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好”老师 (“希望我的学生快点站稳在这‘现世’，对自己这个生命负责，不饥渴不受冻而有尊严。”)
山东商报：您说“在高校做了8年老师，上了7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王小妮：一个人规范和督促自己不是太难的事情，难的是一己之力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个人是不可控的。体制不变，你就是同风车作战，所以任何个人都不能从中得到单纯透明的成就感，受挫才是现实。
有时候越努力就越失望，越把自身处于尴尬和被侧目的状态。还好，我不怕这些，但是，一个年轻的老师想做这个尝试恐怕很难，各种阻力都会来。我们生存的环境常常是，你与众不同就等于威胁甚至伤害到了别人，你就会“享受”种种不愉快了。
山东商报：您曾说，“我在课上提示他们人活着不只有‘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一个方向，我会始终关注珍视他们中间的少数，看这样的人怎样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自己的人生。”在现世安稳和鸡蛋撞墙之间，您更希望学生走哪条路？
王小妮：多数人是要安稳的，这个没问题，生命本能如此。
我很希望我的学生们都找到得以糊口的工作，快点站稳在这“现世”，无论这“现世”如何，都要对自己这个生命负责，不饥渴不受冻而有尊严。一旦有可能，也会对自己的父辈有回报，使他们也能过上相对安稳舒适的生活。
但是另有少数的人，他们的生命不满足于只是“活着”，他思谋着做更有胆识和影响力的事情，不仅仅是只负责任于自己一人一家，这样的年轻人显然更需要理解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努力可能也更接近我私自的想法，但前提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山东商报：大家都说需要“好”老师，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怎样的？您自己做到了几分？
王小妮：好老师起码有两点，爱惜学生和学问深厚。
我想我只是个能及格的老师。我能爱学生，想和他们成为朋友，愿意听他们讲述困扰或高兴。但是我只是在尝试用各种更富有人性和灵气的办法，把我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告诉他们一小部分。
我只做到了60分。未能达到的四成，其中有我的局限，我还不能对汉语的演变有更精深的有穿透力的认识和总结，而把一门功课上好，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同时，也有他们的局限，现实的高等教育对本科生的要求，只是泛泛地知道一些“知识点”似乎就过关，就能兑换文凭了，未来的就业和本人的兴趣都不支撑他们更深入。
除非个别人有了个人的兴趣，和他们的交往只能在课外。有个小姑娘跟我说，老师，你看到了么，我眼睛里有光！当然看到了，但是我要背后跟她说，当着大家的面会让其他人感到厚此薄彼，这我不喜欢。好老师应该喜欢每一个学生。
山东商报：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和困惑集中在什么方面？能举一个情况最复杂、困难的学生的例子吗？您如何帮助他的？
王小妮：显然是最实际的问题：顺利就业，养活自己，报答父母，赚很多很多的钱，由此换来好日子和尊严。
一个同学去年毕业，书中有写到她。一个单纯的姑娘，刚工作了一两个月，常给我电话说老板总是想让她陪客户喝酒，脱身几次，老板很不满，她很害怕。有时候接到她的电话，听到她那边是街头的汽车喇叭声，刚从酒楼里跑出来，正怕着呢。今年初，老板找个理由把她炒了，还拖欠了半个月工资，她去讨工资，老板动手打她。最后打电话报警，去医院定为轻伤。现在，怕老板报复，她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
由于就业难，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最廉价最可呼来唤去最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体，表面看来这只是每年一届，大约600万人的事情，其实它对各大学在读的大学生的潜在影响非常深远，这一阴影的伤害深度早超过了“寻找一个饭碗”。社会学学者早该研究相关问题。
