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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香港青基会长蔡元云:做一个有中国魂的中国人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11 19:27
标题: 香港青基会长蔡元云:做一个有中国魂的中国人
香港青基会长蔡元云:做一个有中国魂的中国人  2012年05月11日  作者:杨桂青 黄金鲁克  
“做一个有中国魂的中国人”
——访香港青年发展基金会会长蔡元云先生
图为蔡元云先生
  能否做好青少年工作,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港澳台地区均把青少年教育视为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并且积累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宝贵经验,值得内地学习与借鉴。日前,香港著名青少年工作者蔡元云先生因公务来京,本报记者借机对其进行了专访。
——编者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黄金鲁克
  近几年,蔡元云先生在内地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作为香港特区四川重建督导委员会医疗康复小组成员,他一直在关注汶川灾区的青少年心理问题。他任会长的香港青年发展基金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的“培育卓越生命”项目,也在进展之中。他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合作,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成长向导与生涯发展支持项目”、“外来务工子女健康发展研发项目”,帮助很多孩子找到了成长的目标和力量。 
  “蔡医”,是香港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尊称和爱称。因为39年前,他曾经是医生,后来放弃医生这一待遇优厚的职业,投身青少年工作,至今不改,而且还要继续做下去。他,还是香港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 
  在蔡元云先生来京对北京青少年工作者进行培训之际,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以期从他的经验中汲取教育灵感。 
  “你内心有一团火是为年轻人燃烧的”   
  记者:蔡先生,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在加拿大拿到医学博士学位,而回到香港后,又在中途义无反顾地放弃从医并转身青少年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您最初是怎样作出这种抉择的? 
  蔡元云:我1971年在加拿大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香港行医5年。我大学前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英国教育。在英国殖民地下,香港是没有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 
  后来到加拿大,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是中国人。那时,加拿大人刚刚开始寻找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开始拥有自己的国歌、国旗,开始摆脱英联邦的阴影。后来,一些外国人用很标准的普通话给我讲国家的故事。我很奇怪,为什么这帮外国人比我更了解我的国家?那时候我突然有了点觉醒,意识到我是中国人。 
  记者:您“弃医从文”,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吗? 
  蔡元云:鲁迅先生对我有影响,因为鲁迅先生是中国魂。在他们那一代,中国被列强瓜分,整个政治经济状况有很多让他看不过眼的东西,他写《阿Q正传》、《孔乙己》等,很有风骨和中国心,而且敢于讲话,是我很羡慕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有良心、讲真话,而且对自己的身份很认同。他到日本念医学,但在日本醒悟过来,医学不如文化对国家有影响。在加拿大,我有一种身份的醒觉,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又回到了香港。 
  记者:香港突破机构的苏恩佩女士对您选择从事青少年工作是否有影响? 
  蔡元云:当然有影响。苏恩佩是一个很特别的中国人,她在美国学成后放下感情,回到亚洲并成为很出名的作家、编辑。后来,她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年轻一代如何为香港发展作出贡献,因为香港上世纪70年代经济比较发达,但年轻人的价值观开始动摇。于是,她创办了《突破杂志》。   
  我和她相遇在香港。她问我是否愿意加入青少年工作,我说,我很喜欢医学专业,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她说,但你内心有一团火是为年轻人燃烧的。这是真的,我回香港后,很多学校邀请我讲授和年轻人有关的课题。所以,1973年开始,我决定上午在医院,下午在突破机构,从而开始了我的青少年工作生涯。 
  记者:您在“突破”机构做了哪些工作? 
  蔡元云:我们在突破机构作的研究是“根”,我们的根就是生命。第一个“根”是“植根香港”,就是肯定香港的孩子是香港人,不要轻看这个城市,要敢于承认自己是香港人。第二个“根”是“寻根中国”,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国家。当初讲“寻根中国”的时候,很多人是抗拒的,因为香港人都拿不同的护照。但无论什么护照,都是“美籍华人”、“加籍华人”……都有一个“华”字,这也是我们永恒的根。第三个“根”就是“扎根永恒”。我们的工作是三个字“植根香港,寻根中国,扎根永恒”。 
  香港刚刚回归时,就出现过香港有没有“根”的问题。无根的一代,就是没有生命的一代。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11 19:27
“我真没有想过放弃”    记者:您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青少年工作,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放弃? 
