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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5800万名留守儿童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巨大变化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2 12:26
标题: 5800万名留守儿童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巨大变化
5800万名留守儿童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巨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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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雪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从小不能生活在父母身边，被托付给爷爷奶奶、亲戚甚至邻里照料；他们想念父母，渴望家的温暖，但相聚的频次只能以年计算；除了汇款单和电话，他们不知如何感受父母的爱，对家的描述都来自想象和回忆。有调查说，他们普遍感觉孤独，有一些孩子营养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心理问题的检出率明显高于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 5800万留守儿童是5800万张图画，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巨变。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有城镇人口69079万人，首次超过农村。这意味着，一个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跑步进入了工业文明社会，几亿传统农民在30多年的时间里转变成为城市职工。这种巨变在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结构萌芽，这个过程给个体和集体都带来了欣喜与痛苦，烙刻在一代人的生命中。 巨变必然产生摩擦和震撼，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加剧了不平衡：在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巨大的基础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使中国城市得到了跃升式发展，但城市并不向他们分享福利和公共服务。 我们曾经无度、无序、粗放地对待自然资源，在工业发展中走上一条“以环境换发展”的错路，没多久就开始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如果这算是“第一种代价”，那么“第二种代价”的到来将如出一辙：我们如果继续无序、无度、粗放地对待现有的劳动力资源，“掠夺式”开发劳动力的潜能，甩开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相应责任，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沉重。 留守儿童的问题，是第二种代价发出的第一个预警信号。 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他们的现状不断提醒人们对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谋求当下与未来的共生——老龄化社会不期而至，农民工子女中的大多数人将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未来中国建设、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业的主力。如果他们的童年是孤独的、身体是孱弱的、素质是不平衡的，未来社会发展靠什么力量持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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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发出预警信号
湖北省妇联最近的调查报告统计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约占全省1460万未成年人的9.49%，其中七成以上是15岁以下的孩子。在调查中，大多数留守儿童表现得不自信，60.2%的孩子觉得自己很一般，56.8%留守儿童在与人交往时表现为“不爱交往”和“从不交往”。另一份来自安徽的调查则指出，被调查的留守儿童中80%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的是自闭型，表现为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与人交流，有的是逆反型，表现为暴躁冲动、情绪不稳定、自律能力差、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等。
关于留守儿童心理的这些结论和此前的许多调查基本一致。此外，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别的困难。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发生率高出非留守儿童13个百分点。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常常交由亲戚代为照看，而这部分亲戚可能因繁重的农活，或因年龄较大、文化和医疗知识匮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看护和教育孩子，导致农村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持续偏高。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留守儿童还面临着照顾不周、吃不好饭的窘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显示，农村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13.7%，维生素A缺乏率是城市儿童的4倍。这样的营养状况，让他们普遍体重偏轻，个头不高。
