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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世上从来语胜文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7-1 11:29
标题: 世上从来语胜文
世上从来语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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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昨天(10月21日)有篇关于大学语文的报道,《调查显示大学语文教育仍在低谷》。报道说,人大文学院副院长贺阳在北京作了些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母语能力很低下。比如,抽查“人大‘大学汉语’课的部分学生作业,内容是‘给导师的自荐信’,74份作业中有49份存在行文格式问题,64份‘行文语气与自荐信要求不符’,所有作业无一例外都存在搭配不当、虚词误用等语法错误。”
  “第二党校”的学生中文这么差?实在让革命同志很沮丧。不过,如果你像老农这样长期关注中文教育,或许能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同一家报纸,两年前,2008年7月25日有篇报道,《“大学语文”危机中迎来转机》,副标题是“从‘妾身不明’到课堂人满为患”。是人满为患啊,可见大学语文教育形势一片大好。
  形势大好的首要标志是学英语的人也开始学中文了。“青年教师冯大建博士还记得他的第一堂课。‘一群没精打采的学生,拿着英语书,带着习题集。他们是怀着对语文课的厌恶来的。’而现在,李瑞山教授在南开另设了一门‘语文高级素养’选修课,作为‘大学语文’的后续课程。这门选修课每个学期都人满为患。它的‘生源’,主要是修完语文课又意犹未尽的学生。”
  老农将这两篇报道并列,并不是讽刺媒体一惊一咋。媒体一惊一咋是 default,不值得咱们废话。俺的意思是同志们要全面地看问题。对北京的调查结果不满意,可以去别的地方调查嘛,比如08年报道里的南开,这样或许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这一阵西方围攻形势严峻,媒体要多登大讲政绩、宏扬镇气、团结干部、鼓舞官员的作品。比如,《中国青年报》10月18日刊登的《诺贝尔合并奖究竟唱的是哪出戏——首都大学生质疑2010年度诺贝尔合并奖》,就是一篇可得真理部“五个一”大奖的好作品。
  大学语文教育形势大好的首要标志是学英语的人也开始学中文,那么形势不好的标志自然是“许多学生投入大量精力学习英语,却不能准确熟练地使用母语。”。老农我当然不反对不学英语;老农甚至巴不得教愚部把英语课都禁了,搞到没几个人能翻译,只得找老农。俺一个单词 charge 一千大洋啊,天天中午揣着存款单,一路笑到银行去。
  虽然巴不得教愚部禁掉英文,但是,正如阿毛毛在《实践论》中所言,“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所以老农还是忍不住要对这类报道提个疑问。
  所谓的说学生汉语不好,其实是指写不好中文——贺阳先生抽查的就是作文。但作为对比的,显然不是英文写作。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写不好中文却能写好英文,这是不可能的事。老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作为对比的,其实是讲英语。那就有个问题了: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是同等能力吗?两者是否可比较?
  其实语言学101一再强调,语和文是不同的(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记者大多读的中文系和新闻系,应该学过语言学入门。下笔之前,能否回忆一下大学语言学课程里的基本概念?
  这还不止是记者的问题。2007年5月24日那期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组关于大学语文的文章。其中,北大中文系一位很有名望的教授说:“现在北大的学生都能讲流利的英文,可是有的学生中文却很差,这是一个太不正常的现象。”严格地讲,能够从嘴里讲出来的,应该是“英语”而不是“英文”。不过这篇文章是教授口述,记者记录,或许教授口述的是“英语”,却被记录成了“英文”。很多人会说老农又在装蒜了,只是毛毛说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老农决定装到底∶)。
  报上和网上大量的中文、英语绕不清楚的废话,正是来自概念上的“语”、“文”不分。“语”和“文”巨不同的最简单证据是猿亲家的表现。黑猩猩具有三岁到五岁的人类儿童的智力。他们可以听懂一些人类语言,甚至利用手势和辅助工具与研究者简单对话。但从来没人发现过甚至猜想过猩兄猩姐能写文章。
  《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曾在该报(2003年9月9日)撰文,谈自己学习汉语和中文的体会。他说,学会讲汉语并不那么难,但学那些汉字真是要命。他太太现在还会打趣地说,他当年约会时都会拿出卡片记汉字。
