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追问与批评独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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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当代艺术金棕榈金酸莓奖”的实际意义 每年一度的“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奖+金酸莓奖”的评选,到2011年已是第二届了。无须讳言,“双奖”的设立初衷肯定是基于积极的态势,目的是为当代艺术在现阶段找到另一种阐述可能的方式,况且,2011年的评选比起2010年在操作模式上有了很大改进:参与评选的青年批评家人数增多,而评选出来的作品也由首届较为混乱的操作,至少第二届在程序上变得相对合理,也评出了一些较为典型的作品。毫无疑问,“双奖”设定的初衷是给当下艺术评判机制提供了良性探讨的机会,但是,评选本身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和误区。最主要还是评选未能从学理上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究及追问,以至于在评选价值观、批评的独立性、评选者和作品的遴选以及判断作品优劣的标准方面均遭人诟病,值得深究。 毋庸讳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和采用何种方式,学理追问应该是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否则“双奖”就有沦为娱乐圈插科打诨式闹剧的危险,而与初衷相去甚远。须知,好的初发点未必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评选的结果表面上是以最终作品的水准作为依据,而在具体操作环节上自是大有讲究。归根结底,“双奖”的评选还是内在学理上有所缺失,导致号称以“真诚”、“责任”、“独立”为评判准则,以纠正当代艺术“平庸化、程序化、江湖化”的初始努力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而且,若是在价值观、艺术判断力和批评独立性方面不能进行有效的提升和改变,某种意义上,反而会以新的平庸化江湖化的方式制造出一本正经的“江湖玩笑”,甚至“艺术冤案”来。进而,有可能使得在民间艺术机制中颇有前景的“双奖”评选娱乐化。最起码,学术价值不能得到体现,起不到应有的对当下艺术的良性推动作用。 “双奖”评选价值观的确立是决定这个民间奖项成立与否的首要因素。虽然不同于官方体制下的艺术评选,但这种民间艺术机制的意义和不可忽视性主要在于它与众不同的艺术视角,以及它在判断作品上的先锋意识。采用何种价值观进行评价对于这样一个活动来说至关重要。我以为,独立、边缘、小众、追问、方法论、问题效应及先锋意识等价值体系的贯注,应该成为“双奖”评选的不二法门。通过独立价值观的确立可以拉开与国内其他艺术评选的距离,并可形成与众不同的诠释场域,最终使之成为当代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另类话语。实际上,当代艺术仍然需要注重学术性的评判标准,而不是如电影同类评选中的娱乐性为主。判断生效的可能性在于这种民间特有艺术机制中的学术呈现和智性闪光点。其实任何意义上的评选都只能是一种滞后效应,它所起的作用最多是归纳总结式的自我安慰,很难对当代艺术中的作品的鲜活性和观念的不可预测作出前瞻性的结论。德国先锋派理论家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所说艺术作品常常要放在“决定了作品功能的体制性框架”中来考察,而不应该看作是单独的个体存在,其实已经说明了当代艺术作品在如今事实上已经很难进行独立的诠释,而不得不纳入到一定的评判机制和框架中[1]。在2010年和2011年仅有的两次评选中,意识形态化的艺术以及大体量、大制作的作品受到格外的关注,就是一个例证。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刻意化和经营化倾向,一方面似乎也说明了即便是号称富有活力及独立性的青年批评家们也很难摆脱得了评判惯性,关注点也脱离不了既定体制化的作品形态和浮于表面的艺术呈现。