近年来，农村学校开始布局调整。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介绍，从2000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包括县镇）普通小学数从521468所缩减到263821所，县镇以下的村小和教学点是主要的撤并对象。教育部门想由此提高教育的投资效益和学校的教育质量，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但这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要为上学走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由于校车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各地寄宿制学校建设情况也存在差异，许多农村学生只能依靠搭乘农用车、摩托车和黑三轮上下学，事故频发。
世界银行在2000年时曾出书总结各项对儿童的国际研究。多种证据表明，出身贫困、生活环境不卫生、缺少精神激励或教育，并在幼年时期营养不良的儿童，其身心发育迟缓的可能性远大于较富有家庭的儿童；儿童时期的心理困扰与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在不健全家庭中成长且缺乏外界支持的儿童，有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男童长大后反社会行为比例较高。
上述研究的结论是，如果儿童起点不佳，日后有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就会上升，违法犯罪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一个高度混乱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遇到种种阻碍。只有团结、稳定且相对公平和平等的社会，才最能适应迅猛的经济发展。
这些研究成果自上世纪90年代被提出以来，已然成为定论。但中国在时代巨变的进程中，城市的账本很明确：人口红利给城市带来的实惠最大，不过要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就得掏钱承担种种福利。在收入的诱惑和掏钱的窘迫面前，城市选择了对农村人口资源功利式的开发，却几乎没有回馈。
这条道路将通向何处？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相应代价的轮廓：城市因为流动人口的加入，短时间内飞跃式发展，却把两亿多流动人口大军和他们的子女挡在门外，其中很多人因此远离家庭的温暖。这些孩子的人生不可逆转地向前，他们给社会带来什么代价还未可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2 12:27
国家和社会对此有许多努力和尝试。两亿多流动人口大军带着他们的孩子，经历了这些政策实验。
袁桂林介绍说，2004年起教育部门曾推行寄宿制学校，为此至少花费了100亿元，“当时建寄宿制学校，就着眼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想让它成为留守儿童的欢乐家园”。
但是，在他看来，一些寄宿学校很难成为孩子的乐园——食堂就是个大问题，由于学校编制有限，管理员、食堂工作人员和生活教师都跟不上，最后几乎变成了“盖大楼工程”。袁桂林去调研的时候看见，有的寄宿制学校放学以后也不知道怎么管，干脆“防范性管理”，把大门锁起来，不让孩子进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也不鼓励低龄学生进入寄宿制学校。他认为，亲情是孩子最好的情感支持系统，“是心灵一生的牛奶”。如果孩子在12岁之前，特别是6岁之前不能跟父母建立起一种亲密的情感，一生都会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特别应该指出，孩子在3岁之前是不能离开母亲的，我们的农村青年在离家打工的时候，这方面的教育是不够的，从经济和政策上也没有获得支持。”孙云晓说。
带着孩子进城去，何尝不是农民们的梦想。安徽的陈金枝在北京干保洁已有17年，她和从事家装的丈夫在北京市六环边上的一个村里租房，一双儿女留在老家由父母照管。他们说，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给孩子上学。但如果带着孩子来，能有地方上学吗？
国家也曾有过激励性的政策。2010年，教育部曾发文鼓励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政策规定，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接收“以流入地管理为主”，“以流入地公立学校接收为主”。
外来务工者若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5份证明文件。这一点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袁桂林说，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对什么是“为主”没作硬性规定，不少学校就设置一些“软障碍”。“学校招收流动人口子女作为生源可以得到财政划拨的教育经费，但学校的隐性收费如赞助费、春游收费、卖校服等种种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对家长来说，上学虽说是免费，可也负担不起。”
公办学校大门难开，有人租房办起了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民办学校没什么门槛，尽管条件差，却总算为进城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可去的地方。可是2011年，一些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先后接到了政府下发的停办通知。这个决策初衷是“改善流动人口受教育环境”。因为这些学校“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大多数办学条件简陋，校舍、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关闭的初衷不无道理。在公益组织主办的一次项目中，人们看见，“公立学校的孩子明显健康活泼，会玩玩具，乐于交流。民办学校的孩子大多站在那里，不会玩，也不怎么说话，表现木讷”。
