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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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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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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2-4-28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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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想念
春天里的想念
□上海 丁慈矿
梧桐焕发新绿,又是一个春天了!回想2008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出了瑞金医院,骑车在复兴中路上,猛然间,看见复兴公园里花儿都开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如泉涌。我从来没有那么绝望过——商老师也许看不到春天了……
一年多了,我时常想念他。我总想着他是外出讲学或是去旅游了,某一个黄昏,他就会回来,电话在那一刻响起,电话的那头传来他爽朗的笑声,他告诉我又去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又读到了一本好书,“好得不得了,你要快点找来看看!”但是残酷的现实分明又在提醒我,这一幕永远不会再现。
16年前,我初中毕业,从一个偏僻的小城来到上海师专读书,一个人在外,感到十分孤单,对未来更是迷茫。“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 ——黄仲则的这句诗正是我当时的心态。一天,我从学校橱窗边走过,不经意中看到了“教师著作展”,橱窗里陈列的都是本校教师编的书,大多是上课的教材。忽然,一本小开本的《山情水韵》映入我的眼帘,还有一本装帧精美的《中国旅情》就在它的旁边,封面上是一幅淡淡的古画,竟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们从小用的《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顿时对书的作者产生了敬意。仔细一看,作者就是商友敬老师。
一周以后,学校请商老师给我们新入校的学生作了一个报告,题目大概是“漫议师范生的形象”。我早早地来到会场,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商老师。商老师时而娓娓而谈,时而慷慨激昂,阳光映照在他的白发上,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他的话语更似一股清泉流入我的心底。最后他说:“我们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从此“读书人”这三个字成了我心目中最有分量的词语。
师范学校的男生较少,几个年级的男生都住在同一个楼层里,我们对面寝室住的是大二学生,他们都是商老师的学生。我时常去找他们聊天,沈俊兄和刘建忠兄和我最谈得来,我常常惊讶于他们的渊博儒雅,他们对我这个冒失的学弟也很是关心。他们给我讲钱钟书的逸事,推荐我读汪曾祺的小说,并时常向我展示商老师借给他们的书。沈俊兄告诉我,《上海教育报》上面的“师马陀”就是商老师的笔名。于是,我开始留意《上海教育报》的“凡人小语”专栏,果然每期都能读到署名师马陀的文章。那时,商老师还不上我们年级的课。我想,要是能成为商老师的学生该有多好啊!
就这样大半年过去了,刘建忠兄告诉我他即将毕业,要去实习了,他已经把我介绍给了商老师,还说商老师会来找我的。我听了心中一阵狂喜。几天后,班主任告诉我,商老师已来找过我,请我去他办公室坐坐。我推开中文系办公室的门,诚惶诚恐地站在商老师面前。商老师连忙招呼我坐下,慈祥地看着我,笑着说:“刘建忠说你喜欢读书,今后你可以到我这儿来,想看什么书我借给你……”走出中文系办公室,我的手中多了一本吴小如先生的《古文精读举隅》,这是商老师借给我的第一本书。
从此,我时常出入中文系办公室,向商老师请教自己读书时产生的困惑。每每与他相对而坐,我感到如沐春风。十多年来,我这个来自异乡的愚钝少年得到了商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他总是微笑地看着我,告诉我许多美妙的故事。与商老师聊天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在聊天中我获得的教益要远远大于课堂上的收获。商老师爱书,他整日读书、教书、编书、写书,聊起关于书的话题,他总是滔滔不绝,还不厌其烦地向我推荐好书。一次,他告诉我说钱满素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好极了,要快点读读!说完他就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递给我,书上老师用红笔划了很多圈,我顺着读下来,感觉如醍醐灌顶。
一次,我禁不住好奇地问道:“商老师,您的笔名为什么叫‘师马陀’?”老师哈哈一笑,说:“我平生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司马迁,另一个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坐过牢,但忍辱发愤,成就了一番事业。在监狱里,是他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听了他的话,我震惊不已。后来我才从几位师兄处得知商老师的经历,他曾在群魔乱舞的年代因蒙受“反革命案”坐过16年牢。16年啊!16年的炼狱仍没有磨灭老师对人对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那一年,我梦想着能拥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可是找了许多书店都没找到,最后在凤鸣书店看到了这套书,可我付钱时才发现钱没带够。我对店员说,请帮我把这套书留下来,一周后我再来买。一周后,家里的生活费还没汇过来,手中只有吃饭的饭票,我仍没有钱买这套书。带着一丝懊恼,我将这件事情渐渐遗忘了。没想到,十多天后,商老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只见他的桌上放着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他笑着对我说:“我今天到凤鸣书店去,听他们说有个小伙子想买这套书,可是人却不来了,我想可能是你。我把书买来了,你拿去吧!” “老师,我……”我不知说什么好。商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这套书,每年暑假都会把它读上一遍,它给了我精神的力量。你一定要收下!”走出中文系办公室,我心里充满了温暖。