价值观的相对紊乱,也使得很多本身尚不具备一定学术水准的青年批评者难以用相对有效的艺术价值观去评判作品的得失。虽说“双奖”的评选号称是“针对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实践活动”,而不去关乎“艺术家好坏”的评点,但事实上,对艺术作品的评判又怎么脱离得了对艺术家优劣的界定呢? “金棕榈”奖中,青年批评家们对何云昌《一米民主》高度看好的评判就是一个典型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事例,充满了价值观的误判。众多青年批评家丝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把大量明显岐解附会在一件概念不清、以民主做幌子,实质是“伪民主”的、以生猛的血腥暴力来博得眼球的行为艺术作品上。试举例说明:“是一种身体与内心的政治性体验,这恰恰超越了泛滥于今天的关于政制认同的争论。”(鲁明君);“民主不仅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代价”(蓝庆伟);“作品创作过程中所显现的政治话语的流变与思想形态的多元使得民主成为国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崔灿灿);“对民主的有效性、民主与权利、民主与暴力等背后所潜藏的悖论关系的审视”(何桂彦);“最佩服何云昌敢玩真的,那条长达一米的血淋淋的口子至少表明,在严酷的社会、权力、法律、制度塑造下,他还能真诚地表达切肤之痛。”(蒲鸿)[2]……单看一些话语并非没有价值,然而针对这一件特定作品,众多评选者对民主概念的不清晰和简单解读,导致大量充满意识形态性的“正义”判断出炉,给这件以暴力作秀,用一种荒谬的行为呈现了思维浅薄的“伪民主”作品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民主涉及到的是每个人自身的权利,与真正的自由及个体价值观的诉求,而不是与己无关的戏谑式简单投票所能涵盖的。批评家程美信说得对:“问题是在没有实际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前提下,公投表决便失去民主的实质意义”[3]。何云昌惯常以自虐的方式显示血腥的意味,这个作品的暴力由于不是针对他人而是自虐,故而获得了众人心理豁免的同情心,但仍然未能摆脱以简单生猛的暴力行为博得关注的用心。 令人疑惑的是,充当****卫士式的政治牌在以前国内艺术中屡见不鲜。并非****政治性话语不能作为当代艺术表现的内容,然而,这次何云昌打政治牌的伎俩又一次奇迹般再现和吊诡般成功。实际上说明批评家们未能洞悉艺术家以暴力作秀的假象,反而被表面的民主口号所鼓噪和无端振奋,以及被身体的流血悲情所迷惑。实际上说明批评家们未能从行为艺术的裸体装饰性本质中分离出冷静客观的视点,而陷入生理视觉产生的粗糙情感中不能自拔,也说明青年批评家缺失足够深度思维的稚嫩判断,从而直接导致艺术判断力的偏狭。依我看,这与何云昌来自偏远地区可能还有一定关系。像云南、贵州、甘肃等偏远省份的不少艺术家,习惯以生猛的出位博得艺术的出彩,何以前拿掉一根肋骨、悬吊裸身等生猛性行为艺术,把注重观念和思想深度的行为艺术简单化和符号化,呈现了思维的弱智化倾向。而这种生猛型的艺术形态在近二十年中频频出现并屡屡奏效,说明打悲情牌的自虐艺术和刻意意识形态化的作品仍然迷惑了思维略显单一的很多青年批评家。 批评的独立性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以为批评的独立性首先在于批评家人格的独立。批评家主体精神的无所皈依和无从着落会直接导致了批评的旁落,就根本谈不上以学术公心进行作品的评判,更遑论学术建构和价值观的呈现。无须讳言,在当代艺术环境下,不少批评已经沦为艺术资本利益链或产业链中的一环,很难具有独立立场和价值判断。尤其是很多批评家也充当盈利性策展人甚至艺术掮客,这使得批评家人格的独立性、展览的学术性及媒体的公信力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名利的考验。如今,艺术展览邀请批评家出席给出场费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艺术家或投资方出资邀请批评家充当吹鼓手的现象,基本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与传统的“润格”还不完全一样,有些无原则和人格缺失的夸赞之辞事实上已经充当了权力和资本的帮凶。