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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爱读爱写到多读多写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5-21 12:36
标题: 从爱读爱写到多读多写
从爱读爱写到多读多写                                           邵燕祥
  吴非兄屡次叫我写写中小学时的阅读和写作。我一直拖延着，因为虽有人说我早慧云云，我可有自知之明，偏科罢了，作文好些，数理化一塌糊涂，有什么可夸口的；况且纵使“小时了了”，难免“大未必佳”，老说当年，深恐为识者笑。这是为自己留一退步。还有为别人想，万一有家长以我为例，督责孩子，那我可就误人子弟：所处时代相差半世纪，大环境（社会、政治情况）、小环境（家庭、学校条件）不同，几乎不具有可比性，学不来，也学不得。
就拿上学来说，我在小学时还能名列前茅，进了中学，初一初二就开始“偏科”，因为偏爱文学（加上另一些糊涂思想，这里不多说），实际放弃了数理化课程，初二、高一分别是化学和三角不及格，自知补考也无济于事，只好设法转学。那时两次转学，都以“同等学力（不是学历）”为名跳了级，第二次还托人办了假证明，从而跳两级考上大学。这样的事，一个自由转学，一个任意跳班，今天不但不提倡，不允许，而且几乎没有可能；再查出假的肄业证明，不开除也得记大过。所以１９４９年一建国，我就说，我如果不是幸而离开学校，“参加革命”，而是按部就班留在中学，由于强调所谓“全面发展”，我不仅入不了团，也必然成了“差生”，随大流跟班都困难了。
吴非兄后来说，只要我“写一写读中小学如何爱读书爱写作，也许会对教师的教学有启发”。我相信教师们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我就泥沙俱下地漫说一番童年的经历，不讲起承转合，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着重说小学时对读书和写作的“爱”，——回想我的阅读和写作，基础都是在那阶段打下的。
婴幼儿期的母语教育，母亲是老师，讲故事，说童谣，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还在四岁以前，见母亲给时在山东的父亲写信，我也要了一张纸，照猫画虎地用铅笔横横竖竖画成一团团小苍蝇，远看也像一行行方块字似的，寄出后得到父亲回信的夸奖。大人没有有意教我识字，但记得看过教数码字的图书，如“１”字画一把大扫帚，注明“１＋１是１，扫地用大笔”，一直到９，我就会看表上时间了。带故事性的学前读物，我记得有王人路编的《三个小朋友》（当时王人路与陈伯吹齐名），开本如后来的连环图画，却厚得多，不识字就看图。
没上过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１９３９年上小学一年级。姐姐大我六年，哥哥大我五年。跟着他们上学，并不勉强。国语教科书有字有画，第一页是“天亮了”，第二页“弟弟妹妹快起来”，顺口成章，不觉费力。第二学期请了几天病假，回来生怕耽误了功课，跟不上，偏偏袁老师点名叫我念一节新课文：“南风吹，麦子黄……”，念完后老师说我念得好，叫我再念一遍。我后来想，可能是我念出了语气，不带“念书腔”，再就是念的时候，仿佛心里看到了一片麦黄，感到了南风吹到身上的暖意，这便该归功于课文本身的形象和色彩了，枯燥无味的课文不会产生这种感应——这无形中培养了我的感受力，这种感受是通过语言的，也就一点点地积累了、磨砺了对语言的敏感。
对母语的爱，不是靠说教（尤其是那种大而化之的，从国际地位、改革开放讲起的大道理），而是经由一点一滴对母语（口语和文字）细微处的美感和趣味的真实意会形成的——说“意会”，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意思。
