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谈话,永难忘怀——追忆朱维铮先生陈佩钰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14日 07 版)
接受编辑出版《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的任务时,我刚入职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名刚入出版行业的年轻编辑,想到即将与一位闻名已久的大学者交流,内心的期盼与激动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我与朱先生开始了近一年半时间的联系。 2010年8月27日,我第一次赴上海拜访朱先生,地点是复旦旁边的肺科医院,之前朱先生已查出肺部不适。当时来看望朱先生的人很多,我进去时先生略有疲态,但还是从病床上下来,坐在我的对面,细细嘱咐我要在修订版中恢复当初的附注。原来,《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于1995年3月,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为统一体例,辽教社将诸文附注尽行删除(仅保留《孔子与教育传统》一文注释),因而朱先生希望此次增订能够恢复附注。但当初手写的原稿已寄给辽教社,朱先生也并未留底稿,怎么办?《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收录的是朱先生1984年至1994年间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大多公开发表过,那么只要找到当时的刊物、书籍就可找到原文附注。朱先生对附注有着独到的看法:“述史或立论需附注释,是中外学界通行的规则。自年逾不惑,忘性日增,于是引文常注出处,首为备忘。年轻时通读《资本论》,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注解极为详尽,不仅注明引语出处,更重要的是涵泳解说性的和批判性的两类注解。我从其中获得的教益,不亚于那些精炼的正文。以后我整理文献时看重校注,撰写论文时尽量使正文简约可读,而以附加注释体现己见,应说是受此启迪的结果。”熟悉朱先生著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走出中世纪》,还是《壶里春秋:晚清学术史论》等,朱先生的文章中,内文重在描述历史事件,而附注则不乏精彩观点,这当中虽然有着历史学家“尊重历史”的学术习惯,但这种独特的附注更表明了作者一种严谨的态度,即立足事实,先弄清楚事实,再推理出结论,而这种方法也可有效地避免陷入“先立论、后求证”的弊病。 考虑到朱先生不可长时间劳累,谈话只进行了半个小时,但这半小时却让我感受到了学者的一种严谨,更对经学、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却因未受专业训练而一直未能登堂入室,于是决定回去通读朱先生所有著作。仍记得2010年的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我坐在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的五楼样书保存室,桌上放着那些复印好的附注,以及朱老师的《走出中世纪》初集、《走出中世纪》二集、《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中国经学史十讲》、《壶里春秋》、《孔子思想体系》、《维新旧梦录》、《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本、《周予同经学史论》等。近两个月的时间,一本本书读来,内心不断为那些文字而震撼,其中《孔子思想体系》可以说颠覆我既往的一些观念。通读后便是整理总结,想起以往念管理学时常用的思维导图(一种用于知识管理的可视化软件),我开始梳理朱先生庞大的学术脉络。在日记中,我当时写道:“朱先生以中国经学为核心,有乾嘉学派重证据而少空言的严谨治学之风。论述上至经学、儒学与孔学的源头辨析,下至晚清民初经学研究的范式转化,并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体系;且研究成果从中国经学史向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扩展,多有新颖的、符合历史实相的结论……朱先生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的中世纪’,该命题可以分解为:什么是中国的中世纪?这个中世纪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 2011年4月29日,我第二次拜访朱先生,地点是朱先生家里,我给他送去清样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朱先生坐在沙发上,背后书柜几乎占满了一面墙。那时朱先生已被确认身患肺癌。阳光照过他的脸庞,我却分明地感受到了那目光依旧坚定,并未因恶疾而有丝毫退却。或许是之前休息充分,朱先生谈兴很浓,聊当前的国学热、聊他曾经到杭州开会的趣事、聊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最后,朱先生似有沉默,末了,他说,最欣赏的还是庄子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令朱先生如此激赏庄子,返回杭州后便打开了《庄子》。