我的学生们的家长多为外出农民工，一旦病了，负债累累，这些学生背负的压力太沉重了，不可能再要求他们安心听课之类，父辈一病，他们就会自动地边缘于所谓的丰富的大学生活。
还有一个问题，我会在“2011年上课记”中写到：留守儿童的背景对当今的学生的心理阴影。当代大学生问题不是孤立的，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二 关于90后 (“90后更个性化，更不容易被‘忽悠’，这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90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山东商报：今天我们给大学生上课要有什么改变？
王小妮：信息时代的90后，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只要他想得到的知识，一台电脑就能给足他全部知识储备，而一个老师如果还是照着自己编写的老掉牙的教材“念经”，实在是浪费别人的青春和教育资源。
中文专业的老师，应该提示他们有更多的方法更宽的眼界，讲述你个人的经验、调查和认识，特别是亲历的。
山东商报：书中用敏感而生动的语言记录90后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各种细节，90后和我们80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记得多年前大多数人用的评价是“脑残90后”，如今呢？
王小妮：90后更个性化，更不容易被“忽悠”，这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有个词叫“真假难辨”，他们恰恰早早地就懂得了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我在90后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温暖和友情，我想说，他们的心是很容易“捂热”的。
山东商报：学生们的点名诡计、对老师的奉迎讨好、助学金的分配不均等都从实记载。这一代孩子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山东商报：您曾说：“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不间断的提示和陪伴。”
王小妮：2011年同样的课时，同样的大二学生，由于课的设计不同和我投入的精力不同，最后效果相差很大，在付出比其他班多三倍的努力的一门新课上，同学们有很好的呼应互动，有更认真真实的作业。尽管反复说作业不要写太长，还是有人写出22页打印纸的作业。
最后的课，安排了应同学们的课下阅读的反馈而临时加的自由讨论《巨流河》的环节，六个学生没有一个有稿子的，都是自动站起来，侃侃而谈，很个人很感性的意见和交锋争论，大家一起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课。铃响的时候，一个男生忽然说他提议大家起立给老师鞠个躬，我马上也还给他们一个深深的鞠躬。这个男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不是学生干部，只是一个普通同学。90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我个人以为很可贵很重要。
三 关于诗意(“诗意常常待在最没诗意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诗意必须是新鲜。”)
山东商报：《上课记》书封上写着：“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这话怎么解读？
王小妮：这个恐怕要问崔卫平老师，话是她说的嘛。“十个春天”应该来自海子。
山东商报：诗人当老师，听起来就很传奇。如何把诗意带到课堂上的？会特意给他们多讲诗歌吗？
王小妮：没有，完全按照课程，不会特意，我想好的东西都可能蕴藏诗意，不必只是强调诗歌这一形式。
山东商报：您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现在流行一个词叫“高帅富”，关注“穷挫丑”的学生是基于人文关怀吗？
王小妮：不是有意地去关怀别人。我14岁就和父母下乡，对土地和农民有情感。
山东商报：在全民被成功学洗脑的当下，您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中国人不是深深恐惧平凡吗？
