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的确发展得太快，快得令我们来不及命名。单单“伟大的时代”似乎难以概括这个时代的特点了。从不同的角度为一个时代命名，或许才可以稍稍接近时代的本质。从人性的解放、欲望的膨胀放纵上，可称这个时代为“欲望时代”；从我们手边日用品的大规模塑料化，可称它为“塑料时代”； 从通信联络手段，可称之为“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当然，最为流行的还是从经济发展上，叫它“商品时代”……看看周围，又一片居民小区建起来了，还没有住进人家，就建起了配套的娱乐城，于是，“娱乐时代”也应运而生了。娱乐时代好像确乎到来了。打开电视，一家家都在娱乐，变着法儿娱乐，艺术已经变幻为游戏，为大众提供着各种娱乐手段。在这样的一个娱乐时代，作家该充当什么角色呢？娱乐时代的写作也要为大众增添一份笑料吗？文学也要沦落为游戏吗？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令后代眼热的娱乐时代。古齐国的都城临淄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曼哈顿，一个古代的繁华都市。《国策·齐策》里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蹴踘就是踢足球。可惜老齐国娱乐的结果很不妙，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很快走向了衰败；娱乐的发起者、总班头齐桓公乐极生悲，死得很惨。
进入了新的娱乐时代，各种艺术形式变换着手法，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人的娱乐需求。文学的现状能够令人满意吗？近来我写了一部《俄罗斯文学笔记》，我是带着一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失望，而转回去重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写下这些笔记的。我重读的第一批作品是被评论界、理论界经常批评的托尔斯泰的宗教理论著作《天国在你们心里》、《论俄国革命》等。读完了收入《托尔斯泰文集》的全部宗教、政论著作，我发现以往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应该重新思量了。托尔斯泰是在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后，觉得他再不出来直接呼喊，已经不能把他的理想、他的思想有效地传达给世界了，他才改变了写作形式，大声疾呼了。他的改变，引起了当时俄罗斯好多作家的失望乃至反对，屠格涅夫的反对最激烈，不断地从法国给托尔斯泰写信，呼吁他赶快回到文学上来。屠格涅夫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理想，他不明白，一个社会责任感极其强烈的作家，他绝不止是要用作品为自己立名立世，他要用全部的生命写作来参与社会变革，完善人性，实现他的生命理想，“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其实，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复活》中的大篇大篇的思辨，也应作如是观；那也是经常被批评的。可是现在重读，恰恰是那些章节发人深思。
对照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最优秀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缺失了什么呢？缺失了对于真理始终不逾的热爱与追求。可以暂时不再对比19世纪的经典，另取一个参照系。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出来，都会沸沸扬扬有各种说法。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把诺奖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当会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我们千万不可妄自菲薄，说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如何差。像索尔·贝娄、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绝世才华、超凡才华，中国当代作家没有；而获得诺奖的一般作家，他们的才华和作品高度，中国当代作家与之相比，有一些并不逊色。每一年诺奖评出来以后，中国作家、中国评论界也要热议一阵。有一些获此殊荣的作家，确乎是“差强人意”了。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下作品，就会发现，即便获得诺奖的那些不是有绝世才华的作家，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立场非常坚定；这个立场包括政治立场、文学立场、审美立场。他们自始至终，都坚定地守住了自己的立场，绝不动摇。
一个好的作家，政治上万万不可糊涂。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曾经过度地强调了作家的政治立场，把文学当作工具，只是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当然是一个偏差；但是，进入新的时代，作家的政治立场、文学的政治立场，又被好多人忽视了，这是另一次损失。
在这个大轰大鸣的“娱乐时代”，来呼唤真理，似乎不合时宜了。可是作家不能不为时代负责。美国作家爱默生在一次演讲中引用过兰多的一句话：“我发现说好话的作家使人变得非常坏，说的好话越多，使人变得越坏。”不要把作家说好话简单地理解为就唱颂歌唱赞歌。作家唱颂歌唱赞歌阿时谀世，固然是“说好话”，而对一些人、一种风潮一味趋奉、迎合，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不管你的需要是否正当，也是“说好话”。这样迎合的好话说多了，怎么会不让人变得越来越坏呢？我经常在想，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为这个娱乐时代增添一份笑料，让人们笑几声，有时候让人哭几声，倒比笑几声要好。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动物永远不笑，动物比人类更清楚末日的悲哀。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在提醒人类，不要盲目乐观，不要盲目发笑，不要盲目娱乐，在大肆娱乐的时候警醒一下才好。在这个娱乐时代里，强调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作家都站出来，赤膊上阵，去做斗士；而是要求作家至少应该做一个值夜的更夫，当一些人在秉烛夜游彻夜狂欢灯火通明、一些人要昏昏睡下的时候，出来敲几下梆子，叫一声：“小心火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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