在上海师专读书期间,商老师送了我很多书。有一年冬天,上海下了一场大雪,天冷极了。班主任袁老师找到我,轻声对我说:“有一位老师看你穿得太单薄,怕你着凉,叫我把这件羊毛衫送给你,你不必打听他是谁,只要你穿上,他就高兴了!”这是一件崭新的红色羊毛衫,我捧在手中一下子就想到了商老师,当我去见他,他只是对我笑笑,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有说,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毕业后,我和几位师兄闲聊时才知道,商老师看到好书,常常会买下很多本,送给自己的学生。他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他的关心和爱护。
商老师退休前给我们上的最后一门课是“中国文化概论”,他要求我们做笔记,考查的内容也就是检查笔记。笔记本发下来,我看到商老师给我写了一张留言:“爱默生说,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谨以此意书赠即将走上讲台的丁慈矿君。”这张纸我一直珍藏着,它不仅包含老师对我的期望,也蕴含着老师的教育理想。
退休以后,商老师更忙了,为了实现由立言而立人的语文教育理想,他参与了《新语文读本》的编写,并且主编了《教师人文读本》。与此同时,他还应邀赴各地讲学,大声疾呼,呼唤“以人为本”的“活泼的”语文教育,提倡语言、情感、想象并举的诗歌教学。尽管很忙,他仍在关心着我的读书,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打电话来,询问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告诉我最近又出版了什么好书,并给我讲他读书的感受。听着老师的娓娓叙说,我感到读书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一次,我告诉他,区教研员要我做一个关于“对课”的讲座,即将面对许多老师,我很紧张。老师问了讲座的地点和时间,并安慰我说不必紧张,他将会到会场来。我劝他不要来,路实在太远了。我作讲座的那天,老师果然出现在会场上,他慈祥地看着我,一直到报告结束。他的微笑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信心,讲座取得了成功。每当我的生活出现了困顿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老师的微笑。
2007年7月底,飞来横祸!商老师从东北讲课回上海,查出食道肿瘤。手术前,我去看他,他对我说:“没事的,你不必紧张。等开完刀,我就要写《白茅岭旧事》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手术后,老师还写了四首旧诗《病中杂咏》,刊载在《新民晚报》上,诗中流露出与病魔斗争的乐观情绪,让许多读者为之动容。在化疗与放疗的间隙里,老师仍然没有停止写作,《教育参考》的专栏仍在继续。他告诉我,他还想给《语文学习》和《小学语文教师》各开一个书评的专栏,向中小学语文教师介绍好书。
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抽空去医院看望老师,见老师一天比一天消瘦,我心如刀割。而老师依然乐观而坚定,他总是笑着安慰我:“再过几个月,我体力恢复了,就可以静心写书了。”有一天,他和我说起了狱中的一个难友的悲惨遭遇,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师流泪。病房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连忙拭去老师眼角的泪花。老师说:“我如果不把《白茅岭旧事》写出来,那些被迫害、被凌辱的生命就不会有人再记起了,这是历史的责任!”我默然良久。临别,他坚持要送我到车站,我不同意,可他说散散步也有助于身体恢复,于是,我们师生二人一起走向车站。路上他嘱咐我去读王元化先生的新书《沉思与反思》,并说这本书太重要了,悉心读完一定会有收获。上了公交车,我向他挥手告别,见他苍老的身影立于夕阳之下,仍然微笑着向我挥手,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了。
2008年3月21日,老师抱病参加了第四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并发表了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所有的老师都爱他的学生,爱他的每一个学生;我梦想所有的学生都爱他的老师……”这声音在上海师大的礼堂中回荡,我看到许多人眼中噙着泪花,我也在泪眼迷离中看着老师走下讲台。临别,他捧着新出版的《眷恋讲台》让我分赠给相识的老师。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他最后的演讲。
一个月后,4月21日22点零8分——敬爱的商老师在上海大华医院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今,《讲台内外》已经付梓,《白茅岭旧事》残稿六篇也已收入书中,愿老师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到欣慰。
在这个春夜里,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欲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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