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实名或许远远不如他在活跃在虚拟世界上的称谓来得熟悉——刘支书助理，如果常去关天茶社闲逛，应该多少有耳闻。
魏勇有充裕的精神本钱，文章中透露出的见识以及他的阅读积淀不逊于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作为高考束缚下的中学教师，又不同于众多的优秀名师，仅仅会就事论事，眼光顾及下只有前方的题海，捧着一堆“黄冈兵法”类的咀嚼物反哺。他的知识构架大体建立在四个支撑点上：史学、西方哲学和政治哲学、西方经济学、文学。哈耶克、波普尔、凯恩斯、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理论是他信手拈来的家常菜谱，那些瑰丽精华到极致的人名书名我即使到了大学阶段亦从未在课堂上听得一言半语，中学能邂逅如此良师，一个人的起点就此拔高了。
真能不屈不挠凭着自己理想执著行事吗？不能，多少得遵循照顾上现实中这样那样的潜规则。这跟自由一样，生存共赢在彼此的妥协间，不容讨价磋商的自由便是卢梭抱定的绝对自由，这是迈向专制的序曲。一个所有教育者无法回避的现实，也是所有清醒者最为痛苦受折磨的分离抑或契合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与《死亡诗社》都以生离死别的淡淡悲剧结尾，还有阿城的小说《孩子王》，一声呼喊“我的船长”在稚嫩清脆的天籁之声中，伴着那位用《新华字典》教学的知青老师渐行渐远，带着未尽的理想上路流浪。这是一种对理想的诗意化，更多的人在残酷现实前，在生活的琐碎媚俗面前，不得不低头迎合世俗取向，内心依然保持操守，行为上却是痛苦挣扎在趋附潮流的历程里，时间一久，或许麻木了，但他们的本性总使得日常生活无所不在成为普及价值观的绝好课堂。
作者有一句耐人寻思的话：“从我课堂里走出去的学生，是红卫兵、义和团、罗伯斯庇尔，还是雨果笔下的人道主义者郭文？如果是前面三种人多，无论他们地位多么显赫，那我的历史课彻底失败，因为我希望他们都是郭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找到了做历史老师的价值。”但同时面临着如此境界：“我无数次地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上课，但一看见学生赤裸的双脚和满身的泥土，我又感到，我有责任首先帮助他们走出农村、摆脱贫穷，要把他们送进中师、中专。观点一旦有偏差，考试绝对失败，他们中许多人是家里借钱读书，没有复读的机会。即使我输得起，他们也输不起。”于是自谑为在撕裂中行走，这倒绝不是人格分裂，而是理想与现实的妥协。所以魏勇自言要做一个思想小贩，而不是制造商级别的斗士，尽管体制内的种种虚荣他也不缺，可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种策略，唯有依靠职称方能获取有尊严的物质生活，之后，在衣食无忧中才能更加轻车熟路地读书写字，教人常识。
所以，这个魏勇，“坏”到家了，他的用心何止是点燃课堂的沉闷愚昧，简直是放火烧屋，以螳臂之力烧出公民社会，烧出人的教育。（——《佛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