原创性，比如管子是人类最早提出“水”是万物之源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比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公元前580年前后）提出的“水是世界“始基”的观点还要早一个多世纪。中国哲学的基石性的主要范畴和概念“精气”、“金木水火土”、“五味”、“五声”、“五色”、“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可以从《管子》中找到原初依据。 第二大贡献，管子立言具有政治学百科全书式的实践性和系统性。管子猎涉学科非常之多，包容万象，囊罗寰宇，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上的重要的“蓄水库”。其法礼并用的核心理念，以仁义廉耻治国的四维治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成为儒家学说的源头，以法令赏罚治国、教民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深深影响了以子产、商鞅和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更为历代大政治家所身体力行，其中秦始皇继承、发挥和实践的最为成功，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秦王朝。中华特色的国家基层管理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政治。 第三大贡献，管子立言具有经邦济世的务实性和谋略性。管子思想在本质上是经邦济世 、改革、创新、务实，而且非常注重经验总结、哲学沉思和理论概括，很少片面性。它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既重农本又不轻商贸、鱼、盐；既讲求爱民，轻徭薄赋，又要强调财政税赋的重要性；既提倡节俭、用货币杠杆调解物价，又主张消费包括政府带头消费，以拉动内需，刺激社会生产和流通。如管子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但又指出“俭伤事，侈伤货”。管子的政治经济学说和政策，是相统一的，又密切联系实践，并且根据形势变化而变化。 第四大贡献，管子立言具有客观真理性和开放性。管子政治哲学一直为先秦、秦、汉、魏以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模仿和借鉴。梁启超认为管子的政治法治思想大大高于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水平。甚至当代，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批儒评法”，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们提倡的“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念，以及当前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中“以人为本”、“和谐”等概念，都无不可以从管子思想资源中寻找到源头或雏形，说明无论寻求什么样的模式安邦治国，管子思想都可以很容易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五大贡献，管子立言具有与西方文明媲美的经典性和超越时空的现代性。仅举管子立言中三个例子简略作以比较： （一）、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立言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的比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句管子名言。管子认为，人民只有物质生活改善、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好日子，才会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懂得文明礼貌，具有荣誉感和羞耻心。 这和马克思说的似乎不谋而合：人民“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一版，第32－34页）。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一版，第4页）。 恩格斯是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574页）。当然管子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是，早于2500多年前管子立言就有了唯物史观的萌芽，并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对这个人类历史规律作了最初的表达，这确实是我们感到很自豪的事情。 （二）管子轻重论与英国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比较。“轻重”是管子经济学抽象出来的核心概念和核心范畴，也可以理解为轻重规律。管子说，“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管子·揆度》）自从人类发明火以来，世界上就存在价值现象。又说“散则轻，聚则重”（《管子·国蓄》）就是国家的钱力分散，价值就减少，财力聚集起来，就更有价值，类于今天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管子还发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管子·乘马数》），即粮食涨价，其他商品就贬值，反过来，粮食贬值，其他商品就涨价。管子认识到“重则民死利，轻者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管子·揆度》）就是货币升值，那么老百姓拼命挣钱，货币贬值，老百姓就抛弃它不用。所以，国家币值调理到一定比率就不要再动。 管子政治经济学说特别是轻重理论的创立，平衡了中国人一向不善抽象、缺乏系统思维、不能构建宏大体系的历史。可惜学界对这一点认知非常有限。一则，历史上，由于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学人的“术业”和“道”对政治经济学完全“不靠谱”。二是，政治经济学是世界上成熟很晚的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很艰难深奥的学问。18世纪在英国才创立，而在德国这个世界思想之都，直到马克思《资本论》之前还是一片空白。前不久，香港媒体评论大陆经济学家不会超过5个人，实际上还是客气的说法。真正政治经济学家需要具备较高的哲学思辨和理论抽象能力，还要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有透彻的知晓，还要躬身实践不断调研，还要占有大量文献和相关档案资料，并对之进行苦心孤诣的研究分析，还要有仁爱之心和公正、良知，还要最终体现在构建一套符合国情实际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和范畴体系，还要以政治经济规律，指导和帮助人类按照政治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更加健康、和谐、公正、有效率并可持续性地向前发展。 众所周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这里借用列宁的话“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4版，第53页）。 中国与英格兰，相隔万里，管子与斯密和李嘉图相隔2500年。今天，我们只是指出一个事实，管子时代立言最早揭示并发现了人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价值现象，并以“轻重”命名，窥测并独立提出了古代中国原始“价值理论”体系“轻重论”，这毕竟比西方古典经济学大师早了整整2500年。这无论如何，也提示了后人，看似与现实无关的本民族古老文化和先贤背后，我们还有诸多课程需要补上，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反省，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 （三）管子“以人为本”和“和合故能谐”思想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探索的比较。管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以人为本”和“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的创始人。《管子·霸言》篇说，“夫霸王之始，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霸业开始的地方，就是要把人当作根本。根本治理好了，国家就巩固。根本乱了，国家就危险了。” 《管子·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这里是说用道理来教育人，人民之间就和顺。用道德来培养人，人民就团结。和顺加上团结就是“和谐”。把和谐的人们结集起来，再组织好训练，就没有什么（敌人）能够伤害（他们）。 管子这段话在《幼官篇》里还说过一次，只有个别字词有细微差别。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对“和谐”观念作出的精辟论述。其他诸子论和的观点，都晚于或源于管子。 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新的探索，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统筹、可持续、又好又快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利民、安民政策，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取消农业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城市困难人口和下岗职工生活困难，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全力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进而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从中不难解读出一些更加充满人文关怀和文化底蕴的信息：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过程中，更加注重汲取全人类思想文化财富，其中也当然包括利用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遗产资源来为制定强国富民方略服务，这无疑是大国崛起、民族政治更加理性、更有自信、更加睿智的选择。 综上所述，管子其人其事其言，做人：是具有人格魅力的好朋友；做事：是胸怀大志、建功立业的政治家；做学问：是洞悉本质推陈出新的思想家，真正实现了“三不朽”，可谓奇人奇事奇言。当然管子也不神，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和人性的弱点，事功举措也有可争议之处，为人做官难免有点媚俗媚上，思想也带有上智下愚的痕迹，如说“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管子·七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和学习时需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加以区分和分析的。 易中天最近在博客文章中写道先秦时代“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永恒的典范”，很对。但是，接下去就不对劲了。易先生本人，还有他引征的“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所谓的“经典”或者“伟大的精神导师”、“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都定位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应该包括却并没有包括管子。（新浪博客 易中天1001的BLOG，2007－7－31《我读先秦诸子》） 本文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和亚斯贝尔斯这个发表于58年前的观点一样已经早已过时了。 “民族伟大的精神导师，”“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怎么能缺管子呢？这说明对管子的研究、普及和弘扬工作，万里长征才刚刚迈开第一步，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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