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着,无名师指点,却成为语言学家;教导自己的团队“做蚂蚁,不做螃蟹”,打造语言学研究的重镇 邢福义,77岁,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邢福义语录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眼里要有山,虽然山顶没有峨嵋佛影、昆仑雪莲、武当金顶、黄山奇雾,却有科学的圣光。学术研究没有现成的路,必须脑指挥脚,眼引导脚,手帮助脚,靠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劈荆斩棘,越涧攀壁,一步步地往前跨越。 ●句号放大是个零。 学术研究上的每一次成功,都只代表一个句号。再坚挺的句号,都已成为过去时,都不过是放大了的一个零。一次次把既往成绩看作零,背上全无包袱,便可以一次次轻装上阵,不断发起新的冲刺。 ●做蚂蚁,不做螃蟹。 一个群体里,人与人难免存在分歧。关键在于,在原则问题上,要识大体、顾大局,以事业为重,相互谅解,相互补足。在这一点上,从蚂蚁和螃蟹的对比,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蚂蚁虽小,善于群体奋战,可以搬动大山;螃蟹尽管威风凛凛,可一袋子螃蟹倒在地上,就会各爬各的,相当于“一撮散沙”! ●练好“人”字,摆对“品”字。 “人”字一撇一捺,如果把立志比喻为一撇,那么求成便可以比喻为一捺。只有这一撇和这一捺配合得恰到好处,“人”字才能丰满粗壮地站立起来。不然,就只是一个疲软的人。 人品第一,学问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是摆对“品”字的基本含义。一有成绩,尾巴高竖,稍不满意,放言跳槽,好像缺了张屠夫,别人会吃浑毛猪似的,这样的学者是把自己的品格降到较次的等级了。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曾引用曾国藩的话:“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直率的批评,很能振聋发聩。 ■通讯员 党波涛 邓天玉 上午8点半,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邢福义在办公室里与学生沈威探讨《形式动词“有”和形容词性宾语》一文中存在的问题。从微观的标点、字词句的用法到宏观的文章结构布局,两个人一直交流到9点半。 这篇文章是沈威正在撰写的一篇论文,在邢福义的指导下,已经修改了两遍。这次指导之后,沈威要修改第三遍。已在语言研究所做讲师的沈威说:“邢老师带博士生从来不统一上大课,而是坚持一对一交流指导。路上、办公室、家里是邢老师跟学生交流最多的地方。” 邢福义今年77岁,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饭后都会在清幽宁静的桂子山上的校园里散步。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思考问题。特别有必要时,他会约个学生一起散步,那可是上课式的散步,散步中的传道和解惑。 沈威说:“每一次散步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散步中,他跟我谈了很多。记忆最深的是邢老师说的一句话:理论的成立和完善都是需要大量语言事实来支撑的,做学问要‘不唯上’,治学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只上过10年学 邢福义只上过10年学,小学3年,中学3年,中专2年,大专2年。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惊人的学习能力。 邢福义说:“四五岁时,祖父经常把我放到膝头,读《薛仁贵征东》、《杨家将》等小说给我听。听过之后,我竟然能去读别的书,猜出大意。后来,母亲带着我到处借书,村子里能借到的旧小说,几乎全被我读完了。10岁进入抗日战争胜利后家乡办的初级小学读书,学校凭作文能力给学生分班级。我的作文写得不错,被分到了最高的四年级。” 邢福义喜欢画画,为了帮家里节省开销,初中毕业后考入琼台师范,主要学画画,想毕业后能当个小学美术教师。中师毕业时学校却让他考大学,虽然喜出望外,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报考时间较短的二年制专修科,又因为喜欢画画,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的美术专修科。 按照要求,考美术必须加试“术科”,而要参加“术科”的加试,必须去广州,那里才有考点。邢福义没有去广州的路费,思来想去,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学院的中文专修科,希望考取报到之后,能转到美术专修科去。 1954年9月,19岁的邢福义来到武汉,从来只穿木屐的海南小伙第一次穿上了布鞋。他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专修科报到后,提出转到美术专修科去,没有得到批准。好在他对文学也很有兴趣,于是安下心来学习。 1956年,邢福义大专毕业,这是邢福义到目前为止的最高学历。从小学到初中,从中师到大专,这位华中师范大学的文科资深、中文系首位“国批”博士生导师,在学校里一共只上了10年学。 |