  蔡元云:最大的困难来自我的父亲。他认为我是蔡家第一个念大学和念医师的,却去搞杂志,是不可理解的。好在我母亲支持我,她说服我父亲尊重我的选择。 
  此外,我们当初是没有钱的,只是借人家办公室的一个小房间,而且只有两张办公桌。但从那时起,就工作得非常开心,因为很多人愿意做志愿者,突破基金都是志愿者捐献的。后来,我们发展到在香港大概有220个全职同事,并发展了一个青年发展基金。所以,我真没有想过放弃。 
  记者: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对您的工作很感兴趣。 
  蔡元云:对,这个很奇怪,在我意料之外。因为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的民间团体,没有政府资助,原本以为政府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存在。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一个政治组主任曾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做中央政策组非政府组的顾问,主要负责青年政策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的4家电视台联合要求董建华特首向全香港宣讲他的施政纲要。这是董特首上任后第一次政策公开,他邀请4位社会人士对他的施政纲要作公开响应,其中一位是金融界人士,一位是研究政府政策的人士,一位是记者,最后一位是我。 
  我的响应,相信董特首意料不到。他说,香港的教育出现了问题,要改革教育方向。我响应道,香港的老师很疲劳,应该把空间好好给他们,让他们定位清楚一点,因为老师是教育中最关键的因素。我的响应就是这样。后来,新的中央政策组主任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决定还是让我做顾问。 
  记者:香港回归后,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蔡元云:在1997年之前,突破机构向当时的香港政府申请了一块儿地。1997年之后,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就成立了突破青年村,培养香港和内地21世纪的仆人领袖。我们发觉,之前香港不敢有计划超越1997年。但我说,年轻人95%都会留在香港,所以一定要超前一点,不要认为1997年后香港就没了。 
  记者:董建华特首对你们的工作持什么态度呢? 
  蔡元云:在那段时间,我就发觉董建华知道我的存在,他特意来看望青年村。他很感动,因为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想将来怎么贡献社会。后来,他对我说,青少年很麻烦,又要自杀,又要跳楼,你为什么做这么多年还在做?我的响应是,一般人只是看到年轻人黑暗的一面,我却是看到他光明的一面。我不是看他受什么伤,有什么不对,我是看到他们有很多潜质的。所以,我对他们很有盼望。他说,难怪我每次跟你谈话,都感觉很有盼望。后来,我又担任了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 
  记者:您提到过,要做好青少年工作,政府官员和青少年对话是必要的,为什么呢? 
  蔡元云:我任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时,在香港18个区都成立了青年论坛,让青年人有机会发表意见。但是,我要求年轻人不能只提出问题和批判,还必须通过研究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然后,我把教育官员召集过来与青年对话,从而把年轻人的意见纳入政府政策制定中来。这样,年轻人也会觉得政府尊重他。因此,政府高官和青少年对话是必需的。而且,青年政策不能只在图书馆里做研究,还一定要跟年轻人交流。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11 19:27
 “没有灵魂的卓越非常危险”    记者:您反复强调生命有可能,生命是什么,卓越的生命又是什么? 
  蔡元云: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没有灵魂的卓越》一书指出:在21世纪,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学科有专业的知识储备与研究,但仍然需要不断跟进,所以我们需要卓越。而且,每个人有不同的卓越。例如,刘翔的卓越不仅仅表现在体育方面,还表现在坚韧、良性人际关系和承担能力等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医生,是“非典”时期亚洲的英雄,但他另一个卓越是在临床治疗时能够把爱传递给病人和同事。 
  一些人追求知识和技术的卓越,这些是专业的卓越,但是没有灵魂的卓越很危险。例如,我们这些年在北京做外来工子弟进城之后的课题。我们主要做的是:第一,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让他们拥有城市公民的身份意识;第二,给他们生命力,让他的生命素质得到提升;第三,提供生产力,让他们有足够的装备贡献北京。天生我材必有用,没有一个没有用的孩子,先天性可能身体有残缺,但仍然可以贡献家庭与社会。所以,生命是有可能的。 
  记者:我们能感觉出,您在与青少年交往时,对他们倾注了很真诚的爱。 
  蔡元云:其实,影响我的,除了鲁迅先生,还有冰心女士。她的灵堂上只是一句话,“最大的就是爱”。所以,在灵魂里,最重要的还是爱,人与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管理者与人民之间,都是一定有爱的,爱很重要。 
  记者:您常年和青少年打交道,最享受的事情是什么? 
  蔡元云:最享受的是,看到青少年真的在改变,特别是他们的精神面貌在改变。无论我在香港,还是在内地,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青少年都有一个梦,都有他们的长处。只要你跟他们同行,就可以帮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我们提出“敢梦、敢爱、敢飞”,“敢飞”即冒险。无论社会感觉他们多么不成功,比如说吸毒,但只要他们感觉到有人在相信他,在陪他同行,他是可以起飞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11 19:28
“一代更比一代强”    记者:您曾把新的一代称为“Y2K新人类”,内地现在也不断涌现80后、90后,甚至00后的说法,您怎么看这些“新人”?  