如果是为了改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环境，民办学校理应与公办学校对接。但2011年那次关停之后，孩子们的分流和安置工作并没有跟上，一些公办学校以“教育资源难以承载”为由，不再接受流动儿童。很多孩子无学可上。
而且，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希望。一个在北京打工17年的安徽籍保洁员不愿让孩子来北京读书，一个特别的理由是：“安徽籍的孩子总要回省高考，北京的课程比安徽简单多了，在这儿学习，孩子回去能跟上吗？”
问题在这里又回到了原点。袁桂林说，“要解决高考的指挥棒问题，最终避不开户籍制度，而这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2 12:27
有人说留守儿童是“城市化的孤儿”。但是城市并没有忘记他们，总还是有人愿意尽力尝试。
有人用钱物和新颖的办法，表达对农民工子女们实实在在的关爱。一些项目和活动征集了新衣服、新文具、新书籍、新玩具和充满爱意的手工艺品，通过爱心拍卖筹钱捐赠，同时还征集“爱心妈妈”、“代理家长”，或者让农民工免费与孩子打“亲情电话”，表达社会的拳拳爱心。
2010年5月，团中央启动了“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并通过完善结对机制、招募项目专员、推行七彩课堂、建立七彩小屋“四位一体”的工作思路，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廖恳说，这些服务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比如去年试点推行的数百个“七彩小屋”，每个投入约两万元，主要为孩子们配备电脑、电视、书籍及其他文体用品，可以让农民工子女在此与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在青年志愿者的辅导下做功课、学弹电子琴，还可与心理辅导志愿者谈心、做游戏。
孙云晓曾在北京的几所农民工家长学校开讲座，好几次他去了才发现，上千名家长不知从哪儿赶来，瞪大眼睛，张着嘴，饥渴地学习如何和孩子培养亲情关系，如何让孩子心理和人格更为健康、阳光。
一个农民工妈妈带着儿子来找孙云晓，“他老想玩儿。”孙云晓摸摸男孩的脑袋，感到手上黏糊糊的，一问才知道，孩子很长时间没洗澡了，平时也没有课外书看。爸爸妈妈固执地认为，孩子要有出息就要多读课本和参考书。
“在孩子成长的生活和兴趣上，农民工家长特别需要补课。”孙云晓说。
在孙云晓看来，留守的孩子和农民工家长的交流非常重要，其实大部分农民工外出的所有动力就是为了孩子，但一打电话，张嘴就问两件事：学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这是一种对话缺失，留守儿童纵有万般的烦恼，一般都不太会表达，甚至说不出来”。彼此的话越来越少，渐渐地，有的孩子不愿接电话，电话越来越少，孩子真的成了断线的风筝。
“再忙碌的父母都可以成为好父母，再遥远的距离也能传递亲情。”孙云晓提出，现在很多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活动尽量提供亲情的替代品，但任何一种温暖都不能替代亲情。就算是相隔千里，只要父母们学会传达爱，孩子也能感受到。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2 12:28
留守儿童是中国时代巨变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历过。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进行的“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试验，给国家政策决断提供了借鉴，也为解决第二种代价提供了希望。
原来，在广西4所寄宿制小学，政府投资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是崭新的，但孩子们一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每顿都是大米饭加盐水黄豆，天天如此，年年如此。11岁年龄段的学生中，男生摄入能量仅为推荐量的四分之三，女生仅为三分之二，维生素A的摄入量仅为推荐量的4%～6%，维生素C的摄入量为零。孩子们常常感到饥饿，也不活泼。
国家有没有财力和执行力施行儿童营养项目？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尝试。2007年，在测试孩子的健康状况之后，基金会给一些学校的学生每人每天补助5元或3元，让他们吃上“有菜、有肉、有鸡蛋”的营养餐。孩子们对“一星期能吃三次猪血”的日子记忆犹新，“我们都很开心，身体也比以前好”。
15个月后，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组负责的测试结果表明：在一些学校，吃了营养餐的学生，能量摄入量达到国家推荐标准的98.5%。他们平均身高长了4.5厘米，比对照学校的学生多长高0.9厘米。另一些学校，孩子们比对照学校的学生普遍长高了0.5到1.3厘米。改善营养5个月的孩子，平均比别的孩子多增重0.39公斤。项目组的人看见，“所有的孩子都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精神面貌也变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2 12:28
留守儿童问题写入顶层设计
“在贫困地区，对学龄儿童的营养干预具有很高的边际收益，人均500～1000元的有限投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改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温家宝总理在基金会呈送的项目研究报告上批示：“要增加政府对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的补助力度，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这件事关系国家的未来，也是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调查研究，制定方案，也可在部分贫困省区先实行。”
此后，“改善农村学生营养”写入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把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作为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条重要举措。