例如,去年获得金棕榈奖的某北漂艺术家,在某地办展,一帮批评家几乎倾巢出动,在媒体和研讨会上高唱赞歌,使得这个基本以模仿为主的“万金油式”艺术家,实质为四流艺术家的展览规格直达一线艺术家的标准。由于展览的规格和力捧的规模,使得艺术家声誉鹊起,更使得此艺术家的有模仿痕迹的装置作品入围2010年上海双年展并置于入口处。中央美院某青年批评家更是在某省级电视媒体上大赞一个单纯以作品巨大获得媒体关注的某水墨画家,且这次还提名其为金棕榈奖,称赞其在彪悍的体量中获得张力,并有可能改写水墨画史[4]。这种指鹿为马式的所谓批评实质谄媚的话语,若非艺术判断力的问题,那么就要考虑其背后艺术家所花的本钱了,因而作出矫饰并误断的措辞也在所难免。除了名利以外,批评家以关系亲疏作为判断艺术的标准,使得对批评的独立性产生必然的质疑。名列今年金酸莓奖的罗中立的《雕塑系列》和潘公凯的《错构—转念—穿越杜尚》是明显的、刻意为之的“当代艺术化”的作品,因两人分别为四川美院院长和中央美院院长,参加投票的对应两校现职的青年批评家出于自身考虑,无视学术至上和批评独立原则,集体噤声和失语。而针对罗中立的“雕塑系列”,作为川美校刊的《当代艺术家》杂志去年曾出专刊大唱赞歌,其中不乏青年批评家毫无原则的拔高评论。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事例并非孤案,在圈中已成为一种潜规则。我们怎能期待批评家近乎分裂的人格会做出公正的学术评判?批评家从事的理应是学术上的判断,而从事学术判段首先是自身经得起考验的道德良知和学术操守。 说到批评的独立,必然回避不了对批评家的选择。良莠不齐的评选者很难显示出足够的学术水准,以保证评选的学术性体现。这里面又牵涉到评选者的学术水准和道德水准,也即是学术能力和学术操守,前者是水平问题,后者是道德问题,也即是否能够遵循基本的游戏规则,遵循作品实际的艺术水准和学术高度来作判断,而不是出于人情与关系亲疏。事实上,这一点最为人所诟病,也即网络中口水针对点之所在。选择参评的批评家要有扎实的研究水平和批评眼光,这对于评选出的艺术作品是否能具备历史的验证是主要的考验。事实上国内有胆识的优秀青年批评家还能找出几个,如从事当代艺术批评且写作甚勤的独立批评家朱其和程美信。但是,无论在批评家年会上,还是这个号称具备当代艺术一定水准的“双奖”评选,均难见他们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渐成圈子化、江湖化的所谓“第四代青年批评家群体”。当然,这帮圈子化的青年批评家学术水平和基本操守也是良莠不齐,内中其实不乏有才能者。但是,雄鹰从不结伴飞翔。作为批评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学术差异是必要的,否则在互相“抬着混”的场面中,丢弃的是批评的勇气和学术的精神。况且,不重学术而纯以年龄划分批评家,导致稚嫩的评判纷至沓来,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更何况,很多批评家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也还处于较为生硬的层面,对具体作品的判断有时更是南辕北辙。不错,年轻意味着对新生事物能够保持一种好奇心和自然的接受能力,以及更好地发现和理解与他们年龄相对接近的艺术家群体,但是,我们要知道评价当代艺术作品是一种学术行为,需要起码的学术积淀和艺术水准。年轻并不代表学术必然有深度和有锐度,年纪和作为批评家的学术水准无关。年轻也不代表艺术判断力就必定具备前瞻性,年轻更不意味着不会掺杂极强的功利心。而且,在第四代批评家中,积极介入当下,勤于思考和批评写作的并非很多,可以说,里面很多人的水准和眼力甚至无法得到来自他们自身理论的支持。评选者的身份中,以媒体、策展从业人员为多。虽然媒体编辑、美术馆和独立策展人等接触一线的艺术作品为多,但,能否充分作出具有学术价值判断力的却很少,很多人充其量是在多个场合混个脸熟的参与者甚至利益攸关者。 另外,在作品的遴选上也值得商榷。一年之中当代艺术作品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关键在于我们关注的是哪些人和哪些作品。我们看到,大美术馆展示的,场面大的、宣传力度大的、与本年度热点相关的,如上海世博会、上海双年展,甚至在北京办展等作品入围就偏多,而个人展、宣传乏力、动静小的及外地展览,关注自然就减弱。