印象中,庄子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是反对人为束缚的,是最贴合人内心深处隐微的,那么对于生死,庄子怎么看?翻开《庄子》,有这么几句话:“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察其而来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行也,而本无气。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吾以天地为棺廓,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济送。”“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人生无常,庄子视生死如春秋冬夏四时变迁,不可抗拒、无以逃避,“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死亡即回归于大自然。庄子的文章洋溢着不羁之风,感觉那风从远处吹来,大鹏鸟正展翅翱翔于九天之上。庄子于朱先生而言,如果说青年时代象征着对思想、精神与灵魂自由的追求,那么待历经人世沧桑之后,是否已化为某日午后一份出尘的通透与洒脱呢? 2012年1月8日,我再次拜访朱先生,地点是上海新华医院,三天前朱先生自病房收到《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样书。我记得那天杭州、上海都是阴雨天,一如我那时的心情。在杭州到上海的高铁上,我的脑中不断浮现出近半年以来的画面:2011年7月,收到朱先生审定后的清样稿,顿见多处错讹用红笔标出,大到排版格式,小至标点符号,附加的“另说五篇”附于其中,序言、附注及附释性说明添加在诸文中,目录也被重作分类;2011年8月,收到朱先生再经审定后的清样稿,还是有十几处错误被红笔标出;2011年10月,接到朱先生的电话,询问出版进度,希望能尽快出版以作为学生的参考资料;2011年11月,收到朱先生对于封面的反馈意见,希望封面雅致、大气;2012年1月初,接到朱先生的电话,看到最终样书,他对于书中目录顺序调整未经他的最后首肯而表示不解……于是我想,朱先生是在病床上修改清样稿的吗?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呢?他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呢?他还在给学生上课吗?站在讲台上会不会累呢?遇到我这样初涉出版缺乏经验的编辑,他又承担了多少原本该是编辑做的事呢?……怀着愧疚推开病房的门,此刻的朱先生因几次化疗而需要人搀扶,但他仍坚持下床,与我面对而谈。谈话围绕的是目录顺序,原定的顺序是先通论、后述史,而出版时顺序却被临时换成了先述史、后通论,朱先生认为打乱了全书的学术体系。先生虽经受着病魔的无情折磨,但仍一如之前,如春风化雨般……原本是去探望与致歉的我,却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感受到这样一位被国际汉学界誉为“低调的大师”的学术智慧与思想氤氲,也更加深刻认识了书中的一些观点、全书的架构等等,以及这位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大学者的风范。 重新审视《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可清晰看到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学术界关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等论题的讨论的反映;而80年代“文化热”与本世纪初期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关于“什么是国学”等论题的讨论,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成为《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的现实意义。如书中朱先生提出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的区分,为不少学者所引用;又如提出“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传统”,“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等观点,至今仍令人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而书中严格建立在证据之上的述史,与通论部分彼此呼应,从而奠定朱先生严密的学术体系。在此种意义上,先通论,辨析概念;再述史,引证事实,就显示出其清晰的架构。 回想与朱先生的三次谈话,感受最深的莫过于“理解”二字。编辑作为杂家,自不能局限于某一门学科,而需要不断地去深入各个学科,面对不同的学科体系进行自我体悟,进而与作者沟通、合作。唯有深入理解作者的性格特征、学术历程以及作者在该学科领域的位置,才能更好地与作者沟通,也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选题的特征,将之传达给社会大众。回头看,历史学科零起点的自己,正是在朱先生不断的高标准、严要求下,才有了业务上的点滴进步和学识上的巨大收获。如果说作者每一本书的背后蕴含了编辑的劳动,那么,每一位编辑成长的背后,同样有着作者的宽容、理解与帮助。 然而正当我重新调整好目录顺序,并经朱先生同意改正一版中的几处错误,而准备将二版清样交付印厂,盼着可以给朱先生一个交代的时候,却突传噩耗,2012年3月10日3点56分,朱先生因肺癌永远地离开了。悲惋之际,心头更是深深的内疚,终未能让先生看到二版的样书,如果可以重头再来……思及此处,停笔凝噎,已难成行。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