2010年10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投入160多亿元，按照每位学生每天3元的标准在试点地区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对国家而言，在儿童出生后最初几年的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卢迈深刻地意识到，儿童早期发展是有时间窗口的，这一时期的投入将让个人和国家收获惊喜。只要政府和社会充分重视、制度设计合理，完全有可能通过创新的政策手段，为留守儿童问题找到出口。
除了创新的制度设计，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资金和勇气。
在卢迈看来，为了国家的未来，城市化的问题必须走上正轨，这是根本性解决方案。尽管两亿人融入城市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一旦意识到了潜在的沉痛代价，下定决心敞开城市大门，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比如全国每年可以解决2000万人城市化，连续进行十年，渐进式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经费上，哪怕财政不能完全负担，只要愿意拿出钱，以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方式，都可以探索。”
没有一个社会学家能够忽视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发现，目前，绝大部分留守儿童还不是问题儿童。对社会来讲，仍然处于解决这一问题的窗口期，我们的国家理应抓住这次机会。（本报记者
白雪）
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稼贤村小学，一名小学生课堂上认真听课。这间教室里的大多数孩子，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改由祖父母“隔代带养”。教室里甚至有个女孩带着未入学的妹妹来上学。稼贤小学的96名学生中约有80%属于此类儿童。据官方统计，凤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留守学生超过了一半。一位当地教师说：“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本报记者 张国摄）
20多年前，本报记者解海龙拍摄的那张《我要上学》的照片，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照片中小女孩那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成了反映那个时代“失学儿童”的沉重符号，后来成为“希望工程”的象征。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大眼睛已经成为都市女白领，失学也几乎成为历史。可当我们走过乡村的教室，依然会看到无数双这样的“大眼睛”。时过境迁，人们能读懂他们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忧伤——对亲情的渴望，对孤独的恐惧，因为缺乏父母的关怀而产生的对“被留守”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忧伤的大眼睛中，充满困惑与茫然。
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新闻中，有太多让人无法承受的伤痛：2011年全国发生数十起重大校车事故，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县乡，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安徽太湖一名12岁的少年在祠堂边自缢身亡，留下遗书称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自缢前曾深情地吻别陪伴自己的爷爷。这些碎片化的悲剧，只是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的一个侧面。
中国的问题，最牵动人心的总在这个国家最柔弱、最贫瘠的地方——农村；而农村中最柔弱、最牵挂人心的地方，当下无疑集中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因为孩子是我们最脆弱的神经，因为农村的所有问题，最终都会折射到孩子身上：因为贫困而失学；因为不平等，他们身上被打上了一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标签：留守儿童。
人们可以容忍贫穷，但无法容忍失去脱贫的希望，让贫穷在代际间传递——乡村那些可敬的父辈，本想通过自己在城市的打工奋斗，尽可能给自己的后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让他们可以不必重复自己这代人的命运。可当他们在城市劳累一年回家后却心碎地发现：他们打工所获得的，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离开给留守在家的孩子带来的伤害。他们的痛心在于：他们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而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为他们的外出而成为问题。
这不是一两个农村家庭的问题，而是中国农村在这个改革时代的体制性缩影。留守儿童的问题，远比舆论看到和想象的更加严重，因为留守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是看不到的。可仅仅看得见的那种伤害，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去年中秋节，有媒体曾寻访过广西一个叫温江的小村，这个人数不到3000人的村子，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而在出去打工的青壮年里却有100多人因抢劫而被抓。你能听到村里人这样介绍：这是阿显家，这是阿山家，他们都在服刑，一个死缓，另一个被判15年。