1984年,邢福义与吕叔湘(左)合影。 小台历上数圈圈1979年的暑假,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出奇地热,空气中一丝凉风也没有,酷暑和闷热几乎令人窒息。当时邢福义还住在华中村的筒子楼里,生活极端艰苦,房间小,四面不通风,家里连把大蒲扇都没有,更别提电风扇、空调了。 为了赶写《词类辨难》,邢福义不得不跑到房子外面去。他每天搬出一个高凳子当桌子,一个矮凳子当椅子,在椅子跟前,还要放一桶凉水。他每天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往矮凳子上一坐,两脚往水桶里一泡,湿毛巾往肩上一搭,就趴在高凳子上开始写了。 邢福义一写就是半天。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天天趴在房子外面的大树下写。最后,他硬是把武汉持续40摄氏度的高温给熬过去了,也把十几万字的初稿写了出来。 1994年3月中旬,邢福义应出版社之约,撰写一部《汉语语法学》。出版社规定1996年6月交稿。自答应别人后,邢福义就给自己立了个“法”:在书桌前放上一个小台历,每天规定自己必须为这部书写一千字。假若哪一天没写,他就在小台历上打个圈圈,规定自己第二天一定得补上;假若出差,回来后得按天数补上。 当时,邢福义是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每年都要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每年都要参加国家课题评审。就这样,他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至少为这部书写一千字。 每次出差回到家,邢福义就要数小台历上的圈圈,然后要求自己一定得按圈圈数补上。如果不补上,就意味着自己为人做事的失败。每天早上一到书桌前,他就要看着小台历给自己定任务,每天晚上一到熄灯时,他就要看着小台历给自己作评价。 有一次,邢福义从国外乘机到达北京,接着要从北京飞回武汉。但是,飞往武汉的班机晚点了。邢福义不急不躁,就在喧嚣杂乱的机场大厅里,挤在坐着几个人的长椅上,行李往地下一放,两腿往行李上一搁,立马补起“作业”来。在8个小时的等待中,他竟然补了3天的“作业”。 就这样,每天至少写一千字,他坚持下来了,原本26个月完成的书稿,他20个月就完成了。《汉语语法学》责任编辑吴长安感动地说:“邢先生这么忙,还能提前半年交稿,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著名语法学家、暨南大学教授邵敬敏说:“邢福义先生不是名校出身,也没有名师指点,他完全依靠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拼搏与钻研,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才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此,了解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
1988年5月,邢福义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 两位大师的鼓励“文革”之后,《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邢福义花了12年时间、经过多次推敲修改才定稿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1万多字,在《中国语文》1979年第一期作为重点文章发表。 吕叔湘先生于1979年9月28日给邢福义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 后来,吕叔湘先生答应请求,为邢福义的第一个论文集《语法问题探讨集》作序。在1984年8月30日写成的序中,吕叔湘先生说:“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邢福义大受鼓舞。自从发表《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以后,邢福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便一般都是万字文了。 1980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成立。王力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当选名誉会长和会长。副会长5人,季羡林先生是其中一位。1985年,季羡林先生当选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说起季羡林,邢福义特别提到两件事,一件是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徐通锵的《语言论》、詹伯慧的《汉语方言学》、邢福义的《汉语语法学》等。季羡林先生于1996年6月作了一篇长序,其中写道:“邢福义先生分期的意见,就中国语言学整体情况来说,大体上也是符合实际的,是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邢先生称最后一个阶段为探求期,仅有20年历史,少于前两个阶段。但是前两个阶段已告结束,而探求期怎样呢?我现在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探求只能说是刚开了一个头,探求未有穷期。我们只能探求,探求,再探求。” 另一件是,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的“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这套选集包括《吕叔湘选集》、《王力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等。季羡林先生于1999年6月又作了一篇较长的序,接着上面的话题写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 邢福义不无感慨地说:“季先生的论说,一语破的,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季先生注意到了我的说法,使我深受激励,季先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更使我得到了新的启示,开拓了思路和视野,这对我一辈子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凡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必定也会有很好的学风。季先生务实求真,文如其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后辈,季先生处处用了‘先生’一词,充分地显示了一种大师风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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