王小妮：人人都要踩在别人头上去谋取成功是很可怕的。
我理解的正常的社会，人人谙于和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不好高骛远，也不仰慕权贵。好人是好日子的基础。
山东商报：这时代，说“理想主义”这个词是以卵击石吗？
王小妮：用嘴说说“理想主义”不会太难，但是一丝一毫的行动都会领悟到“执行难”，拿“以卵击石”来形容都太简单苍白了，常常由它带来懊恼沮丧的强度不可形容。
王小妮在网上看到有关高校教育讨论的一个只有八个字的跟帖：“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是真实”。说这话的时候，她在那座海岛上的大学，已经教了整整三届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我能体会到‘教的痛心，学的反胃’，它部分地说出了高等教育在今天的无奈。”
在她的描述中，人文传播学院的学生平时没有电视看，新生宿舍不能马上开通网络，占地三千亩的校园里只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报摊。“主要卖英语报、电脑报、花花溜溜封面的《读者》杂志。当然，如果真想关注，可以去街上找网吧，可一旦进了那里，更吸引他们的当然是上QQ聊天和打游戏。八十个人都没有去关心那个叫肖志军的人。我们具名为人文传播学院，人文就是这么学的？”
王小妮无疑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在满世界讨论“高帅富”的时候，她用了不少篇幅关注与之相对的那个群体——如果用“穷挫丑”来形容，似乎本身就带有了贬义。她的诗歌课作业有过一题“谈生活背景对人内心的影响”，很多人跑了题。王小妮把这些话摘录在书中，让我们看到当今学生的困惑与自省：“好背景意味着内心足够自信强大，因为有退路。普通背景就怯一点，别人输了，输的只是钱，我输了输的是生活，没有那么多青山可以留着烧柴，内心就会保守。”
在说到“好词好句”时，她提到，“我提示他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直接说出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旋即，又表示了忧虑：“我真怀疑他们还有没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灭掉了？”
我也受教于这位诗人老师——第一次被采访对象指出，有个问题设计的过于生硬，“希望把问题设计的柔软一点，这是个技巧，也是个境界”。我体会到诗人的完美主义和老师的责任感，像是回到学生时代面对自己的老师那样，看到这样的教诲，心里不是不惭愧的——她原本可以不讲，那我也不会进步。记者张晓媛
王小妮的《上课记》就是中国版《死亡诗社》。在《死亡诗社》里，文学老师让学生们站在课桌上，以新的视角俯瞰世界；他让学生翻开教材，集体撕掉其中的一页；他带学生去聆听死亡的声音，反思生命的存在价值。学生成功地被教“坏”了，他们违反门禁，成立死亡诗社，在山洞里击节而歌。
连续六年，诗人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讲堂，她把木雕面具摆讲台上，插上新鲜的树枝，让大家就此写作文，没来的学生也写，受到的不是表扬而是批评；她提醒农村学生不要急于洗掉身上的“土气”；她不建议学生写什么好词好句；她跟学生探讨社会新闻或者姜文的《鬼子来了》；她推荐学生看《夹边沟记事》、《中国在梁庄》。
相比《死亡诗社》，《上课记》没那么浪漫、狗血、大悲大喜。《上课记》的前言写得极漂亮，接下来你就会开始怀疑，这难道不是流水账吗？等你看完才发现——哇，真的全是流水账唉。
写诗极有灵气的王小妮，从技术上说，她当然懂得如何给文字上点妆、戴个墨镜、训练它们跳孔雀舞太空舞，但是，她拒绝。整本《上课记》，文字素颜就出来见人了，习惯了重口味的读者，会觉得淡出个鸟来。
但是，素颜的文字同样有批判的力量。她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功利主义教育的种种反思，都隐藏在看似琐碎的细节陈述里：以凡高的油画《午休》为题，写午休时发生的突然事件，所有学生都写灾难，他们不认为幸福也可以是突发事件；他们爱集体鼓掌；一男生请大家踊跃填写入党申请书，因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大一刚入学，班长对同学们说，“很多人我还不认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来认识我，不要我一个个认识你们”；他们在舞台上以红卫兵的审美方式演讲自己从来不相信的内容，而离开了镁光灯的照射，他们一脸茫然；教过的学生穿着西装去面试，“人瘦，西装有点大，不合身，两只手直拉衣襟”，看上去显老，她发现“任何一代人都没这么快地出现苍老感”