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因留守而缺少关爱、缺少教育。可怕的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被留守的他们带着问题出去了，留下了“没有二十岁”的乡村，他们留下的孩子又重复着他们的故事。循环的不仅是贫穷，更有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些孩子沉沦的命运。
客观地说，留守，还是比较中性的说法。很多时候，“被留守”实际就是“被甩脱”。不是父母甩下了他们，而是这个时代轰隆隆的列车正在无情地甩下农村，农村为了追赶上发展的步伐，又无奈地在甩下了他们的孩子。农村孩子“被留守”的个人命运，其实正是农村被甩脱的时代命运。
这种疏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架构和发展思维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架构中，城市是中心，农村是城市的边缘和附庸，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城市的建设，他们是城市建设的工具，他们是到城市寻找赚钱机会——在这种“城市中心论”下，城市人自然只会自私地想到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的问题，而没有将乡村当作一个平等的主体，更忽略了背井离乡给乡村造成的真空。所以，“留守儿童”是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出现问题后，被人们突然发现的。
其实从农民进城打工那一天起，留守儿童就已经成为问题。可包括农民工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沉浸于“打工赚钱”、“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的功利想象中，都停留于“进城打工每年可往家里寄多少钱”的经济算术中，将目光聚焦于城市，集体忽略了乡村自身的问题。今天蓦然回首，人们突然发现一个空心化的农村，一个沉重的留守现象。
这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必然造成的结果。农民背井离乡是农村严重落后、农业严重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是唯一出路——民工潮现象实际上是我们的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的反映。农民只能抛弃农村而向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农村被甩脱，留守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后果。正因为必然，更让人感觉无比沉重。
家庭，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完满的生活需要完整的家庭。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二元结构下看得见的城乡不平等，掠夺着乡村的资源，将乡村的一切城市可利用的资源都无情地卷入城市：青壮劳力到城市打工，年轻人读大学跳出农门，农村成为城市的劳动力基地——自然就有了农村的空心化。一个严重的结果就是，农村本来完整的家庭，被城市的这种资源吮吸得支离破碎，夫妻分离，父子分离，亲情疏离。留守儿童问题，就是这种农村碎片化的残酷表现。
农民工集体外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感觉到，一些农民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民工荒，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为什么连高工资、高福利都吸引不了农民工呢？记者走访河南、安徽发现，留守儿童问题是许多农民工不愿再外出的主因。孩子长期亲情缺失，已引起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
提到发达地区的民工荒，专家分析原因，总会把“工资过低”、“工作环境太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甚至作为民工荒惟一的原因。于是，开出的药方无非是“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吸引农民工”等等。
这样的分析虽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逻辑却是以城市为中心。这种分析隐含着两个逻辑：第一，农民天生就是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作为城市边缘的农村，会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输送劳动力；第二，农民工是纯粹的经济人，他们只受高工资的驱使。
农民工对留守儿童的严重关切，给那些习惯“以城市为中心”来看待民工荒问题的人提了个醒：不要总是站在城市人的立场来看待农民工，不要总以城市为中心，把农民工视作一个“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外来者，而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那样才能切身体验到他们的爱与痛。不要那么急于去“解决”民工荒，他们需要喘息，需要思考留守儿童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远比民工荒重要得多，很多东西是城市无法给予他们的。
停留于“城市中心”的发展思维中，留守儿童的问题必然是无解的——因为无法回避这种两难：进城打工，必然会留下孩子；而为了孩子，就无法进城打工。留守，于是就成为城市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改革必有的阵痛。只有超越“城市中心”，将农村置于与城市平等的发展位置，平等地尊重农民的权利，留守儿童问题才能得到制度性的缓解。
无论何种问题，似乎一提到体制，就意味着“遥遥无期”，甚至“无法解决”。可留守儿童的问题，真的无法绕过“城市中心主义”的体制问题。当然，体制不是一个卸责的筐，我们不能再把问题推给一个抽象的体制之后就转过身去了，体制坚冰需要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渐进融化，对留守儿童具体的关怀更要同步进行。输入地政府需要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上日程，输出地政府需要穷尽自身的努力给留守的孩子更多的关怀。当然，如果农民工的收入有充分保障，也无须父母同时外出打工，留守的问题也将大为缓解。