小学校园中有个“儿童生活园”，其中有一边靠墙放一排书橱，从二年级起就可以凭证借书，借回家去以一周为期，可以续借。我是一两天就换一本，从低幼读物读到高年级的童话、故事、小说，其中还有民国初年出版的《十五小豪杰》之类。没到小学毕业，差不多就读完了，因为我从五年级下学期就因搬家转学了。
那个“儿童生活园”中有一套商务的“万有文库”，但不外借，书橱仅作为书库内外的隔断。我隔着玻璃看多卷本的《块肉余生述》（即迭更斯的《大卫·科柏菲尔》）等等，艳羡不置。这份遗憾不久就从哥哥姐姐们那里弥补了，他们由各个渠道借来了外国古典小说，像《侠隐记》（即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恋爱与阴谋》等，使我在囫囵吞枣的浏览中看到一个陌生的世界。
那时候没有今天那么丰富多样的课外生活，电视电子游戏等诱人的玩艺儿，却也没有今天那么压人的课外作业。下课后，节假日，不能老是找同学踢小皮球，回家干什么？
看闲书。那时把所有课外书都叫闲书。母亲也爱看小说，我们看闲书父母都不限制。看闲书也是读书嘛！我较早地养成了课外读书和读课外书的习惯。说完全不管也不是。有一次，父亲见我从同学处借来《笑林广记》，就让我退回去，说有的段子下流，该是指低级趣味吧。
前院三间西厢房，两明一暗，明间是待客的，暗间是我和姐姐哥哥的书房，没有客人时，三间屋就都归我们了。我跟着哥哥排演过他根据课文改编的小剧本，如《孔乙己》，如《爱的教育》中的《少年笔耕》，这里还张挂过他编的家庭壁报，我是仅有的三名作者和三名读者之一。晚上灯下，我们可以围着案子各干各的，直到洗漱就寝。哥哥上中学后，在初一国文师老师阎蕴之的影响下爱上了国文课，在大量阅读同时练习写作，开始给报刊投稿。我在三年级时因为常读《３６９》，也曾把一篇课外写的《红叶》寄那家杂志，没有下文。再投稿就是后话了。
小三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从立志当发明家改而要当文学家了。这跟王法章老师的鼓励有关。那年寒假，照例预习新课本。姐姐的初中国文第四册，第一课朱自清的《春》，一开头“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重？）了”，念起来特别顺溜，显得轻快而温馨。开学王老师出的作文题恰是《春》，我就用了这个开头，后面才是自己的话，算是抄袭了一大句吧。这回得到法章先生叫到讲台前搂在怀里的表扬。假如当时老师披头盖脸骂我抄袭，也许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我的人生道路都会是别样的了。
但我也不是对什么课文都叫好。哥哥课文里有一课《寒晓的琴歌》，可能还是叶绍钧（圣陶）作的，但我以为那意境有些“隔”，若是放在黄昏斜阳的背景下，可能更传达出那份凄凉的意蕴；大概觉得人们不会大清早晨就纠缠于灰色的情绪，并诉诸琴声吧，这自然是囿于我“小小的”经验了。
能有月旦课文的狂妄，也还因乱七八糟什么杂书我都读。像《３６９》、《立言画刊》，都是以娱乐游艺为主的通俗畅销刊物，不能经常看电影，我就此过屠门而大嚼，同时读了许多影星名伶的传闻包括桃色新闻（现在叫绯闻）；我们小学前门紧对初中后门，每天中午有一个卖杂志的，一段时间我是慷慨的顾客，我从家里放硬币的敞口盒里随手“拿”一把，就可以买几本各样的杂志，有文艺性的，有以少年、妇女为对象的，还有综合性的。后来是哥哥发现并劝阻了我的不良行为，从此他以零用钱和稿费买了正经书来，我们共享。这就是我最初读到的鲁迅的《彷徨》，田汉编剧的《阿Ｑ正传》等等。与此同时，姐姐哥哥从同学处借来的二三十年代《小说月报》、《文学季刊》、《文季月刊》，使我们于冰心、巴金等选本和时下的文学杂志以外，读到了更多作者的面目不同的小说，以及散文和诗。那时候的文学刊物，有的还在发表评论的同时，刊登评介古典文学的系列文章。我最初较系统的诗词知识，就是从这里来的，还有哥哥买的一本胡云翼讲文学史的旧书，后糊的书脊上写的是《中国新文学史》，多半是讲义辑成，其中对一些好诗好词，往往全文引用，使读者不用再到别处翻检，而我就像是一边听人讲解，一边把好句记在心里。