特立独行朱维铮刘志琴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5 版) 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大笔一挥,写出的竟是“无用”两字! 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特立独行,遭受非议;也少有像他那样治学,备受称赞,连论敌也不乏褒奖之词。 非议的是他的坏脾气,他桀骜不驯,盛气凌人,遇有不合意的,立即拉下脸来开骂,不管不顾,有的学术会议甚至不敢请他参加,就是怕他弄得人下不了台;称赞的是他的功力非凡。他师从经学大师周予同,专治经学史,这是一门头绪纷繁而又古奥艰深的学问,他凭借严密的思维,流畅的表达,条分缕析,把一团乱麻整理得井井有条,且多有独特的见解。经他编注的古人文选,准确精当,明白晓畅,广受好评。 学业成就了他的声名,也毁了他个人的幸福。他治学之勤奋,实属少见,白天教学,夜间工作,经年累月彻夜不寐,直至早晨才合上眼,休息半日。他自述做学问是自讨苦吃,每有兴会,又兴奋不已,深夜空腹也要自斟自饮,甚至酗酒无度,贬之者视为酒鬼,褒之者誉为酒仙,日积月累伤害了身体。 他的前妻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也是学业有成的数学家,可是强强联合,难免不会针尖对麦芒。在居家生活中,两人都忙于学业,不及他顾,总要吃饭吧?谁也不愿起身动手,结果呢,谁耐得住饥饿,谁就是胜利者!这样的婚姻又怎能不走到尽头?在大学时他们本是一对身材高佻,面目姣好的金童玉女,是人见人羡的绝配,又有两个可爱的儿女,那该多么美满!然而婚姻终于被岁月消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前妻出国深造,感情已有裂痕,他托我买一火腿请人捎给她,为了这火腿,一再嘱咐,什么品牌、规格、包装等等,叮咛复叮咛,大大咧咧的他,竟然也会这样婆婆妈妈!这使我意外,也由此感受到他对妻子的款款情意,如此佳偶又何以不能相守白头?难道沉醉于学问的人,是如此不通人事? 对此我只有叹息!后来他终于找到现在的妻子,在家庭生活上画了圆满的句号,这是他的幸运。 他的骂人有时是怪怪的,使人不可捉摸。一次他对王元化说:“你当上海宣传部长三年,一事无成。”这是指责吗?是,也不是。接着又说,一上任,便遭遇反对精神污染,连自己都差点成了反面教员,怎能再有建树?不过有一件事没做,没有主动整过一个知识分子。还有一次他和我一见面,劈头来一句:“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我一怔,才明白这是指我写了些散文,这句话是对我批评还是表扬?不明白。他就是这样,好话当作坏话说,坏话更要使劲向坏处说。 他的骂人,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不仅到处树敌,有人还扬言要控告他。这是因为他说孔子是私生子,孔子家系自东汉孔融之后就已混乱,孔子后世70多代,到底有多少孔子的真血缘?早就断档了!这引起孔子后裔的不满,50多人联名写信要告他侮辱先圣。对孔子血脉一说,虽不中听,可也没有什么不妥,据新华社2010年2月7日报道,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人已与其他民族融合,经现代生物学的检测,汉族已不再具备专有的DNA。连当今中国人已不再有纯汉族的血统,现代孔子后裔怎能拥有二千多年前孔子的纯血脉?要说是后人也只能是文化传承。当初他说这话并不知道后来这一结论,与孔子后裔也无怨无仇,为什么要甘犯众怒,出此言说,为的是坚持真知,这就是他治学的风骨。 当然,他的骂人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尤其对国学和国学院,用语之尖刻,出言之不逊,使人难以承受,国学不是“学”吗?既为之学,不妨多元多议,岂能以骂压人?有时他骂得太出格了,被骂的也就一笑置之,这才是高人之态,相比之下,他反而显得偏狭。 他这样的不近人情,有时也对着自己。他是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佳作迭出,可很少能申请到国内社会科学基金的补助。因为凡是申请者都需要填写一叠申请表,说明课题的主题、内容、价值、作用和意义等等,申请人往往为此费尽心机,有的还组成团队反复论证,以期获得通过。而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大笔一挥,写出的竟是“无用”两字!在实用主义横行的今朝,这又怎么能通过?!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后果,为什么还要顶风而上?是他的信念!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民族的记忆,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上有价值的并非都能有用于今天,这是专家学者心知肚明的事,然而掌控基金大权的学官们,有几人能坚持这一学理?他又是这样不配合、不识相,基金哪有他的份! 他的骂人和不识时务,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文化渊源。当他口出狂言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话会出于一个白面书生,江南才子之口,细察之下,方知这是魏晋狂士之遗风。在治学中他自称,最喜欢的是庄子,可他不书一言;着力写的是他疑惑的东西,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虑,并晓之于众。