留守儿童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城市化虽然发展迅猛，可多数人仍生活在农村，多数孩子的身上仍贴着农村的标签，很难寄望“草样年华”中留守的一代，是有梦的一代。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而没有了梦想的5800万“被留守”的孩子，如何撑起一个强大的中国？专家言论并非耸人听闻：如果无视留守儿童，我们将迎来情感残缺、社会和家庭责任冷漠甚至充满反社会倾向的一代。
与此同时，留守儿童的问题，也考验着一个社会的良心。因为，他们虽然人数巨大，但他们力量微弱，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寄望于别人的改变。很多人虽然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却缺乏切身体验，留守的生活离他们很远。越是这样，越考验着社会的良心，一个健康的社会无法甩下那贫瘠凋敝的一大半而独自高歌猛进。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2年2月14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4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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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6 10:59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揭现实：很多孩子孤僻2012年03月03日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郭珊
养鸡、卖鸡是留在家里的孩子们为自己找零花钱的一种方式。
老人和孩子是这个寨子生活和劳作的主力。
网上流传的一张留守儿童的图片《弟弟睡觉了》。
关注留守儿童
核心提示：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根据全国妇联调查数据，全国留守儿童人数约为5800万。留守儿童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的物质匮乏、亲情缺失、失学严重、安全隐患、心理压抑等等现象，日渐成为转型时期的中国不可回避的严肃课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近日，《中国留守儿童日记》由北京时代华语联合江苏文艺出版社共同推出。与此前同一题材的新闻报道和出版物不同的是，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由留守儿童自己撰写的反映其真实生活的作品，共收录了220篇日记、21幅表达内心渴望的画、12封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作者是贵州省安龙县26个平均年龄为9岁的留守孩子。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6 11:00
他们不是中国留守儿童之痛的旁观者、俯瞰者、恻隐者，他们是当事人、亲历者，因此，无论对于社会上关爱留守儿童的大众或者是教育机构，甚或是政府机关，这本书都提供了一个直面、了解这个特殊群体的窗口。该书出版后，迅速引起巨大反响，得到了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等名人的支持。
该书编者是这些小作者的小学语文老师杨元松。他说，之所以决定将这些日记结集出版，初衷是：“或许我们无法立竿见影地改变留守儿童的处境，但是一定要为他们探讨寻找美好明天的渠道和意志，让坚强的人认识更坚强的人，让处境相近的人互相激励，把苦难当作人生的财富！同时告诉全社会这些孩子真正的喜怒哀乐；告诉所有的寻求心理独立的人们，没有什么比孩子们稚嫩的文字更加励志。”
同时，出版方希望，人们既不要俯视孩子们的窘迫，也不仰视他们幼小身躯下强大的心灵力量，“只是平视这样一个人群的真实生活，如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的浮躁、虚荣和不快乐，唤醒缺失但最需要的内心富有。”
希望孩子们的精神能够感动同龄人，使曾经娇生惯养的孩子能够更加独立、坚强，少些依赖。
希望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能够升温，关注的方式并不需要怜悯，更多的是互相牵手，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鼓励这批孩子们。
由于存在家庭教育缺陷、健康和安全难以得到保证，有的留守儿童从小就染上了诸多不良的社会习气，有的则因心理长期压抑而导致了行为的偏差或性格的扭曲，部分甚至成为让人难以置信的一系列恶性事件的主谋者或被害人。这也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留守儿童问题的另一个原因。
一个女孩请假引发的连锁震撼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的出版缘起，源于2年前我国西南地区遭遇的百年一遇的罕见旱灾。
2010年春天，杨元松，贵州省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只是感觉“生活用水比往年困难一点”。和老乡们一样，他用自己的蛮干劲儿解决用水问题，丝毫没觉察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旱大战即将来临。
很快，杨元松发现，六年级的女孩杨海有点不对劲，每星期她总要请一、两天假，而假条上只笼统地说“家中有事”。两个星期后，他隐约觉得这孩子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单独找她谈话，这才发现，原来她的父母常年不在家，为了满足自己和两个弟弟的生活用水，她得背着大水壶到很远的地方背水，双休日带回家的水只够用两天，只得在平时请假。
孩子反映的情况让杨元松深为震惊，为了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和用水情况进行全面摸底，也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写作能力，他让孩子们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日记写下来，结果，“这一摸就摸出了一大堆让人震撼的问题来。”
孩子们尤其是女孩，每天学习之余要做繁重的家务，早上天不亮和放学后要做两顿饭，要照顾弟妹，每天都要种玉米、种菜，到山中背柴、背水……