当然，哥哥也还从旧书摊上租来武侠小说，这是我和他灯下共同的“悦读”，还珠楼主的《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郑证因的《鹰爪王》（先就在《３６９》上连载的）等，跟家藏的《儿女英雄传》对参，有很多有趣的发现，例如后者的“能仁寺”一场，恶僧把安公子绑在柱上，备了铜盆，亮出刀来正要下手，忽听当啷一声，……这可以说是经典的场面，因为后来小说许多惊险的镜头都仿佛从这里脱胎。我也不光看武侠，每天中午放学回家，脸盆架前的隔栏上搭着当天的日报，那下半截辟栏就是连载的“社会小说”，老的如陈慎言，稍次有耿小的，都是从现实生活取材。跟张恨水（我读过他的《金粉世家》）齐名，有一位天津小说家刘云若，他的《旧巷斜阳》，写一个乡村姑娘堕入下等窑子，挣扎求生，深深地撼动了我，许多年后，我认为可同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媲美。
家里有不少绣像本的石印小说，我陆续都翻出来看了。除了《儿女英雄传》（只读了前半本，围绕着十三妹的侠义故事，后来她成了少奶奶，我就没兴趣了），短篇的如选自“三言”“二拍”的《今古奇观》，长篇的首推“三国”、“水浒”、“红楼”，从小学四五年级直到初中，我几乎每个暑假把这几部书重看一遍，但都是有所省略，“三国”、“水浒”都省略了尾巴，“红楼”则略去开头讲青埂峰石头的一大段，还有书中大部分诗词灯谜，包括《姽婳词》，但《葬花词》和模仿《春江花月夜》的《秋窗风雨夕》除外，这是我自己搞的“节本”。至于另一名著《西游记》，对不住，看头知尾，九九八十一难大抵近似，我就无心卒读了。
四年级的级任老师吕象新（向欣），兼教国语，让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还是用毛笔！），她都认真批阅。我写着写着便不满足于记流水账，但我不想写同学间的事情，又还不习惯袒露内心世界，感到日常生活实在单调，没什么好写，便在日记里发挥想象，用起虚构手法（不是虚构自己学雷锋做好事），好在老师即使看出来也没责备，其实不可能看不出来，不过意在让我们练笔罢了。我至今感谢吕老师的宽容（前两年我的孙女在小学，老师让她们课外写“随笔”，我想吕老师当年也就是这番用意吧）。有一回，我写到在胡同里见看冀东来的难民写地状乞讨，吕老师把这一页撕掉了，却没说什么，我心领神会是我犯了日本统治者的忌讳，老师不仅宽容我的思想跑马，同时又保护我避开笔祸，我不能不把这样的师恩铭刻在心。
还在三四年级间的暑假，父亲每天依托《四书集注》给我讲一段“论（语）”“孟（子）”，姐姐哥哥都没听过，算是给我吃偏饭。可惜我对大道理全没听进去，只记住了“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有趣故事，记住春秋战国时须待几十岁才“可以衣帛矣”，几十岁“可以食肉矣”，再就是记住了一些语录格言。但我也就不再视文言为畏途。“三国”本来是古代白话，蔡东藩的多卷本《历代史通俗演义》则是半文言，其中许多引文纯是古代书面语，一下看不懂，跳过去，反复遇到的难解字词跟上下文一串，其义自明；这是我读史的启蒙书，也是我进入古汉语书面语言的津梁。后来读了沈启无编的《大学国文》上下卷，补了我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之不足，乃知三千年文化遗产中，在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外，也还有六朝小赋，明人小品，清人笔记……而且也不是唐后无诗，宋后无词那么冷清。我又一直把一部商务版的《辞源》放在手边，有事没事翻翻，仿多少了解一点母语背后隐藏的过去的事情了。
从小三起，有空我便学着哥哥写些这样那样的“作品”，因为喜欢老舍的《牛天赐传》，我模仿着写了《罗四维传》（简化前的罗字，是上四下维组成），又模仿老舍的《赶集》，我把自己写的东西订成一册，剪纸喷墨题为《热闹集》。我的课外生活充实起来了。由阅读时的设身处地，到离开书本的大胆想象，我给自己构筑了一个虚拟世界，不能自已的写作，就算是透露一些这个世界的消息吧。