这恰恰忽视了当代艺术中有可能性的小成本、边缘性、小众性、个人化的作品展示。而当代艺术的前瞻性和先锋意义,可能恰恰不在有足够实力进行宣传展示的展览中,而暗含于很多今日可能并不成气候,而在艺术方法论上有可能存在突破的边缘性的艺术当中。艾未未体量巨大的“一亿颗葵花籽”、上海世博会及上海双年展等大展上的作品频频进入评选者的视野和提名中,就是例证。可是,既然号称独立性的、针对性的“金棕榈金酸莓奖”评选,最后不免与这些宏大叙事和大展中的评选几乎重叠,是说明那些大展的策展人与双奖评选者的眼光竟而惊人一致,再次印证这些作品的不可忽视性,还是说明“双奖”的评选者视野狭促呢?“双奖”的价值应来自于它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评判。我甚至觉得,也许在评选前一两个月内有必要设立“双奖”评选联络处,接受年度个人或展览主办方的作品资料投稿,至少有相当时间对年度当代艺术杂志进行必要的过刊工作,以便更广范围内多渠道遴选艺术作品及展开更为规范学术性的操作,是可以考虑的思路,而不是局限在这些青年批评家的草率印象和粗糙的解读之中。 最后,在判断作品的标准上也有很大讲究。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和认识上,评判者即参评批评家们的意见几乎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代艺术作品和传统性的作品不一样,并不一定需要面面俱到式的阐述,而在于是否能对核心创造性加以提炼,能否对提出新问题及新视角,以及在艺术方法论上是否有突破的作品给予足够的回眸。判断作品是基于语言上的深究,还是更注重它的内在观念性?关注的应是艺术的深度推进和广度扩展,核心点在于艺术要有独创性,观念要有针对性,手法上要用艺术化的语言。谈到语言精纯,语言纯化对于现阶段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艺术语言上的逻辑递进性,即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所企及的深度。值得肯定的是,行为艺术作为有可能在艺术方法论上形成突破的当代艺术形态,“双奖”还是给予了关注。这次荣膺金棕榈奖的成都艺术家周斌的《30天——周斌计划》就是一件难得优秀的有突破的行为艺术作品。周斌这件以集群的30天创作30个行为艺术的方式,把他自己逼进了体能和智力的创作极限状态,整个来看又形成一个大的观念作品。其实就是看他的单个作品也很有方法论价值。另外,我觉得管怀宾的《过园》没有进入金棕榈奖是个遗憾,主要可能是因为在苏州展览,宣传不是很广。管怀宾的装置艺术依我看在国内是一流水准,远超过很多人,包括以“考古学”打观念牌的邱志杰。邱志杰是个聪明的艺术家,但仔细看他很多作品不少似曾相识,原创性较弱。架上绘画选了一个陈文骥,其实陈的作品在抽象艺术里属于一般,受国外抽象艺术影响的痕迹过于重了点。很多艺术作品没有进入评选者的眼界,也是一个遗憾。 目前,就整个当代艺术形势来看,这个奖项其实远没到左右或影响当代艺术走向的重要程度,以及受到艺术界的重点关注,也许最多是吹动了一点涟漪。然而,金棕榈金酸莓奖的评判即便作为青年批评家的试验田,至少也要努力给当代艺术的表述提供一个另类的视角。如果在以后的操作上加以改进和增强学理的追问,不是没有可能让“双奖”形成独立的价值场域和判断标准。勘察艺术和评判作品的基点指向何方,批评的意义至少就应该落在何方。中国当代艺术能否形成自足自立的话语立场,金棕榈金酸莓奖能否在国内艺术平台上站得住脚,我想,学理的追问和批评的独立可能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所在。 注释: [1]《先锋派理论》第一章,(德)彼得.比格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7月第一版。 [2] 见“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奖+金酸莓奖”批评家评语。 [3] 见程美信新浪博客文章《何云昌“一米民主”是在滥用民主》。 [4] 见刘礼宾艺术国际博客,刘礼宾、李小山接受湖南卫视专访,谈画廊老板、水墨画家徐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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