  这个故事说明,即使对脑容量是猩猩三倍的人而言,讲比写也要容易太多了。因此,恕敝人浅陋,斗胆一问:一个中国人,英语讲得还流利,但中文写得不怎么样,这有什么不正常吗?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和文字不但是两码事,而且文字比语言难得多(上图为玛雅象形文字,你写写看∶)。语言大概有长达十万年的历史;而文字的历史,只有五千年。世界上语言有七千种,但是常见的文字系统不到七十种。绝大多数语言是没有文字的,无所谓写不写。迟至各文明都有精神导师横空出世的“轴心时代”,人类文化仍是口耳相传。苏格拉底没有文字传世,我们今天知道的是柏拉图的转述。孔子大概也没有文字传世,《论语》仅是弟子的记录。以前归于孔子的一些作品,按今人的研究,著作权都很可疑。耶稣基督同样没有文字传世,教徒们今天学习的是使徒的回忆。
  这一人类文化演化史,也反映在我们的个人文化成长史之中。婴儿一岁就开始牙牙学语,但到了九岁十岁,要写作文了,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景象?同班同学小红咬着铅笔头就是写不出来,老师走到她旁边,开始启发。“画上小明在干什么?”“在种树。”“这是什么季节?”“春天。”“小明为什么春天穿着衬衫?”“小明劳动很起劲儿,热了。”“挖土、浇水,有各种劳动。”“小明挖土很起劲儿。”“小红呢?”“小红浇水。”等等。语言是与真人对话,写作则是与潜在读者对话,但儿童通常不具备与心中默想人物对话的能力,老师只能充当小红的对话者,启发她把对话改写为作文。
  人要长到多大,才会与心中默想人物对话?大致是在初中转高中的年龄,或者说,情窦初开时节。小红今天没上学,小明有点失落,想着明天要问问她:“你昨天怎么没来?”小红头一歪:“有人想我吗?”尽管小红十有八九不会这样回答,小明是在胡思乱想,但是,有利写作的默想对话过程,就此开始啦。而且,心理学家发现,也是在这个年龄,少年人开始产生一种个体历史感:哪一年出生,经历些什么事情到现在,有开头,有中间,有结尾。或者说,初步具备了向异性交代“我是谁”的能力。这两大能力移植到写作上,就是弗洛伊德讲的,你那被压抑的力比多,化作文字,灿烂萌发!
  可惜,光有心理动力还不够,并不是人人都能萌发的。小明在心里可以想:拉着小红的手,我喜欢你这里,我喜欢你那里。写成文字,都是“这里”、“那里”的,谁知道你在讲什么?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柏老对写作却是有保留的。他认为文字会造成太多的误解,不像对话可以当场答疑。如何让别人读懂你的文字,至少那些教育程度相近的人能读懂,至今仍是写作第一难题。小明的想法,可以写成“小明喜欢小红又黑又亮的头发”;一位顺利“萌发”的作家或许会写得更生动一些:“小明拉着小红的发梢儿,喃喃地说:这么黑,这么亮,我喜欢。”但是,当你把面对面交谈中的“这里”、“那里”替换掉时,你已经不是单纯在讲话,而是做了逻辑推理。
  应用核磁共振造影技术,可以清楚看到,讲话通常只牵涉到大脑语言处理部分;但在写作时,语言处理部分之外,大脑逻辑处理部分也非常活跃。而逻辑部分主要靠数学训练,你偏科,写文章就会有困难,至少写论说文会有困难。
  而且文章还有难度更高的结构性要求。那位作家继续写下去:小红后来傍了个大款。小明为了存钱娶小红,当过劳模,然后二十八岁时下煤窑被瓦斯呛死了。他死的时候,双手在胸前紧紧攥着一张小红的照片,手指就按在小红两边头发上,怎么都掰不开。小明似乎在恳求人们,让他把照片随身带走吧。殡仪人员还在犹豫,小明妈妈却拿起一把剪刀,将照片从中剪开。原来作家前面写小明拉小红的发梢儿,是和故事结尾呼应的,是要突出故事里的大悲痛:负心女子痴心汉,人世间多少悲剧由此而生!
  讲话的能力是天生的,是中国人都能讲一口流利汉语(至少能讲汉语的一种方言)。但是,写作需要语言功能和逻辑功能的高度协调,需要后天长期培养。晚间纳凉,讲起某处发生的谋杀事件,大概北京任一胡同都能找到从来不写文章却讲得你不忍罢听的民间语言天才。但他的开头很可能是“今天公安局抓了个丫挺的,一查,杀过四个人!”上来就揭出了案底。他一般不会象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样,到最后才告诉你凶手是谁。文本的特定结构,来自侦探小说作者在长期写作实践中的探索。
  那位北大中文系教授读书时,中国学生大概都是英语“哑巴”。能讲流利英语的是极少数尖子,他们英语好,中文也好。教授可能因此留下了英语讲得好就该中文也写得好的印象。但这是老皇历了。如今大学扩招,大城市已有80%的应届高中生可以进大学,校园里什么智商的都有。一大批学生写不好中文,本是“产业化”应有之果。而英语教学在老农读中学时,其原则已经是“听说为主,读写跟上”。中学里英语学得比较好的,对话时能来上几句,有什么稀奇?如果我们的英语教育比较成功,学生的表现就该是能讲一口流利英语;至于是否会写文章——中文也罢,英文也罢——则要看各人造化。
来源:吾讲斯美
链接:http://www.bullock.cn/blogs/woodlee/archives/14338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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