这些画面，看着真是眼熟，当我们对这些本来是反常的事习以为常，王小妮做了一次温柔的提醒。她不下判断，不会直指学生被教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论当代大学生）；她坚持认为，好老师就是“真爱学生、真有学问”，尽管现实中老师“不跟学生抢女朋友”、“不骂学生是王八蛋”（出自易中天谈教师的底线）就不错了。学生旷课、作弊，她都试图去理解。她也不美化他们，他们的世故、逢迎、明争暗斗也会平实地记录下来。她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有苟且”。
其实温柔只是一种方式，王小妮的思想内核，并不软弱，她的价值观，基本都站在主流的反面。
接受采访，王小妮也会讲带有情绪的句子，“越学越傻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现实，这种贻害后代的情形居然理直气壮地任由它一直这么下去？”被问及“你不担心吗，你教给学生的东西，日后可能真的会令他们鸡蛋撞墙壁？”她说，那该教他们怎样屈服？怎样看人脸色？怎样趋炎附势？记者问她，“你说，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不是缺少精英，而恰恰是缺少更多平凡的好人，但中国人不是对平凡有种深层的恐惧吗”，王小妮答：人人都要踩在别人头上去谋取成功是很可怕的。被逼急了，她也会直接下判断，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一个老师如果还是照着自己编写的老掉牙的教材“念经”，实在是浪费别人的青春和教育资源。扭曲的社会和顽固的教育体制往往有种超能力，就是擅长激怒清醒的人。
“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就是当下高校教育的现实。读陈丹青骂教育体制，“我们现在的教育，小孩无知，却要考他种种教条，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误导青年，在每一个环节上细细误导”；“学生的权利只有一样，那就是交学费。他们的义务也只有一项，那就是考试”，“外语考试制的制定者将外语等同于文化，就说明他根本没有文化”，我们觉得痛快、过瘾；读王小妮发出的温柔的质疑，我们觉得沉痛和无力。更无力的，是王小妮已经宣布，因为体制太恶劣，不想与之为伍，她决定放弃了。
几年前陈丹青就从清华请辞，如今王小妮也将不再任教，这就是中国版《死亡诗社》的下场。很多时候，教育体制就在那里，不管你是以凌厉的姿态去挑衅它，或是以友善的姿态要跟它谈谈，它都那么酷、那么拽，间或冷哼一声，这帮傻冒，然后伸出巨手，一一掐死那些微弱的希望。
烧死每一只不知好歹的飞蛾，是火的天职。
可我还是无比喜欢《上课记》前言里的那句话，“如果一切都是徒劳，那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0-13 14:17
我们身上的暴戾
作者：王小妮
文章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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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中的暴戾
过去从没想过，深恨暴戾的我身上同样藏着暴戾。明确意识到它存在，是2008年春天在广州广外一次规模不大的座谈会上，会后问了那个敢于大胆质疑的女生，她叫郭巧瑜，广外本科学生，后来跟她有过通信，有机会向她检讨我身上的戾气。从那时起，有意地留心检点和反省，不以身份年龄音量气势去压制弱小。
9月9日说新闻，随口把美国华裔航空小姐的遇难说成了“牺牲”，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用词不对，而更准确贴切的词没有及时跳出来。我把这个听来像口误的过程跟他们说了：“牺牲”二字直接从我的潜意识里溜出来，就像有大学生忽然说他家三代贫农一样，曾经的年代对每个人都影响至深。曾经的词语和意识里，不是正确就一定是错误，没有中性没有空间余地和弹性。正面的死亡就是壮烈牺牲，负面的死亡就是无耻灭亡，我的脱口而出就是一例。
