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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中华文化“奠基”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14 11:21
标题: 为中华文化“奠基”

为中华文化“奠基”

作者：裘锡圭
文章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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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中华字库工程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看来，严守学术良知、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知识分子风骨，正是所有真正的文化奠基者共同的精神力量。更为不易的是，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师生，依然甘守清贫、潜心学问。

中华字库，这个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工程，经过长达5年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全面启动。

　　没有想象中的风雷震动，只有一大批学者默默地埋首工作，为这项工程耕耘，为中华文化奠基。

　　在中华字库工程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看来，严守学术良知、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知识分子风骨，正是所有真正的文化奠基者共同的精神力量。

　　日前，《解放周末》专访了裘锡圭先生。

　　■给中华文字算个“总账”

　　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先生接受了《解放周末》的采访。这位77岁的老人，面容清癯，端坐在一排排顶天立地的古籍之间，温言道来。

　　谈及正在进行中的中华字库工程，裘先生简洁地用一句话概括――给中华文字算个“总账”：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简化字，凡是三千余年来中华民族使用过的汉字，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字，中华字库都将一一收入，辨析源流衍变，进行计算机编码，形成一个信息化字库。

　　文海浩瀚。《康熙字典》收入4万7千多字，为古代第一；现有大规模中文字库收入7万多字形，为古今之最。

　　而经粗略预估，中华字库将收入历代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约50万个字形，真可谓规模空前。

　　在信息化时代，只有对中华文字全面进行数字化，才能更好地保存、使用我国的传统文献。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出去”――广泛传播，中华字库深具奠基性意义。

　　中华字库工程体量巨大，既包括文字、文献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包括汉字信息处理工作。因而，它被拆分成28个子项目，由复旦、吉大、武大、清华、中科院、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及北大方正、汉王科技等技术研发企业，集中各类专业人才通力协作。

　　按照裘先生的话，让他当这项工程的首席专家，是因为找不到一位既懂古汉字又懂少数民族文字，还精通文字信息处理、计算机技术的天才。可见，这项工程只有依靠工程总体组和全体参加人员齐心协力，发奋工作，才有可能完成。

　　而另一方面，裘先生对古文字研究的热爱和赤忱堪称学界表率。他以孜孜不倦、脚踏实地的工作，在无数个寻常日子中谱写出最平凡的传奇。而这，正是这项文化奠基性工程所需要的精神。

　　■“文科中的陈景润”

　　裘先生与古文字结缘，从复旦始，至今已一甲子。

　　这六十年，他皓首穷经终不悔，一以贯之的唯有“热爱”二字。

　　1952年，裘锡圭考入复旦历史系，甫入校园，便被胡厚宣先生教授的上古史深深吸引。自此，他一头扎入上古历史的海洋中。

　　天书般的专业书籍，裘锡圭捧读起来如痴如醉。本科四年，他每天晚睡早起，从不午睡，周末都在图书馆度过。以每天正常学习八小时计，他四年用了五年时间看书。因条件所限，许多专业书买不到或买不起，他就手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墟书契续编》等书，他都整本整本地抄下来，不觉辛苦，自得其乐。

　　本科毕业，裘锡圭成了胡厚宣先生的研究生。不久，胡先生调往北京，裘锡圭也随之到了当时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继续攻读。他勤作读书卡片，到1960年入北大执教时，已经有了不少积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但醉心学术的裘锡圭，任他东西南北风，专注研究不放松。白天政治学习、劳动、烧锅炉，深夜则偷偷看书、治学。 1961年，他下放昌平，每月回城，时间照旧用来看书学习。文革之前，尽管不能发表，他已经撰写了一些古文字、古钱币研究的论文。

　　“文革”开始，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裘先生仍然趁周末室友回家时偷偷看书。为抓紧时间，他挑灯夜读，疲倦至极也只稍微歇息，直看到鱼肚发白，周一早上室友回来。

　　因为对学术的单纯喜爱，只需要一个容身之所、一个安静空间以及必要的资料，裘锡圭的思维就能进入学术疆场驰骋飞扬。因而，“文革”十年，他仍有大量学术积累。然而，他也从此落下了慢性青光眼的眼疾，为之付出了昂贵代价。

　　1972年，裘锡圭调回北大中文系，参与编写古汉语教材。王力先生看了他的文稿，赞扬：“这个裘锡圭不简单啊，学问很扎实”，并在稿子上批道：“深为钦佩”。 1974年，裘锡圭被借调去整理新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简，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在这一时期，与裘锡圭深厚的学术素养同时显露出来的，还有他身上的那股子“痴”气，至今仍有不少逸闻趣事广为流传：

　　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当时裘先生仍在读书，坚持不肯避难：“我把窗户打开，地震了我就跳出去”；谈恋爱时，约定时间女方未到，裘先生就回去看书了；洗手时，见公用水龙头有人，他也扭头就走，回去看书。后来，一见此景，同宿舍楼层的邻居往往马上把水龙头让给他：“老裘先来！老裘时间紧！ ”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俱兴，“科学的春天”姗姗到来。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谈起了陈景润。与会的张政烺教授忽然拍手道：“我们文科也有陈景润啊，就是裘锡圭！ ”从此，“文科中的陈景润”不胫而走。1978年6月29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裘锡圭的事迹，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为题，赞其精神可嘉。

　　■一切以学术为依归

　　至今，谈及裘先生当年的冒险夜读，人们仍不免感慨：一介书生何来如此勇气？而裘锡圭先生视之平常。他坦言，支撑自己几十年治学之路的力量无他，唯有“兴趣”：

　　“一个人怎么才能干一点成绩出来？或许不仅仅是为名为利，要长期坚持下去，长期不断地出成果，关键是对你搞的东西有没有兴趣和感情。只要有了兴趣和感情，你就会有比较负责的态度，你研究出的东西也会比较严谨。 ”

　　从兴趣始，至信念终，严谨踏实，一路行来，这也是科研工作者，尤其是为文化奠基者应有的路径。如此，才能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而不是徒增泡沫。

　　做学问，要有一切以学术为依归，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对于裘先生而言，这种态度的形成，有一件小事不得不提。当时，他尚在历史所求学，郭沫若先生兼任历史一所所长。一次，郭沫若来所里，裘锡圭向郭老求教一个问题：“古史分期讨论中,大家用的史料都差不多,但有的说是奴隶社会,有的说是封建社会,好像已经不是史料不够的问题了,这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

　　当时，郭沫若先生问了一句话:“所有的史料你都已经看了?”

