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 |
| On Humanistic Studies in the Digital Time |
| 作者：陈平原 文章来源： 浏览：2447 次 |
|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人文研究，必将面临诸多挑战。这其中，有的是延续百年的文化转型，比如走向专门化过程中如何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以及西方理论框架与传统学术资源的调适，有的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大众传媒的迅速扩张与学院派姿态的紧张，重建学术规则的努力与超越规则自由驰骋的冲动。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世纪末崛起、且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的互联网（Internet），其必将改变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及精神风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电脑及网络技术日新月异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震撼，在欧美世界已多有论述。受科技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五年前我们对这话题还很陌生，基本上将其作为科学幻想小说阅读；可现在却是如此迫在眉睫，以至你无法不认真思考。因为，中国也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数字化生存”大潮之中。今日中国的城市青年，见面时的问候语，极有可能不再是“吃过了吗”、“出国了吗”，而是“上网了吗”。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中国拥有电脑以及上网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低，但绝对数目极大，而且增长速度惊人 。从专家们正襟危坐谈论那神秘兮兮的电脑，到媒体上铺天盖地关于网络的文章，总共才几年时间 。网虫们早已经上天入地四海遨游去了，即便后知后觉的我辈，也可借助一册《Internet上的各类常用资源》 ，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各有关站点。 以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例，七年前开始规定教师晋升职称时必须通过电脑知识考试，那时文科教师中使用电脑的仍属少数；五年前北大校园网连入Internet，教师们可以通过家庭电脑拨号入网；三年前研究生大都使用电脑储存资料并写作论文；一年前学生们可以在宿舍里自由上网，漫游虚拟空间；今年年初以来，校方创建的包含远程教育、学术动态以及数据库的北大在线（http://www.beida-online.com）、中文系主持的拥有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等学术资料的北大中文系（http://chinese.pku.edu.cn），以及中文系研究生自己制作的专门搜集、刊发学术书评的燕园书网（http://www.bookynet.com）相继开通。时至今日，网络离我们越来越近，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直面其存在。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今日中国的人文学界，已经不再将借助电脑或网络从事学术研究的尝试讥为“雕虫小技”，而是切实感觉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阅读以及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 对于这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变化，目前中国学界基本上是一边倒，除了惊讶、赞叹，就是呼吁国人不可错失良机，赶快搭乘狂奔于“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时代快车”，而很少思考技术进步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反而是书店里颇受欢迎的译作，偶有提醒人们不可过于乐观的。比如摩尔（Dinty W . Moore）的《皇帝的虚衣》（The Emperor’s Virtual Clothes），便对时下流行的关于网络功用的夸张表述表示不以为然，称因特网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不该故意回避，但无论如何“它却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作者坦承“我留恋真实的世界以及它那迟钝的缺陷”，而且希望读者与他一起停下车来，“仔细地端详眼前的那一片风景” 。考虑到本书作者并非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而是一个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创作的作家，其欣赏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因特网保持警觉，很容易被讥为只具有审美意义的“文人习气”。 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狂飙突进相比，摩尔在中国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如《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未来时速》（Business @ The Speed of Thought）的中译本同样获得巨大成功，很快成为时尚读物。其关于电脑无往而不胜的神奇渲染，俨然成为国人心目中的“金科玉律”，被屡屡引用。尤其是教育界，更是不敢忽略其预言，即假如为每名学生配备一台电脑，则：“获取数据的能力和分析数据的便利使得信息的内容深刻广泛，从而提高了基本的技能，例如写作能力和分析能力。学生们通过更多的观点来查看和检查更多信息，从而更有意识地去批判性地观看数据来源，并做出独立判断。”而“关于学校电脑的十条确凿启示”，全是正面效应，更是振奋人心。但我怀疑，如此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变革，可能吗？别的还好商量，第八条启示“电脑并不削弱传统的技能” ，便实在令人费解。 作为人文学者，我不能不对电脑 / 网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极为敏感。