慢慢的，从爱读爱写到多读多写，读多了，写多了，就更爱读、写。自然也就懂得了一般文字跟文学语言的区别。文从字顺，“明白如话”，是对一般文字表达的要求。而文学语言超越了一般的应用意义，赋有了感情色彩，如《西厢记》写“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景中有人，景中有情，景中的情既是景中人之情，作者之情，又反过来感染了读者。五年级时读到姐姐高三国文附录的王国维《人间词话》，透过诸多具体例句来阐发他的意境说，对我后来的诗文鉴赏影响极大。好的古文连议论文也不仅逻辑严谨，层层剥笋，且写得文采夺目，声调铿锵，把母语的感染力发挥到极致。
那时现代文学中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以其秾丽吸引了我。于是知道推敲功夫不限于诗。即使行文比较洒脱如郭沫若，他写《路畔的蔷薇》“昨晚甜蜜的私语，今朝冷绿的露珠”，也讲究必要的对仗；行文绝不雕琢的陆蠡，他写“秋风错漏出半声轻叹，秋葭一夜都愁白了头啦”，也该是有意地调谐了平仄的。那时还不懂平实而近自然的境界，总希望自己笔下不要尽是“大白话”，力求写出最贴切的乃至独特的感受，有一回得句“秋阳无力地照着”，以为写出一点秋日阳光的特点，不料没两天就发现郁达夫有一个同样的句子，我还是落入前人窠臼。又一回在一篇作文开头写进我酝酿多日的一句得意之笔：“秋风吹来远山的忧郁”，被六年级的国语老师批评说，“像报稿儿”，意谓像平时报刊上的文艺稿件，这是贬义的，因为我转学来的这家小学，年级主任刘雄渊（浩然）老师，教国语和国画，是以古文为尚，基本上没把一般的白话文以至五四文学看在眼里，我这么写自然不投他的口味。我自己已经有一定的独立见解，不为他的批评所左右，而刘老师人极好，他也并不因此歧视我，他只是点到为止，不影响我的成绩评定，我照样算班里的也是国语课的好学生，我和同学们还都为他读中学的儿子失踪着急，从心里同情他，只是无力分忧。
1945年暑假小学毕业，正逢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古城北京沦陷八年的历史也结束了，人们可以大声地谈民族，谈国家，谈政治，进而谈民主，谈自由，谈建设了。一个新书新刊的世界，一个更大的阅读空间，在我们面前展开。我在初中一、二年级有幸遇到仇焕香和浦克刚、阎振益等国文老师，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指引，我从仇老师那里借阅了当时鲁迅全部杂文集的单行本，好好补了一课。我们中学的图书馆全部藏书，特别是五四运动直到抗战前的出版物，全都向同学开放了。校园里每天中午摆开的书报摊点，琳琅满目。我又加入了高年级同学组织的“自由读书会”（这是中共地下组织影响下的团体），我的读书和写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１９４６年春夏之交开始持续在报刊上发表习作；在报刊上看到好作品，便激发自己要写得更好，看到不怎么样的东西，便从另一面增强了自信。对一般报刊投稿我不说明学生身份，就是要跟成年的作者比肩而立。这方面的情况，前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找灵魂——邵燕祥私人档案（1945-1976）》一书里，有不少的实录材料，这里就不多说了。
年过七十，教训良多。但我一直耽于阅读和写作，并不失悔。算总账，毕竟阅读和写作给我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感，胜过在特殊年代带来的灾难。此中更具体的得失和难免的偏差，不及一一细说了。
                                    2006年10月６日，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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