抱着半信半疑的念头，杨元松开始和同事连续对班上的留守儿童进行家访，事实证明，现实比他们日记中记述的严重得多！随着日记的一篇篇累积，杨元松和同事们一次又一次为孩子们的坚强、自立、懂事感动，也开始萌生一个念头：能不能让大都市的孩子们看一看山区孩子们是怎么学习、生活的？他决定将日记整理出版。
从2010年夏天开始，杨元松开始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的方式向各大出版社投稿，还自费去了两次贵阳、昆明和北京。原本以为这些日记，对出版社或出版商而言是“猛料”，可事实并非如此。稿件在各大出版单位之间辗转，有时候底稿投过去便石沉大海、再无回音，有的出版社表示可以出版，不过需要自费，得知杨元松没有经费后，事情不了了之。
杨元松没有轻易放弃，他一边继续收录着孩子们的日记，一边继续寻找着愿意出版的单位，他坚信自己搜集的日记是有价值的。
一年后，他的坚持盼来了结果。
一本放弃利润、放弃考核的重点书
“为一本书放弃利润、放弃考核，这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时代华语图书策划总监崔佳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批留守儿童日记时内心激起的情感波澜。
“因为离家很远，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同学不能回家吃午饭，我一直挨到下午放学，饿得好像肠子都不在了。”“我们想吃点东西都很困难。就拿包子来说吧……只在一些情况下，母亲偶尔会带我们到场坝上去，才有机会吃到……看见卖包子的人来了，就只有看的份。想啊！想啊！想啊！想得口水直流三千尺，想吃个包子竟难于上九天！”“不能再吃了，再吃明天就不够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3-6 11:00
“留守儿童的话题就是这样一种现实的矛盾，我们既不能阻止它的出现，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它就像一个坚硬而柔韧的刺，扎进这个日益富足的国度，扎在一个个繁华的城市边缘，甚至乡村和山陵，一丝丝地让人生疼，终有一天会让城市中的你我产生巨大的痛感。”
抱着“必须要为留守儿童做点什么”的念头，崔佳忐忑不安地把这本书带到选题会上，由公司领导、编辑、营销、发行等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内部投票。最终，公司高层的一句话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要做，而且要大做，放弃市场化评估，放弃码洋指标，放弃利润，放弃考核。”
为《中国留守儿童日记》担任审校的工作人员说，孩子们的文笔并不好，由于忙碌和困顿，日记中的一些文字有些稚嫩，还有些错别字。“但就是在这些不很工整和稚嫩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贫乏的生活和困惑的心灵。审校稿件是件异常枯燥的事，而我们却常常在审校时落泪。”该书出版过程中，编辑组甚至萌生了一个梦想：“以此书出版为契机，促成留守儿童关爱基金的成立。”
参与该书编辑出版的人士表示，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很多媒体没有关注到的角落，比如前所未有地展示孩子们独自生活的全景，比如展示孩子们心声的照片、图画、信和文字。无论对于社会上关爱留守儿童的大众或者是教育机构，甚或是政府机关，这本书将为反映中国留守儿童真正面貌提供第一手资料。
一个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案例
如编辑组预想的一样，《中国留守儿童日记》自出版后，在读者当中反响热烈，读过这本书的人无不被孩子们的坚强、勇敢所打动。书评人白波表示：“当你读了《中国留守儿童日记》之后，你就会感到一块重重的石头压在你心头，压得你透不过气、压得你想哭、压得你一个字也读不下去却有满腔的话要说。”
与白波不同的是，豆瓣网友“成因因”则将这群孩子比作“一群精灵”，她并没有用“付之于怜悯同情的情感”来阅读此书，更多的是怀抱尊重，“阅读日记本身就是一件挚友之间才会做的事情，也是一件美好温暖的事情。那不过是一群孩子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种生活状态，他们才产生出了某种情感，并且写下这些文字。我们阅读了他们的生活，分享了他们的心事，并为他们的梦想祈祷，为我们的这些远方的小朋友祈祷，为这些小朋友所深爱的父母祈祷。”
根据相关报道，留守儿童，因为远离父母，不仅基本的生活没有保障，在整个成长阶段也会因为家人的疏忽引导而无法健康成长，有的孩子会经常逃学辍学，更有甚者表现出内心孤僻、情感冷漠的个性特征。据统计，留守儿童违法违纪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白波认为：“首先这样的《日记》应该多让孩子们写、多发表，让全社会更多人真切的感受到；其次是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使他们不再为了挣钱而背井离乡，留住农民自然就减少了留守儿童；再有就是提高农民工工资，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享受生活，这也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而杨元松则认为：“最迫切需解决的是学习问题。因为学习教育联系到孩子们心灵世界的塑造。”
面对日记最终得以出版的结果，杨元松松了一口气，感觉一个心愿“大功告成”了。接下来，他打算继续收集孩子们的日记，再出一本书，让社会关注的热情不冷却。另外，他也打算联合学校的其他老师对孩子们的家长进行走访，希望能够在思想上动员他们更多关注自己的孩子，尝试说服他们能够寻找新的渠道回到当地工作，回到孩子们身边。
他最期待的是孩子们的精神能够感动同龄人，使曾经娇生惯养的孩子能够更加独立、坚强，少些依赖。同时他希望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能够不断升温，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鼓励这批孩子们而不仅仅是怜悯或者物质上资助他们。“希望全社会可以改变帮助的方式，让孩子们更多的走出大山，走出农村，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们寻找到人生新的目标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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