这是因为，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研究（包括教学）更多地承担继承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重任。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都无法抹杀这么一个事实：阐释和传播经典论著，并致力于保存与转化我们所谓的“传统”，始终是人文学者的重要使命 。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暂时搁置更带根本性的网络对于人类伦理道德、情感世界、时空观念等的挑战，而将命题局限在其如何影响传统的承传与人文学的研究。 电子版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数据库的迅速扩张，使得原先需要耗费极大精力才能实现的“占有大量资料”，不再是研究中的最大障碍。假如你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那么，台湾中央研究院（http://www.sinica.edu.tw）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http://www.chant.org）这两个站点，绝对值得访问。前者的“二十五史”等入库资料，以及后者藏品日丰的“古文献资料库中心”，在大陆学人中声誉甚隆。随着时间的推移，像这样拥有大量经过认真整理、使用极其方便的学术资料的站点，必将大为增加 。再加上电子版《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问世，使得“古书重焕了青春”成为现实 ；《新青年》、《国闻周报》等全文光盘文献库和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梁漱溟、马寅初等著述及研究资料全文光盘的出现，又为现代中国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于提供专业文献信息服务的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在目前的中国，因带宽小、传输率低，加上绝大部分图书是按页保存的图形文件，没有经过OCR识别，读者花费多而得益小，故使用率不高；但谁也不敢否定，作为“信息时代的知识英雄”， 数字图书馆前程远大 。以目前的发展速度，用不了十年，除了机密档案，大部分的传世文献将变得“唾手可得”。这是前代学者做梦也无法想象的——想想诸多流传已久的关于文人雅士历尽艰辛访书、借书、钞书的故事，如今足不出户便能完成，不难明白这世界确实变化快。 资料公开且索取方便，“博闻强记”因而不再是成为第一流学者的主要条件。这一新局面的形成，使得研究中占有资料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独立思考、怀疑精神、批判意识以及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需要”不等于“可能”，而且，“独立思考”与“批判意识”任何时代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不特别苛求或青睐于网络时代。在我看来，对于网络时代的人文学者来说，最直接的受益，主要落实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由表达以及业余写作成为可能。对于写作者来说，拟想读者以及传播途径的存在，并非无关紧要。除非你想藏诸名山传之后世，否则，都会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地带入审查官或编辑们的眼光，因而无形中为自家的思考与论述设置了方向与禁区。除了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有学界同行虎视眈眈的目光，使得你心照不宣地依某种成规写作。前者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容易引起反感；后者在目前的中国，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界普遍对其副作用缺乏警惕 。对于以知识增长、精神解放和人格独立为终极目标的人文研究而言，任何“学术规则”（即便目前行之有效）都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挑战，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者的思考与表达更具弹性，学科的发展方向因而也就更难预测。而且，我赞同萨依德（Edward W. Said）的说法，即工具理性与专家崇拜正越来越成为保持知识分子情怀的最大压力，而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有可能部分化解这种紧张 。因此，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我以为不但必要，而且可能。而这，恰好与网络文化的观念与功能相吻合。 其次，网络在中国的普及，极有可能打破凝定的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学术 / 文化格局。此前，虽然上海、广州、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高校集中的大城市，都聚集了许多志向远大的学者，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全国的人文学术中心在北京，这一点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这是因为，除了人才相对集中、文化传统深厚外，北京的藏书丰富、信息便利、思潮激荡，都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北京“得天独厚”的这一优势，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正逐渐为其他地区的学者所共享。具体的学者，无论身处何地，均可借助互联网，获得与北京学者几乎同样多的信息，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走。这几年，我有幸在国内许多大学讲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不同地区学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思考基本同步。这一刚刚呈现的大趋势，对于迅速提升学术意义上的“边远地区”之研究水平，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知识生产不等于信息交流，重绘学术版图，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对于中国学界“独尊北京”心态的逐渐消解，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我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第三，由于网络的“超文本”(Hypertext)特征，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任何一个初次上网自由浏览的读者，都会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由追踪某一感兴趣的命题而跨越现有的学科边界。