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恋书香五院温儒敏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28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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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后五院罗雪村 作 |
近十多年，北大多数院系都盖了新楼，每个老师一间办公室，“硬件”大为改善。惟独文史哲等几个“穷系”没钱盖楼，教授也无地“办公”。校方发善心，决定筹款在未名湖畔建一组“人文学苑”，专供文史哲三系用。几年磨蹭，学苑终于落成，中文系也即将搬出五院，入驻新址。最近回到五院参加博士生预答辩，情不自禁便用“陌生化”眼光环顾四周：还是那青灰砖墙，单檐垂花院门，连排的花格门窗油漆斑驳；院子里古松依然蟠曲如盖，花架上的紫藤却已繁华落尽，遍布南墙的“爬山虎”也不见灿烂时节的浓密挥洒；南侧后院肆意疯长的侧柏、加杨、香椿等植物，在凛冽的寒风中有所收敛，院子显得愈加杂乱和萧瑟。碰到几位来五院取信的老师，不约而同都谈到“搬家”，连说可惜可惜。我在《书香五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曾详述五院的状貌与来历，这里再叙写一文，难免有些重复，也是对五院的告别与怀恋吧。
老北大的国文系曾立足沙滩红楼。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北大中文系先后设在文史楼和二院，“文革”期间一度搬到32楼学生宿舍。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研究生，到学校看榜，还是到32楼。我正得意地在门口张贴的复试通知上“欣赏”自己的名字，卢荻老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伴读”）从楼梯下来，向我连连道喜。不过几天后我来报到，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3年过去了。
如今燕园见缝插针，大兴土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像五院这样传统的院落显得有些落寞，但难得安分，一踏进五院就有一种气息浸润情怀，让人静下心来，觉得大学的氛围本该如此的。
五院是静园6个院落的其中之一，一至四院建于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6个院落一式砖木构设，彼此联通，古色古香，却不见奢华炫耀，那种内敛温和的情韵让人亲切放松。
五院两层30多个房间，大都用作教研室。每个教研室一间，几张桌子几个板凳，还有三五书架，既没有“国学大典”，也不见文物墨宝，堆放的多是老师的书刊，很是简陋。除了教研室活动，老师们平时不大来这里。“人气”最旺的是收发室，五院的中枢，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20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端坐其中，中等偏胖的身材，细声慢气彬彬有礼地接待师生，他就是教务兼收发冯世澄。冯先生人缘极好，记性极好，50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他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曾有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把冯先生作为原型。我写《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也给这位老教务“名家”的礼遇，专有一节写到他。
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每天下午５点左右就看到满头华发的王瑶先生叼着烟斗，骑着单车，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拿到信件转身就走。诗人谢冕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也是骑单车，却西装革履，见人就大声招呼。而岑麒祥、林庚、陈贻焮、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则多半是散步来此，除了拿信，顺便打听消息，闲聊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黄修己、汪景寿等先生斜靠在收发室破旧的椅子上，天马行空地侃大山。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这些年为了方便，在五院专门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沙发电视，香茶咖啡，可是现在的人都忙，来系里拿信聊天的很少了。休息室难得有老师问津，经常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五院南侧竖立一排信箱，200多个铝制灰色小柜，每人一个，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甚为壮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常见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民间学者，甚至是上访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见名人，或者就某个问题要“打擂台”。他们大都心怀热望，个性执拗，渴求能引起关注，时来运转。
五院学术活动络绎不绝，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有位汉学家曾跟我说，平时在欧美难得见到的同道，在五院反而容易碰上面。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告示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听讲。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不像现在那样讲究，都要花钱请专业人员制作告示了。名人讲座实在频繁，想在五院“炒作”什么“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五院不兴这一套，学术影响照样很自然地发生。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老北大传下来的旧式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便从这里传播开去。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黄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研究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詹姆逊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洋教头”授徒那一间和我有些干系。1986年冬我赶写博士论文，家里房小挤不开，每晚便到五院这房间用功。那时校园没有现在的热闹。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整个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读，是那样寂寞而又不无充实。想不到十多年过去，我担任系主任（1999-2008年），这里又做了我的办公室。我在此会见同事学生，也接待过许多学界的名流。至今闭上眼睛，我仿佛还能嗅到五院那老宅子幽幽的味道。
北边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现在是会客室。70年代末我们上研究生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吴福辉讲“张天翼和讽刺作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等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情思洋溢，满头冒汗；赵园字斟句酌，条分缕析；凌宇则声响如雷，气势非凡。王瑶先生边抽烟边点评，那上海牌斗烟丝特殊的香味，能在学生内心深处终生缭绕。当初讲习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学者，我们摸索着学术研究的“入门”，第一步迈进的就是五院的“门”。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是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孤本善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青灯棕案，有些暗，非常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后来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资料室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改成了学术报告厅。虽然没有什么高级的音响装置，讲台座位都极普通，但来访的名家大腕总还喜欢在此授课。可惜容纳不多，供不应求。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讲座，8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气场足，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诗意盎然，情怀激越，直讲得飞汗如雨，大获成功。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有点俗，用在五院却恰切。五院平时极安静，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等，才甚是热闹。学生毕业，或者国内外学者名人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更是一种别致的风景。
流连五院，想望五院，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在这里读书、讲学、交往，诸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袁家驊、吴组缃、季镇淮、朱德熙、王瑶、周祖谟、林庚、林焘、褚斌杰、徐通锵，等等。这样一批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中国文化分量，能勾起许多师生难忘的记忆。五院已经融入到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了。当你想起这些院落庭园，曾有那么多大师名人在此活动过，一切便都变得亲切、人格化起来。这些名家有许多个性化的传奇故事，想象这些故事就发生在类似五院的北大环境中，这就是传统的感受吧。
新楼肯定比旧院宽敞而现代，每人一间也是早就期盼的，但北大中文系真的要离开五院了，又难免有些失落。新建的人文学苑也是有点仿古的，设备自然错不了，但还能像五院那样优雅，那样随性自在地自由出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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