  蔡元云:“Y2K”指进入21世纪,不只是一个世纪,而是一个新的千禧年。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新生代的处境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我曾经用五个英文字母来描述他们的不一样,英文是“GBCDE”。 
  G是Globalization,即全球化。 
  B是Biotech century,即生命工程或者生命科学年代。它对人的基因突破有了新的看法,医生开药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不是心理治疗,而是基因治疗。 
  C是Clash of civilization,即文明的冲突,也可以具体到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老一辈人出生、成长甚至死亡都是在某个固定的乡村,但下一代完全不一样,人口流动让不同文化的人走到同一个地方。例如,现在问谁是北京人,就很难回答。 
  D是Dragon century,即龙的世纪。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在其著作《中国大趋势》中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体育、科技正在崛起,这些都是过去我们没有想过的。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怎样与全球互动,年轻一代与我们完全不一样。  
  E是E-generation,即数码的一代、网络的一代。我们过去的教学很简单,但现在学生一上网,就能与全球接轨,什么信息都有。而且,数码的一代很有创意能力和辨别能力,真的可谓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记者:年轻一代本身是否存在困扰?  
  蔡元云:当然会有困扰。他们感觉竞争大、感觉悲观、感觉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好工作。而且,我们这一代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这一代还是占据很多很重要的位置,让他们觉得很难出头。 
  当生命充满困难与挑战时,要坚定地知道自己是谁。我对未来的一代是充满信心与盼望的,并相信他们会代表我们国家闯出一个名堂来。 
  我的小同事明皓,在香港读完大学后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就来我们的青年基金会作研究。她爸爸最初也很恼火,为什么不去大学教书,偏偏来这里。她背起背包来到内地,这几年和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在民工子弟里做了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大家不要只听我们这一代的故事,也要听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就是你们要找的80后。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11 19:28
  “我发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宝” 
  记者:您已经在香港和内地从事青少年工作达到39年,您觉得现在香港应该特别注意什么? 
  蔡元云:首先,我们一定要放眼全球,具有国际眼光。香港有150年是殖民地,没有自主,所以香港在某种程度上先天处于逆境,而且什么资源都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只有2%的人可以进大学,现在也才18%。所以,很多香港人去全球念书,并吸收了不同文化的养分。因为香港是开放的城市,所以英国的文化来了,但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文化,而且日本、美国、印度、韩国等不同的文化在香港实现了交流,所以香港有它特别的地方。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不足。  
  其次,是尊重法制。 
  最后,不得不提到香港精神,什么是香港精神?一是逆境中的自强,香港的资源有限,但竟在全球的创意中拿了很多奖,例如香港的电影、音乐等;二是国际上坚持诚信,包括在金融、工商业及教育等领域内坚守专业操守。香港流传下来的宝贵精神如何保存?其实,跨代可以交流。因为年轻一代的视野非常开阔,但上一辈也很厉害,他们之间是可以互补的,这样就可以把香港原有的精神保存下来的。而且,青年的国民意识比上一代强,特别是回归之后,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很注重国民教育。 
  记者:内地应该向香港学习借鉴什么? 
  蔡元云:不敢当。我来往于香港内地之间已经有15年了,我发觉我们国家真的有很多很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把这些忽视掉了,这是不应该的。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注意到要把传统文化保存下来。当然,传统文化有些地方也是需要修正的,毕竟时代变了,相信孔子活在今天,也会把《论语》的内容在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来配合当今社会的变革和需要。但是,很多还是很好的,比如孔子所倡导的人伦关系、老子《道德经》里的“道”、“上善若水”,等等。一定不要认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但同时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全世界文化各有其长处。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这个立场是很高的文化立场。 
  所以,我从香港来内地学习,我发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宝。 
  记者:这几年您接触到很多内地青年,您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蔡元云:他们的基础教育很强,文字表达、言语表达以及很多方面都很优秀,而且他们有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我们那一代,出国是被人看轻的。 
  现在,我们念大学的机会很多,但一定要做一个有灵魂的中国人,有中国魂的中国人,有生命的中国人。而且,我们还需要卓越,因为21世纪对我们的要求真的很高。全世界都在进步,我们下一代也应该要不断进步。 
  链接 
  蔡元云1971年毕业于加拿大曼尼托巴医学院,获取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旋即返港,于播道医院行医。当时,因感香港青少年的困境和需要,于1973年与苏恩佩创办《突破杂志》。1976年蔡医生再往美国三一国际大学攻读心理辅导,学成后回港至今。于2001年被香港浸会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并于2006年被华东师范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蔡医生曾任突破杂志社长、突破机构总干事,现任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及青年发展基金会长。而“突破”亦从《突破杂志》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青少年文化、教育及服务机构。另一方面,蔡医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被香港政府委任为多个有关青少年政策及服务的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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