鼠标（Mouse）一动，穿越时空，所谓的古今、中外、神人、生死的边界，似乎都变得十分模糊，一不小心就越界，更不要说文学、史学、哲学这些人为划分的知识类型。过去的读书人讲究“漫游书海”，坚信能有机缘在藏书楼或图书馆里“随便翻翻”，眼界必定大为开阔。我曾写文章批评中国的大学图书馆普遍实行“闭架借阅”，使得学生眼界狭窄，思维严重受制于教科书以及既定的学科分野 。在我看来，允许学生们在书库里自由走动，拿起或放下任何一本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图书，这种随心所欲的阅读，不只是开拓视野，更可能触类旁通。而现在，相对于大学图书馆工作方式的迅速改进，网上的自由浏览无疑更具革命性。首先是感兴趣的阅读，而后才是学术性的思考，伴随着互联网长大、习惯于在网上“自由冲浪”的一代，必定以其桀骜不逊的姿态，对现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提出巨大的挑战。这与前辈学者之意识到具体学科的局限，然后小心翼翼地“跨学科”，会有很大的区别。而超媒体(Hypermedia)的实现，更使得文字·图像·音响三者的结合轻而易举，且“天衣无缝”。由此而导致图文并茂、动静相宜的知识传播与接受的图景，极有可能催生新的学术意识与知识框架。 在承认电脑及网络给人文研究带来巨大便利与刺激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新时代学者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必定在学术上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人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处 ，在于其对学者个人的意志、慧心、悟性、情感以及想象力有较大的依赖。而在这方面，很难说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永远只能是辅助工具，而非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反过来，由于电脑及网络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甚至有点担心，数码时代的人文学者，可能面临记忆力衰退、历史感淡薄、独立性减少等诸多陷阱。 由书斋里手不释卷的读书人，转为屏幕前目不斜视的操作员，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并非毫无顾虑。我相信，不少人会有这种感觉：使用电脑而且上网以后，记忆力明显下降：本该脱口而出的人名地名，居然需要花大半天琢磨，且不见得能够如愿；需要动笔写作时，不是缺点少划，就是面目模糊。我们这一代，毕竟是在纸与笔构成的围墙下长大，尚且有此烦恼；下一代、再下一代呢？是否会有这么一天，脱离电脑的“读书人”，既缺乏记忆，更无法写作？理论上谁都明白，电脑不过是人类聪明才智的凝聚；可对具体的人来说，电脑的超级记忆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不由你不臣服，也不由你不依赖。原先经由寒窗苦读和冥思苦想方才可能逐步接近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如今被轻易到手的数据库所取代，你感觉如何？“当全世界的知识都可以声色俱全地通过电话线或者电缆像自来水一样廉价和方便地流进你家的时候，你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地去买书交学费上学堂吗？作为老师，我忍不住要打一个寒噤。” 对于严锋的忧虑，我也有同感。不是妒忌今人及后人不必经由苦读就能获得知识，而是担心作为人生教育重要一环的“求知”变得“形同虚设”，因而影响学生们意志及人格的养成。 过去，当我们谈及某老学者博闻强记，经史子集脱口而出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而随着电脑的普及以及软件业的迅速发展，总有一天，每个现代人身上都可装备功能强大的数据库，要什么给什么。到那时，还哼着“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是不是显得很滑稽？以前引以为傲的博学，如今只需“举手之劳”，在我，真的是喜忧参半。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坚实的过程”被“虚拟的结果”所取代。不想沉潜把玩，只是快速浏览，那还能叫“读书人”吗？如果有一天，人文学者撰写论文的工作程序变成：一设定主题（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浏览（browse），四下载（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贴（paste），七复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连环，一气呵成，写作（Write）与编辑（Edit）的界限将变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对人文学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不要说凝聚精神、发扬传统、增长知识的功能难以实现，说刻薄点，连评判论文优劣以及是否抄袭，都将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谁能保证这篇论文不是从网上下载并拼接而成？ 这当然只是一种极而言之的推论，而且带有明显的自嘲成分。可这个戏谑本身，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作为人文学根基的“含英咀华”，正受到“快速浏览”的强有力挑战。这种即将浮出海面的喧嚣与骚动，有可能改变我们看待知识的眼光、培养人才的途径以及评价著述的标准，故不能等闲视之。 因“不出版，就死亡”的生存压力，当代学者倾向于为写作而读书，这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连读书也免了，需要什么资料，让电脑代为“搜寻”就得了。表面上看，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引文规范，注释详尽，参考书目极为可观。可同行应该心知肚明，“读书”和“查书”，感觉就是不一样。我预感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聪明人”，不再耐烦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读了。