能感觉到他们还没法立刻理解我的用意，不过这很正常，未来会有漫长的时间和实例供他们理解回味，我要先把出现口误背后的原因告诉给他们。
或者喜滋滋，或者心事重重，每个学生坐在下面的心理基点都不同。有人告诉我，大家私下说，老师总讲些冷冰冰的历史。我说，因为这是被称作“新时期诗歌”出现的大背景，没有这些冷冰冰，这些诗是不会自己跳出来的。肖婷在课间里说，家里人很少提那个年代的事，这等于揭伤疤，毕竟是很远的事儿了，她伯伯就是插队知青，也不太讲过去。但是，同是大二的贺如妍要求给大家讲讲“文革”，准备了很多图片和文字资料做成PPT，她的角度是一个女儿怎么可以违背人之常情揭发批判自己的父亲。一个文弱小女孩的角度和炯炯的眼神。下面拷贝的是她加的短评：
“文革”期间，那些被压抑的亲情。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家庭，柔软的亲情哪里敌得过汹涌的“革命”热情。特别是在那些父母被打倒的家庭里，父母的爱和意义，甚至尊严，和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伟大理想是水火不容的。
这些孩子在尚未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前，追求自由的天性就被某种局限性很强的思想所压抑，甚至取代。他们不是应该由长辈们温和地牵引着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吗？却要努力装成一个审视世界的大人。
那个年代没有真理和正义的标准，人心也是。得势失势都很荒谬，害人被害都很“正常”。
热爱声浪和其他
我发现他们莫名地喜欢麦克，喜欢自己的声音被它放大，喜欢它扩散开的高倍声浪。凡有上来发言的机会，第一个动作经常是先伸手去拿讲台上的麦克，调整高度，把它贴近自己到不能再近，然后才开始说话。每一次看他们去抓麦克，就想到“先声夺人”。90后的一代对高亢宏大音量的特殊热爱，和中国城乡街头的喧闹高度一致，无论叫卖什么，一律肆意放大声浪压倒别人，招引注意。
虽然不断有提醒，别让电的声音压过人，读诗时候，别让震耳欲聋的配乐压过朗读者，还是不见改善。
也许他们从小到大早都被各种高亢的声浪吞没惯了，缺了电流的配合，好像自己就势单力薄，缺少读诗时候必备的气氛和感觉，不被吞没，不光不够时尚，还不够壮丽。至于有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倒无所谓。和强大电声和配乐相配的，最好是鲜艳跳跃变幻不断的PPT，拿一本诗集就上来读诗的，会带点歉疚地说，对不起，我没做PPT。
爱好声浪和爱好鼓掌一样，都衍生于高度集群化，都在不自觉间放弃了一个真实的自我。
有个同学告诉我，她其实很想上来读诗，但是她决定不读，也不会在课上说出自己心里的很多想法，虽然很想说，她怕被班上同学认为怪诞出风头，怕被因此孤立，还是老老实实坐在下面听，这样更安全。希望被电声覆盖和生怕被众人孤立，同样来自隐形的暴戾，它无形地蔓延，成为潜行于众人之间的暗规则，有人敢大胆地说自己的意见，而另一些可能一生都不敢，这些被压抑的群体留滞在大学的边缘，灰蒙蒙的一团背景。
和2011级新生交谈后，我问同样被请来参加新生见面的大三学生尹泽淞：他们能听进去吗？他说不能，必须得自己体会，然后一点点悟出来，现在是听不进去的。
大学里的讲座
高等学府里少不得的重要部分是各种讲座。诗人于坚和小说家麦家都曾经问过我：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了，去大学办讲座，完全得不到应有的反馈，很失望。起初的几年，我有和他们一样的困惑，直到教书到第七年，才觉得有可能相对客观地回答这问题了。
讲座和上课的区别，前者是临时拉来一伙人，往往是低年级的学生，讲座者要涉及什么内容他们完全不知道，对讲座内容很可能全无兴趣，选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刚出中学校门不久，叛逆性辨识性最低，最方便被拉去充位置，最容易鼓动拍巴掌。学校里最不缺的就是人头，一喊一群，人戳在那儿，心不知在哪儿。500人的场地，拉几个班，凑满人数，不至于稀稀落落的冷场，使台上人的颜面不好看。
被拉去听讲座的和去听课的区别，在于讲座没预热，听众完全被动，心是凉的，讲的人和听的人同时感觉不好，当然很难有好的回应和交流。
多年来，我们的学生已经练就了形成了最强大的消极应对系统，他们内心封闭性好得很，这时候，很多讲座对于他们就是硬暴戾或软暴戾。不止讲座，凡让他被迫接受的东西，推介灌输给他的，你有多大的强制性，他有多大的排他性，强加和对抗成正比。他自我保护地关闭感知系统，你用明暴戾对他，他用暗暴戾对你，不过各运用不同的暴戾而已。