质疑、解惑、求知,这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可谓真正的科学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创造性的研究。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幅对联:“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治学风格。岂不知,他的为人与做学问如出一辙,把学问当作人生,若痴若迷,以致学问与人生混沌不分,做学问不妨处处质疑,为人处世哪能与人为难,难以与人共事?然而这就是他!性格使然。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思想一律的时代,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观天看人,将人看成一种模式,这已成为思维定势。殊不知,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换星移,天地之间最为丰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在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你能找出两个面目一模一样的人吗?除非是双胞胎,13亿人口就有13亿模样,岂能以有限的个性模式来评论最复杂的人!古往今来,凡是高才俊逸之士往往伴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怪僻,庄子的狂放、嵇康的怪异、李贽的反叛、袁枚的荒诞,直至民国的章太炎、辜鸿铭等等,种种毛病可以找出一罗筐,可都不妨碍在学术上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样的人也许就在你的身前身后,请理解这样的个性,像谅解前人一样,宽容身边的人吧。 虽然他常有出口伤人之处,但为人还是有底线的。文革前夕他是上海写作组“罗思鼎”的成员,我也被借调到中宣部参加拟定“二月提纲”的工作。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阵地,被视为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次他来我家,一进门就趾高气扬地宣告:“现在我们可是对手了!”我淡淡地回他一句:“这有关系吗?”他哈哈一笑:“当然,没关系。”我们避开彼此的工作,相谈一如既往。不久文革开始了,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号角,在全国掀起批倒一切的风暴,北京的“二月提纲”被认为是包庇吴晗,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任凭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我和他之间风平浪静,他更没有落井下石。在儿子打倒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人人发狂的年代,有这点操守,也是不容易的。 如今他已驾鹤西去,对他缅怀最深的除了亲人就是他的学生。他有独立的思想,出色的口才,学生都爱听他的课,拥有众多的粉丝。经他教诲的学生,几乎众口一词称赞他这样的老师。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出了名的严厉,他能将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从不手软。对学生他注重的是基础训练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他曾拟出100个文史试题,让学生任意挑选一个,写出1000字的文章,再依据文章逐个对学生面试,不惜化费大量时间,对学生精心培育。在他癌症晚期,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亲自为学生授课,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已承诺的书稿尚未完成。他就是这样一个为学业而生,为学业而狂,为学业而死的人。学术界有了他多了一分热闹,少了他却有了一分寂寞。 他的离去给朋友留下不尽的思念。与他唇枪舌战对阵多年的王春瑜也称赞他的学问功底,在他病危时多次想与他通活,以表白对他的关切,又对我说:“他目空一切,骂了许多人,可对你一直是很好的。”是的,他对我不错,也只是没有被他骂而已。其实,他对女学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你若与他同行,同进一个门,他必定停顿一下让你先行,彬彬有礼。如今他已走出人世,走进天国,阴阳两隔,再也回不来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有中国士大夫的倨傲,又有西方绅士的风貌,这两者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结合一起,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另类,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朱维铮!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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