　　裘锡圭由此认识到，没有真正弄懂的东西就不要随便说，先补充知识，多加思考，弄懂了再去说。

　　从此，裘锡圭将《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引为自己的座右铭，力求把问题看得全面一些。他可以长时间不发表一篇论文，然而，只要发表文章，必定言之有物。

　　1965年，山西侯马出土了“盟书”，轰动考古界。然而，“盟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麻夷非是”，令人费解，难住了不少专业人员。 1972年，裘锡圭根据《公羊传》中的一句话“昧雉彼视”，考证出“麻夷非是”即是“灭夷彼氏”。东汉大经学家何休曾注“昧雉彼视”为“视彼昧雉”的倒装句，这一说法沿袭近两千年。而裘锡圭用大量材料断定，“昧雉彼视”就是“麻夷非是”、“灭夷彼氏”的音误，其说令人信服。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中，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发现，他用了两个字：“至确”——对极了。

　　求学时，裘锡圭的主攻方向是“先秦史”。在学习过程中，他深感必须具有阅读和掌握古代文献的能力，因而在古文字上下了颇多功夫。此后，他又对民族学、考古学、古器物学、音韵学、训诂学都有深入学习，对竹简、货币、铜器、陶器上的文字都有细心研究，造诣颇深。六十年来，他奉献出《文字学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古文字论集》、《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等著作，都达到了相关领域中的较高水平。

　　在学术上，裘先生对自己要求严格，常常谈及自己犯过的错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说，对于同行的学术成果，裘先生则从不掠美隐善。他曾发表一篇文章，后来发现日本学者也有相近意见，但当时信息不发达，所以并不知晓。后来修订时他在文章末尾专门写明这一点。同样，如果自己的文章在面世之后再版，裘先生往往要在文章中加上 “编按”，对其中的小疏忽表示道歉，或者补入一些新材料。

　　学风规范，自需严格。言谈中，裘锡圭先生也对当下的抄袭频现、浮躁蔓延的学界颇多批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方法或者理论,而在研究的态度。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应付工作的态度、哗众取宠的态度、 ‘六经注我’的态度、追求轰动效应的态度?主要问题就在这里。 ”

　　■研究总是带有“殉道”的性质

　　2005年8月，裘锡圭先生从北大回归复旦，在中文系辟了个房间——这就是新成立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先生影响很大。我们踏入学术圈，就敬仰先生的道德文章。裘先生登高一呼，我们就都来了。 ”2007年，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刘钊教授，卖掉厦门的车子和房子，来到复旦，担任研究中心主任。

　　从只有一间办公室、由中文系代招研究生，发展到今天专职研究人员11名，兼职教授2名，博士、硕士研究生25人的规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这短短7年的发展，实属不易。

　　更为不易的是，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师生，依然甘守清贫、潜心学问。

　　在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以学术氛围浓厚著称，所在的光华楼27楼的灯总是熄得最晚，全校闻名。在中心，新生一入校就和老生“结对子”，谈论文，说发现，探讨热烈。有些老师习惯彻夜工作，有些学生也确实“钻进去了，上瘾了”。尤其是每有重要古文字文献出土，兴奋的师生们往往一起连夜读资料、写文章，发表在中心的网站上，不少人忙得一天一夜没合眼。连裘锡圭先生也忍不住出言相劝：“不要经常熬夜。 ”

　　究其原因，刘钊教授说：“我们的研究确实带有点殉道的性质，主要是一种精神在支撑。 ”

　　已77岁高龄的裘先生，近年来深受眼疾困扰，读书看报要用放大镜，但每天仍坚持工作：早上起来，做过自编的体操后，九点便开始工作，直到中午十二点；略作休息后，下午三点开始工作，六点吃饭。如今，裘先生还亲自带着5位博士生，不时和他们谈话、看论文。他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家里也没有任何奢侈品，有的，只有视若珍宝的书。

　　也正是在裘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整个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团队笼罩在一种严谨而热忱的学术氛围中。中心成立以来硕果累累，共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受到广泛好评。其中《古文字构形学》、《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敦煌书仪语言研究》等著作获得了省级或省级以上社科优秀成果奖励。教师和学生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裘锡圭教授的《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陈剑教授的《释“琮”及相关诸字》、《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施谢捷教授的《〈汉印文字征〉及其〈补遗〉校读记》以及陈斯鹏博士后的《论周原甲骨和楚系简帛中的“囟”与“思”——兼论卜辞命辞的性质》等论文，都获得了各种社科类优秀成果奖励。

　　目前，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在中华字库工程中承接了“金文的搜集与整理”、“楚简、帛书及其他古文字的搜集与整理”两个子项目，是复旦有史以来文科研究中规模最大的项目。

　　这意味着，这个不过二、三十人的团队，将在今后三四年时间中，把所有已发表的金文、楚简、帛书等古文字的资料一一搜集，加以整理。也意味着，光华楼27楼的灯光将亮得更久。

　　在这灯光恒亮的岁月中，一种严守学术良知、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风骨，将永续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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