有个同学偶然和我说起，前一天她去参加一个校内报告会，负责给大会拍照：听众都是咱的新生，还有人站着听，好假呀，是个企业家捐款的会，现场一位领导一激动自己讲了半小时，学生在下面实在受不了了，开始鼓掌。本来嘛，新生就是干这个的，脏活累活没趣的活儿，老老实实地听呗，咱们的新生真不错啊，只要领导一张嘴他们就鼓掌，一张嘴又鼓掌，那领导居然没感觉，他怎么那么不懂呢，讲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全是假话，还跟真的似的，学生当然要哄他，最后还是那个企业家明白，轮到他发言，他居然表扬了咱们学生，说同学们敢于用鼓掌表达自己的不耐烦，后来说一句散会，轰的一下子全散了。
我们都知道，弱小的生命理应更多地得到珍惜爱护，他们也会自觉地把自己受到的礼遇传递给下一代。可现实完全背离这最简单的理念。讲过新生报告会，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原来不这样，原来是很热心的人，到高中时候才顿悟了，不再把什么事情都想明白，那样会更痛苦，人就要这么糊糊涂涂地过下去。
2012年3月，有同学发邮件告诉我，听说一位著名作家到同城的另一所高校演讲，作为文学仰慕者，他们七个同学逃课坐公交，转车一个半小时匆忙赶到会场，场地早是满的，有人站着。通知的演讲时间过了45分钟，作家才出现，先介绍一堆荣誉头衔，作家开腔并没致歉，直接说自己并没准备，让大家自由写条子开始提问。十分钟后，我的学生们失望离开，又匆忙赶末班车返校。田舒夏原准备请作家签名，专程去校图书馆借了这位作家的书，准备自己保留作家的签名本，再另网购一本书给图书馆补上。结果借来的书原封未动，可以直接还给图书馆了。
事实像永远正确的老师，它总在上课。而年轻的人们，以自身顽强潜行的生命去领受这伟大老师的教诲，调整和校正自己，这就是进步。有人总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比今天的大学生，当时学生的自我感觉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体，似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现在的大学生早已自知身处社会边缘，谁在误解谁在进步，如果一定要拿来对比，应该不止一种答案，而自以为绝对正确恰恰最可疑。
一个校内事件
天凉了，女生宿舍楼因为没热水供应，很多学生有意见，呼声渐高，几个学生在微博上喊我声援，而我判断这事应该尽量坐下来多方协商，不想越界做维权，私下跟她们交流，建议通过正规渠道去表达和商谈。很快收到一份匿名邮件，措辞激烈强硬，全文1910个字，带77个惊叹号和21个问号，平均24个字一惊叹，说的正是热水这事。邮件的激烈让人不安，这不安于我超过了“维权事件”本身，类似的文风曾经熟识，曾经“如雷贯耳”也贯心，高音喇叭整夜整夜轰鸣着的，都是相近的语言。马上回复给她，请她更理性地表达意见。既然想到给我写邮件，估计是我的学生，顺便跟她说“如果愿意，请下课时等我一下”。
几天后，下午下课时，有个同学等在门口，一搭眼就认出来，是去年的同学，当然认识，只是发型变了，笑得依旧淳朴可爱。她说，邮件是她写的。哦，心立刻软了，赶紧说，原来是你啊。脑子快速回忆邮件里有没有伤到她的话。一起下楼聊天。
印象里，这是个总带着笑的姑娘，我很知道，她的邮件出于仗义执言，选择了发邮件给我是信任，看到我的回复，作为匿名者，她可以不来找我。但是，她笑呵呵地来了，小孩子一样仰着脸，她说当时实在太生气，过后也觉得有不当，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知识分子确实应该更冷静理性地说出意见。
海岛好夕阳，我们一直走，讨论有没有更好表述意见的方式，怎样葆有尊严地替众人发言。并排走在一起，感到一个年轻人射透出的义气勇敢和天真，那天真的好夕阳。
除掉身体里潜藏的戾气不是一下子的，只能时时提醒和警觉。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是愤青吗。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不要做个愤青，我们一起学习用更多的理性和平静去传达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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