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阅读”本身便是一门学问，远不只是找寻与论题相关的资料，更包含着体会、反省、怀疑、选择。成熟的学者，既有一目十行的“随便翻翻”，但更看重朱熹所说的“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的阅读。假如古人所追求的沉潜把玩、含英咀华，完全被吹着口哨的随意浏览所取代，那绝对不是好消息。朱子八、九百年前教导学生如何读书的老话，只要不过于拘泥，今日读来还真有点切中时弊：“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 与朱熹所生活的宋代相比，今日中国的读书人，需要接受更多的知识，自然不该只是死抱几册儒家经典。但“读书苟简”总不是好事情，关键时刻，还是需要“反复玩味”的。我担心的是，由于检索工具的大为改进，著述时不难做到“瞒天过海”，如我辈意志不太坚定者，很容易养成偷懒的习惯。 有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看来，似乎应该倒过来：“书到用时方恨多”。假如你认真检索，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课题，都可能找到汗牛充栋的相关资料，以至让你彷徨无地：读也不是，不读也不是。老一辈学者关于做学问找资料必须“竭泽而渔”的教诲，在网络时代，除了个别小题目，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情势变了，但“竭泽”的努力，作为一种“奋斗过程”，其意义依然存在。依我浅见，对于人文研究而言，“过程”很可能比“结果”更值得重视。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方便是方便了，可“寻寻觅觅”的感觉却丢失了，未免有点可惜。就好像武侠小说里，一个志向远大的少年，必须经过独行千山浪迹天涯的修炼，方才可能成长为纵横天下的大侠。幻想着福从天降，有逍遥子老前辈将七十余年勤修苦练的神功直接灌输给你，除非像金庸笔下的虚竹那样“内功所习甚浅”，否则苦苦挣扎，非死即疯 。若我辈道行不深者，真有点担心被各种神功速成的许诺所诱惑，以至于心旌摇动，走火入魔。 将读书的“过程”说得那么重要，是否夸大其辞，这取决于对求学目的的理解。在我看来，“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以及“生命境界”。前者属于公共资源，确实可以金钱购买；后者包含个人体验，别人实际上帮不了多少忙。十多年前，复印机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大学校园里出现“贵族学生”，不必听课，到了学期末，复印同学的听课笔记，照样可以安然过关。那种委托别人听课的小把戏，比起今日之占有数据库而迅速“博学”，实在不值一提。可我还是坚持原先的想法，就像吃饭一样，最好还是亲自品尝。以目前的医学水平，别人的口感与味觉，无法传递到我的神经中枢。除了资料的抄录、搜寻、归类、整理等，真正有价值的人文研究（从命题到主旨，从论证到精神），我不相信“万能的电脑”能够代劳。即便有一天，人工智能化达到这样的地步：只需给出一个命题，电脑就能自动工作，并生成一篇逻辑严密、文采斐然的文章，我也不觉得“亲自读书”是多余的。 因为读书除了获得知识，还有养成君子的功能。“君子”的提法，稍嫌笼统，不太好严格界定。但因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尚用语在先，中国人一般不难心领神会。过去说“博雅君子”，也可理解为书读多了，眉宇间自然流露出一股无法掩饰的书卷气。这里不想讨论“书卷气”的好坏——因那很可能见仁见智，只说“快速浏览”造成“虚拟的博学”，同时割裂了原先合而为一的获取知识与养成人格。其结果很可能是：“博雅”（先不问真假）易得，而“君子”（暂别定高低）难求。缺了“涵养性情”这关键性的一环，读书降为谋生手段，人文研究成了纯粹的课题制作，对于许多“别有幽怀”的人文学者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行文至此，已近“盛世危言”，为公平起见，必须实行自我解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颇有力主“将吾国载籍，编成索引，则凡百学子，皆可予取予求，有禆探寻，岂止事半功倍”者。此举虽有章学诚、汪辉祖、阮元等作为“先觉”，但中国“索引运动”之得以形成，还是借鉴西方学术，提倡科学方法的结果 。此举受到“饱读诗书”者的批评，理由正是索引诱使人不读书，且“开后人无限钞袭法门”。对此，积极从事索引编纂工作的洪业，在《引得说》中严加痛斥：“若以学者取用此类工具为病，则诚昧于学术进化程序也。……图表者，目录者，引得者，予学者以游翔于载籍中之舟车也。舟车愈善，则其所游愈广，所入愈深。且减其手足中之劳，而增其师友蹉磨之便，博约深精可期也。童年而事记诵，白首然后通一经，何足以应今日之需要哉？” 索引作为一种“助人善读其书之工具”，对现代中国学术之形成与发展，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我不想因此而全盘否定反对者的警告。如果没有那些“偏颇”而“痛切”的批评，后来的成功者，当初未必有足够的自我反省的精神与能力。在这个意义上，“逆潮流而动”的批评者，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正像索引的出现曾引起饱学之士的不满，但学问并没到此结束，而是掉转船头，另外开辟新的天地。电脑及网络给人文学者所带来的，同样是危机与生机并存——严格说来，技术进步本身并无过失，过失在于使用者的不加节制与缺乏反省。作为新世纪的人文学者，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网络文化，但必须牢记老祖宗的古训：“是药三分毒。”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变革，关键在于知其利也察其弊，方才可能腾挪趋避，最大限度地获益。 “数字化生存”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绝非区区小文所能论述。我只是认定，自觉承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学者，其对于网络功能的基本判断，很可能不像自然科学家那么乐观，更不要说与传媒和大众之间存在隔阂。我们的责任，不是表达对于“网络”这个独领风骚的“当代英雄”的赞赏或鄙夷，而是努力去理解、适应、转化，尽可能在趋利避害中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与学术。 当然，这很可能只是一相情愿，网络这匹狂傲的野马，其驰骋方向，根本不以人文学者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即便只是提出问题，引起关注与思考，也都值得。 2000年5月22日于京北西三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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