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为平 梁启超把女子教育与国富民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他还把妇女教育看作女权运动的制造厂，说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 1924年，中国有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不幸得了尿血症，亲友们热心地建议他出国治疗，但他坚信祖国的医疗水平，特意请北京协和医院的中国大夫诊治。1926年，协和医院为他做了割除右肾手术，结果令人惊讶，右肾无肿瘤，也无任何病症，术后他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纷纷对协和医院表示强烈不满。 对于这起医疗事故，梁启超这位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胸襟，他不顾自己遭受的痛苦，极力维护协和医院的声誉。有记者问他，这种大海一般宽容的姿态和维护科学的精神源自何种力量，他回答，得益于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尤其是母亲的教育。 欲强国必由女学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新会县。祖父、父母平时很少责骂，更少鞭挞，教育多采用启发式。父亲不苟言笑，除教授启超功课外，尤注重品德修养。母亲待子十分慈爱，以热情鼓励、循循善诱为主，间以严格的引导，慈中有爱，但绝不溺爱。梁启超6岁时有一次因事说谎，母亲动怒，严加训斥，首次罚他跪下并鞭打他。这些教育，使梁启超自小就形成了独立自由的精神，也为他后来重视新民德的思想，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和宽容大度的胸怀奠定了基础。梁启超一生参加的中国政治活动影响巨大，一生著述甚丰，有1400多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财政、外交和历史等多个领域。 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把教育的兴衰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倡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新民”。后来，倡导女子教育成为他维新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写了《记江西康女士》一文，首次提出了他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在阐述变法主张的重要著作《变法通议》（1896年）33篇文章中，专门论述教育的就有6篇，几乎占了一半，而这6篇中又有近代较早倡导妇女教育的专门篇目《论女学》，开创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先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倡导妇女教育的奠基人。 梁启超说，中国女子历来为男子之奴隶，人们认为女子无足轻重，不对她们实施教育引导，更为极端的则胡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 梁启超说，中国没有女子教育事业至少存在着五个“不利”：不利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无知识、无职业，只能依靠男人供养，事必造成男女不平等，久之，“男贵女贱”、“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夫唱妇随”的传统偏见形成流传开来；不利于广大儿童的教育，儿童教育的关键在于母亲，他猛烈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观念，把它看作“祸天下之道”；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造成国家的积弱，“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妇女的没有知识，缺乏教育；不利于经济发展，妇女无教育，靠他人供养，这就减少了就业的机会，失业者多，社会负担重；不利于妇女身心健康，妇女无知识，不懂得体育、卫生、心理常识，于身体心理发展都不好，如何教育下一代要有强健的体魄，怎么提高民族的素质？他强调体育课程必须成为女子教学中的“一大义”。 梁启超的惊人之论就是把女子教育与国富民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若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他介绍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女学教育的经验，如日本。他还把妇女教育看作女权运动的制造厂，说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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